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樊綱，男，祖籍上海市崇明縣，1953年9月生於北京，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兼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16歲下放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後轉戰河北圍場，9年的青春歲月用於務農。
1978年秋天，恢復高考第二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4年後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西方經濟學。此後短暫赴美研學。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主筆）、《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市場機制與經濟效率》、《漸進之路——對經濟改革的經濟學思考》、《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術專著和《樊綱集》、《經濟文論》、《走進風險的世界》等論文集，在《經濟研究》等中國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灰市場理論》、《論改革過程》等學術論文近百篇，在理論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991年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
1.迷茫中探索的少年
當「右派」、「走資派」、「上山下鄉」這樣的字眼離我們漸行漸遠的時候，有誰還能記得它們曾經是一個時代的象徵？
某種程度上說，新中國成立後舉步維艱，天災無法阻擋，人禍亦難平復。「大躍進」造成上世紀震驚中外的大饑荒；「反右運動」給無數無辜者戴上了「永不翻身」的帽子，後人也遭受了牽連；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將中國的前進方向改道，推向崩潰的邊緣。
從那個時期走來的人們，心頭總有揮之不去的沉痛記憶，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嶄新的序幕，一切才截然不同。然而，文化上的斷層卻給現代化建設帶來難以修復的裂隙。
有一代人，他們出生在建國前後，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卻在陰霾中度過。社會在迷茫和混亂中向前移動，處於人生觀形成階段的少年也在迷茫中徘徊。
1968年，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12月，毛澤東號召並發起了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運動，正在中學唸書的熱血青年紛紛積極響應，放下了手頭的課本，將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所謂的「農村建設」當中。
歷史決定了一代人的命運，樊綱便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走出城市，來到當時東北的荒蕪之地的。
樊綱1953年出生在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大學畢業的建築師。比當時眾多的孩子幸運，他受到了濃厚文化氛圍的熏陶。然而也正是這樣的幸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導致了悲劇發生。1957年，他的父親被劃為右派，一時間，家庭的文化優勢在那個知識分子的「大災難」時期變成了沉重的包袱，樊綱在很多事情的選擇上失去了優先權，幾乎抹去了一切上升的可能。
樊綱是「69屆畢業生」，按照當時的政治安排，都要去生產建設兵團，於是在9月的金秋時節，他和北京第十五中學的30多名滿懷激情的同伴一起坐火車到了嫩江，又坐汽車顛簸到了錦河農場。
對農村青山綠水、雞犬相聞的憧憬被滿目荒涼擊碎，30多個男孩子抱頭痛哭。隨之而來的是枯燥的開荒歲月，一幹就是6年。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6年也許並不算什麼，但是在一個人的一生當中，尤其是16歲之後的6年，它給一個懵懂少年美麗的青春回憶無情地蓋上了艱辛的印章。
那個時期沒有也不允許有個人理想，尤其是「右派」子女。中學時代，樊綱就被扣上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比起千萬個不幸案例來講，他也許還算比較幸運，但是政治上的「污點」在那樣的環境中時刻向他發出警告，也給他設置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諸如不能參軍，不能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上大學等等。到了兵團以後，樊綱表現出了在文字方面的才華，領導幾次推薦他做文書、秘書、「報道員」之類的工作，都因為「政審」失敗而擱淺，他錯過了一次又一次外調機會。
雖然樊綱表現出過人的才華，但在那樣的環境中，「右派子弟」更多面對的是迷茫的未來，樊綱也在迷茫中期待，找尋著自己的出路。然而，獨立的稟賦卻給他招來麻煩。
1975年，一個難得的表現堅定無產階級立場的機會，卻因為對現實的反思，讓樊綱再度受到「家庭包袱」的拖累。
當時，為響應毛澤東號召，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批判，樊綱被派到師部學習馬列著作，因為堅持對一些觀點的看法，否定輔導員的解釋，他被認為是干擾馬列學習，隨即被取消了原定的發言，提前回團。堅持己見這個秉性，即便在樊綱成名後也未改變，同時給他帶來諸多煩惱。
四處碰壁後，樊綱作了一個現在看來對他日後發展意義深遠的決定，1975年，以投靠親友為名，他到了堂哥所在的河北省農村進行插隊。對樊綱而言，這次「轉插」意味著他要放棄農場國家職工的身份和待遇，由吃商品糧變為一個農民，更重要的是在東北努力和奮鬥所沉澱的成本都將一併放棄，從零開始。
幾經徘徊，樊綱最終放棄了東北生活，奔赴河北農村，或許就是從那時起，他又看到了奮鬥的希望。
2．迎來生命的曙光
這次走下坡路的轉換讓樊綱陷入了短暫的低谷。農村落後的生產方式不同於建設兵團的機械化作業，一切都要靠人工勞作。寒冷的冬季，溫飽難以為繼，生活十分艱難，喪失糧食來源的樊綱要靠家裡接濟。沒有親人、朋友的關心，樊綱在陌生和孤寂的環境中思索著自己的人生，唯一能慰藉他的，只有50里外縣城裡的表哥。
