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匯麗的征地計劃已經批了下來，沈一飛也放了出來，他們請鄭天良在紅磨坊吃飯，酒過三巡，沈匯麗別有用心地對鄭天良悄悄地說了一句：“老板，你已經有兩個多星期都沒答應跟我一起唱歌了。”沈匯麗在“唱歌”這個詞上加重了語氣，鄭天良當然懂得沈匯麗此時說唱歌的真實含義，但他還是將錯就錯地說：“實在對不起，我太忙了，連吃飯都沒時間，更顧不上唱歌了。”
正說著，鄭天良的電話響了，吳成業在電話裡說：“已經快三點了，怎麼還沒到辦公室來。”鄭天良發覺這頓飯吃的時間太長了，於是他就對在座的說：“我要回辦公室有事，你們繼續聊吧。”說著站起身就走了，他知道吳成業找他肯定不會有什麼好事，但他又不能向酒桌上的人說。
剛剛擔任縣紀委副書記的吳成業似乎在抓經濟案件上比任何人都要積極，在這次清產核資和審計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全都移交給了縣紀委，目前已經抓了三個，撤了六個，還有十幾個人的問題正在調查之中。
鄭天良趕到辦公室的時候，吳成業站在鄭天良辦公室裡看牆上的合安縣地圖。兩個人這些年已經很少有來往，所以相互之間說話就少了許多隨意和輕松，吳成業見鄭天良滿臉通紅，就說：“我看你這位縣長大人現在越來越如魚得水了，不要臉喝紅了心變黑了，也不要哪天逮到我的手裡，讓我跟你過不去。”
鄭天良聽到這話非常刺耳，自己的女兒被他家兒子拐到了南方，吳成業對此從來沒有發表過一句家長的意見，鄭天良當然不會跟他討論兒女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兒跟吳成業兒子的關系定位在同鄉同學的關系上。不知怎麼，這些年來，他看吳成業越來越不順眼，這個人一副反革命分子的樣子，牢騷多，怪話多，副科級一干就是十幾年，眼睛裡從來沒有上級。鄭天良見吳成業出言不遜，就反唇相譏說：“我真要是有什麼問題了，好像還輪不到你來查，除非明天早上你就升為市紀委書記。”
吳成業沒有跟鄭天良糾纏，他開門見山地說：“沈一飛是放出來了，但他的事情還沒有結束。”
鄭天良說：“沈一飛主動將錢捐給了福利院，這種行為正是拒腐蝕永不沾的具體體現，我們要充分肯定並要對這樣的同志進行重用，縣委已經研究過了，沈一飛的責任感是非觀很強，他馬上就要出任啤酒廠改制領導小組組長，全權負責啤酒廠的工作。”
吳成業說：“你不要再給我打什麼掩護了，我們已經經過筆跡鑒定了，沈一飛捐出去的真正的日期應該是最近這一個月內，而不是去年九月，這種典型的弄虛作假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是迫於審計的壓力做出的一種無奈之舉。所以我已經向縣紀委常委會提出了建議，對沈一飛實行雙規，也許還有更多的問題被掩蓋著，他都敢這樣弄虛作假來欺騙組織，他還有什麼事不敢干。”
鄭天良一聽這話，心裡有些慌了，但他調整了一下情緒，又故作鎮靜地說：“你是代表縣紀委來跟我談話，還是代表你個人？”
吳成業是一個說話不會拐彎的人，他說：“我既是代表組織，也是代表個人，我是向你核實一下沈一飛這個人的一貫表現，也想爭取你這個分管縣長的支持。”
鄭天良說：“沈一飛一貫表現很好，我個人反對對沈一飛采取措施。你那個鑒定不具備權威性，所以你無論代表紀委還是代表個人，我都要申明一點，紀委既是在捍衛黨的紀律，更是要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不能帶著整人的目的去抓黨紀，沈一飛的事情縣委常委會上我們已經做了結論，而且也向紀委通報過了，沈一飛在這件事中本來就是被動的，而且是田來有強行塞給他的，無論是當時捐的，還是後來捐的，他在主觀上都沒有對這八千塊錢有據為已有的主觀故意。看問題要客觀，要多角度地看。”
吳成業說：“我不管你怎麼解釋，反正我的意見是，這個案子要重新審理。筆跡鑒定我可以帶到省公安廳去做。”
鄭天良說：“你是不是被打成了十幾年反革命，對所有自由生活的人都充滿了仇恨和敵意？我再問你一句，就八千塊錢也值得你揪住死死不放，而且人家提前都捐了出去。你究竟想干什麼？是不是沈一飛是在我手裡提撥起來的，你不把他送進牢裡，心裡不平衡，是不是？那好吧，只要縣委能通得過，你馬上就可以把沈一飛帶走。我不想對你解釋了，我馬上還要到工業區去，你看著辦吧。”
鄭天良拂袖而去，他將吳成業扔在辦公室裡。吳成業看著屋外稀薄的陽光，兩手抄在袖子裡，擤了一把鼻涕，走了。
