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
這天晚上，我從醫院回到家，在臥室的固定電話上發現了薩麗婭的一條留言。我一邊聽著回放，一邊脫掉鞋子，坐到桌邊。她告訴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媽媽傳染給她的，接著她問了我的近況，問我在喀布爾的工作如何。最後，眼看要掛斷了，她又說：奧蒂不停地問你怎麼不來電話。當然了，她不會跟你講這個的。所以我講。馬科斯，你發發慈悲，給你媽打個電話。你這蠢貨。
我笑了。
薩麗婭。
我桌上擺了一張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諾斯的海灘上拍的——薩麗婭坐在一塊礁石上，背對著照相機。我給這張照片配了相框，不過，如果你湊近了看，還是能發現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這是個瘋狂的意大利姑娘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燒掉。
我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錄入前一天的手術記錄。我的房間在樓上，是二樓三個房間當中的一間。自從2002年來到喀布爾，我就一直住在這幢房子裡。我的書桌靠著窗子，從這兒可以俯瞰樓下的花園。我可以看到枇杷樹，那是我的老房東納比幾年前種下的。我還能看到納比從前住的小屋，貼著後牆，現在重新粉刷過了。他去世以後，我把小屋給了一個荷蘭小伙子，他在幫本地的高中做計算機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蘇萊曼·瓦赫達提的雪佛蘭，四十年代的款式，幾十年沒有挪過窩了，全身是銹，像一塊長滿苔蘚的大石頭，此時蓋上了一層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場雪。納比死後，我曾動過念頭，把這輛車拖到喀布爾的廢車場去，可我沒這個勇氣。對我來說，它就像房子萬萬不可剝離的一部分，代表著這幢老宅的過去和歷史。
我完成了手術記錄，看了看手表。已經九點半了。正是希臘的晚上七點。
給你媽打個電話。你這蠢貨。
如果今晚要給媽媽打電話，我就不能再耽擱了。我記得薩麗婭在電子郵件裡寫過，媽媽睡得越來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氣，橫下一條心，拿起話筒，撥了號碼。
我是1967年的夏天見到薩麗婭的，當時我十二歲。她和她母親瑪達麗娜來蒂諾斯看媽媽和我。媽媽名叫奧德麗婭，她說，自從她和她朋友瑪達麗娜上次見面，已經過去了很多個年頭，確切地說，有十五年了。瑪達麗娜十七歲離島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內，成了個小有名氣的女演員。
“聽說她投身演藝，”媽媽說，“我並不覺得意外。因為她長得好看。人人都會迷上瑪達麗娜。等你見到她就明白了。”
我問媽媽，為什麼她從沒說起過她。
“我沒有嗎？你肯定？”
“肯定。”
“我可以發誓。”她接著又說，“她女兒。薩麗婭。你一定得對她周到點兒，因為她出過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
媽媽沒有再多說什麼，但是我明白，還是別纏著她問來問去為妙。可她這麼一說，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連瑪達麗娜在電影和舞台上的過去也不那麼關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為我猜，那個疤對一個女孩子來說，肯定既不同尋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別對待。我帶著一種病態的渴望，盼著親眼見識一下那個疤。
“瑪達麗娜和我是在做彌撒的時候認識的。”媽媽說，“那時我們還小。”她說她們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上課時，她們在課桌底下手拉著手，課間休息時，上教堂時，漫步走過大麥地的時候，也總是牽著手。她們曾經立下誓言，一輩子以姐妹相認。她們保證要彼此親近，哪怕將來嫁了人。她們要比鄰而居，如果一個或另一個的丈夫非要搬走，那麼她們便提出離婚。我記得媽媽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是撇著嘴，笑著說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讓自己遠離這種少女時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與所有那些輕率的、尋死覓活的山盟海誓拉開距離。可我也從她臉上看到了少許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陰影，只是媽媽的自尊心過於強烈，讓她無法承認這樣的失望。
瑪達麗娜此時嫁給了一個富有而年長她許多的男人，某個安德烈亞斯·賈納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監制了她的第二部——實際上也是她的最後一部電影。此時他已投身建築業，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們，瑪達麗娜和賈納科斯先生，在鬧別扭，吵了架。這件事媽媽一個字也沒和我說過，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瑪達麗娜寄給媽媽的信，信中說她有意登門拜訪。
這實在太讓人厭倦了，我和你說，待在安德烈亞斯和他那幫右翼朋友身邊，聽著他們的戰歌，從頭到尾我都緊閉著嘴巴。我一個字都不說，由著他們吹捧這些把我們的民主當成笑料的惡棍軍人。如果我開口，哪怕只有一個字表示出異議，我敢保證，他們就會給我貼上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分子的標簽，即使是安德烈亞斯的權勢也無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沒准兒都懶得動用這個，動用他的權勢。有時我相信這恰恰是他的意圖，好讓我自己責備自己。噢，我多麼想念你啊，我親愛的奧蒂。我多麼想念你的陪伴……
按照預定的日期，我們的客人將要抵達的那天，媽媽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裡。我們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諾斯的許多房子一樣，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頭蓋成的，房頂是平的，鋪著菱形的紅瓦。小臥室在樓上，媽媽與我合住，沒有門，狹窄的樓梯井直接通到屋裡，可是它有個扇形氣窗，一個很窄的陽台，圍著齊腰高的熟鐵護欄，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別人家的屋頂，下面是橄欖樹，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門，當然還有愛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藍而平靜，到了下午，美爾忒彌１風從北方吹來，海上就會泛起白浪。
做完清潔，媽媽換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頭，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會穿上這身衣服，去帕納伊亞２福音教堂，那一天是聖母升天節，朝聖者們從地中海各地蜂擁到蒂諾斯，到教堂著名的聖像前禱告。有一張照片是我母親穿著這身衣服拍的，長長的、死氣沉沉的銹金色圓領裙，皺縮的白毛衣，長襪，笨重的黑鞋子。從頭到腳，媽媽都像是個令人生畏的寡婦，嚴肅的臉，濃密的眉毛，扁而上翹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悶而虔誠的模樣，好像她自己也是個朝聖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親屁股旁邊。我穿著白襯衫，白短褲，卷起來的白色及膝短襪。你能看出我愁眉緊鎖，因為她勒令我站直，不許笑，我的臉搓洗過了，頭發也蘸著水梳過，我不樂意，還折騰了好一陣子。你可以感覺到我倆之間的那種不悅。你能看得出來，因為我們僵硬地站著，身體幾乎沒有接觸。
也許你看不出來。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張照片時都能，最後一次看是兩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謹，費力，不耐煩。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為遺傳上的義務，這兩個人才待在一起，他們已經注定了要讓對方感到困惑與失望，不管哪一個，都要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個人。
透過樓上臥室的窗戶，我看到媽媽出了門，走向蒂諾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著圍巾，一頭扎進了陽光燦爛的藍天。她是個纖細的女人，一副小骨頭架子，兒童般的身體，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過來，那你最好給她讓個道。我記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學時的情形——我母親現在退休了，她原來是個老師。我們走在路上，媽媽從來不牽我的手。別的母親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著手，可媽媽不。她說她怎樣對待別的學生，也就必須怎樣對待我。她邁著大步走在前頭，一只手緊攥著，貼在毛衣領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後面，手裡提著午餐盒，追著她的腳步，一路踉蹌。在教室裡，我總是坐在後排。我記得我母親站在黑板前的樣子，記得她怎樣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釘死某個淘氣的學生，那眼神就像彈弓裡射出的石子，帶著外科手術般的精確，一下子擊中目標。她還能把你活活劈成兩半，不靠別的，只要一黑臉，或是一陣突如其來的沉默。
媽媽信奉忠誠甚於一切，哪怕要自我犧牲也在所不辭。尤其是在所不辭的自我犧牲。她還相信講出真相總是勝過一切，老老實實地講，一句客套話都不說，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講出來。她受不了軟骨頭。她過去是，現在也是個有著鋼鐵意志的女人，一個從不退縮的女人，也是一個你絕不想和她爭執的女人，但我從沒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現在也沒弄懂，她這種性格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出於必要而後天習得的，因為她結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媽媽走後，我在樓上又睡了一小會兒。後來一個女人響亮而悅耳的聲音驚醒了我。我坐起來，是她，口紅，粉底，香水，苗條的曲線，航空公司廣告上的微笑，透過圓桶女帽薄薄的面紗俯看著我。她站在房間中央，穿一條熒光綠的連身迷你裙，腳邊放著小皮箱，赤褐色的頭發，四肢修長，對我綻開著笑容，神采飛揚，一開口，聲聲入耳，透著自信和歡愉。
“你就是小馬科斯嘍！她可沒告訴我你有這麼帥！哎喲，你和她真像，瞧這眼睛，就是，你們倆眼睛一模一樣，我看肯定老有人對你這麼說。我太想見到你了。你媽和我……我們……噢，不用說奧蒂已經告訴過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麼激動呀，見到你們倆，認識你，馬科斯。馬科斯·瓦爾瓦裡斯！對了，我是瑪達麗娜·賈納科斯，請允許我告訴你，我真開心死了。”
她脫掉了長及手肘的奶油色緞子手套，我只在雜志上見過這種手套，都是些淑女貴婦戴上它去晚會，在歌劇院寬闊的台階上抽煙，要不就是被人扶著，爬出亮閃閃的黑色汽車，鎂光燈辟裡啪啦，照亮她們的臉。她每個指頭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後她腰肢輕輕一彎，把手遞給了我。
“你真迷人。”她說。她的手好柔軟，雖然一直戴著手套，卻是涼涼的。“這是我女兒，薩麗婭。親愛的，跟馬科斯·瓦爾瓦裡斯問個好。”
她和我母親一起站在房間的入口，茫然地看著我，一個瘦瘦的女孩，皮膚蒼白，留著軟塌塌的卷發，除了這些，別的東西我一件都沒法告訴你。我沒法告訴你她那天穿了什麼顏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確實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沒有穿襪子，戴沒戴手表、項鏈、戒指，或是耳環。我沒法告訴你，因為如果你去飯館，突然有人脫了衣服，跳上桌子，開始用甜品勺變戲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這會成為你眼裡惟一的東西。蓋住那女孩下半張臉的面罩就是這樣。它摧毀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薩麗婭，問個好，親愛的。不要這麼沒禮貌。”
我猜我看見了，那個腦袋微微地點了一下。
“你好。”我粗聲粗氣地答道。空氣在波動。一股電流。我覺得自己被什麼東西電到了，一半是激動，一半是恐懼，在我體內猛然迸發，升騰，盤繞。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識到了，卻沒辦法控制，怎麼也不能將目光從那塊天藍色的面罩布上剝離，它有兩副系帶，拴在腦後，嘴的位置上橫著開了條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隱藏著什麼，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復正常的方向、節奏和秩序了，除非我親眼看到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此可怕，如此驚悚，而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許看到的。
還有另一種可能，這面罩的用途也許是為了將薩麗婭與我們隔離，讓我們回避。最起碼，在初次相見的時候，帶著令人頭暈目眩的刺痛，這個目的達成了。
瑪達麗娜和薩麗婭待在樓上整理行李，媽媽進了廚房准備晚餐，給鰨目魚掛糊。她要我給瑪達麗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３，我煮了，她又要我給她端上去，我也端了，還有一小盤帕斯特利４，放在托盤上。
