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價格改革方面，張維迎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提出了「雙軌制」。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其中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放權讓利」開始的。但是在價格體系還沒有開始進行改革的情況下，放權讓利導致了一些以利益為中心的不負責任的市場性行為，進一步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失調和供求失衡，政府對價格的控制變得越來越困難，計劃指標也越來越難以得到執行。到了1983年，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主管經濟的官員已經意識到，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已成為經濟改革的障礙，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進程。
當時的情況是，市場上的產品有的價格太高，但是有些產品的價格又太低。企業發現這其中的不合理，只好在有限的範圍內根據需求自主定價，所以就出現了有些企業的產品供不應求，有些企業的產品大量積壓的情況。而且，對企業來說，產品價格是國家所定，大家都願意去生產那些產值高的，卻忽略了那些產值低的產品，導致市場的混亂。
這種情勢下討論價格改革問題的文章越來越多，但多數觀點都受當時意識的局限，認為市場價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格必須由國家而不能由市場供求決定。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們討論的價格改革範圍比較狹窄，都是要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來調整價格體系，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價格的形成機制。
經濟學家之間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基本上集中在「成本決定價格」還是「生產決定價格」上，實際上就是分不清該「大調整」還是「小調整」。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張維迎的思想更快速地成長起來，經過幾年對西方經濟學的深入研究，市場經濟的觀念已經深入他的內心。
1984年4月，張維迎的《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初稿形成。他建議參考農副產品的價格改革的辦法，來制定相應的價格體制改革措施，也就是實行雙軌制價格，用舊辦法管理舊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新價格，最後建立全新的價格替代制度。
張維迎的這篇文章得到茅於軾先生的讚賞，推薦發表在由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雜誌《專家建議》上。
而在這一年，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極其不均衡，農村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在進程推進上大有起色，而城鎮改革卻舉步維艱，因為保守勢力相對比較強大，尤其是在思想意識形態上非常強勢。在這種情況下，每走一小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踩到爆點，怕之前的努力全部付諸東流。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政府內的改革派和民間的改革者都需要謹慎，甚至借勢而行。
1984年7月，張維迎在報紙上看到了經濟日報社等單位組織發起的「中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學術討論會」的徵文活動，遂將題為《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的論文投了出去，經過重重審核，最終獲得通過。
由於這篇文章語言犀利、言論大膽，觀點更是觸及了當時的關鍵問題，所以導致初審失敗。最後如果不是石小敏先生的賞識，他的文章和觀念根本不會獲得認可。而且，石小敏還把這篇文章推薦給高尚全先生，此時他正在組建體改所，而這也為張維迎以後進體改所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
1984年9月，「中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將論文通過的124人從全國各地召集到浙江莫干山召開會議，這次會議的宗旨是「為黨和國家獻計獻策」，重點討論的是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張維迎在去參加會議之前，就雙軌制思路已經有了新的、更加詳細的版本，這個新版本通過對不同產品的描述，對雙軌制思路作了更加詳盡的解釋。在這次會議上，張維迎的理論給與會各方帶來震動的同時，也給當時的經濟界注入了新鮮血液。他的觀點被部分採納，上報給政府部門，對後來價格改革制定政策起到了重要影響。
在80年代中後期，整個中國經濟基本上都是「雙軌制」了，也就是計劃一條軌，市場一條軌，儘管在理論上這個方法比較完美，但在實施的過程當中，出現了與提出者的初衷不相符合的現象——大面積腐敗。
實際上，雙軌制之所以能夠推行下去，跟它能讓部分官員得到一定的好處很有關係，因為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調配資源，從而賺取「兩軌」之間的差價。以農村的價格改革為例，剛開始的時候，有些鄉鎮幹部害怕失去特權，本是反對改革的，可是很快他們就發現，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關係和對外界更詳細的瞭解，得到額外的好處。
雙軌制滋生了太多的腐敗現象，而它的創見者張維迎則遭受了廣泛的批評。
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張維迎始料未及的，他這樣解釋：「中國的漸進改革並沒有一張精準的藍圖，改革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依賴，只能部分呈現，是摸石頭過河式的『干中學』。」
吳敬璉對雙軌制的實行也有這樣的評價：「雙軌制的實行使部分能夠從中得益的官員比較容易接受改革，確保了價格改革得以順利進行，這是利大於弊的。」
