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
我還是小女孩時，父親和我每晚有個儀式。我說二十一遍比斯敏倆１，他把我塞進被窩，然後坐到我旁邊，用拇指和食指從我腦袋裡摘去噩夢。他的手指從我腦門跳到太陽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腦袋後面搜尋，每從我腦袋瓜裡抓走一個噩夢，他就發出“砰”的一聲，好像拔掉瓶塞的動靜。他把這些夢一個一個，收進他腿上無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著，他會在空氣裡搜尋，找出一堆好夢，來替換那些被他沒收的夢。我看著他微微翹起腦袋，皺著眉，眼珠子滴溜溜亂轉，又像豎起耳朵，聽遠方的音樂。我屏住呼吸，等著那個時刻到來，等著我父親臉上綻開笑容，口中念念有詞：喲，這兒有一個，等他捧出雙手，讓夢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輕旋慢舞的花瓣，從樹上飄落。然後，輕柔地，非常非常輕柔——我父親說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雙手貼近我的臉，用掌心摩挲我的額頭，把幸福揉進我的腦海。
我今夜會夢到什麼，巴巴？我問。
哦，今夜。嗯，今夜這個可不一般。他總是先這麼說，說完再告訴我。他會現編個故事。他把夢給我。在其中的一個夢裡，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畫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島上的女王，有會飛的王座。他甚至給過我一個吉露果子凍的夢，那是我最喜歡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揮一揮魔杖，就能把任何東西變成果凍——校車，帝國大廈，整個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對著猛撲而來的隕石揮舞魔杖，從毀滅的邊緣拯救了地球。關於他自己的父親，我父親從不多談，但是他說，他講故事的本領得自家傳。他說他小時候，他父親有時會讓他坐下——得趕上他心情好，不過這種時候不太多——給他講故事，故事裡都是精靈和仙女，還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個個兒。他閉上眼睛，我用雙手撫過他的臉，從他腦門開始，經過腮幫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兒，然後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麼，我今夜是什麼夢？他抓著我的手，小聲問道。他眉開眼笑，因為他已經知道我要給他什麼夢了。總是同樣的夢。夢見他和他妹妹躺在開花的蘋果樹下，迷迷糊糊地開始午後的小睡。太陽暖暖地照著他們的臉，陽光輝映著青草、綠葉、頭頂上錦簇的花團。
我是個獨生的孩子，常常也是個孤獨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識於巴基斯坦，當時他們都已經四十歲上下，有了我以後，他們決定不再第二次冒險。我記得我看著鄰居家、校園裡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滿心的羨慕。可我也對有些孩子的相處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們對自己的好運氣視而不見。他們的舉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撓，打斗，推撞，彼此背叛，無所不用其極，而且嬉皮笑臉。他們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渴望著，家裡不要只有我一個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個孿生姐妹，在小床上挨著我哭，挨著我睡，和我一起吃媽媽的奶。她會無條件地、全身心地愛我，而且我總是可以從她臉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麗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誰也看不見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給我的妹妹。早晨我倆肩並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衛生間的鏡子裡看見她，我們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學，上課時坐在離我不遠的地方，直愣愣地看著前方的黑板，我總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頭發和白色的側影。課間休息時，我帶她去操場，不管是滑滑梯，還是從攀爬架一個槓子擺蕩到下一個槓子，我都能感覺到，她就在我身後。放了學，我坐在廚房的桌子邊畫畫，她也在一旁耐心地塗塗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兒，看著窗外，等我畫完，我們便跑出去跳繩，我們的影子成雙結對，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誰也不知道我和帕麗的游戲。連我父親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時旁邊沒人，我們就吃葡萄，聊天，聊起來就沒個完。我們談玩具，談哪種麥片最好吃，談我們喜歡的卡通，我們不喜歡的同學，談哪些老師比較凶。我們喜歡同一種顏色——黃色，我們最愛吃的冰激凌是黑櫻桃味兒的，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們長大了都想當畫家。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倆長得一模一樣，畢竟我們是雙胞胎嘛。有時我幾乎能看見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見她。我想把她畫下來，每一次，我都給她畫上和我一樣的眼睛，淡綠色的，稍微有點不均勻，同樣的黑色卷發，同樣的大長眉毛，雙眉幾乎連在了一起。如果有人問，我就說，我畫的是我自己。
對我來說，我父親怎樣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親給我講的先知生平一樣耳熟能詳——後來，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學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溫習了一遍。可是熟悉歸熟悉，每天晚上，我還是要再聽一遍帕麗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獲了一樣。也許這很簡單，因為我們有同樣的名字。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感覺到我們之間有一種聯系，隱隱約約，包裹在神秘裡，可又是那麼真實。然而，它卻不只如此。我能感覺到她的觸碰，好像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記。我感覺我們是連體的，通過某種看不見的規則，以我無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們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紐帶，連接在一起，就像我們共同完成了一個謎題。
我感覺，如果我對她的故事聽得足夠仔細，就一定能對自己有所發現。
你覺得你父親難過嗎？他把女兒賣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於隱藏自己的悲傷，帕麗。他就是那樣。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來的。他是個硬漢。可是我認為，是的，我認為在心裡，他是難過的。
你現在還難過嗎？
我父親笑了，然後說：怎麼會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紀那麼小，我也能看得出來，悲傷烙在他臉上，就像一塊胎記。
我們像這樣說著話，一種奇想便在我腦海中浮現。我幻想，我會存起所有的錢，一塊錢都不花，不買糖果，不買貼畫，等我的存錢罐滿了——雖然那根本不是頭豬，而是坐在石頭上的美人魚——我就把它砸開，裝上所有的錢，啟程去找我父親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兒，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買回來，帶她回家見巴巴。我要讓我父親快樂。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想成為那個為他抹去悲傷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麼夢？巴巴問我。
你已經知道了。
又一個微笑。對，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個好妹妹嗎？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親我臉蛋兒，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圍掖好，走到門口，關上燈，然後他會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說，像你一樣。
我一直等著，等他關上門，我就溜出被窩，再拿一個枕頭，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頭邊上。每天夜裡入睡的時候，我都感覺到有兩顆心在我胸中跳動。
從老奧克蘭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時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經中午十二點半了。至少還要四十分鍾，我才能開到舊金山國際機場，而且還得指望101號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裡想，這是國際航班，所以她還得過海關，這大概能讓我贏得一點時間。我把車掰上了最內側車道，將雷克薩斯的時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裡。
我想起一個來月之前，我和巴巴談話時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奇跡。我們吵嘴了，這是久違的正常交流，如同一個小小的氣泡，蟄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卻飛沫般轉瞬即逝。那天我給他弄好午飯時已經遲了，他從躺椅上扭過頭，用那種柔中帶刺的腔調，說我生下來就帶著不守時的基因。像你媽。願真主讓她靈魂安息。
不過呢，他接著說，臉上掛著笑容，好像要安撫我，人總得有點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這毛病就是天賜的了，嗯？我說著，把一盤米飯和豆子放到他腿上。習慣性的不守時？
要我說，真主也不願意這麼做。巴巴拉住我的兩只手。差一點兒，就差一丁丁點兒，真主就讓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願意，我很高興再讓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裡，對嗎？
噢，太對了。就等著全端出來呢。因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現在你想讓我可憐你了。
我瞎換著收音機的台，從談話節目跳到鄉村音樂，又從爵士跳到更話癆的節目。我把它關了。我心煩意亂，緊張不安。我夠到副座上的手機，撥通了家裡，把它開著放到腿上。
“喂？”
“賽倆目，巴巴，是我。”
“帕麗？”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爾在家沒事吧。”
“沒事兒。這小伙子真不賴。他給我做了蛋。我們就著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兒？”
“我在開車。”我說。
“去飯館嗎？今天不該你輪休啊，對不對？”
“是不該。巴巴，我在去機場的路上，我要接個人。”
“那好，我讓你媽給我們弄午飯吧。”他說，“她可以從飯館帶點兒什麼回來。”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氣，他沒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來就沒個完。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她在哪兒啊，帕麗？她在動手術嗎？別跟我撒謊！為什麼所有人都跟我撒謊？她走了嗎？她在阿富汗嗎？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爾，你攔不住我。我們像這樣來回折騰，巴巴踱著步，焦慮不安。我用謊話哄著他，然後拿他收集的家庭裝潢手冊或電視節目，來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時候管用，可還有些時候，他對我的把戲無動於衷。他憂心忡忡，最後歇斯底裡，以淚洗面。他狠狠拍著自己的腦袋，在椅子上前俯後仰，抽泣著，兩腿哆嗦個不停，再後來，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勞拉西泮２。我等著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發上，筋疲力盡，上氣不接下氣，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場。我滿心渴望地看著大門，門外一片廣闊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夢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過神來，因為內疚而臉上發燒。
“我跟埃克托爾說兩句，巴巴。”
我聽到聽筒換了手。背景裡傳來競猜節目的聲音，能聽見好多人交頭接耳，隨即一陣歡呼。
“嘿，姑娘。”
