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經濟智囊 第21章 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奠基人 (4)
    ]等一批發展經濟學家已在張培剛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心—外圍說」[1949年,普雷維什向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遞交了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系統闡述「中心—外圍」理論:「在拉丁美洲,現實正在削弱陳舊的國際分工格局,這種格局在19世紀獲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為一種理論概念,直到最近仍繼續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在這種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這個世界經濟體系外圍部分的專門任務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

    ]、「依附論」等新觀點。

    日後實踐證明,新中國成立到經濟崛起,轉折點正是1978年開始的對外開放。某種程度上,這個結果表明張培剛學術觀點的超前性,而且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高度的預見性。

    除此之外,《農業與工業化》中還提出許多今天仍然適用的經濟學理論,如首先提高農業生產率,農業的「推力」作用、工業的「拉力」作用等等。

    尤為令人惋惜的是,建國初期,這些觀點因為是「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回來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因而沒被採納。張培剛的學術研究因此被封藏30年,國家在狂熱中走了許多彎路。

    歷史無法改寫,卻總是容易引人聯想。時至今日,張培剛的觀點開始得到正視,人們常常在內心假設:如果建國之初決策者看過《農業和工業化》,對國家狀況與發展模式有透徹把握,那麼是否會出現後來的種種現象?

    7.工農業之爭

    改革開放之後,張培剛進入了經濟學研究的第二個高峰,在談及這個高峰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過去。

    談到中國過去幾十年農業的發展實踐,張培剛認為:一方面,農業和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同時農業和農民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這種犧牲致使農業發展嚴重滯後,極大地限制了我國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

    因此,如果不首先解決農業和農民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會停留在瓶頸處,難以實現更大飛躍。

    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來實現工業化,並以此拉動全國經濟增長,完全背離了「農業國工業化」精神。一個可以被稱為「工業化了的國家」,工業生產總值必須占1/3甚至1/4以下,農業勞動者的總人數必須降低至國家總人數的1/3甚至1/4以下,只有同時滿足這兩個標準,才有資格稱為工業國。

    因此,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必須在不損害農民和農業利益的前提下,確保農業生產總值和農業勞動總人數都降低到一定水平,單純依靠重工業和工業發展來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對中國這個農業大國來說是非常困難的——無數事實表明,純粹靠工業的進步來減掉多達8億甚至更多的農業人口,同時滿足全中國人的吃飯穿衣問題,是件很有難度的事情。

    新中國成立後,一度照搬蘇聯的發展模式,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樣做的結果是,雖然短時間內工業產值飛速提高,但卻引發了大煉鋼鐵、大躍進、大辦公共食堂甚至60年代初的大災荒。實踐表明,這種發展模式會讓大量農業勞動力遷移到效率低下的城市工業部門,久而久之不但農業荒廢,還致使工業的發展後繼無力,國家經濟發展整體上處於非常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

    而且,對中國這個剛剛解放不久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優先發展工業不符合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馬斯洛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第三代心理學的開創者。需求層次理論是說,人的需求是從低到高逐漸提升的,依次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

    ]——一般情況下,人們只有實現溫飽才會考慮其他,因此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首先要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讓國民底層優先得到保證,將提高農業效率放在首位,其他問題才能逐步解決。

    事實上,農業優先得到解決的意義,遠非溫飽可以概括,農業為人類所提供的財富,更不僅僅是「糧食」這麼簡單。

    張培剛認為,農業對工業化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貢獻,可以歸納為「食物、原料、勞動力、市場、資金」五個方面。即農業不但為國民提供糧食,還能為工業發展提供原料。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農業還可為工業提供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有購買能力的農民還起著擴大工業生產市場的作用,最終還能通過向國家納稅和輸出農產品的方式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積累和外匯儲備。

    其實人類社會就是這樣進步的。縱觀世界歷史,無論哪個地區,最先出現的都是農業。

    在產業結構中,農業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產業,是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必要條件,只有農業生產力得到提高,才會根據底層產業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推動新產業發展,才會使手工業、工業、重工業、第三產業、信息產業等產業有更好的生存空間。

    總而言之,農業是基礎,只有基礎紮實,才能為其他產業發展提供強勁的推動力,忽略基礎直接開始工業和重工業的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實踐證明,以犧牲農業和農民的代價換來的經濟增長其實是不長遠的,甚至可能會出現負增長。

    中國真正大規模的工業化始於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三個五年計劃之後,經歷了十幾年的發展,中國才逐步建立起以重工業為骨幹的現代工業體系。這時候歷史已經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時的中國已經通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至人民公社化,農業的發展也僅限於此,農業比新中國成立前雖有改進,但進步並不大,農民生活水平雖然比新中國成立前好得多,但卻未達到應有的程度,何況中間還經歷了50年代末的「大躍進」、60年代初的「大饑荒」。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對內改革的關鍵就是首先注重提高農業生產率,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變以往「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勞動積極性由此被充分調動起來,並且在改革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實惠,同時國家經濟也逐步恢復增長。

