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令一些人頗為不快，卻戳破了股市華麗的外衣。吳敬璉已經不是第一次尖銳地批評股市了。早在年初，注意到證券市場混亂無序，「東家」橫行，網絡股火熱的狀況，吳敬璉就對中小股民發出善意提醒，預言股市泡沫。隨後互聯網泡沫破裂，預言得到證實。而吳敬璉也因勇敢直言，當選「中國經濟年度人物」，並被眾多股民和網民評選為「中國經濟界的良心」。
吳敬璉在上海接受記者採訪時拋出了那個著名的論斷：「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他進一步指出，不要把股市變成尋租場[2004年7月9日，吳敬璉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舉行的中國金融國際年會上提出，由於把股票市場定位於為國有企業融資服務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融資工具，使獲得上市特權的公司得以靠高溢價發行從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錢，從而使股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尋租場」，因此必須否定「股市為國企融資服務」的方針和「政府托市、企業圈錢」的做法。
]。矛頭直指操縱內幕交易的權貴資本。
吳敬璉上述言論迅速掀起狂瀾。時值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央高層指示打擊股市違法活動。隨後，億安科技、中科創業等公司被查，莊家倉皇拋盤出逃，兩市股價迅速下挫，投資者損失慘重。一些不明真相的網民把矛頭指向吳敬璉，稱他「一言毀市」。吳敬璉成為眾矢之的，面臨空前壓力。
改革風雲激盪，身為意見提供者的經濟學家勢必會被牽連進各種力量的角逐過程，很多人因為懼怕是非，常常在關鍵時刻缺位，迴避發言，吳敬璉卻從來不肯撤退。他總是第一個挺身而出，大膽直率地揭露各種弊端。大多數情況下，勇敢者注定是孤獨而不被理解的。吳敬璉的直言常常為他引來麻煩，成為別人攻擊的靶心，遭受非議和詰難，他不僅從未退縮，反而一再出現在需要的位置，讓人看到經濟學家的「良心」。
吳敬璉拋出股市賭場論後不久，厲以寧、董輔礽、蕭灼基[蕭灼基，廣東汕頭人。195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大三時因品學兼優被推薦攻讀研究生。現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特聘顧問。獲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等諸多獎項。1992年國務院批准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吳曉求[吳曉求，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
]和韓志國[韓志國，經濟學家、教授、北京邦和財富研究所原所長。1982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經濟系，先後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誌社和《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從事研究與領導工作。
]五位經濟學家舉行記者見面會。會議組織者說：「現在股市已經到了很危急的關頭……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後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然而，結果不幸被言中，隨後，中國股市進入了長達4年的大熊市，無數人傾家蕩產。
經濟在混亂中掙扎。吳敬璉越發認識到規則的重要性，他開始思考一個現實而沉重的話題，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思考的結果是，依靠法治手段，建立一個清晰透明的經濟社會。
以法治的觀點重新打量中國的整體改革，所有改革中，吳敬璉最重視社會保障和國企改革，而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成效也最為低微。2009年8月，吳敬璉回憶整體配套改革方案時曾說：「外匯改革最成功，財稅改革其次，國有企業改革再次，社會保障改革最無成效。」吳敬璉的內心深處，對兩個領域改革的拖沓憂慮重重。在他看來，社會保障涉及整體人民利益，國企改革常成為少數人攫取利益的渠道。歸根結底，貧富分化拉大的根源其實都出自這兩個方面。
為了修正國企改革的誤區，擴大社會保障的範圍，建立公平合理的經濟秩序，即「好的市場經濟」，從2001年開始，吳敬璉連續在《財經》等媒體發文，主張用法治手段規範經濟運秩序，建立制度清晰、有序可依、民主平等的市場經濟。由此，「吳法治」的稱號不脛而走。
7．發展模式之爭
2003年，正當法治化引起重視之際，宏觀經濟的變動令吳敬璉不得不分出精力。從秋天開始，過熱苗頭逐漸冒出。地產熱促使水泥、鋼鐵等原材料價格飛速上漲，並引發投機熱。於是，沉寂多年的「冷熱大討論」再次展開。圍繞這個問題，關於是否調控降溫的爭論甚囂塵上。
吳敬璉分析當時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後認為，經濟已經「過熱」，主張採取適度從緊的微調政策。但這種觀點並未受到決策層的重視和認同，相關部門採取措施，只對局部過熱的領域進行控制。
就在抑制過熱行業投資的通知下發之際，第三種聲音冒了出來。相關人士認為，根據「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一個重工業化階段」的觀點，中國經濟既不是總體過熱，也不是局部過熱，而是已經進入「重工業重新大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他們認為，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重工業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重工業化之所以在理論界廣受追捧，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霍夫曼定理的支撐，霍夫曼定理又被稱做「霍夫曼經驗定理」，由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提出，是指資本資料工業在製造業中所佔比重不斷上升並超過消費資料工業所佔比重。該定理認為，工業化早期，工業結構以輕工業為主，加工程度較低。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加工程度高的重工業和機械加工業必定優先發展，從而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增加，重工業化程度越高，工業化水平也就越高。
]。此種觀點頗有市場，尤其被地方政府所認同，一段時間內，以巨額資本和大量資源投入重工業以拉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做法在全國許多省份悄然進行。
