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 第九章
    2010年冬

    我還是小女孩時,父親和我每晚有個儀式。我說二十一遍比斯敏倆1,他把我塞進被窩,然後坐到我旁邊,用拇指和食指從我腦袋裡摘去噩夢。他的手指從我腦門跳到太陽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腦袋後面搜尋,每從我腦袋瓜裡抓走一個噩夢,他就發出“砰”的一聲,好像拔掉瓶塞的動靜。他把這些夢一個一個,收進他腿上無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著,他會在空氣裡搜尋,找出一堆好夢,來替換那些被他沒收的夢。我看著他微微翹起腦袋,皺著眉,眼珠子滴溜溜亂轉,又像豎起耳朵,聽遠方的音樂。我屏住呼吸,等著那個時刻到來,等著我父親臉上綻開笑容,口中念念有詞:喲,這兒有一個,等他捧出雙手,讓夢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輕旋慢舞的花瓣,從樹上飄落。然後,輕柔地,非常非常輕柔——我父親說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雙手貼近我的臉,用掌心摩挲我的額頭,把幸福揉進我的腦海。

    我今夜會夢到什麼,巴巴?我問。

    哦,今夜。嗯,今夜這個可不一般。他總是先這麼說,說完再告訴我。他會現編個故事。他把夢給我。在其中的一個夢裡,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畫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島上的女王,有會飛的王座。他甚至給過我一個吉露果子凍的夢,那是我最喜歡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揮一揮魔杖,就能把任何東西變成果凍——校車,帝國大廈,整個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對著猛撲而來的隕石揮舞魔杖,從毀滅的邊緣拯救了地球。關於他自己的父親,我父親從不多談,但是他說,他講故事的本領得自家傳。他說他小時候,他父親有時會讓他坐下——得趕上他心情好,不過這種時候不太多——給他講故事,故事裡都是精靈和仙女,還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個個兒。他閉上眼睛,我用雙手撫過他的臉,從他腦門開始,經過腮幫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兒,然後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麼,我今夜是什麼夢?他抓著我的手,小聲問道。他眉開眼笑,因為他已經知道我要給他什麼夢了。總是同樣的夢。夢見他和他妹妹躺在開花的蘋果樹下,迷迷糊糊地開始午後的小睡。太陽暖暖地照著他們的臉,陽光輝映著青草、綠葉、頭頂上錦簇的花團。

    我是個獨生的孩子,常常也是個孤獨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識於巴基斯坦,當時他們都已經四十歲上下,有了我以後,他們決定不再第二次冒險。我記得我看著鄰居家、校園裡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滿心的羨慕。可我也對有些孩子的相處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們對自己的好運氣視而不見。他們的舉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撓,打斗,推撞,彼此背叛,無所不用其極,而且嬉皮笑臉。他們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渴望著,家裡不要只有我一個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個孿生姐妹,在小床上挨著我哭,挨著我睡,和我一起吃媽媽的奶。她會無條件地、全身心地愛我,而且我總是可以從她臉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麗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誰也看不見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給我的妹妹。早晨我倆肩並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衛生間的鏡子裡看見她,我們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學,上課時坐在離我不遠的地方,直愣愣地看著前方的黑板,我總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頭發和白色的側影。課間休息時,我帶她去操場,不管是滑滑梯,還是從攀爬架一個槓子擺蕩到下一個槓子,我都能感覺到,她就在我身後。放了學,我坐在廚房的桌子邊畫畫,她也在一旁耐心地塗塗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兒,看著窗外,等我畫完,我們便跑出去跳繩,我們的影子成雙結對,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誰也不知道我和帕麗的游戲。連我父親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時旁邊沒人,我們就吃葡萄,聊天,聊起來就沒個完。我們談玩具,談哪種麥片最好吃,談我們喜歡的卡通,我們不喜歡的同學,談哪些老師比較凶。我們喜歡同一種顏色——黃色,我們最愛吃的冰激凌是黑櫻桃味兒的,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們長大了都想當畫家。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倆長得一模一樣,畢竟我們是雙胞胎嘛。有時我幾乎能看見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見她。我想把她畫下來,每一次,我都給她畫上和我一樣的眼睛,淡綠色的,稍微有點不均勻,同樣的黑色卷發,同樣的大長眉毛,雙眉幾乎連在了一起。如果有人問,我就說,我畫的是我自己。

    對我來說,我父親怎樣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親給我講的先知生平一樣耳熟能詳——後來,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學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溫習了一遍。可是熟悉歸熟悉,每天晚上,我還是要再聽一遍帕麗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獲了一樣。也許這很簡單,因為我們有同樣的名字。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感覺到我們之間有一種聯系,隱隱約約,包裹在神秘裡,可又是那麼真實。然而,它卻不只如此。我能感覺到她的觸碰,好像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記。我感覺我們是連體的,通過某種看不見的規則,以我無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們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紐帶,連接在一起,就像我們共同完成了一個謎題。

    我感覺,如果我對她的故事聽得足夠仔細,就一定能對自己有所發現。

    你覺得你父親難過嗎?他把女兒賣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於隱藏自己的悲傷,帕麗。他就是那樣。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來的。他是個硬漢。可是我認為,是的,我認為在心裡,他是難過的。

    你現在還難過嗎?

    我父親笑了,然後說:怎麼會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紀那麼小,我也能看得出來,悲傷烙在他臉上,就像一塊胎記。

    我們像這樣說著話,一種奇想便在我腦海中浮現。我幻想,我會存起所有的錢,一塊錢都不花,不買糖果,不買貼畫,等我的存錢罐滿了——雖然那根本不是頭豬,而是坐在石頭上的美人魚——我就把它砸開,裝上所有的錢,啟程去找我父親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兒,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買回來,帶她回家見巴巴。我要讓我父親快樂。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想成為那個為他抹去悲傷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麼夢?巴巴問我。

    你已經知道了。

    又一個微笑。對,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個好妹妹嗎?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親我臉蛋兒,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圍掖好,走到門口,關上燈,然後他會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說,像你一樣。

    我一直等著,等他關上門,我就溜出被窩,再拿一個枕頭,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頭邊上。每天夜裡入睡的時候,我都感覺到有兩顆心在我胸中跳動。

    從老奧克蘭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時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經中午十二點半了。至少還要四十分鍾,我才能開到舊金山國際機場,而且還得指望101號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裡想,這是國際航班,所以她還得過海關,這大概能讓我贏得一點時間。我把車掰上了最內側車道,將雷克薩斯的時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裡。

    我想起一個來月之前,我和巴巴談話時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奇跡。我們吵嘴了,這是久違的正常交流,如同一個小小的氣泡,蟄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卻飛沫般轉瞬即逝。那天我給他弄好午飯時已經遲了,他從躺椅上扭過頭,用那種柔中帶刺的腔調,說我生下來就帶著不守時的基因。像你媽。願真主讓她靈魂安息。

    不過呢,他接著說,臉上掛著笑容,好像要安撫我,人總得有點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這毛病就是天賜的了,嗯?我說著,把一盤米飯和豆子放到他腿上。習慣性的不守時?

    要我說,真主也不願意這麼做。巴巴拉住我的兩只手。差一點兒,就差一丁丁點兒,真主就讓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願意,我很高興再讓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裡,對嗎?

    噢,太對了。就等著全端出來呢。因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現在你想讓我可憐你了。

    我瞎換著收音機的台,從談話節目跳到鄉村音樂,又從爵士跳到更話癆的節目。我把它關了。我心煩意亂,緊張不安。我夠到副座上的手機,撥通了家裡,把它開著放到腿上。

    “喂?”

    “賽倆目,巴巴,是我。”

    “帕麗?”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爾在家沒事吧。”

    “沒事兒。這小伙子真不賴。他給我做了蛋。我們就著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兒?”

    “我在開車。”我說。

    “去飯館嗎?今天不該你輪休啊,對不對?”

    “是不該。巴巴,我在去機場的路上,我要接個人。”

    “那好,我讓你媽給我們弄午飯吧。”他說,“她可以從飯館帶點兒什麼回來。”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氣,他沒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來就沒個完。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她在哪兒啊,帕麗?她在動手術嗎?別跟我撒謊!為什麼所有人都跟我撒謊?她走了嗎?她在阿富汗嗎?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爾,你攔不住我。我們像這樣來回折騰,巴巴踱著步,焦慮不安。我用謊話哄著他,然後拿他收集的家庭裝潢手冊或電視節目,來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時候管用,可還有些時候,他對我的把戲無動於衷。他憂心忡忡,最後歇斯底裡,以淚洗面。他狠狠拍著自己的腦袋,在椅子上前俯後仰,抽泣著,兩腿哆嗦個不停,再後來,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勞拉西泮2。我等著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發上,筋疲力盡,上氣不接下氣,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場。我滿心渴望地看著大門,門外一片廣闊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夢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過神來,因為內疚而臉上發燒。

    “我跟埃克托爾說兩句,巴巴。”

    我聽到聽筒換了手。背景裡傳來競猜節目的聲音,能聽見好多人交頭接耳,隨即一陣歡呼。

    “嘿,姑娘。”

    埃克托爾·華雷斯住在馬路對面,我們是老街坊了,最近幾年成了朋友。他每個禮拜過來兩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電視,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們嚼著涼比薩,帶著病態的迷戀,連連搖頭,看著屏幕上的嬉笑怒罵。埃克托爾當過海軍陸戰隊員,駐扎在阿富汗南部,兩年前被土炸彈炸成了重傷。他復員回家時,整個街區的人都出來了。他父母在家門口掛起了“歡迎回家,埃克托爾”的牌子,還有氣球和好多鮮花。等他父母開車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幾個鄰居還烤了派。大家感謝他的服役。他們說:嘿,堅強起來。上帝保佑。幾天之後,埃克托爾的父親塞薩爾來了我們家,和我一起裝了條輪椅坡道,跟塞薩爾在自己家裝的那條一模一樣,坡道鋪在他家門口,門前掛著美國國旗。我記得我們倆裝坡道的時候,我真想給塞薩爾道個歉,因為埃克托爾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親的祖國。

    “嗨。”我在電話裡說,“我想我該簽個到。”

    “家裡都挺好的。”埃克托爾說,“我們吃過了。我們玩《價錢猜猜看》3來著,這會兒正忙乎《輪子》3呢。接著還有《賽樂賽》3。”

    “哎呀,真對不起。”

    “有什麼對不起的,我的姑娘4。我們開心著呢。對不對呀,亞伯?”