一想起接下來發生的事，雖然幾十年過去了，羞恥仍然淘洗著我，就像某種熱辣辣、黏糊糊的液體。直到今天，那個場景依然歷歷在目，像照片一樣凝固著。瑪達麗娜站在臥室的窗前，吸著煙，看著海。她戴著一副圓框眼鏡，黃色的鏡片，一只手扶著屁股，雙腳交疊。圓桶女帽放在梳妝台上。梳妝台的上方有面鏡子，鏡子裡是薩麗婭，坐在床邊，背對著我。她彎著腰，正在做著什麼，也許是在解鞋帶，我看得出她已經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著她放在床上。一絲寒意順著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讓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當亂響，抖得瑪達麗娜朝我扭過臉，抖得薩麗婭抬起了頭。我一下子在鏡中看到了她的臉。
托盤滑離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熱咖啡灑了，托盤光當當從樓梯上滾落。這是突如其來的重重一擊，我匍匐著，在碎裂的瓷片上嘔吐，瑪達麗娜說著“哎喲喲，哎喲喲”，媽媽跑上樓，叫喊著：“出什麼事了？你干了什麼，馬科斯？”
狗把她咬了。媽媽告訴過我，警告過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薩麗婭的臉；狗把她的臉吃掉了。也許我可以找到合適的字眼，來描述那天我在鏡子裡看到的，但那個字絕對不是疤。
我記得媽媽雙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來，把我轉了半圈，問我：“你怎麼了？你哪兒不舒服？”我也記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過我的頭頂，然後就僵在那兒了。要說的話死死卡在她嘴裡。她臉上一片空白，雙手從我肩頭滑落。接著，我目睹了最不尋常的事，我覺得這件事就像我當場看見康斯坦丁國王穿著小丑的衣服出現在我家門口一樣：那是一滴淚，湧出了我母親右眼的眼角。
“她什麼樣子？”媽媽問。
“誰？”
“誰？那法國女人。你房東的外甥女，巴黎來的教授。”
我把聽筒換到另一邊的耳朵上。我很吃驚，她還記得。我一輩子都有種感覺，我對媽媽說的話她是聽不見的，統統消失在太空裡了，好像我們之間有靜電干擾，線路很差。有時我從喀布爾打電話給她，就像現在這次，我感覺她好像悄悄把聽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對著另一塊大陸上的空氣說話，就算我能感到我母親在電話線另一頭的存在，就算我聽得到她在我耳邊喘息，也還是這種感覺。其他時間，我會給她講一些我在醫院的見聞——比如說，有個父親抱來個血肉模糊的男孩，彈片深深嵌在他臉上，一只耳朵完全撕掉了，這是又一個受害者，他在錯誤的日子和錯誤的時段，在錯誤的街道上玩——毫無預兆地突然出現一記巨大的敲擊聲，然後媽媽的聲音突然遠了，聽不清了，忽高忽低，腳步回響，有什麼東西在地板上拖過來，我默不作聲，一直等到她回來，她早晚會回來的，有點兒上氣不接下氣，解釋著：我跟她說過了，我站著挺好的。我說得很清楚。我說：“薩麗婭，我願意站在窗戶前，看著下面的海，和馬科斯說話。”可是她說：“你會累著自己的，奧蒂，你得坐下。”接下來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那個大大的皮家伙，去年她給我買的——她要把它拖到窗戶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壯實。你沒見過這椅子，當然沒有。就是，當然沒有。然後她帶著佯怒，歎一口氣，要我繼續講我的故事，可是到了這會兒，我已經心亂如麻，哪裡還講得下去。最終的效果是，她讓我感覺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譴責，不僅如此，她還讓我感覺自己活該受到這種譴責，讓我感到內疚，因為心照不宣的過錯，因為那些從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講下去，在我自己聽來，它也沒什麼勁了。它根本比不上媽媽和薩麗婭的扶手椅大戲。
“她叫什麼來著？”媽媽現在問道，“帕麗什麼的，對嗎？”
我和媽媽說過納比的事，他是我親密的朋友。對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況。她知道他在遺囑中把喀布爾的房產留給了外甥女，在法國長大的帕麗。可我沒和媽媽講過妮拉·瓦赫達提，沒講過她丈夫中風後，她離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沒說過納比對蘇萊曼幾十年的照料。那段歷史。太多去而復返重合。一如在朗讀你自己的起訴書。
“帕麗。對。她人很好。”我說，“很熱情。特別是對一個學者來說。”
“她干什麼的來著，化學家？”
“數學家。”我說著，合上了筆記本電腦。雪又下起來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花在黑暗中旋舞，輕輕撞著我的窗。
我對媽媽講起了帕麗·瓦赫達提最近的來訪，就是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來的。她實在很可愛。文靜，苗條，白頭發，長脖子，脖子兩邊各有一條藍色的靜脈，親切的微笑，露出大大的齒縫。她好像有點兒脆弱，比實際年齡顯老。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尤其是兩只手的骨性突起。功能還在，但那一天終將到來，她自己也知道。這讓我想到了媽媽，她將來也會有那一天。
帕麗·瓦赫達提和我在喀布爾的房子裡待了一個禮拜。她從巴黎一過來，我就領著她，在屋裡屋外轉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見這房子，還要回溯到1955年，可是相當意外的是，她對這地方，對它的整體布局有著鮮活的記憶，比如說，客廳和餐廳之間有兩個台階，她說她曾坐在這兒，在一束上午九十點鍾的陽光下讀書。她很吃驚，因為和記憶中相比，這房子實際上如此之小。我帶她上樓時，她知道哪一間曾經是她的臥室，不過現在是我的一位德國同事住在裡面，他為世界糧食計劃署工作。我記得，她看到臥室角落那個矮矮的小衣櫥時，一下子屏住了呼吸，這是她童年時代所余不多的紀念。我記得它，納比死前留給我的便條裡寫過。她蹲到它旁邊，手指撫過龜裂的黃色漆皮，撫過櫥門上褪色的長頸鹿和長尾巴猴子。她朝我仰起臉的時候，我看到她眼裡含著少許的淚，然後她問我，非常靦腆和過意不去，問她可不可以把它運回巴黎。她提出來由她出錢，再買個新衣櫥。這是她想從房子裡帶走的惟一一件東西。我對她說，我很高興為她效勞。
最後，帕麗·瓦赫達提動身沒過幾天，我便運走了衣櫥，除此之外，她回法國時什麼也沒拿，只有蘇萊曼·瓦赫達提的速寫本，納比的信，還有她母親妮拉的幾首詩，這是納比保留下來的。另外，她此行期間對我的惟一請求，就是安排她乘車，去一趟沙德巴格，好看一看她出生的村子，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異母弟弟伊克巴爾。
“我估摸，她一定會把這房子賣掉。”媽媽說，“現在房子是她的了。”
“她說只要我願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說，“不收房租。”
我幾乎能看到媽媽不相信地緊緊抿起了嘴唇。她是島上人。她懷疑所有大陸人的動機，對他們明顯的善意之舉總是斜眼相看。我知道，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為什麼總有一天，只要得到機會，我非離開蒂諾斯不可。這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不管什麼時候，只要聽到別人這樣講話，我常常會陷入失望。
“鴿房弄得怎麼樣了？”我換了個話題問道。
“我得歇歇了。這事把我累得夠嗆。”
六個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經專家給媽媽做出了診斷。是我堅持要她去看醫生的，因為薩麗婭告訴我，媽媽總是顫搐，抓不住東西。薩麗婭帶她去的。自從看過了那位神經專家，媽媽一直手腳不停。我從薩麗婭發給我的電子郵件裡得知了這些事。重新粉刷房子，修補漏水的地方，哄著薩麗婭幫她，在樓上打了個全新的壁櫥，連房頂上破損的木瓦也想換掉，幸虧薩麗婭讓她住了手。現在是鴿捨。我仿佛可以看見，媽媽把袖子高高挽起，手拿錘子，汗流浹背，敲著釘子，用砂紙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經系統賽跑，趁著還有時間，讓每一條神經都物盡其用。
“你什麼時候回家？”媽媽問。
“快了。”我說。去年她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說的也是快了。自從上一次回蒂諾斯，已經過去了兩年時間。
短暫的停頓。“別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們還沒給我綁上鐵肺。”她大笑起來。這是她的老習慣了，面對霉運開個玩笑，插科打諢，哪怕流露出最輕微的自傷自憐，也要對自己加以鄙視。它還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效果，按照我的測算，它既縮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
“如果可以的話，回來過聖誕節吧。”她說，“一月四號之前回來，哪一天都行。薩麗婭說那一天希臘有日食。她從互聯網上讀來的。咱們一起看日食。”
“我盡量，媽媽。”我說。
這就像有天早晨醒來，發現一頭野獸在家裡徘徊。我覺得哪兒都不安全。她在這兒，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拐角，無聲地踱著步，悄悄地逼近，永遠用一塊手帕擦拭著臉頰，抹去嘴裡不斷流出的口涎。我們的房子空間狹小，逃開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飯的時間，到時候就不得不忍受這樣的奇景：薩麗婭撩起面罩的底邊，將一匙又一匙的食物送入口中。看到這一幕，聽到這聲音，我肚子裡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東西來聲音很響，嚼到一半的食物老是濕答答的，啪的一聲，掉到盤子裡，桌子上，甚至地板上。任何液體，哪怕是湯，她都必須用吸管來喝。吸管平時就放在她母親的手提袋裡。她用吸管嘬肉湯，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嚕嚕，而且總要把面罩弄髒，肉湯順著下巴往下流，流到她脖子上。第一次，我要求離席，媽媽嚴厲地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訓練自己挪開目光，聽而不聞，可這並不容易。有時我走進廚房，她也在那兒，坐得筆直，瑪達麗娜正在往她臉上抹藥膏，預防皮膚發炎。我開始在心裡默默地倒數，算著日子，媽媽說過，瑪達麗娜和薩麗婭只待四個星期。
我希望瑪達麗娜是一個人來的。我喜歡瑪達麗娜。我們，我們四個，坐在我家大門外四四方方的小院子裡，她喝著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著香煙，臉上的稜角掩映在我家橄欖樹的樹陰下，金色的草帽戴在她頭上，本該顯得滑稽可笑——誰戴都會可笑的，比如媽媽，可是瑪達麗娜不一樣，對她這樣的人來說，優雅來得不費吹灰之力，仿佛這是一門與生俱來的技藝，就像你有本事把舌頭卷起來。和瑪達麗娜在一起，從來不會無話可說，故事一個接一個，從她嘴裡流淌而出。有天上午她和我們談起了她的旅行，比如說去安卡拉那一次，她在恩古裡蘇河邊閒逛，喝摻了拉克酒的綠茶，還有一次，她和賈納科斯先生去肯尼亞，騎在大象背上，在多刺的金合歡樹之間穿行，甚至坐下來，和當地的村民一起，喝玉米粥，吃椰漿飯。
瑪達麗娜的故事喚醒了我心裡長久以來的躁動。我總有一種強烈的欲望，想沖出家門，闖蕩世界，勇往直前。相形之下，我在蒂諾斯的生活就顯得過於平凡。我預見到自己的人生慢慢展開，不過是一片虛無，沒完沒了地向外延展，所以我干脆把自己在蒂諾斯度過的大部分童年歲月付諸蹉跎，我感到我是自己的一個替身，一個代理，仿佛那個真正的自我在別處棲息，等待著有朝一日，能與這個晦暗、空洞的自我復合。我覺得我是孤島上的逃奴，自己家裡的流亡者。
瑪達麗娜說，在安卡拉的時候，她去過一個叫庫烏盧公園的地方，看天鵝在水中游來游去。她說那水光讓她目眩神迷。
“我開始狂想了。”她大笑著說。
“你沒有。”媽媽說。
“老毛病了。我說得太多了。我原來總是這樣。你還記得我給咱倆惹了多大的禍嗎？我在課堂上說起來沒完。你從來都不犯錯誤，奧蒂，你那麼認真，那麼好學。”
“很有趣，你的故事。你的生活很有趣。”
瑪達麗娜眼皮一翻。“得了，你知道中國人的詛咒５。”
“你喜歡非洲嗎？”媽媽問薩麗婭。
薩麗婭拿手帕捂住臉，沒有回答。我很高興。她說起話來會發出最古怪的聲響，帶著一種濕漉漉的音色，一種奇特的混合，既像大舌頭般口齒不清，又好像著嗓子裡含著漱口水。
“哦，薩麗婭不喜歡旅行。”瑪達麗娜說著，掐掉了香煙。這句話從她嘴裡說出來，就像一個不容置疑的真相。她看都沒看薩麗婭，完全不需要她的同意或反對。“她還沒有這方面的愛好。”
“嗯，我也沒有。”媽媽還是對薩麗婭說，“我喜歡待在家裡。我猜我只是從來沒找到什麼理由，讓我非離開蒂諾斯不可。”
“不只是你，”瑪達麗娜說，“我也想留下，真的。”她摸了摸媽媽的手腕。“你們知道我走的時候最怕什麼嗎？我最大的擔心？沒有奧蒂我可怎麼活下去？我發誓，一想到這個我就六神無主。”
“你干得挺好的，看上去……挺好的。”媽媽慢吞吞地說著，從薩麗婭身上挪開了目光。
“你不明白。”瑪達麗娜說，我意識到我就是那個不明白的人，因為她正直勾勾地看著我。“要是沒有你媽，我根本撐不到今天。她救了我的命。”
“你又開始狂想了。”媽媽說。
薩麗婭仰起臉，眼睛瞇著。那是一架噴氣式飛機，在天上，在一片碧藍中，無聲地劃出航跡，留下一條長長的、霧化的尾巴。
“是我父親。”瑪達麗娜說，“奧蒂從他手裡救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還在對我講話。“那是那種天生的惡人。他鼓眼泡子，脖子短粗，脖梗子上長了顆黑痣。還有拳頭。磚一樣的拳頭。他回到家，哪怕一件事都沒做，只要聽見門廳裡他的靴子聲，他鑰匙的叮當聲，他嘴裡的小曲，對我就已經足夠了。他發火的時候，總是從鼻子裡往外噴氣，死死地閉著眼睛，好像正在沉思，然後他抹一把臉，對我說：好啊，丫頭，好啊，你就知道什麼要來了——風暴，風暴就要來了——來了就停不下。沒人幫得了你。有時候，他剛開始抹臉，或是朝胡子上噴氣，我眼前就黑了。
“我後來也遇見過他那樣的男人。真希望我沒碰上過這些人。可我碰上了。我算是明白了，你只要稍微看仔細一點，就會發現他們全都一樣，最多有點兒小差別，只不過有人更圓滑些。他們可能有那麼一點兒魅力，或者很有魅力，可以讓你上當受騙。可其實呢，他們都是不快樂的小男生，陷在自己的憤怒裡不能自拔。他們覺得委屈。他們沒得到應該得到的東西。所有人愛他們愛得都不夠。他們當然盼著你能愛他。他們想要你摟著他們，搖著他們，撫慰他們。可是把這些東西給他們是錯誤的。他們接受不了。他們無法接受和自己的需要一模一樣的東西。到頭來他們會因此恨你。這一切永遠沒個頭，因為他們恨你總是恨得不夠。沒完沒了——那些痛苦，那些道歉，許諾，食言，由此而來的一切不幸。我第一個丈夫就是這樣的。”
我目瞪口呆。以前從來沒人當著我的面講過這麼坦率的話，媽媽肯定沒有。我認識的人當中也沒有一個用這種方式道出自己的厄運。我既為瑪達麗娜感到難堪，又欽佩她的直率。