第二天，鄭天良建議宣中陽召開常委會，立即任命沈一飛為啤酒廠改制領導小組組長，全權負責啤酒廠全面工作。鄭天良現在是分管工業的常委副縣長，任命一個副科級的臨時小組長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所以會上幾乎沒怎麼討論就通過了。文件下達後，縣紀委常委會面對著縣委的文件當然不能再采納吳成業的意見了。因為說到底也就是八千塊錢的事，雖說五千塊錢就算重大的經濟犯罪，但真要是八千塊錢都雙規逮捕，那監獄是遠遠不夠的，現在的幾千塊錢，有時也只夠吃一頓飯。
縣城太小，一有風吹草動，輿論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清產核資和審計聯合小組進駐工業區後，縣裡的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就在酒桌上茶樓裡議論開了。他們希望局面越亂越好，領導們之間斗得越凶越好，田來有“雙規”，楊功成被捕，還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工業區的廠長經理們正在接受調查，一時間，縣城裡風聲鶴唳，謠言四起，老百姓當然期待著抓的人越多越好，這會使他們貧窮而又無法享受腐敗的平庸生活變得踏實和自信起來。縣城政界的主要觀點是，對工業區采取的行動是葉正亭對黃以恆地方勢力的一次政治清洗，鄭天良在這次清洗中沖鋒陷陣是對黃以恆這麼多年壓制他的一種反抗，也是他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一個重要標志，有人說，宣中陽肯定要調離合安，鄭天良接任縣長或書記的可能性相當大，這種政治走勢在這一年秋天更加明朗。
自葉正亭來合安調研後，黃以恆再也沒有來過合安，也沒對合安發表過任何一次具體的講話和指示，宣中陽也沒有了以前的氣勢和勁頭，他有一種得過且過窮於應付的架勢。鄭天良在葉正亭的支持下，已經成了合安說一不二的人，他幾乎每天都出現在電視新聞裡，宣傳部孟強部長要求縣電視台成立一個專項報道組，及時准確地將鄭縣長抓經濟工作的鏡頭報道出來，他對電視台台長說，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大合安經濟改革力度的關鍵時期，電視台成立專項報道組是宣傳中心工作的需要。孟強向鄭天良匯報了這件事，鄭天良說：“孟部長，不要多報道我的鏡頭，縣裡要突出宣縣長的核心地位，請你們把握好分寸。”孟部長說：“我們宣傳工作主要是圍繞經濟建設為中心來開展的，所以這不是突出你鄭縣長，而是突出我們的宣傳方針。”鄭天良點點頭，然後請孟強部長晚上一起共進了晚餐，藍湖賓館的總經理安排了最好的一個包廂“天柱廳”，鄭天良又邀來了沈一飛、趙全福、沈匯麗等人作陪，酒桌上，鄭天良對孟強說：“趙全福已經宣傳得很多，他是我們縣的明星企業家，名聲在外了。小沈這次回家鄉來投資，開發我們縣最現代化最時尚的住宅小區羅馬假日花園，手續已經全部辦下來了，一旦開工，你們要多多宣傳。我們這些當領導的要少宣傳，要把企業家推到新聞宣傳的前台去，我提一點意見，供孟部長參考。”孟部長說宣傳企業家是肯定的，小沈回來投資我們會作為重點宣傳的。沈匯麗有些情緒激動，就很誇張地跟孟部長喝了個雙杯，趙全福說鄭縣長偏心，沈匯麗就說趙全福為富不仁。喝酒的氣氛相當熱烈。沈匯麗是歪歪斜斜地離開酒桌的，臨走前，她抓住了鄭天良的手，手指狠狠地摳著鄭天良的手心，鄭天良讓趙全福的總裁助理於文紅扶住沈匯麗，說：“小沈喝多了，你照顧一下。”於文紅迅速上前架住了沈匯麗的胳膊。沈匯麗醉眼惺忪地對鄭天良說：“老板，你什麼時候陪我唱歌呀？都快一個月了。”
鄭天良沒有理睬沈匯麗，他跟孟強部長說笑著向外走去。鄭天良有些後悔讓沈匯麗來，本來是想幫她宣傳宣傳，可她太容易失態。
鄭天良回辦公室看材料，發現東頭宣中陽辦公室的燈也亮著，他就走過去，敲門進去了。宣中陽見鄭天良進來後就站起來讓座，鄭天良坐在宣中陽對面，兩個人點上煙開始說話。宣中陽說：“晚上沒回去休息？”鄭天良說：“你和正亭書記將這麼重的擔子壓到我的身上，回家也睡不踏實，所以就利用晚上時間處理一些材料。合和的報告已經送上來很長時間了，你看我們是不是找個時間在常委會上議一議，正亭書記要求我們思想再解放一點，步子要大一點。我看可以讓合和廠回遷縣城。現在將這麼好的一個企業辦在鄉下是影響我們縣改革形象的。”
宣中陽說：“老鄭呀，你的意思我懂。但有一點應該要慎重考慮一下，遷廠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更何況又不要縣裡拿錢，完全是應該支持的，但你想過沒有，合和廠當初作為鄉鎮企業遷回鄉下是黃市長的意見，現在已經變成民營個體企業了，讓這個廠遷回來是不是要證明黃市長當初的決策是錯誤的？是不是在客觀上用民營企業來壓目前不景氣的國有企業？而且你還要讓合和廠遷到工業區裡成為啤酒廠的鄰居，這是什麼意思嘛？”
