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風雲激盪，身為意見提供者的經濟學家勢必會被牽連進各種力量的角逐過程，很多人因為懼怕是非，常常在關鍵時刻缺位，迴避發言，吳敬璉卻從來不肯撤退。
改革初期，吳敬璉「冒天下之大不韙」，站出來為市場經濟搖旗吶喊。當市場無序擴張，他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場經濟」。面對張揚放肆的權貴資本，吳敬璉大膽放言，戳破基金黑幕，預言股市泡沫。
大多數情況下，勇敢者注定是孤獨而不被理解的。吳敬璉的直言常常為他引來麻煩，成為別人攻擊的靶心，遭受非議和詰難，他不僅從未退縮，反而一再出現在需要的位置，讓人看到經濟學家的「良心」。
人物簡介
吳敬璉，1930年生。江蘇南京人。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均為《新民報》創辦人，其母鄧季惺是民國著名女報人。
吳敬璉自幼多病，20歲考入金陵大學經濟系，兩年後因高等院校調整，轉入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分配至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其間曾擔任蘇聯經濟學家阿·畢爾曼的助手，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56年之後，參加全國範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尋找思想上的出口。次年夏天，回國伊始，應馬洪等人之邀，參與《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意見書撰稿，為商品經濟正名，中國市場經濟理念逐漸萌芽、成型。
吳敬璉態度鮮明地主張市場取向，與董輔礽、趙人偉等經濟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創建了比較制度分析學科。通過分析比較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論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吳敬璉是市場經濟的熱情呼籲者，並因此獲得了「吳市場」的綽號。2000年，他提出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基於法治的市場經濟，為「權貴資本主義」敲響警鐘，因此而得到另一個稱號「吳法治」。
此後，吳敬璉多次對公共熱點問題建言獻策。面對地方政府好大喜功，頻頻上馬大型項目導致過度建設、能源浪費的現象，他主張抑制過熱投資，走新型工業化之路，與厲以寧等人展開激烈論戰；針對波譎雲詭的證券市場，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所謂「賭場論」，主張維護市場規則，保護草根階層生計，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
1．此間的少年
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一度看到和平希望的中國再次籠罩於戰爭陰雲之下，萬馬齊喑。
局勢千變萬化，令人無所適從。對於剛遷回南京的鄧季惺[鄧季惺(1907年∼1995年)，原名友蘭，四川奉節人，出身於世代紳商之家。祖父鄧徽績，父親鄧孝然，叔父鄧孝可皆為當時的巴蜀商界名人。鄧徽績在重慶開辦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廠，森昌泰火柴廠。1909年，鄧季惺兩歲時，鄧孝然被川漢鐵路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推為董事局董事，並曾任中國銀行四川分行行長。他和鄧孝可都參加了「保路運動」，鄧孝可是保路運動宣傳方面的先鋒。紳商出身的家世背景，以及父輩參加政治運動和革命宣傳活動，這些對於鄧季惺日後投身新聞出版事業並取得成功，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一家來說，這是一個必須要作出選擇的非常時刻。作為一家報館的所有人，她與丈夫陳德銘不可避免地要對政治發言，表明立場。
陳鄧二人都是名噪一時的報人，他們招賢納士，大批成名記者聞風而來。一時間，《新民報》人才濟濟。加之鄧季惺經營有方，《新民報》[《新民報》，1929年9月創刊於南京。先後出版南京、重慶、成都、上海、北平等多版，有八個日刊、晚刊。抗戰勝利後，總管理處設於南京，羅承烈任總主筆，趙超構任副總主筆。因主張和平民主，反對內戰，被迫停刊。建國後，上海《新民報晚刊》繼續出版，1958年起改名《新民晚報》。
]得以迅速壯大，成為與《大公報》[《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創辦人是清末保皇黨英斂之。取大公一名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墉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英斂之主持《大公報》10年，使其成為華北地區引人注目的大報。1926年至1949年，即所謂「新記」大公報時期，「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等優秀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
]齊名的全國性大報。
鄧、陳都是溫和的改良派，支持和平、反對內戰。由此，《新民報》持反戰立場，對國民政府進行嚴厲批評，深為國民黨所痛恨，以致上海、南京等多個地方版被停刊或查封，並經常發生編輯、記者被捕或遭毆打等惡性事件。
有一次，陳德銘的親戚勸他少批評國民政府，否則可能遭到毒手。一向性情溫和的陳德銘居然一改常態，漲紅了臉，憤怒地大聲回應：「你讓他們拿槍打死我吧。」
陳德銘不曾意識到，16歲的吳敬璉怔怔地看著他，畫面從此印入少年心中。
家庭的境遇令吳敬璉過早地接觸政治，而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則讓他對國民黨政權心懷失望。這期間，通過閱讀《資本論》、《在人間》等進步書籍，他成了一個左翼青年，其最「大膽」的事情是「偷聽」陝北新華廣播電台。有一次，他悄悄記錄下毛澤東講話，複製多份在熟人中傳播。
