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開會這天，一位頗有來頭的人物看到這篇文章，大感不悅，質問組織方之一的北京農科院院長秘書趙曉冬，問：「這兩個人是不是共產黨員？」趙曉冬回答說：「不是。」那人又說：「你總是共產黨員吧？可不能理這兩個傢伙！」
值得慶幸的是，這件事並沒有引起什麼麻煩。隨著鄧小平出山，中國告別「政治為綱」的年代，進入經濟體制改革為標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凋敝的農村經濟成為建設的重中之重。
直到1980年，仍有1億多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這種情況令人擔憂。如何推動農村經濟走出泥潭？政府高層開始重新審視以往的農村政策，決心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於是成立了以杜潤生[杜潤生，山西省太谷縣人，資深農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多次建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主要成員的農村政策研究室。
與此同時，周其仁等人在人民大學展開讀書活動，私下討論農村問題，在校園內頗有些名氣。一個偶然的機會，人大經濟系資料室的白若冰老師聽說了他們的事情，時不時地過來一起討論。白若冰的父親恰好與杜潤生是戰友，就把此事轉述給他，杜潤生居然對這些學生大感興趣，把周其仁等人約去談話，聽他們那些意氣風發而又難免書生氣的見解。杜潤生的支持讓他們備受鼓舞，增加了他們研究農村問題的熱情。
1981年春，一個名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機構在北京高校中成立。嚴格來講，這只是一個民間組織，參與者幾乎都是周其仁這樣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學生，主要來自北大、人大和北師大。
周其仁他們尤為高興的是，杜潤生對他們這個組織非常重視。「農發組」成立當天，杜潤生專門趕來，在會上發言：「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業還是落後的自然經濟，中國就不會有現代化。」他還一再鼓勵他們：「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
在杜潤生的幫助下，「農發組」從國家農委獲得了一個調查項目，還有一筆經費。周其仁他們利用暑假時間，到全國包產到戶發源地之一的安徽滁州地區進行調查。他們幾乎跑遍了定遠、鳳陽和嘉山等地的農村，對包產到戶有了更深層次的瞭解。
調查期間，周其仁目睹種種現實，直覺告訴他，農村改革勢不可當。回到北京，他們將調研所見所感寫成研究報告，很快得到中央高層的讚賞，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專門在報告後面批復，認為這個報告對包產到戶後的農村問題講得很清楚。後來，還在中央會議上再次談及，有意讓部委機關從有下鄉經歷的大學生中抽調500名優秀分子，協助進行農村問題的研究。
1982年，夏天即將結束的時候，「農發組」建制，併入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這樣一來，身為組員的周其仁變成農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他戲稱自己還未正式畢業就被「分配」了。無疑，這個去處正是他所嚮往的。
年屆70歲的杜潤生成為「發展組」的直接領導，在他的帶領下，周其仁等進行了大量實地調研，對農村問題有了更加專業的認知，「農發組」成員迅速成熟，成為研究農村問題的主力。
此後，其中一部分人組建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其他人組建農村發展研究所。杜潤生是這兩個所的主任，但他總是站到年輕人的身後。在杜潤生的帶領下，資歷尚淺的周其仁得以參與中央農村政策的制定，不僅為以後的研究奠定基礎，更確立了奉守一生的實地調查的研究方法。
或許早年的遭遇留下太過深刻的印象，周其仁關心時勢，但不熱衷於政治。即便如此，周其仁還是異常嚴謹地參與了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的起草工作。有一年，中央農村「一號文件」寫出來，杜潤生指派周其仁到國務院印刷廠擔任最後校訂。這樣一來，他以非黨員的身份，「過目」了這份黨內文件。多年後每當回憶至此，周其仁仍會大發感慨，自稱「生逢其時」，「不經意間走進一個書本上沒有的學問天地」。
漸漸地，這些年輕人闖出一些名堂，「農發所」的招牌越發響亮，成為京城眾多研究機構中小有名氣的一個，很有些神秘色彩。
這是周其仁學術生涯中最單純快樂的時期。一有機會，他就和同事下鄉考察，回來之後寫成研究報告。
1986年，周其仁和戴小京[戴小京，祖籍湖南嶽陽，1960年出生於北京。畢業於中山大學，獲理學學士、法學碩士學位。1985年至1989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統計分析室副主任。期間先後被派往日本、美國研究農村政策問題。
]合作完成《農民、市場與制度創新》一文，著重分析了農村產權改革問題，首次提出農戶土地經營權的「法律表現」，如果「所有制的革新變化得不到相應的法律肯定，倒退也就難以制止」。不但如此，周其仁和戴小京還提出一個更大膽的建議：「農民家庭土地經營權的重建，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體制變得不適應，因而需要根本的全盤變革。」
從這篇文章中不難發現周其仁早年經歷的影子。當產權問題的思考上升到全社會層面的時候，他需要更加廣闊的視野來論證自己的論斷。
第二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留學生肖耿[肖耿，1963年出生於江西南昌。1985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獲管理科學學士學位。1987年、1991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現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及香港大學中國與全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主要從事實證和政策性研究，探討中國企業、金融及制度改革與發展。