    “謝謝你給他做了蛋。”我說。

    埃克托爾把嗓音壓低了一度。“其實是煎餅。你猜怎麼著?他可喜歡了。把四張一摞的餅給吃完了。”

    “實在感激不盡。”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歡你的新畫,小孩戴帽子那張,帽子好滑稽。亞伯給我看的,他也很驕傲。我……怎麼說呢,該死!伙計,你真該覺得驕傲。”

    我笑著換了車道,讓後面的車超過去。“聖誕節送你什麼,我大概現在就有底了。”

    “你一說我又想起來了,為什麼咱倆不能結婚?”埃克托爾說。我聽到巴巴在一旁抗議,埃克托爾哈哈笑著,嘴離開了聽筒。“我開玩笑呢,亞伯,別當真。我是個殘廢。”他接著對我說:“我覺得你爸剛才用普什圖語,在心裡臭罵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讓巴巴服上午的藥,便掛了電話。

    這就像看見了廣播名人的照片,他們跟你在車裡聽收音機的時候,腦子裡想像出來的樣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說顯得太老氣了。這一點我當然知道。我算過,估計她已經過了六十歲,可眼前這個花白頭發的小老太太,還是很難和我一直以來想像中的那個小姑娘對上號,她本來只有三歲,黑頭發卷卷的,兩條眉毛長長的,幾乎連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樣。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來,哪怕她坐著,坐在三明治小店邊的長椅上,怯生生地看著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頭發攏在腦後,用一條鉤編的發帶固定。她戴著翡翠耳環,穿褪色的牛仔褲,長長的鮭魚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著一條黃色圍巾,頗有幾分漫不經心的歐洲式優雅。她在臨行前的電子郵件裡告訴過我,她會戴上這樣一條圍巾,好讓我很快認出她來。

    她還沒看見我,於是我又磨蹭了一會兒。航站樓裡,旅客們推著行李車從我身邊經過,接送車的司機們舉著標牌,上面寫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裡大聲呼喊,我告訴自己:這就是她。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後我們的目光碰到了一塊,她臉上漾起了認出我的表情。她揮手致意。

    我們在長椅邊見了面。她咧開嘴笑著,而我兩腿發軟。她笑起來和巴巴一模一樣,只是上面兩顆門牙中間,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齒縫。他們都是朝左邊歪著嘴,笑得五官擠作一團,眼睛瞇成一條縫,微微翹著腦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關節,從第一個指節開始,四個指頭便朝著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彎曲,手腕上還有鷹嘴豆大小的腫塊,看上去是那麼痛苦,讓我覺得揪心。

    我們擁抱在一起,她親了我的臉,一邊一下。她的皮膚柔滑,像細細的毛氈。我們分開時,她還是抓著我,胳膊向前伸著,兩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著我的臉,好像在給油畫做鑒定。她眼睛裡有一層濕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滿是喜悅。

    “很抱歉我遲到了。”

    “沒什麼。”她說,“總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實在太高興了!”——沒什麼。總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對面的時候,她的法國口音比電話裡聽起來還要重。

    “我也很高興。”我說,“飛機上還好嗎?”

    “我吃了片藥,不然我知道我睡不著。我肯定一路都醒著。因為我太高興,太興奮了。”她盯著我看,對著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別處,這魔咒就會失效,一直到頭頂上的廣播提醒旅客,遇到無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時報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來嗎?”

    “我告訴過他,我要帶一位客人回家。”我說。

    後來上車的時候,我偷偷地瞅了她兩眼。真是奇怪。帕麗·瓦赫達提坐在我車裡,離我不過幾寸,卻給了我一種怪異的錯覺。一瞬間,我看她看個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黃圍巾,發際線上短而薄的頭發,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層霧靄,我好像在透過一層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覺有點暈眩。

    “你沒事吧?”她一邊扣好安全帶,一邊看著我問道。

    “我老在想你會消失。”

    “什麼?”

    “只是……只是有點難以置信。”我說著說著,就神經質地哈哈笑了起來。“因為你真的存在。因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著點點頭。“哦,我也一樣。我也覺得這很奇怪。你看,我這一輩子都沒遇見過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沒有啊。”我打著了火。“跟我講講你的孩子們吧。”

    我開出了停車場,她開始跟我講孩子們的事,說起他們的名字來,仿佛我從小和他們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們和我一起長大,一起參加過家庭野餐,露營,去海濱度假地避暑,做過貝殼項鏈,玩過用沙子埋人的游戲。

    我真希望我們有過這樣的經歷。

    她告訴我,她兒子阿蘭——“你表哥,”她補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經生了第五個寶寶,一個小千金,他們搬到了巴倫西亞,在那兒買了房子。“終於,他們離開了馬德裡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兒伊莎貝爾給電視節目寫配樂,如今已經受聘,開始寫自己的第一部主流電影音樂了。伊莎貝爾的丈夫阿爾貝現在成了主廚,在巴黎一家頗受好評的餐館掌勺。

    “你也開了個餐館,對嗎?”她問,“我記得你在電子郵件裡告訴過我。”

    “嗯,我父母開過。我父親一直夢想著能開一家自己的飯館。我給他倆幫忙。可是幾年前沒辦法,我把它賣掉了。因為我母親去世了,巴巴又……又沒有能力了。”

    “呀,對不起。”

    “沒關系的。我也不是開飯館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藝術家。”

    我告訴過她,順便提起過。那是我們第一次通話的時候,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夢想有一天能上美術學院。

    “其實,你可以說我是個謄寫員。”

    她豎起耳朵聽我解釋,我在一家事務所上班,他們為《財富》五百強裡的大公司處理數據。“我給他們填表格,錄入說明書,開收據,整理客戶名單,電子郵件列表,諸如此類。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麼打字。薪水還不錯。”

    “我懂了。”她說。她想了想,又開口道:“你覺得有趣嗎,做這個工作?”

    我們正在向南駛過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見那幢樓了嗎?有藍色標志的那幢高樓。”

    “看見了。”

    “我生在那兒。”

    “噢,真的嗎?”她扭過頭,我開車經過的時候,她也一直看著那幢樓。“你很幸運。”

    “怎麼講?”

    “你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

    “我好像從來沒想過這些。”

    “啊,當然沒有。可是知道這一點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開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實了,就像一個謎題。你明白嗎?就像你錯過了故事的開頭,一下子就到了中間,拼命想弄個明白。”

    我猜巴巴這段日子也有同樣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著缺口。每一天都是一個神秘的缺口,一個需要費勁思量的謎題。

    我們在沉默中行駛了幾公裡。

    “我覺得我的工作有趣嗎?”我說,“有一天我回到家,發現水在洗碗池裡嘩嘩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氣灶上還燒著火。就是那個時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讓他一個人待著了。可我請不起住家的護工,所以我找了在家裡也能干的工作。談不上什麼‘有趣’。”

    “美術學院先放一放。”

    “只能這樣了。”

    我猜她接下來一定會說,巴巴有我這樣一個女兒該多麼幸運,可是讓我覺得寬慰,也心存感謝的是,她只是點了點頭,看著高速路上的交通標志從眼前不斷滑過。但是其他人,特別是阿富汗人,總是說巴巴多麼有福氣,說我簡直出自天賜。他們談起我來贊不絕口。他們把我說成是聖女,一個英雄般的女兒,放棄了金光燦爛的生活,不要舒適,也不肯享福,寧願留在家裡照顧自己的父親。可是一開始還有她媽呀。他們說。這些話不絕於耳,現在想起來,他們的聲音裡還透著幾分同情。伺候她那麼多年。多不容易啊。現在又是她父親。她當然不是個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個美國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陽能的伙計。她本來可以嫁給他的,可她沒有。因為這老兩口。她做出了多少犧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這樣的女兒就好了。他們誇我脾氣好。他們對我的勇氣和毅力驚歎不已,一如那些戰勝了身體上的殘疾、克服了嚴重口吃的人,讓世人嘖嘖稱奇。

    可我不承認這一個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發現巴巴坐在床邊,用陰冷的目光看著我,不耐煩地等著我把襪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腳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嬰兒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濕透、膽戰心驚的老鼠。我厭惡他這種表情,我厭惡他這副做派,我厭惡他讓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狹窄,讓我最好的年華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開他,逃開他的暴躁和貪求。我和聖女毫無相似之處。

    我駛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幾公裡,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車開到我家車庫門前,熄了火。

    帕麗透過車窗,看著我家的單層住宅,油漆剝落的車庫門,橄欖綠顏色的窗欞,還有一對俗氣的石頭獅子,守衛在大門兩側,我不忍心把它們扔掉,因為巴巴喜歡它們,可我覺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從1989年我七歲的時候起,我們就一直住著這房子,一開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從房東手裡把它買了下來。媽媽就死在這房子裡,死在聖誕節前一天,那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裡我給她架起的醫用床上,她在客房度過了臨終前的三個月。她要我把她挪進客房,因為那兒能看風景,用她的話說,可以讓她提神。她躺在床上,雙腿浮腫,膚色灰暗,日復一日地看著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裡有一圈雞爪楓,那是她幾年前種下的,還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條卵石鋪就的窄徑穿過草坪,山麓在遠方,正午時分,陽光全力傾瀉而下,山也變成了厚重而濃艷的金黃。

    “我非常緊張。”帕麗悄聲說道。

    “可以理解。”我說,“五十八年了。”

    她低頭看著夾在兩膝之間的手。“我幾乎一點兒也記不得他了。我記住的不是他的臉,也不是他的聲音,只記得我這輩子始終缺少了一種東西。一種好的東西。一種……哎,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只有這些。”

    我點點頭。我重新考慮了一下,還是不要和她說我多麼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點脫口而出,問她是否曾經覺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著磨破的圍巾邊兒。“你覺得他有沒有可能認出我來?”

