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智利學者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張培剛此刻正在做什麼。因為張培剛在《農業與工業化》序言中曾經提到，還會對某些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在假裝住宅的招待所，智利學者請教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方向該如何確定？張培剛有些遲疑，因為對於這個被迫放下好久的課題，他似乎已經有些陌生了。最後，他不得不以「我暫時還沒有工夫去研究這些問題」應答。
不過張培剛看得出來，這兩位智利學者心存疑惑——一個揚名哈佛的經濟學博士，難道房間就這麼小、就只有這幾本經濟學書嗎？如果他們知道這個相當於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竟然一直在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做著完全與其能力無關的工作，他們也許會更吃驚。
多年之後，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聽說這段歷史，大發感慨：「被委任為校園建築管理者，說來好聽，其實下等。大材何止小用，浪費了一個頂級人才。」張五常此時為張培剛鳴冤叫屈，但他並不知道，張培剛此後的際遇更令人唏噓。
人們恐怕無法想像，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張培剛，在原本正當壯年、最富創造力的黃金時代，履歷上卻只有簡單的幾十個字：「1957年，張培剛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間在咸寧勞動，被批鬥。」除此之外沒有更多介紹，張培剛原本那些濟世救國的偉大抱負，更是沒有一丁點實現的跡象。
我們國家歷來把知識分子放在顧問的地位，像張培剛這樣的經濟學家，理應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他所研究的課題也理應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但造化弄人，像大多數超越時代的天才一樣，張培剛的悲哀不是沒有發揮自己的潛力，而是他的成績不為時代所理解。
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張培剛的自我反省是：搞基建是不務正業，希望回到教學研究崗位中去。這個還算合理的理由被批准了，此後10年他就成了一名政治老師。
實際上，張培剛的主要「工作」是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白天，他推著400斤左右的糞車勞動，或者推那種專門磨小麥粉的磨。晚上，張培剛則在水塘邊的大楓樹下教大家識字、讀書。
勞動固然是一件值得稱讚的事，但對於這個聞名國際的經濟學家來說，從事體力勞動豈止是大材小用？簡直「浪費了一個頂級人才」（張五常語）。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張培剛，命運更是跌入低谷。
令人感慨的是，此時張培剛一心報國濟世的《農業與工業化》不但沒有被認同，反而使他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遭到完全否定。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張培剛被批鬥、抄家，珍藏多年的大量外文書籍和重要文獻資料被毀。
社會地位的低下，政治上的被歧視，令張培剛心裡很難過。當被問及是否後悔回國、是否還想從事經濟學研究時，張培剛無奈地說：「搞馬列主義我們這些人可能沒有太大的用處，弄得我自己也懷疑自己過去學的東西有沒有用。」那麼，是否仍舊希望通過自己的學問和學術思想來改變農民的生活狀況呢？「沒有想，覺得不可能了，已經實現不了了，已經死了這條心了。」
耐人尋味的是，此時地球另一端，張培剛的《農業與工業化》在美國再版發行。其他發展經濟學家的研究也正如日中天：薩繆爾森[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人薩繆爾森和他的導師漢森是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涉及經濟理論的諸多領域，例如一般均衡論、福利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等。薩繆爾森的經典著作《經濟學》以40多種語言在全球銷售超過400萬冊，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教科書，影響了整整一代人。書中的稅收理論和政策主要包括稅收性質、稅收原則、稅收影響。1970年他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於2009年12月13日去世。
]因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獲得197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79年劉易斯[劉易斯，著名發展經濟學家，1915年出生，獲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任曼徹斯特大學教授、聯合國總部不發達國家專家小組成員、加納共和國總理經濟顧問、聯合國特別基金代理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由於在經濟發展方面作出開創性貢獻，研究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1979年與舒爾茨一同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和舒爾茨[舒爾茨在經濟發展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從而獲得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舒爾茨樂觀地指出，農業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已不容置疑。但是，政府必須向農業投資，這不僅要注意投向，還要對農民給予指導和鼓勵。「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
]又因在經濟發展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推敲他們所提的觀點，竟然與張培剛在30多年前的理論有諸多相似之處。
假如歷史可以改寫，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必說張培剛再提出更有遠見的經濟學說，哪怕他只是冷鍋炒剩飯，也足以令世界經濟學界為之震撼；也不必說張培剛擁有多麼好的研究條件，只要他的研究不被粗魯地打斷，他超越時代的學術思想也足以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收入囊中；更不必說國家給予他多麼高的重視，也許只要給予他的研究多些空間和理解，它帶給中國經濟的也許就是一大「奇跡」。可惜歷史無法重來。
回首前塵，張培剛會有一點生不逢時的感覺嗎？「無可奈何花要謝，再回頭已白髮生！」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培剛才回歸闊別了30年的經濟學講台，重新開始經濟學研究。張培剛在華中工學院開設經濟學專業，「我一站30多年，總算找到一張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腳了。」此後數年，他把塵封30年的《農業與工業化》英文手稿譯成中文。