]到農發所訪問，周其仁請求他回到美國後給自己郵寄一些產權方面的原版文獻。此後幾年，周其仁在實地調查和閱讀中度過。每逢下鄉，他都會背上肖耿寄回的文獻，一面走訪、調研，一面學習國外的理論。由於英文不好，幾位同事就幫他把文獻翻譯成中文。
隨著研究的深入，周其仁開始萌生一個更加大膽的想法，希望到國外學習一段時間。
3．豁然開朗
機會很快來了。1989年，周其仁出國留學，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研究所做訪問學者。
第二年秋天，經一名相熟的教授推薦，周其仁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學習。在芝加哥大學，周其仁輔修了一門本科的微觀經濟學，旁聽研究生課程，此外大量時間都在芝大圖書館度過。
期間，周其仁邂逅了芝大政治系的崔之元[崔之元，1963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國防科技大學系統工程與應用數學系。199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之後歷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訪問研究員，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康奈爾大學法學院傑出訪問教授等職。主要研究興趣在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中文著作有《看不見的手範式悖論》等。2004年起至今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重慶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任助理、西南政法大學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聯席院長。
]。崔之元求知慾很強，非常博學，因為熟悉圖書館「任何一個角落的圖書和刊物」，被周其仁戲稱為「圖書館動物」。周其仁初來乍到，崔之元就把自認為有用的資料介紹給他，周其仁因此得以避開琳琅滿目的書架，高效地閱讀了大量書籍。
在芝大，周其仁還有一項重要收穫：接觸到約拉姆·巴澤爾[約拉姆·巴澤爾畢業於希伯來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研究範圍是應用價格理論、產權經濟學。在著名的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他的著作《產權的經濟分析》（劍橋大學出版社）已出版第二版。
]的人力資本理論。巴澤爾的理論建立在傳統農業轉變理論基礎之上，與周其仁一度困惑不解的「分配收入」問題比較接近。在巴澤爾理論的啟發下，周其仁開始思考一個嶄新的命題：私產何以在排他性極強的全盤公有制裡誕生？
隨著學習的深入，周其仁逐漸意識到人力資源的重要性。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基本要素，勞動者決定著人力資源的發揮限度。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發揮人力資源的能動性。而如果產權得不到法律保障，那麼一切個體的經濟活動也就喪失了內在價值和意義。
以此為支點，周其仁對中國公有制和私有產權的碰撞，「包產到戶」和自留地的存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這些積澱奠定了他學術研究的基調，為未來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周其仁海外求學並非泛泛而談，而是基於中國現實問題的求索，是「問題主導」式的求學。這種方式決定了他不可能在一所學校學習很長時間，一旦找到現實問題的答案，他很快就會尋找新的平台。
在芝加哥大學學習了一年多後，周其仁來到位於洛杉磯的加州大學，立刻被那裡濃厚的學術氛圍吸引，決心沉下心去，專心做幾年研究。周其仁選擇的研究領域與中國現實息息相關，主要包括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等內容。
1993年，周其仁順利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沿著既定路線繼續深造。兩年後，周其仁順利通過加州大學的博士開題答辯，只等做出論文就可以拿到博士學位了。然而，此事卻因一份聘約「擱淺」了——畢業之際，周其仁受到召喚，毅然回到離開6年的祖國，前往北大任教。
周其仁早就知道，「自己當不成象牙塔裡的學問人」。無論國外多麼安逸、愜意，他都不可能對國內發展無動於衷。更何況，他原本就是帶著一大堆問號前來求學的，當心中的這些問號消除之後，似乎就沒有必要因為一個學位繼續留下去了。於是，他延緩答辯時間，先期回國。
這個時候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講話的發表，承認了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後，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新湧現出的眾多經濟現象深深吸引了他。
回國伊始，受杜潤生老先生邀請，周其仁與老友宋國青[宋國青，1954年10月生於陝西省武功縣，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兼任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發部總經濟師。
]帶領著學生奔赴黃土高原，參加了一項山西的大型供水工程研究。水作為一項國家所有的「公共資源」，其產權界定是比較模糊的，這項研究歷時3年，從水權、水價、水市場、「國家工程」的決策執行等各個層面對水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關於競爭、壟斷、自然壟斷等問題，都有了更加透徹的理解。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周其仁開始在公眾領域大放異彩，並非源於對農村、產權等問題的研究。
4．「電信專家」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