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總是有種種美好的願望和構想，然而，現實卻不能盡如人意，反而一再朝著相反的方向運行。
改革並非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對於現實問題的思考解答，千人千面，沒有定論。這就注定「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模式的長期存在，然而，對中國這樣一個國情複雜的大國，許多問題是前所未有的。某些時候，人們連石頭在哪裡都不知道，何談摸著石頭過河？
新世紀第一個10年即將結束時，中國和世界遭遇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給經濟學家帶去諸多難題。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次級貸款猶如一顆埋藏已久的定時炸彈在2007年轟然爆炸，掀起軒然大波。2008年9月15日，華爾街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成為在金融危機衝擊波中倒下的第一枚多米諾骨牌。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大蕭條來臨了。
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席捲全球各國：冰島面臨破產；比利時全國陷入癱瘓；百萬英國人破產，每戶家庭蒸發6萬英鎊；德國人也未能倖免。西方世界引以為豪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遭受質疑。「與他國相比，中國固若金湯。」德國之聲的播音員在電波中不無期待地評論，「中國雖不是金融危機的救世主，但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中流砥柱。」
這樣的評價顯然過高估計了中國經濟的風險抵禦能力。全球一體化時代，任何經濟體都不可能超然物外，「蝴蝶效應」帶來的風吹草動可能在一瞬間放大為全球風暴。嚴重依賴出口拉動的中國經濟並非德國人想像中那麼不可動搖，世界經濟的連鎖反應很快就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
股市最先摧折，狂跌不止，連帶波及實體經濟，傳至企業界，製造業不斷告急。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廣東等省份，中小企業開工嚴重不足，出現大面積倒閉。浙江台州，5371家上規模企業中，虧損1111家，虧損面達20％。飛躍集團資金鏈告急，縫紉機大王邱繼寶忍痛割讓69%的股權，造成企業界巨大惶恐。
中小企業飽受折磨，大型企業也危機四伏。各行各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牽連，一方受挫，波及八方。鋼鐵、煤炭、石油、基建等行業紛紛採取保守的過冬政策，導致整體經濟運行疲軟不振。
從2007年後半年開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步步攀升，形成了官方宣傳的「結構性通貨膨脹」。而從2008年後半年開始，隨著經濟發展減緩跡象的日益明顯，11月，中央出台了4萬億的經濟復甦刺激計劃。
在此之前，周其仁曾提出「保經濟不能松貨幣」的觀點，他認為政府可以使用多種政策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問題，但總量絕對不能動，要把著眼點放在加大改革力度上，增長絕對不能靠票子去拉動。貨幣投放量的增多勢必造成下一輪的通貨膨脹，這對於經濟的發展是十分不利的。製造業的危機主要源於國際市場的影響，只要將一部分對外貿易轉向對內，中國不但可以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對全球經濟的回暖也可以起到促進作用。擴大內需就成為重要的經濟刺激方案。
回看2010年後半年全國範圍內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周其仁的預見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何治理當下的通貨膨脹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央行已經多次宣佈加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經由原來的2.25%調至3.25%。那麼加息以及後續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究竟能不能解決通脹問題，現在還是個未知數。
周其仁認為，除了多發貨幣引發通貨膨脹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相對滯後的匯率機制改革。製造業在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形成了巨額外貿出超，被動在國內市場投放了大量貨幣。
由於貨幣具有黏性，可能在短期內集中於個別市場領域而不會迅速在整個市場擴展開來，所以這些問題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後危機時代集中爆發的結果。
在物價飛漲之際，各種意見不斷湧現，究竟如何治理，周其仁提出價格管制是最要不得的措施，因為管制下的貨幣會尋找新的出口，最終只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不能解決根本性的通脹問題。他主張應該把經濟體內原本不是商品的資源動員到市場上來，靠新增的商品和勞務吸收過量的貨幣。
除此之外，周其仁還主張調整國際貿易現狀，大量進口外國貨品，通過國際市場轉移一部分通脹壓力。
由於本輪通脹始自農產品，所以很多人將矛頭指向了農民。周其仁認為這純屬無稽之談。
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經濟已成為一個循環系統，沒有哪一個行業能對整個經濟體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周其仁認為，不是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上升造成了通貨膨脹。準確來講，恰恰是農產品和食品的價格上漲反映了通脹。現有價格統計體系內，食品所佔比例較高，一旦食品價格飛漲，物價指數就會顯著上升，因此才造成了農產品導致通脹的認識誤區。回歸問題本質，真正的原因是貨幣的供給量增大，導致了各個經濟環節的價格上升，農民也是受害者。