她提到第一個丈夫時，我注意到一片陰影落在她臉上，自從見到她以來，這還是頭一次，就像一個短暫的暗示，指向某種黑暗的、懲罰性的、創傷性的東西，迥異於她朗朗的歡笑和萬般的風情，也配不上她身上那條寬松的、南瓜花的裙子。我記得我當時在想，她一定是個好演員，所以才能用快活的外表，給失望和痛苦披上偽裝。就像一個面罩，我想，然後暗地裡為自己這個絕妙的聯想得意非常。
後來，我長大了，對當年的印象也變得不是那麼肯定了。回想起來，她提到第一個丈夫時，那種停頓的方式是有些做作的，目光垂落，嗓子發緊，嘴唇微微顫抖，這樣的做作也出現在她那巨大的活力和輕松的笑語裡，在她充滿生機、勢如破竹的魅力裡，甚至她輕視別人的方式也來得那麼溫柔，翩翩而至，卻眨一眨眼，哈哈一笑，讓人疑慮全消。也許或悲，或喜，都是虛假的做作，也許哪一個也不是。對我來說，什麼是表演，什麼是真實，已經變得模糊了，可這一點至少讓我認為，她是個有趣至極的女演員。
“那時候我有多少次跑到你家裡來，奧蒂？”瑪達麗娜問。現在笑容又出現了，笑聲漸趨響亮。“你爸媽好可憐。可這房子就是我的安全港，我的避難所。真的是。一個小島，島中島。”
媽媽說：“我們總是歡迎你的。”
“是你媽結束了那些毒打，馬科斯。她有沒有告訴過你？”
我說她沒有。
“我一點也不吃驚。這就是奧德麗婭·瓦爾瓦裡斯。”
媽媽扯開腿上的圍裙邊兒，又把它壓平，臉上掛著一種夢游般的表情。
“有天夜裡我跑到這兒來了，舌頭上流著血，鬢角有一片頭發給扯掉了，一只耳朵挨了打，還在嗡嗡作響。那一次他真把我給抓住了。我真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光聽瑪達麗娜說這句話時的語氣，你也許會以為她談的是一頓盛宴，或是一部好小說。“你媽問都沒問，因為她知道。她當然知道。她只是看著我，看了很久，看我站在那兒，哆嗦著，然後她說話了，我還記著呢，奧蒂她說：好了，這種事該到頭了。她說：我們要去拜訪一下你爸。瑪蒂。我開始求她。我擔心他會殺了我們倆。可你知道你媽是什麼樣的人。”
我說我知道，媽媽橫了我一眼。
“她不會聽的。她就是這樣子。我肯定你知道她那副樣子。她沖出去了，可是在此之前，她拿了她爸的獵槍。我倆朝我家走，一路上我都想讓她停下，我跟她說，他打我打得也沒那麼厲害。可她不聽。我們直接朝大門走過去，我爸就在那兒，在門口，奧蒂舉起槍，把槍管子捅到他下巴上，然後她說：再有下一次，我一定回來，用這槍轟爛你的臉。
“我爸呆了，他吭哧了半天，一個字也說不上來。你想不想聽最棒的部分，馬科斯？我低頭一看，就看見地上有一小攤，一小攤……哦，我想你猜得出來，那一小攤在地板上，在他兩只光腳丫子中間，無聲無息，越擴越大。”
瑪達麗娜朝後攏了攏頭發，打火機又卡嗒了一聲，然後她說：“這故事，我親愛的，這故事是真的。”
她用不著這麼說，我知道那是真的。我從中認出了媽媽那種簡單而粗暴的忠誠，山一樣的決心。她的沖動，她的需要，她要做不公不義之事的糾正者，做被踐踏的草民的守望者。我看得出來這是真的，因為提到最後那個細節時，媽媽嗤之以鼻。她不贊成。也許她認為這個細節讓人不快，不僅僅由於那個顯而易見的原因，也因為在她看來，人即使生前品行不端，死後也應該享有最起碼的尊嚴。尤其是家人。
媽媽在座位上換了個姿勢，問道：“如果你不喜歡旅行的話，薩麗婭，那你喜歡做什麼？”
我們的目光一齊轉向了薩麗婭。瑪達麗娜已經講了好半天，我現在回想，當我們坐在院子裡，斑駁的陽光灑在我們身上，那一幕恰好說明了她引人注目的能力有多強，她把一切都吸進她的旋渦，如此徹底，以至於薩麗婭完全被遺忘了。我也給另一種可能性留下了空間，那便是她們出於必要，已經適應了這樣的狀態，這樣的慣例：能讓注意力發生轉移的母親，以自我為中心的母親，遮蔽了安靜的女兒，瑪達麗娜的這種自戀也許是一種善意之舉，是母親保護孩子的行為。
薩麗婭含含糊糊地說了兩個字。
“聲音大一點，親愛的。”瑪達麗娜提醒她。
薩麗婭清了清嗓子，咕嚕咕嚕，好像含著痰。“科學。”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的顏色，綠得像不曾被踐踏過的牧場，她頭發漆黑，皮膚毫無瑕疵，像她母親一樣。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也漂亮過，說不定像瑪達麗娜一樣美麗。
“跟他們講講日晷的事，親愛的。”瑪達麗娜說。
薩麗婭聳了聳肩。
“她做了個日晷。”瑪達麗娜說，“就在我們後院。去年夏天。誰也沒幫她。安德烈亞斯沒幫過。我肯定是插不上手的。”她咯咯地笑了。
“赤道式的還是地平式的？”媽媽問。
薩麗婭眼中驚訝地一閃。她先一愣神，然後才明白過來。就像一個人置身於外國的城市，走在擁擠的街道上，耳畔忽然傳來零星的鄉音。“地平式的。”她用那種奇特的、濕漉漉的聲音說。
“你用什麼做晷針？”
薩麗婭定睛看著媽媽。“我剪了一張明信片。”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們倆之間怎樣交流。
“她小時候老把玩具拆掉。”瑪達麗娜說，“她喜歡機械玩具，裡頭有精巧裝置的東西。她不是拿來玩的，對嗎，親愛的？不是，她把它們大卸八塊，那麼多很貴的玩具，我們剛一給她，就讓她拆開了。我那會兒挺擔心的，可是安德烈亞斯——說到這兒我得誇誇他——安德烈亞斯說，讓她拆吧，這是好奇心的表現。”
“如果你想的話，咱們可以再做一個。”媽媽說，“我的意思是再做個日晷。”
“我已經知道怎麼做了。”
“注意你的禮貌，親愛的。”瑪達麗娜說，一條腿伸直了，又彎回去，好像在做舞蹈動作裡的拉伸練習。“奧蒂阿姨想幫幫你。”
“要不，別的東西也行。”媽媽說，“咱們可以做別的東西。”
“哎喲！哎喲！”瑪達麗娜著急忙慌地把煙吐出來，喘著氣說道，“真不敢相信我還沒有告訴你，奧蒂。我有大新聞。猜猜看。”
媽媽聳了聳肩。
“我要回演藝圈了！演電影！人家給了我一個角色，主角，大片。你能相信嗎？”
“恭喜了。”媽媽懶洋洋地說。
“我帶著劇本呢。我應該讓你讀讀，奧蒂，可我就怕你不喜歡。那很糟糕嗎？我不介意告訴你，我會郁悶死的。我挺不過去的。我們秋天開拍。”
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餐，媽媽把我拉到一邊。“行了，怎麼回事？你哪根筋不對？”
我說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
“你最好給我打住，別再干蠢事。那樣干不合適。”她說。她習慣性地瞇起了眼睛，微微揚著頭。“都今天了，我心裡還堵得慌。”
“我沒辦法，媽媽。別逼我。”
“為什麼沒辦法？你給我說清楚。”
沒等我反應過來，話已脫口而出：“她是個丑八怪。”
媽媽緊緊抿起了嘴。她盯著我，臉上沒有惱怒，而是一種灰心喪氣的表情，好像我耗盡了她的精力。她放棄了。就像一個雕刻家終於丟下木槌和鑿子，絕望地面對著一塊堅硬的石頭，因為他永遠敲打不出預想的形狀。
“她是人，攤上了可怕的事情。再那樣叫她，你再叫給我看看。再叫，再叫就有你好瞧的。”
沒過多長時間，我們就走上了鵝卵石鋪的小路，薩麗婭和我，路兩邊都是石牆。我提心吊膽，走在她前面，一定要隔著幾步，好讓路人或某個同校的男生——上帝啊，可千萬別——不會把我倆想成是一起的，可是不管怎樣，人家肯定都會那麼想。誰都看得出來。最起碼，我希望我倆之間的這點兒距離，能夠表明我的不滿意和不情願。讓我寬心的是，她沒有要趕上來的意思。我們從一些農民身邊經過，他們曬得黑黑的，滿面倦容，剛從集市上下來，正要回家。他們的驢馱著柳條筐，裡面裝著沒賣掉的農產品，驢蹄子踩在小路上，得兒得兒地響。這些農民我大部分都認得，可我一直埋著頭，眼睛看著別的地方。
我領薩麗婭去了海灘。我選了一處礁石很多的地方，有時候我也來這兒，知道這兒人少，不像別的海灘那麼擁擠，比如說阿伊諾斯·羅曼諾斯。我卷起褲腿，站上陡峭的礁石，跳到下一塊上，我挑了一塊緊靠海的，海浪撲到這兒，又退回去。我脫掉鞋子，把兩只腳伸進一堆石頭圍成的小淺塘。有只寄居蟹匆匆逃離了我的腳趾。我看見薩麗婭在我右邊，坐在近處的礁石上。
我們坐了很久，沒有說話，望著海洋，潮水低哮，撲撞著礁石。烈風驟起，抽擊著我的耳朵，迎面潑濺著鹹腥的味道。一只鵜鶘兩翼張開，在藍綠色的水上盤旋。兩個女人肩並肩，站在齊膝的水中，高高地拉起著裙子。向西望去，我可以看到這島的景色，看到房屋和磨坊那明晃晃的白，大麥地的綠，群山參差，滿目深褐，年復一年，泉水在山中奔流不息。我父親就死在那山裡。他為一家開采綠色大理石的礦場工作，媽媽懷我已經六個月的時候，有一天他從懸崖上滑落，摔到了三十米之下的地方。媽媽說，他忘了掛安全鉤。
“別那樣了。”薩麗婭說。
我正在往附近一個舊鐵皮桶裡扔石子，她嚇了我一跳。我丟歪了。“關你什麼事？”
“我的意思是，別那麼自以為是。我和你一樣不想這樣。”
風把她頭發吹得亂舞，她正用手按住臉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這日復一日的恐懼，怕不怕忽然吹來一陣勁風，卷走她臉上這塊布，那樣她就必須去追它，暴露著去追。我什麼都沒說，又丟了一顆石子，還是偏了。
“你是個蠢貨。”她說。
過了一會兒，她站起身，我假裝不動。可我一扭頭，看見她上了海灘，往回朝著小路的方向去了，於是我穿上鞋，跟著她回了家。
我們到家時，媽媽正在廚房切羊角豆，瑪達麗娜坐在不遠的地方，塗著指甲，抽著煙，往茶碟裡彈著煙灰。一看見那茶碟，我就嚇得手腳發麻，那是一套瓷器當中的一個，是媽媽從她外婆那兒繼承下來的。要說媽媽的家產中真有什麼東西值錢，那就只有這套瓷器了，她幾乎從來不肯把它拿出來，始終擱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層架子上。
瑪達麗娜抽一口煙，就吹一吹指甲，談論著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馬卡雷佐斯，就是這三個上校，那一年早些時候在雅典發動了軍事政變，人稱“將軍政變”。她說她認得一個劇作家，如她所言，是個“好親愛、好親愛的男人”，被加上了共產黨顛覆分子的罪名，關進了監獄。
“這太荒謬了！毫無疑問。完全是荒謬的。你知道憲兵隊是怎麼讓人開口的嗎？”她說這話的時候壓低了嗓門，好像憲兵就藏在這房子的某個角落。“他們把膠皮管捅進你屁股，然後把水開到最大。這是真的，奧蒂。我對你發誓。他們拿抹布蘸上最骯髒的東西，人類的髒東西，你懂的，然後把抹布塞進那些人嘴裡。”
“很可怕。”媽媽平靜地說。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經厭倦了瑪達麗娜。這些滔滔不絕、自以為是的政治評論，瑪達麗娜和她丈夫的種種派對見聞，她與之叮叮當當、碰過香檳酒杯的詩人、知識分子和音樂家，她羅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的外國城市游歷。她還輕率地對核災難、人口過剩和污染問題發表見解。媽媽遷就瑪達麗娜，她面帶微笑，眉頭微皺，稀裡糊塗地聽著她的故事，可我知道她心裡對她並不客氣。她也許認為瑪達麗娜在炫耀。她也許覺得瑪達麗娜讓她難堪。
是什麼引起了怨恨，敗壞了媽媽的善良、她的救助，以及她英勇的行為？是它們身上那一層知恩圖報的陰影。這是她的需求，這是她讓你背負的債務。她把這些行為當成了現款，拿來換取忠誠和順從。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那麼多年前瑪達麗娜要離開。那條把你拉出洪水的繩子，也會變成捆住你脖子的套索。人們到頭來總是讓媽媽感到失望，我也如此。他們無法償還自己欠下的債，無法以媽媽希望的方式償還。媽媽得到的安慰獎就是居高臨下的無情的滿足，將自己置於具有戰略優勢的高位，隨意地對別人做出判斷，因為只有她，才是那個人人負我，我不負人的人。
我為此難過，因為我從中看到了媽媽自身的窮困，她自己的焦慮，她對孤獨的恐懼，對無依無靠，對遭人遺棄的懼怕。那說到我，又是怎樣的呢？我了解我母親，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麼，可還是故意而堅定地拒絕了她，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一心讓我們之間隔著一塊大陸，一座大洋——更確切地說，既有大陸，也有大洋。
“他們對諷刺全無感覺，軍政府……”瑪達麗娜正在說著，“……這個樣子鎮壓人民。在希臘！民主的誕生地……噢，你們回來了！怎麼樣啊？你們倆干什麼去了？”
“我們在海灘上玩來著。”薩麗婭說。
“好玩嗎？玩得開心嗎？”
“開心極了。”薩麗婭說。
媽媽用懷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再看看薩麗婭，目光又挪回到我身上，可是瑪達麗娜已經眉開眼笑，不出聲地拍起了巴掌。“真好！現在我不用擔心了，你們兩個好好玩，奧蒂和我就有時間做我們自己的事了。你說是嗎。奧蒂？咱們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沒做呢！”
媽媽愣愣地笑了一下，接著伸手去拿卷心菜了。
從那時起，薩麗婭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動了。我們可以到島上探險，在海灘上玩游戲，小孩該怎麼玩，我們就能怎麼玩。媽媽會給我們包好三明治，一人一個，我們可以在早餐之後一起出發。
一旦出了大人的視線，我們便常常分開。在海灘上，我要麼游泳，要麼脫掉上衣，躺在大石頭上，薩麗婭會走掉，不是去撿貝殼，便是在水裡的礁石上跳來跳去，這樣很不好，因為浪太大了。我們走的是小道，繞來繞去，穿過葡萄園和大麥地，低頭看著自己的影子，每個人都在想著自己的事。我們大部分時間用來閒蕩。那個年月，蒂諾斯還沒什麼旅游業，實際上是個農業島，人們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欖樹和小麥來過日子。最後我們覺得無聊，就找個地方吃午飯，安安靜靜地，在樹陰下，或是磨坊邊乘涼，咬一口，就看看峽谷，望著長滿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達達往城裡的方向去了。我們住在島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幾公裡，就是蒂諾斯城。城裡有個賣小玩意兒的小商店，開店的是個愁眉苦臉的鰥夫，名叫魯索斯先生。隨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櫥窗裡發現各種各樣的東西，從四十年代的打字機，到皮子做的勞動鞋，要不就是一個風向標，老花架子，巨型蠟燭，當然還有帕納伊亞福音教堂聖母像的復制品。沒准兒還能見到一只黃銅大猩猩。魯索斯先生也是個業余攝影師，他在店後面弄了個暗房。每年八月，當朝聖者來到蒂諾斯參觀聖像的時候，魯索斯先生就賣給他們膠卷，還在暗房裡替他們沖洗照片，以此收費。
大約一個月之前，我在他的櫥窗裡瞧見了一架照相機，放在破舊的鐵銹色皮匣子上。每隔幾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著這架相機，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帶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國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園。我還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騎在駱駝背上，坐在塵土嗆人的舊卡車裡，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對炎熱，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舉目凝望，我要把它們也拍下來，然後看著自己的照片發表在光面紙印刷的雜志上。正是這個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魯索斯先生的窗前，雖然商店當天關門，可我還是站在外面，腦門頂著玻璃，做起了白日夢。
