這樣的課堂不僅少有遲到早退者，往往是旁聽者甚多，每次開課都會看到後來者席地而坐。在張五常看來，推薦教材、板書、講義這些形式都是限制思維的，所以聽他的課從來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張五常認為，上課的重點在於啟迪學生思路，完善他們的思考方法，而不在於教授經濟學的知識，要教會學生如何利用經濟學的假設、推理和方法去思考問題、解釋現實的經濟生活。
在教育上，張五常主張興趣是一切的先導，而缺乏興趣與教師的教授方式沉悶是有一定關係的。他建議中小學生要在讀物和交朋友上擴展自己的視野，培養自己某一方面的興趣，到了大學，要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點選擇相關學問有深度的老師。他的這些主張就我國現行教育體制來講，並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這也是為什麼張五常力主教育改革的原因之一。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學術大師，在這一點上，張五常的主張是依照個人天賦勤奮鑽研。學術研究的本身就是一種樂趣，應為了樂趣而思考和深入，不能抱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樣的功利思想來進行研究。如此堅持下去，即便是平庸之輩也有可能作出不小的貢獻。
在態度上，張五常強調一知半解不是學問，要從基礎抓起，「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打牢基礎才能夠在以後的研究中左右逢源。針對青年學生浮躁的求學心態，張五常開出了藥方。浮躁的原因是把學問看得太過容易、操之過急。青年學生要把精力放在重要論著上，再三研讀，反覆思考和衡量。只要能非常認真地讀上幾十頁的作品，深刻體會其各種層次的含義，浮躁的態度就會得到改正。
關於讀書，張五常用自己求學時候睡在圖書館的經歷，說明了青年時代讀書求知的重要性和方法。要研讀一個小專題，可以集中閱讀這個專題方面的所有書籍，但也不必苛求逐字逐句。對於經典之作當然要細細體味，可事實上大部分的書都是毫無創意的，有無皆可，所以要學會甄別優劣。對於老師或同學津津樂道、有口皆碑的書籍，又與自己所學相關，當然不能放過認真品讀的機會。總體來講，張五常的讀書方法可以概括為細尋找、勤思考、常對比、成體系。同時，他也鼓勵多讀自己專業以外感興趣的書籍，以擴展知識面。
童年的苦難經歷，其印象難以磨滅，又加上自己獨特的求學經歷，面對當前教育制度，張五常對中國青年一代的關心之情非常迫切。他曾經說過，自己只不過是運氣好點，屢遇名師，如果當今中國青年一代能有他的際遇，多半是要優秀於他的。
2000年之後，張五常頻繁出現在中國大中學校園，為青年學子傳授他的求學、研究法門，受到異常熱烈的響應，講堂爆滿，甚至有人在後面呼喊著他的名字，有人曾戲稱能達到如此轟動效應的，張五常跟周星馳可有一拼。一時間，張五常被賦予了「明星教授」的光環。
8．數學重要性之爭
同弗裡德曼一樣，張五常也是從事實出發去研究經濟學的。但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張五常在其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之後幾乎從來不用數學工具，這一點倒是與科斯很像，科斯的經濟研究就是沒有數學工具的。
在其演講或文章中，張五常多次提到數學只是工具，不重要，甚至宣稱博弈論的數學研究都是無用的，這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他尤其反對搬一大堆資料數據輸進計算機，然後去挑選自己喜歡的結果，張五常還對某些青年學者一開始就以主流經濟學家的模型為出發點進行數學推理的研究方式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
自凱恩斯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劃分為兩個獨立的框架體系，即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也被稱為價格理論，主要研究個體經濟行為，包括個人、企業和產業的生產收入分配問題；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用國民收入、國民總投資和消費等統計數據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研究領域。
張五常不用數學進行經濟研究，有他自己堅持的一套理論。他反對經濟學宏微觀的劃分，認為經濟學無非就是兩個基本原理，一是自私的假說，即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毫無例外地在有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二是需求定律，即需求曲線毫無例外地向右傾斜。掌握了這兩個基本原理，所有的經濟學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說，從經濟學是用來解釋現象的功用來講，數學是多餘的。
對於經濟學的研究，通常我們遵循兩種範式：一種是實證研究，即研究者要親自收集相關資料，為提出理論假設或驗證理論假設而展開的研究。這種研究主張結論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強調材料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之上，進而推出具有同等條件下可驗證的一般結論。另一種是規範研究，關於經濟目標、經濟結果、經濟決策和經濟制度等方面的維度進行合意性研究，旨在作出經濟判斷。
張五常強調他所做的研究是基於實證研究範式的，但是實證並不是說一切從感性出發，而放棄對邏輯的思考和分析。在經濟學界，不管是國際還是國內，對數學工具的應用都成為了一種潮流，在這個潮流之下，張五常卻逆流而上，主張回歸古典研究方法，這在很多學者看來，是不可接受的。
北京大學的汪丁丁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了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對待數學的問題，他引用羅素的看法，作為邏輯的延伸的數學，它能夠給我們的各種定理無非就是邏輯上的「永真式」，或者「同義反覆」。然而，數學的功能又恰恰在於把同一因果關係的表達式轉換為對特定研究者而言更加清晰的表達式，從而使研究者能夠發現以前看不清楚的事物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不借助於以代數結構為對象的數學工具的話，就無法把「知識」劃分為毫無差異的一個一個的「知識單位」。對於博弈論，他認為不借助博弈論和一般均衡理論就無法把握「效率」的真實含義。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王則柯[王則柯，男，1942年出生，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國際商務系教授，碩士生及博士生導師。近年來，他主要致力於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工作，偶爾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表觀察結果和提供意見。
