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對張培剛的學術研究不瞭解，譚崇台還是為他感到高興，因為這是哈佛大學建校300多年來第一次有中國人獲得這一獎項，直到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大衛·威爾士獎」一直代表著世界經濟學領域的最高榮譽。這意味著張培剛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意義不言而喻。
事實上，張培剛執著一念的研究在不經意間成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他之前，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部書、一篇文章提到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更沒有人嘗試用一種系統的方法來探討農業和工業化之間的關係。
在《農業與工業化》一文中，張培剛至少有三大創舉：第一，運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區位理論分析法，建構一種全新的方法體系；第二，系統闡述了農業與工業在工業化進程中的關係，對農業與工業化進程在不同時期的動態變化進行分析，首次提出工業化理論和戰略方針；第三，第一次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探討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
論文刊出後，好評如潮。後來，哈佛大學出版社編輯《哈佛經濟叢書》，專門將張培剛的《農業與工業化》收錄其中。此書暢銷世界，引起全球學術界重視，該文因其開創意義，被稱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
此書出版60週年之際，哈佛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邁克爾·費希爾特意發來賀電：「張教授的著作是該叢書中最具影響力的巨著之一。此書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表如此具有深遠與持久影響力著作的機會屈指可數。因此，作為此書的出版者我們深感自豪。」
時隔60多年，談到得獎後的心情，張培剛說：「那時唯一的感覺就是高興。讓我高興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努力得到認可，更重要的是覺得中國——我們的祖國——得到了認可。我可以跟洋人比，不比你差還要強過你。」
現在聽來，此話未免小氣，但回到那個百廢待興、國弱民窮的時代背景下，就不難理解話語背後的家國情懷了。事實上，報效祖國正是張培剛選擇經濟學的初衷，他要建立適合中國的經濟理論，實現國富民強的歷史使命。《農業與工業化》一文，恰恰體現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的追問。
然而，誰也不會料到，這本備受好評的論著和前途大好的作者，在未來的歲月將經歷怎樣的波折。
4．漫漫雄關心如鐵
時間回到1945年夏天，張培剛奔波於圖書館與公寓之間趕論文。一天，一位特殊客人登門拜訪。
來者是在美講學的周鯁生[周鯁生，湖南長沙人，原名周覽，後發表激進文章改名周鯁生，曾在多所大學任教，為國立武漢大學籌建者之一，後任武漢大學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長，1939年赴美從事講學、研究活動並任舊金山國際聯盟組織中國團顧問。1945年夏再度回國，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廣攬賢才，使武大師資力量迅速壯大。
]，張培剛就讀武大時的教務長。原來，周鯁生不久前接到民國政府教育部任命，回國接替因病辭職的校長王星拱，主掌武漢大學。周欣聞武大學子海外求學者眾，遍訪學人，期望他們回國執教。這番前來，正為此事。
張培剛對母校感情頗深，對教書生活也並不反感，而且希望將自己所學傳授於人，為國家培養經濟人才，於是和周鯁生約定，抗戰勝利後回武大任教。說通張培剛，周鯁生又去拜訪「哈佛三傑」中的另外兩人，韓德培和吳於廑[關於「哈佛三傑」有不同指稱，上世紀20年代，吳宓、陳寅恪和湯用彤最先被稱為「哈佛三傑」。40年代，張培剛、韓德培和吳於廑也被稱為「哈佛三傑」，三人後來一起回武大任教，又稱「珞珈三傑」、「珞珈三劍客」。其中，韓德培所學為國際法，吳於廑所學為經濟史，就是前文所述與張培剛一起考上庚款留學的另一名文科生。
]。張培剛看著他遠去的背影，對未來充滿憧憬。
兩人的約定很快便有了結果。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以宣讀「終戰詔書」的形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於是，長達8年的抗戰宣告結束，舉國歡慶。可是內戰陰雲密佈，國家形勢仍不明朗，海外留學生都在觀望、猶豫。
冬天，張培剛提交論文，然後用1個小時的時間通過了論文答辯，順利取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意味著求學歲月即將結束，未來何去何從，回國還是留下？當然，張培剛並沒有忘記那個執教武大的美麗約定，但是因為交通阻隔，不能立刻成行，只得暫居美國。
張培剛第一次以輕鬆的視角打量異國。留學數年，他除了作研究，還有一個愛好，就是聽交響樂，尤其喜歡聽貝多芬。哈佛1年學費400美元，生活費90美元，他每週都會省出些錢去買星期天上午的學生半價票。完成學業後，他終於有時間放鬆身心，順便思考未來的職業了。
歲月如梭，1946年倏然而至，春夏之交的一天，張培剛與赴美考察的孫公度會面，後者時任民國政府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主任。他得知張培剛的情況，決定聘請他擔任經濟研究室專門委員，在美國從事國民收入和農業機械化問題研究。張培剛欣然接受，但這份工作並未持續太久。
