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一個有著獨立精神的經濟學者，屬於最早意識到計劃經濟弊端並公開批判的那一批人。他和另一位經濟學者顧准[顧准，上海人，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早年畢業於上海立信會計學校，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後來，他兩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堅持理想和信念不動搖。在逆境中他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1974年12月3日，顧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去世前他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後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並要他「待時守機」。顧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遺囑，拋撒在他生前曾工作過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樓前面的小河裡，另一半根據經濟所的意見，安放在八寶山公墓後的老山骨灰堂。
]第一次提出應按照價值規律發展國民經濟，對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構成挑戰，為保守派所不容。
嚴格意義上講，這不是市場規律與行政管控在中國的第一次交鋒，但卻是最引人矚目的一次，圍繞經濟體制問題，日後經濟理論界還會出現數十次論戰，而這一次，令吳敬璉終生難忘。
1964年秋天的一次座談會上，主張按照價值規律辦事的孫冶方成為批判的對象，隨後升級為猛烈批鬥，他被戴上「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的帽子，還因有「裡通外國」的重大嫌疑，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期間，作為理論上的反攻，吳敬璉、陳吉元與周叔蓮聯合署名發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提出「生產要麼是為了利潤，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要麼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生產」。這顯然是在針對孫冶方所言的價值規律。
如果說對孫冶方的批判是形勢所迫和理論分歧，那麼隨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不僅讓吳敬璉對形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還無意中給他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已有經濟理論的機會。
1969年，林彪下達備戰「一號命令」。中科院各學部響應號召，全體人員集體下放，經濟所所有人員下放河南息縣「五七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五七指示」：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兩年後，黑龍江省在慶安縣柳河開辦農場，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並定名「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編者按中，引述毛澤東有關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都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干校，大批幹部、教師、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到五七干校參加體力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吳敬璉與另一位「老右派」顧準被分到了同一個排裡。
檢舉「五·一六分子」[在1967年3月至8月間，北京出現了一個秘密組織「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簡稱「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來，砸爛舊政府（指國務院）」。這個組織人數不多，但能量很大，在北京地區興風作浪。中央《「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後，他們狂叫：「《通知》的發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要揪出新的黑線、黑幫。」組織策劃了一系列反周活動，引起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高度重視，最終導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這個運動在打擊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時，也把許許多多無辜的幹部、群眾打成了「五·一六」，數以百萬計的人遭到殘酷迫害。
]期間，曾經的革命青年吳敬璉成為被揭發和批鬥的對象。一次，有人向組織告密說，自己曾讓吳敬璉幫忙修理收音機，修好之後，打開一聽，竟然是「美國之音」。於是，他便有了「偷聽敵台」的罪名，隔三差五就被批鬥，最多時一天會被斗三四次。
這場空前大批鬥中，經濟所有三分之一的人員成為「五·一六分子」，其中很多人因為不堪憂憤而自殺。羸弱的吳敬璉不肯低頭，他「秉公直言，絕不亂咬別人，不無中生有」，最終挺了過來。從此，經歷劫難的吳敬璉開始對時代產生質疑，並與「同病相憐」的顧准逐漸親近起來。
思想上的碰撞常常令人茅塞頓開。此時的吳敬璉儘管懷疑，但仍存有幻想。顧准尖銳的提問捅開了厚繭：計劃經濟為什麼沒能讓中國人富起來？什麼樣的經濟體制才能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顧准所提的問題正是他自己苦思不得其解的難題，它們敲碎了吳敬璉心中的硬殼。他開始跟隨顧准一起，以另一種更寬廣深遠的視角思考國計民生。
每當前行遇阻，人們便回頭期望從歷史中尋求答案。屢屢遭受命運捉弄的顧準決意把中國的事情弄清楚，他摒棄了孫冶方等人所持的修正觀點，以大歷史的眼光，從古希臘一路溯流而下。在其指引下，吳敬璉思路頓開。從息縣到明港，再到北京。顧、吳一直保持思想上的交流。每過一段時間，兩人便見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和見聞，在對歷史的不斷梳理和思考中，現實的答案呼之欲出。
1974年秋天，貧病交加的顧准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臨終前，他在病床上交代遺囑：把自己遺稿中「有關希臘城邦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顧准還提到獄中的孫冶方，並囑咐一旁的吳敬璉：「他出來的時候，你幫我向他致意。」
當天夜裡，顧准睡過去後再也沒有醒來。吳敬璉和一位護士一起把他推進陰冷的太平間，然後騎車回家。他先是一言不發，然後號啕大哭，經久不止。