    “你想聽實話嗎?”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當然,我想。”

    “他最好別認出來。”我想起了巴希裡大夫說過的話。他是我父母長期以來的醫生。他說巴巴需要有規律、有條理的生活。別讓他受驚。讓他有穩定感。

    我推開車門。“你在車裡待一小會兒行嗎?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後你就能見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雙眼,我可不想等著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歲的時候,小學六年級的所有班級都要去蒙特雷灣水族館,進行校外活動,還要在外面過夜。那個周五到來之前的整個星期,不管是在圖書館,還是課間休息、玩方塊球的時候,我的同學們談的全是這件事,那該有多好玩啊,水族館當天一閉館,他們就可以穿著睡衣,在各個展廳裡到處跑,身邊是雙髻鯊、鲾鲼、海龍和烏賊。我們的老師吉萊斯皮夫人說,水族館各個地方都設有食品站,學生們可以選花生黃油果醬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說:你們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當甜點,也可以選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們鑽進睡袋,還會有老師給他們讀睡前故事,海馬、沙丁魚、豹鯊,在巨藻長長的葉子中間游弋,陪伴著他們進入夢鄉。到了星期四,教室裡期待的情緒說像通了電,連平時那幾個搗蛋鬼也使勁做出一副乖模樣,生怕因為言行不端,毀了自己的水族館之行。

    對我來說,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動人心的電影,可是聲音被關掉了。我感覺自己在遠觀別人的快樂,與這歡慶的氣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樣的感受,那時同學們各自回家,他們有花旗松5、掛在壁爐上方的長襪,還有成堆的禮物。我告訴吉萊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問我為什麼,我說校外活動剛好趕上穆斯林的節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話。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裡,我們一起看《她書寫謀殺》。我努力專注於劇情,不去想校外活動,可我的心偏偏要飛掉。我想像這個時候,同學們穿著睡衣,拿著手電筒,腦門緊抵著鰻魚大水箱的玻璃。我覺得胸口一陣發緊,在沙發上換了個姿勢。巴巴窩在另一張沙發上,往嘴裡丟了一顆烤花生,安吉拉·蘭斯伯裡6說了句什麼,逗得他咯咯直樂。在他旁邊,我發現媽媽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臉上籠罩著陰雲,可我們的目光剛碰到一起,她就馬上雲開霧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種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氣,強顏回笑。那天夜裡,我夢見自己到了海灘,站在齊腰深的大海裡,在綠與藍之間,海水變幻著無盡的顏色,翡翠綠,寶石藍,祖母綠,松石綠,溫柔地搖蕩在我屁股周圍。我腳邊滑過魚兒的千軍萬馬,整個海洋仿佛就是我一個人的水族館。魚兒碰觸著我的腳趾,在我小腿上蹭來蹭去,一千次的沖撞,在白沙的映襯下,發出炫目的彩光。

    那個星期日,巴巴給了我一個驚喜。他讓飯館歇業一天——他幾乎從不這麼干——帶上我們倆,開車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館。巴巴興奮地說了一路,說我們將要多麼開心;他又多麼期待著見到那些鯊魚;午飯我們准備吃什麼?他講話時,我想起我小時候,他帶我去過凱利公園的寵物樂園,還去隔壁的日本園林看過錦鯉,我們給每條魚取名字,那時我緊緊抓住他的手,心裡想,我這輩子再也不會有別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館,我打起精神,在展廳裡轉悠,竭盡所能回答巴巴的問題,把我認識的不同種類的魚講給他聽。可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鬧了,好的展廳又太擁擠,一點兒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動之夜。這是掙扎。它讓我筋疲力盡,還要拼命做出開心的樣子。我開始覺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轉了一個來小時,我們就離開了。開車回家的路上,巴巴時不時就朝我瞥一眼,帶著受傷的神情,好像有話要說。我感覺他的目光壓迫著我。我假裝睡著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齡的女孩都畫眼影,塗唇膏。她們去聽BoyzIIMen的演唱會,出席校園舞會,結伴去大美洲主題公園,坐上魔鬼號飛車,急速下沖,又打著轉兒上躥,一路發出尖叫。同學們競相報名,參加籃球隊和拉拉隊。在西班牙語課上,有個女孩坐在我後面,她臉色蒼白,面帶雀斑,正在努力進游泳隊,有一天,下課鈴響過以後,我們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經意地建議我也去試試。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場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會無地自容。再說我也不想去。我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極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條的,腰以下卻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體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圖游戲的小孩拼出來的,本來不是一套的身體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這孩子專找不般配的來拼,好讓所有人哈哈大笑。媽說我長得“壯實”。她說她媽也有一副同樣的身板。最後她不說話了,我猜她心裡正在合計,沒有哪個女孩子樂意被人用魁梧來稱呼吧。

    我倒確實游說過巴巴,讓我去排球隊試試,可他把我拉進懷裡,雙手捧起我的腦袋。誰送我去練球?他開始擺道理。誰開車送我去比賽?噢,我希望我們能有多余的時間,帕麗,像你朋友們的父母,可我們,你媽和我,得賺錢養家。我不想再讓咱們領救濟了。你懂,我親愛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賺錢養家的需要於不顧,竟然抽出時間,開車送我去坎貝爾城,上波斯語課。每個星期二下午,學校放學以後,我都要坐進波斯語教室,如同一條奮力游向上游的魚,逆向運筆,跟我自己的手較勁,從右向左寫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語課,他拒絕了。他說我日後一定感激他給我的這份禮物。他說,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麼語言就是鑰匙,不僅開得了大門,裡面所有的房間也都能開。沒這個,他說,你就到處飄吧,找不著體面的家,連個正經身份都沒有。

    後來便是每個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頭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讓我下車去上古蘭經課。我和十多個阿富汗女孩一起。我們上課的房間非常小,而且沒有空調,有一股沒洗過的床單味兒。窗戶又小又高,如同電影裡監獄的窗口。給我們上課的那位女士,是弗裡蒙特一家雜貨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歡她給我們講先知的生平,我覺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時代住在沙漠裡;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顯靈,命令他宣讀啟示;每個遇見他的人都被他親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動。可是她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念一份長長的清單,告誡我們,必須像貞潔的穆斯林女孩那樣,不惜任何代價遠離這一切,以免我們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蝕:男孩們理所當然排在首位,還有饒舌音樂,麥當娜,《飛越情海》7,短褲,舞會,當眾游泳,拉拉隊,酒精,熏肉,意大利臘腸,非清真的漢堡包,還有一大堆別的東西。我坐在地板上,熱得汗流浹背,腿酸腳麻,真想從腦袋上摘下頭巾,可是毫無疑問,你不可以在清真寺裡做這樣的事。我抬頭望著窗戶,卻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著離開清真寺的那一刻,讓新鮮的空氣撲面而來,每當那個時候,我總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釋重負,如同解開了一個不舒服的繩結。

    然而那個時候,松開思緒的韁繩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時常意識到自己在想數學課上的傑裡米·沃裡克。他有一雙清澈的藍眼睛,留著黑人男孩的爆炸頭。他寡言少語,面帶憂郁。他參加了一個車庫樂隊,彈吉他。在學校一年一度的才藝表演會上,他們乒乒乓乓地唱過《日升之屋》8。上課的時候,我坐在傑裡米的左後方,前面隔了四個座位。我有時想像我倆在接吻,他一只手摟著我後脖梗子,臉離我好近,遮去了整個世界。興奮的感覺貫穿我,就像一片溫暖的羽毛輕顫,滑過我的小腹和四肢。當然,這絕不可能發生。我們倆,我和傑裡米,絕不可能。就算他對我的存在有過一絲一毫的感知,我也渾然未覺。這也無妨,真的。我可以佯稱,我們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歡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飯館上工。小時候,我很喜歡擦桌子,擺盤子,放餐具,疊紙巾,往每張餐桌中央的小圓花瓶裡,放一枝紅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對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沒有我來檢查小鹽罐和胡椒瓶是否統統裝滿,飯館就必將破產。

    等我上了高中,在亞伯烤肉館的日子就變得燥熱而難熬。飯館裡那些在我童年時代的眼中熠熠發光的東西,已經大部分歸於黯淡。角落裡老舊的汽水櫃,塑料台布,變了顏色的塑料杯,過了塑的菜單上那些俗氣的菜名——大篷車烤肉串,開伯爾山口抓飯,絲綢之路雞——相框裡裝著歪歪扭扭的招貼畫,是《國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別大的那個——好像頒布了一條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館都必須把她的眼睛擱到牆上,負責瞪人。在招貼旁邊,巴巴掛了一張我在七年級時畫的油畫,畫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禮塔。我記得他剛把畫掛上去的時候,我看到顧客們在我的作品下吃著羊肉串,真感到心裡充滿了驕傲和激動。

    到了午餐時間,母親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樣,在廚房辛辣的油煙和餐桌之間來來回回,招待寫字樓的職員、市政員工和警察,巴巴則負責打理櫃台,他穿著油糊糊的白襯衫,露出粗壯而多毛的小臂,領口敞開著,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潑灑在外。每有顧客登門,巴巴便堆起笑臉,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歡迎光臨亞伯烤肉館。在下就是亞伯。請問可以點菜了嗎?我聽了直起雞皮疙瘩,因為他意識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劇裡一個愚蠢的中東配角。接著,我每上一道菜,都會穿插著巴巴搖響老銅鈴的表演。一開始,巴巴把鈴鐺掛到櫃台後面的牆上時,我還以為這只是圖個好玩,可現在每張桌子上菜時,都會聽到銅鈴叮當一聲,發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經習慣了,幾乎聽而不聞,新客人聽了,多半會給這個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筆,不過偶爾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搖鈴鐺了。巴巴有天夜裡說。那是我高中最後一年的春季,飯館打烊之後,我們坐在店外的車上,等著媽媽,她把抗酸藥落在店裡了,剛剛跑回去取。巴巴掛著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悶。微雨飄落在臨街的商鋪之上。很晚了,四下裡空空蕩蕩,只有兩輛汽車,等在肯德基的得來速車道上,還有一輛小卡車停在干洗店外,車裡有兩個家伙,煙霧飄出車窗,繚繞而上。

    我夠不著的時候更好玩。我說。

    我猜每件東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歎了口氣。

    我還記得當年我是多麼興奮,我小時候,巴巴抱著我,把我舉起來,讓我搖鈴鐺。他把我放下來的時候,我臉上洋溢著快樂和自豪。

    巴巴打開車裡的暖風,抱起了胳膊。

    巴爾的摩很遠。

    我興沖沖地說:你隨時可以飛過來看我。

    隨時飛過去。他重復了一句,語氣中帶著少許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麗。

    那我回來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憂郁一如外面擠壓著車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個月,我天天查看家裡的信箱,每當郵車停到路邊,我的心裡都漲滿了希望。我把郵件拿進屋裡,閉上雙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睜開眼睛,翻檢著一封封賬單、贈券和獎券。後來,上個星期二,我撕開一個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話:我們很高興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實際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淚。一瞬間,一幅畫面閃現在我眼前:畫廊,展覽開幕之夜,我打扮簡單,黑衣,優雅,被贊助人和皺眉頭的評論家們圍在中間,微笑並回答他們的提問,與此同時,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畫作前流連,服務生們戴著白手套,在畫廊各處飄移,有的斟酒,有的端來鮭魚小吃,切成了小方塊,撒了蒔蘿,還有起酥皮卷的蘆筍條。我經歷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連陌生人也要攬入懷抱,和他們共舞,舞得虎虎生風。

    我最擔心你媽。巴巴說。

    我每天晚上打電話,我保證。你知道我一定會打的。

    巴巴點點頭。忽然一陣風,停車場入口附近的楓樹擺蕩起了枝葉。

    咱們商量過的事,他說,你有沒有再想想?

    你是說,讀專科?