吳敬璉是這個改良家庭唯一的男孩，加之自小體弱多病，被家人視做珍寶，但誰也不會想到，孱弱的他甚至比父母更加激進，而他頭腦中潛藏的能量更是在多年之後對國家的改革進程屢屢產生影響。
年少時的經歷常會打下無形烙印，影響人的一生。吳敬璉日後經世治國，或許與他的身世和際遇不無關係。
吳敬璉出生於有著深厚商業背景的知識分子家庭。母親鄧季惺、生父吳竹似和繼父陳德銘都以辦報揚名，祖父和外公則都是鄉間有名的實業家，外公鄧孝然還當過成都中國銀行的行長。
這樣的家世不僅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還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吳敬璉，使他像父母那樣思索宏大的社會問題。不過，那時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科學家，至於學經濟實在是無奈之舉。
1948年，18歲的吳敬璉考入南京金陵大學[金陵大學是美國美以美會（衛斯理會，MethodistChurch）在中國創辦的教會大學，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匯文書院。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學與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原金陵女子大學）合併為公立金陵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金陵大學和南京大學合併為新的南京大學。
]，被他喜歡的機電系錄取了，但因為身體原因不得不休學。期間，他意識到憑借自己的身體條件根本無法完成理工科學業，更不用說勝任辛苦艱巨的科學工作了。考慮到經濟這門學問與實業救國還有「那麼一點關係」，復學的時候，他就選擇了文學院，攻讀經濟系。
大學期間，報國情懷與激進思想使吳敬璉成為一名積極的「造反派」，一呼百應，頗有些學生領袖的味道。
1951年是吳敬璉大學生活中最為活躍的一年。年初，金陵大學進行反文化侵略運動，他不但積極參加，還負責組織展覽會。最終，學校不再教授英文，系裡的西方經濟學也停課。隨後在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吳敬璉擔任學校增產節約辦秘書，帶領同學們「打老虎」，直到那些「重點鬥爭對像」坦白為止。
不久，運動升級，開始流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俗稱給知識分子洗澡。表現積極的吳敬璉成為文學院的「學生總代表」，帶領革命青年們給教授「洗澡」。隨著活動愈演愈烈，年輕的吳敬璉掉進狂熱的陷阱，多年後才清醒過來，後悔不已。
2．從激進到懷疑
1953年，吳敬璉大學畢業，不巧因查出肺病未康復不能分配工作，於是留在學校康復樓中養病，一年後才拿到畢業證書，被分配至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就這樣，他回到了北京的家中。
激進的吳敬璉對這個家庭來說似乎有些陌生了，他的言論常常令家人感到震驚和不安。有一次，吳敬璉對母親鄧季惺說：「你以後不要坐沙發了。」鄧問：「為什麼呢？」吳敬璉回答：「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麼要坐沙發呢？」母親無言以對。還有一次，吳敬璉在家裡公開表示：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過慣了優裕生活的鄧季惺和陳德銘對此目瞪口呆。
進了經濟所，表現積極的吳敬璉成為重點培養對象，被任命為首屆團支部書記，還被派去給蘇聯經濟學家阿·比爾曼當助手，學習國家財政等宏觀經濟理論。阿·比爾曼是蘇聯赫赫有名的財政專家，作為援助中國建設的學者，他奉命前來推行蘇聯財務管理模式。蘇聯財務管理強調經濟核算，原材料和產品均以定價流通，帶有鮮明的國家干預色彩。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參加經濟實踐工作，他的任務是每天到國務院主管經濟的財務司抄寫歷年的財務報表，從而對剛剛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但隨著實踐的深入，聰穎激進的吳敬璉越來越覺得經濟管理體制存在著一些帶有根本性質的缺陷。他後來這樣寫道：「片面依靠行政命令來管理經濟，而沒有充分發揮價值規律和有關經濟槓桿的作用，使經濟管理過分集中和僵化，不能發揮生產單位和職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正因為窺見了計劃經濟的缺陷，吳敬璉日後才義無反顧地倡導市場經濟。不過這時的他並沒有接觸市場經濟思想，只是對現狀產生了懷疑，備感苦悶、困惑。與此同時，政治上的遭遇也令他焦灼不安。1956年初，周恩來總理提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經濟所的青年們積極響應，卻遭到上級部門壓制，吳敬璉替被批判的烏家培說了幾句話，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風波過後，吳敬璉抑制住內心的懷疑，以空前的熱情投入到計劃經濟理論的論證當中，由於他根底深厚、頭腦聰敏，很快便脫穎而出，成為那一批青年經濟學者中的佼佼者。
作為「向組織靠攏」的積極分子，吳敬璉有機會參與他生平最重要的一場論戰。由於研究能力出眾，吳敬璉得以擔任「理論反擊員」的角色，而他的對立面正是他的師長——當時經濟所的所長孫冶方[孫冶方，1908年出生在江蘇無錫一個紗廠小職員的家庭。原名薛萼果，與生於無錫禮社鎮的經濟學家薛暮橋是叔伯兄弟。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回國後在上海做工會工作和理論宣傳工作，取筆名孫冶方，從此這個名字就沿用下來。孫冶方提倡價值規律、商品流通，言辭大膽而激烈。這些後來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思想，但在20世紀50年代末卻成了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罪狀。因為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孫冶方就受到迫害，十年動亂中被戴上鐐銬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