    到1985年,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取消,農村多種經營及鄉鎮企業興起,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格局出現全新的特點:非農產業發展迅速,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這正是農業高度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底層產業的邊際效用遞減」的表現,可見農業發展不但滿足了農民和國家的需要,而且主動為其他產業提供資金和剩餘勞動力。以農業的發展來推動其他產業產值的增長,已經不再是僅僅停留於理論層面,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預言得到了證實。

    對於中國這個有著13億人口、8億多農民的大國,採取何種發展模式,不僅關係現在,更影響未來。

    然而,發展畢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回顧以往,中國的經濟建設的確走了彎路,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對內調整經濟結構,農業重獲重視,使得中國國民經濟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長,經濟實力大為增強,西方經濟學者驚呼:「這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創造出一個偉大奇跡。」種種跡象表明,改革開放後著重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做法,已獲得了很大成效。

    在這個基礎上,張培剛又提出新的觀點: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因為在農業改造和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和農民依然面臨著棘手難題,如果這些難題得不到解決,勢必會影響下一步經濟的增長。

    張培剛認為,從1989年到1991年,中國整頓國民經濟過熱現象,讓農村工業和非農產業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宏觀調控波及農業,其中尤以糧食和棉花生產為重,導致農業和農村中出現一些新的突出問題,嚴重影響工業化進程。針對這種現象,需要大力解決「三農」問題,在國民經濟中形成一種「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以農業產業化經營為方向」的第二次農村經濟變革浪潮。

    無論怎樣論證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關係,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工業的「拉力」與農業「推力」同時發力,使中國的經濟長久持續發展。

    按照張培剛的構想,工業化初期,只有「先是農業支持工業」,讓農業充分發揮在提供「食物、原料、勞動力、市場、資金5個方面」的貢獻,才能實現「工業反哺農業」,促進國民經濟良性發展。

    8.關注「三農問題」

    作為世界上的農業大國,可以說,不懂得中國的農民和農業,就不懂得中國。其實何止是中國,按照張培剛的理論,這句話放到世界其他農業國家也一樣適用:不瞭解農民和農業,國家的經濟發展制度就無法制定得更客觀。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只要人類仍然以動植物為主要食物,農業的基礎地位就不能動搖,農民這種特殊的生產力就不可或缺。

    關於中國的農業,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三方面三位一體的問題。它們的存在也不是我國特有的現象,而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

    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經濟由於產業結構的調整,致使農村工業和非農產業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糧食和棉花的生產形勢變得嚴峻起來,三農問題這才突出出來,成為影響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重大問題,也成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關鍵。

    怎樣解決「三農問題」,張培剛給出兩個方向。首先,農村剩餘勞動力和非農產業問題是癥結所在。

    建國初期,重工業得到優先發展,農業則處於從屬地位,農業勞動生產率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在廣大農村,人民合作社盛行一時,按人口領糧食,結果之一就是導致農村家庭為了領得更多口糧狂生孩子,農業人口激增,以致目前農業人口約占總人口2/3的比例,與工業化國家標準人口比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1/4,有相當大的距離。這一事實意味著,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首先解決轉移龐大的剩餘勞動力這個巨大的難題。

    到了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這時候,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已經得到顯著的提高,農業已經不需太多的勞動力就能養活整個國家和人民,於是一部分勞動力開始分離出來。一部分農民開始投資鄉鎮企業,開始做生意,開始進城務工,大約4000萬農民被城市吸收,成為非農業勞動力。但對於2/3的總人數來說,這個數字小得幾乎可以忽略。

    由此可見,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不能單純依靠城市的吸收,應該還有更高層次的產業來吸收多餘勞動力。

    張培剛大膽暢想,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方向應該與中國經濟的高層次發展有關。如果農村鄉鎮企業能進一步發展,並且引起農村的初步城鎮化,那麼將會有一大批農業勞動力被吸收,並且能為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的效益。

    如果此舉成功,不僅解決了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同時可以有效緩解鄉鎮企業的人力成本問題。

    張培剛認為,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舉,政府應該認真研究鄉鎮企業發展的經驗和問題,重新調整鄉鎮企業的產業分佈、產品方向和技術結構,做一些有助於提高鄉鎮企業生產力的工作,使之向著一種工業化的模式發展。

    比如,可以試著往農產品深加工方向轉化,或者讓農業產品像工業產品一樣,實現產前、產中和產後一系列服務。這樣做的最終結果,就是確保鄉鎮企業逐步工業化,剩餘勞動力逐漸非農業化,一舉解決掉農村剩餘勞動力和非農產業兩個問題,使中國的工業化向前再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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