埃克托爾·華雷斯住在馬路對面，我們是老街坊了，最近幾年成了朋友。他每個禮拜過來兩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電視，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們嚼著涼比薩，帶著病態的迷戀，連連搖頭，看著屏幕上的嬉笑怒罵。埃克托爾當過海軍陸戰隊員，駐扎在阿富汗南部，兩年前被土炸彈炸成了重傷。他復員回家時，整個街區的人都出來了。他父母在家門口掛起了“歡迎回家，埃克托爾”的牌子，還有氣球和好多鮮花。等他父母開車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幾個鄰居還烤了派。大家感謝他的服役。他們說：嘿，堅強起來。上帝保佑。幾天之後，埃克托爾的父親塞薩爾來了我們家，和我一起裝了條輪椅坡道，跟塞薩爾在自己家裝的那條一模一樣，坡道鋪在他家門口，門前掛著美國國旗。我記得我們倆裝坡道的時候，我真想給塞薩爾道個歉，因為埃克托爾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親的祖國。
“嗨。”我在電話裡說，“我想我該簽個到。”
“家裡都挺好的。”埃克托爾說，“我們吃過了。我們玩《價錢猜猜看》３來著，這會兒正忙乎《輪子》３呢。接著還有《賽樂賽》３。”
“哎呀，真對不起。”
“有什麼對不起的，我的姑娘４。我們開心著呢。對不對呀，亞伯？”
“謝謝你給他做了蛋。”我說。
埃克托爾把嗓音壓低了一度。“其實是煎餅。你猜怎麼著？他可喜歡了。把四張一摞的餅給吃完了。”
“實在感激不盡。”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歡你的新畫，小孩戴帽子那張，帽子好滑稽。亞伯給我看的，他也很驕傲。我……怎麼說呢，該死！伙計，你真該覺得驕傲。”
我笑著換了車道，讓後面的車超過去。“聖誕節送你什麼，我大概現在就有底了。”
“你一說我又想起來了，為什麼咱倆不能結婚？”埃克托爾說。我聽到巴巴在一旁抗議，埃克托爾哈哈笑著，嘴離開了聽筒。“我開玩笑呢，亞伯，別當真。我是個殘廢。”他接著對我說：“我覺得你爸剛才用普什圖語，在心裡臭罵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讓巴巴服上午的藥，便掛了電話。
這就像看見了廣播名人的照片，他們跟你在車裡聽收音機的時候，腦子裡想像出來的樣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說顯得太老氣了。這一點我當然知道。我算過，估計她已經過了六十歲，可眼前這個花白頭發的小老太太，還是很難和我一直以來想像中的那個小姑娘對上號，她本來只有三歲，黑頭發卷卷的，兩條眉毛長長的，幾乎連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樣。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來，哪怕她坐著，坐在三明治小店邊的長椅上，怯生生地看著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頭發攏在腦後，用一條鉤編的發帶固定。她戴著翡翠耳環，穿褪色的牛仔褲，長長的鮭魚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著一條黃色圍巾，頗有幾分漫不經心的歐洲式優雅。她在臨行前的電子郵件裡告訴過我，她會戴上這樣一條圍巾，好讓我很快認出她來。
她還沒看見我，於是我又磨蹭了一會兒。航站樓裡，旅客們推著行李車從我身邊經過，接送車的司機們舉著標牌，上面寫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裡大聲呼喊，我告訴自己：這就是她。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後我們的目光碰到了一塊，她臉上漾起了認出我的表情。她揮手致意。
我們在長椅邊見了面。她咧開嘴笑著，而我兩腿發軟。她笑起來和巴巴一模一樣，只是上面兩顆門牙中間，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齒縫。他們都是朝左邊歪著嘴，笑得五官擠作一團，眼睛瞇成一條縫，微微翹著腦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關節，從第一個指節開始，四個指頭便朝著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彎曲，手腕上還有鷹嘴豆大小的腫塊，看上去是那麼痛苦，讓我覺得揪心。
我們擁抱在一起，她親了我的臉，一邊一下。她的皮膚柔滑，像細細的毛氈。我們分開時，她還是抓著我，胳膊向前伸著，兩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著我的臉，好像在給油畫做鑒定。她眼睛裡有一層濕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滿是喜悅。
“很抱歉我遲到了。”
“沒什麼。”她說，“總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實在太高興了！”——沒什麼。總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對面的時候，她的法國口音比電話裡聽起來還要重。
“我也很高興。”我說，“飛機上還好嗎？”
“我吃了片藥，不然我知道我睡不著。我肯定一路都醒著。因為我太高興，太興奮了。”她盯著我看，對著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別處，這魔咒就會失效，一直到頭頂上的廣播提醒旅客，遇到無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時報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來嗎？”
“我告訴過他，我要帶一位客人回家。”我說。
後來上車的時候，我偷偷地瞅了她兩眼。真是奇怪。帕麗·瓦赫達提坐在我車裡，離我不過幾寸，卻給了我一種怪異的錯覺。一瞬間，我看她看個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黃圍巾，發際線上短而薄的頭發，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層霧靄，我好像在透過一層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覺有點暈眩。
“你沒事吧？”她一邊扣好安全帶，一邊看著我問道。
“我老在想你會消失。”
“什麼？”
“只是……只是有點難以置信。”我說著說著，就神經質地哈哈笑了起來。“因為你真的存在。因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著點點頭。“哦，我也一樣。我也覺得這很奇怪。你看，我這一輩子都沒遇見過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沒有啊。”我打著了火。“跟我講講你的孩子們吧。”
我開出了停車場，她開始跟我講孩子們的事，說起他們的名字來，仿佛我從小和他們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們和我一起長大，一起參加過家庭野餐，露營，去海濱度假地避暑，做過貝殼項鏈，玩過用沙子埋人的游戲。
我真希望我們有過這樣的經歷。
她告訴我，她兒子阿蘭——“你表哥，”她補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經生了第五個寶寶，一個小千金，他們搬到了巴倫西亞，在那兒買了房子。“終於，他們離開了馬德裡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兒伊莎貝爾給電視節目寫配樂，如今已經受聘，開始寫自己的第一部主流電影音樂了。伊莎貝爾的丈夫阿爾貝現在成了主廚，在巴黎一家頗受好評的餐館掌勺。
“你也開了個餐館，對嗎？”她問，“我記得你在電子郵件裡告訴過我。”
“嗯，我父母開過。我父親一直夢想著能開一家自己的飯館。我給他倆幫忙。可是幾年前沒辦法，我把它賣掉了。因為我母親去世了，巴巴又……又沒有能力了。”
“呀，對不起。”
“沒關系的。我也不是開飯館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藝術家。”
我告訴過她，順便提起過。那是我們第一次通話的時候，她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夢想有一天能上美術學院。
“其實，你可以說我是個謄寫員。”
她豎起耳朵聽我解釋，我在一家事務所上班，他們為《財富》五百強裡的大公司處理數據。“我給他們填表格，錄入說明書，開收據，整理客戶名單，電子郵件列表，諸如此類。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麼打字。薪水還不錯。”
“我懂了。”她說。她想了想，又開口道：“你覺得有趣嗎，做這個工作？”
我們正在向南駛過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見那幢樓了嗎？有藍色標志的那幢高樓。”
“看見了。”
“我生在那兒。”
“噢，真的嗎？”她扭過頭，我開車經過的時候，她也一直看著那幢樓。“你很幸運。”
“怎麼講？”
“你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
“我好像從來沒想過這些。”
“啊，當然沒有。可是知道這一點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開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實了，就像一個謎題。你明白嗎？就像你錯過了故事的開頭，一下子就到了中間，拼命想弄個明白。”
我猜巴巴這段日子也有同樣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著缺口。每一天都是一個神秘的缺口，一個需要費勁思量的謎題。
我們在沉默中行駛了幾公裡。
“我覺得我的工作有趣嗎？”我說，“有一天我回到家，發現水在洗碗池裡嘩嘩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氣灶上還燒著火。就是那個時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讓他一個人待著了。可我請不起住家的護工，所以我找了在家裡也能干的工作。談不上什麼‘有趣’。”
“美術學院先放一放。”
“只能這樣了。”
我猜她接下來一定會說，巴巴有我這樣一個女兒該多麼幸運，可是讓我覺得寬慰，也心存感謝的是，她只是點了點頭，看著高速路上的交通標志從眼前不斷滑過。但是其他人，特別是阿富汗人，總是說巴巴多麼有福氣，說我簡直出自天賜。他們談起我來贊不絕口。他們把我說成是聖女，一個英雄般的女兒，放棄了金光燦爛的生活，不要舒適，也不肯享福，寧願留在家裡照顧自己的父親。可是一開始還有她媽呀。他們說。這些話不絕於耳，現在想起來，他們的聲音裡還透著幾分同情。伺候她那麼多年。多不容易啊。現在又是她父親。她當然不是個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個美國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陽能的伙計。她本來可以嫁給他的，可她沒有。因為這老兩口。她做出了多少犧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這樣的女兒就好了。他們誇我脾氣好。他們對我的勇氣和毅力驚歎不已，一如那些戰勝了身體上的殘疾、克服了嚴重口吃的人，讓世人嘖嘖稱奇。
可我不承認這一個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發現巴巴坐在床邊，用陰冷的目光看著我，不耐煩地等著我把襪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腳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嬰兒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濕透、膽戰心驚的老鼠。我厭惡他這種表情，我厭惡他這副做派，我厭惡他讓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狹窄，讓我最好的年華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開他，逃開他的暴躁和貪求。我和聖女毫無相似之處。
我駛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幾公裡，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車開到我家車庫門前，熄了火。
帕麗透過車窗，看著我家的單層住宅，油漆剝落的車庫門，橄欖綠顏色的窗欞，還有一對俗氣的石頭獅子，守衛在大門兩側，我不忍心把它們扔掉，因為巴巴喜歡它們，可我覺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從1989年我七歲的時候起，我們就一直住著這房子，一開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從房東手裡把它買了下來。媽媽就死在這房子裡，死在聖誕節前一天，那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裡我給她架起的醫用床上，她在客房度過了臨終前的三個月。她要我把她挪進客房，因為那兒能看風景，用她的話說，可以讓她提神。她躺在床上，雙腿浮腫，膚色灰暗，日復一日地看著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裡有一圈雞爪楓，那是她幾年前種下的，還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條卵石鋪就的窄徑穿過草坪，山麓在遠方，正午時分，陽光全力傾瀉而下，山也變成了厚重而濃艷的金黃。
“我非常緊張。”帕麗悄聲說道。
“可以理解。”我說，“五十八年了。”
她低頭看著夾在兩膝之間的手。“我幾乎一點兒也記不得他了。我記住的不是他的臉，也不是他的聲音，只記得我這輩子始終缺少了一種東西。一種好的東西。一種……哎，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只有這些。”
我點點頭。我重新考慮了一下，還是不要和她說我多麼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點脫口而出，問她是否曾經覺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著磨破的圍巾邊兒。“你覺得他有沒有可能認出我來？”
“你想聽實話嗎？”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當然，我想。”