    只要一年,也許兩年。只是給她點兒時間,來適應這個計劃。你以後還可以重新申請。

    我一下子覺得有點兒生氣,把肩膀一聳,說道:巴巴,這些人評估過我考試的分數和學校的成績單,人家仔細地看了我的履歷,人家也充分考慮了我的作品,所以不僅錄取了我,還給了我獎學金。這是全國頂尖的美術學院,不是能讓你說不去的學校。這樣的機會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確如此。他說著,在座位上坐直了身體。他把手團起來,往裡面哈了口熱氣。我當然能理解。我當然為你高興。我看得出他臉上的為難。還有憂懼。憂的是我離家五千公裡,萬一出點兒什麼事;懼的是失去我。我大權在握,通過遠走高飛,就能讓他不快樂,重創他那顆脆弱而容易受傷的心——如果我真這樣做的話——就像杜賓犬捉弄小貓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個時候,我和帕麗之間的聯系已經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經像我體內一聲聲隱秘而劇烈的心跳。但現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隨著一年又一年狂風般掠過,我已經長得比她大出了許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歡的睡衣,丟開了曾經手不忍釋的毛絨動物玩具。然而,此時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們之間的紐帶。如果她過去經歷的事情像一個浪頭,在海岸深處撞得粉碎,那麼此時,退浪沒過了我的腳面,又從我腳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會讓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這樣溫存的、帶著少許驚惶的語氣,講出了這句話,讓我知道了父親是個受傷的人,知道了他對我的愛像天空一樣真實,浩瀚,永恆,而且總在向我迫近。這樣的愛或遲或早,都會逼得你走投無路,而必須做出選擇:要麼掙脫,要麼留下,承受愛的重壓,哪怕它把你塞進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從黑暗的後座上伸出手,撫摸他的臉。他歪一歪頭,把臉頰枕到我手中。

    怎麼這麼久?他小聲問。

    她在鎖門。我說。我覺得筋疲力盡。我看到媽媽快步走回汽車。細雨已經變大,勢如瓢潑。

    一個月之後,就在我應該飛往東部、參觀校園之前兩個星期,媽媽去見了巴希裡大夫,告訴他抗酸藥對自己的胃痛沒有什麼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聲波檢查。在她左側的卵巢裡,他們發現了一個核桃般大小的腫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動不動,往前弓著腰。他穿上了運動褲,小腿上蓋著一條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著我去年給他買的棕色開襟羊毛衫,裡面是法蘭絨襯衫,扣子全部系了起來。這就是他現在穿襯衫的方式,非把領子也扣上不可,讓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個小女生,只是到了這一大把年紀。今天他臉上有點腫,頭也沒梳,幾縷白發耷拉在腦門上。他正在看《誰想成為百萬富翁?》,表情憂郁而茫然。我叫他時,他好像沒聽見,目光又在電視屏幕上磨蹭了一會兒,這才挪開眼神,不高興地抬起頭。他左眼的下眼瞼上長了個小小的針眼。他得刮臉了。

    “巴巴,我能把電視的聲音關一下嗎?”

    “我在看。”他說。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來看你了。”我已經告訴過他,帕麗·瓦赫達提要來,昨天說的,今天早晨又說了一次。可我這會兒沒問他還記不記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讓他下不來台,因為他會覺得難堪,會自衛,有時還會出口傷人。

    我從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遙控器,關掉了聲音,同時防著他勃然而怒。他頭一次大發脾氣時,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戲。現在我松了一口氣,巴巴沒有抗議,只是從鼻孔裡發出了一聲長長的歎息。

    帕麗在門口和客廳之間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個手勢。她慢慢走進來,我給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邊。我看得出來,她頗為激動不安。她坐得筆直,臉色煞白,兩腿並在一起,雙手交疊,從椅子邊兒向前探出身體,笑得那麼僵硬,連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著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勁記住他這張臉。

    “巴巴,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那位朋友。”

    他看著眼前這位白發蒼蒼的婦人。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總是讓人揪心,就算他直視著他們,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離的,隔絕的,似乎他本來打算瞧一瞧別的地方,卻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們身上。

    帕麗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張嘴,聲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麗。真高興見到你。”

    他慢吞吞地點點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臉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痙攣。他看看我的臉,再看看帕麗。他張開了嘴巴,露出干澀的笑容,他認為人家捉弄他的時候,就是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終於說話了。

    “她住在法國。”我說,“對了,巴巴,你必須講英語。她聽不懂波斯語。”

    巴巴點點頭。“這麼說你住在倫敦?”他對帕麗說。

    “巴巴!”

    “怎麼了?”他狠狠問了我一句,接著才明白過來,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後改說英語。“你住在倫敦?”

    “實際上,是巴黎。”帕麗說。“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沒有把目光從他臉上挪開。

    “我一直有個計劃,帶我妻子去巴黎。蘇丹娜,她叫蘇丹娜。願真主讓她靈魂安息。她過去老是說:阿卜杜拉呀,帶我去趟巴黎吧。你什麼時候帶我去巴黎?”

    其實,我母親不太喜歡旅游。她從來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要拋下自己家裡的舒適和隨意,跑去吃坐飛機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對天下美食興趣索然,最心儀的外國菜只是陳皮雞,泰勒街一家中餐館就能送外賣。有點讓人稱奇的是,有時巴巴會以不可思議的精確,讓我母親在他心裡還魂。比如說,他能記起她加鹽的時候,會把鹽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裡;再比如說,她有個習慣,別人打電話時,她喜歡插嘴,可是又不拿過電話來自己說。可是其他時間,他又會變得什麼也記不清。我猜想,媽媽正在他腦海中不斷暗落,她的臉退入了陰影,每過去一天,對她的記憶就會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斷漏掉。她正在變成一個沒有血肉的鬼影,一個空殼,他不得不逼著自己,用臆想的細節和捏造的個性,去加以填補,哪怕這記憶是偽造的,似乎也總要好過忘得一干二淨。

    “嗯,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麗說。

    “也許我還是要帶她去的。可她現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種——叫什麼來著?卵……”

    “卵巢癌。”我說。

    帕麗點點頭,她飛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爾鐵塔。你見過嗎?”巴巴問。

    “埃菲爾鐵塔?”帕麗·瓦赫達提笑出了聲。“哦,是的。天天見。說實話,我想躲都躲不開。”

    “你爬過嗎?有沒有一直爬到頂?”

    “我爬過,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時候會覺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頂,如果趕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裡以外的地方。當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沒那麼好,天也沒那麼晴。”

    巴巴咕嚕了兩聲。帕麗受到鼓舞,繼續大講鐵塔,講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講它本來沒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覽會之後,可她沒法像我那樣讀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長了臉。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緒已經像風中的落葉一樣變換了方向。帕麗在座位上挪了挪,又湊近了一點兒。“你知道嗎,阿卜杜拉?”她說,“每隔七年,他們就要刷一遍鐵塔。”

    “你說你叫什麼來著?”巴巴問。

    “帕麗。”

    “那是我女兒的名字。”

    “對,我知道。”

    “你們名字一樣。”巴巴說。“你們倆,你們倆名字一樣。知道了吧。”他咳嗽了兩聲,心不在焉地揪著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塊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問你個問題嗎?”

    巴巴聳了聳肩。

    帕麗仰起臉,看著我,好像在請求允許。我朝她點了下頭,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麼決定的,給你女兒取這個名字?”

    巴巴扭過頭,看著窗子,手指甲還在摳著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記得嗎,阿卜杜拉?為什麼是這個名字?”

    他搖搖頭,一只手攥起來,使勁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開始小聲哼哼,嘴唇幾乎不動,嘴裡發出一種有節奏的咕噥聲。他總是這個樣子,只要他陷入焦慮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變得模糊不清,而支離破碎的思緒突然湧入腦海,沖得他不知所措,兩眼一抹黑,只好絕望地等著雲開霧散。

    “阿卜杜拉?你說什麼?”帕麗問。

    “什麼也沒說。”他咕噥道。

    “不對,你在唱歌——你在唱什麼?”

    他扭頭看我,一臉的無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兒歌。”我說,“還記得嗎,巴巴?你說你小時候學會的。你說你媽媽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給我聽嗎?”帕麗急切地說著,聲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來好嗎?”

    他低下頭,慢吞吞地搖晃著腦袋。

    “唱吧,巴巴。”我輕聲說著,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沒事的。”

    巴巴躊躇再三,頭也不抬,尖著嗓子,聲音抖顫,反反復復,唱出了相同的兩句詞:

    我瞅見傷心的小仙女,

    待在紙樹影子下。

    “他老說還有另一段。”我告訴帕麗,“可他忘了。”

    帕麗·瓦赫達提突然大笑了一聲,聽起來像是發自喉嚨深處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聲叫著,放下手,用波斯語唱道:

    我知道傷心的小仙女,

    晚風把她吹走了。

    巴巴腦門上出現了幾道褶皺。我覺得短短的一瞬間,我在他眼裡看到了一絲微光。可它隨即熄滅了,他的臉也恢復了平靜。他搖了搖頭。“不,不,根本就不是這麼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麗說。

    她微笑著,淚水盈眶,一把抓過巴巴的雙手,握在自己手中。她親吻他兩個手背,把他的手掌緊貼在自己臉上。巴巴咧開嘴笑了,眼睛裡濕乎乎的,也積成了淚滴。帕麗抬頭看著我,強忍住幸福的淚,我知道,她認為已經取得了突破,已經用這首神奇的歌,像童話裡的精靈一樣,喚回了失去的兄長。她以為哥哥已經認出了她。她馬上就會明白,這只是他的正常反應,是在對她熱情的撫觸和外露的情感作出響應。這不過是動物的本能,僅此而已。對這一點,我痛在心裡,卻看得清清楚楚。

    臨終關懷醫院的電話號碼是巴希裡大夫給我的,此前幾個月,母親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們去了聖克魯斯山,在酒店裡過了周末。母親不喜歡長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爾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著飯館,我開車載上母親,去博迪加灣、索薩利托或舊金山。去舊金山的時候,我們總是待在靠近聯合廣場的一家酒店。我們窩在房間裡,叫送餐服務,看點播電影。後來我們去漁人碼頭——母親對各種騙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癮——買意式冰激凌,看海獅在碼頭周圍的水面上沉浮。我們把硬幣放進街頭吉他手敞開的琴盒,放進啞劇藝人和周身噴漆的假機器人的背包。每次我們都要去現代藝術博物館,我挽著她的胳膊,帶她看裡維拉、卡洛、馬蒂斯和波洛克9的作品。要不我們就去看日場電影,母親喜歡這個,連看兩三部,出來時天已經黑了,我們眼酸耳鳴,滿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親在一起要輕松得多——歷來如此——不那麼復雜,也沒那麼多心眼兒。我用不著太戒備,也用不著時刻留心,惟恐說出什麼傷人的話。和她單獨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離,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雲,這兩天的時間,困擾我的一切都變得微不足道,統統拋到了九霄之外。

    在聖克魯斯山,我們慶祝另一輪化療的結束。後來才知道,這是她最後一個療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溫泉浴場,健身中心,帶大屏幕電視的游戲房,還有台球桌。我們的房間是個小屋子,帶木頭門廊,從門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廳,紅杉高聳入雲,郁郁成林,一覽無余。有些樹離得很近,松鼠順著樹干往上躥的時候,皮毛上深淺不一的微妙色調都能看得清。我們在那兒度過的第一個早晨,母親就把我叫醒,對我說:快點,帕麗,你得看看這個。窗外有一頭鹿在啃著矮樹。

    我推著她的輪椅走過花園。我真是一景兒。母親說。我把輪椅停在噴泉旁邊,坐在離她不遠的長椅上。陽光溫暖著我們的臉,我們看著蜂鳥在花叢中奔突。等她睡過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們在餐廳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廳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樣,還有書架,牆上掛著捕夢網,壁爐前是貨真價實的石頭爐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長了張苦行僧的臉,女孩則留著軟塌塌的金發。他們在打乒乓球,無精打采。

    我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親說。她穿著冬裝外套,裡面是毛衣,戴著栗色的毛線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給自己織的,用她的話說,好事連連,就此開始。

    我給你畫新的。我說。

    那就畫得誇張點兒。

    像《埃及艷後》裡的伊麗莎白·泰勒那樣誇張?