吳敬璉一時陷入深思，在他看來，所謂的「必經階段」只是一個借口。各個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招商引資，大肆上馬大型項目，根本原因在於急於求成，是迫於GDP增長壓力而作出的功利選擇，這些政績工程，有百害而無一利。
伴隨著重工業化呼聲的高漲，全國各地都陷入盲目發展的誤區，片面追求經濟增量帶來的資源緊張、生態惡化、環境破壞等一系列消極後果開始顯現。與此同時，以技術創新帶動產品升級、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反而得到徹底棄用。中國經濟正陷入本末倒置的危險境地。此外，各地高調招商引資的背後，爛尾樓、豆腐渣工程、無頭項目等問題層出不窮，其間藏匿大量灰色空間，是權貴資本勾結的另一個場所，滋生貪污腐敗。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正逐漸出現「壞的市場經濟」。
在進行了實地調研和大量分析論證之後，吳敬璉得出結論：重工業化並不是經濟增長不可逾越的階段[2004年11月末，吳敬璉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網站上發表署名文章，題目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吳敬璉呼籲：「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
]。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不是推廣重工業，而是要完成「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
這個觀點馬上遭到反駁，以厲以寧、林毅夫和樊綱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站到吳敬璉的對立面，圍繞經濟增長模式與吳敬璉展開爭論。厲、林等人的核心觀點是，改革應循序漸進，遵循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不迴避任何難產和陣痛。以機械化大生產為主導的重工業曾在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極大促進製造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對於正在邁向現代化的中國有巨大的借鑒意義，是不可逾越的必經階段，理應得到重視和推廣。
而吳敬璉則認為，經濟發展固然有其特定的發展階段，但並非不可逾越，只要基礎條件成熟，跨越某個階段非但不會引來麻煩，反而可以減少發展成本。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本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無須恪守教條，而應順應現實，隨實際情況調整。因此，如果已暴露大量消極後果，而依然一味苛求發展重工業，必將增大改革成本。同時應該看到的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已經具備了跨越發展的可能，在此基礎上，應該積極轉變發展模式，變粗放為集約。
至於理論界津津樂道、不肯放鬆的霍夫曼定理，吳敬璉認為：「這一理論是根據西方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總結的，我們這樣資源緊缺的國家，不能沿著別人走過的道路再走一遍。我們是發展中國家，要發揮後發優勢，要總結別人的經驗教訓，才能迎頭趕上。」
關於發展模式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2006年年初，「十一五」規劃綱要出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等口號提出，眾說紛紜的爭論才塵埃落定。而在吳敬璉看來，轉型之路任重道遠。
8．風口浪尖的學者
模式之爭期間，吳敬璉無意間被捲入另一個著名的紛爭之中，被推向風口浪尖。這次論爭的雙方，一個是新秀經濟學者郎鹹平[郎鹹平，祖籍山東，1956年生於中國台灣，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致力於公司監管、項目融資、直接投資、企業重組、兼併與收購、破產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2004年，郎鹹平用最為傳統的財務分析方法，痛陳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弊病，質疑某些企業侵吞國資，並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國退民進」式的國企產權改革已步入誤區。引起巨大的反響，被稱為「郎旋風」。
]，另一個是企業家顧雛軍[顧雛軍，格林柯爾集團的創辦人，曾於天津大學任教，是顧氏製冷劑的發明者。曾任格林柯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格林柯爾製冷劑有限公司董事長、順德格林柯爾企業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顧雛軍從格林柯爾香港創業板上市到收購科龍，繼收購國內企業亞星客車、ST襄軸進軍汽車產業後，再次收購歐洲汽車配件公司和汽車設計公司，得以打通客車從設計到零部件再到整車生產的整個產業鏈。一直以來，媒介、學界對顧雛軍的懷疑未見消停。生活在質疑陰影中的顧雛軍不改初衷、我行我素。顧雛軍2005年1月登上了第二屆「胡潤資本控制50強」的榜首。2005年9月正式被捕，2008年因虛假註冊、挪用資金等罪一審獲判有期徒刑10年。
]。爭論的焦點是，顧雛軍的企業是否利用改革漏洞侵吞國有資產。由於話題的敏感性，爭論很快上升到國企改革方式的高度。
原本與此無關的吳敬璉被牽連進來，是因為他對「郎顧之爭」的表態。由於主流經濟學家對論爭一時失語，媒體拋出「經濟學家在幹什麼」的疑問。吳敬璉第一個作出回應：經濟學家要堅守獨立客觀的立場。
吳敬璉還對《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解釋說：「如果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的時候是根據生意上的利益說話，不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就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誰也沒有想到，這番話被媒體曲解，這個既不炒股也不作投資，子女親戚都不從事商業活動的老者，竟然被描摹成既得利益集團的「幫兇」，被放到了窮人和改革的「對立面」。一時間，吳敬璉遭受空前壓力。
與個人聲譽相比，吳敬璉顯然更在意國家的前途。年近80歲的他因此又加重了一層憂慮。
進入2006年之後，「房地產暴利」、「春運價格」、「拆遷補償」、「CPI高漲」等因經濟而生的問題滾滾而來，引發持久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關於日漸緊張的春運，吳敬璉認為，應該從供求關係出發，上漲春運價格。這個觀點提出後，立刻遭遇炮轟。一時間，憤怒而張揚的民意再次拋出「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疑問，將經濟學家置於社會審視之下。隨後爆發的經濟危機更是點燃了輿論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