“什麼型號？”
我往後退了退，在窗戶上看見了薩麗婭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臉。
“那台相機。”
我聳聳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說。
“你怎麼知道？”
“這是過去三十年裡最暢銷的35毫米相機。”她用略帶責備的語氣說道，“不過外觀上不怎麼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塊磚頭。這麼說你想當攝影師？我是說等你長大了。你媽說你想。”
我轉過身。“媽媽告訴你的？”
“怎麼了？”
我聳聳肩。媽媽和薩麗婭連這種事都談，真讓我難堪。我不清楚她是怎麼說的。她會打開自己的武器庫，揮起唇槍，舞動舌劍，一本正經，卻語帶嘲笑，就像她談起那些怪事、糗事時一樣。她會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壯志。馬科斯想走天下，用鏡頭拍遍地球。
薩麗婭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蓋住膝蓋。這是個大熱天，陽光好像長了尖牙，啃噬著皮膚。幾乎沒人出門走動，街上只有一對老兩口兒，邁著僵硬的步子蹣跚而過。老頭兒大概叫德米斯什麼的，戴著灰色前進帽，穿棕色的花呢夾克，對這個季節來說，顯然太過厚重。我記得他臉上帶著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這個樣子，好像一成不變地受著怪異發現的驚嚇，殊不知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後進了醫學院，我才懷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們經過的時候招手致意，我也擺手還禮。我看見他們注意到了薩麗婭，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繼續前行。
“你有照相機嗎？”薩麗婭問。
“沒有。”
“你拍過照片嗎？”
“沒有。”
“那你還想當攝影師？”
“你覺得奇怪？”
“有點兒。”
“那我要是說我想當警察，你也覺得奇怪嗎？就因為我從來沒給人家戴過手銬？”
她的目光變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個聰明的蠢貨。”她說，“給你個建議：別當著我媽的面提這相機，要不然她一定會給你買下來。她正急著討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臉，又下來了。“可我覺得奧德麗婭不會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驚奇，同時又有點兒不安，這麼短的時間，她怎麼能看出這麼多東西。我想，也許是因為有那個面罩，因為有掩蓋的優勢，也就有了警醒、觀察和細看的自由。
“她可能會讓你把它還回去。”
我歎了口氣。她說得沒錯。媽媽不會接受這樣簡單的補償，如果牽涉到錢，那就更不可能了。
薩麗婭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問你，你家裡有沒有盒子？”
瑪達麗娜和媽媽在廚房喝著葡萄酒，我和薩麗婭上了樓，用黑色記號筆塗鞋盒。鞋盒是瑪達麗娜的，裝著一雙酸橙綠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著棉紙。
“她打算穿這種鞋去哪兒？”我問。
我能聽到瑪達麗娜在樓下，談著她上過的表演課，老師要求她做練習，讓她假裝自己是蜥蜴，一動不動地趴在石頭上。接著便是一串笑聲——她的笑聲。
我們塗完了第二道，薩麗婭說還得再塗第三道，確保任何小地方都不會漏掉。黑色必須均勻，做到天衣無縫。
“照相機就是這樣的，”她說，“一個黑盒子，上面有個眼兒，讓光線進來，再拿東西來吸收光線。把針給我。”
我把媽媽的一根縫衣針遞給她。至少可以說，我對這架自制相機的前景，對它到底能拍出什麼，是心存懷疑的，就憑一個鞋盒子，加一根針？可是薩麗婭一頭扎進了這個項目，帶著如此之強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點兒余地，萬一這玩意兒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裡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已經計算過了。”她說，小心翼翼地拿針扎著鞋盒，“沒有透鏡，咱們就不能在小的這一面上扎眼兒，這盒子太長了。不過寬度剛剛好。關鍵是扎出來的針孔要尺寸正確。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現在咱們要做個快門。”
在樓下，瑪達麗娜一度壓低了聲音，變成了急切的低語。現在我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可我聽得出來，她講話的速度慢下來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現在身體前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視，眼睛眨都不眨。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已經熟悉了這種腔調。人們這樣講話時，很可能是在透露、揭發、坦白著某種災難性的事情，懇求著傾聽者。軍隊傷亡通知小組敲門時，律師向客戶兜售辯訴交易的好處時，警察在凌晨三點截停汽車時，還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這種腔調。而我自己在喀布爾的醫院裡又用過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屬領進安靜的房間，請他們落座，給自己拉過一把椅子，強打起向家屬通報的精神，畏懼著即將開始的談話？
“她在談安德烈亞斯。”薩麗婭不動聲色地說，“我敢保證她在談他。他們大吵了一架。把膠帶和剪刀遞給我。”
“他是什麼樣的人？我是說除了很有錢以外？”
“誰，安德烈亞斯嗎？他挺好的。他經常出差。在家的時候就總有人過來。很重要的人——部長啊，將軍啊什麼的。他們在壁爐邊上喝酒，一談就是一個晚上，談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間裡都能聽到。安德烈亞斯有客人的時候，我是應該待在樓上的。我不該下去。可他給我買東西。他花錢請了家庭教師，到家裡上課。他和我說起話來也蠻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經塗成黑色的紙板蓋到針孔上，拿膠帶粘好。
樓下沒什麼動靜了。我在心裡編排起了劇情。瑪達麗娜無聲地哭著，心不在焉地把玩著手絹，好像那是一塊培樂多彩泥，媽媽沒怎麼管她，干看著，臉上帶著一絲苦笑，好像舌頭底下有什麼酸酸的東西正在化開。媽媽受不了別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腫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飾、懇求的臉。她把哭看成軟弱的標志，一種對他人關切的炫目懇求，而她是不會讓你得到滿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漸漸長大之後，我才領悟到這並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認為悲哀應該是私密的，不該拿出來炫耀。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問她，我父親墜崖身亡時，她有沒有哭過。
在葬禮上。我是說下葬的時候。
沒有。我沒有。
因為你不傷心？
因為我傷不傷心不關別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會哭嗎，媽媽？
但願我們永遠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說。
薩麗婭拿起那包相紙，對我說：“帶上手電筒。”
我們鑽進了媽媽的壁櫥，輕手輕腳地把門關好，門下面用毛巾塞住，擋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圍一片漆黑，薩麗婭便叫我打開手電筒，我們事先已經用好幾層紅色的玻璃紙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見薩麗婭，只能看到她用細長的手指剪下一張相紙，把它鋪到鞋盒裡面，正對著針孔的方向。相紙是前一天我們從魯索斯先生的店裡買的。我們走到櫃台邊上，魯索斯先生從眼鏡上方打量了一番薩麗婭，然後問：這是要打劫嗎？薩麗婭用食指對著他，然後豎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動手槍的擊錘。
薩麗婭把鞋盒的蓋子蓋好，用快門擋住針孔。她在黑暗中說道：“明天，你來拍你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張照片。”我真聽不出她是不是在開玩笑。
我們決定去海灘。我們把鞋盒子放到一塊平整的石頭上，拿繩子捆牢，因為薩麗婭說，只要一打開快門，我們就一動也不能動了。她湊到我身邊，從盒子上方朝遠處看了看，好像那兒真有個取景器似的。
“完美的畫面。”她說。
“沒那麼完美。沒對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後說：“不。我不行。”
我們來來回回地爭論了一番，最後她同意了，但是有一個條件，她不露臉。她脫掉鞋子，雙臂張開，好像走鋼絲一樣，走到離相機幾米遠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頭上坐下，面朝西，望著錫羅斯島和基斯諾斯島的方向，扯一扯頭發，蓋住腦後固定面罩的系帶。她回過頭，看著我。
“記住，”她大聲說，“數到一百二。”
她轉過身，面向大海。
我彎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著薩麗婭的背影，她身邊的礁石宛如星群，石與石之間，海草糾纏，搖曳，仿佛死蛇，一條小小的拖船在遠處擺蕩，潮水高漲，將嶙峋的岸蹂躪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針孔上的快門，開始數數。
一……二……三……四……五……
我們躺在床上。電視屏幕上，一對手風琴手正在斗技，可是聲音已經讓詹娜關掉了。正午的陽光剪穿了百葉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瑪格麗塔比薩上，那是我們通過送餐服務訂的午飯。送飯的是個又高又瘦的男人，梳著油光水滑的大背頭，白上衣，黑領帶。他把送餐車推進房間，小桌上放著個長頸花瓶，一枝紅玫瑰插在裡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盤子蓋，露出比薩，手上做了個揮舞的動作，極盡炫耀之能事，好像一個魔術師面對著觀眾，而兔子剛剛從大禮帽中現了形。
在我們周圍，在亂七八糟的床單上，散亂地擺放著我給詹娜看過的圖片，這是過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貝爾法斯特，蒙得維的亞，丹吉爾，馬賽，利馬，德黑蘭。我給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經短暫地加入過這個公社，和一群丹麥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們穿破背心，戴無簷小便帽，在一個從前的軍事基地內建起了一個自治社區。
你在哪兒？詹娜問，這些照片上都沒你。
我喜歡待在鏡頭後面。我說。這是實話。我已經拍了幾百張照片，哪一張裡你都找不到我。取出膠卷時，我總是洗印兩套照片，我留一套，另一套給薩麗婭寄回家。
詹娜問我旅行的錢從哪兒來的，我說我用了遺產的錢。這不全是事實，因為遺產是薩麗婭的，不是我的。與瑪達麗娜不一樣，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安德烈亞斯的遺囑裡根本沒有提到她，只有薩麗婭。她把一半錢給了我。我本該用這錢把大學念完。
八……九……十……
詹娜用胳膊肘撐起身體，越過我，橫到床的另一頭，小乳房擦著我的皮膚。她拿了煙盒，點了支香煙。我是前一天在西班牙廣場遇見她的。當時我坐在通往廣場的石頭台階上，再往上便是山上的教堂６。她走上來，用意大利語對我說了句什麼。我見過太多像她這樣的漂亮姑娘，在羅馬的教堂和廣場附近，似乎漫無目的地游蕩。她們抽煙，大聲說話，動不動就放聲大笑。我搖了搖頭，說：什麼？她笑了笑，蹦出個噢，接著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說：打火機？煙。我搖搖頭，也用口音很重的英語告訴她，我不吸煙。她咧嘴一笑。她眼睛亮亮的，眼神飄忽不定。午前的陽光照著她鑽石形的臉，映出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環。
我打了個盹兒，後來她戳我肋骨，把我弄醒了。
Latuaragazza？她問。她發現了那張薩麗婭在海灘上的照片，多年前我用自制的針孔相機拍的那一張。你女朋友？
不是。我說。
你妹妹？
不是。
Latuacugina？你表妹，si？７
我搖了搖頭。
她又端詳了一會兒照片，緊嘬了幾口，把煙抽完。不是。她說得咬牙切齒，而且讓我驚訝的是，甚至怒氣橫生。Questaelatuaragazza！８你女朋友。我認為是，你是大騙子！接著，我簡直不能相信，她按下打火機，點著了照片。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我們一路跋涉，返回公共汽車站，走到大約一半，我才意識到照片丟了。我告訴他們我得回去。沒有選擇，我非回去不可。阿方索疑惑地看了看加裡。阿方索是個瘦削、結實、寡言少語的瓦索９，跟著我們，做我們非正式的智利向導。加裡是個美國人，我們仨當中的頭狼，一頭黃毛，看上去髒兮兮，滿臉的粉刺坑。這張臉似乎在訴說著習以為常的艱辛生活。加裡心情很壞，現在壞上加壞，因為他餓著肚子，沒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討厭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叢利特雷十灌木，感染了。我是在聖地亞哥一家擁擠的酒吧遇到他們倆的，在那兒，喝過五六輪皮斯科拉?後，阿方索建議來一次遠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時候他父親常帶他去那兒。第二天我們便徒步出發，夜裡在瀑布邊露營。我們吸了大麻，耳中水聲轟鳴，頭頂上是繁星擁塞的遼闊夜空。此時我們正艱難回返，去阿波金多聖卡洛斯搭公共汽車。
加裡戴著一頂科爾多萬帽，他把大帽簷向上一推，拿手絹擦了擦腦門。回去得走三小時，馬科斯。他說。
三小時，懂不？阿方索附和道。
我知道。
可你還是要去？
對。
就為一張相片？阿方索問。
我點點頭。我不想多說，因為他們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嗎？我不清楚。