    她咧開嘴,無力地笑了笑。為什麼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來,她臉上新添的道道皺紋便暴露無遺。認識阿卜杜拉的時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馬路邊賣衣服。他說我眉毛長得漂亮。

    那對乒乓男女丟開了球拍,此時正靠著木頭欄桿,合吸一支香煙。他們仰頭望著天,朗朗晴空,飄著少許殘雲。女孩的胳膊又細又長。

    我在報紙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個美術工藝品展覽會。我說,你要能去,那我開上車,咱們去看看。你要願意的話,晚餐咱們就在那兒吃。

    帕麗?

    嗯?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說吧。

    阿卜杜拉有個弟弟,在巴基斯坦。母親說,同父異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過頭,看著她。

    他叫伊克巴爾,有幾個兒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難民營。

    我放下杯子,剛要張嘴,她就打斷了我。

    我這就告訴你,不是嗎?最重要的就是這些。你父親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會想明白的,過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個異母兄弟,他一直在給他寄錢,接濟他。

    她告訴我,多年以來,巴巴一直在寄錢,給這位伊克巴爾——我的叔叔。一想到這個,我心裡忽然有些五味雜陳——每三個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聯公司,把錢電匯到白沙瓦的一家銀行。

    為什麼現在告訴我?我問。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知道,可他不這麼想。再說了,很快就該由你來管賬了,到那個時候,不管怎樣你都會發現的。

    我扭過臉,看到一只貓豎著尾巴,悄悄走近那對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開始,貓還有些緊張,後來就在欄桿上蜷縮起來,讓女孩的手從它耳朵一直摸到後背。我思前想後。我竟然還有親戚在海外。

    媽,管賬你還要管很長時間呢。我說。我盡力掩飾著自己聲音裡的顫抖。

    一陣令人心悸的停頓。等她再開口時,聲音變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時候,我們去清真寺參加葬禮,她提前在我身邊蹲下,耐心地告訴我,我必須在門口把鞋脫掉,禮拜時必須保持安靜,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廁所,免得過一會兒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說。你也別以為我還能管下去。我的時間到了,你得做好准備。

    我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感覺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麼地方傳來電鋸的聲音,吱吱作響,漸漸加強,粗暴地破壞著樹林的靜謐。

    你爸就像個小孩,生怕被人遺棄。如果沒有你,帕麗,他會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來的路。

    我注視著樹林,陽光如洗,灑落在羽毛般的樹葉和粗糙的樹皮上。我把舌尖移到兩排門牙之間,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淚,血腥的味道灌滿了嘴巴。

    他有個弟弟。我說。

    對。

    我有很多問題。

    晚上再問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時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

    我點點頭,一口氣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經涼了。近處的桌邊,一對中年夫婦交換了手中的報紙。那女人紅頭發,神情坦然,從報紙上方默默注視著我們,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帶倦容的母親,看著她的無簷便帽,青腫的雙手,深陷的眼窩和形銷骨立的笑容。我們目光相遇時,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靈犀,我知道她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媽,你覺得怎麼樣?展覽會你想去嗎?

    母親看了我好幾眼。她的眼睛相對於腦袋顯得太大了,而她的腦袋相對於肩膀,同樣顯得過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說。

    我把紙巾丟到桌上,拉開椅子,走到桌對面。我松開輪椅的閘,推上母親,離開了桌邊。

    帕麗?母親說。

    嗯?

    她把頭整個仰起來,看著我。陽光穿過樹葉,細碎地落在她臉上。你知道真主讓你多麼堅強嗎?她說,你知道真主讓你多麼堅強,多麼善良嗎?

    心理活動常常無法解釋。此時此刻就是這樣。這麼多年以來,母親和我共同度過了千千萬萬的時光,惟有這一刻最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顫著,發出最響亮的回聲:我母親仰起臉望著我,下巴朝上,斑駁而燦爛的陽光在她皮膚上閃爍,她在問我,問我是否知道,真主讓我多麼善良與堅強。

    巴巴在躺椅上睡著了,帕麗輕手輕腳地給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鏈,拿起披巾,蓋好他的身體,又替他把一縷松垂的頭發攏到腦後。她在他身邊站了一會兒,看著他睡覺。我也喜歡看他入睡,因為你看不出他哪兒有毛病。他閉著眼,呆滯消失了,郁悶結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見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親近。睡著的時候,他反而顯得更機靈,更有存在感,仿佛舊有的自我慢慢回注於體內。我不知道帕麗看著他靠在枕頭上的這張臉,能不能想像出他原來的舉止,原有的歡笑。

    我們從客廳走到廚房。我從櫃子上拿起水壺,接著洗碗池,灌滿了水。

    “有些東西我想給你看看。”帕麗說,聲音裡充滿了興奮。她從手提箱裡取出一本相冊,坐到桌邊,刷刷地翻著。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邊提著水壺,往咖啡機裡倒水,一邊扭過頭對她說道。

    “我向你保證,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經摘掉了黃圍巾,戴上了老花鏡,透過鏡片端詳著照片。

    咖啡機咕嘟咕嘟響起來了,我挨著帕麗坐到了廚房的桌邊。“噢對了。就是這個。在這兒呢。”她說。她把相冊轉過來,推到我面前。她點了點一張照片。“就是這兒。你父親和我出生的地方。我們的弟弟伊克巴爾也生在這兒。”

    她第一次從巴黎給我打電話時,曾經提起過伊克巴爾的名字——作為證據,好讓我相信她沒有撒謊,她就是自己所說的那個人。可我已經知道她講的都是實話。我一拿起電話聽筒,聽到她講出我父親的名字,問我這是不是他家的電話,我就知道她是誰了。當時我說:是的,您是誰?她說: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亂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圍的一切都變得無聲無息,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震驚,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劇,演到了最後一幕,出現了現實生活中人們難得一遇的情節。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公然蔑視合理性的角度,一個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聲,它的基礎便會折斷,碎裂——我對她的電話並不覺得吃驚,好像我已經預料到它的到來,甚至可以說,我用一生在等待,通過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安排,或緣分,或機遇,或命運,或者隨便你給它扣上什麼帽子,我們倆,她和我,都終將找到對方的存在。

    我拿上電話聽筒,走到後院,在菜園邊的椅子上坐下,母親在這兒種了燈籠椒和南瓜,現在我接著種。陽光暖暖地照著我的脖子,我用顫抖的手點燃了一支香煙。

    我知道你是誰。我說,從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電話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覺她在無聲地哭泣,而且哭的時候,她背過了臉,嘴巴離開了電話。

    我們談了差不多一個鍾頭。我告訴她,我知道她過去的經歷,過去我在睡覺之前,常常讓我父親多講一遍講她的故事。帕麗說,她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會知道,多虧她舅舅納比在喀布爾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詳細地回憶了她童年時的種種遭遇,還有其他的事情。這封信留給了某個叫馬科斯·瓦爾瓦裡斯的人,讓他轉交,他是個外科醫生,在喀布爾工作,他四下打聽,最後在法國找到了帕麗。這一年的夏天,帕麗飛到了喀布爾,和馬科斯·瓦爾瓦裡斯見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談話臨近結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氣,才終於開口發問:我現在能和他講話嗎?

    到了那個時候,我不得不實言相告。

    現在,我把相冊拉近,細看帕麗指給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於高牆之內,牆體煞白,牆頭圍著鐵絲網。或者不如說,有人可悲地誤斷了豪宅的定義。它三層高,有粉,有綠,有黃,有白,也有胸牆,有角樓,有突出的房簷,有馬賽克,還有反光的玻璃幕牆。一座媚俗的紀念碑,慘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涼氣。

    “真丑,不是嗎?”帕麗說,“真難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宮’。房主是個有名的戰爭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這些東西?”

    “對老村子來說,是的。看這兒,有好多畝果樹的……你們怎麼說?……desvergers。”

    “果園。”

    “對。”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圍比畫著。“我真想弄清楚我們的老房子具體在哪兒,我知道它就在毒宮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確的地點,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講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樣的小城鎮,建在離老村舊址三公裡遠的地方,有學校、醫院、商業區,甚至還有一家小旅館。她帶著翻譯,到鎮上找過她的異母弟弟。第一次和帕麗在電話裡長談時,她已經告訴過我了,鎮上好像沒有一個人認得伊克巴爾,帕麗最後碰到一個老頭,他是伊克巴爾童年時代的朋友,曾經見過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塊荒地上。伊克巴爾告訴過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時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來的錢,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問,帕麗說,我問,伊克巴爾有沒有告訴你他哥哥叫什麼?那老頭說,告訴過,叫阿卜杜拉。那麼,alors十,這以後的事就不是那麼困難了。我是說,找到你和你父親就不難了。

    我問伊克巴爾的朋友,伊克巴爾現在在什麼地方?帕麗說,我問,他出了什麼事?那老頭說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緊張,說話的時候都沒有看我。所以我想,帕麗,我擔心,伊克巴爾遇到了什麼不好的事。

    她往後翻,給我看她孩子們的照片,阿蘭、伊莎貝爾和蒂埃裡,還有她孫子孫女們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會上拍的,有的穿著游泳褲,在泳池邊上擺著姿勢。還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淺藍色的牆,白色的百葉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書架。她在大學裡亂糟糟的辦公室,在風濕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學裡教數學。

    現在我來給相冊翻頁,她告訴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誰。她的閨中密友科萊特,伊莎貝爾的丈夫阿爾貝,還有帕麗的丈夫埃裡克。埃裡克是個劇作家,1977年死於心髒病。我在他倆的一張照片上停下來,他們年輕得不可思議,肩並肩,坐在餐廳橘黃色的坐墊上,她穿白襯衫,埃裡克穿圓領衫,他的頭發又長又軟,扎成了馬尾辮。

    “我們就是那天晚上認識的。”帕麗說,“別人介紹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麗點點頭。“是啊。我們結婚時,我想,噢,我們要在一起過很長時間。我心裡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許四十年,如果我們有福氣的話。為什麼不呢?”她盯著這張照片,有點出神,過了一會兒才微微一笑。“可是時間啊,它就像美貌,你擁有的總是不如想的那麼多。”她推開相冊,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沒結婚嗎?”