顧准去世後的第二年，4月的一天，坐了7年牢獄的孫冶方突然被釋放了。車把他拉到熟悉的經濟所，孫冶方打開門，面對前來迎接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說：「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可是當吳敬璉向他轉達顧准的致意時，他眼中的光華驟然散去，沉默良久。
吳敬璉還表達了自己的歉意。他對孫冶方說：「我代表周叔蓮[周叔蓮，男，1929年7月生，江蘇省溧陽市人。經濟學家。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5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同年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研究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等。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顧問、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榮譽顧問。著作有《論經濟管理》、《中國式社會主義經濟探索》、《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經濟的兩個根本轉變》、《周叔蓮文集》等。
]他們向你道歉，那時候我們參加對你的批判，其實你是對的，我們完全錯了。」孫冶方大度地揚揚手說：「這個事你們以後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錯誤。」
對孫冶方觀點的認同意味著吳敬璉否定了之前的計劃經濟理念，這是在顧准影響下自我反省的勝利，但吳敬璉甚至比孫冶方還要徹底，當後者一遍遍撰寫《社會主義經濟論稿》，試圖修正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時，他已經意識到一條路走到了盡頭。
3．路線之爭
時代悄無聲息地推進演變，讓身處其間的人們既興奮又忐忑。
1976年的一個秋天，吳敬璉騎車走在三里河的一條大街上。經濟所的同事胡瑞梁迎面過來，將他攔下，對著他的耳朵，難掩激動地說道：「中國最壞的那些人已經垮台了。」已經47歲的吳敬璉與老胡相擁而泣。這一天，他們已經等了太久。
「四人幫」的倒台令人燃起新的希望。是年冬天，賦閒在家的於光遠[於光遠，男，1915年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鍾正，於光遠是入黨後起的名字。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著作有《我的教育思想》、《「文革」中的我》等。
]聯合吳敬璉、周叔蓮等人，在經濟理論界掀起按勞分配的大討論。儘管經常參加諸如此類的會議，但此時的吳敬璉並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對這個剛走出政治鬥爭的國家還缺乏把握。他和當時的中國，都迫切需要學習的對象。
可以肯定的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道路「此路不通」。社會主義陣營中，只剩下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是一種試圖將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它出現於20世紀30年代，由旅美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首次系統闡述。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市場社會主義為蘇東經濟學家進一步發展，並成為這些國家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一些左翼學者在探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何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時，受蘇東正在進行的市場走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也開始關注市場社會主義理論。
]可供借鑒，學習東歐模式盛行一時。人們很快發現，東歐模式儘管在理論上標新立異，本質上仍未跳出計劃經濟的大框架。
茫茫黑夜，中國去往何處？一時間無人能答，經濟學家們希望到西方「取經」。送走東歐的同人後，經濟所的幾位學者得到批准，到西方學習經濟學。
已經53歲的吳敬璉前往美國耶魯大學，從本科生的普修課聽起，尋找興國良策。吳敬璉懷著經濟改革的諸多疑問，投入到艱苦的學習中，希望用西方的成功經驗，為中國改革尋出一條出路。7個月後，當他攜帶一套嶄新的理論回國時，經濟改革已行至微妙的十字路口。
時值改革路線的第一次大討論，爭論的焦點是採取何種經濟體制。當時的語境下，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但之前的經驗已經證明計劃經濟在中國行不通，中國要發展似乎只有採取市場經濟，這顯然與政治體制有悖。一時間，改革陷入兩難境地。
在有關領導的授意下，馬洪[馬洪，1920年生於山西定襄，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和副秘書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國家經委政策研究室負責人。1978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家建委基本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1985年至1993年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4月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教授。因病於2007年10月28日逝世，享年87歲。
]、周叔蓮和張卓遠等「改革派」決定重提「商品經濟」，剛剛歸國的吳敬璉應馬洪之邀參與撰稿。
1984年10月，「商品經濟」的提法出現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決定》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結果令馬洪、吳敬璉等人興奮不已，但隨著經濟的復甦，他們很快有了新的焦慮。
脫胎於「計劃」的中國經濟帶有很深的歷史烙印，一旦不受約束，容易走向過分開放的另一個極端。1985年，中國經濟「一放就亂」的毛病犯了。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的趨勢日趨明顯。吳敬璉等經濟學者迫切需要找到病根，對症下藥。
表面看來，物價飛漲的原因在於「價格雙軌制」[中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一種特殊的價格管理制度，指的是對同值的標的物實行兩種不同的定價機制，一種是計劃的壟斷性定價，另一種是市場定價。這是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的特殊產物。中國已經經歷了三次價格雙軌制向單軌制的轉變，第一次是生產資料，第二次是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第三次就是現在面臨的資本市場的價格雙軌制，非流通股的場外轉讓價格與流通股的市場價格的並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