你知道你會迷路的。加裡說。
很有可能。
那就祝你好運了，朋友。加裡說著，伸出了手。
瘋狂的希臘人。阿方索說。
我哈哈大笑。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瘋狂的希臘人了。我們握了手。加裡調整好背包的肩帶，他倆便轉身上了山間小道，走到轉彎處，加裡揮了揮手，但沒回頭。我沿著我們剛剛來的路往回走。實際上我花了四個小時，因為正像加裡預測的那樣，我迷了路。到露營地的時候，我已經筋疲力盡。我到處找，在灌木叢裡蹚，往石頭縫裡瞧，一無所獲，越來越慌。後來，就在一籌莫展，准備放棄之際，我瞥見矮坡上的灌木叢中白花花地一閃。我找到了照片，它卡在一堆亂蓬蓬的刺籐中間。我摘出它，彈落塵土，眼中滿溢著如釋重負的淚水。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在加拉加斯，我睡在橋下。在布魯塞爾睡青年旅社。有時我揮霍一番，找家好酒店，要個房間，洗個熱水澡，刮刮胡子，穿著浴衣吃飯。我看彩色電視。那些城市，道路，鄉村，我遇見的人們，統統變得模糊起來。我對自己說，我在尋找某種東西。可是一種越來越來強烈的感覺告訴我，我在流浪，在等待著臨於我身的大事件，它將改變一切，它在讓我用過往的全部人生，為它的到來做著鋪墊。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在印度的第四天。我跟著閒蕩的牛群，踉踉蹌蹌走上了一條土路，世界在我腳下歪斜著。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嘔吐。我的皮膚黃得好像紗麗，感覺有無形的手，在活活剝著我的皮。我再也走不動了，我躺倒在路邊。路對面有個老頭，正在一口大鐵鍋裡攪著東西。他旁邊是個鳥籠，鳥籠裡是一只藍綠相雜的鸚鵡。一個皮膚黝黑的小販推著滿滿一車空酒瓶，從我身邊經過。這就是我記住的最後一件事。
四十一……四十二……
我在一間大屋子裡醒來。空氣中熱浪迫人，彌漫著類似哈密瓜腐爛後的味道。我躺在一張鋼架單人床上，為了不硌人，床上鋪了床墊，沒彈簧，不及一本平裝書的厚度。房間裡塞滿了同樣的床。我看見一條條枯瘦的胳膊垂在床邊，一條條火柴棍一樣的黑腿，支稜在污跡斑斑的床單之外，一張張牙齒殘缺的嘴張開著。天花板上毫無用處的吊扇。牆上大塊的霉斑。窗戶挨著我，灌入灼熱而黏稠的空氣和刺目的陽光。護士是個膀大腰圓、面帶怒容的穆斯林漢子，名叫古爾?，他告訴我，我將死於肝炎。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我要我的背包。什麼背包？古爾冷冰冰地問。我所有的東西都沒了——我的衣服，鈔票，書，照相機。小偷只給你留了這個。古爾用嘰裡嘟嚕的英語說著，朝我旁邊的窗台一指。是那張照片。我拿起它。薩麗婭，她風中飛舞的長發，她周圍翻卷的白浪，她礁石上的赤足，愛琴海在她前方驟然升騰。我喉頭哽咽。我不想死在這兒，死在這些陌生人中間，死得離她如此遙遠。我把照片插到了玻璃和窗框之間。
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
鄰床的男孩長了張老頭子的臉，憔悴，凹陷，形銷骨立。他小肚子鼓起著，裡面長了個保齡球大小的瘤。只要護士一碰到那兒，他就死死地閉起眼睛，嘴巴猛地張開，發出無聲而痛苦的哀號。這天早晨，有個護士，不是古爾，想喂他吃藥，可這孩子把腦袋扭過來，扭過去，嗓子裡發出刨木頭的聲音。最後，那護士硬生生掰開他的嘴，把藥塞了進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過頭。我們隔著床空兒，四目相交。一顆小小的淚珠滑出，滾落到他臉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難，絕望，在這個地方，就像海浪。它從每一張床上翻卷而出，撞擊著發霉的牆，再朝你撲回來。你會淹死在裡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時候，我也想睡。我吃他們給我的藥，藥讓我再次睡著。要不然，我就看著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陽光滑過帳篷巴扎和陋巷裡的茶館。我望著小孩們在那兒打彈子，他們腳下的人行道已經爛成了臭泥溝，老婆婆們坐在門口，纏腰布的街頭小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賣金盞花的花環。房間另一頭，有人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馬納爾，意思是“指明燈”。他母親是妓女，父親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們揍他。沒人知道他到底會怎麼死，只知道他橫豎都是死。沒人來看他，等他死了——從現在算，再過一個禮拜，或一個月，最多兩個月——也肯定不會有人來認屍。不會有人傷心，不會有人記起。他將死在他生活過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裡。他睡覺時，我發現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陽穴，看他的大腦袋，大得與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塊顏色明顯的疤，古爾跟我說過，給他母親拉皮條的家伙有個習慣，總在這孩子嘴上捻煙頭。我試探著跟他講英語，又用我知道的幾句烏爾都語搭話，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時我把兩手搭在一起，在牆上做幾個動物模樣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馬納爾指了指窗外。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抬起頭，卻只看到雲後的一小塊藍天，往下看，街邊水樁噴湧，孩子們以水嬉戲，一輛公共汽車噴吐著廢氣。然後我意識到，他指的是薩麗婭的照片。我把它從窗子上取下，遞給馬納爾。他拿著照片，貼近自己的臉，對著那燒過的一角，凝視了很長時間。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嘗過海水的鹹，是否曾經注視著海潮從腳下退去，並為此感到頭暈目眩。也許，雖然他看不到薩麗婭的臉，卻能從她身上感受到一種親緣，因為她知道痛是什麼感覺。他把照片遞還給我，可我搖了搖頭。你留著吧。我說。他臉上閃過少許懷疑。我笑了笑。然後，盡管不能確定，可我感覺，他還了我一個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戰勝了肝炎。我證明了古爾是錯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興還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讓他吃了一驚，因為我問他，我能不能留下來做義工。他昂起頭，皺著眉。到頭來我不得不去找護士長。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裡滿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馬納爾抱進浴室，用兩條胳膊托著他赤裸的身子，留心著不要顛到他。我以前見過一個義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輕輕把他放到條凳上，等他喘口氣，再用溫水沖洗他瘦小、脆弱的身體。馬納爾總是安靜、頑強地坐著，兩只手放在膝頭，耷拉著腦袋。他就像一個受了驚嚇、骨瘦如柴的老頭子。我拿打過肥皂的海綿，擦過他的兩肋，脊椎的節突，兩片鯊魚鰭一樣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藥。按摩腳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給他按了，按得不緊不慢。他睡著的時候，薩麗婭的照片總是半塞在他枕頭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門，久久地、漫無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離這醫院，逃離病患和將死之人的集體喘息。我在多塵的晚霞中走過街道，路邊是塗鴉污損的牆，賣貨的鐵皮棚子一個挨一個，緊緊擠在一起。我穿過小路，路邊有些小女孩，頭上頂著滿筐的生糞，一些渾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鋁桶裡煮著破衣爛衫。我在翻豬槽?一樣的小巷裡左拐右轉，老是想到馬納爾，在病房裡等死的馬納爾，那屋裡塞滿了像他一樣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薩麗婭，坐在礁石上遠眺大海的薩麗婭。我感覺到，在我心底深處有某種東西牽扯著我，像海裡的回頭浪一樣拉拽著我。我想屈服，就讓它把我擄去好了。我想放棄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從現在的這個我脫身而出，拋開一切，就像蛇丟棄舊皮。
我並不是說馬納爾改變了一切。他沒有。我繼續迷亂地游走於世界，又過了一年，最後終於進了雅典的一家圖書館，坐在角落裡的桌前，低頭看著一份醫學院的入學申請。在馬納爾和這份申請之間，有我在大馬士革度過的兩個星期，在那兒，除了兩個女人的笑臉，我幾乎再無其他的記憶，她們畫著濃濃的眼線，每人鑲了一顆金牙。也有在開羅地下室裡度過的三個月，那是一幢搖搖欲墜的分租式公寓，房東抽哈希什抽上了癮。我花薩麗婭的錢在冰島搭公共汽車，跟隨著慕尼黑的一支朋克樂隊。1977年，我在畢爾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斷了一只手肘。
然而，在安靜的時候，在那些漫長的旅程中，當我坐在公共汽車的後部，或是卡車的車斗裡，我的思緒總會兜回到馬納爾身上。想著他，想著他臨死前極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對痛苦時的束手無策，這讓我做過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變得不那麼牢靠了，就像臨睡前的小小保證，醒來時便已忘得一干二淨。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門。
那年夏末的一個夜晚，我得知瑪達麗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薩麗婭和我們待在一起，起碼要待一小段時間。
“就幾個星期。”她說。
我們在吃晚餐，我們四個，有一道白豆湯是媽媽和瑪達麗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對面的薩麗婭，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對瑪達麗娜的消息感到突然。顯然是的。薩麗婭平靜地向自己嘴裡喂送著食物，每當勺子送到，她便將面罩輕輕撩起，就那麼一點兒。此時她講起話來，吃起東西來，已經不再讓我心煩，起碼不像看到一個老年人，戴著不合嘴的假牙吃東西那樣心煩，媽媽多年以後就是那個樣子。
瑪達麗娜說她拍完電影之後，就來接薩麗婭，她說電影應該聖誕節前就能完成。
“說實話，我要把你們全接到雅典。”她說，臉上洋溢著慣常的愉悅。“咱們一起參加首映禮！那該多棒啊，對不對，馬科斯？咱們四個，盛裝打扮起來，漂漂亮亮，儀態萬方地走進戲院。”
我說對，不過我不太敢想像媽媽穿起花哨行頭，儀態萬方地走進任何東西的模樣。
瑪達麗娜嘮叨了一通這樣的安排如何如何好，又說過兩個星期，等學校開學，薩麗婭就能夠跟著媽媽恢復學習——當然是在家裡。她說她會給我們寄明信片，給我們寫信，寄電影劇照。她還說了好多別的，可我聽不進那麼多。此時我的感覺就是心裡的巨石落了地，從頭到腳一陣暈眩。我對夏季行將結束的恐懼，如同我肚子裡的一個繩結，每過去一天，便纏得緊一些，而我要備好一副鐵石心腸，去迎接日益迫近的告別。如今我每天早晨醒來，都渴望著在早餐桌上見到薩麗婭，聆聽她聲音裡那些怪異的動靜。我們勉強吃點兒東西，便出門爬樹，在大麥地裡互相追逐，分開莊稼，發起沖鋒，呼喊著戰斗的口號，蜥蜴在我們腳下四散奔逃。我們在山洞裡藏起了假想的財寶，還在島上找到了幾處地點，可以傳出最棒、最響的回聲。我們用自己的針孔相機，拍下磨坊和鴿捨的照片，拿給魯索斯先生，讓他幫我們洗印。他還讓我們進他的暗房，教我們擺弄不同的顯影劑、定影劑和停顯液。
瑪達麗娜宣布要走的那個夜晚，她和媽媽在廚房一起喝了瓶葡萄酒。瑪達麗娜喝掉了大部分。此時薩麗婭和我待在樓上，正在玩塔弗利棋?。薩麗婭占據了瑪納位?，而且已經將她的一半棋子移到了自己的主盤。
“她有情人了。”薩麗婭搖著骰子說。
我嚇了一跳。“誰？”
“‘他問是誰’。你認為是誰？”
這個夏天，我已經學會了從薩麗婭的眼神中讀出她的表情，她這會兒看著我，一如我站在海灘上，問水在哪兒。我想趕快補救一下。“我知道是誰。”我紅著臉說，“我的意思是，誰是那個……你知道……”我只是個十二歲的男童。我的詞匯表裡還沒有“情人”這樣的詞。
“你猜不到嗎？導演。”
“我正想說來著。”
“埃利亞斯。他是個人物。他把頭發往下梳，就像二十年代那樣。他還留了點兒小胡子。我猜他認為這樣很瀟灑。他很可笑。他認為他是大藝術家，毫無疑問。我媽也這樣認為。你真該看看她跟他在一起是什麼德行，她很靦腆，很聽話，好像因為他是個天才，她就得低眉順眼，事事都由著他。我真不明白她怎麼就看不出來。”
“瑪達麗娜阿姨會嫁給他嗎？”
薩麗婭聳了聳肩。“她對男人的品位是最差勁的。最最差勁的。”她搖了搖手裡的骰子，似乎在重新斟酌。“安德烈亞斯除外吧，我認為。他挺好的。相當好了。不過呢，板上釘釘，她要離開他了。她總是上那些王八蛋的當。”
“你是說你父親也是？”
她眉頭稍微一皺。“我父親是個陌生人，她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遇到的。下著大暴雨，在一個火車站。他們一起過了一個下午。我不知道他是誰。她也不知道。”
“哦。我記得她說起過她第一個丈夫。她說他喝酒。我還以為……”
“呃，是多利安吧。”薩麗婭說。“他也是個人物。”她又把一枚棋子走到了自己的主盤上。“他老揍她。本來和和氣氣，笑瞇瞇的，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變得暴跳如雷。跟天氣一樣，怎麼能變得這麼快？他就是那個樣子。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時間都在喝酒，基本上啥也不干，就是在家裡躺著。喝起酒來他真沒記性。比方說，他就讓水龍頭那麼開著，把家給淹了。我還記得他忘了關爐子，差一點兒燒光了所有東西。”
她拿棋子摞出一座小塔，又默默地花了點時間，把它弄結實。
“多利安真正愛的只有阿波羅一個。所有鄰居小孩都怕他怕得要死——我是說阿波羅。幾乎沒人見過他，只是聽到他在叫。這就夠讓人害怕的了。多利安把他拴在院子後頭，用大塊的羊肉喂他。”
薩麗婭說不下去了，可我不用費勁也能想得出來。多利安喝高了，狗沒人管，沒人拴，在院子裡溜達。紗門是開著的。
“你那會兒多大？”我低聲問她。
“五歲。”
然後我問了那個從暑假開始、一直掛念至今的問題。“難道就沒有什麼東西……我是說……他們就不能……”
薩麗婭移開了目光。“請別問了。”她一字一頓地說，我感覺在這幾個字後面，一定是深深的痛。“我累得要死。”
