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周其仁，1950年生於上海，經濟學教授。
早年在黑龍江插隊，於完達山狩獵7年。1978年，恢復高考第二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4年後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進入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工作。
1989年開始為期6年的留學生活，以訪問學者身份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1991年秋天，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項目，相繼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1996年春回國，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相繼開設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課程。因其注重實地調查，講課方式備受歡迎，次年被評為「北京大學最受同學歡迎的老師」。
從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學任教，秋季則回到北大課堂，延續多年。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中國經濟。
1．歷史的風浪
歷史總是在欲揚先抑中頓挫向前，置身其中的人們命運沉浮、悲喜由之，讓後來者徒生感慨。
時光倒流，上世紀中葉，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探索時期，在貧困和飢餓的陰雲籠罩下，許多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那一時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和難以磨滅的記憶。
急於求成的「大躍進」[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隨後便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儘管出發點是為盡快改變經濟落後的面貌，但由於忽視了客觀規律，不可能迅速地改變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氾濫，不僅造成了國民經濟的重大損失，還為之後的政治運動提供了現實土壤。
]，幾乎摧毀了我國的經濟生產框架。1959年夏召開的廬山會議[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第八次會議，簡稱「八屆八中全會」。會議原本是在輕鬆活潑的氛圍中討論總結國內形勢，被與會人員戲稱為「神仙會」。但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直言「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推行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隨後，彭德懷被貼上「右傾機會主義」的標籤，受到抨擊和批判。會議性質就此轉換，引發長久的「右傾」批判。
]，不僅沒有糾正以往的錯誤，還引發了一場更加錯誤的「反右傾」政治鬥爭。「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是使黨內民主受到嚴重損害，「左」傾錯誤長時間持續下來，風潮延伸至經濟領域，引發令人匪夷所思的倒退。
1957年到1960年，鋼鐵工業造成的消耗和浪費大量擠佔了其他生產部門的資源，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在天災人禍所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歷了震驚中外的三年（1959年~1961年）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期」。
由於當時「一大二公」[1958年，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極短的一個月時間，重新改組為「人民公社」。全國有90%的農民加入公社，體現人民公社所標榜的「一大」，即追求大規模化；「二公」，指實現更進一步的公有制。
]的經濟體制，農民被集體勞動的生產形式牢牢拴在以人民公社為單位的土地上，幾乎不存在人口流動。大饑荒來臨時，地方政府為了政治需要，封鎖消息，用強硬行政手段干預饑民「逃荒」，從而導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部分重災區甚至發生了「易子相食」的慘劇。
這一切給當時剛滿10歲的周其仁留下了深刻印象。身處如此劇烈顛簸的社會，任何個體都不可能逃脫形勢的擺佈，眼見種種荒謬現實，只能聽之任之。周其仁少年時代在迷惘與困惑中度過。
1966年，周其仁初中畢業，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繼續讀書的機會。1968年12月，毛澤東發起「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周其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從1968年一直到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10年間，他一直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生產建設兵團是特定歷史的產物，中國比較著名的有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都是以軍隊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建設。周其仁所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成立於1968年6月30日，瀋陽軍區黨委據中共中央「六一八」批示成立。
]進行勞動鍛煉，期間還在完達山做了7年的獵人，這與其現在的經濟學家身份形成鮮明對比，頗有幾分傳奇色彩。
完達山歲月給周其仁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烙印。那時，山裡只有他和師傅兩人，衣食住差不多樣樣都是自給自足。「我們住的茅舍是自己蓋的，吃的食物不是從山上打來的，就是小菜園子裡種出來的。」有個現象令周其仁百思不得其解，看到師傅在傾盆大雨中點火，還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比自己父母本領大許多，收入卻是天壤之別。周其仁不禁在心裡納悶：這到底是為什麼？當時很多人將此解釋為城鄉差別，周其仁不解。得不到答案的周其仁異常苦悶，陷入深深的思考。
