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維迎，1959年出生於陝西省吳堡縣。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任院長、經濟學教授。1982年西北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1984年獲西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92年獲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張維迎積極參與中國改革，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建言獻策。他在國內最早提出雙軌制價格改革方案；他的企業理論在政企兩界影響廣泛。2000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基金」。2002年，關於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會信任和企業信譽的闡述，引起人們對這三大問題的空前關注和討論，當選為「CCTV2002年中國經濟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發表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長文，將有關改革的爭論推向一個高潮。
張維迎並不是一個安分的學者，屢出驚人之語。1983年，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為錢正名》，提出「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作貢獻」的觀點，文章刊登後立即引發全國大批判。
2003年，張維迎主持下的「北大改革」，「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激烈爭議。2004年，他參與「郎顧之爭」，隨之在「國有資產流失為主題」的大論爭中充當旗手。而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的論調使他一夜間成為「人民公敵」。
張維迎的高調和不妥協，使其為人詬病，甚至成為大眾攻擊的對象。在中國經濟學界，他常常引發爭議。以此看來，「風口浪尖上的學者」之稱，張維迎當之無愧。
1．第一次揚名
如果不是那個特殊的機會，張維迎的人生或許是另一番面貌。
1982年2月23日，全國數量經濟學年會在西安召開。在當時，這可謂全國級別最高的經濟學術會議。政治為綱的年代，人們輕易把一切思想付諸意識形態。但由於傳統經濟學者基本不懂數學，一些思想激進的年輕人往往以數學為掩護，研究、傳播經濟理論，於是掀起一股新潮流。
這次會議實際上就是他們集中討論的平台。後來成為國內學科帶頭人的許多經濟學者都有參加，比如茅於軾、楊小凱、田國強、王國鄉、劉世錦等。不過，在當時他們大多被主流所排斥。
後來回憶這次會議，茅於軾說：「那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傳統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鬥爭會。」而當時，探究現代經濟學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所以他們只能以「數量經濟學」[數量經濟學舊稱經濟數學方法，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指導下，以質的分析為基礎，用數學方法和計算技術研究經濟數量關係及其變化規律的科學，是社會主義經濟科學的一個新分支。
]的名義來探討西方經濟學。
會議首先分組討論，年過五旬的茅於軾擔任小組副組長。會上，一個年輕人的出現引起了茅於軾的注意。
這個年輕人就是張維迎。那時他還只是一名經濟系的研究生，本沒有資格參加會議，但因為導師何煉成[何煉成，男，1928年生，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擔任中華西方經濟學研究會發展經濟學分會名譽會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常務理事、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名譽主席等社會職務，兼任日本同志社大學、美國西密歇根大學、德國吉森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等20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
]教授推薦，加之會議又是在其母校西北大學舉行，於是張維迎得到一個寶貴的發言機會。
張維迎發言的題目是：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關係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主要討論傳統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異同。來自全國各地的經濟學者原本不認為這個年輕人會有什麼高見，只是抱著姑且聽之的態度，但直到聽完發言才覺得大有是處。隨後，張維迎被選為小組代表，到大會上發言。
20出頭的張維迎用年輕人的口氣侃侃而談。「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不使國家昌盛、人民富強，而是死死守著那些過時的教條，那麼他們的良心何在呢？」這句宏論令在座前輩皆感震驚，不禁對其刮目相看。就這樣，他在圈內開始小有名氣。
茅於軾從張維迎身上看到了對改革「共同的憧憬」。他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從那時起，我就對這個年輕人有了深刻印象。」
2．倥傯歲月
人生充滿太多不確定因素，總是被時代不由自主地推向前去……
張維迎的早年歲月，在與命運的抗爭中度過。1959年，張維迎出生於陝西省吳堡縣。父母都是農民，對其抱有厚望，希望通過讀書改變一家人的命運，因此無論手頭多麼拮据，從來不曾放棄供他讀書。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7歲的張維迎高中畢業，由於還沒恢復高考，回村當了村團支部書記和民兵連副指導員，期間還給地區軍分區司令員匯報過工作。因工作出色，第二年他獲得地區「優秀通訊員」稱號，還擔任了生產隊長。
