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體制下，不管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還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每個人作為一個能動的、特殊的個體，其人力資本都是私產，奴隸主可以強迫奴隸工作，但是無法強迫奴隸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可以將人作為私有財產的年代尚且不能，更何況已經進入文明時代的我們。所以說，國企改革的關鍵就是產權問題，包括實物產權和人力資本產權。周其仁認為，公有制企業制度的最大缺失就是忽視了人力資本。
而如何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方法有強迫式的，像奴隸主的鞭子；有信仰激髮式的，比如某宗教信徒因為信仰而奮力去完成一件事情等。事實上，這些都無法從本質上解決人力資本的問題。強迫會產生「不盡力」式抵抗，另外強迫的監督成本也是相當高的；信仰並不是一個普適的法門，在中國，很多人是沒有信仰的。
周其仁認為，調動人力資本最有效和持久的方式是交換，也就是根據市場的原則，將人力資本作為一種商品，用相應的等價物去進行交換。而這其中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如何定價。一般來講，人力資本可以分成兩個方面進行考量，一個是能力，即綜合自己已經掌握的知識進行發揮和應用的本領；另外一個就是意願，也就是我願不願意去做這些事情的主觀能動性。能力又可以分為技術創新能力和企業家能力，這些都是很難進行量度的。正是由於這些考核的困難，所以出現了對稱這些信息的文憑證書等證明，文憑證書造假也應運而生。假如能力方面沒有問題，那麼要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還涉及意願的問題。對於國有企業如何充分利用人力資本的問題，周其仁給出的藥方就是要將企業目標與個人目標在最大程度上進行統一，具體操作起來就是不僅要給予國企更大的利潤分配權和自主管理權，更重要的是要大膽地把國企推向市場，放開對人力資本產權的約束，進行人力資本定價，給國企工作人員以股份、期權、管理層收購等讓企業與個人目標相一致的激勵方式。
周其仁的這些主張最終得到了認可。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2年國家鼓勵民營企業參與改制國有企業以後，國有企業出現了大批的民企併購、管理層收購、職工持股等市場化改革方式。
10．周郎之爭
2003年，民營企業格林柯爾公司以2億多現金收購國內著名冰箱生產企業——安徽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的國有股份，一躍成為美菱第一大股東。格林柯爾掌門人顧雛軍也一舉成為美菱董事長。
一時間，全國上下對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幾乎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海爾、宇通客車、四川長虹、哈藥、TCL、伊利、張裕等大批本土重要企業都搖身變為私有企業或者賣掉了大量國有股份。在一片叫好聲中，香港經濟學者郎鹹平不失時機地站出來大聲疾呼：國有資產流失！
2004年8月9日，郎鹹平在復旦大學進行演講，首次針對這一問題表態。演講的題目頗具看點：《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
郎鹹平聲稱，自己的團隊經過3個月調查研究，發現顧雛軍先後收購科龍、美菱、亞星客車和襄軸等四家公司，號稱投資41億，其實只有3億多。郎鹹平不僅指出顧雛軍在收購活動中捲走了國家財富，還用「七板斧」[郎鹹平表示，顧雛軍通過「七大板斧」——安營紮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雞生蛋手法，成功將巨額國家資產納入囊中。這些運作手段往往是通過介入被收購公司管理層後，大幅提高企業運營費用，提高公司虧損幅度進而壓低收購價格來實現的。
]的比喻講述顧雛軍是如何用區區3億多的資本將價值40多億的國有資產納入囊中的。是時，在郎鹹平的言論中，被「炮轟」的企業家並不只顧雛軍一個，還包括海爾的張瑞敏、長虹的倪潤峰、宇通的湯玉祥等一大批參與管理層收購的企業家。
對於這樣的指責，顧雛軍當然無法忍受，當時就跳了出來，直接回應郎鹹平。顧雛軍的律師要郎鹹平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並稱如果在8月17日前沒有滿足他所提出的包括道歉在內的三項要求，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郎鹹平拒絕了顧雛軍的要求，並向記者公開宣稱要維護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學術自由以及發言權，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威脅或者其他行為來強加干預。
此事引起媒體極大關注。一時間，「郎顧之爭」成為社會熱點。透過論爭，人們看到國企改革的弔詭與神秘。儘管顧雛軍最終鋃鐺入獄，但這樁公案並未了結，繼而引發各界對國企改革的大論戰。
按照郎鹹平的觀點，之所以會出現國有企業改制的MBO（管理者收購）浪潮[MBO（ManagementBuy-Outs）即「管理者收購」的縮寫。經濟學者給MBO的定義是，目標公司的管理者與經理層利用所融資本購買公司股份，以實現對公司所有權結構、控制權結構和資產結構的改變，實現管理者以所有者和經營者合一的身份主導公司重組，進而獲得產權預期收益的一種收購行為。
]，究其根本，是因為國企老總缺乏信託責任。國有企業長期的低效率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那就是國企必定是沒有活力的，做不好是理所當然的，而做好了反倒不應該了，做好的國企老總覺得國家對不起自己，要通過佔有國有資產的方式進行補償。
郎鹹平認為，要拋棄這種固有思維。作為代理人的國企老總，做好了是應該的，做不好才應該感到羞恥，沒有國有企業的平台，國企老總也就失去了發揮的平台，以做好來作為侵吞國有資產的理由本身就是缺乏信託責任的體現。他主張可以給予成績優秀的國企老總高的年薪和少量期權股份，但是絕對不能將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從而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
