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處處報以這種道德憧憬，不如以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去做假定，只要有一個「小人」，那麼在進行經濟研究和制度設計的時候就要以對待「小人」的標準進行。因為，我們的制度安排只要放過了一個「小人」，而這個小人的醜惡行徑因為制度的缺失而沒有得到懲罰，那這種醜惡就會進一步氾濫，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定律。該定律是這樣一種歷史現象的歸納：在鑄幣時代，當那些低於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鑄幣——「劣幣」進入流通領域之後，人們就傾向於將那些足值貨幣——「良幣」收藏起來。最後，良幣將被驅逐，市場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幣了。
]，人人爭先作惡。
五千年華夏文明，君子仁義之論滔滔，我們不自覺地將道德的假設強加於人。多少個封建王朝，我們都期待著一個聖君帶我們走向太平盛世，但是事實又是怎麼樣的呢？
樊綱堅持客觀立場，敢於直言的做法讓爭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通過網絡交流和溝通日益方便，網絡也成為獲取信息的重要手段。2006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媒體上肯定了群眾通過網絡言政對政府工作的重要參考意義，幾乎同時，樊綱跳出來進行反對，稱「網民不能代表民意」。樊綱認為民意是指大多數的社會低層次人群的意見，而這群人是被排除在了網絡之外的。整天上網的人，或多或少都會代表某些利益團體的聲音。所以，「政府不能僅以網上的輿論來制定自己的政策」。
逆勢而上，樊綱的言論立刻受到了強烈的攻擊，並與其之前的「經濟學家不講道德」的言論相結合，網絡文章頻出，嬉笑怒罵的口水征討，大有「生吞」樊綱之勢。
眾家立場不一、觀點不同並不奇怪，也可能只是樊綱的言論沒有歸於主流的意識當中。也正是因此，作為經濟學家，樊綱在紛繁複雜、荊棘叢生的輿論大潮中一直堅持著獨立的觀感才顯得那樣難能可貴。
6．收入差距問題
改革開放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絕對平均的分配理念，從「萬元戶」到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到現在的各種各樣的富豪排行榜，標誌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同時也說明我們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拉大。
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衡量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係數[基尼係數，或譯堅尼係數，是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
]在我國逐年攀升，早在2000年就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並繼續上漲。世界銀行相關數據顯示，中國最富有的一部分人和最貧窮的一部分人之間的收入比例差距，已遠超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拉大給中國帶來了許多深層次的社會矛盾。
從經濟學角度看，改革開放與收入差距的矛盾正是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二者是相伴相生的。
樊綱認為，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幾乎不存在太大的收入差距問題，但同時經濟也幾乎處於停滯狀態。現在收入差距的拉大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樊綱指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即使沒有腐敗、特權等政治問題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要產生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它幾乎是與制度轉型孿生的，所以才有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
嚴格來講，人們所不能容忍的並不是因為經濟發展而自然產生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是因為貪污腐敗的制度缺陷所產生的貧富分化，這才是社會矛盾的根本來源。腐敗是因為公權太多，也正是暴露的腐敗問題讓我們認識到了我們制度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要想限制腐敗，就必須要限制公權，有滋生腐敗的土壤就不能避免腐敗的產生，屢禁不止就是因為「有條件搞腐敗」的人太多。對此，樊綱也提出了自己的對策，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讓權力重回民間，釐清政府角色，搞好定位，把屬於市場的東西還給市場，只有這樣才能把權力尋租的機會大大降低。如果不搞好政府職能轉換，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同時，樊綱也強調，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改革本身就是各方面利益再分配的博弈過程，要用發展的方式去解決遇到的問題，不能就問題談問題。
樊綱認為收入分配不均衡，國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由於國企員工工資差別較小，但是權力差別較大，有些權力的控制者可以進行公款吃喝等個人消費，所以從收入分配上講，國企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
樊綱還對與收入差距相關的貧困問題做了分析，認為貧困可以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絕對貧困是用絕對的生活指標進行衡量的貧困，是一個靜態概念；而相對貧困則是以與周圍的人進行比較，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相對速度較慢。用這兩種貧困的概念解釋收入差距問題，樊綱認為相對貧困並不可怕，因為絕對量是上升的，相對的量差還有利於增加競爭，提高社會效率，另外對於相對貧困的遏制，政府還可以出台比如遺產稅、所得稅等調節手段。他最擔憂的就是絕對貧困的大量出現，這一群體主要集中在下崗工人身上，他呼籲國家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以防止曾經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人們走向絕對貧困。