市場化明顯加深的今天，任何一方都無法獨善其身，任何以偏概全的說辭其實都不足為據。
產權改革干將
秋葉繁多，根卻只有一條。在青春說謊的日子裡，我在陽光下招搖，如今我萎縮成真理。
——葉芝《隨時間而來的智慧》
兩千多年前，滕文公詢問孟子治國之策，回答中有這麼一段，「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所謂「恆產」，用經濟術語來表示，便是人所熟知的產權。
今日之中國，產權問題依舊是一扇脆弱的玻璃門。無論改革名頭如何換轉，抑或經濟現實怎樣迷離、複雜，抽絲剝繭，所有問題的背後其實都有一條明晰的主線——產權。
任何一個經濟體系，產權可謂一切經濟活動的土壤，讓市場行為有據可依，也讓商業經營變得有意義。從本質上講，人性利己，所作所為的出發點幾乎都是源於此，所有權則提供了心理保障。很難想像，在一個產權混沌不清的社會，人們怎麼可能還有動力去勞動，去進行商品生產、交換。
正因產權之關鍵，它才成為人們爭執不下的焦點，引發種種問題，從而導致產權研究的長盛不衰。
經過2000多年的推進，中國的現實似乎並沒有像孟子預想的那般美好。「文革」時期上山下鄉，周其仁置身黑龍江農場，目睹農村經濟之凋敝、農民收入之低微、生存之艱難、農業發展之落後，來自大上海的城市青年對國計民生問題有了最直觀的感知，產生改變現狀的宏願，並一生為之奮鬥。
哲學家喜歡教育人們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切問題背後都存在遙相呼應的根源。如果把產權問題比做經濟本源，那麼產權不清導致的經濟混亂、商業消極、資產流失等問題都能找到答案。
周其仁自稱「老土」，與土地親近的10年，讓他洗脫知識分子身上的清高和傲氣，變得腳踏實地。大學畢業後，他因緣巧合結識農村問題研究專家杜潤生，還未畢業就進入農村發展研究所，從而有機會將所學理論付諸實踐。
那一時期，下鄉考察幾乎成為周其仁生活的主題，即便閱讀外國刊物，也常常是在考察途中完成。凡此種種，賦予其學術研究十足的現實風格。經濟學家歷來重視調研，但像周其仁這樣推崇實地調查者並不多見。或許正因如此徹底，他才能敏感而執著地抓住產權這條「隱線」。
與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周其仁並不是一個安心學術研究的學者。他總是被現實社會的各種問題所吸引，期望解開其中的枷鎖，而產權視角則成為他攻克難關的一把秘密鑰匙，屢試不爽。
對中國落後的現實，尤其是中國農民收入的微薄，周其仁始終無法釋懷。海外求學時期，周其仁的研究方向即為產權理論，他希望用西方經濟理論來解讀中國的發展難題。這種「問題主導」的求學方式，令其思路更為直接簡潔。
某些時候，頻繁的發言往往帶來一種假象，讓人們產生錯覺，誤以為他是某個領域的行家裡手。比如他對電信改革、教育學券、農村土地、人力資本等問題的發言就產生了這種效果，使他這個農村經濟學者看起來不那麼純粹，有越俎代庖之嫌，被人質疑。
但周其仁總是不屑一顧地把各種非議拋於身後，筆耕不輟，數年間出版了《中國做對了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挑燈看劍》、《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等著作。幾乎每部書稿出爐，都能引起熱議，其中不乏暢銷之作。經濟學家當中，視角大開大合、觸類旁通者並不少見，但如此這般連年高產者委實不多。
在圈子內、學校裡，因其不同一般的行為，周其仁得到一個綽號「周奇人」。他對此毫無反感，欣然接受，有時候甚至自得其樂，拿來調侃一番，顯得童心未泯。身在香港的張五常對這位同行敬重有加。張五常素有狂生之稱，讓他看上眼的人寥寥無幾，對周其仁卻相知恨晚。
有趣的是，張五常和周其仁的經歷頗為相似，都是在初中畢業後中斷學業，都沒有接受高中教育，都有7年的勞動生活。或許正因如此，他才能理解周其仁。有一次，他這樣說：「打獵也是農業，但比種植或飼養更刺激精彩。其仁打獵，每天在荒山野嶺奔走50公里（我是坐著下釣的），有期望，鍛煉了耐性，激發了好奇心。」
一時保持新鮮感並不困難，難的是時常保持探索事物的好奇心。在這一點上，周其仁與張五常有相同之處。
1985年，周其仁從一位朋友處偶然獲得一本小書，很快被其觀點吸引，愛不釋手。這本小書就是張五常的《賣橘者言》。關注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乃是張五常的研究特色，周其仁品讀良久，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借由張五常，周其仁又對英國經濟學家羅納德·哈里·科斯產生興趣，後者也是尊重現實世界的學者，甚至將現實中的經濟學與「黑板經濟學」[「黑板經濟學」是指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過於抽像，不能解決實際經濟（社會）問題。羅納德·哈里·科斯曾把西方20世紀初形成的主流經濟學稱為「黑板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只注重抽像的演算，忽視現實的經濟現象，就如同閉門造車。行為經濟學家和科斯一樣，從反思和革新「黑板經濟學」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嶄新道路。
]截然對立，令周其仁甚為佩服。
周其仁常這樣教育學生，「要知道，事實有了，觀點是可以批量生產的」，「真實世界才是經濟學唯一的實驗室」。在他眼中，正處於轉型期的龐大國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矛盾，提供了最直觀的研究案例，調查、解讀、研究這些現象，恰恰是瞭解國家轉型變遷的便捷通道。因此他數十年如一日地調研，足跡遍及鄉野與城鎮、田間和企業，掌握大量一手資料，鞭辟入裡，觀點往往一舉切中要害，屢試不爽。
周其仁把自己摸索的這套治學模式稱為「經濟解釋」。不同於傳統的「理論研究」和備受追捧的「經驗研究」，「經濟解釋」是一項艱難複雜的工作，正像周其仁評價張五常時說的，除非足夠固執，否則不可能花費幾十年的時間在經濟理論和現象之間來來回回。
回顧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真理總是蘊涵在現實之中，發掘方式有很多種，而最直接的卻只有一個。正如愛爾蘭詩人葉芝在詩中寫的，「枝葉繁多，根卻只有一條。在青春說謊的日子裡，我在陽光下招搖，如今我萎縮成真理。」也許只有當人們足夠成熟，才能如此沉靜地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