    我聳聳肩,翻到了下一頁。“有一次,千鈞一發。”

    “對不起,‘千鈞一發’?”

    “意思是差一點兒就結了。可我們沒到戴戒指的階段。”

    這不是實話。那件事既痛苦又讓人心亂如麻。即使到了現在,一想起來,胸口還是會隱隱作痛。

    她把腦袋一低。“真對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沒關系的。他找了別人,更漂亮,也……也沒那麼多的拖累,我猜的。說到漂亮,這是誰?”

    我指著一個引人注目的女人,長長的黑發,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裡夾著一支香煙,似乎頗為厭倦,胳膊肘緊貼著身體一側,頭漫不經心地向後仰著,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滿了挑釁的味道。

    “這是媽芒。我的母親,妮拉·瓦赫達提。也可以說我原以為她是我母親。你知道的。”

    “她漂亮極了。”我說。

    “是很漂亮。她自殺了。1974年。”

    “對不起。”

    “不,不。不要緊。”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媽芒很優雅,也很有才華。她讀了很多書,有很多非常大膽的觀念,而且從來都是對別人直言相告。可她心裡也深藏著悲傷。我這一輩子都覺得,她給了我一把鐵鍬,對我說:把我心裡這些窟窿填上,帕麗。”

    我點點頭,感覺自己聽懂了什麼。

    “可我做不到。後來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負責任的事。不顧後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來,把兩只又白又細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鍾,才開口說道:“J-auraisdetreplusgentille——我真該對她好點。人永遠都不會後悔這樣做。等你老了,你永遠都不會對自己說:噢,真希望我過去對某某人不好。你永遠不會那樣想的。”有一陣兒,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擊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個無助的小女生。“那樣做本來也沒那麼困難。”她疲倦地說,“我真該對她好點。我真該向你學習。”

    她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合上了相冊。稍停片刻,她又高高興興地說:“噢,好了。現在我想問你點事情。”

    “當然可以。”

    “能給我看看你的畫嗎?”

    我們倆相視一笑。

    帕麗跟巴巴和我待了一個月。早晨我倆一起下廚,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麗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給巴巴,從去年開始,他就喜歡上了這一口。吃這麼多的雞蛋,我擔心會讓他的膽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時候,我問了巴希裡大夫。他還是老樣子,沖我抿嘴一笑,說:哦,我可不擔心。這句話打消了我的疑慮,至少暫時如此,可是過了一會兒,在幫巴巴扣好安全帶的時候,我才想到,也許巴希裡大夫的本意是:我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其實就是我的臥室。我工作時,帕麗陪著巴巴。應她的要求,我給她寫了巴巴喜歡看的電視節目表:什麼時候讓他吃上午的藥,他喜歡哪種零食,一般什麼時間吃。是她讓我把這些都寫下來的。

    你進來問就行了。我說。

    我不想打擾你。她說,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沒告訴她,她永遠也沒辦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過,我還是跟她講了一些小竅門。比如說,如果巴巴開始焦慮不安,要想讓他平靜下來,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會馬上遞給他一本免費送來的家庭購物目錄,或是一份賣家具的廣告折頁。這兩樣東西我總是有充足的備貨。

    如果你想讓他小睡一會兒,就換到天氣頻道,任何跟高爾夫有關的節目也成。千萬別讓他看烹飪節目。

    為什麼不能?

    不知道怎麼搞的,他一看就激動。

    吃完午飯,我們便出門散步,時間不長,因為他倆都撐不下來——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麗有關節炎。巴巴的目光中帶著警惕,心神不寧地沿著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麗中間。他戴著一頂舊前進帽,身穿開襟羊毛衫,腳上是一雙翻毛軟皮鞋。街區周圍有一座中學,校內有塊足球場,草皮修剪得很爛,對面就是我常帶巴巴去的小運動場。我們總能看見一兩個年輕的母親,嬰兒車停在她們身邊,小寶寶在沙坑裡東倒西歪,偶爾有一對十幾歲大的孩子,曠了課,抽著煙,吊兒郎當地晃來晃去。這些半大孩子啊,他們從來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無動於衷,甚至帶著隱隱的蔑視,好像我父親的年老力衰純屬活該。

    有一天,我放下手頭正在聽寫的錄音,去廚房添咖啡。我發現他們倆正在看一部電影。巴巴靠在躺椅上,從披巾底下伸出兩只便鞋,腦袋前傾,嘴巴微張,眉毛皺在一起,不知道是專心還是困惑。帕麗坐在他身邊,兩只手夾在膝蓋中間,雙腳交疊。

    “這是誰呀?”巴巴問。

    “這是拉蒂卡。”

    “誰?”

    “拉蒂卡,貧民窟那個小姑娘。沒爬上火車的那個。”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經過去很多年了。”帕麗說,“你瞧,她現在長大了。”

    此前的那個星期,有一天在運動場,我們仨坐在街頭長凳上,帕麗問:阿卜杜拉,你還記得嗎?你小時候有個妹妹。

    她話音還未落,巴巴就哭起來了。帕麗把他的腦袋摟進懷裡,連聲說:對不起,真對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說著,驚慌失措,拿手給他抹著臉上的淚水,可是巴巴哭得沒完沒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氣來了。

    “那你知道這個是誰嗎,阿卜杜拉?”

    巴巴嘟噥了一聲。

    “這是賈馬爾。競猜節目裡那個小伙子。”

    “不是。”巴巴斷然否認。

    “你覺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沒錯,可這是……你們怎麼說?說過去,說從前。這叫……”

    閃回。我悄悄對著自己的咖啡杯說。

    “競猜節目是現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時候,那是從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臉茫然。電視屏幕上,賈馬爾和薩利姆坐在孟買一座高樓的頂上,腳懸在樓外。

    帕麗望著他的眼睛,好像等著他茅塞頓開的一刻。“我問你個事情,阿卜杜拉。”她說,“如果有一天,你贏了一百萬美元,你想做什麼?”

    巴巴齜牙咧嘴,換了個姿勢,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麼。”帕麗說。

    巴巴面無表情地看著她。

    “如果我贏了一百萬美元。我就在這條街上買幢房子。這樣咱們就能做鄰居了,你和我,然後我每天都過來,咱們一起看電視。”

    巴巴咧開嘴巴笑了。

    可是只過了幾分鍾,我剛回到自己房間,戴上耳機,正打著字呢,就聽見很響的一聲,有東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語大叫著什麼。我一把扯下耳機,沖進廚房,只見帕麗背靠著微波爐那面牆,兩只手抱在一起,擋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圓睜,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們腳下閃閃發光。

    “讓她滾出去!”巴巴一看見我就吼,“讓這女人從我家裡滾出去!”

    “巴巴!”

    帕麗臉色煞白,淚如泉湧。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別往前走,你會把腳割傷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氣,才從他手裡奪下拐棍。

    “我要這女人滾!她是小偷!”

    “他在說什麼?”帕麗可憐巴巴地問。

    “她偷了我的藥!”

    “那是她的藥,巴巴。”我說。我用一只手摟住他肩膀,領著他走出廚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著。我們經過帕麗身過的時候,他差一點兒又朝她撲過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夠了。那是她的藥,不是你的。她吃這藥,是治她手的。”我領著他走向躺椅,順手從茶幾上抓了一本購物目錄。

    “我信不過那女人。”巴巴說著,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小偷!”他氣喘吁吁說著,從我手裡抓過那本目錄,嘩啦嘩啦地翻了一通,然後把目錄放腿上一放,抬頭看著我,眉毛豎得老高。“她還是個騙子。你知道這女人跟我說什麼嗎?你知道她說了什麼嗎?她說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讓蘇丹娜也來聽聽。”

    “好的,巴巴。到時候咱們一起告訴她。”

    “瘋婆子。”

    “一定講給我媽聽,到時候咱們一起笑,趕那瘋婆子出門。現在你得想開點兒,巴巴。瞧,現在都挺好的。”

    我換到天氣頻道,然後挨著他坐下,撫摸著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來。不到五分鍾,他就睡著了。

    我回到廚房,帕麗坐在地板上,耷拉著腦袋,背靠著洗碗機。看上去她在發抖。她用紙巾擦著眼睛。

    “真對不起。”她說,“我太不小心了。”

    “沒關系的。”我說著,從洗碗池下面夠出簸箕和掃把。在地板上,我發現了一些小藥片,粉色和橙色相間,散落在碎玻璃當中。我把它們一粒粒撿起來,再把玻璃從油地氈上掃掉。

    “我是個笨蛋。我以為我可以告訴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我把碎玻璃倒進垃圾桶,然後跪下來,拉開帕麗襯衫的領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過的地方。“會腫起來的。我跟你說肯定會腫起來的。”我挨著她坐到地板上。

    她張開手,我把藥片放進她手裡。“他經常這個樣子嗎?”她問。

    “有些日子他就是這種臭脾氣。”

    “也許你該考慮一下,找專業人員來幫忙,對嗎?”