起先，周其仁靜靜觀察，並不願捲入這場論戰，他認為辯論的最重要價值在於通過辯論達到思想提升的目的，並不是挑別人的毛病。但是隨著事態激化，對「國有資產流失」的辯護變成了對「產權改革路線」的質疑，作為研究產權改革二十餘年的經濟學者，周其仁無法坐視不理。
一出場，周其仁就以其一貫嚴謹冷靜的風格和學術聲望，成為了「倒郎派」的重要代表。
周其仁認為，國有企業存在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對人力資本產權的忽視，另外一個是行政權大於經營權，沒有自由的市場契約體系，其中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所有權缺位。國家或集體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模糊之下，又加上行政性的計劃經營模式，國有企業即使付出巨額交易費用，也難以形成對人的激勵體制。郎鹹平所謂的信託責任，其委託人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實際考察的概念，模糊的公有制產生了模糊的所有權，模糊的所有權導致根本就不存在最終的所有者，那麼信託責任也就無從談起。周其仁強調產權是一項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制度安排，產權問題的模糊和妥協只能導致交易費用的增加，企業運行效率是無法根本性提高的。
在產權界定問題上，周其仁並不否認存在「侵吞國有資產」行為。但因噎廢食似乎也大大不妥，如果重新回到產權模糊的公有制時代，豈不是歷史的倒退？如果不從產權明晰上入手，改革就只能停留在陣痛階段，無法徹底推行。至於保護國有資產，法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用一個法制化的環境確保產權和自由市場的有序運轉，從而消除權力尋租的不良事件發生。
塵囂遠去，餘音繚繞，國企改革何去何從，如今仍是一道無解難題。誰對誰錯，恐怕只有歷史能給出答案。
11．醫療改革的是與非
進入新世紀後，周其仁開始頻頻對公眾問題發言，涉及課題遠遠超出其起家的農村問題範疇，包括電信改革、教育改革、國企改革等。他沒有經濟學家高高在上的面孔，儼然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隨著「看不起病，住不起院，買不起藥」現象的普遍出現，醫療改革逐漸成為備受爭議的熱門話題，也自然成為周其仁研究、關注的焦點。
長期以來，由於醫護人員的工資收入水平偏低，為了提高收入，不少醫院借助市場化的契機，通過制度的調整，實行了「以藥養醫」[以藥養醫是以藥品的高利潤拉動醫院的經濟效益，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轉。
]等一系列提高醫護人員收入的策略，從而增加了部分醫務人員為了提高收入而多開藥品以及其他尋租行為發生的機會。正基於此，有些學者將「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歸於醫療服務的市場化，呼籲建立公共醫療的社會福利體制。
周其仁不贊成這種看法，他通過數據舉證，從1978年到2005年的27年間，國家衛生費用增加了77倍，個人開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的醫院、診所、醫生以及護士等醫療資源的供應增加卻只有一兩倍。從數據中不難看出，並不是所謂市場化導致醫院的看病難和看病貴，而是醫療資源的供給嚴重不足所致。
那麼，供給嚴重不足增加供給不就解決問題了？事實上，每年都有數以十幾甚至幾十萬計的醫科學生畢業，人力資源供應不可謂不足，另外政府也大力鼓勵私有醫院的設立，這豈不是悖論？
周其仁發現，允許私有醫院設立的政策確實有，並且法律上不存在障礙，但私立醫院跟公立醫院有一個重要區別，即定性差異：公立醫院屬於事業單位，非營利性質，不需要交稅；而私立醫院在性質上屬於企業營利機構，在營業稅、增值稅和所得稅三大稅種方面負擔就大得驚人，毋庸說其他的各種稅費了。生就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和委曲求全的尋租空間，形成了強大的進入壁壘，這就是為什麼私立醫院雖受到政策鼓勵，卻寥寥無幾的原因。
醫務人員的供應方面，由於其幾乎壟斷的市場地位和行政管制特徵，醫院領導的任命都脫離不了政府的行政任命或間接干預，更不要說其他醫務人員了，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醫科學生畢業了，但真正從事醫務工作的卻並不多的原因。甚至還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沒有門路的優秀畢業生失去了進入醫院工作的機會，也就失去成為優秀醫生的可能，造成醫務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在周其仁看來，公立醫院本身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由於市場化的呼聲使公立醫院逐步減少財政補貼的直接享用；另一方面，又要負擔部分不需患者開支、不受貨幣購買力約束的高端公費醫療。困境中尋找出路，低收入人群自然就成為醫療改革的買單者。
對此，最直接的措施是藥品價格管制。但奇怪的是，管制反而使情況變得更糟，本來作為醫院負擔的一個出口的「以藥養醫」被堵住了。供給面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有著旺盛醫療需求，那麼醫療「紅包」等一系列醜聞層出不窮也就不足為奇了。
周其仁認為，在供需平衡的條件下，「紅包」無可厚非，某種程度上這是對高超醫術的一種補償，性質同於「妙手回春」之類的匾額。但問題是，現在供需並不平衡，這樣不僅增加了交易費用，還挫傷了那些道德高尚的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使醫務人員工作質量的提高受到阻礙。
鑒於以上種種問題，周其仁主張開放醫療市場，採取針對性強的刺激醫療服務措施，解決醫療供應供給不足的問題才是根本所在。否則，財政上的大手筆補貼，只會讓醫療服務面臨更加嚴峻的供不應求局面，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政府衛生開銷更大，而看病更難。撤出政府行政干預，放權市場才能徹底解決醫療問題。
12．後危機時代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