]從教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擔憂。他認為張五常的批評會給青年學者造成數學無用的錯覺，由於其大師光環的感召，這種錯覺會蔓延開來。青年學生一旦誤入歧途，悔之晚矣，不利於經濟學教育的健康發展。
經濟學歸於兩個基本原理的論斷，不少學者認為是以偏概全，抹殺了大部分經濟學者的研究貢獻，是不足取的。在眾多批評者當中，要數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的夏業良最為激烈，他不僅在學術上給予反駁，還對張五常的個人行為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和質疑。夏業良在其文章《對「張五常熱」的一點冷思考》中表示並不否認張五常在經濟學上作出的貢獻，但是其為人「無常」，說話常常前後矛盾，並且把張五常歸結為「五常」：一是常常誇大其詞，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與大師為伍，三是常常過於自信，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鶴立雞群，五是常常以自己預測準確而自豪。以「五常」為基礎，夏業良對張五常進行了言辭犀利的批評。
對於不同的聲音，張五常不以為意，既不理會，也不回應。張五常說，《佃農理論》發表以後，很多美國的大學學報都有批評他的內容，他都未給予回應，這麼多年過去了，他的文章還在，而那些批評者的文章早已被遺忘了。
他認為，歷史上從來沒有能夠在學術上做到成功的批評或回應的人。他還告訴青年學子，自己的理論不要求被認同，只是希望大家能夠跟著他的思路去想，如果不喜歡他的思路，完全可以不看他的文章。
雖然這場爭論現在已經告一段落，然而爭論的焦點卻給我們留下了不少反思，當今大學以及科研院所以數學為主流的經濟學研究模式是否觸到了經濟學的本質，古典的以解釋經濟現象為主要抓手的經濟學研究日後能否佔據主流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張五常的研究「偏見」無疑帶我們踏上了經濟學研究模式的探究之路。
9．貨幣之錨
上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改革步伐的進一步深入，中國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通貨膨脹不斷蔓延，糧食價格不斷攀升，人民生活日益艱難。
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時代，貨幣的供給是由中央根據計劃需求決定的，而從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計劃經濟體系逐步解體，原有的貨幣政策已經不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同時，又加上價格管制所導致的雙軌經濟，通貨膨脹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講有其必然性。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通貨膨脹愈演愈烈，1993年春季，通脹進一步惡化，人民幣兌外匯幣值猛跌。如何通過貨幣政策的改革穩定物價，成為當時中央政府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
在通脹問題上，張五常認為適度通脹會提高農民的實質收入，有利於縮小城鄉差距。農民有住房和食品方面的優勢，農產品價格的上升正好發揮了這一優勢，但這要在一定的限度內。他還強調由於特殊的國情背景，中國對通脹的容忍度要高於美國。
1993年，朱鎔基就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推行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措施，避開一個個激流險灘，並於1997年成功抵禦亞洲金融風暴的狂襲，實現了中國經濟的軟著陸，中國經濟趨於平穩。
張五常認為，朱鎔基總理的調控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其成功運用了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政策。
這裡所謂的貨幣之錨，也就是貨幣的本位，即發行依據。傳統的貨幣是以金銀為本位進行供應發行的，二戰以後，由於美國持有世界上大量的黃金儲備，美元穩定強勢，所以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匯兌關聯。這個規定由於金本位對美元的約束，是相對穩定的，對戰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然而，之後由於美元的過量發行不足以維持原有的黃金儲備比例，美元事實上脫離了金本位的約束。
弗裡德曼的觀點認為，在沒有黃金作為約束的貨幣制度下，貨幣可以沒有固定之錨，而是用控制貨幣發行量的辦法來達到經濟調控指標，如通貨膨脹、失業率等。然而這些經濟指標是難以度量和控制的，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各國的金融危機，都與濫發貨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上世紀90年代我國是以美元為錨，同時實行外匯管制的貨幣政策。其實，國內和國際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市場，在這樣的背景下，朱鎔基選擇了以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依據，一頭直接掛著一籃子物品，另外一頭掛著美元。按照張五常的理論，用「一籃子物品」取代美元之錨，如果這一政策貫徹如一的話，即使外匯管制解除，人民幣的升值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會大大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