“他最好別認出來。”我想起了巴希裡大夫說過的話。他是我父母長期以來的醫生。他說巴巴需要有規律、有條理的生活。別讓他受驚。讓他有穩定感。
我推開車門。“你在車裡待一小會兒行嗎？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後你就能見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雙眼，我可不想等著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歲的時候，小學六年級的所有班級都要去蒙特雷灣水族館，進行校外活動，還要在外面過夜。那個周五到來之前的整個星期，不管是在圖書館，還是課間休息、玩方塊球的時候，我的同學們談的全是這件事，那該有多好玩啊，水族館當天一閉館，他們就可以穿著睡衣，在各個展廳裡到處跑，身邊是雙髻鯊、鲾鲼、海龍和烏賊。我們的老師吉萊斯皮夫人說，水族館各個地方都設有食品站，學生們可以選花生黃油果醬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說：你們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當甜點，也可以選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們鑽進睡袋，還會有老師給他們讀睡前故事，海馬、沙丁魚、豹鯊，在巨藻長長的葉子中間游弋，陪伴著他們進入夢鄉。到了星期四，教室裡期待的情緒說像通了電，連平時那幾個搗蛋鬼也使勁做出一副乖模樣，生怕因為言行不端，毀了自己的水族館之行。
對我來說，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動人心的電影，可是聲音被關掉了。我感覺自己在遠觀別人的快樂，與這歡慶的氣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樣的感受，那時同學們各自回家，他們有花旗松５、掛在壁爐上方的長襪，還有成堆的禮物。我告訴吉萊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問我為什麼，我說校外活動剛好趕上穆斯林的節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話。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裡，我們一起看《她書寫謀殺》。我努力專注於劇情，不去想校外活動，可我的心偏偏要飛掉。我想像這個時候，同學們穿著睡衣，拿著手電筒，腦門緊抵著鰻魚大水箱的玻璃。我覺得胸口一陣發緊，在沙發上換了個姿勢。巴巴窩在另一張沙發上，往嘴裡丟了一顆烤花生，安吉拉·蘭斯伯裡６說了句什麼，逗得他咯咯直樂。在他旁邊，我發現媽媽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臉上籠罩著陰雲，可我們的目光剛碰到一起，她就馬上雲開霧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種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氣，強顏回笑。那天夜裡，我夢見自己到了海灘，站在齊腰深的大海裡，在綠與藍之間，海水變幻著無盡的顏色，翡翠綠，寶石藍，祖母綠，松石綠，溫柔地搖蕩在我屁股周圍。我腳邊滑過魚兒的千軍萬馬，整個海洋仿佛就是我一個人的水族館。魚兒碰觸著我的腳趾，在我小腿上蹭來蹭去，一千次的沖撞，在白沙的映襯下，發出炫目的彩光。
那個星期日，巴巴給了我一個驚喜。他讓飯館歇業一天——他幾乎從不這麼干——帶上我們倆，開車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館。巴巴興奮地說了一路，說我們將要多麼開心；他又多麼期待著見到那些鯊魚；午飯我們准備吃什麼？他講話時，我想起我小時候，他帶我去過凱利公園的寵物樂園，還去隔壁的日本園林看過錦鯉，我們給每條魚取名字，那時我緊緊抓住他的手，心裡想，我這輩子再也不會有別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館，我打起精神，在展廳裡轉悠，竭盡所能回答巴巴的問題，把我認識的不同種類的魚講給他聽。可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鬧了，好的展廳又太擁擠，一點兒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動之夜。這是掙扎。它讓我筋疲力盡，還要拼命做出開心的樣子。我開始覺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轉了一個來小時，我們就離開了。開車回家的路上，巴巴時不時就朝我瞥一眼，帶著受傷的神情，好像有話要說。我感覺他的目光壓迫著我。我假裝睡著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齡的女孩都畫眼影，塗唇膏。她們去聽BoyzIIMen的演唱會，出席校園舞會，結伴去大美洲主題公園，坐上魔鬼號飛車，急速下沖，又打著轉兒上躥，一路發出尖叫。同學們競相報名，參加籃球隊和拉拉隊。在西班牙語課上，有個女孩坐在我後面，她臉色蒼白，面帶雀斑，正在努力進游泳隊，有一天，下課鈴響過以後，我們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經意地建議我也去試試。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場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會無地自容。再說我也不想去。我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極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條的，腰以下卻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體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圖游戲的小孩拼出來的，本來不是一套的身體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這孩子專找不般配的來拼，好讓所有人哈哈大笑。媽說我長得“壯實”。她說她媽也有一副同樣的身板。最後她不說話了，我猜她心裡正在合計，沒有哪個女孩子樂意被人用魁梧來稱呼吧。
我倒確實游說過巴巴，讓我去排球隊試試，可他把我拉進懷裡，雙手捧起我的腦袋。誰送我去練球？他開始擺道理。誰開車送我去比賽？噢，我希望我們能有多余的時間，帕麗，像你朋友們的父母，可我們，你媽和我，得賺錢養家。我不想再讓咱們領救濟了。你懂，我親愛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賺錢養家的需要於不顧，竟然抽出時間，開車送我去坎貝爾城，上波斯語課。每個星期二下午，學校放學以後，我都要坐進波斯語教室，如同一條奮力游向上游的魚，逆向運筆，跟我自己的手較勁，從右向左寫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語課，他拒絕了。他說我日後一定感激他給我的這份禮物。他說，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麼語言就是鑰匙，不僅開得了大門，裡面所有的房間也都能開。沒這個，他說，你就到處飄吧，找不著體面的家，連個正經身份都沒有。
後來便是每個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頭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讓我下車去上古蘭經課。我和十多個阿富汗女孩一起。我們上課的房間非常小，而且沒有空調，有一股沒洗過的床單味兒。窗戶又小又高，如同電影裡監獄的窗口。給我們上課的那位女士，是弗裡蒙特一家雜貨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歡她給我們講先知的生平，我覺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時代住在沙漠裡；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顯靈，命令他宣讀啟示；每個遇見他的人都被他親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動。可是她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念一份長長的清單，告誡我們，必須像貞潔的穆斯林女孩那樣，不惜任何代價遠離這一切，以免我們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蝕：男孩們理所當然排在首位，還有饒舌音樂，麥當娜，《飛越情海》７，短褲，舞會，當眾游泳，拉拉隊，酒精，熏肉，意大利臘腸，非清真的漢堡包，還有一大堆別的東西。我坐在地板上，熱得汗流浹背，腿酸腳麻，真想從腦袋上摘下頭巾，可是毫無疑問，你不可以在清真寺裡做這樣的事。我抬頭望著窗戶，卻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著離開清真寺的那一刻，讓新鮮的空氣撲面而來，每當那個時候，我總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釋重負，如同解開了一個不舒服的繩結。
然而那個時候，松開思緒的韁繩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時常意識到自己在想數學課上的傑裡米·沃裡克。他有一雙清澈的藍眼睛，留著黑人男孩的爆炸頭。他寡言少語，面帶憂郁。他參加了一個車庫樂隊，彈吉他。在學校一年一度的才藝表演會上，他們乒乒乓乓地唱過《日升之屋》８。上課的時候，我坐在傑裡米的左後方，前面隔了四個座位。我有時想像我倆在接吻，他一只手摟著我後脖梗子，臉離我好近，遮去了整個世界。興奮的感覺貫穿我，就像一片溫暖的羽毛輕顫，滑過我的小腹和四肢。當然，這絕不可能發生。我們倆，我和傑裡米，絕不可能。就算他對我的存在有過一絲一毫的感知，我也渾然未覺。這也無妨，真的。我可以佯稱，我們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歡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飯館上工。小時候，我很喜歡擦桌子，擺盤子，放餐具，疊紙巾，往每張餐桌中央的小圓花瓶裡，放一枝紅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對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沒有我來檢查小鹽罐和胡椒瓶是否統統裝滿，飯館就必將破產。
等我上了高中，在亞伯烤肉館的日子就變得燥熱而難熬。飯館裡那些在我童年時代的眼中熠熠發光的東西，已經大部分歸於黯淡。角落裡老舊的汽水櫃，塑料台布，變了顏色的塑料杯，過了塑的菜單上那些俗氣的菜名——大篷車烤肉串，開伯爾山口抓飯，絲綢之路雞——相框裡裝著歪歪扭扭的招貼畫，是《國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別大的那個——好像頒布了一條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館都必須把她的眼睛擱到牆上，負責瞪人。在招貼旁邊，巴巴掛了一張我在七年級時畫的油畫，畫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禮塔。我記得他剛把畫掛上去的時候，我看到顧客們在我的作品下吃著羊肉串，真感到心裡充滿了驕傲和激動。
到了午餐時間，母親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樣，在廚房辛辣的油煙和餐桌之間來來回回，招待寫字樓的職員、市政員工和警察，巴巴則負責打理櫃台，他穿著油糊糊的白襯衫，露出粗壯而多毛的小臂，領口敞開著，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潑灑在外。每有顧客登門，巴巴便堆起笑臉，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歡迎光臨亞伯烤肉館。在下就是亞伯。請問可以點菜了嗎？我聽了直起雞皮疙瘩，因為他意識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劇裡一個愚蠢的中東配角。接著，我每上一道菜，都會穿插著巴巴搖響老銅鈴的表演。一開始，巴巴把鈴鐺掛到櫃台後面的牆上時，我還以為這只是圖個好玩，可現在每張桌子上菜時，都會聽到銅鈴叮當一聲，發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經習慣了，幾乎聽而不聞，新客人聽了，多半會給這個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筆，不過偶爾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搖鈴鐺了。巴巴有天夜裡說。那是我高中最後一年的春季，飯館打烊之後，我們坐在店外的車上，等著媽媽，她把抗酸藥落在店裡了，剛剛跑回去取。巴巴掛著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悶。微雨飄落在臨街的商鋪之上。很晚了，四下裡空空蕩蕩，只有兩輛汽車，等在肯德基的得來速車道上，還有一輛小卡車停在干洗店外，車裡有兩個家伙，煙霧飄出車窗，繚繞而上。
我夠不著的時候更好玩。我說。
我猜每件東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歎了口氣。
我還記得當年我是多麼興奮，我小時候，巴巴抱著我，把我舉起來，讓我搖鈴鐺。他把我放下來的時候，我臉上洋溢著快樂和自豪。
巴巴打開車裡的暖風，抱起了胳膊。
巴爾的摩很遠。
我興沖沖地說：你隨時可以飛過來看我。
隨時飛過去。他重復了一句，語氣中帶著少許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麗。
