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埭孫和徐毓楞兩位教授共同開設的《經濟學說史》受到廣泛好評。兩位先生從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早期經濟學雛形講起，一直講到劍橋學派馬歇爾「均衡價格論」到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可謂旁徵博引。厲以寧對這門課頗感興趣，但是覺得經濟學理論流派豐富、內容紛繁複雜不好把握，於是另闢蹊徑，將授課內容編織成提綱，沿著教學內容主線，參閱《大英百科全書》中的條目來落實要點。這樣，通過不斷的積累，厲以寧對經濟學發展史以及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和內涵有了更為精準的把握，這為厲以寧未來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當時，經濟系學生全部住在未名湖北岸的全齋，住宿和上課都在燕園，因此厲以寧有很多時間去北大圖書館讀書，幾乎上完課就一頭扎進書海，手不釋卷。很快，他便引起北大圖書館副館長梁思莊[梁思莊，梁啟超次女，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的注意，原來厲以寧涉獵非常廣泛，閱讀西方文獻時每遇到問題，就跑到工具書閱覽室查閱資料。
梁思莊非常好奇，因為一般情況下，經常翻閱工具書的都是高年級學生、研究生或者是教師。通過與厲以寧溝通，梁思莊得知箇中原因，不禁對這個年輕人喜愛有加。由於厲以寧並不太熟悉工具書的使用，梁思莊給了他悉心的指導，特別是百科全書的使用，這讓厲以寧受益終生。厲以寧至今還記得她的一句教誨：「要學會用大百科全書，這是做學問入門的捷徑。」
在工具書的輔助下，厲以寧學習效率迅速提高，這讓他騰出時間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專業學習之外，厲以寧萌發了研讀外文著作的興趣，並進行了大量英文、俄文著作的翻譯。
在北大的4年中，厲以寧翻譯了幾十萬字的文稿。他與好友趙輝傑共同翻譯了《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一書，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幾篇較為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在編譯過程中，厲以寧敏銳地認識到當時在農村所實行的土地歸集體、農民集體勞動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弊病，這種平均只能給農村經濟的發展埋下隱患，而不能給廣大農民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
經濟系專業課中，有一門是《國民經濟計劃》，由羅志如[羅志如，四川省江津縣人，192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鑽研智力係數、統計學，攻讀壽命統計。1929年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又轉學心理派的社會學和社會調查。193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心理派的社會學和社會調查，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繼而赴蘇聯、瑞士考察。回國後，歷任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員、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重慶大學教授兼法學院院長。1950年後，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其主要論著有《統計表中之上海》、《生命表編制法》、《資產階級國民收入理論批判》、《凱恩斯主義》等。
]先生主講。厲以寧對這門課非常感興趣，一方面是因為羅教授介紹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理沙德·蘭格[奧斯卡·理沙德·蘭格，波蘭經濟學家、政治家、外交家。在20世紀30年代的蘭格論戰中他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大師哈耶克搞得喪失了一流經濟學家地位，並自願退出這一學科。他的蘭格模型提供了一種嶄新的體系，他把經濟計量學應用於計劃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把控制論方法應用於經濟研究方面，著有大量經濟學著作，去世後進行了國葬。
]的理論引人入勝；另一方面，在大三的時候他開始閱讀很多關於西方學者和蘭格論戰的資料，所以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思想有更為宏觀和清晰的把握。由於表現突出，厲以寧被任命為這門課的課代表。羅志如先生對他悉心栽培，經常把英文書刊借給他閱讀，使其思路頓開。
正是從這時起，厲以寧開始對蘭格理論進行探索，後來他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正是羅志如老師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在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西方傳統的市場經濟之間，還存在著第三條道路，似乎蘭格就是這條道路的代表。」現在看來，蘭格理論對厲以寧的學術觀點有很大的影響。
北大秉承「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之校訓，得以避開複雜的政治環境，保持活躍自由的學術氛圍，不被教條主義和政治運動左右。此外，學校大師雲集，經濟系更是彙集馬寅初、陳岱孫、陳振漢等大批傑出的經濟學人，豐富的學術思想交織碰撞，令人如沐春風、心嚮往之。在這樣的氛圍中，厲以寧惜時如金，不斷學習，使知識體系更為完善、經濟學認知日趨成熟。
經過4年耕耘，1955年夏，厲以寧從北大畢業，他期望從事經濟學理論以及具體經濟問題的研究。正當躊躇滿志的厲以寧準備在經濟學舞台上大顯身手時，一段插曲讓這位北大驕子沉寂了很久……
4．在經濟系資料室的那些年
厲以寧畢業時滿心期待，期待著為剛剛起步的經濟建設貢獻微薄之力，誰知卻被分配到北大經濟系圖書資料室。這份工作輕鬆有餘而激情不足，並不是厲以寧那樣的年輕人所喜歡的。
