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培剛（1913年∼），湖北黃安（今紅安）人，發展經濟學[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貧困落後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問題。
]的奠基人。
1934年武漢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即被選送到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農業經濟研究工作；7年後，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公費生」。用4年時間取得哈佛大學經濟系研究生學位，就讀期間師從熊彼特、張伯倫、布萊克、漢森、厄謝爾、哈伯勒等人。
20世紀40年代中期，張培剛完成哈佛大學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1946至1947年度最佳論文稱號和「大衛·威爾士獎」。這一論著被列為《哈佛經濟叢書》入選作品，於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因該文是世界範圍內第一部以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為主題的論著，所以張培剛迅速蜚聲西方經濟學界，奠定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即農業國工業化的理論基礎，並被譽為「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
1946年張培剛回國，擔任母校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後經濟研究被政治鬥爭打亂，中斷數十年。
20世紀80年代，西方發展經濟學開始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並未發展起來，走出陰霾的張培剛再次扛起開拓創新的大旗，提出創立新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引導發展經濟學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發展經濟學》將發展經濟學又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1．亂世與理想
1928年，中國舊歷為戊辰年，是國民黨政權存在的第17個年頭。當時國內軍閥混戰，局勢動盪，戰火連綿不絕。元月，蔣介石當選北伐軍總司令，陳毅、朱德等共產黨人轉入農村發動革命。4月，蔣介石率軍北上，攻陷濟南。毛朱會師井岡山。6月，張作霖死於皇姑屯，北洋政府倒台……
政權交替，於當時的百姓乃是慣常之事，他們所願無非吃飽穿暖，求得安身之所，對更替並不在意。所以戰事一過，人們便讀書、學習、工作，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
9月，剛成立的國立武漢大學[溯源於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創辦的自強學堂。1913年，國民政府建立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1928年定名國立武漢大學，是近代中國首批國立綜合大學之一，也是湖北第一所高等學府。1930年，該校因戰事遷往四川樂山。
]開學。櫻花默默，一干青年學子意氣風發地走來，當中一人眉目清秀但面色凝重，似心有鬱結。看其年齡，不過十五六歲，然心事重重，但難遮掩逼人英氣。
此人來自湖北鄉下，姓張名培剛。他從小生活在農村，讀書之餘做些農活幫襯家計。自打進入武漢三鎮，大都市車水馬龍的繁華，讓來自清靜之地的他頗有些不習慣。但他天性篤定，既已入學，便立定心意，不受干擾，很快在珞珈山下悠遊自得起來。
張培剛一入學就成為武漢大學一位小有名氣的人物。這個樸實少年15歲便考入文科預科班，而當年文科預科班僅錄取了他一名學生，可見錄取比例之低，更見此人頭腦之聰穎。
張愛玲曾經說過：「對於中年以後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顧間的事。可是對於年輕人，三年五載就可以是一生一世。」這句話對張培剛尤其適合。大學時代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分水嶺，對張培剛來說更是如此。
大二那年，張培剛選擇了經濟系。那時候，武大經濟系最著名的教授是任凱南[任凱南，湖南汨羅人，1884年生。自幼聰明好學，曾考取秀才，是品學兼優補稟生（第一等秀才）。湖南高等實業學堂畢業後官費留學早稻田大學。1915年，考入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經濟學，6年後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學術造詣深厚，在倫敦時已赫赫有名，回國後被聘為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武大經濟學教授，後任武大經濟系主任，兼任武大法學研究所經濟學部主任，在經濟學界與馬寅初並稱「南任北馬」。
]，他曾遊學歐洲，對英國經濟頗有研究。當聽到英國工業革命緣起於「圈地運動」[14至15世紀，在農奴制解體過程中，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通過暴力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強佔農民土地及公有土地，剝奪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權和畜牧權，把強佔的土地圈占起來，變成私有的大牧場、大農場。這就是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
]時，出身農民的張培剛壓抑不住憤怒：一個國家的工業發展，如果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也太殘酷了。如果中國的強大也依靠這種「羊吃人」的模式，那麼對已經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農民來說，顯然過於冷漠無情了。
一定要找到一種既不損害農民利益又能實現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抱著這個直接又不失單純的想法，張培剛在追尋中讀完大學。1934年，張培剛畢業，懷著「為改善農民生活、改進農業耕作而努力」的美好願望，成為當時「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員，從此開始農業經濟研究。
