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經濟智囊 第4章 吳敬璉:「經濟學家的良心」 (3)
    ]——體制內外實行兩種價格,市場價格往往高於內部價格。從而催生大批倒爺,把體制內的產品倒騰到市場上出售,賺取差價。1985年,在倒爺的折騰下,經濟秩序混亂。長春的君子蘭被炒到60萬一株,海南走私倒賣汽車上萬輛之多,福建農村還出現震驚一時的假藥案。

    穩定市場秩序,並不在於抓幾個倒爺,也不是廢除「價格雙軌制」那麼簡單。關鍵的問題是,作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產物,「價格雙軌制」本身意味著對計劃經濟的摒棄,如若對之進行調控,是否會因政府過度干預而有違市場經濟的初衷,倒退回計劃經濟?這令吳敬璉等人苦思冥想,莫衷一是。此時,那些市場經濟的反對者也趁機發難,形勢異常嚴峻。

    毋庸置疑,改革是一個無數次優化選擇的過程。如果說「商品經濟」提法的確定是岔道口前的一次折中選擇,那麼關於改革路線的爭論還遠未畫上句號,未來吳敬璉等人還將面對一次又一次艱難抉擇,而這一次只是剛剛開始。

    吳敬璉主張政府適當調控,以抑制通貨膨脹。吳敬璉認為,調控與否並不是區分經濟制度的標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在於,經濟是否按照價值規律運行,在此前提下所進行的調整都是政府的職責,並不會引起經濟制度的退步。而另一位經濟學家厲以寧則持反對意見,理由是,抑制需求和限制貨幣供應均會損害社會各方利益,可能招致人們對改革的不滿。支持吳敬璉的人與厲以寧的支持者展開激烈爭論,但雙方各執一詞,僵持許久,誰也說服不了誰。

    到秋天,論戰還沒有結果,但形勢已不能再拖。9月的一天,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官員,連同許多世界知名經濟學者,一起在重慶開往武漢的「巴山」號輪船上舉行會議,為中國經濟把脈下藥。

    此次會議的全稱是「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又稱「巴山輪會議」。從保存至今的會議記錄資料來看,與會專家幾乎一致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有必要採取從緊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會後不久,決策層決定實施宏觀調控,為吳、厲的調控之爭畫上句號。在接下來關於改革主線的爭論中,吳敬璉與厲以寧再次相遇。

    中國經濟學界,厲以寧最早提出企業股份制改革,素有「歷股份」之稱。在他看來,企業改革是經濟改革的核心,應堅持以企業制度改革為主線,帶動其他領域的改革,故又被稱為「企業主體改革派」。吳敬璉並不認同「企業中心論」。他認為,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靠「單兵突進」的改革方式會造成諸多短板,必將拖慢整體改革進程,因此經濟改革必須全局思考,整體推進。厲以寧稱吳敬璉是「價格改革主線派」,而吳敬璉更願以「整體協調改革派」自稱。

    今天看來,兩種聲音的背後是決策層不同改革思路的交鋒。但改革激流暗湧,時局瞬息萬變,日後無論「企業主體」還是「全面推進」,均沒有得到徹底的棄置,也未得到根本的推行。兩種思路隨局勢反覆,較量多年都沒有分出高下。而理論界之外,改革實踐在不斷變化的步伐中摸索出了契合的節奏。

    回到1985年,圍繞改革總體思路,吳敬璉和厲以寧這兩個「1930年出生的江蘇人」據理力爭,互不相讓,孰優孰劣,一時難以分辨。不過,論戰的雙方卻因為鬧出很大動靜,反而互相成就了對方,漸漸在經濟界之外建立起各自的名聲。

    4.市場經濟的旗手

    時局如棋,變幻莫測,誰也不會想到,剛敲定的中央經濟政策會在春夏之交突然轉向。

    1986年3月,中央突然改變政策,放棄執行半年的宏觀調控,接連頒布寬鬆的經濟政策,並開始大規模放貸。數月後,已被批准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被突然棄用,改革的主線轉向企業。

    這種轉變大大超出吳敬璉的預料。作為主張宏觀調控的「整體協調改革派」,他感到無所適從,並隱約預感到一絲不祥。

    果然,隨著政策的寬鬆,「一放就亂」的毛病再次發作。銀行大肆放貸,貨幣源源不斷地進入市場,固定投資比暴漲;與此同時,物價大幅攀升,剛抑制下去的通貨膨脹又露出苗頭;沒有得到徹底根治的「價格雙軌制」催生大批「官倒」,誘發省際原料大戰。因為承包國企,遼寧本溪一個叫關廣梅的女性引發租賃企業姓「資」姓「社」的大討論。

    緊張危急的狀況一直持續了兩年。期間,吳敬璉、馬洪等人多次警告,呼籲進行宏觀調控,但並未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他們的觀點也未得到領導層採納。到1988年春天,形勢已經非常嚴峻。

    這年5月,決策層突然決定進行「價格闖關」,試圖在短期內理順價格體系[1988年5月1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政府軍事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的改革要「過五關斬六將」,物價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同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文章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性階段,到了非解決物價問題不可的時刻。

