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走廊——你從未聽過如此深沉的聲音，
石上青苔，以及歲月。
你轉過頭——那就是寂靜的含義：
你不是孤身一人。
整個遼闊的世界一傾而下。
——威廉·斯塔福德《信心》
歷史無往不在，任何人無時無刻不在歷史之中，既見證歷史，又裝飾歷史，最終化身為歷史的一部分，隨煙塵遠逝，莫可分辨。
在偉大時代做一個安靜的小人物，或許是件幸福的事情，但這幸福未免狹隘。與大多數人相比，有那麼一些人總是滿懷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在他們還是少年的時候，就顯現出特立獨行的品格，歷經無數次考驗、磨難和抉擇，最終進入學術殿堂，扛起經世治國這面古老的旗幟。
是的，他們的名字叫做經濟學者——一個看似艱深、孤寂清冷，卻必不可少的群體。
文明是社會進步的標桿，而社會分工則創造了文明的繁雜與精彩。每一份職業背後都潛藏著責任、操守、信仰之類的詞彙，身處理想的頂峰，面對逼仄的社會現實，經濟學者或許更能感受兩者的距離。
社會形態趨於複雜，階層分化日盛——底層民眾生存之多艱，中產階級為自由、產權而吶喊，高處不勝寒，金字塔頂端亦非想像中風光無限，當利益訴求成為社會常態，各種力量交織碰撞，各種聲音喋喋不休、嘈雜無比時，世界開始意亂神迷，甚至讓人分不清真偽、主次。
從本質上講，經濟學者充當著一種社會觀察家的角色，但又不是職責之全部。與其說他們是書齋裡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柔弱書生，不如說他們更像是現實社會的衛道士和清道夫。
可以肯定，任何一位經濟學者的靈魂深處都燃燒著信仰的火焰。他們的所作所為看似不同，其實都是在極力拉近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這樣說來，他們的存在使得社會流動充盈豐沛。
經濟大潮風生水起的時代，經濟學人注定難以置身事外，他們探索、吶喊、奔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替往盛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他們的使命，難以擺脫，亦無可迴避。
任何美好夢想的踐行，都根植於時代土壤。中國改革曲曲折折的歷程，呈獻活生生的標本，恰為經濟學人提供了思考基石，另一方面，他們的言論又影響著經濟改革的軌跡。
現今經濟學界活躍的這批學者大多數都是伴隨改革成長起來的，他們的成名與爭議也是源於對現實問題的考察與發言。個人經歷、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視角，進而反饋到改革層面。
建國之初，國民經濟一度出現暫時性的倒退。由於決策上的偏差，經濟政策失當，在「超英趕美」口號下，重工業發展盛行一時，農業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不期而至。
這一期間，荒謬現實屢見不鮮，時人生存艱難，令人感歎現實之弔詭。這段歷史對知識分子內心造成的巨大衝擊不言而喻。周其仁、茅於軾、陳錫文、張培剛等人日後秉持的重要觀點就是要重視農業經濟。
眾多理論當中，張培剛的理論無疑最具穿透性和前瞻性。早在1946年，張培剛就寫出了《農業與工業化》哈佛博士論文，為其贏得了巨大聲譽，該論文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投射到現實社會，此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依據，也為世界範圍內工業化浪潮興起呈送中國樣本。
然而，在一個混沌初開、政治為綱的年代，過於超前、理性的思維注定遭受現實打擊。於是，我們看到，張培剛學術研究出現30年斷檔。這期間，中國經濟落後，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人們無心從事生產，農業凋敝、工業破敗，商業摧折、社會秩序瀕臨崩潰，國家岌岌可危。
建國之後到1978年，近3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並未有根本改觀。反觀世界，美、日等發達國家出現大批優秀企業，拉動經濟迅速增長，與此同時，工農業齊頭並進，第三產業日益興盛；拉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謀求經濟增長，而作為基礎的農業得到極大重視。
此間，發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學者來中國請教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卻發現這個哈佛博士住在臨時招待所，幾本書似乎只是為了裝點門面。他不知道張培剛已然脫離研究多年。
站在歷史高度審視過往，前30年中國如此不振，發生如此之多的悲劇，在於意識形態牢籠束縛。
大多數時候，現實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其解釋徒增蒼白，但種種跡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計劃經濟時代，一切按需分配，憑借指標、票證控制，無論農業還是工業，抑或始終處於地下狀態的商業，都是殘缺、扭曲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意義之一，在於打破思想禁錮，計劃色彩逐漸消退，市場經濟逐漸由商品經濟過渡而來。於是，價格改革、國企改革成為重頭戲，並衍生出倒爺、資產流失等諸多新問題。
顧准之後，吳敬璉或許是倡導市場經濟最不遺餘力的旗手。他繼承並延續了顧准、孫冶方等老一輩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成為市場經濟扛鼎者，一切現實問題的出發點正是基於此。