6．《農業與工業化》的誕生
張培剛曾公開承認：「我一共寫了十多本書和多篇文章，但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農業與工業化》和《發展經濟學該往何處去》。」
就《農業與工業化》一書而言，其重要性不僅僅在於為張培剛帶來了極高的榮譽，更重要的是，書中所提到的很多經濟理論既直接影響著世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方向，也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農業與工業化》一書的誕生與當時全球的經濟現狀密不可分。20世紀四五十年代，像中國一樣，長期被西方列強欺辱的國家為數眾多，譬如印度、南非、越南等，它們均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雖然政治上開始獨立，但經濟上仍然受制於發達國家，形成後來所謂的「南北對話」。
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道路該如何走？這是當時一個迫切需要解答的問題。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直接影響著全球經濟平衡，對全球政治格局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只是發展中國家，西方發達國家一些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也對這個問題產生了興趣，比較著名的有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庫茲涅茨，全名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俄裔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提出的為期20年的經濟週期，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庫茲涅茨週期」。他提出了國民收入及其組成部分的定義和計算方法，被譽為「GNP之父」。歷任紐約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教授。
]、劉易斯和舒爾茨等。不同的是，他們來自發達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的瞭解常常流於形式，這似乎注定了張培剛所撰寫的《農業與工業化》一書更高一籌。
《農業與工業化》全書的核心和關鍵是「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即農業國的根本出路在於「工業化」，先讓食物、原料、勞動力等農業因素得到發展，然後帶動工業化的發展。
張培剛所指的「工業化」。既包括工業本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也包括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也就是說，工業化其實還包括農業的現代化，工業與農業是同時協調發展的，二者是動態平衡的關係。
將農業現代化有機融入工業化是張培剛獨有的思想。世界其他經濟學家對「工業化」的界定單純指工業，如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主張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一貫做法，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劉易斯這樣界定「工業化」，自然是出於西方經驗的選擇，但因為發展中國家所處的歷史環境、發展現狀，這種界定則有待商榷了。
「二戰」後，全球經濟呈現明顯的兩極化。一方面，經過工業革命，西方諸國普遍進入工業化時代；另一方面，剛剛獨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還處於農業到工業的過渡狀態。史學家將這種經濟關係稱為「南北關係」，或者「南北對話」。二者其實是矛盾對立關係：發展中國家需要從工業國引進外資和開展對外貿易，很難擺脫髮達國家的控制和剝削，難以實現經濟獨立。
在這種形勢下，發展中國家若想在國內採取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做法，根本沒有優勢可言。因為根據「後發劣勢」之說，發展中國家的工業水平已經落後很多，即便如何趕超也比不上早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發達國家，以致工業發展無法擺脫髮達國家的控制。如果農業發展又被犧牲掉了，這就等於工、農業這兩種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都得不到發展，經濟獨立肯定會難上加難。
況且，在張培剛看來，西方發達國家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做法其實是一種殘酷的經濟發展方式。
例如英國圈地運動時，強制犧牲農業和農民的利益，將農民趕出土地，使之淪為廉價僱傭工人和產業後備軍。雖然暫時滿足了資產階級發展的需要，卻令無數農民流落街頭，引起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圈地運動又被稱為「羊吃人」的運動。
毋庸置疑，「二戰」後的社會發展已經高度文明。這種血跡斑斑的歷史不該再次重演，農民不能再次遭罪，所以這個時代再靠殘酷犧牲一個階級的利益來滿足經濟的發展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
基於上述原因，不難發現，合理經濟發展模式應將工農業作為整體發展，即張培剛提倡的「工業化」概念。關於這點，目前已得到學界一致認同，劉易斯也於20世紀80年代意識到了自己主張的片面性，提出「犧牲農業發展工業是錯誤的」觀點。
張培剛的學術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中國現實的分析，因此，《農業與工業化》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尤為難得的一點是，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理論」還延伸出另一個話題：對外開放。
發展中國家要依靠本國工、農業的共同發展實現經濟獨立，但不可否認，發展中國家在資金和技術方面仍然存在先天不足和後天乏力問題。在全球經濟聯繫日益密切的趨勢下，任何一國注定不可能獨善其身，作為後發的農業國，因為工業化之故，勢必需要從工業國引入資金和技術。
否定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做法之後，張培剛提出以對外開放促進工業發展的模式。遺憾的是，這個理論在當時並未引起重視，直到30年後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而那時勞爾·普雷維什[勞爾·普雷維什，阿根廷著名的經濟學家，是20世紀拉美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被公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理論代表」。普雷維什是拉美發展主義理論的創始人，是世界經濟新秩序的積極倡導者。1981年他榮獲第三世界經濟和社會研究基金會頒發的「第三世界基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