那我回來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憂郁一如外面擠壓著車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個月，我天天查看家裡的信箱，每當郵車停到路邊，我的心裡都漲滿了希望。我把郵件拿進屋裡，閉上雙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睜開眼睛，翻檢著一封封賬單、贈券和獎券。後來，上個星期二，我撕開一個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話：我們很高興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實際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淚。一瞬間，一幅畫面閃現在我眼前：畫廊，展覽開幕之夜，我打扮簡單，黑衣，優雅，被贊助人和皺眉頭的評論家們圍在中間，微笑並回答他們的提問，與此同時，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畫作前流連，服務生們戴著白手套，在畫廊各處飄移，有的斟酒，有的端來鮭魚小吃，切成了小方塊，撒了蒔蘿，還有起酥皮卷的蘆筍條。我經歷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連陌生人也要攬入懷抱，和他們共舞，舞得虎虎生風。
我最擔心你媽。巴巴說。
我每天晚上打電話，我保證。你知道我一定會打的。
巴巴點點頭。忽然一陣風，停車場入口附近的楓樹擺蕩起了枝葉。
咱們商量過的事，他說，你有沒有再想想？
你是說，讀專科？
只要一年，也許兩年。只是給她點兒時間，來適應這個計劃。你以後還可以重新申請。
我一下子覺得有點兒生氣，把肩膀一聳，說道：巴巴，這些人評估過我考試的分數和學校的成績單，人家仔細地看了我的履歷，人家也充分考慮了我的作品，所以不僅錄取了我，還給了我獎學金。這是全國頂尖的美術學院，不是能讓你說不去的學校。這樣的機會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確如此。他說著，在座位上坐直了身體。他把手團起來，往裡面哈了口熱氣。我當然能理解。我當然為你高興。我看得出他臉上的為難。還有憂懼。憂的是我離家五千公裡，萬一出點兒什麼事；懼的是失去我。我大權在握，通過遠走高飛，就能讓他不快樂，重創他那顆脆弱而容易受傷的心——如果我真這樣做的話——就像杜賓犬捉弄小貓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個時候，我和帕麗之間的聯系已經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經像我體內一聲聲隱秘而劇烈的心跳。但現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隨著一年又一年狂風般掠過，我已經長得比她大出了許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歡的睡衣，丟開了曾經手不忍釋的毛絨動物玩具。然而，此時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們之間的紐帶。如果她過去經歷的事情像一個浪頭，在海岸深處撞得粉碎，那麼此時，退浪沒過了我的腳面，又從我腳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會讓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這樣溫存的、帶著少許驚惶的語氣，講出了這句話，讓我知道了父親是個受傷的人，知道了他對我的愛像天空一樣真實，浩瀚，永恆，而且總在向我迫近。這樣的愛或遲或早，都會逼得你走投無路，而必須做出選擇：要麼掙脫，要麼留下，承受愛的重壓，哪怕它把你塞進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從黑暗的後座上伸出手，撫摸他的臉。他歪一歪頭，把臉頰枕到我手中。
怎麼這麼久？他小聲問。
她在鎖門。我說。我覺得筋疲力盡。我看到媽媽快步走回汽車。細雨已經變大，勢如瓢潑。
一個月之後，就在我應該飛往東部、參觀校園之前兩個星期，媽媽去見了巴希裡大夫，告訴他抗酸藥對自己的胃痛沒有什麼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聲波檢查。在她左側的卵巢裡，他們發現了一個核桃般大小的腫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動不動，往前弓著腰。他穿上了運動褲，小腿上蓋著一條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著我去年給他買的棕色開襟羊毛衫，裡面是法蘭絨襯衫，扣子全部系了起來。這就是他現在穿襯衫的方式，非把領子也扣上不可，讓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個小女生，只是到了這一大把年紀。今天他臉上有點腫，頭也沒梳，幾縷白發耷拉在腦門上。他正在看《誰想成為百萬富翁？》，表情憂郁而茫然。我叫他時，他好像沒聽見，目光又在電視屏幕上磨蹭了一會兒，這才挪開眼神，不高興地抬起頭。他左眼的下眼瞼上長了個小小的針眼。他得刮臉了。
“巴巴，我能把電視的聲音關一下嗎？”
“我在看。”他說。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來看你了。”我已經告訴過他，帕麗·瓦赫達提要來，昨天說的，今天早晨又說了一次。可我這會兒沒問他還記不記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讓他下不來台，因為他會覺得難堪，會自衛，有時還會出口傷人。
我從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遙控器，關掉了聲音，同時防著他勃然而怒。他頭一次大發脾氣時，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戲。現在我松了一口氣，巴巴沒有抗議，只是從鼻孔裡發出了一聲長長的歎息。
帕麗在門口和客廳之間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個手勢。她慢慢走進來，我給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邊。我看得出來，她頗為激動不安。她坐得筆直，臉色煞白，兩腿並在一起，雙手交疊，從椅子邊兒向前探出身體，笑得那麼僵硬，連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著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勁記住他這張臉。
“巴巴，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那位朋友。”
他看著眼前這位白發蒼蒼的婦人。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總是讓人揪心，就算他直視著他們，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離的，隔絕的，似乎他本來打算瞧一瞧別的地方，卻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們身上。
帕麗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張嘴，聲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麗。真高興見到你。”
他慢吞吞地點點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臉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痙攣。他看看我的臉，再看看帕麗。他張開了嘴巴，露出干澀的笑容，他認為人家捉弄他的時候，就是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終於說話了。
“她住在法國。”我說，“對了，巴巴，你必須講英語。她聽不懂波斯語。”
巴巴點點頭。“這麼說你住在倫敦？”他對帕麗說。
“巴巴！”
“怎麼了？”他狠狠問了我一句，接著才明白過來，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後改說英語。“你住在倫敦？”
“實際上，是巴黎。”帕麗說。“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沒有把目光從他臉上挪開。
“我一直有個計劃，帶我妻子去巴黎。蘇丹娜，她叫蘇丹娜。願真主讓她靈魂安息。她過去老是說：阿卜杜拉呀，帶我去趟巴黎吧。你什麼時候帶我去巴黎？”
其實，我母親不太喜歡旅游。她從來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要拋下自己家裡的舒適和隨意，跑去吃坐飛機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對天下美食興趣索然，最心儀的外國菜只是陳皮雞，泰勒街一家中餐館就能送外賣。有點讓人稱奇的是，有時巴巴會以不可思議的精確，讓我母親在他心裡還魂。比如說，他能記起她加鹽的時候，會把鹽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裡；再比如說，她有個習慣，別人打電話時，她喜歡插嘴，可是又不拿過電話來自己說。可是其他時間，他又會變得什麼也記不清。我猜想，媽媽正在他腦海中不斷暗落，她的臉退入了陰影，每過去一天，對她的記憶就會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斷漏掉。她正在變成一個沒有血肉的鬼影，一個空殼，他不得不逼著自己，用臆想的細節和捏造的個性，去加以填補，哪怕這記憶是偽造的，似乎也總要好過忘得一干二淨。
“嗯，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麗說。
“也許我還是要帶她去的。可她現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種——叫什麼來著？卵……”
“卵巢癌。”我說。
帕麗點點頭，她飛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爾鐵塔。你見過嗎？”巴巴問。
“埃菲爾鐵塔？”帕麗·瓦赫達提笑出了聲。“哦，是的。天天見。說實話，我想躲都躲不開。”
“你爬過嗎？有沒有一直爬到頂？”
“我爬過，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時候會覺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頂，如果趕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裡以外的地方。當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沒那麼好，天也沒那麼晴。”
巴巴咕嚕了兩聲。帕麗受到鼓舞，繼續大講鐵塔，講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講它本來沒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覽會之後，可她沒法像我那樣讀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長了臉。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緒已經像風中的落葉一樣變換了方向。帕麗在座位上挪了挪，又湊近了一點兒。“你知道嗎，阿卜杜拉？”她說，“每隔七年，他們就要刷一遍鐵塔。”
“你說你叫什麼來著？”巴巴問。
“帕麗。”
“那是我女兒的名字。”
“對，我知道。”
“你們名字一樣。”巴巴說。“你們倆，你們倆名字一樣。知道了吧。”他咳嗽了兩聲，心不在焉地揪著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塊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問你個問題嗎？”
巴巴聳了聳肩。
帕麗仰起臉，看著我，好像在請求允許。我朝她點了下頭，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麼決定的，給你女兒取這個名字？”
巴巴扭過頭，看著窗子，手指甲還在摳著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記得嗎，阿卜杜拉？為什麼是這個名字？”
他搖搖頭，一只手攥起來，使勁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開始小聲哼哼，嘴唇幾乎不動，嘴裡發出一種有節奏的咕噥聲。他總是這個樣子，只要他陷入焦慮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變得模糊不清，而支離破碎的思緒突然湧入腦海，沖得他不知所措，兩眼一抹黑，只好絕望地等著雲開霧散。
“阿卜杜拉？你說什麼？”帕麗問。
“什麼也沒說。”他咕噥道。
“不對，你在唱歌——你在唱什麼？”
他扭頭看我，一臉的無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兒歌。”我說，“還記得嗎，巴巴？你說你小時候學會的。你說你媽媽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給我聽嗎？”帕麗急切地說著，聲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來好嗎？”
他低下頭，慢吞吞地搖晃著腦袋。
“唱吧，巴巴。”我輕聲說著，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沒事的。”
巴巴躊躇再三，頭也不抬，尖著嗓子，聲音抖顫，反反復復，唱出了相同的兩句詞：
我瞅見傷心的小仙女，
待在紙樹影子下。
“他老說還有另一段。”我告訴帕麗，“可他忘了。”
帕麗·瓦赫達提突然大笑了一聲，聽起來像是發自喉嚨深處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聲叫著，放下手，用波斯語唱道：
我知道傷心的小仙女，
晚風把她吹走了。
巴巴腦門上出現了幾道褶皺。我覺得短短的一瞬間，我在他眼裡看到了一絲微光。可它隨即熄滅了，他的臉也恢復了平靜。他搖了搖頭。“不，不，根本就不是這麼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麗說。
她微笑著，淚水盈眶，一把抓過巴巴的雙手，握在自己手中。她親吻他兩個手背，把他的手掌緊貼在自己臉上。巴巴咧開嘴笑了，眼睛裡濕乎乎的，也積成了淚滴。帕麗抬頭看著我，強忍住幸福的淚，我知道，她認為已經取得了突破，已經用這首神奇的歌，像童話裡的精靈一樣，喚回了失去的兄長。她以為哥哥已經認出了她。她馬上就會明白，這只是他的正常反應，是在對她熱情的撫觸和外露的情感作出響應。這不過是動物的本能，僅此而已。對這一點，我痛在心裡，卻看得清清楚楚。
