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經濟智囊 第26章 樊綱:用自己的聲音說話 (4)
    在與郎鹹平的爭論中,樊綱並不孤獨,汪丁丁教授也對郎鹹平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郎過多地將市場經濟發展的希望寄予政府是不對的,政府應該做該做的事情,其他的權力還給市場。其實兩派的論戰正反映出了「市場派」與「調控派」的意見分歧,從長遠角度來看,就像有些學者所說的,也許作為樊綱一方的「市場派」更符合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

    8.資本市場改革

    銀行壞賬是各個國家的金融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如何有效控制壞賬也因此成為銀行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我國,銀行的壞賬與國有企業的發展有著很深的淵源。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個問題日益突出,一方面是國有的銀行業;一方面是同樣為國家所有的企業,同為一個東家,向國企貸款就好比是把錢從一個兜裡掏出來放到另外一個兜裡。對於銀行來說,有國家擔保,不用擔心國企造成的壞賬,即使是產生了壞賬,銀行也不用承擔什麼責任,反正自己也是國家所有的。對於企業來說,有恃無恐,除因為「大鍋飯」機製造成的運營效率低下外,對於銀行貸款的有效利用也沒有動力,多數都用到了其他方面,甚至是中飽私囊,運用權力貸出款以後直接挪到了個人名下。

    處於開放市場中的民營經濟卻是另一番景象。由於沒有強有力的擔保,銀行貸款非常艱難,只有通過親戚朋友借錢等私下融資方式進行企業的擴大再生產。由於國家對銀行業的壟斷,不允許私人開辦銀行,單方面通過私下融資方式籌集的數額畢竟有限,所以催生了地下錢莊的交易氾濫。

    樊綱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式就是金融市場的開放,允許私人開辦銀行,這樣不僅銀行本身有了發展的強大動力,一些中小企業的發展融資問題也可以解決。對於解決國有銀行的壞賬問題,樊綱認為大力推進銀行業和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才是根本。

    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企業融資方式也有了多樣的選擇,起初的為國有企業籌集資金的股票市場在我國逐漸成熟起來。國有企業上市融資,起初有70%的國有股份是不允許流通的,這自然就產生了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局面。

    按照樊綱的理解,資本股票市場之所以活躍的一個根本動力是股東以資本為依據的投票權。對於中小股東來說,如果企業經營不好,可以選擇「用腳投票」的方式撤出該企業。

    而對於大股東來說,也有著努力把企業做好的動力,一方面是中小股東的選擇權,另一方面也要防範由於經營狀況欠佳,股價下跌而被人收購的危險。但是在我國的股票市場,尤其是以「非流通股」的存在為特徵的融資方式,極易造成國企圈錢不贏利的悲劇,因為沒有被收購的危險,又加上國企「政企不分」的體制性經營障礙,使得中國的股票市場處於一種不健康的發展態勢,股市醜聞頻出也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剛剛進入21世紀,我國資本市場就爆出了震驚中外的「銀廣夏」[1994年6月上市的銀廣夏公司,曾因其驕人的業績和誘人的前景被稱為「中國第一藍籌股」。2001年8月,《財經》雜誌發表「銀廣夏陷阱」一文,銀廣夏虛構財務報表事件被曝光。專家意見認為,天津廣夏出口德國誠信貿易公司的為「不可能的產量、不可能的價格、不可能的產品」。以天津廣夏萃取設備的產能,即使通宵達旦運作,也生產不出所宣稱的數量;天津廣夏萃取產品出口價格高到近乎荒謬;對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產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臨界萃取設備提取。從大宗萃取產品出口到銀廣夏利潤猛增到股價離譜上漲,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

    ]事件,資本市場如何有效監管成為當時熱議的一個話題。

    樊綱認為,資本市場出現醜聞並不是我國所特有的現象,而是自資本市場誕生就頻繁出現的問題,關鍵是如何透過醜聞有效地對市場進行監管。在樊綱看來,我國的資本市場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產權問題。由於大部分的資本市場運營企業都是國企,即使出了問題也無法徹底問責,最多就是開除公職之類的處罰,如果能透過產權改革,將這個責任具體到個人,發現醜聞,一罰幾百上千萬的,傾家蕩產的壓力會迫使這部分人不敢進行非法交易和操作。

    雖然存在重重問題,但是樊綱對我國的資本市場改革取得的成就還是持肯定態度的。和歐美發達國家經過了上百年發展比起來,我們發展的時間是遠遠不足的,依照時間和成績來進行比較,成果還是顯著的。所以,他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也不可操之過急,必須堅持漸進式的改革模式,欲速則不達。

    9.繁榮下的反思與危機中的樂觀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的《道德經》一語道出了世間萬事相互轉化的道理,但是生於塵世之人,又有多少能從「危」中看到「機」,又有多少能在「順」中覺悟到「逆」呢?也許前者相對於後者來說要容易一些,因為希望從來都是對抗困難的一劑良藥,而沉浸在幸福之中的人們,多半不會意識到潛在的風險,人性使然。

    樊綱相比大多數人來講,可能更為理智和覺醒。

    上世紀90年代,曾經出現過多次「中國經濟崩潰論」。1993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以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有進入21世紀以後的國企、金融、國民收入等方面的弊病的日益顯著,彷彿都給這些崩潰論調提供了佐證。

    然而,樊綱卻一貫堅持其冷靜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經濟還有非常強勁的發展餘力,甚至喊出了「高速增長幾十年」的口號。在他看來,所謂經濟崩潰的各種論點都必須通過不斷的發展進行解決,所以中國事實上是被逼上了高速增長的道路。一旦增長停滯,所有的矛盾都可能一觸即發,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中國必須不斷發展。同時他也強調了體制改革深化的重要性,國企、金融資本市場、城鄉以及區域發展等方面,還有許多亟待改革的地方。