“對不起。”我說。
“改天我一定告訴你。”
她後來確實告訴了我。糟糕的手術，災難性的術後傷口感染導致了敗血症，引起了腎功能和肝功能衰竭，也吞噬了新移植的皮瓣，迫使醫生不僅將皮瓣割除，還從她殘留的左臉上切去了更多的組織，同時鋸掉了部分下頜骨。由於並發症，她在醫院住了將近三個月。她差一點就死了，應該死了。從那以後，她就不許醫生再碰她。
“薩麗婭，”我說，“我還要再說對不起，為我們剛見面那天發生的事。”
她翻起眼睛看著我。早先那種頑皮的光又回來了。“你早該說對不起。可是沒等你吐得滿地都是，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麼？”
“知道你是個蠢貨。”
瑪達麗娜走的時候，還有兩天就要開學。她穿著緊身的奶油色無袖長裙，繃出苗條的身段，戴一副牛角框太陽鏡，頭發用白絲巾緊緊扎住。她這身打扮，就好像擔心自己身上哪個地方會垮掉，好像她就是要讓自己這樣緊繃著。在蒂諾斯城的渡口，她擁抱了我們大家。她抱薩麗婭抱得最緊，時間也最長，嘴唇抵住薩麗婭的頭頂，給了她一個久久的、死死的吻。她始終沒摘下自己的墨鏡。
“你也抱抱我。”我聽見她小聲說道。
薩麗婭回抱了她，動作僵硬。
渡輪呻吟著，晃晃悠悠地駛離，身後留下一條翻卷的水浪，我以為瑪達麗娜會站到船尾，揮手作別，拋來飛吻，她卻快步走到船頭坐下，看也沒看我們。
回到家，媽媽吩咐我們坐下。她站在我們面前說：“薩麗婭，我想讓你知道，在這個家裡，你不必再戴那個東西了。不是為我，也不是為他，只要你自己覺得合適，你就摘了它。這事兒我不會再說第二遍。”
就在此時，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媽媽早已看出的事。那面罩是為瑪達麗娜戴的，為了不讓她難堪，不讓她丟臉。
好半天，薩麗婭一動也不動，一個字也不說。然後，慢慢地，她抬起了手，解開了腦後的系帶。她摘下了面罩。我直視著她的臉。我感到一種不自覺的沖動，想要退縮，就像你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可我沒有。我一直盯著她，逼著自己不眨眼。
媽媽說，她要讓我在家學習，直到瑪達麗娜回來，這樣薩麗婭就不必一個人呆在家。晚上吃完晚飯，她給我們上課，早晨她去學校之前，給我們留好作業。這樣安排聽上去不錯，至少理論上如此。
可是實際上，在家學習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媽媽走了以後。薩麗婭毀容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全島，不停地有人來敲門，帶著滿心的好奇。你想想，島上突然耗盡了面粉、大蒜，甚至鹽，只有在我們家才能找到這些東西。這些人無心掩飾自己的目的。在門口，他們的目光總是飛向我身後。他們伸長脖子，踮起腳尖。大部分人連鄰居都不是。他們走上好幾裡地，就是為了飽飽眼福。當然了，我從來沒讓他們進過家門。當著他們的面把門一關，讓我很有幾分滿足。可我也感到郁悶和沮喪，心裡明白，如果我留下來，我的生活將受到這些人過深的影響，最後我勢必變成他們中的一員。
小孩們更討厭，簡直無法無天。我每天都能抓住一個在外面晃晃悠悠、逮著機會就爬我們家牆的孩子。正學習的時候，薩麗婭會拿鉛筆輕輕敲一下我的肩膀，歪一歪自己的下巴，我一扭頭，准能看見一張緊貼在窗戶上的臉，有時候還不止一張呢。情況太糟了，我們不得不上樓，把窗簾全拉上。有一天我打開門，發現我在學校認識的一個男孩，名叫彼得羅斯的，和他三個朋友站在外面。他拿出一把硬幣，要求瞧一眼。我說不，他把我家當什麼地方了，馬戲團嗎？
最後，我不得不告訴了媽媽。她聽了以後，臉都氣紫了，死死地咬著牙。
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我們的課本，還有兩份三明治，擺在桌子上。我還沒反應過來，薩麗婭已經明白了，於是她就像一片樹葉那樣蜷縮起來了。到了出門的時間，她開始說不。
“奧蒂阿姨，不要。”
“把手給我。”
“不要。求你了。”
“快。把手給我。”
“我不想去。”
“我們要遲到了。”
“別逼我，奧蒂阿姨。”
媽媽伸出兩只手，把薩麗婭從椅子上拉起來，彎下腰，死死地盯著她，那眼神我再熟悉不過了。此時此刻，這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讓她罷休。“薩麗婭，”她盡量用一種既溫和又堅定的口氣說道，“我不因為你而覺得羞恥。”
我們出發了，我們仨。媽媽的嘴唇緊緊抿在一起，奮力向前，好像在迎著狂風艱難跋涉，步子很小，兩只腳緊著倒騰。我可以想像，多年以前，媽媽就是邁著同樣的腳步，手拿大槍，一往無前地走向瑪達麗娜父親的房子。
人們張口結舌，呆呆地望著，我們沿著曲曲彎彎的小路，從他們身邊呼嘯而過。他們停下來死盯著，有些人指指戳戳。我盡量不去看。視線的余光所及，他們只是一團團模糊的暗影，蒼白的面孔，張開的嘴巴。
進了校園，孩子們向兩邊分開，給我們讓道。我聽到有些女生發出尖叫。媽媽橫沖直撞，穿過人群，就像一個保齡球，從一堆木瓶中間滾滾而過，只是她身後還拖著個薩麗婭。她連推帶搡地擠到校園一角，那兒有一條長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薩麗婭也拽上去，然後連吹了三聲口哨。校園很快肅靜下來了。
“她叫薩麗婭·賈納科斯。”媽媽高叫著，“從今天開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誰在叫喚，把嘴給我閉上，我讓你叫你才能叫。現在，從今天開始，薩麗婭就是本校的學生了。我希望你們大家用斯文和禮貌來對待她。如果我聽說有人講了不三不四的話，那我一定把你找出來，我一定要讓你後悔。你們知道我一定會這麼干。這件事我不會再說第二遍。”
她爬下長凳，拉起薩麗婭的手，徑直往教室裡去了。
從那一天起，薩麗婭再也沒有戴過面罩，無論是在外面，還是在家。
那一年，離聖誕節還有兩個星期的時候，我們收到了瑪達麗娜的來信。拍攝工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延誤。首先，攝影指導——瑪達麗娜寫的是“攝指”，薩麗婭不得不給我和媽媽做了個講解——從片場的高台摔下來，一條胳膊斷成了三截。其次，天氣問題也讓整個外景拍攝遇到了麻煩。
所以就像大伙常說的，我們現在有點“停擺”了。這也不完全是壞事，因為我們有了時間，可以把劇本裡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決掉，問題是我們可能無法像原來希望的那樣團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親愛的你們，我想你們想得要死，特別是你，薩麗婭，我的愛。我只能數著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攝結束的時候，我們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鍾都把你們三個放在心裡。
“她不會回來了。”薩麗婭語氣平淡地說著，把信還給了媽媽。
“她肯定會的！”我說。我傻了眼，扭頭看著媽媽，等著她說點什麼，最起碼一句打氣的話。可是媽媽把信疊好，放到桌上，然後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記得我當時在想，就算她同樣認為瑪達麗娜不會回來，也應該安慰一下薩麗婭，可她沒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時還不知道——她們兩個已經心有靈犀，也許強過我對她們任何一個人的了解。媽媽太尊重薩麗婭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會用虛假的保證來冒犯她。
春天來了，披著萬千綠色的榮光，然後又去了。我們收到了瑪達麗娜的一張明信片，感覺它像一封匆忙寫就的信，她告訴我們，片場麻煩不斷，這一次跟投資方有關，由於一再拖延，他們威脅要撤資。和上一封信不同，這次她沒說自己什麼時候能回來。
初夏一個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薩麗婭和我，還有一個名叫多麗的女孩，一起去了海灘。當時，薩麗婭已經在蒂諾斯跟我們住了一年，人們已經不再對她毀損的臉竊竊私語，死盯著不放了。雖然她仍然，而且始終都被好奇所包圍，但這種好奇也在慢慢減退。現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麗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看到她的時候，不再像見鬼一樣受到驚嚇，她和朋友們一起吃午餐，說閒話，放學後一起玩，做功課。盡管感覺不太可能，可她已經變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認，我對島上的人們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欽敬，他們接受了她，把她當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們仨本來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涼，所以我們最後躺在石頭上睡著了。薩麗婭和我回到家，發現媽媽在廚房裡削著胡蘿卜皮，一封沒拆開的信放在桌上。
“你繼父來的。”媽媽說。
薩麗婭拿起信，上了樓，過了很久才下來。她把信紙放到桌上，坐下來，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蘿卜。
“他想讓我回家。”
“我知道了。”媽媽說。我覺得我從她的聲音裡聽出了最微弱的一絲慌亂。
“准確地說，不是回家。他說他聯系了英國一個私立學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學。他來出錢，他說的。”
“那瑪達麗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亞斯。他們私奔了。”
“那電影怎麼辦？”
媽媽和薩麗婭交換了一下眼神，又同時朝我翻了下眼睛，於是我明白了，她倆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個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後，我正准備從雅典前往喀布爾的時候，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了瑪達麗娜的訃聞。她現在掛著“庫裡斯”的姓，可我從那老婦人臉上認出的，不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燼，還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齒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說她年輕時曾經短暫地做過演員，後來在八十年代初創辦了自己的劇團，排演過幾部深受評論界贊揚的作品，特別是尤金·奧尼爾的《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該劇在九十年代中期連演不衰，還有契訶夫的《海鷗》和迪米特裡奧斯·姆波格裡斯?的《婚約》。訃聞說，因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對時尚的敏銳認知，她舉辦的奢華派對，以及她對眾多無名劇作家欣然給予的機會，使她成了雅典文藝圈裡眾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說她死前與肺氣腫進行了漫長的苦斗，但沒有提及她身後是否還有配偶或子女。我更為震驚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離我在科洛納基的住處只隔了六個路口。
我放下了報紙。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沒見過她了，如今我卻感覺這死去的女人有幾分不堪。這篇關於她結局的報道一下子讓我產生了抵觸。我過去一直在想像，她過的是一種動蕩而無常的生活，歲月維艱，厄運連連，動不動就崩潰，感到懊悔，還有一連串昏頭昏腦、不顧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為她會自毀，很可能因為酗酒而過早死去，人們總是把這樣的死稱作悲劇。我心裡有一部分甚至曾經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薩麗婭領到蒂諾斯，是為了讓她免受傷害，是要救她脫離苦海，因為瑪達麗娜知道自己對女兒受的罪已經無能為力。可是現在，我開始用媽媽的眼光來看瑪達麗娜了，媽媽肯定是這樣看的，一直都這樣看：瑪達麗娜是個繪圖員，坐在那兒，心平氣和地畫著她未來的地圖，干淨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兒排除在邊境線之外。她的成功堪稱輝煌，起碼按照訃聞所說，正是如此，文中簡略地記錄了一個精心打理過的人生，一個富含著成就、優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發現我無法接受這種成功，這種未受懲罰的逍遙。這是反常的。為什麼不必付出代價？苛求眾生的因果報應又去了哪裡？
可是，當我合上報紙，一種讓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開始出現了。一個微弱的暗示提醒著我，我對瑪達麗娜做出了過於苛刻的判斷，她和我其實沒有什麼不同。難道我們不是都曾經渴望著逃離，改頭換面，重塑新生嗎？到了最後，難道我們不是都砍斷了拴住我們的錨鏈，讓自己得到解脫嗎？可我又嘲笑著這樣的疑惑，告訴自己我們毫無相似之處，而我之所以對她感到惱怒，也許只是把它當成一件面罩，用來掩飾我的嫉妒，因為她在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這份報紙。如果薩麗婭必將知曉，那也不可能從我這兒知道。
媽媽拿著刀，把胡蘿卜皮撥到碗裡。她憎惡別人浪費食物。她要用這些皮醃一罐子果醬。
“哦，你有個重大決定要做了，薩麗婭。”她說。
讓我意外的是，薩麗婭扭過頭來問我：“你會怎麼做，馬科斯？”
“哦，我知道他會怎麼做。”媽媽張嘴就說。
“我要去。”我說，一邊回答著薩麗婭，一邊看著媽媽，滿心得意，因為我沒像她想的那樣說，而是扮演了起義者的角色。當然我的回答也是認真的。我相信薩麗婭甚至都不該猶豫。我會馬上把這個機會抓在手裡。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倫敦。
“你應該考慮一下。”媽媽說。
“我考慮過了。”薩麗婭遲疑了一下，說道。接著，她用更加遲疑的動作，抬起了眼睛，望著媽媽。“但是我不想接受。”
媽媽放下了刀。我隱約聽見她舒了口氣。這口氣她是一直憋著的嗎？就算是，她那張喜怒不形於色的臉也沒有流露出任何寬慰的跡象。“回答正確。當然是正確的。”
薩麗婭把手伸過桌子，摸了摸媽媽的手腕。“謝謝你，奧蒂阿姨。”
“我只講這一次。”我說。“我認為這是錯的。你們倆都在犯錯誤。”
她們扭過頭看著我。
“你是想讓我去嗎，馬科斯？”薩麗婭問。
“是。”我說，“我會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絕私校的教育。你以後還要念大學。你可以搞研究，當科學家、教授、發明家。你不想嗎？你是我認識的最聰明的人。你可以想當什麼就當什麼。”