期間，父親不斷從上海寄來書刊，給周其仁提供了難得的精神食糧。「文革」時期，大多數書籍被焚燬，市面上的書少得可憐。1973年，父親寄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卷首全是批判性的話語，周其仁讀完之後覺得又驚又喜，好像苦思不解的靈魂找到了突破口，很快被書中講述的理論所吸引。從斯密的觀點出發，周其仁得知「分工水平」乃是理解經濟現象的一個關鍵因素，對農民與知識分子間巨大的收入落差豁然開朗。
還有一次，周父寄來郭大力[郭大力，中國經濟學家，教育家。1923年入廈門大學學習化學，後轉至上海大夏大學攻讀哲學，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7年，郭大力大學畢業，一邊尋找職業，一邊翻譯《資本論》。幾經周折，終於在1938年秋把馬克思巨著《資本論》最早的中文全譯本譯出。
]、王亞南[王亞南（1901年∼1969年），中國現代著名經濟學家和教育家。他在大學執教30多年，教學經驗豐富。王亞南與郭大力合作，在後者譯作《資本論》的基礎上，接連推出修訂版，並翻譯亞當·斯密《國富論》等大批西方經典讀物。
]合譯的《資本論》。書很舊，紙張發黃，而且還是豎排本，開篇第一句話寫道「龐大的商品堆積」。周其仁那時不過是一個初中畢業生，從未參加過任何經濟實踐，在他居住的完達山，方圓幾十里都是寂靜山谷，最近的一家小雜貨店開在40公里外，或許正是這樣的空寂無人的環境，讓他得以耐住性子，把這大部頭啃了下來。
寄身山林，思接千載，心游萬物，不知不覺中，少年周其仁的心靈慢慢打開。20多年之後，成名的周其仁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採訪時，把此視為個人經濟生涯的開始。他說：「我想馬克思本人不會想到，他的著作會在100多年後被一個遠離現代工業文明、在深山打獵的中國青年閱讀，並為這個年輕人開啟了接觸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門，帶來了一個不同的參照系，使這個中國青年開始朦朧地打量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社會。」
2．命運玄關
轉眼間，周其仁來東北已經10年，他從一個少不更事的男孩長成心憂天下的少年，期望到更廣闊的天地中遨遊。此時，時代風潮突變，命運之門為他打開一個光明的出口。
1978年早春，周其仁像往常那樣，走在北大荒農場中，突然一則新聞從高音喇叭傳出來。周其仁停住腳步靜聽，原來恢復高考了，看來鄧小平一年的決定見效了。他一面聽著新聞，一面盤算著自己如何填報志願。其實此時他心中已經有了主意，報考心目中最好的北京大學。
雖然只是初中畢業，但多年潛心讀書，周其仁對自己的應試能力信心十足。正當他埋頭複習，向北京大學衝刺時，政策又給他來了個回馬槍。按照黑龍江省規定，凡25週歲以上考生一律不得報考北大。28歲的周其仁猶豫再三，最終放棄北大，第一志願改成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
1978年9月，周其仁收到錄取通知書。一個月後，他從黑龍江來到北京。打倒「四人幫」的激情還未退去，破除思想禁錮的強烈氛圍異乎尋常，而大學理所當然地成為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場所。「大家刻苦讀書，又不拘泥於書本知識」，讓周其仁感到新鮮、好奇，還有一股忍不住要加入其中的衝動。
周其仁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興趣點。他常常到北大、清華等學校旁聽，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不時聚在一起討論家國大事。在一次聚會上，周其仁第一次聽說了安徽農村「包產到戶」[包產到戶最初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由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個農戶最先開始實行的。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的一種生產責任制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統一計劃、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的條件下，把耕地農作物和某些畜牧業、養殖業和副業生產任務承包(包用工、包費用、包產量)給農戶負責，實行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一種做法。由於是以農戶為單位負責完成整個農業生產週期內的全部生產任務，勞動的最終成果和承包戶的經濟利益聯繫比較直接，因此有利於改進技術、提高產量、促進生產的發展。
]的消息。一個親身參與調查的朋友講述他的所見所聞：難耐饑荒的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各家，結果糧食大幅增收，因為「包產到戶」不合法，農民們只好秘密進行。
這個消息令周其仁興奮不已，在黑龍江的10年，他親眼看到農民生活如何清苦，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方案，幫助農民過上好日子。而此刻，安徽農民的故事無疑是最好的答案。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證明對農民有利的「包產到戶」，卻因為意識形態的局限，得不到「上層建築」的承認。
義憤填膺的周其仁與一位做編輯的朋友合寫一篇文章，論證包產到戶的可行性。正值論爭高峰，各種觀點上下翻飛，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文章寫出來後沒有地方發表，擱置許久才被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耕今[王耕今，經濟學家。今河北南宮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入陝北公學學習。後任抗大一分校圖書館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調查研究室科長、山東大學講師。建國後，歷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計劃局副處長，國家計委委員兼農林水利局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顧問，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副理事長。撰有《生態平衡與農業發展》、《研究農業生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等論文。
]發現，推薦給全國農業經濟學會，作為1980年的年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