臨終關懷醫院的電話號碼是巴希裡大夫給我的，此前幾個月，母親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們去了聖克魯斯山，在酒店裡過了周末。母親不喜歡長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爾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著飯館，我開車載上母親，去博迪加灣、索薩利托或舊金山。去舊金山的時候，我們總是待在靠近聯合廣場的一家酒店。我們窩在房間裡，叫送餐服務，看點播電影。後來我們去漁人碼頭——母親對各種騙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癮——買意式冰激凌，看海獅在碼頭周圍的水面上沉浮。我們把硬幣放進街頭吉他手敞開的琴盒，放進啞劇藝人和周身噴漆的假機器人的背包。每次我們都要去現代藝術博物館，我挽著她的胳膊，帶她看裡維拉、卡洛、馬蒂斯和波洛克９的作品。要不我們就去看日場電影，母親喜歡這個，連看兩三部，出來時天已經黑了，我們眼酸耳鳴，滿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親在一起要輕松得多——歷來如此——不那麼復雜，也沒那麼多心眼兒。我用不著太戒備，也用不著時刻留心，惟恐說出什麼傷人的話。和她單獨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離，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雲，這兩天的時間，困擾我的一切都變得微不足道，統統拋到了九霄之外。
在聖克魯斯山，我們慶祝另一輪化療的結束。後來才知道，這是她最後一個療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溫泉浴場，健身中心，帶大屏幕電視的游戲房，還有台球桌。我們的房間是個小屋子，帶木頭門廊，從門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廳，紅杉高聳入雲，郁郁成林，一覽無余。有些樹離得很近，松鼠順著樹干往上躥的時候，皮毛上深淺不一的微妙色調都能看得清。我們在那兒度過的第一個早晨，母親就把我叫醒，對我說：快點，帕麗，你得看看這個。窗外有一頭鹿在啃著矮樹。
我推著她的輪椅走過花園。我真是一景兒。母親說。我把輪椅停在噴泉旁邊，坐在離她不遠的長椅上。陽光溫暖著我們的臉，我們看著蜂鳥在花叢中奔突。等她睡過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們在餐廳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廳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樣，還有書架，牆上掛著捕夢網，壁爐前是貨真價實的石頭爐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長了張苦行僧的臉，女孩則留著軟塌塌的金發。他們在打乒乓球，無精打采。
我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親說。她穿著冬裝外套，裡面是毛衣，戴著栗色的毛線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給自己織的，用她的話說，好事連連，就此開始。
我給你畫新的。我說。
那就畫得誇張點兒。
像《埃及艷後》裡的伊麗莎白·泰勒那樣誇張？
她咧開嘴，無力地笑了笑。為什麼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來，她臉上新添的道道皺紋便暴露無遺。認識阿卜杜拉的時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馬路邊賣衣服。他說我眉毛長得漂亮。
那對乒乓男女丟開了球拍，此時正靠著木頭欄桿，合吸一支香煙。他們仰頭望著天，朗朗晴空，飄著少許殘雲。女孩的胳膊又細又長。
我在報紙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個美術工藝品展覽會。我說，你要能去，那我開上車，咱們去看看。你要願意的話，晚餐咱們就在那兒吃。
帕麗？
嗯？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說吧。
阿卜杜拉有個弟弟，在巴基斯坦。母親說，同父異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過頭，看著她。
他叫伊克巴爾，有幾個兒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難民營。
我放下杯子，剛要張嘴，她就打斷了我。
我這就告訴你，不是嗎？最重要的就是這些。你父親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會想明白的，過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個異母兄弟，他一直在給他寄錢，接濟他。
她告訴我，多年以來，巴巴一直在寄錢，給這位伊克巴爾——我的叔叔。一想到這個，我心裡忽然有些五味雜陳——每三個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聯公司，把錢電匯到白沙瓦的一家銀行。
為什麼現在告訴我？我問。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知道，可他不這麼想。再說了，很快就該由你來管賬了，到那個時候，不管怎樣你都會發現的。
我扭過臉，看到一只貓豎著尾巴，悄悄走近那對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開始，貓還有些緊張，後來就在欄桿上蜷縮起來，讓女孩的手從它耳朵一直摸到後背。我思前想後。我竟然還有親戚在海外。
媽，管賬你還要管很長時間呢。我說。我盡力掩飾著自己聲音裡的顫抖。
一陣令人心悸的停頓。等她再開口時，聲音變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時候，我們去清真寺參加葬禮，她提前在我身邊蹲下，耐心地告訴我，我必須在門口把鞋脫掉，禮拜時必須保持安靜，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廁所，免得過一會兒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說。你也別以為我還能管下去。我的時間到了，你得做好准備。
我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感覺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麼地方傳來電鋸的聲音，吱吱作響，漸漸加強，粗暴地破壞著樹林的靜謐。
你爸就像個小孩，生怕被人遺棄。如果沒有你，帕麗，他會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來的路。
我注視著樹林，陽光如洗，灑落在羽毛般的樹葉和粗糙的樹皮上。我把舌尖移到兩排門牙之間，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淚，血腥的味道灌滿了嘴巴。
他有個弟弟。我說。
對。
我有很多問題。
晚上再問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時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
我點點頭，一口氣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經涼了。近處的桌邊，一對中年夫婦交換了手中的報紙。那女人紅頭發，神情坦然，從報紙上方默默注視著我們，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帶倦容的母親，看著她的無簷便帽，青腫的雙手，深陷的眼窩和形銷骨立的笑容。我們目光相遇時，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靈犀，我知道她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媽，你覺得怎麼樣？展覽會你想去嗎？
母親看了我好幾眼。她的眼睛相對於腦袋顯得太大了，而她的腦袋相對於肩膀，同樣顯得過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說。
我把紙巾丟到桌上，拉開椅子，走到桌對面。我松開輪椅的閘，推上母親，離開了桌邊。
帕麗？母親說。
嗯？
她把頭整個仰起來，看著我。陽光穿過樹葉，細碎地落在她臉上。你知道真主讓你多麼堅強嗎？她說，你知道真主讓你多麼堅強，多麼善良嗎？
心理活動常常無法解釋。此時此刻就是這樣。這麼多年以來，母親和我共同度過了千千萬萬的時光，惟有這一刻最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顫著，發出最響亮的回聲：我母親仰起臉望著我，下巴朝上，斑駁而燦爛的陽光在她皮膚上閃爍，她在問我，問我是否知道，真主讓我多麼善良與堅強。
巴巴在躺椅上睡著了，帕麗輕手輕腳地給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鏈，拿起披巾，蓋好他的身體，又替他把一縷松垂的頭發攏到腦後。她在他身邊站了一會兒，看著他睡覺。我也喜歡看他入睡，因為你看不出他哪兒有毛病。他閉著眼，呆滯消失了，郁悶結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見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親近。睡著的時候，他反而顯得更機靈，更有存在感，仿佛舊有的自我慢慢回注於體內。我不知道帕麗看著他靠在枕頭上的這張臉，能不能想像出他原來的舉止，原有的歡笑。
我們從客廳走到廚房。我從櫃子上拿起水壺，接著洗碗池，灌滿了水。
“有些東西我想給你看看。”帕麗說，聲音裡充滿了興奮。她從手提箱裡取出一本相冊，坐到桌邊，刷刷地翻著。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邊提著水壺，往咖啡機裡倒水，一邊扭過頭對她說道。
“我向你保證，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經摘掉了黃圍巾，戴上了老花鏡，透過鏡片端詳著照片。
咖啡機咕嘟咕嘟響起來了，我挨著帕麗坐到了廚房的桌邊。“噢對了。就是這個。在這兒呢。”她說。她把相冊轉過來，推到我面前。她點了點一張照片。“就是這兒。你父親和我出生的地方。我們的弟弟伊克巴爾也生在這兒。”
她第一次從巴黎給我打電話時，曾經提起過伊克巴爾的名字——作為證據，好讓我相信她沒有撒謊，她就是自己所說的那個人。可我已經知道她講的都是實話。我一拿起電話聽筒，聽到她講出我父親的名字，問我這是不是他家的電話，我就知道她是誰了。當時我說：是的，您是誰？她說：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亂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圍的一切都變得無聲無息，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震驚，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劇，演到了最後一幕，出現了現實生活中人們難得一遇的情節。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公然蔑視合理性的角度，一個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聲，它的基礎便會折斷，碎裂——我對她的電話並不覺得吃驚，好像我已經預料到它的到來，甚至可以說，我用一生在等待，通過某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安排，或緣分，或機遇，或命運，或者隨便你給它扣上什麼帽子，我們倆，她和我，都終將找到對方的存在。
我拿上電話聽筒，走到後院，在菜園邊的椅子上坐下，母親在這兒種了燈籠椒和南瓜，現在我接著種。陽光暖暖地照著我的脖子，我用顫抖的手點燃了一支香煙。
我知道你是誰。我說，從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電話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覺她在無聲地哭泣，而且哭的時候，她背過了臉，嘴巴離開了電話。
我們談了差不多一個鍾頭。我告訴她，我知道她過去的經歷，過去我在睡覺之前，常常讓我父親多講一遍講她的故事。帕麗說，她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會知道，多虧她舅舅納比在喀布爾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詳細地回憶了她童年時的種種遭遇，還有其他的事情。這封信留給了某個叫馬科斯·瓦爾瓦裡斯的人，讓他轉交，他是個外科醫生，在喀布爾工作，他四下打聽，最後在法國找到了帕麗。這一年的夏天，帕麗飛到了喀布爾，和馬科斯·瓦爾瓦裡斯見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談話臨近結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氣，才終於開口發問：我現在能和他講話嗎？
到了那個時候，我不得不實言相告。
現在，我把相冊拉近，細看帕麗指給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於高牆之內，牆體煞白，牆頭圍著鐵絲網。或者不如說，有人可悲地誤斷了豪宅的定義。它三層高，有粉，有綠，有黃，有白，也有胸牆，有角樓，有突出的房簷，有馬賽克，還有反光的玻璃幕牆。一座媚俗的紀念碑，慘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涼氣。
“真丑，不是嗎？”帕麗說，“真難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宮’。房主是個有名的戰爭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這些東西？”
“對老村子來說，是的。看這兒，有好多畝果樹的……你們怎麼說？……desvergers。”
“果園。”