我一下子說不下去了。
“不，馬科斯。”薩麗婭一字一頓地說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後這句話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辯駁的可能。
許多年以後，當我開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訓時，我理解了某種東西，而那天在廚房，在我力主薩麗婭應該離開蒂諾斯，去上寄宿學校的時候，我還不能理解。後來我懂了，這個世界看不見你的內在，它一點兒也不關心你的希望、夢想，以及憂傷，它們都被皮膚和骨骼遮蔽著。這是如此簡單，如此荒謬，又如此殘忍。我的病人們知道這些。他們看到了，關於他們是怎樣的人，將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骨架的對稱程度，兩眼之間的距離，下巴的長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擁有一個理想的鼻額骨。
美貌是個巨大而不當的禮物，來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選擇這個專業，就是想把優勢平均分給薩麗婭這樣的人，用我的手術刀，一刀一刀地去糾正這任意造就的不公，對一種我發現可恥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這樣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奪走一個小女孩的未來，讓她遭到遺棄，成為歧視的對象。
至少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我想，還有別的理由讓我選擇了整形外科。比如說錢，聲望，社會地位。若說我僅僅因為薩麗婭才做出這樣的選擇，那就過於簡單——這想法也許可愛——也有點兒過於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穩了。如果說我在喀布爾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人類的行為是混亂的，不可預測的，與方便的對稱性毫不相關。可是，我也在選擇怎樣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發現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張照片，故事將慢慢顯現，來確證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這個故事支撐著我。
我有一半時間在雅典行醫，去皺紋，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腳的鼻子。另一半時間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飛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亞和遠東，為孩子們工作，修復唇顎裂，去除面部腫瘤，修補面部損傷。在雅典的工作遠遠談不上滿足，但報酬高，可以讓我在做志願工作的時候，負擔得起幾個星期、幾個月的花銷。
後來，2002年初，我在辦公室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個我認識的女人打來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維奇，是個波斯尼亞護士。幾年前，我和她在倫敦開會時相識，共度了一個周末，有了樂事，我們都認為此事不足掛齒，但仍然保持著聯系，偶爾也在社交場合見面。她說她現在為喀布爾的一家非營利組織工作，他們正在尋找一位整形醫師，為兒童做手術，處理唇裂、彈片和子彈造成的面部損傷，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當場就答應了。我打算待上三個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沒回來。
薩麗婭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綠色的羊毛圍巾，穿著暗玫瑰色的厚外套，裡面是開襟羊毛衫和牛仔褲。這段日子她把頭發留長了，從中間分開，披落到肩膀上。她頭發全白了，正是這一特征——而不是那殘缺的下半張臉——觸動了我，讓我見到她的時候嚇了一跳。我並非對此感到驚詫；薩麗婭三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長白頭發，只過了十年，便已滿頭棉花般的白發了。我知道我也變了，頑強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後退的發際線，但是一個人自己的身體衰退是逐漸進行的，陰險而難以察覺。看到薩麗婭滿頭白發，就像見了驚心動魄的證據，知道她怎樣不可逆轉、無法規避地邁向老年，而聯想起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你會凍著的。”她說著，緊了緊脖子上的圍巾。這是一月，臨近晌午，陰著天，灰蒙蒙的。一陣冷風吹過，枯葉在樹上嘩嘩作響。
“想挨凍，得去喀布爾。”我說，提起了行李箱。
“隨便你，大夫。公共汽車還是步行？你來選。”
“咱們散散步吧。”我說。
我們向北走，穿過蒂諾斯城。內港裡停泊著帆船和游艇。小亭子裡賣著明信片和圓領衫。咖啡館外，人們坐在小圓桌邊，喝咖啡，讀報紙，下象棋。服務員們擺放著午飯用的銀色餐具。再過一兩個鍾頭，燒魚的味道就該從廚房裡飄蕩而出了。
薩麗婭興致勃勃地講起了故事，開發商要在蒂諾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別墅，可以遠眺米科諾斯島和愛琴海。這些房子主要是給旅游者和有錢的暑期房客住的，他們從九十年代便開始絡繹不絕。她說這片別墅會帶一個室外游泳池，還有一個健身中心。
多年以來，她一直給我寫電子郵件，為我記錄下重塑蒂諾斯的這些變化。帶有衛星天線、可以撥號上網的海濱酒店，夜總會、酒吧、小酒館，為游客服務的餐館和商店，出租車，公共汽車，人潮，躺在海灘上的半裸的外國女人。如今的農民已經不騎驢了，他們開上了小卡車——最起碼那些留下來的人是這樣。大部分農民很久以前就離開了，不過，現在有些人也在回遷，回到島上安度晚年。
“奧蒂一點兒也不高興。”薩麗婭說，她指的是這種變革。她也給我寫過這些，寫老島民們的懷疑，他們對新來者，對隨之湧入的改變滿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變化。”我說。
“抱怨不可避免的東西無濟於事。”她說。接著又道：“奧蒂會說：‘行了，早知道你會這樣講，薩麗婭，你又不是在這兒生的。’”她哈哈大笑，響亮而開懷。“本以為在蒂諾斯住了四十年，怎麼著也有這資格了。沒想到現在我才搞明白。”
薩麗婭也變了。盡管她穿著冬衣，我還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長胖了——不是肥胖，是干胖。如今她帶著一種開心的自嘲，一種頑皮的揶揄，就像她評價我的時候那樣，搞得我每次都懷疑，她發現了我做的事有點兒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這種開懷的大笑，兩頰上不落的紅暈——總體的印象是，一個農民的媳婦。一個頂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卻透著一股子朝氣蓬勃的威信和強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質疑。
“生意怎麼樣？”我問，“你還在工作嗎？”
“偶爾有。”薩麗婭說，“你知道這世道。”我們一起搖了搖頭。在喀布爾，我一直在看新聞，知道這一輪又一輪的緊縮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臘青年朝議會外的警察扔石頭，而警察們穿著防暴衣，發射催淚瓦斯，揮舞著警棍。
薩麗婭做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生意。數字時代到來之前，她基本上是個女師傅。她去別人家裡，給電視機焊功率晶體管，給舊的真空管收音機換信號電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恆溫控制器，封好滲漏的水管。老百姓憑自己的能力給她付錢。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無論如何也會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這錢。她說，我把干活當成玩游戲。拆東西，看看裡面怎麼運轉，仍然讓我覺得興奮。這段日子，她如同一個自開自支的獨女計算機服務部。她知道的所有東西都是自學來的。她只收些名義上的費用，幫人家排除電腦故障，修改IP設置，解決程序癱瘓和運行緩慢的問題，替人升級，處理啟動失敗。我曾不止一次從喀布爾打電話給她，焦急地求她幫忙，因為我的IBM死了機。
走到我母親的房子，我們在外面待了一會兒，站在院子裡那棵老橄欖樹下。我看到了媽媽最近那些狂亂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過的牆，只搭了一半的鴿子房，一塊木板上放著把錘子，還有一個敞開的釘子盒。
“她怎麼樣？”我問。
“哦，和以前一樣難伺候。所以我裝了那個玩意兒。”她指了指屋頂上的衛星天線。“我們看外國肥皂劇。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說最爛，演來演去都是一回事。我倆猜劇情，弄得她都不愛搭理我了。”她一步邁進大門。“歡迎回家。我給你弄點東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見了幾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廳裡的皮椅子，電視前白色的柳編茶幾。可是其他東西大體上都還在老位置。廚房的桌子現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圖案是交錯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籐籃裡的老油燈，油煙熏黑了扇貝形的燈罩；我和媽媽的照片——我穿白襯衫，媽媽穿著她的好裙子——仍然掛在客廳壁爐架的上方；媽媽的那套瓷器也還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卻感到每樣東西中間都有個空空的洞。我母親和薩麗婭在這兒相依為命，一過就是幾十年，對我而言，這段歲月卻是黑暗而遼闊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於薩麗婭和媽媽在這張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頓飯，缺席於那些歡笑，爭吵，持久的煩悶，疾病，正是這一長串簡單的儀式構成了人的一生。進入我童年的家有點迷惑，就像一部小說，很久以前我讀了開頭，後來又把它丟開，現在卻在讀它的結尾。
“來點蛋好嗎？”薩麗婭問。她已經套上了長長的印花圍裙，正在往平底鍋裡倒油。她在廚房裡來回移動，操控自如，一副當家做主的模樣。
“好啊。媽媽在哪兒？”
“睡著呢。她折騰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薩麗婭從抽屜裡撈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問，大夫。”
我踮著腳尖上了通往臥室的樓梯。房間黑暗。窗簾拉著，接縫處透進一片窄窄的陽光，橫打在媽媽的床上。空氣中充滿了疾病。它不僅僅是一種氣味，而更像一種有形的存在。每個醫生都感覺得出來。疾病像蒸汽一樣彌漫於房間。我在入口處站立片刻，讓眼睛適應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變幻，打破了黑暗，這一片光來自床邊的梳妝台，我想那是薩麗婭睡的一邊，原先我睡的那一邊。有幾個數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個。稻田，木屋，灰瓦鋪就的房頂，漸變為擁擠的巴扎，鐵鉤子吊著剝了皮的羊，再變為一個皮膚黝黑的漢子，蹲在渾濁的河邊，用手指頭刷著牙。
我拉過一把椅子，坐到媽媽床邊。我的眼睛適應過來了，我看著她，感到心裡有什麼東西碎了。我嚇了一跳，媽媽縮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經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著她的小肩膀，蓋著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歡她睡覺的樣子，嘴巴張開，耷拉著，好像在做一個苦夢。我也不喜歡看到她睡覺時，假牙在嘴裡滑得歪七豎八。她眼皮微微顫動了幾下。我坐了一會兒。我問自己，你本來指望什麼？我聽到鍾在牆上滴滴答答，樓下薩麗婭的鏟子在煎鍋裡乒乒乓乓。我打量著媽媽房間裡平庸生活的細節。固定在牆上的平板電視；屋角的電腦；床頭櫃上沒做完的數獨游戲，那一頁上放著一副老花鏡；電視遙控器；裝人工淚液的小藥水瓶；一管類固醇藥膏；一管假牙膠；一小瓶藥片；地板上還有一雙牡蠣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絕對不會穿這種東西。拖鞋旁邊有個敞開的袋子，裡面裝著紙尿褲。我無法把這些東西和我母親聯系在一起。我抗拒它們。在我看來，它們屬於一個陌生人。某個四體不勤、與世無爭的人。某個絕對不會讓你動怒的人。
在床對面，數字相框裡的照片又一次發生了變化。我連著看了幾張，然後想起來了。我認得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當年……干什麼來著？對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時候，我總是一式兩份，寄一套給薩麗婭。她都留著呢。這麼多年啊。薩麗婭。一股甜甜的情感湧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親妹妹，我活生生的“馬納爾”，一直都是。
她在樓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間的當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個東西。某個裝在鏡框裡的東西，釘在鍾下面的牆上。黑暗裡，我看不出那是什麼。我開了手機，借著微光一瞧。原來是美聯社的一篇報道，寫的是我在喀布爾效力的那家非營利組織。我記得這篇采訪。記者是個討人喜歡的韓裔美國人，有點兒結巴。我們合吃了一盤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飯，裡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張合影。我，幾個孩子，納比在後排，直挺挺地站著，手背在身後，兼具多種表情：愁苦，害羞，以及莊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經常刻意擺出的姿態。阿姆拉也在，還有她的養女羅詩。所有孩子都面帶笑容。