正是這種環境上的轉變，命運之神再一次向樊綱伸出雙手。由於地處偏遠，政治影響較小，「右派子弟」身份在這樣的環境中被淡化，反而因為自己是北京來的知青，他還受到了些許特殊的關照，又加上堂哥的幫助，不到1年的時間，樊綱被安排在縣文化館從事群眾文藝創作工作，從而有一個相對寬鬆的讀書學習環境。樊綱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努力充實著自己。
1977年成為被「文革」耽誤的一代知識分子的春天，這一年，中斷長達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
隨著「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鬥爭中大批錯案冤案的平反，知識分子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570多萬名考生參加考試，其中有27萬餘人如願以償。由於時代的錯位，考生年齡相差20多歲，出現了中國教育史上奇特的「與叔叔阿姨同班學習」的現象。
不過，高考的恢復標誌著文化斷層的續接，在老77、78屆中，湧現出大批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傑出人才。
24歲的樊綱參加了當年的高考，順利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開始了他的經濟人生。青少年時期的「皮肉之苦」和精神壓力與探索使樊綱豐富了閱歷，而且得到了意志上的磨煉。在艱難時刻，也許並不清楚未來的去向，但是他絲毫沒有放棄學習和求知的熱情。由於對文學的熱愛，他搜羅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文史哲方面的書籍，《兵團戰士報》上一首小詩的發表更是激發了他對文學的極大熱情。然而，在樊綱看來，搞文學創作不一定要念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是文學理論，而他對此並不熱衷，所以也就放棄了以之為專業的念頭，而是選擇了更為實際一點的經濟學研究。
4年後，大學畢業的樊綱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經濟學。樊綱非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讀研期間，閱讀了大量西方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從最基礎的理論開始進行細緻的比較、分析和研究，奠定了深厚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基礎。這時的樊綱，已經脫離了少年時期無書可讀的束縛，逐步走入一個更為廣闊的經濟理論空間。
1985年，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董輔礽的力薦之下，博士在讀的樊綱幸運地獲得了社科院的一個出國名額。隨後，樊綱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了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之後又進入哈佛大學，進行西方經濟學的系統學習。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已經步入改革開放時期，但是相比自由經濟的範本美國來講，無論從學術理論還是市場經濟實踐上，都有很大差距。哈佛歲月對樊綱來講，就像是一個經濟學餓漢走進了自助餐廳，令人興奮、著迷，更讓人留戀和貪婪。在這段高濃縮、高強度的「思想煉獄」般的學習過程中，樊綱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去接近、學習和揣摩著異域經濟學大師的思想。
由於存在較大的差距，樊綱把標準定得很高，用一種潛在的壓力逼著自己去不斷學習和進步。他經常旁聽西方經濟學相關課程，而且不僅沒有因為「訪問學者」的身份而放鬆，反倒與班上的學生一起上課、討論、完成作業，甚至於去參加考試。
經過系統的學習和訓練，樊綱對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和方法有了更深層次的消化和梳理，打下堅實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這使其回國後短時間內就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學成就。
3．中國：歸與不歸
1987年，中葡兩國簽署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歷經磨難的東方巨人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深入，要雄起在世界的版圖之上。
發展的潮流不可逆轉。隨著市場的不斷開放，雙軌經濟制度下的稀缺經濟政策導致物價上升，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但總體來講，國內的人民生活水平正在穩步上升，前景一片大好。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國這些年過得並不安穩，股市震盪不安、股指下挫、危機四伏。但對於市場經濟發展還不滿10年的中國來說，這些市場問題似乎還很遙遠。
作為赴美訪問研究期滿的經濟學者，樊綱面前有兩條路可走：要麼留在市場經濟成熟的美國，沿已有路徑縱深發展，在跌宕起伏的市場巨浪中弄潮；要麼回到經濟荒地的中國開疆拓土。樊綱面臨著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選擇。
就生活質量和個人收入而言，中國與美國根本不在一個級別上。美國的收入可以高出國內10倍甚至更多，而且美國是一個市場自由的國度，在那裡幾乎一切都可以取決於你的經濟地位，只要有錢，環境優美的海濱別墅、豪華轎車都可以納入懷中。個性奔放的美國文化可以讓你盡享其中的樂趣。比較而言，迫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約束，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國內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美國固然很好，但對於樊綱來說，要想留下來還得付出一個額外的成本，那就是中美兩國的約定：訪問學者期滿不能留美，也不能找工作，要想取得「永久居留權」，即所謂的綠卡，必須重新申請留學生的簽證，然後讀書，日後以留學生的名義取得留美資格。就在樊綱出國後不久，中美又有了新的協議，規定訪問學者不能直接轉換身份，必須回國後才可以繼續申請赴美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