“對。”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圍比畫著。“我真想弄清楚我們的老房子具體在哪兒，我知道它就在毒宮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確的地點，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講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樣的小城鎮，建在離老村舊址三公裡遠的地方，有學校、醫院、商業區，甚至還有一家小旅館。她帶著翻譯，到鎮上找過她的異母弟弟。第一次和帕麗在電話裡長談時，她已經告訴過我了，鎮上好像沒有一個人認得伊克巴爾，帕麗最後碰到一個老頭，他是伊克巴爾童年時代的朋友，曾經見過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塊荒地上。伊克巴爾告訴過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時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來的錢，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問，帕麗說，我問，伊克巴爾有沒有告訴你他哥哥叫什麼？那老頭說，告訴過，叫阿卜杜拉。那麼，alors十，這以後的事就不是那麼困難了。我是說，找到你和你父親就不難了。
我問伊克巴爾的朋友，伊克巴爾現在在什麼地方？帕麗說，我問，他出了什麼事？那老頭說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緊張，說話的時候都沒有看我。所以我想，帕麗，我擔心，伊克巴爾遇到了什麼不好的事。
她往後翻，給我看她孩子們的照片，阿蘭、伊莎貝爾和蒂埃裡，還有她孫子孫女們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會上拍的，有的穿著游泳褲，在泳池邊上擺著姿勢。還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淺藍色的牆，白色的百葉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書架。她在大學裡亂糟糟的辦公室，在風濕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學裡教數學。
現在我來給相冊翻頁，她告訴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誰。她的閨中密友科萊特，伊莎貝爾的丈夫阿爾貝，還有帕麗的丈夫埃裡克。埃裡克是個劇作家，1977年死於心髒病。我在他倆的一張照片上停下來，他們年輕得不可思議，肩並肩，坐在餐廳橘黃色的坐墊上，她穿白襯衫，埃裡克穿圓領衫，他的頭發又長又軟，扎成了馬尾辮。
“我們就是那天晚上認識的。”帕麗說，“別人介紹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麗點點頭。“是啊。我們結婚時，我想，噢，我們要在一起過很長時間。我心裡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許四十年，如果我們有福氣的話。為什麼不呢？”她盯著這張照片，有點出神，過了一會兒才微微一笑。“可是時間啊，它就像美貌，你擁有的總是不如想的那麼多。”她推開相冊，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沒結婚嗎？”
我聳聳肩，翻到了下一頁。“有一次，千鈞一發。”
“對不起，‘千鈞一發’？”
“意思是差一點兒就結了。可我們沒到戴戒指的階段。”
這不是實話。那件事既痛苦又讓人心亂如麻。即使到了現在，一想起來，胸口還是會隱隱作痛。
她把腦袋一低。“真對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沒關系的。他找了別人，更漂亮，也……也沒那麼多的拖累，我猜的。說到漂亮，這是誰？”
我指著一個引人注目的女人，長長的黑發，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裡夾著一支香煙，似乎頗為厭倦，胳膊肘緊貼著身體一側，頭漫不經心地向後仰著，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滿了挑釁的味道。
“這是媽芒。我的母親，妮拉·瓦赫達提。也可以說我原以為她是我母親。你知道的。”
“她漂亮極了。”我說。
“是很漂亮。她自殺了。1974年。”
“對不起。”
“不，不。不要緊。”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媽芒很優雅，也很有才華。她讀了很多書，有很多非常大膽的觀念，而且從來都是對別人直言相告。可她心裡也深藏著悲傷。我這一輩子都覺得，她給了我一把鐵鍬，對我說：把我心裡這些窟窿填上，帕麗。”
我點點頭，感覺自己聽懂了什麼。
“可我做不到。後來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負責任的事。不顧後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來，把兩只又白又細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鍾，才開口說道：“J-auraisdetreplusgentille——我真該對她好點。人永遠都不會後悔這樣做。等你老了，你永遠都不會對自己說：噢，真希望我過去對某某人不好。你永遠不會那樣想的。”有一陣兒，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擊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個無助的小女生。“那樣做本來也沒那麼困難。”她疲倦地說，“我真該對她好點。我真該向你學習。”
她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合上了相冊。稍停片刻，她又高高興興地說：“噢，好了。現在我想問你點事情。”
“當然可以。”
“能給我看看你的畫嗎？”
我們倆相視一笑。
帕麗跟巴巴和我待了一個月。早晨我倆一起下廚，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麗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給巴巴，從去年開始，他就喜歡上了這一口。吃這麼多的雞蛋，我擔心會讓他的膽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時候，我問了巴希裡大夫。他還是老樣子，沖我抿嘴一笑，說：哦，我可不擔心。這句話打消了我的疑慮，至少暫時如此，可是過了一會兒，在幫巴巴扣好安全帶的時候，我才想到，也許巴希裡大夫的本意是：我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其實就是我的臥室。我工作時，帕麗陪著巴巴。應她的要求，我給她寫了巴巴喜歡看的電視節目表：什麼時候讓他吃上午的藥，他喜歡哪種零食，一般什麼時間吃。是她讓我把這些都寫下來的。
你進來問就行了。我說。
我不想打擾你。她說，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沒告訴她，她永遠也沒辦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過，我還是跟她講了一些小竅門。比如說，如果巴巴開始焦慮不安，要想讓他平靜下來，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會馬上遞給他一本免費送來的家庭購物目錄，或是一份賣家具的廣告折頁。這兩樣東西我總是有充足的備貨。
如果你想讓他小睡一會兒，就換到天氣頻道，任何跟高爾夫有關的節目也成。千萬別讓他看烹飪節目。
為什麼不能？
不知道怎麼搞的，他一看就激動。
吃完午飯，我們便出門散步，時間不長，因為他倆都撐不下來——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麗有關節炎。巴巴的目光中帶著警惕，心神不寧地沿著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麗中間。他戴著一頂舊前進帽，身穿開襟羊毛衫，腳上是一雙翻毛軟皮鞋。街區周圍有一座中學，校內有塊足球場，草皮修剪得很爛，對面就是我常帶巴巴去的小運動場。我們總能看見一兩個年輕的母親，嬰兒車停在她們身邊，小寶寶在沙坑裡東倒西歪，偶爾有一對十幾歲大的孩子，曠了課，抽著煙，吊兒郎當地晃來晃去。這些半大孩子啊，他們從來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無動於衷，甚至帶著隱隱的蔑視，好像我父親的年老力衰純屬活該。
有一天，我放下手頭正在聽寫的錄音，去廚房添咖啡。我發現他們倆正在看一部電影。巴巴靠在躺椅上，從披巾底下伸出兩只便鞋，腦袋前傾，嘴巴微張，眉毛皺在一起，不知道是專心還是困惑。帕麗坐在他身邊，兩只手夾在膝蓋中間，雙腳交疊。
“這是誰呀？”巴巴問。
“這是拉蒂卡。”
“誰？”
“拉蒂卡，貧民窟那個小姑娘。沒爬上火車的那個。”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經過去很多年了。”帕麗說，“你瞧，她現在長大了。”
此前的那個星期，有一天在運動場，我們仨坐在街頭長凳上，帕麗問：阿卜杜拉，你還記得嗎？你小時候有個妹妹。
她話音還未落，巴巴就哭起來了。帕麗把他的腦袋摟進懷裡，連聲說：對不起，真對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說著，驚慌失措，拿手給他抹著臉上的淚水，可是巴巴哭得沒完沒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氣來了。
“那你知道這個是誰嗎，阿卜杜拉？”
巴巴嘟噥了一聲。
“這是賈馬爾。競猜節目裡那個小伙子。”
“不是。”巴巴斷然否認。
“你覺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沒錯，可這是……你們怎麼說？說過去，說從前。這叫……”
閃回。我悄悄對著自己的咖啡杯說。
“競猜節目是現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時候，那是從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臉茫然。電視屏幕上，賈馬爾和薩利姆坐在孟買一座高樓的頂上，腳懸在樓外。
帕麗望著他的眼睛，好像等著他茅塞頓開的一刻。“我問你個事情，阿卜杜拉。”她說，“如果有一天，你贏了一百萬美元，你想做什麼？”
巴巴齜牙咧嘴，換了個姿勢，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麼。”帕麗說。
巴巴面無表情地看著她。
“如果我贏了一百萬美元。我就在這條街上買幢房子。這樣咱們就能做鄰居了，你和我，然後我每天都過來，咱們一起看電視。”
巴巴咧開嘴巴笑了。
可是只過了幾分鍾，我剛回到自己房間，戴上耳機，正打著字呢，就聽見很響的一聲，有東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語大叫著什麼。我一把扯下耳機，沖進廚房，只見帕麗背靠著微波爐那面牆，兩只手抱在一起，擋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圓睜，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們腳下閃閃發光。
“讓她滾出去！”巴巴一看見我就吼，“讓這女人從我家裡滾出去！”
“巴巴！”
帕麗臉色煞白，淚如泉湧。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別往前走，你會把腳割傷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氣，才從他手裡奪下拐棍。
“我要這女人滾！她是小偷！”
“他在說什麼？”帕麗可憐巴巴地問。
“她偷了我的藥！”
“那是她的藥，巴巴。”我說。我用一只手摟住他肩膀，領著他走出廚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著。我們經過帕麗身過的時候，他差一點兒又朝她撲過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夠了。那是她的藥，不是你的。她吃這藥，是治她手的。”我領著他走向躺椅，順手從茶幾上抓了一本購物目錄。
“我信不過那女人。”巴巴說著，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小偷！”他氣喘吁吁說著，從我手裡抓過那本目錄，嘩啦嘩啦地翻了一通，然後把目錄放腿上一放，抬頭看著我，眉毛豎得老高。“她還是個騙子。你知道這女人跟我說什麼嗎？你知道她說了什麼嗎？她說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讓蘇丹娜也來聽聽。”
“好的，巴巴。到時候咱們一起告訴她。”
“瘋婆子。”
“一定講給我媽聽，到時候咱們一起笑，趕那瘋婆子出門。現在你得想開點兒，巴巴。瞧，現在都挺好的。”
我換到天氣頻道，然後挨著他坐下，撫摸著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來。不到五分鍾，他就睡著了。
我回到廚房，帕麗坐在地板上，耷拉著腦袋，背靠著洗碗機。看上去她在發抖。她用紙巾擦著眼睛。
“真對不起。”她說，“我太不小心了。”
“沒關系的。”我說著，從洗碗池下面夠出簸箕和掃把。在地板上，我發現了一些小藥片，粉色和橙色相間，散落在碎玻璃當中。我把它們一粒粒撿起來，再把玻璃從油地氈上掃掉。
“我是個笨蛋。我以為我可以告訴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我把碎玻璃倒進垃圾桶，然後跪下來，拉開帕麗襯衫的領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過的地方。“會腫起來的。我跟你說肯定會腫起來的。”我挨著她坐到地板上。
她張開手，我把藥片放進她手裡。“他經常這個樣子嗎？”她問。
“有些日子他就是這種臭脾氣。”
“也許你該考慮一下，找專業人員來幫忙，對嗎？”
我歎口氣，點點頭。最近一段時間，我曾翻來覆去想過那個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將在空蕩蕩的家裡醒來，而與此同時，巴巴蜷縮著身體，躺在一張陌生的床上，看著陌生的人用托盤給他端來早餐。巴巴曾經在一個活動室裡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
“我知道。”我說，“可是還不到時候。我想照顧他，等我實在照顧不了再說。”