    我歎口氣,點點頭。最近一段時間,我曾翻來覆去想過那個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將在空蕩蕩的家裡醒來,而與此同時,巴巴蜷縮著身體,躺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看著陌生的人用托盤給他端來早餐。巴巴曾經在一個活動室裡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

    “我知道。”我說,“可是還不到時候。我想照顧他,等我實在照顧不了再說。”

    帕麗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沒有告訴她。這個原因連我自己都難以承認。也就是說,盡管我常常充滿渴望,卻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將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會手足無措。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條水族館裡的金魚,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裡,周圍的屏障固然透明,卻終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隨意觀察外面那個模糊的世界,如果我願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關在裡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為我修造的生存邊界,堅硬而不可彎折。在我小的時候,他這樣做是刻意而為,現在卻是無心插柳,因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覺自己已經習慣了這層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將被裹挾而出,沖入未知的汪洋,撲撲打打,無助,迷失,上氣不接下氣。

    我難以承認的真相就是,我始終需要背負著巴巴的重量。

    還有別的理由嗎?當年巴巴要我別去巴爾的摩的時候,我就那樣輕易地放棄了美術學院的夢想,幾乎沒有做出反抗。還有別的理由嗎?我離開了尼爾。幾年前我和他訂了婚。他擁有一家小公司,經營太陽能電池板的安裝。他長了一張皺巴巴的方臉盤,我在亞伯烤肉館一見他就喜歡上了,當時我請他點菜,他從菜單上抬起頭,齜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隨和,處事穩重。我跟帕麗談到他時,說的不是真話。尼爾不是為了某個更漂亮的人離開了我,是我蓄意毀掉了我們之間的關系。就算他保證皈依伊斯蘭教,上波斯語課,我還是挑出了別的毛病,找到了別的借口。到頭來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鑽進了地洞和牆縫,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

    帕麗從我身邊站起身。我望著她撫平衣褶,再一次感到這是個多麼大的奇跡,她在這兒,就站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

    “我想給你看些東西。”我說。

    我起身進了自己的房間。從不離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這樣就不會有人把你的閨房清理干淨,把你的玩具擺在車庫門前賣掉,也不會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為一個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對此深有體會,我身邊有太多童年時代的遺存,大部分裝在我床邊的一個大箱子裡。現在我打開它的蓋子,裡面放著許多舊娃娃,一匹粉紅色的小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還有圖畫書,所有的生日快樂和情人節快樂的賀卡,那是我上小學時給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紅芸豆、亮亮的小飾物和發光的小星星。尼爾和我最後一次講話,是我提出分手的時候,他說:我不能等你了,帕麗。我不會癡癡地等著你長大。

    我合上蓋子,走回客廳,帕麗已經坐到了巴巴對面的沙發上。我挨著她坐下。

    “給。”我說,遞給她一摞明信片。

    她拿過放在邊桌上的老花鏡,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瞇起眼睛,看著第一張。上面印著拉斯維加斯的照片,愷撒宮酒店的夜景,燈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過來,念出了寫在上面的文字。

    親愛的帕麗:

    你想不到這地方有多熱。我們租了輛小汽車,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蓋上,結果燙出個大水泡!媽媽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愷撒宮有古羅馬的士兵,拿著劍,戴頭盔,披著紅斗篷。巴巴老想讓媽媽跟他們拍張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給你看。暫時寫到這兒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這兒。

    帕麗

    又及:我一邊寫字,一邊在吃最棒的冰激凌聖代。

    1992年7月21日

    她翻到下一張明信片。赫斯特城堡?。這一次她小聲讀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動物園!多酷啊!袋鼠,斑馬,羚羊,雙峰駝——它們長了兩個駝峰!一張迪士尼樂園的,米老鼠戴著巫師帽,揮舞著魔杖。吊死鬼從天花板上落下來的時候,媽媽發出了尖叫!你都能聽得見!拉霍亞灣,大蘇爾,十七英裡大道,穆爾森林,太浩湖。想你。你肯定喜歡。真希望你也在這兒。

    我真希望你在這兒。

    我真希望你在這兒。

    帕麗摘下眼鏡。“你給自己寫明信片?”

    我搖搖頭。“給你的。”我大笑起來,“說起來真是丟臉。”

    帕麗把明信片放到茶幾上,湊近我。“跟我說說。”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手,轉動著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經常假裝咱倆是孿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誰都看不見你。我什麼都跟你說。我所有的秘密。對我來說你是活生生的,總是那麼親近。因為有你,我感覺就不那麼孤單了。我們好像Doppelg?ngers?。你懂這個詞嗎?”

    她笑瞇瞇地說:“我懂。”

    我常把我倆想像成兩片樹葉,從同一棵樹上飄落,被風吹散,相隔數裡,卻仍然找得到深深糾纏的樹根。

    “對我來說,情況正好相反。”帕麗說,“你說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體會到的卻只是一種缺失。一種沒來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個病人,跟醫生講不清什麼地方疼,只是覺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鍾的時間,我們誰也沒有說話。

    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來,翻了個身。

    “真遺憾。”我說。

    “為什麼要說遺憾?”

    “因為你們團聚得太遲了。”

    “可我們已經團聚了呀,不是嗎?”她說。她動了感情,聲音也沙啞了。“這就是現在的他。挺好的。我覺得很幸福了。我已經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緊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麗。”

    她這句話喚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時多麼孤單,我曾輕輕呼喚她的名字——我們的名字——然後屏住呼吸,等待著一聲回喚,並且相信總有一天它會到來。現在聽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這客廳裡,仿佛分隔我們的這些歲月正在折疊,一道又一道,時間因此聚攏了,幾乎化作無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張明信片的寬度,飛一般送來我童年時代最瑰麗的紀念,坐在我身邊,抓著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們的名字。我感覺心裡一震,好像有什麼東西卡嗒一聲,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麼東西,很久以前分崩離析,現在復歸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軟軟地頂著,那是另一顆心,重新跳動起來了,它緊挨著我自己的心,發出低沉的、怦怦的聲響。

    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撐起身體,揉揉眼睛,看看我倆。“你們這倆丫頭在鼓搗啥?”

    他咧開嘴笑了。

    另一首兒歌。這一首唱的是阿維尼翁的橋。

    帕麗為我哼著調子,接著念出了歌詞:

    在阿維尼翁的橋上

    我們跳舞,我們跳舞

    在阿維尼翁的橋上

    我們圍成圓圈跳著舞

    “我小時候媽芒教我的。”她說著把頭巾扎緊,抵擋忽然吹來的一陣寒風。空氣冷颼颼的,天卻很藍,陽光強烈,傾瀉在鐵灰色的羅納河上,將水面擊碎,幻化成無數細小的光斑。“所有法國孩子都會這首歌。”

    我們坐在木制的公共長椅上,面對著河水。她替我翻譯著歌詞,我卻對河對岸的城市暗自稱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歷史,現在又發現自己置身於這樣一個充滿歷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記錄,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個奇跡。關於這座城市的每一件東西都是如此。我驚訝於它空氣的清澈,驚訝於從河上席卷而過的風,吹送著河水,拍擊著石岸,也驚訝於陽光多麼飽滿,多麼豐富,仿佛來自四面八方,照耀著整個世界。坐在長椅上,我可以看到老舊的牆壘環繞著古城的中心,狹窄、蜿蜒的街道錯亂交纏,阿維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鍍金的聖母馬利亞雕像閃閃發光。

    帕麗講給我聽這座橋的歷史。話說十二世紀,有個年輕的牧羊人宣稱,天使告訴他建一座橫跨兩岸的橋,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他舉起一塊巨石,把它丟進了河中。帕麗還給我講了羅納河上的船夫,他們爬到橋上,敬奉自己的保護神聖尼古拉。可洪水在幾百年裡侵蝕著橋拱,最後把它沖垮了。她講這些話時語速很快,興奮得有些神經兮兮,一如當天早些時候,她帶我游覽哥特式的教皇宮,摘下語音導覽的耳機,指著壁畫,輕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讓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頭頂上交叉的彎梁。

    在教皇宮外,她不停地講啊講,嘴裡迸出一串又一串聖徒、教皇、紅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過教堂前的廣場,身邊是成群的鴿子,如織的游客,非洲來的小販穿著顏色鮮艷的袍子,兜售著手鐲和假表,有個年輕的樂師戴著眼鏡,坐在蘋果筐上,懷抱民謠吉他,彈著《波希米亞狂想曲》。我記得她去美國時可沒這麼健談,現在我感覺,這就像一種拖延的策略,我們正圍著她真心想做的——我們也一定會做的那件事兜圈子,這一番嘮叨不過是一座橋而已。

    “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橋了。”她說,“等大伙都到了,咱們一起去加爾橋。你聽說過這橋嗎?沒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羅馬人在一世紀的時候建造的,好把水從厄爾河運到尼姆。五十公裡啊!帕麗,簡直是巧奪天工的傑作。”

    我來法國已經四天了,在阿維尼翁待了兩天。巴麗和我坐上TGV?,從陰郁、寒冷的巴黎來了這兒,一下火車,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風,每棵樹上都聽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車站,我手忙腳亂地拉出行李,差一點來不及下車,結果我剛跳下火車,車門就嘶的一聲,在我身後關上了。此時我暗暗告訴自己,一定把這事告訴巴巴,要是晚下車三秒鍾,現在我人就在馬賽了。

    他還好嗎?帕麗在巴黎問過我。當時我們正坐在出租車上,從戴高樂機場開往她家。

    每況愈下。我說。

    巴巴現在住進了療養院。我頭一次去那兒考察設施的時候,院長彭妮——一個高個子的纖瘦女人,留著草莓色的卷發——領著我轉了一圈,我想:還不算太差。

    然後我說:還不算太差。

    這地方很干淨,窗戶外面正對著花園,彭妮說,每個星期三的下午四點半,他們都要在花園裡開個茶會。大廳裡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兒。護工們看上去有禮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數人我現在已經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來以為這裡是一群老太婆,臉上一塌糊塗,下巴長出了胡須,流著口水,自言自語,嘮叨個不停,死盯著電視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數住客並沒那麼老,很多人連輪椅都用不著。

    我本來以為很差勁的。我說。

    是嗎?彭妮說著,愉快而職業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對不起。

    沒關系的。我們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對這樣的地方是有成見的。肯定會有。她回過頭,用一種穩重的腔調提醒我說:這是本院的輔助生活區。從你告訴我的情況判斷,我擔心你父親在這兒很難保證良好的起居。我看,記憶監護區對他更合適。咱們到了。

    她用鑰匙卡開了門,我們走進封閉的病區,這裡聞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裡一涼,第一個反應就是轉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著我,目光中飽含溫情。我掙扎著走完全程,內疚的巨浪沒過了我的頭頂。

    啟程前往歐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過輔助生活區的大廳,沖卡門招招手,她來自危地馬拉,負責接電話。我走過社區音樂廳,裡面坐了滿滿一屋子老人,正在聽穿禮服的高中生表演弦樂四重奏。我也經過了多功能廳,裡面有電腦、書架和多米諾骨牌;我又走過公告欄,上面有成排的小貼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膽固醇嗎?不要忘記本周二上午11點的“猜謎與思考時間”!

    我走進了封閉病區。進了這道門,他們就沒有下午的茶會了,也沒有賓果游戲,沒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極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間,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經收拾過了,電視沒開,有半杯水放在床頭櫃上。我稍微松了口氣。我就怕看見巴巴待在病床上,側躺著,一只手塞在枕頭下,深陷的眼睛看著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樂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縮在輪椅上,靠著打開的窗戶,窗外是花園。他穿著法蘭絨睡衣,戴前進帽,腿上蓋著彭妮所說的煩躁圍裙,上面有繩子,可以讓他編穗子,還有他喜歡系上再解開的紐扣。彭妮說,這圍裙可以讓他的手指保持靈活。

    我親了他的臉,拉過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給他刮過臉,還幫他打濕、梳理了頭發。他的臉聞起來像肥皂。

    明天是個大日子。我說,我要飛到法國去看帕麗。我告訴過你的,還記得嗎?