如果順著這條道路發展下去，張維迎或許可以成為一名有所作為的官員。然而，時代又一次改變了他的命運。
1977年恢復高考。張維迎萌生繼續學業的夢想，或許是短暫經歷的影響，填報志願時他選擇了「新聞」和「中文」，但最終卻被擴招進西北大學新成立的政治經濟學專業。就這樣，張維迎與經濟結下了不解之緣。
作為村裡第一個大學生，開學前，全村人為張維迎送行，張家招待大家吃了米糕，那場面張維迎至今記憶猶新。
1978年，張維迎第一次走出農村，進入城市。這次機會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一個新的世界在擅長思辨並以此為樂的張維迎面前打開了。
3年的大學生活，是一個知識積累和辯證思維方法形成的時期，張維迎收穫了人生第一筆思想財富。隨著畢業的臨近，他開始考慮人生的出路——是分配回家，還是繼續深造？他選擇了後者。
1982年，張維迎考取本校何煉成教授的研究生。經濟學界，何教授以善於識人著稱，鼓勵新思想，不怕離經叛道。當時全國院校經濟系講授的主要內容還是傳統政治經濟學，何教授卻總是一有機會就向學生介紹西方市場經濟思想。就是從他身上，張維迎第一次聽說現代經濟思想並開始思考其對中國社會的意義。
何煉成對張維迎重視有加，所以才推薦他參加1982年的那次數量經濟學年會。會後，張維迎的思路更加開闊，對知識的渴求也越發強烈，開始自行組織讀書班。
栗樹和曾經是班中成員，與張維迎等人一起學習微觀經濟學並共同探討。基於對微觀經濟學透徹的理解和分析，張維迎發現價格理論是這門學科的核心，他以這個核心理論為出發點，來探究經濟學更深層次的內涵與價值。
張維迎的思路在學習現代經濟理論的時候特別活躍，他在獲得知識的同時，思考方向也從書本向社會現實轉化。
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人們的思想都處在似開未開的狀態。縱觀知識分子地位的起伏歷程，這個時期正是知識分子的研究相對比較活躍的階段。究其原因，應該是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展開，知識分子在對社會現實有進一步認識的基礎上，也對自身和現實與傳統的理論進行重新思考。實事求是地講，這種認識應該是歷史進步的表現。張維迎以經濟學的供需原理為出發點，發表了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經濟學思考》，文中認為知識分子的地位取決於社會對知識的需求，若有效需求足夠，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地位自然會提升，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現行體制的改革。這種有理有據的分析觸動了人們的敏感神經，張維迎的這篇文章至今仍被不少人認為是當時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里程碑」，具有重要意義。
1983年8月，還在西北大學讀研究生的張維迎出事了！
當時，《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首都青年個體戶座談批判向錢看》的報道，在改革理念還未深入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這正反映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思想水平。這段豆腐塊一樣的文字引起了張維迎的思考，為什麼中國人把錢當做萬惡之源？為什麼中國人「學而優則仕」，而西方人「學而優則商」？他基於經濟學思維方式，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經濟學上，錢是價值的客觀度量，為了創造財富而賺錢是應該的，不該把錢看成是壞東西。他認為一切向錢看是價值觀念的歷史性轉變，一個人越能賺錢，說明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
這樣的論調觸動了當時人們的敏感神經，在那個政治大於經濟的複雜年代，為錢說話，在一部分人看來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我國的國家性質不符。此文被當時某位省領導點名批評，繼而引發了全省乃至全國的強烈聲討。
承受壓力的不僅僅是年輕的張維迎，他的母校西北大學同樣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研究生處處長把張維迎叫到自己病床前，無比痛心地說道：「維迎啊，黨和人民培養你這麼多年，你怎麼能寫出那樣的文章來呢？而且，寫那樣的文章也沒找領導報批，成何體統啊？」
面對病中的處長，張維迎違心道歉，生生嚥下了那份巨大的委屈。
身在北京的茅於軾聽說了此事，寫了篇題為《張維迎何錯之有》的文章，四處投稿卻無法發表。於是他寫信給張維迎，鼓勵這個年輕人不要放棄，告訴他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要受到巨大的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舊觀念視為大逆不道。張維迎回信說，他會等到對方給他的道歉的。茅於軾回復他說，舊觀念是不會給新觀念道歉的，只要保守派和改革派產生交鋒，新觀念、改革派總是會受到批判的。
張維迎只能默默接受這一切，在心裡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此事導致他差點畢不了業，就連身在老家的父母都知曉了此事，傷心至極。張維迎一直都說，他受的委屈沒有比這次更大的了。然而這次遭遇也使張維迎下定決心，尋找更為廣闊的空間承載日益開闊的眼界。
3．雙軌制帶來的榮耀與爭議
1984年，張維迎離開西安，來到北京。
年輕的張維迎興趣廣泛，涉獵價格改革、企業家成長、宏觀調控、所有制改革、外匯外貿體制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等等領域，任何一種社會現實，對他都有極大的吸引力。他樂於思考一切重大問題，而且讓他自豪的是，跟同時期的經濟學家相比，他的行文邏輯20年未變，這是非常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