帕麗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沒有告訴她。這個原因連我自己都難以承認。也就是說，盡管我常常充滿渴望，卻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將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會手足無措。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條水族館裡的金魚，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裡，周圍的屏障固然透明，卻終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隨意觀察外面那個模糊的世界，如果我願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關在裡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為我修造的生存邊界，堅硬而不可彎折。在我小的時候，他這樣做是刻意而為，現在卻是無心插柳，因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覺自己已經習慣了這層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將被裹挾而出，沖入未知的汪洋，撲撲打打，無助，迷失，上氣不接下氣。
我難以承認的真相就是，我始終需要背負著巴巴的重量。
還有別的理由嗎？當年巴巴要我別去巴爾的摩的時候，我就那樣輕易地放棄了美術學院的夢想，幾乎沒有做出反抗。還有別的理由嗎？我離開了尼爾。幾年前我和他訂了婚。他擁有一家小公司，經營太陽能電池板的安裝。他長了一張皺巴巴的方臉盤，我在亞伯烤肉館一見他就喜歡上了，當時我請他點菜，他從菜單上抬起頭，齜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隨和，處事穩重。我跟帕麗談到他時，說的不是真話。尼爾不是為了某個更漂亮的人離開了我，是我蓄意毀掉了我們之間的關系。就算他保證皈依伊斯蘭教，上波斯語課，我還是挑出了別的毛病，找到了別的借口。到頭來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鑽進了地洞和牆縫，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
帕麗從我身邊站起身。我望著她撫平衣褶，再一次感到這是個多麼大的奇跡，她在這兒，就站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
“我想給你看些東西。”我說。
我起身進了自己的房間。從不離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這樣就不會有人把你的閨房清理干淨，把你的玩具擺在車庫門前賣掉，也不會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為一個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對此深有體會，我身邊有太多童年時代的遺存，大部分裝在我床邊的一個大箱子裡。現在我打開它的蓋子，裡面放著許多舊娃娃，一匹粉紅色的小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還有圖畫書，所有的生日快樂和情人節快樂的賀卡，那是我上小學時給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紅芸豆、亮亮的小飾物和發光的小星星。尼爾和我最後一次講話，是我提出分手的時候，他說：我不能等你了，帕麗。我不會癡癡地等著你長大。
我合上蓋子，走回客廳，帕麗已經坐到了巴巴對面的沙發上。我挨著她坐下。
“給。”我說，遞給她一摞明信片。
她拿過放在邊桌上的老花鏡，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瞇起眼睛，看著第一張。上面印著拉斯維加斯的照片，愷撒宮酒店的夜景，燈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過來，念出了寫在上面的文字。
親愛的帕麗：
你想不到這地方有多熱。我們租了輛小汽車，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蓋上，結果燙出個大水泡！媽媽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愷撒宮有古羅馬的士兵，拿著劍，戴頭盔，披著紅斗篷。巴巴老想讓媽媽跟他們拍張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給你看。暫時寫到這兒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這兒。
帕麗
又及：我一邊寫字，一邊在吃最棒的冰激凌聖代。
1992年7月21日
她翻到下一張明信片。赫斯特城堡?。這一次她小聲讀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動物園！多酷啊！袋鼠，斑馬，羚羊，雙峰駝——它們長了兩個駝峰！一張迪士尼樂園的，米老鼠戴著巫師帽，揮舞著魔杖。吊死鬼從天花板上落下來的時候，媽媽發出了尖叫！你都能聽得見！拉霍亞灣，大蘇爾，十七英裡大道，穆爾森林，太浩湖。想你。你肯定喜歡。真希望你也在這兒。
我真希望你在這兒。
我真希望你在這兒。
帕麗摘下眼鏡。“你給自己寫明信片？”
我搖搖頭。“給你的。”我大笑起來，“說起來真是丟臉。”
帕麗把明信片放到茶幾上，湊近我。“跟我說說。”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手，轉動著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經常假裝咱倆是孿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誰都看不見你。我什麼都跟你說。我所有的秘密。對我來說你是活生生的，總是那麼親近。因為有你，我感覺就不那麼孤單了。我們好像Doppelg?ngers?。你懂這個詞嗎？”
她笑瞇瞇地說：“我懂。”
我常把我倆想像成兩片樹葉，從同一棵樹上飄落，被風吹散，相隔數裡，卻仍然找得到深深糾纏的樹根。
“對我來說，情況正好相反。”帕麗說，“你說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體會到的卻只是一種缺失。一種沒來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個病人，跟醫生講不清什麼地方疼，只是覺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鍾的時間，我們誰也沒有說話。
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來，翻了個身。
“真遺憾。”我說。
“為什麼要說遺憾？”
“因為你們團聚得太遲了。”
“可我們已經團聚了呀，不是嗎？”她說。她動了感情，聲音也沙啞了。“這就是現在的他。挺好的。我覺得很幸福了。我已經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緊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麗。”
她這句話喚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時多麼孤單，我曾輕輕呼喚她的名字——我們的名字——然後屏住呼吸，等待著一聲回喚，並且相信總有一天它會到來。現在聽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這客廳裡，仿佛分隔我們的這些歲月正在折疊，一道又一道，時間因此聚攏了，幾乎化作無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張明信片的寬度，飛一般送來我童年時代最瑰麗的紀念，坐在我身邊，抓著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們的名字。我感覺心裡一震，好像有什麼東西卡嗒一聲，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麼東西，很久以前分崩離析，現在復歸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軟軟地頂著，那是另一顆心，重新跳動起來了，它緊挨著我自己的心，發出低沉的、怦怦的聲響。
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撐起身體，揉揉眼睛，看看我倆。“你們這倆丫頭在鼓搗啥？”
他咧開嘴笑了。
另一首兒歌。這一首唱的是阿維尼翁的橋。
帕麗為我哼著調子，接著念出了歌詞：
在阿維尼翁的橋上
我們跳舞，我們跳舞
在阿維尼翁的橋上
我們圍成圓圈跳著舞
“我小時候媽芒教我的。”她說著把頭巾扎緊，抵擋忽然吹來的一陣寒風。空氣冷颼颼的，天卻很藍，陽光強烈，傾瀉在鐵灰色的羅納河上，將水面擊碎，幻化成無數細小的光斑。“所有法國孩子都會這首歌。”
我們坐在木制的公共長椅上，面對著河水。她替我翻譯著歌詞，我卻對河對岸的城市暗自稱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歷史，現在又發現自己置身於這樣一個充滿歷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記錄，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個奇跡。關於這座城市的每一件東西都是如此。我驚訝於它空氣的清澈，驚訝於從河上席卷而過的風，吹送著河水，拍擊著石岸，也驚訝於陽光多麼飽滿，多麼豐富，仿佛來自四面八方，照耀著整個世界。坐在長椅上，我可以看到老舊的牆壘環繞著古城的中心，狹窄、蜿蜒的街道錯亂交纏，阿維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鍍金的聖母馬利亞雕像閃閃發光。
帕麗講給我聽這座橋的歷史。話說十二世紀，有個年輕的牧羊人宣稱，天使告訴他建一座橫跨兩岸的橋，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他舉起一塊巨石，把它丟進了河中。帕麗還給我講了羅納河上的船夫，他們爬到橋上，敬奉自己的保護神聖尼古拉。可洪水在幾百年裡侵蝕著橋拱，最後把它沖垮了。她講這些話時語速很快，興奮得有些神經兮兮，一如當天早些時候，她帶我游覽哥特式的教皇宮，摘下語音導覽的耳機，指著壁畫，輕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讓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頭頂上交叉的彎梁。
在教皇宮外，她不停地講啊講，嘴裡迸出一串又一串聖徒、教皇、紅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過教堂前的廣場，身邊是成群的鴿子，如織的游客，非洲來的小販穿著顏色鮮艷的袍子，兜售著手鐲和假表，有個年輕的樂師戴著眼鏡，坐在蘋果筐上，懷抱民謠吉他，彈著《波希米亞狂想曲》。我記得她去美國時可沒這麼健談，現在我感覺，這就像一種拖延的策略，我們正圍著她真心想做的——我們也一定會做的那件事兜圈子，這一番嘮叨不過是一座橋而已。
“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橋了。”她說，“等大伙都到了，咱們一起去加爾橋。你聽說過這橋嗎？沒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羅馬人在一世紀的時候建造的，好把水從厄爾河運到尼姆。五十公裡啊！帕麗，簡直是巧奪天工的傑作。”
我來法國已經四天了，在阿維尼翁待了兩天。巴麗和我坐上TGV?，從陰郁、寒冷的巴黎來了這兒，一下火車，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風，每棵樹上都聽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車站，我手忙腳亂地拉出行李，差一點來不及下車，結果我剛跳下火車，車門就嘶的一聲，在我身後關上了。此時我暗暗告訴自己，一定把這事告訴巴巴，要是晚下車三秒鍾，現在我人就在馬賽了。
他還好嗎？帕麗在巴黎問過我。當時我們正坐在出租車上，從戴高樂機場開往她家。
每況愈下。我說。
巴巴現在住進了療養院。我頭一次去那兒考察設施的時候，院長彭妮——一個高個子的纖瘦女人，留著草莓色的卷發——領著我轉了一圈，我想：還不算太差。
然後我說：還不算太差。
這地方很干淨，窗戶外面正對著花園，彭妮說，每個星期三的下午四點半，他們都要在花園裡開個茶會。大廳裡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兒。護工們看上去有禮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數人我現在已經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來以為這裡是一群老太婆，臉上一塌糊塗，下巴長出了胡須，流著口水，自言自語，嘮叨個不停，死盯著電視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數住客並沒那麼老，很多人連輪椅都用不著。
我本來以為很差勁的。我說。
是嗎？彭妮說著，愉快而職業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對不起。
沒關系的。我們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對這樣的地方是有成見的。肯定會有。她回過頭，用一種穩重的腔調提醒我說：這是本院的輔助生活區。從你告訴我的情況判斷，我擔心你父親在這兒很難保證良好的起居。我看，記憶監護區對他更合適。咱們到了。
她用鑰匙卡開了門，我們走進封閉的病區，這裡聞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裡一涼，第一個反應就是轉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著我，目光中飽含溫情。我掙扎著走完全程，內疚的巨浪沒過了我的頭頂。
啟程前往歐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過輔助生活區的大廳，沖卡門招招手，她來自危地馬拉，負責接電話。我走過社區音樂廳，裡面坐了滿滿一屋子老人，正在聽穿禮服的高中生表演弦樂四重奏。我也經過了多功能廳，裡面有電腦、書架和多米諾骨牌；我又走過公告欄，上面有成排的小貼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膽固醇嗎？不要忘記本周二上午11點的“猜謎與思考時間”！