8月，隨著交通恢復，張培剛起程回國，來到闊別十多年的珞珈山下。故地重遊，不禁感慨萬千。遙想當年，張培剛第一次邁進武大校門，還是一個15歲的懵懂少年，而今已過而立之年，學業有成，身後這個災難深重的國度仍籠罩在炮火硝煙當中，看不到光明的未來。無論如何，張培剛還是留了下來，在武大經濟系做了一名教書匠。
轉眼到了第二年，張培剛論文獲獎的消息傳回國內，一時引起學界轟動。特別是張培剛留美考試指導老師陳岱孫獲知此事異常高興。
陳岱孫也是庚款留美就讀哈佛，當年博士論文也曾入選「大衛·威爾士獎」，但最終被同班同學張伯倫獲得。今天看到自己的學生摘得這個獎項，也算了卻了多年的夙願。有意思的是，張培剛同時也是張伯倫的學生。
名聲大振的張培剛很快成為武大的學術明星，在他的號召下，眾多留學精英來到武大經濟系執教，譚崇台也追隨而至，武大經濟系實力大增。據說，當年很多學生報考武大，就是衝著張培剛這個名字而來。
這段時間算得上張培剛人生中少有的得意時期。學術上被認可，個人聲譽日隆，執掌武大經濟系大旗，與國內號稱經濟學第一學府的南開大學不分高下。然而，張培剛卻無法高興起來。
1947年的中國不太平。國民黨政府先後通知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告國共談判完全破裂；上海各校學生進行反內戰宣傳示威，示威運動迅速擴大到國民黨統治區其他大中城市；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4個縱隊13萬人，在魯西南張秋鎮至臨濮集間強渡黃河，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
張培剛心裡不快活，「國家這個樣子，將來怎麼樣，前途茫茫。我以為那個時候正當受苦，中國窮，國家有難，我回來是共赴國難的。」可是，戰爭陰雲讓他感到絕望，現實掣肘難以施展經世濟民抱負，不得已之下，他接受聯合國聘請，到泰國擔任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兼研究員。
國家前途最晦暗的時候，也是知識分子內心最絕望的時候。雖然身在異國，張培剛卻做不到了無牽掛、置身事外地旁觀，而是時刻關注著祖國。
1949年，隨著戰事推進，國內局勢日漸明朗，張培剛心中又生出一絲希望。
5．生不逢時的預見者
國民黨軍隊潰敗，一場持續3年的戰爭終於到了見分曉的時候。
新中國成立前，張培剛辭去月薪600美元的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兼研究員工作，並婉言謝絕張伯倫邀請他去哈佛任教的機會。「因為中國窮，國家有難，我回去是共赴國難的」。他從曼谷專程回來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不料卻迎來了30年的曲折人生。
任何一個時代，外部環境總是會對內部局勢造成莫名的影響，甚至決定國家道路的取捨。
對於一位經濟學家來說，1949年的世界似乎異常的迷離。放眼望去，資本主義國家正在遭受經濟危機之後的大蕭條，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接連取得勝利，在兩極格局中蘇聯佔上風，它所倡導的計劃經濟模式在社會主義國家大行其道。在意識形態的驅動下，新中國以追隨者的姿態，完全照搬了蘇聯的經濟模式，決定首先搞重工業，牽繫國運命脈的農業被放置到從屬地位。
這樣的背景下，張培剛提倡的農業工業化理論根本沒有生存空間。加之建國之初盲目排斥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事物，張培剛這個「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回來的」、「學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是馬列主義」的博士自然毫無用武之地。滿心歡喜回國的他，被現實潑了一盆冷水。
為響應國家工業發展的號召，張培剛這個絲毫不能發揮專業技能的名校博士，因為「人還可靠」的緣故，被任命為華中工學院[華中工學院，即今天的華中科技大學，是集中南方的幾所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大學和南昌大學——的機械、電機、動力等工科院系的師生和設備於1953年建立起來的，1988年1月更名華中理工大學。2000年，與同濟醫科大學、武漢城市建設學院合併成立華中科技大學。
]第三校建設規劃辦公室主任。辦公室主任，名頭聽起來還算光鮮，但其實是每天與沙石磚瓦為伴。當時華中工學院的校址還是一片農田和墳場，張培剛每天不但要為申請物資而奔波，還要承擔挖墳掘墓者的惡名，天天遊說當地的農民遷墳，整天灰頭土臉而又背負極大壓力。
一連幾年，張培剛像一顆螺絲釘，讓去哪裡就去哪裡，幾乎一天到晚都奔波在灰塵四起的工地上，久而久之落下肺病。不過除了身體上的疲累，張培剛更多的是心裡的迷茫，但是對於工作，他從來無愧於心。華中工學院第一期工程投資1400多萬人民幣，全部歸張培剛一人統籌管理，後來修建長江大橋，投資手筆更大，達6000多萬，仍是他在管理。「在這方面他們是信任我的，覺得我不會貪污。」
斗轉星移，張培剛在辦公室主任的崗位上任職數年，無大功也無小過，日子過得安穩卻不稱心。1956年的一天，正當張培剛在建築工地勞作時，兩位尋找「世界發展經濟學之父」的智利教授從遙遠的南美來到北京，各個部門四處尋找，要求拜見「PeikangChang先生」。
接待者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不知道誰叫「背鋼槍」。智利人在北京苦尋無果，輾轉到武漢，這才找到張培剛。
因為怕給國家丟面子，校領導將張培剛一家重新安置在一個臨時招待所中，並找來一些經濟學方面的書籍將他的房間「裝飾」一番，還不忘囑咐張培剛：「不要說是從事工地建築工作，而要說在教學。」
張培剛多年沒有見到國際同行，對當時世界上的學術大事更是一無所知。面對遠道而來的智利人，張培剛能說些什麼呢？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稍微應酬了幾句就將客人打發走了。
其實，不要說「擔心被安上間諜的罪名」而匆忙應付，即使大家真有坐下來談論學術的勇氣，又能談些什麼呢？這時候的張培剛已與學術研究隔絕多年，根本不知道發展經濟學已經在國外悄然興起，更不知道《農業與工業化》已經在南美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