書生意氣，紙上得來終覺淺，非得親身實踐不能如願。為充分瞭解經濟民生，張培剛開始頻繁考察，幾乎所有省份都去過。無數農村、城鎮留下了他的足跡。日復一日，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隨時間磨洗，沉澱成對凋敝國勢的思考。基於對農村和農業的考察，他先後撰寫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食糧問題》、《浙江省食糧之運銷》和《中國糧食經濟》等經濟學著作，此類論文更是不計其數。
長期的一線研究堅定了張培剛大學時形成的認知：一定要尋找出一條既不損害農民利益又能實現工業化的發展道路。這個認知，既是他傳奇一生的原點，也是他波瀾壯闊的命運轉折點。
2．就讀哈佛
1941年春，28歲的張培剛通過層層選拔，考取清華第五屆「庚款留美公費生」[「庚款留學」是美英等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退還」《辛丑條約》中強加、多收的「庚子賠款」，用於培養留美、留英中國學生的特殊留學活動。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這項措施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如胡適、竺可楨等。庚款留美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競爭最激烈的公費留學考試。
]，前景豁然開朗。
這屆留學生約有百人，多為理工背景，張培剛考取科類為工商管理，是通過篩選的兩名文科生之一。武大建校以來，還是第一次有學生入選「庚款留美公費生」，一時間，張培剛名聲大振，成為武大校友圈內一位小有名氣的人物。
初夏，張培剛從雲南轉赴重慶，搭乘航班飛抵香港，從維多利亞港乘坐郵輪起程前往舊金山，歷經數月終於抵達麻省康橋[張培剛回憶說：「我在哈佛的時候，住在Cambridge。因為英國也有一個Cambridge，翻譯成劍橋，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橋。」實際上，許多哈佛留學生都把此劍橋稱為康橋。
]，入讀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哈佛工商管理學院，即今日哈佛商學院，是培養職業經理人、商業精英和企業領袖的學府，在世界上鼎鼎有名，很多人趨之若鶩。然而，張培剛卻並不感到得意，反而在1年後做出一個令所有人困惑不解的舉動：申請轉到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經濟系，主攻經濟史、經濟理論和農業經濟等課程。後來談到當初的動機，張培剛解釋說：「（當時我想的是）像中國這樣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如何才能實現工業化，改變經濟落後的面貌，達到先進工業國的程度。」
此話不虛，放棄成為商業領袖、超級富豪的機會，選擇更為嚴謹、沉悶的經濟學，正是基於對國家落後的痛心疾首。在張培剛看來，只靠個人單槍匹馬的奮鬥，頂多會成為一名事業有成的企業家，造福一方百姓，於國事無多大裨益。農業衰落、工業凋敝的中國，需要的不只是實業家，更是走出困境的經濟理念、制度和思想。於是，他毅然轉投經濟系。
張培剛無疑趕上了一段好時光，哈佛經濟系正值黃金時代，彙集了眾多蜚聲國際的經濟大師，如主講微觀經濟發展理論的熊彼特、「壟斷競爭理論」創始人張伯倫、創建「投入—產出」分析理論的里昂惕夫和「美國凱恩斯」漢森等。一流學者的執教，使哈佛經濟系風氣開明，人才輩出。
浸淫哈佛，名師指點，從沉悶國度走來的張培剛視野迅速拓寬，以更加專業、理性的視角審視背後那個經濟凋敝的祖國。身處工業發達的美國，張培剛時刻思考中國的出路，農業與工業二者的交鋒與碰撞常常出現在他的腦海中，使他不知不覺進入了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前沿佳境。
3．一夜成名天下知
時間到了1944年冬天，張培剛即將完成學業，整日為博士論文奔忙，無暇顧及他事。
一天，兩位中國留學生風塵僕僕從國內趕來，初來乍到，沒有預訂房間，因此無法入住賓館。經人指點，他們去求助賓館二樓的胡博士。胡博士問，「你們是從哪個學校來的？」他們說是武漢大學，胡博士又問：「那你們是否知道張培剛？他在這裡很有名氣。」一名叫譚崇台[譚崇台，1920年生於四川成都，少負才名，19歲考入武大經濟系，畢業後在湖南某礦場做過1年的會計。適逢民國教育部舉行公開留學生考試，譚崇台考取財經類第五名，一口氣向哈佛、耶魯、斯坦福、哥倫比亞等6所美國名校提出申請，3所高校當即答覆，譚最終選擇了哈佛大學經濟系。譚很早就知道張培剛，「武漢大學多年間考取庚款留美的就只有他一個人，而清華、北大考取庚款的則不少，正由於此，武漢大學經濟系一直引以為驕傲和光榮。」哈佛就讀期間，譚崇台與張培剛結下深厚友誼，日後也投入發展經濟學領域。譚崇台比張培剛小7歲，後來他的妹妹譚慧成為張培剛的妻子。
]的學生說，「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卻並不認識。」胡博士就給他們開了一封介紹信：「WalterHastingsHaIl8號，張培剛。」兩名學生懵懵懂懂，下樓後才想起所謂的胡博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適。
第二天，譚崇台拿著胡適的介紹信，興沖沖地去找張培剛。見了面，發現這個人一身土氣，很質樸，根本就不像個洋博士，一點架子都沒有。這讓譚崇台既好奇又不解，想不通張培剛憑什麼吸引風度翩翩的胡博士，同時又發現哈佛校園的中國留學生個個「洋味十足，架子很大」，與張培剛形成鮮明對照。
譚崇台在心裡對張培剛有莫名的好感，武漢大學校友在哈佛時不時地聚會，張培剛也多次參加，兩人交談甚歡，只是譚崇台對張培剛的學術「並不理解」，談及這些常無言以對。
此時，張培剛把論文對像鎖定為農業與工業化。為了有一個安靜的環境，深入瞭解兩者關係，他特地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申請了一塊不足6平方米的空間，每天至少學習12個小時，先後閱讀180多名經濟學家的200多本著作。「看的參考書超過任何寫這類書的人，英文、法文、德文他都讀過。」9個月後，長達20多萬字的英文論文《農業與工業化》問世。
時間悄然而逝，一天，譚崇台在華盛頓短住，偶然得知經濟學界赫赫有名的「大衛·威爾士獎」頒獎，獲獎者正是張培剛，他在1945年寫成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為其贏得這一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