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這一規劃，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政府退出城鎮化相關領域，將自己掌控下的城建類公司推向市場，但是這會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退出了城鎮化建設領域，誰來負責整體規劃？對於這一問題，周其仁提出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建立一種城鎮公司，讓其按照法定程序專門負責設計和規劃城鎮建設的一系列問題，並且由該公司出面進行招標各類專業公司進行城鎮化建設。由於脫離了行政權力的依托，公司必須從市場的角度考慮問題，自負盈虧，以「看不見的手」作為規劃建設的主導，從而避免「前任投資失誤，後任不認賬」，以及招標過程中伴隨政府主導城市建設而產生的權力尋租等一系列問題。
遺憾的是，周其仁的這些理論並未被採納。以行政權力為主導，受地方政府政績工程的驅動，在沒有明晰產權定位的基礎上強征農民耕地進行城鎮化建設的事情仍不鮮見。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不斷攀升，這類行為愈演愈烈，產生了非常惡劣的社會影響。
另一方面，空城頻現，高樓林立的繁華下，根本就沒有與之配套的經濟基礎。河南商城數以千畝的土地被圈占閒置，大約半數以上的樓房並無人居住，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GDP上升了，經濟卻陷入了重重困境。「以地養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為我國經濟的均衡協調發展敲響了警鐘。
周其仁多次提出要兼顧城鄉利益，統籌發展。他主張在土地產權改革的基礎上，用經濟發展的手段促進城市化進程，併力主在天津、重慶等一些重要城市進行改革實驗，充分發揮經濟主導地位，以投資與興辦產業來拉動城鎮化。本末倒置的結果只能使權力尋租行為加劇，農民利益受到更大的侵犯。
7．提倡教育學券制
農村教育問題是我國教育體制改革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上世紀末，我國完成了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任務，然而教育費用仍然是農村家庭的主要支出，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的學齡兒童在偏遠山區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2000年11月，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考察團到美國加州的羅斯密學區進行教育考察，適逢當地有關教育學券制的政治宣傳，考察團受到很大啟發，回國後進行了結合長興縣實際的規劃申請，次年5月就下達了相關文件，教育學券制得到了施行。
作為農村教育學券制改革的倡導者，周其仁對這件事情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專程走訪了長興縣，並且與時任該縣教育局局長的熊全龍進行了深入交談。
學券制[學券制，在中國地區又稱為教育券制。這是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提倡的一種資助制度，主要目的在於，在維持政府對教育補貼的同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從而提升教育的質量。運作方式：（1）政府向家長發出學券，學券金額等於政府每年補貼個別學生的金額；（2）家長自由地選擇符合要求的學校，不論公立或私立都可以；（3）家長用學券繳付學費，學校有權收取學券以外的額外費用，有關費用由市場機制自由決定；（4）學校收到學券後，憑券向政府索回現金。根據以上運作方式，好的學校由於生意好，收取較多的學券以及學券以外的現金，因而生存下來。不好的學校因缺乏消費者，最終因經營不善而被淘汰。
]首先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提出來的，公立教育有著巨額財政撥款的資助，而私立教育相對就沒有這方面的優勢，但是教育質量卻正好相反，往往是私立教育要好於公立教育。
表面看來，這與常理不符，追究起來卻也不難明白，公立教育在享受財政優勢的同時也享受了一項重要的資源，那就是家庭相對貧困的學生，他們無力支付私立教育昂貴的學費而不得不選擇公立教育。一方面有財政支持，一方面又有生源，公立教育失去了競爭，處於一種壟斷的地位，也就失去了提高教育質量的動力。而私立教育本身就處於不斷的競爭當中，稍不留神可能就會被競爭對手取代，在這樣的條件下，努力提高教育質量是他們不二的選擇，正是由於這種反差，不合常理的現象才習慣成自然了。
正是基於政府投資教育的初衷，弗裡德曼提出不要將教育經費直接投資給教育機構，而是以學券的形式發給有學齡孩子的家長，讓家長以學券的形式向自己所選擇的中意的學校支付教育費用，從而在學校之間形成競爭機制，提高教育質量。
長興縣的做法正是對這一理論的中國化實踐，在周其仁看來，這有著重要的制度創新意義。
在我國，由於公辦占統治地位，學齡兒童幾乎沒有對教育資源的選擇權，劃片招生制度的推行，將學生牢牢拴在了與家臨近的學校裡，如果不想被學校捆綁，那麼就必須支付高額的擇校費作為選擇學校的資格條件。而事實上，對於絕大多數農村家庭來說，這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本來正常學費的繳納已經困難，如果還要交一部分數額不菲的擇校費更是難上加難，於是就出現了張五常所謂的「到餐館吃飯，付了錢卻沒有對菜的選擇權」這樣一種現象。
2006年，農村義務教育實現全免費，這對於廣大農村低收入家庭來講無疑是一件好事，然而在教育資源稀缺的廣大農村，依然還存在無法進行自主選擇教育資源的問題。
加上近幾年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人數的增多，子女教育問題隨之而來，義務教育免費必須在戶口所在地才能實現，這讓許多在城市打工的農村勞動者長時間與子女分離，出現了孩子只會叫爺爺奶奶而不會叫爸爸媽媽的讓人心酸的場景。
周其仁所提倡的教育學券制，如果能普遍得到應用，同時開放教育地區性以及准入限制，對增加教育資源的供給，引入優勝劣汰機制應該是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8．主張國有股減持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基本上就沒有企業債券和股票，資本交易市場更是無從談起。直到1984年，隨著企業經營自主權的擴大，產生了以債券和股票籌集資金的方式。伴隨著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發佈實施，我國的股票流通市場才算初步形成。