對於城鄉發展不均衡，城鎮居民與農民的收入差距等問題，樊綱認為農民不太可能成為絕對貧困的群體。但是要想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只有讓絕大多數的農民脫離農村，變成城鎮居民，中國的現代化步伐也才可能進一步加快，而解決這一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力發展製造業。此外，這也是解決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一項重要舉措。
又是一次逆潮流而上，在大呼產業升級的今天，樊綱卻保守地鍾情於低端的製造業發展，引來不少非議。
7．炮轟郎鹹平
2004年的「郎顧公案」將一個經濟學者引入了人們的視野，並逐步變成了眾人關注的焦點，一時間名聲大噪。他就是被冠以「國有資產守護神」、「中國民營企業教父」等一連串美譽，知名度堪比影視明星、幾乎家喻戶曉的香港自由經濟學者，號稱「郎旋風」的郎鹹平。郎鹹平以其犀利的語言風格、對各種社會現象直言不諱、充滿個人色彩的評論和抨擊深得內地群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學生的喜愛。
隨著國際市場的開放，人們的視野逐漸開闊，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處於產業鏈下游的中國製造業的弊病，已經不再為製造業大國而驕傲。走向製造業強國、發展高科技的呼聲日漸高漲。
郎鹹平結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產業鏈理論」，並將之形象地概括為「6+1理論」[郎鹹平的「6+1」產業鏈理論：「6」是指：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零售，而「1」則指的是產品製造。「1」掙不了錢，「6」才能掙到錢。
]。郎鹹平用供應鏈價值工程的分析方法，將現代製造業的產業鏈分成7個增值環節，由高到低分別是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零售，這幾個環節的價值是逐漸減少的。按照郎鹹平的劃分不難看出，處於產業鏈最低端的生產製造不僅最髒、最累，利潤也最低。他舉了「芭比娃娃」為例系統說明了他的理論。
在產業鏈的分工當中，美國佔了高端的6項，而中國只佔了生產製造一項，中國製造出來的芭比娃娃賣給美國的價格是1美元，而美國商店出售的芭比娃娃卻是9.9美元，美國通過產業鏈優勢掠去了大量的資源和財富，而中國的製造業最終只不過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
以他的產業鏈理論為基礎，郎鹹平解釋了中國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以製造業為主的發展模式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同時也造成了環境的污染，更提出了如此低端的勞作對人才的漠視。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也正是因為中國根本就不需要大學生，如果長此以往發展下去，中國必然在這場沒有硝煙的「產業鏈戰爭」中一敗塗地。
郎鹹平的觀點顯然與樊綱大力提倡製造業的思路相左，樊綱認為中國現在除了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以外，必須要把低端製造業的發展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當前階段，發達國家固然控制了產業鏈的高端環節，我們國家只是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在生產製造環節獲得「產業鏈價值」的小頭。但正是這些低端的製造業，由於其勞動密集的發展特徵，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問題，為農村到城市的人口轉移提供了條件和就業保障。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合資和自己技術創新的方式，沿海地區已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和品牌，也在逐步完成產業鏈的「上游整合」。與此同時，發達的沿海地區還可以逐步將低端的製造業轉移到中西部去，促進中西部地區的區域發展，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中國市場上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體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結合我們當前的國情，大力發展製造業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關於製造業所持的不同觀點僅僅是一種學術的不同聲音，還不是兩人的正面交鋒，但是足見兩個不同背景、不同經歷和體驗的經濟學者看問題所持的不同角度。樊綱無疑是本土經濟學者的代表，而郎鹹平則更多地帶有旁觀者的色彩。
2008年，受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國內許多出口導向型的企業訂單紛紛縮水以致大量倒閉，失業人口增加，出口轉內需的任務緊迫。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增強我國經濟抵禦風險的能力，同時刺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解決就業壓力，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了經濟增長措施，提出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11月，計劃一經公佈，社會上的唱衰之聲就不絕於耳，其中以郎鹹平為主要代表。他認為4萬億的救市計劃如果投到基礎設施建設上，是一錘子買賣，方向錯了，鋼筋水泥堆積起來的GDP並不是真正的增長，更不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按照他的提議，政府應該把4萬億的投資用於幫助民營經濟的發展，促成民營製造業的產業鏈升級，提高其風險抵禦能力。
此言論一出，樊綱便火藥味兒十足地進行了回擊，稱：「一些經濟學家，動不動就批中國經濟哪裡哪裡生病了，其實他是不懂宏觀經濟學。」他雖然沒有具體指出「一些經濟學家」是誰，但很明顯矛頭直指郎鹹平。
在樊綱看來，基礎設施建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也是為以後經濟的發展打基礎的。
可能對於有些地區來說，尤其是中西部經濟落後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效率短期內很低，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不會立竿見影，但是基礎設施的先期投入，改善了落後地區的投資環境，從長遠來看，對經濟的未來發展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