    ]。此舉招致薛暮橋、馬國光和吳敬璉等人反對。他們認為,通貨膨脹局勢下,不應急於「闖關」,而應先治理經濟環境,然後再進行價格改革。從當時的經濟狀況看,這個建議是富於理性且極其合理的。任何時候,在整體環境未加改善的情況下,貿然進行改革只會把經濟推入更加混亂無序的狀態,即便最後改革成功,也將付出巨大代價。

    但從管理者的角度考慮,價格錯亂帶來的經濟混亂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果等到整體環境修復再推行新的價格制度,勢必造成更大的損失。權衡再三,決策層最終於8月在未設任何防範預案的情況下,正式對外公佈「闖關」政策。

    吳敬璉等人的擔心很快變成現實。政策發佈後,引發全國恐慌,各地出現搶購潮。當時的報紙寫道:「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甚至連滯銷產品大家也不放過,而這進一步催高了物價。到秋天,搶購風潮和物價暴漲已把中國拖入泥潭。經濟失控、政策紊亂,全國上下瀰漫著沮喪頹廢的氣息,令人緊張不安。

    接下來的1989年,受「闖關」失利影響,政策一律從緊。銀根緊縮,消費低迷,企業大面積倒閉,工廠開工不足,失業率迅速上升。蕭條冷清的氣氛中,關於改革路線的爭論再次被搬上前台,「計劃派」向商品經濟發難。

    10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發《中國不能完全實行市場經濟》一文稱:「讓市場成為資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視乃至削弱和否定計劃經濟的重要作用,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瓦解。」這實際上是把造成困頓局面的原因指向市場經濟,大膽提出「市場經濟」的吳敬璉理所當然地成為攻擊的對象。

    11月的第一個週末,吳敬璉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參加一個會議。他一邁入會場,主張計劃經濟的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許毅就開始演講。他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多小時,歸根結底就是反對市場經濟。吳敬璉接過話頭,針鋒相對地也講了一個多小時。吳敬璉對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和貪污腐敗等問題條分縷析,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是發展戰略和改革進程出了問題,市場經濟本身無錯。

    那天上午,吳敬璉和許毅爭論不休,直到會議結束,只有他兩人發言,誰也沒說服誰。然而,全國範圍內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聲音與日俱增,並於1990年初達到頂峰。一篇文章用不容樂觀的語氣寫道:「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

    從前一年受打壓開始,私營經濟進一步萎縮,這是吳敬璉所不願看到的。與此同時,國際形勢也令人感到緊張不安。春天,吳敬璉去英國訪問。歸途中看到「蘇聯劇變」後衰敗的景象,對計劃經濟又產生新的認識。

    1990年7月5日下午,吳敬璉應邀參加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召開的經濟問題座談會。

    會議開始後,「計劃派」打頭陣。他們認為改革出問題,是因為有方向性錯誤,應該以計劃取向卻搞了市場取向,是喧賓奪主、南轅北轍。吳敬璉第二個發言,針鋒相對地指出,改革遇挫的原因不是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而不徹底的原因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方針不妥,應該明確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這是吳敬璉第一次在重要場合倡導市場經濟,他的講話引起反對者不滿,被打斷多次,但最終堅持講完。

    會後不久,便傳出吳敬璉受到批評的消息,他還得了一個明顯帶有貶義的綽號「吳市場」。

    理論上的紛爭難較高下,反而是現實給出了答案。1990年9月,吳敬璉到江蘇參加全國企業家座談會。隨後一路南下,到浙江、廣東和海南。看到鄉鎮企業在懵懂中綻放的活力,吳敬璉越走越有信心,最後得出結論: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已過臨界點,沒有回頭的可能,而且經濟形勢會很快好轉。

    事實證明吳敬璉的判斷是正確的。接下來的1991年,政治氣候悄然轉暖。2月和3月間,《解放日報》連續發表署名為「皇甫平」[皇甫平,取義「來自黃浦江的評論」。從1991年2月15日開始,《解放日報》評論部主任凌河、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處長施芝鴻、《解放日報》記者周瑞金三人以「皇甫平」為筆名,先後發表《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等四篇文章,呼籲深化改革開放,引起廣泛討論和熱烈反響。

    ]的系列文章,探討路線問題。其中《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一文寫道:「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實際上出自鄧小平春節期間在上海的談話。

    吳敬璉似乎從空氣中捕捉到了變化。5月初的一次研討會上,他自信地說:「以市場配置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是現代經濟唯一有效的協調方式,中國市場取向改革已經越過了臨界點,絕不可能拉回到舊體制去了。」接下來,他投入到既緊張又興奮的理論研究中,相繼發表和出版《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些理論在政經兩界引起巨大反響。

    隨後發生的事情將吳敬璉推到舞台中央。1992年春,87歲的鄧小平南下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一路發表許多關於改革的講話,掀起思想解放的新高潮[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談話內容主要有6點:1.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2.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糾纏於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3.發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時機,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發展經濟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產力。4.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5.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注意培養人,按照「四化」標準選拔人才進入領導層。6.堅持社會主義信念,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此時,吳敬璉的《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為這場思想解放提供了經濟理論上的依據。其中再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五萬冊迅速脫銷。由此,吳敬璉的觀點傳遍天下,「吳市場」之名眾人皆知,由「貶」轉「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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