1990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相繼掛牌，象徵著我國的股票市場開始了新的篇章，逐步走向了法制化和規範化的發展軌道。在這一時期，包括以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上市公司的股票是分為兩種的：一種是流通股，即上市公司股票中可以在股票市場進行交易的部分；與之相對的就是非流通股，也就是由國家或法人持有暫時還不能夠在二級市場進行交易的股票。
中國股市股權分置[股權分置由來已久。資本市場建立之初，上市公司主要是國有企業，控股股東是國家或代表國家的各級資產管理部門，它們持有的股權叫做國有股和法人股，大約占2/3，這部分股權不能像普通股那樣上市流通，即股權分置。
]，即存在流通與非流通兩種股票的現象，主要是由於國有股限於意識形態的約束，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思維定式絕對不允許國有股全面上市流通，可以說，股權分置是我國改革開放特有的歷史產物。
這樣安排的本意是保護國家對國有上市公司的絕對控股，同時也擔心資本市場無法承擔全流通的市場壓力。客觀地講，在資本市場建立的早期，股權分置極大降低了國有企業上市所遇的觀念碰撞和利益分配掣肘，承擔了很好的緩衝作用。但不難發現，這種安排只是權宜之計，導致「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大股東與小股東利益不一致，市場供需失衡、企業管理僵化等問題，不僅制約著資本市場的規範發展，對企業健康經營也形成障礙，令市場各方叫苦不迭。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股票全流通的預期日漸加強。但每次有傳言或者些許行動要進行國有股減持時，都會帶來股票市場的階段性震盪，一減就跌彷彿成了中國股市基於股權分置的一個共同思維定式。
周其仁認為，這樣的現象是「按市價減持」造成的，長期的股市兩重天，導致流通股的資本溢價遠超非流通股的股票價值，如果按市價減持，股民會選擇用腳投票的方式進行經濟表決。很明顯，他們認為減持以後的國有股票已經不值進倉的價格。所以，無論再好的形式，只要宣佈按市價減持，股票就會應聲下跌。
如此一來，國有股何去何從，就成了中國股改必須跨越而又難以跨越的一個障礙。
對於這一困境，有人提出停止國有非流通股向二級市場公開減持，將部分國有股改由社保基金持有，並由其管理和取得分紅收益，另外還可以繼續以原來公有對公有的協議轉讓方式進行減持。
對於這一方案，周其仁持不同態度。他認為這種轉讓只是將股權由一個部門轉向了另一個性質接近的部門，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面對向公開市場減持這一問題，而目前此路又行不通。
周其仁提出單獨就國有股建立一個與A股市場不相關的交易市場，同股不同市，同時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確個人和非國有機構可以進行國有股交易，發展一個規範自由的股票市場。周其仁的這一方案似乎無人關注。
2002年6月，國務院發文通知停止在國內證券市場減持國有股，並廢除了國內上市公司《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有關利用證券市場減持國有股的規定。
2004年1月31日，「國九條」發佈，承認了中國股市的股權分置問題，並表示要積極穩妥地解決這一問題。
此後，國有股的減持問題一直被擱置。一直到2009年6月19日，國務院出台新的決定，要在境內證券市場實施國有股轉持，即繼2006年5月《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新老劃斷後，凡是在境內證券市場首次公開上市發行股票的含國有股份的公司，除了國務院特殊規定外，都必須按照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數量的10%劃轉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持有，並且社保基金必須履行原國有股的禁售期義務。
也就是說，周其仁的國有股減持設想一直都處於理論狀態，並且直到今天，國有股減持的工作都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政策股市依舊存在。
9．人力資本的產權
脫胎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舉步維艱，而不改革就意味著勞動生產率低下、虧損甚至破產，給國有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會帶來不良影響。
早在1979年，老一輩經濟學家董輔礽[董輔礽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便提出了關於再生產數量關係的數字模型，被譽為「中國經濟成長論的代表」。在改革開放初期，他提出了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政企分離」、「政社分開」的政策性建議。
]就提出要國企改革就是要讓經濟企業組織代替計劃體制下的政府企業組織，放開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我國的國企改革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對國有企業不斷地進行放權讓利，雖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有一個問題卻未曾根本解決，那就是國企工作人員的積極性難以調動，人的創造性無法發揮。這與國有企業「鐵飯碗」的用工機制有著莫大的關係。
周其仁認為，人力資本，即人的質量，其中包括心理、態度、知識、能力等方面的內容，它們在國有企業的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如何使一個企業充滿活力，首先就是要充分發揮和利用人力資本。然而，在原有的用工機制下，是非常不利於人力資本發揮作用的。限制人的流動、限制工作崗位等等一系列的限制條件，導致人力資本產權的殘缺，從而出現人力資本的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