關於改革路線，吳敬璉與厲以寧曾展開論戰；圍繞價格體系改革，吳敬璉又與張維迎等人意見不合；至於發展模式，在究竟是否應該迴避重工業上，厲以寧、林毅夫和樊綱等人又站在了吳敬璉的對立面；面對權力尋租、權貴資本等各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吳敬璉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場經濟」。
放大到宏觀層面，上述行為恰恰體現了市場經濟在中國推行時面臨的本土化障礙，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個模式的結合。只有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厲以寧、林毅夫、吳敬璉等人論爭才有意義。
單單從經濟制度的視角考察，改革開放30年，其實就是一部市場經濟推行史。政府官員、經濟學者、底層民眾上下求索，經濟由冷轉熱，社會問題頻發，到如今，農業問題再次凸顯，這並非因為改革不夠徹底，而是緣於人們心理上對農業的輕視。這期間，茅於軾、陳錫文、周其仁等頻頻發言，呼籲維護農民權益，甚至不惜親身示範，以知識分子綿薄之力貢獻建設性意見。
於是，中國經濟在經歷甲子輪迴之後，回歸農業底線，意味著土地重新被重視。而土地背後，正是產權這個經濟原點的歸位。撇開紛亂雜陳的事態，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所有權區分和取捨。
任何時代，改革說到底都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打破舊格局，建立新秩序，新舊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亂，勢必會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覆在所難免。
作為意見提供者、改革智囊，經濟學者處於政府與民間夾層地帶，不僅面臨公眾輿論和官方壓力，同時也需要面對內心良知的拷問。在這個群情激昂、慾望膨脹的時代，能否保持學術操守，成為橫亙在他們面前的巨大障礙。這不僅是對經濟學者的考驗，更是對民族精神的質問。
中國改革史上，曾有三次波瀾壯闊的大爭議。第一次發生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接的更替期，爭議對象是經濟制度、所有權之類當時敏感的事情，判斷的基準並非一己私利，而是社會制度能否承接、契合。換言之，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體系內可否並行不悖，且不引起社會制度變色？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這種不存私心、不帶偏見的論爭中度過，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單純歲月。日後的一切紛爭，都或多或少披上私利色彩，進而引發更大範圍的爭論、質疑。
1992年之後，「鄧小平南方視察」擱置了姓「資」姓「社」的爭論，經濟建設成為共識，「一切向錢看」，爭論焦點回歸至發展路線、改革模式、輕重優劣等微觀領域。然而，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界並不安靜，下海成風，暗流湧動，原本純真的學術頻頻遭受蠱惑。各種基調背後，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論支持，但人們恍然發現諸多怪現象——學者常常在上市公司任職，親屬擔任獨立董事，或者乾脆創辦企業實體，學術操守在一點點地消磨殆盡，於是才有了「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質疑。
及至新世紀，隨著互聯網時代來臨，社會公眾以及大眾媒體開始發揮輿論監督作用，一方面將學界劣跡揭穿，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間接造成吳敬璉「間諜門」等諸多冤假錯案，令人感慨萬千、無可奈何。
爭議之下，意志脆弱者容易兩邊搖擺，於是人們常會看到前後矛盾的論調；而那些不改初衷的發言又往往過於直接，被公眾、媒體斷章取義，被憤怒的氣焰灼燒，進一步激發社會情緒。
無論事實如何變遷，也許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譬如周其仁對產權的執著，吳敬璉對市場經濟的吶喊，陳錫文對農業的熱衷，陳元對金融業的遙望，而樊綱更為徹底，聲稱尋找普適經濟學。
在中國這個國情複雜的特殊環境中，任何政策都很難讓各個階層滿意，普適注定是一面理想主義的旗幟，可望而不可即。不過，正在是追尋理想的過程中，這群文人學者才發散出應有的光熱，或可告慰身後的歷史。
改革沒有捷徑可走，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有時候，甚至連「石頭」都不知道在哪裡。時代激流洶湧，作為瞭望者，經濟學者任重於山，他們的隻言片語或許難以撼動時代巨輪，卻常常給社會引來喧囂。
歷史往往由一系列偶然事件堆積而成，這正是其可怕之處。人們身處其中，不知不覺成為宏大時代的敘事背景。時間冷酷無情，不以人力為轉移，一切美好想像流於形式，愈行愈遠中積重難返。驀然回首，真理隔岸觀火，嘲笑著人類世界的無知與渺小。
然而，無論往事多麼不堪，現實怎樣迷亂，爭議質疑不絕於耳，總有一群人在密閉的時光隧道中踟躕前行，尋找那不足道的微光。時間疾馳，他們化為尊尊雕塑，在風聲起落中兀自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