我走進了封閉病區。進了這道門，他們就沒有下午的茶會了，也沒有賓果游戲，沒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極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間，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經收拾過了，電視沒開，有半杯水放在床頭櫃上。我稍微松了口氣。我就怕看見巴巴待在病床上，側躺著，一只手塞在枕頭下，深陷的眼睛看著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樂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縮在輪椅上，靠著打開的窗戶，窗外是花園。他穿著法蘭絨睡衣，戴前進帽，腿上蓋著彭妮所說的煩躁圍裙，上面有繩子，可以讓他編穗子，還有他喜歡系上再解開的紐扣。彭妮說，這圍裙可以讓他的手指保持靈活。
我親了他的臉，拉過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給他刮過臉，還幫他打濕、梳理了頭發。他的臉聞起來像肥皂。
明天是個大日子。我說，我要飛到法國去看帕麗。我告訴過你的，還記得嗎？
巴巴干瞪著眼睛。早在中風之前，他就已經開始遁離，長久地陷入一言不發的癡呆狀態，看起來郁郁寡歡。中風之後，他的臉變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著，歪向一邊，仿佛一個客客氣氣的淺笑，可這笑容永遠爬不到他的雙眼。自從中風，他再沒說過一個字。有時他咧開嘴，發出一記響亮而悠長的聲音——啊！——快結束時再往上提，讓這個“啊”聽起來頗有幾分驚訝，又好像我說的話在他心裡觸發了一種小小的頓悟。
我們要在巴黎碰頭，然後搭火車去阿維尼翁。那是個小城，在法國南部。十四世紀的時候，教皇就住在那兒。所以我們要游覽一下。不過最棒的是，帕麗把我要去的事告訴了她所有的孩子，他們也要過去和我們會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個星期埃克托爾來看他時一樣，就像我給他看我的入學申請時一樣，我給舊金山州立大學的藝術與人文學院寫了申請。
你侄女伊莎貝爾和她丈夫阿爾貝，在普羅旺斯有個度假屋，靠近一個叫萊博的小鎮。我上網查了一下，巴巴。那是個非常壯觀的小鎮，建在阿爾皮耶山的石灰巖山頂上。到了那兒，你可以去參觀中世紀的古堡遺址，遠處還有平原和果樹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來就拿給你看。
不遠處，有個穿浴袍的老婦人正在美滋滋地玩著拼圖。另一張桌邊還有位老婦人，一頭蓬松的白發，正在忙活著，往餐具匣裡擺著叉子、勺子和黃油刀。角落那邊的大屏幕電視上，裡奇和露西?正在拌嘴，他倆的腕子被一副手銬銬在了一起。
巴巴說：啊！
阿蘭——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從西班牙過來，帶著他倆的五個孩子。我還不知道他們都叫什麼，可我肯定會記下來的。還有——這件事最讓帕麗開心了——你另一個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裡，也要過來。她已經好多年沒見過他了。他倆一直不講話。他在非洲工作，這次請了假飛過來。所以呢，這將是一次大家庭的團聚。
後來我站起身，准備走的時候，又一次親了他的臉。我把臉貼到他的臉上，回想起過去，他經常到幼兒園來接我，再載上我去丹尼斯餐館，接媽媽下班。我們坐在小隔間裡，等著媽媽登記下工，經理總會舀一勺冰激凌給我，我就把它吃掉，我還給巴巴看我那一天畫的畫。他多麼有耐心啊，每一張都看得仔細，一邊認真地端詳，一邊頻頻點頭。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喲。我差一點兒忘了。
我彎下腰，依照舊例，開始我們的告別儀式，指尖順著他的兩頰向上，直抵他皺巴巴的腦門和太陽穴，撫過他稀疏的白發，坑坑窪窪的頭皮，頭皮上的結痂，直到耳後，一邊摸著，一邊從他腦袋裡摘除所有的噩夢。我替他打開那個無形的口袋，把噩夢丟進去，再將繩子拉緊。
成了。
巴巴喉嚨裡咕嚕了一聲。
做好夢，巴巴。過兩個星期我來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這麼長的時間。
我走開的時候，明明感覺巴巴在望著我，可我回頭再看，他的腦袋卻低垂著，手裡玩著煩躁圍裙上的一顆紐扣。
此時，帕麗談起了伊莎貝爾和阿爾貝的房子。她給我看過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羅旺斯農捨，用石頭蓋的，已經翻新過了，建在呂貝龍山上，大門外有果樹和涼亭，赤褐色的瓦，屋裡看得見房梁。
“我給你看過照片，可是從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呂茲山的景色美極了。”
“咱們都去，住得下嗎？這麼多人，就一幢農房。”
“Plusonestdefous,plusonrit.”她說，“用英語怎麼說？人越多，就越高興？”
“熱鬧。”
“噢，對。就是。”
“孩子們怎麼辦？他們去哪兒……”
“帕麗？”
我望著她。“嗯？”
她長長地出了一大口氣。“現在你可以給我了。”
我點點頭，把手伸進腳下的提包。
我覺得幾個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療養院時，就該發現它。可是我給他收拾東西的時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個手提箱，就這一個，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裝下了，而箱子有三個，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櫥裡。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去清理父母的臥室。我撕掉了舊牆紙，重新粉刷了牆壁。我搬走了他們的大號雙人床，撤掉了我母親的梳妝台，上面配有橢圓形的化妝鏡。我清空了大衣櫃，取出了父親的西裝，母親的襯衫，還有封裝在塑料袋裡的裙子。我把它們堆在車庫裡，准備去一兩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書桌搬進了他們的臥室，現在這裡是我的辦公室了，等秋天一開學，就做我的書房。我把我床腳的那個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舊玩具，我小時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壞的涼鞋和網球鞋，統統丟進了一個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給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樂卡，父親節和母親節的賀卡。想到它們在我腳邊，我夜裡就睡不著。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櫥時，我拉出剩下的那兩個手提箱，准備把它們放到車庫去，我感到其中一個箱子裡光當一響。我拉開箱子的拉鎖，發現裡面有一包東西，用發黃的報紙裹了好幾層。包裹上用膠帶捆著一個信封，信封上用英語寫著如下字句：給我妹妹帕麗。我一眼就認出那是巴巴的筆跡，因為我在亞伯烤肉館干活的時候，每當我幫客人點完菜，他都會在收銀機邊草草記上一筆。
現在，我把包裹遞給了帕麗。我沒有打開過。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頭看著，雙手撫過寫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對岸，教堂的鍾聲開始鳴響。突出於水邊的石頭上，一只鳥在撕扯著死魚的內髒。
帕麗把手伸進她的手提包，在裡面的東西中間摸索著。“J-aioubliemeslunettes。”她說，“我忘了帶老花鏡。”
“你想讓我讀給你聽嗎？”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從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氣不好，她手不靈，經歷了一番揪扯，她最後還是把包裹遞給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開，展平裡面疊放著的信紙。
“他用波斯語寫的。”
“你認得，對嗎？”帕麗皺起了眉頭，有些擔心地問道，“你能翻譯吧。”
“能。”我說，內心竊喜。盡管姍姍來遲，可我還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開車送我去坎貝爾上的波斯語課。現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爛衫，魂不守捨，搖搖晃晃地走過沙漠，在他的身後，一路上散落著、閃亮著許許多多細小的碎片，那是生活從他身上撕落下來的。
我緊緊抓住那頁信紙，免得怒號的風把它卷跑。筆跡潦草，一共三句話，我讀給帕麗聽了。
他們告訴我，我必然要走入水裡，很快就將沉沒。出發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給你。我懇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會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時，心中想著什麼。
還有日期。2007年8月。“2007年的8月。”我說，“那是他剛確診的時候。”三年前，我還沒有得到帕麗的消息。
帕麗一邊點頭，一邊拿掌端抹著眼淚。一對年輕的男女騎著雙人自行車駛過。姑娘打頭，金色頭發，粉嘟嘟的臉，苗條的身材。小伙子居後，梳了滿頭的小辮，咖啡色的皮膚。幾米開外，有個十幾歲的女孩，穿著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機聊著天。她手裡抓著皮帶，另一端拴著一頭黑不溜秋的小梗犬。
帕麗把包裹遞給我，我替她撕開。裡面是個舊的鐵皮茶葉盒，盒蓋上的圖案已經褪了色，那是個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長長的紅色束腰外衣，舉著一杯熱氣騰騰的茶，好像在獻祭。茶杯裡冒出的熱氣幾乎看不見了，束腰外衣上的紅顏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開鎖扣，掀起蓋子，發現盒子裡塞滿了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羽毛。短而密實的綠羽；幾支姜黃色的毛，有著長長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許出自野鴨，泛出少許淺紫；幾支棕羽，羽瓣內緣長著黑色的斑點；還有一支綠色的孔雀翎，頂端有只大眼睛。
我扭頭看著帕麗。“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帕麗的下巴顫抖著，慢慢搖了搖頭。她從我手裡接過茶葉盒，仔細地看著。“不。”她說，“我們倆，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時候，他受到的傷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較幸運，因為我年輕小，這一點保護了我。Jepouvaisoublier?。我還能享受遺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輕輕蹭著自己的手腕，盯著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來，飛起來。“我不知道這羽毛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著我。這麼多年來一直想著我。他記得我。”
她輕聲哭了起來，我摟住她的肩膀。我看著沐浴在陽光下的樹，河水流過我們身旁，流過這座橋——聖貝內澤橋，兒歌裡的橋。它其實是座斷橋，原來的橋拱只剩下了四個，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讓兩岸聚首，卻功虧一簣。
當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著，望著月亮大而圓滿，高掛在我們的窗欞中間，由著雲朵輕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卡嗒卡嗒，敲擊著鵝卵石。歡笑，絮語。小摩托車咯登咯登駛過。馬路對面的餐館裡，杯盤叮當，鋼琴叮咚，蜿蜒流轉，從窗口攀援而入，輕敲著我的耳鼓。
我翻過身，看著帕麗，她安靜地睡在我身邊。燈光之下，她的臉顯得蒼白。我在她臉上看見了巴巴，年輕而滿懷希望的巴巴，像過去那樣快樂。我知道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看到帕麗，我也就看得見巴巴。她是我的血與肉。很快我也將見到她的孩子，還有她孩子的孩子們，我的血也在他們周身奔流。我不孤單。一種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沒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體，也帶著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雙眼。
我看著熟睡中的帕麗，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戲。清除掉一個個噩夢，再以好夢相贈。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給他的那個夢，於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麗，輕輕蓋住了她的額頭。我閉上了眼睛。
這是個明媚的午後。他們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紀，明澈的眼睛，結結實實的身子骨。他們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於蘋果樹的樹蔭下。一樹花開，滿枝吐焰。他們身下鋪著暖草，臉上披著陽光，高高的光影，閃爍在怒放的新花中間。他們躺著，帶著睡意，帶著滿足，緊緊相挨。他枕著粗大而隆起的樹根，而她的腦袋下面，墊著他疊起的外衣。透過半開的眼皮，她看見一只烏鶇棲於高枝。涼風習習，吹過樹葉中間，又轉而下探。
她扭過臉看著他，看著她的哥哥，她不離不棄的伙伴，可他的臉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翹的鼻子，彎彎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邊，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當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覺到，一片絕對平靜的波浪將她浸沒。她閉上眼，漂進了睡鄉，沒有煩憂，一切都是清澈的，燦爛的，一切都同時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