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為了實現農業工業化的均衡發展，張培剛建議，國家還要著重於調整鄉鎮企業的佈局，不僅花大力氣投入東部沿海或者其他較發達的地區，還要對其他落後地區投入一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幫助中部和西部建立適合他們本地的鄉鎮企業。這樣才能合理引導和組織全國剩餘勞動力的有序流動，避免勞動力過於集中和不均衡，影響國民經濟的整體騰飛。
9.牛肚子理論
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建設初見成效，不但有了大上海的吸附能力和輻射能力，而且形成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區域。1999年，國家本著利用東部沿海地區的剩餘經濟發展能力，提高西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鞏固國防的目標，又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這樣，唯獨人口眾多、承東啟西、貫通南北的廣大中部地區陷入尷尬。
東部地區炙手可熱，西部大開發提上議事日程，唯獨廣袤的中部地區備受冷落，這意味著什麼？
早在1988年，在青島召開的中華外國經濟學研究會華東分會的年會上，張培剛就根據自己參加農業勞動的經驗，提出了著名的「牛肚子理論」——放牛的時候，一頭大牯牛不慎掉到泥潭中，人們很難將它拉出來。大家手忙腳亂地牽牛鼻子、拽牛頭，通通不管用，牛身依舊越陷越深。這時候，有人拿來幾根粗木槓，墊在牛肚子下，然後幾個人一使勁，就將這頭大牯牛拉出了泥潭。
如果將中國經濟比做一頭陷入泥潭中的牛，那麼東部沿海開放城市就像牛鼻子，西部地區就是牛尾巴，廣大中部地區就像龐大的牛肚子，承載著整個身體的重量。若想將這頭牛拽出泥潭，單獨牽牛鼻子、揪牛尾巴是不管用的，要想法在牛肚子下面用力，只有將龐大的牛肚子頂起來，整頭牛才能走出泥潭。
也就是說，中國經濟若想起飛，只抓東部沿海和西部是不行的，不能忽視廣大的中部地區。因為中部經濟是避免中國經濟陷入泥潭的支點，中部經濟的崛起才能帶動「牛尾巴」和「牛頭」，進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騰飛。
由於豐富和發展了區域經濟理論，張培剛的「牛肚子理論」一經推出就受到廣泛關注，成為繼東北工業帶、東部沿海開放城市、西部大開發之後的又一個區域經濟理論。然而，也有人質疑，「牛肚子理論」在具體的實踐中是否可行。
從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來看，中部地區非常尷尬，不僅得不到國家的扶助，為了支持東部和西部發展，資源還被大量佔用，中部地區的人才越來越向東或向西流動。加之中部地區人口多，經濟發展以傳統的農業為主，不但經濟騰飛較困難，而且還是「三農問題」集中爆發地帶，是產業結構轉換艱難的焦點地域。
廣大的中部地區，正像牛肚子一樣，正在逐漸陷落、下沉。因此，即使國家不實行中部崛起戰略，中部地區諸多難題也迫切需要得到國家的解決。「牛肚子理論」的提出，無異於拉響中部地區的警鈴，既提示中部各省認識到自己的困難，又提醒國家：如若不採取措施，中部地區的經濟將與其他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
從中部地區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國家能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持，中部地區完全可以快速跳出泥潭，提升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中部地區具有自己明顯的獨特優勢：交通發達，人口密集，經濟基礎良好。
就交通來說，廣大中部地區承東啟西、貫通南北。如河南的鄭州，彙集京廣線、隴海線兩大鐵路主幹，東西可以輸送能源，南北可以運送工農業產品，交通非常便捷。還有湖北的武漢，號稱華中地區最大都市及中心城市，便利的水運讓它享有「東方芝加哥」的美譽，讓它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另外還承載著豐厚的文化意蘊。
就人口方面來說，中部地區完全有成為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地的潛力，可以為本地區乃至全國各地輸送大量勞動力。當然，中部地區的優秀人才少了一些，尤其缺乏高新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這是因為高級人才被早已開放的東部和逐漸發展的西部吸引過去。隨著中央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部各省能提供更多更好的機會，大量優秀的人才自然會被吸引回中部地區，很多本土人才也會留下來建設自己的家鄉。
另外，中部地區的經濟雖然處於比較尷尬的「不東不西，不是東西」的地位，但中部各省的GDP其實一直在逐年增長，各省都有一批率先發展起來、富裕起來的縣市和鄉鎮，對整個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鼓舞和示範作用。況且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部地區人們的觀念早已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提升起來，人們脫貧致富的願望非常強烈。
由此可見，中部地區目前雖然是問題最多、最集中的地帶，但同時也是潛力最大、希望最大的經濟地帶。
「牛肚子理論」的提出，為中央進一步規劃區域經濟提出了方向，進一步明確了中央的經濟規劃。2004年3月，溫家寶總理首次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方案。2007年，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部崛起辦公室，中部地區的崛起實踐正式拉開了帷幕。相信隨著國家對中部地區投入的不斷加大，中部地區的騰飛為期不遠，中國經濟水平的整體提高也指日可待。
斷裂的人生
人生像弈棋，一步失誤，全盤皆輸，這是令人悲哀之事；人生還不如弈棋，不可能再來一局，也不能悔棋。
——弗洛伊德
很多時候，一個人理想越高遠，行動也就越簡單，生活也就越單純。而命運卻常往相反方向行駛。
一生坎坷的張培剛，自小立下「為改善農民生活、改進農業耕作而努力」的宏願。正是從這個願望出發，才有了他青年時代的鄉野調查，以及其前半生最光輝的哈佛生活。
不敢想像，如果張培剛沒有作出回國決定，而是在聯合國享受高薪，或者應張伯倫邀請到哈佛任教，他此後的人生將開出怎樣的花朵。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項選擇都比回國令其學術生涯更為連貫、健康。但這樣一來，就陷入一個悖論——與當初出發的目的相矛盾。
張培剛顯然不願放棄報效祖國的念頭，於是，在幾番掙扎，幾經輾轉之後，終於回到急需人才的中國。從此，他的命運開始被無形大手操控，在喪失理性的汪洋中隨波逐流，身不由己。