    事實驗證了樊綱的推斷,中國在21世紀的頭10年裡確實保持了一種快速的增長態勢,並且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部分矛盾也在不斷解決,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也許真的如樊綱所言,需要用發展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給我國的對外貿易造成了巨大衝擊。海外許多企業紛紛倒閉,通脹壓力增大,失業人口增多,社會各界都噤若寒蟬之際,樊綱卻拋出中國經濟不會出大事的論斷。

    樊綱認為,中國經濟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健康經濟體,從基本面上來看,財政盈餘、貨幣穩定、貿易順差以及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又加上政府年初對防止經濟過熱的有效調控以及緊接著出現蕭條跡象以後的經濟刺激計劃,所以中國經濟有著強勁的後發優勢,不會因為國際金融危機而造成巨大波動。未來30年中國經濟仍將快速增長。樊綱也借助了危機的影響,再次闡述了自己「回歸製造業」的中國經濟發展理念。

    日後事態的發展證明了樊綱的推斷,僅僅過了不到1年,中國經濟就恢復了以往的活力,持續上漲。2009年不僅實現了GDP(國內生產總值)保8的目標,各方面的發展也顯現出了所謂的後發優勢的活力。

    然而,樊綱並沒有因此而興奮。繁榮之下,他發出了「冷靜面對新繁榮」、「防止資產泡沫」的警告。

    在我們的經濟體制當中,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因素存在,因此體制改革的力度還不能放鬆,要通過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來推動發展。另外,縱觀歷史上經濟危機的成因,多數是由資產泡沫引起的,也就是股市、樓市的泡沫,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要作為一個持久的功課來做。不過,樊綱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並不是很強烈,他認為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是由原材料價格上漲引起的,但是到消費市場的許多中間環節又會通過技術改進等方式抵消掉一部分,另外通貨膨脹也不會造成經濟危機,所以這一點不必太過憂慮。

    2011年,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央行年內幾次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膨脹的勢頭還是沒能根本抑制,樊綱沒有預見到本輪的通脹,然而通脹本身究竟是不是像樊綱所判斷的那樣不會造成危機,還是一個未知數。

    然而,在一輪比一輪猛烈的政策打壓之下,房價仍然穩步攀升確實令人擔憂,外有人民幣升值壓力,內有躁動的消費心態,中國會不會上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悲劇,是未來人們緊密關注的事情。

    寂寞的旁觀者

    灰色的理論到處都有,我的朋友,只有生活之樹四季常青,鬱鬱蔥蔥。

    ——歌德

    素有「帥哥經濟學家」美譽的樊綱,在經濟學研究上卻是以嚴謹慎重而著稱的,雖然有些時候這些謹慎會給人保守的印象。對於保守,樊綱有自己的看法——「先悲觀的人更樂觀」。

    21世紀初,當互聯網事業蓬勃發展的時候,樊綱給「網購」潑了冷水,堅持從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出發的風格又給他扣上了「唱衰新經濟」的帽子。不過,如今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說明樊綱的判斷也並非無可挑剔,然而他經濟學研究的基本理論卻始終如一;回看其以前發表的專著或論文,個中理論幾乎是不需要改變的,因為他所追求的是一種普適的經濟學框架。

    樊綱經常自稱是一個理論經濟學家。在他看來,所謂的理論經濟學,是超越國別、民族和利益團體,沒有階級性的基礎學科。他如此執著追尋,堅信並尋找著一種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本方案,這多少讓他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

    在研究風氣式微、學術氛圍所剩無幾的今日,學者們不甘寂寞,頭頂各種帽子投身市場經濟的洪流當中,任何一種聲音的背後,都代表著一定的利益訴求,這幾乎成為眾所周知的事情,見怪不怪。在這個日益浮躁的時代,向來嚴肅的經濟學也未能倖免,成為譁眾取寵的手段。各種論調上下翻飛,甚至常常自相矛盾,讓人們看不清本來面目。

    樊綱的存在起碼讓人抱有一絲幻想。

    樊綱追尋普適經濟學的行為本身,正是基於對人類生活共同點的發現,冥冥之中總有一些東西不能被時間磨滅,見證著歲月的枯榮與明滅。

    驀然回首,從苦難的少年時代開始,樊綱就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雖然因此付出了代價,卻始終如一。

    很多時候,樊綱看問題的角度和方式總是非常「另類」,更確切一點講,彷彿他本身不在其中,而是一個旁觀者,這種理性讓他顯得極其冷漠。人們常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樊綱無疑是相信這點的。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說,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以經濟學人獨立的學術人格詮釋著「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尊重科學」這一看似簡單卻實屬不易的操守。

    作為普通人的樊綱,也會經受世俗社會各種各樣的誘惑,譬如,農場改造時期的機遇、海外留學時的去留問題。當徘徊於實事求是與歌功頌德、「糟糠」祖國與舒適美國之間時,他最終的選擇已經無聲勝有聲。

    在爭議四起的時候,他大可以緘口不言,從政、從商也未為不可,當然也可以把經濟學作為敲門磚。而樊綱卻一再保持著「用自己的聲音說話」的經濟良知,不為外界影響所動搖。

    馬克·吐溫說,「遲來的真相,就像突然擊中頭部的馬蹄鐵。」如同一位孤獨獵手,樊綱旁觀世事,等待那一刻的降臨。然而,他更希望那一刻不要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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