“馬科斯。”
我關上手機，下了樓。
薩麗婭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還有一盤熱氣騰騰的蛋，底下鋪了一層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經加過糖了。”
“你還記得。”
她坐下了，連圍裙也懶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著我吃東西，不時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臉。
我一直試圖說服她，同意讓我在她臉上做做手術，每一次嘗試我都記得。我告訴她，自從六十年代以來，外科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無法修復，最起碼也能顯著改善她面部的殘損。薩麗婭拒絕了，實在讓我大惑不解。我就是這個樣子。她對我說。一個平淡無趣、不能令人滿意的回答，我當時想，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不理解。我無情地想到了監獄裡的囚犯，他們被判了終身監禁，不敢出獄，害怕獲得假釋，害怕改變，害怕面對沒有鐵絲網和崗樓的新生活。
我對薩麗婭的勸說一直持續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會接受。可現在我理解了。因為她是對的——她就是這個樣子。我無法假裝知道那種日子是怎麼過來的，每天在鏡子裡盯著那張臉，打量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毀傷，繼而鼓足勇氣來接受它。它山一樣的重負，努力，堅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經年，如潮水沖擊，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幾分鍾，就能給薩麗婭一張臉，她卻需要花費終生，來把這張臉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會允許我用手術刀讓這一切前功盡棄。那就像在舊傷之上，又割開了新傷。
為了取悅她，我奮力吃蛋，哪怕並不真餓。“太好吃了，薩麗婭。”
“對了，你興奮嗎？”
“你什麼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後，拉開廚台的抽屜，取出一副方形鏡片的太陽鏡。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接著我想起來了。日食。
“哦，當然。”
“一開始，”她說，“我以為我們從針孔裡看看就行了。可是後來奧蒂說你要回來。那我就說：‘成，這麼著好了，咱們也時髦一下。’”
我們聊了一會兒日食，它應該在明天出現。薩麗婭說，日食將在早晨開始，大概中午結束。她已經看過了天氣預報，放了心，島上不會是陰天。她問我想不想再來點蛋，我說想，然後她告訴我，魯索斯先生老當鋪的舊址已經建起了網吧。
“我看見那些照片了。”我說，“在樓上。還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撲落到手裡，看也不看就丟進身後的洗碗池。“哦，那很簡單。再說掃描和上傳也不難。難就難在按照國別給它們分類。我得坐下來好好琢磨，因為你從來都不寫個說明，只寄照片。她在這方面非常較真，要按國別理順了。她就是要弄成這個樣子。她非這麼干不可。”
“誰？”
她發出一聲歎息。“‘誰？’他問。奧蒂唄。還有誰？”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網上找到的。”
“媽媽搜過我？”我問。
“我就不該教她。現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網絡跟蹤狂了，馬科斯·瓦爾瓦裡斯。”
媽媽在午後下了樓。她穿著深藍色的浴袍，還有那雙已經讓我暗自憎惡的絨毛拖鞋，看上去梳了頭。我見她走下樓時動作正常，總算放了心，她對我張開雙臂，睡眼惺忪地笑著。
我們坐在桌邊喝咖啡。
“薩麗婭呢？”她吹著杯子問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嗎，媽媽？”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邊、靠牆放著的一根手杖。剛進家我都沒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壞天氣才用，還有散步時間長的時候。即使那樣，也主要圖個心裡舒坦。”她說起來也太輕描淡寫了，我可知道，她對手杖的依賴程度遠遠大過她嘴上說的。“我擔心的是你。那個可怕的國家，那些新聞。薩麗婭不想讓我聽到。她說那會讓我寢食難安。”
“我們確實有暴力事件，”我說，“但總的來說，老百姓的日子該怎麼過就怎麼過。而且我總是很小心的，媽媽。”我肯定不會告訴她，馬路對面的酒店發生過槍擊，對外國救援人員的襲擊近來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謂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裡開車出去時，一直帶著一把9毫米的手槍，也許一開始我就不該提這茬。
媽媽喝了口咖啡，暫時鳴金。她沒逼我。我弄不清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樣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這只是一種戰術，不想把我逼入絕境，逼得我撒謊，或是說出只會讓她揪心的事情。
“聖誕節我們想你來著。”她說。
“當時我走不開，媽媽。”
她點點頭。“你現在回來了。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記得小時候，每天早晨我們一起去學校之前，媽媽都和我在這張桌子上吃早點，安安靜靜，簡直可以說一片肅穆。我們談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媽媽，我也擔心你。”
“用不著。我自己照顧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種目空一切的自負忽然閃現，如同霧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時候呢，那又怎麼辦？”我不是在和她抬槓。我這麼問是因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將來的角色是什麼，也不知道我會不會扮演一個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對。然後，她往杯子裡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攪著。“這是個很有趣的事情，馬科斯，但是人們通常回避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自己活著，全憑他們想要的東西，可實際上呢，支配他們的是他們害怕的東西，是他們不想要的東西。”
“我聽不懂，媽媽。”
“哦，就拿你來說吧，舉個例子。你離開這兒了。你過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這兒。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後腿。再拿薩麗婭來說。她留下了，那是因為她不想再讓人盯著看。”
我看著她嘗了嘗咖啡，又往裡面倒了滿滿一勺子糖。我記得我小時候每次想和她爭辯，總是感覺力不能及。她說起話來根本不給我還嘴的余地，一張口就用大實話把我拍扁，有什麼說什麼，直截了當。我總是一個字都說不上來，就被她徹底擊潰。我老覺得這不公平。
“你呢，媽媽？”我問，“你怕什麼？你不想要的是什麼？”
“成為負擔。”
“你不會的。”
“噢，這可讓你說對了，馬科斯。”
這句謎一般的話讓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納比在喀布爾給我的信，他那份死後的告白。蘇萊曼·瓦赫達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約。我禁不住地想，媽媽是否也和薩麗婭有了相似的約定，她是否已經選好了薩麗婭，在大限將至的時候救她脫離苦海。我知道薩麗婭會這麼干。她現在是個強人了。她救得了媽媽。
媽媽打量著我的臉。“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馬科斯。”她說。她的語氣現在變得和緩了，重新引導著談話的進程，仿佛已經看出了我的心思，發現了我的焦慮。假牙，尿褲，絨毛拖鞋，這些東西剛才讓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著先手。她總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壓垮。”
終於有了句假話——她最後說的這一句——可這是一個善意的謊言。她知道她壓不垮我。這一點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幾千公裡之外。那些不快，勞作，苦差，都將落到薩麗婭身上。可是媽媽把我也算進去了，給了我不配得到，也沒想得到的賞賜。
“不會那樣的。”我毫無底氣地說道。
媽媽笑了。“說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決定去那個國家的時候，我並不完全贊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點。”
“當時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去。你為什麼要放棄一切——醫生的事業，錢，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窩在那個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邊，沒喝，又放下了。“該死的，有些話我講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說道，“可我還是打算告訴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讓我驕傲的，馬科斯。”
我低頭瞅著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話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嚇著我了。弄了我一個措手不及。因為她這句話。要不然就是因為她說話時眼睛裡柔軟的光。我手足無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樣的回答。
“謝謝你，媽媽。”我小聲擠出這幾個字。
我再也說不下去了，於是我們安靜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間的空氣充滿了窘迫，也充滿了我們共同的體認，關於所有失落的光陰，那些蹉跎的機遇。
“我一直想問你個事。”媽媽說。
“什麼事？”
“詹姆斯·帕金森，喬治·亨廷頓，羅伯特·格雷弗斯，約翰·唐，還有我這位盧·格裡克。?病的名字怎麼也有人來壟斷？”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親也回瞪給我，然後她放聲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來了。此時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們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媽媽系了條厚圍巾，穿著大衣，腿上蓋著保暖的羊毛毯，對付刺骨的寒意。我們喝著咖啡，咬著肉桂味兒的烤榅桲片，這是薩麗婭特地為今天買的。我們戴著日食眼鏡，舉目望天。太陽朝北那一邊已經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點像薩麗婭那台蘋果筆記本電腦上的商標，她隔一會兒就把電腦打開，在一個網絡論壇上寫幾句評論。街頭巷尾，到處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頂上，觀看這一奇景。有些人已經帶上全家老小，去了島的另一頭，希臘天文學會在那兒架起了望遠鏡。
“什麼時間食甚？”我問。
“將近十點半。”薩麗婭說。她推起眼鏡，看了看手表。“大概再過一個小時。”她興奮地搓搓手，在鍵盤上敲了句什麼。
我看著她倆，媽媽戴著黑眼鏡，青筋暴凸的雙手交疊著放在胸前，薩麗婭急風暴雨般地敲打著鍵盤，白發從無簷便帽下散亂而出。
你做的是好事。
前一天夜裡，我躺在沙發上，琢磨著媽媽說過的話，思緒飄飄蕩蕩，想起了瑪達麗娜。我記得我在少年時代，常為媽媽不做、而別的母親都會做的那些事耿耿於懷：牽著我的手走路，讓我坐在她腿上，睡前給我讀童話書，親我臉蛋道晚安。這一切歷歷在目。但是這麼多年來，還有一個更大的真相，我卻一直視而不見，任由它處在不被承認和未受賞識的狀態，在我的滿腹委屈之下深埋。那就是：我的母親絕不會離開我。這是她給我的禮物，這是個鐵打的事實，她絕不會對我做出瑪達麗娜對薩麗婭做的事。她是我的媽媽，她不會離我而去。對這一點，過去我只是簡單地接受，覺得理所當然。我不曾為此感謝過她，就像我不曾感謝過灑在我身上的陽光。
“看！”薩麗婭大叫了一聲。
突然，我們周圍的一切——地上，牆上，我們的衣服上——無數小小的，閃亮的光鐮出現了，新月形的太陽發出的光，從我們家橄欖樹的樹葉之間穿過。我發現一片月牙兒在我的杯子裡，在咖啡上閃爍著，還有一片在我的鞋帶上起舞。
“把你的手給我，奧蒂。”薩麗婭說，“快點！”
媽媽張開雙手，掌心向上。薩麗婭從衣袋裡拿出一片方形的雕花玻璃。她拿著它，放到媽媽手掌的上方。忽然，好多月牙兒形的小彩虹出現了，在我母親手上，在滿是皺紋的皮膚上顫抖著。她也喘息起來。
“快看，馬科斯！”媽媽說。她齜著牙樂啊，高高興興地，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活像個小女生。我以前從沒見過她笑得這麼純潔，這麼沒有心計。
我們坐著，我們仨，看著顫抖在我母親手上的小彩虹，我既覺得悲傷，又苦於舊創，每種感覺都像一只爪子，扼住了我的咽喉。
你做的是好事。
你挺讓我驕傲的，馬科斯。
我已經五十五歲了。這些話我已經等了多半輩子。現在太遲了嗎？我們，媽媽和我，已經虛擲得太多，蹉跎得又太久嗎？我心裡有一部分在想，最好讓一切照舊，仿佛我們誰也不知道，一直以來我們有多麼難以相合。那樣就會少些痛苦。也許好過這份遲來的禮物。這脆弱的、戰栗的小小微光，映射出我們之間原本可以怎樣相處。它招致的只會是悔恨，我問自己，悔恨有什麼好處？它什麼也不能挽回。我們失去的東西再也無法彌補。
可是我的母親開了口。“多美啊，對嗎，馬科斯？”我對她說：“是的，媽媽。很美。”我心裡好像決了口。我伸手過去，把我母親的手拿在了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