張培剛的經歷，如果放在那些認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以牟利為求學目的的人身上，是根本不可能這樣隨遇而安的。張培剛開始反省自己，這樣剖析遭受逆境的原因：「我自己也有缺點，也有錯誤。就拿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來說，由於受到左的影響，我也曾不夠公正地寫過批判文章，不夠客觀地評價過西方經濟理論。」
人們欣喜地看到，30年的基建和勞動改造之後，張培剛依然沒有磨去稜角，「不能讓農民受苦」的理想猶在，晚年更是道出頗有骨氣的信念：「作為中國人，我們不僅在經濟上要爭氣，早日擺脫貧困，做到真正的振興和發達；而且在學術上也要爭氣，早日擺脫落後，做到真正的獨立和繁榮。」
1998年，突然有人告訴張培剛：您的博士點批下來了！這個博士點申請書張培剛已經遞交了二十幾年了，終於在世紀末批了下來，這時候的張培剛已經85歲了，在這個年紀成為博士生導師，在中國恐怕絕無僅有。
此時的中國，經歷思想大解放之後，掀起改革開放序曲，終於在一片蒙昧中發現張培剛經濟理論的現實價值。於是，無論學術界，還是教育界，甚至他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莫不爭先報道張培剛，一些人甚至開始攀親戚。一時間，冷落多年的小房間，突然變得熱鬧起來。
時光氤氳，關於張培剛的評價不斷湧現，有些令人振奮，有些則讓人黯然。董輔礽曾如是說：「1946年我考進武漢大學經濟系，結識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導師張培剛教授，但是張老師的學術思想像一顆流星，在20世紀中葉的天空劃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後，旋即泯滅了。」
上世紀80年代初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發展經濟學的林毅夫，寫作畢業論文時，導師舒爾茨開出一系列必讀書單，其中一本就是張培剛的《農業與工業化》。林毅夫日後回憶說：「當時作為一個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從文獻當中能看到的中國人寫的著作非常少，而張培剛老師的書就像是一顆明珠，讓我感到備受鼓舞，書中有很多真知灼見，令我折服。」
諸如此類的評價不乏溢美之詞，但也並非空穴來風，張培剛在發展經濟學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就連曾經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錢納裡來華講學時也直言不諱：「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是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然而，經歷大起大落的張培剛似乎已經看透世界。青年輝煌、中年沉默、老年時代重獲重視的他面對外界評議，內心多了一份從容與淡定。世俗紛擾已經無法干擾他的內心。2004年夏天，張培剛寫下這麼一副對聯——上聯：認真但不能太認真，應適可而止；下聯為：看透豈可以全看透，須有所作為；橫批，看待人生。這既是他的生活態度，也可以說是他一生命運的寫照。
也許由於這種豁達的人生態度，對於個人的坎坷與不幸，張培剛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抱怨和牢騷，只熱衷於從事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將注意力集中在培養中青年師資和研究生上。他每天的活動，除了看很多書外，就是帶領學生進行課題研究，要不就是閱讀武俠小說，體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情懷。
當別人為他失去30年寶貴的研究時間而惋惜時，張培剛卻出乎意料地回答：「我覺得我比起姜太公還強點，姜太公80歲遇文王，張培剛85歲得到博士點，我比他還高明點，還超過他5歲。」
沒有功利心、沒有個人計較的心態，張培剛遭遇磨難後不曾忘記自己的宏願，仍然以高齡博導的身份發揮餘熱，為經濟學界培養出更多的後來者，如目前國內經濟領域響噹噹的人物何煉成、林毅夫、譚崇台、吳敬璉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指導，巴曙松、張燕生、張軍擴等學生，甚至都曾到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講過經濟學方面的課。學生如此爭氣，為師的應該比較欣慰了。
為推動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在張培剛學生的支持下，華中科技大學設立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創立「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90多歲一身重病的張培剛甚至在家人的攙扶下來到現場為後繼者頒獎，表現出對發展經濟學的重視，對後來者的殷殷期盼。
令人驚喜的是，在200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開題報告會暨發展經濟學論壇上，張培剛還以94歲的高齡表現出滿懷激情的研究幹勁。根據中央剛剛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8條任務，他表示：「我已達94歲了，但仍然有志向和願望同大家一起來完成這一重大課題。」這種決心和勇氣，非一般人所有。
其實張培剛的努力，並不僅僅開始於成為博士生導師後。早在1978年他被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參與編纂《政治經濟學辭典》時就已經開始了。經過30年風雨的張培剛依舊保持了對經濟學研究的熱情。
此後數年，張培剛不顧年邁體衰，先後寫成《新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微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發展經濟學通論第一卷）、《發展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20世紀中國糧食經濟》等書籍和論文，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以及世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間接將陷入低迷的西方發展經濟學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他歷經磨難而不氣餒，歷經坎坷而不退縮的學者精神，不但是經濟學界的驕傲，更是這個浮躁時代的珍品。有一次，一位記者採訪張培剛，結束時問他：「你認為中國經濟學界還能出大師嗎？」
坐在輪椅中的張培剛思量許久，搖搖頭，一字一頓地說：「學術風氣很不好，當官的如果不帶頭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風，很難！沒個三五十年不行。」一旁的夫人趕忙暗示他。「那就再等個20年吧。」張培剛意味深長地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