張維迎也說：「這或許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因為改革的成敗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權力部門的態度，有太多的改革理念被扼殺在搖籃之中，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想不出比雙軌制更好的辦法來度過20世紀80年代那樣的難關。
對於外界對他的種種非議，張維迎並不認同，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他這樣闡述自己的觀點：「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優劣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把這項政策與替代政策相比較，而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在當前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條件是否充分，而是習慣於用烏托邦理想、『文革』思維蠱惑人心。」
無論雙軌制實行的結果如何，張維迎都憑借這個理論成功地走進了人們的視野，獲得了經濟界前輩的認可，被許多人視為最具發展潛力的青年學者。那一年，他25歲。
4．主流經濟「引導者」
1984年12月，張維迎研究生畢業，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
張維迎在體改所工作了6年，期間他根據工作需要，研究過不少經濟領域，像外匯、宏觀調控、收入分配等等。針對中國的國情，他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其中很多受到國家經濟政策部門的關注。
對張維迎個人而言，他最感興趣的是企業家問題。
其實，在提出價格改革理論的時候，張維迎就講過：「價格不是自己形成的，它的背後一定有人在活動。」他的思維自然而然轉向了企業家。
張維迎或許是最早研究企業家理論的中國學者之一了，他推崇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對「正是企業家把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並通過不斷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才帶來了其經濟增長」這句話十分認同。通過對中國的經濟現狀進行分析，他與中央黨校的盛斌合作寫成《論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一書。
實際上，張維迎很清楚，在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他認為企業家是充滿不斷冒險和創新精神的，而我國的企業家充其量只是官僚經理而已，他們沒有冒險和創新的動力，也不用為自己的決策承擔責任。
張維迎意識到，沒有企業家就不會有真正的商品經濟和市場價格。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真正的企業家從何而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張維迎系統研究了企業家的職能、素質以及生存環境，提出了從「學而優則仕」到「學而優則商」轉變的觀點，而且論證了「造就企業家隊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等一系列命題。
1986年9月19日，張維迎《造就真正的企業家》一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他指出：只有財產關係明確，才會有真正的企業家。因此，造就企業家的關鍵在於改革財產關係。張維迎發出的聲音，引發了人們對企業和企業家的廣泛討論，對國家政策的制定者也有借鑒作用。
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全國各大企業都開始實行承包責任制。這個政策的實施，有力地提高了企業管理者的工作積極性，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幸運之神總是眷顧勤奮的有心人，同年10月，張維迎被體改委派到牛津大學進修。在學術上，他大開眼界，深切感受到自己在經濟理論方面的不足，然後義無反顧地深入進去，汲取知識的營養。
1988年底，進修期滿，張維迎戀戀不捨地離開了那裡，但他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再找機會重新回來學習。1990年夏天，張維迎把工作關係轉出體改委，又委託朋友辦了出國手續，於9月飛赴牛津。
牛津大學4年的學習讓張維迎受益終生，其中所付出的艱辛，只有他自己能夠體味。對此，張維迎卻並不在意，他更看重的是在牛津生活期間那種披荊斬棘後的快樂和興奮。
「我是帶著中國的問題到牛津求學的。」張維迎說。基於之前對企業家和所有制關係的關注，他把學習的重點集中在「資本僱傭勞動」這一課題上。
1994年，他關於這一命題的論文通過答辯，獲得了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而論文的中文版《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在1995年出版，被國內經濟學研究生視為珍寶，幾乎人手一冊。
整篇論文結構緊湊、邏輯嚴謹，而且充滿創意，被他的導師稱為是未來研究生論文的一個範本。表面上看，這是一本純理論著作，而真正懂得的人能看出，書中的思想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具有寶貴的理論指導價值。張維迎提出了「國有資本變債權，非國有資本變股權」的思路，這個觀點在政府有關部門引起強烈反響。
因為張維迎在國有企業改革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影響，他被國家體改委聘為「現代企業試點咨詢委員」，並多次被國家經貿委和國有資產管理局等機構邀請在有關會議上作主題演講。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召開，會上明確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在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個重大決策大大加快了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度，而之後實行的股權改革、搞活經濟等等，有不少與張維迎的觀點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