    巴巴干瞪著眼睛。早在中風之前,他就已經開始遁離,長久地陷入一言不發的癡呆狀態,看起來郁郁寡歡。中風之後,他的臉變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著,歪向一邊,仿佛一個客客氣氣的淺笑,可這笑容永遠爬不到他的雙眼。自從中風,他再沒說過一個字。有時他咧開嘴,發出一記響亮而悠長的聲音——啊!——快結束時再往上提,讓這個“啊”聽起來頗有幾分驚訝,又好像我說的話在他心裡觸發了一種小小的頓悟。

    我們要在巴黎碰頭,然後搭火車去阿維尼翁。那是個小城,在法國南部。十四世紀的時候,教皇就住在那兒。所以我們要游覽一下。不過最棒的是,帕麗把我要去的事告訴了她所有的孩子,他們也要過去和我們會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個星期埃克托爾來看他時一樣,就像我給他看我的入學申請時一樣,我給舊金山州立大學的藝術與人文學院寫了申請。

    你侄女伊莎貝爾和她丈夫阿爾貝,在普羅旺斯有個度假屋,靠近一個叫萊博的小鎮。我上網查了一下,巴巴。那是個非常壯觀的小鎮,建在阿爾皮耶山的石灰巖山頂上。到了那兒,你可以去參觀中世紀的古堡遺址,遠處還有平原和果樹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來就拿給你看。

    不遠處,有個穿浴袍的老婦人正在美滋滋地玩著拼圖。另一張桌邊還有位老婦人,一頭蓬松的白發,正在忙活著,往餐具匣裡擺著叉子、勺子和黃油刀。角落那邊的大屏幕電視上,裡奇和露西?正在拌嘴,他倆的腕子被一副手銬銬在了一起。

    巴巴說:啊!

    阿蘭——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從西班牙過來,帶著他倆的五個孩子。我還不知道他們都叫什麼,可我肯定會記下來的。還有——這件事最讓帕麗開心了——你另一個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裡,也要過來。她已經好多年沒見過他了。他倆一直不講話。他在非洲工作,這次請了假飛過來。所以呢,這將是一次大家庭的團聚。

    後來我站起身,准備走的時候,又一次親了他的臉。我把臉貼到他的臉上,回想起過去,他經常到幼兒園來接我,再載上我去丹尼斯餐館,接媽媽下班。我們坐在小隔間裡,等著媽媽登記下工,經理總會舀一勺冰激凌給我,我就把它吃掉,我還給巴巴看我那一天畫的畫。他多麼有耐心啊,每一張都看得仔細,一邊認真地端詳,一邊頻頻點頭。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喲。我差一點兒忘了。

    我彎下腰,依照舊例,開始我們的告別儀式,指尖順著他的兩頰向上,直抵他皺巴巴的腦門和太陽穴,撫過他稀疏的白發,坑坑窪窪的頭皮,頭皮上的結痂,直到耳後,一邊摸著,一邊從他腦袋裡摘除所有的噩夢。我替他打開那個無形的口袋,把噩夢丟進去,再將繩子拉緊。

    成了。

    巴巴喉嚨裡咕嚕了一聲。

    做好夢,巴巴。過兩個星期我來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這麼長的時間。

    我走開的時候,明明感覺巴巴在望著我,可我回頭再看,他的腦袋卻低垂著,手裡玩著煩躁圍裙上的一顆紐扣。

    此時,帕麗談起了伊莎貝爾和阿爾貝的房子。她給我看過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羅旺斯農捨,用石頭蓋的,已經翻新過了,建在呂貝龍山上,大門外有果樹和涼亭,赤褐色的瓦,屋裡看得見房梁。

    “我給你看過照片,可是從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呂茲山的景色美極了。”

    “咱們都去,住得下嗎?這麼多人,就一幢農房。”

    “Plusonestdefous,plusonrit.”她說,“用英語怎麼說?人越多,就越高興?”

    “熱鬧。”

    “噢,對。就是。”

    “孩子們怎麼辦?他們去哪兒……”

    “帕麗?”

    我望著她。“嗯?”

    她長長地出了一大口氣。“現在你可以給我了。”

    我點點頭,把手伸進腳下的提包。

    我覺得幾個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療養院時,就該發現它。可是我給他收拾東西的時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個手提箱,就這一個,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裝下了,而箱子有三個,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櫥裡。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去清理父母的臥室。我撕掉了舊牆紙,重新粉刷了牆壁。我搬走了他們的大號雙人床,撤掉了我母親的梳妝台,上面配有橢圓形的化妝鏡。我清空了大衣櫃,取出了父親的西裝,母親的襯衫,還有封裝在塑料袋裡的裙子。我把它們堆在車庫裡,准備去一兩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書桌搬進了他們的臥室,現在這裡是我的辦公室了,等秋天一開學,就做我的書房。我把我床腳的那個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舊玩具,我小時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壞的涼鞋和網球鞋,統統丟進了一個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給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樂卡,父親節和母親節的賀卡。想到它們在我腳邊,我夜裡就睡不著。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櫥時,我拉出剩下的那兩個手提箱,准備把它們放到車庫去,我感到其中一個箱子裡光當一響。我拉開箱子的拉鎖,發現裡面有一包東西,用發黃的報紙裹了好幾層。包裹上用膠帶捆著一個信封,信封上用英語寫著如下字句:給我妹妹帕麗。我一眼就認出那是巴巴的筆跡,因為我在亞伯烤肉館干活的時候,每當我幫客人點完菜,他都會在收銀機邊草草記上一筆。

    現在,我把包裹遞給了帕麗。我沒有打開過。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頭看著,雙手撫過寫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對岸,教堂的鍾聲開始鳴響。突出於水邊的石頭上,一只鳥在撕扯著死魚的內髒。

    帕麗把手伸進她的手提包,在裡面的東西中間摸索著。“J-aioubliemeslunettes。”她說,“我忘了帶老花鏡。”

    “你想讓我讀給你聽嗎?”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從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氣不好,她手不靈,經歷了一番揪扯,她最後還是把包裹遞給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開,展平裡面疊放著的信紙。

    “他用波斯語寫的。”

    “你認得,對嗎?”帕麗皺起了眉頭,有些擔心地問道,“你能翻譯吧。”

    “能。”我說,內心竊喜。盡管姍姍來遲,可我還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開車送我去坎貝爾上的波斯語課。現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爛衫,魂不守捨,搖搖晃晃地走過沙漠,在他的身後,一路上散落著、閃亮著許許多多細小的碎片,那是生活從他身上撕落下來的。

    我緊緊抓住那頁信紙,免得怒號的風把它卷跑。筆跡潦草,一共三句話,我讀給帕麗聽了。

    他們告訴我,我必然要走入水裡,很快就將沉沒。出發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給你。我懇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會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時,心中想著什麼。

    還有日期。2007年8月。“2007年的8月。”我說,“那是他剛確診的時候。”三年前,我還沒有得到帕麗的消息。

    帕麗一邊點頭,一邊拿掌端抹著眼淚。一對年輕的男女騎著雙人自行車駛過。姑娘打頭,金色頭發,粉嘟嘟的臉,苗條的身材。小伙子居後,梳了滿頭的小辮,咖啡色的皮膚。幾米開外,有個十幾歲的女孩,穿著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機聊著天。她手裡抓著皮帶,另一端拴著一頭黑不溜秋的小梗犬。

    帕麗把包裹遞給我,我替她撕開。裡面是個舊的鐵皮茶葉盒,盒蓋上的圖案已經褪了色,那是個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長長的紅色束腰外衣,舉著一杯熱氣騰騰的茶,好像在獻祭。茶杯裡冒出的熱氣幾乎看不見了,束腰外衣上的紅顏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開鎖扣,掀起蓋子,發現盒子裡塞滿了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羽毛。短而密實的綠羽;幾支姜黃色的毛,有著長長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許出自野鴨,泛出少許淺紫;幾支棕羽,羽瓣內緣長著黑色的斑點;還有一支綠色的孔雀翎,頂端有只大眼睛。

    我扭頭看著帕麗。“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帕麗的下巴顫抖著,慢慢搖了搖頭。她從我手裡接過茶葉盒,仔細地看著。“不。”她說,“我們倆,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時候,他受到的傷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較幸運,因為我年輕小,這一點保護了我。Jepouvaisoublier?。我還能享受遺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輕輕蹭著自己的手腕,盯著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來,飛起來。“我不知道這羽毛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著我。這麼多年來一直想著我。他記得我。”

    她輕聲哭了起來,我摟住她的肩膀。我看著沐浴在陽光下的樹,河水流過我們身旁,流過這座橋——聖貝內澤橋,兒歌裡的橋。它其實是座斷橋,原來的橋拱只剩下了四個,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讓兩岸聚首,卻功虧一簣。

    當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著,望著月亮大而圓滿,高掛在我們的窗欞中間,由著雲朵輕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卡嗒卡嗒,敲擊著鵝卵石。歡笑,絮語。小摩托車咯登咯登駛過。馬路對面的餐館裡,杯盤叮當,鋼琴叮咚,蜿蜒流轉,從窗口攀援而入,輕敲著我的耳鼓。

    我翻過身,看著帕麗,她安靜地睡在我身邊。燈光之下,她的臉顯得蒼白。我在她臉上看見了巴巴,年輕而滿懷希望的巴巴,像過去那樣快樂。我知道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看到帕麗,我也就看得見巴巴。她是我的血與肉。很快我也將見到她的孩子,還有她孩子的孩子們,我的血也在他們周身奔流。我不孤單。一種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沒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體,也帶著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雙眼。

    我看著熟睡中的帕麗,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戲。清除掉一個個噩夢,再以好夢相贈。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給他的那個夢,於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麗,輕輕蓋住了她的額頭。我閉上了眼睛。

    這是個明媚的午後。他們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紀,明澈的眼睛,結結實實的身子骨。他們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於蘋果樹的樹蔭下。一樹花開,滿枝吐焰。他們身下鋪著暖草,臉上披著陽光,高高的光影,閃爍在怒放的新花中間。他們躺著,帶著睡意,帶著滿足,緊緊相挨。他枕著粗大而隆起的樹根,而她的腦袋下面,墊著他疊起的外衣。透過半開的眼皮,她看見一只烏鶇棲於高枝。涼風習習,吹過樹葉中間,又轉而下探。

    她扭過臉看著他,看著她的哥哥,她不離不棄的伙伴,可他的臉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翹的鼻子,彎彎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邊,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當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覺到,一片絕對平靜的波浪將她浸沒。她閉上眼,漂進了睡鄉,沒有煩憂,一切都是清澈的,燦爛的,一切都同時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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