對於厲以寧進資料室的原因，有兩種說法。其一，來自外面的傳言，據說厲以寧當時認為自己口才不是很好，不適合教學崗位，經濟系鑒於他在讀書期間就從事過西方文獻的翻譯工作，就將他分配到圖書資料室，從事圖書資料的編譯工作。另一種說法則與當時的國家形勢息息相關。政治運動的熱情開始激盪，理想主義的光芒消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喧囂歸於平寂，知識分子紛紛鑽進書齋，不問世事，明哲保身。
雖然這份工作與其初衷相違，但厲以寧並未因此而感到失落，相反，他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和學習中。早期院系圖書資料室的工作與現在不同，管理員除了管理圖書借閱之外，還要從事相關資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編譯工作。這部分工作龐雜、枯燥，但意義重大。面對資料室內收藏的大量外文著作、期刊、論文，厲以寧就像初到燕園一樣，如饑似渴地研讀起來。
轉眼到了1957年，形勢急轉直下。「反右運動」如洪水來襲，全國55萬名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厲以寧的老師陳振漢、羅志如、徐毓楞等幾位教授起草的《關於經濟科學繁榮的意見書》遭到激烈批判。
其實，那篇意見書所提出的主張，在40多年後的今天看來仍有可取之處。可就是因為這一點，他們的學生厲以寧也因「同情」右派觀點而挨整，並且被罰坐冷板凳——在北大經濟系的圖書資料室工作長達20年。然而時過境遷，去追究這裡的功過是非顯然已經沒有任何必要了。
現實弔詭讓人不免失望，一片喧鬧聲中，厲以寧置身資料室，反而有了難得的清靜。時間流逝，隨著知識的積累，他開始自己創作。當時，北大經濟系有一個內部刊物《國外經濟學動態》，很受人們歡迎。鮮為人知的是，其中90%的稿件是由厲以寧一人編寫的。這份工作是胡代光教授為厲以寧爭取的，他後來曾感慨地說：「那時多虧了胡代光先生，我才沒有浪費太多的時間。」
事實上，經濟學領域的創作，厲以寧早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已經開始。1952年，他曾經在當時重要的財經報紙《經濟導報》上發表題為《波蘭經濟的新面貌》的署名文章，對經濟學理論初窺門徑。這篇文章主要探討了計劃經濟的部分優點，而對其弊端，厲以寧還沒有認識到，後來他談及此事還自嘲幼稚。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短短的幾年，厲以寧譯著達到幾十部，他還翻譯了很多重要的經濟學論文，譬如波良斯基的《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瓊圖洛夫的《外國經濟史》、惠勒的《美國自動化經濟問題》以及後來的羅斯托夫采夫的《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等。
翻譯經歷為厲以寧積累了珍貴的經濟學史知識。特別是在翻譯過程中，需要參讀大量的參考文獻，這讓他對當時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現狀有了深入瞭解，同時也使他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學成果對於探索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重要參考價值，並使得他對社會主義經濟現象中所蘊涵的問題有了準確的把握，這為改革開放後他所提出相關經濟理論奠定了基礎。
1962年之後，整風運動暫時平息，北大教研風氣日盛，厲以寧結合幾年研究成果先後發表《1933年以前美國政府反農業危機政策的演變》、《美國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反農業危機措施》、《美國邊疆學派安全活塞理論批判》等重要論文。他本來想沿著這個方向對美國邊疆學派相關理論作進一步探討，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暴風驟雨般來臨，作為鬥爭的對象，厲以寧的家被查抄，包括上述文章在內的許多手稿、筆記丟失，他在這方面的探索被迫停了下來。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可以用顛沛流離來形容厲以寧的經歷。「文革」中，一開始他就被造反派認定為「牛鬼蛇神」大加批判，他數次被批鬥、抄家、隔離審查，這種生活一直伴隨他到1972年。
與此同時，由於妻子何玉春在遼寧鞍山工作的原因，使得1958年結婚的厲以寧與妻兒兩地生活達13年之久，可以想像他承受的壓力有多大，但這一切並沒有動搖他對經濟學的執著。
20世紀70年代初，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在中國逐漸興起，厲以寧認識到其重要意義，率先開始研究，因此可以說厲以寧是研究西方經濟學非均衡理論的最早的踐行者。這段經歷為日後他提出著名的厲以寧「非均衡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70年12月，在凜冽的寒風中，何玉春帶著孩子到他被監督勞動的地方——江西南昌鯉魚洲農場——團聚，雖然條件極差、物質匱乏，但這讓久經磨難的厲以寧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發生後，厲以寧攜家人隨著北大的大批教師回到北京，雖然大部分教師很快回到了大學，但他和妻子仍然被分到大興勞動，4個月後才回到北大。之後4年多的時間他並沒有正常工作，而是被派往京郊各縣繼續勞動和接受再教育，直到「文革」結束，他才回到學校開始正常工作。
20年的磨難，20年的思索，這段充滿悲情的經歷讓厲以寧深刻地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他結合自己的經濟學積累，開始了新的思考……
5．從三尺講台到改革前沿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從根本上打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特別是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從此，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之路。
改革開放讓中國的經濟發展迎來了春天，也讓厲以寧迎來了他事業上的春天。
1979年，厲以寧走上北大講台，先後開設《西方經濟學概論》、《經濟發展的國際比較專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十幾門專業課程。學識淵博、風趣幽默的他很快得到了學生的認可和喜愛，清華、人大的很多學生也慕名而來，幾乎堂堂爆滿。後來，為解決課堂座位不足的問題，不得不採取「票證制」，憑票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