鄭天良笑了笑，沒有正面接宣中陽的話，只是籠統地說：“宣縣長，你說這話就有些上綱上線了，我看問題沒那麼嚴重。”
宣中陽說：“不是我看得嚴重了，而是你本來就做得很嚴重。啤酒廠當初是在合和廠的廠址上建起來的，你現在要讓合和再遷回來用醬菜廠壓啤酒廠，是不是做得太不含蓄了？我不說，別人會說，輿論會說，你是封不住老百姓的嘴的。再說，啤酒廠今年下半年通過我們的努力已經走出了困境，明年實現贏利已成定局。我同意你在葉書記沒來之前對工業區的評價，工業區的大方向是對的，思路也是正確的，目前的困難完全是暫時的，甚至是人為的。我們共產黨的縣委連這幾個企業都管不好，還要我們干什麼？”
鄭天良看著一貫沉穩的宣中陽有些情緒化了，他反而鎮靜了起來：“宣縣長，我到目前為止，還是堅持自己的這一觀點，即使正亭書記來調研的時候我在會上都沒有對工業區和啤酒廠說半個不字，你應該很清楚我的立場。現在的清產核資和經營審計完全是市委的決定，而且是為下一步改革做准備的。只要市委沒有對工業區和啤酒廠下達明確的指示，我決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宣中陽說：“但是你已經讓田來有進去了，也讓楊功成被捕了，還有十幾個廠長經理們惶惶不可終日，這哪裡是在清產核資，簡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進去了，誰來干活？”
鄭天良看到有一個蒼蠅在深秋夜晚的光線中軟弱無力地飛行著，他看著蒼白燈光下的蒼蠅走投無路，他的視線沿著蒼蠅飛行的軌跡左右移動著。過了一會兒，他仍然不緊不慢地說：“清產核資出現的問題是我遠遠沒有想到的，而且老田這麼大年紀了，還干出這些事來，為了區區幾萬塊錢，把自己的名譽都毀了，實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吳成業談談，這個同志就希望我們出事，我前天已經跟他嚴肅地指出來了，紀委要為經濟建設幫忙而不要添亂，你看他一見到誰有問題了馬上就興奮。老田的事審計部門要是事先向我匯報，我肯定要按住不動，這倒不是保護腐敗，而是本著對干部負責的態度，干了一輩子了，不容易，偶爾有個過失，內部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紀委和檢察院是靠抓人多少來評定工作成績的，抓的越多成績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辦法，我們到市裡去跑一跑，找正亭書記和黃市長說一說，能不能網開一面，不要弄到檢察院去，讓老田把錢退了，回來後再說。”
宣中陽很不放心地望著鄭天良，然後說：“葉書記那裡只有靠你去說情了，我是不敢為腐敗說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誰也救不了他。”
鄭天良說：“當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說的，我們這是私下裡說說，傳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為難，因為我跟老田調換了分工，人家以為是我在搞老田，其實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據說是楊功成在審計調查的時候供出了老田，縣紀委立即就通報市紀委，我找了市紀委的同志，但市紀委的人凶得狠，一個小科長都敢對我指手劃腳的，根本不讓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們倆去市裡，你不好講，我來講，當面向正亭書記和黃市長求情，只要我們盡到努力了，我們也就對得起老田了，這種做法雖然不符合組織紀律，但說老實話，我們現在抓工作應該要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統一起來，毛主席就曾表揚過鄧小平是‘這個同志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話又說回來了，與那些幾百萬幾千萬的大貪官比起來，老田的這三萬多塊錢根本不算什麼。”
宣中陽見鄭天良說得很誠懇就勉強答應跟鄭天良去市裡一趟，鄭天良說以向書記市長匯報清產核資和審計結論的名義，順便引到田來有的問題上去，這樣過渡就比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陽到市委向葉正亭和黃以恆匯報合安縣工業區的情況，鄭天良發現黃以恆跟葉正亭很親密，葉正亭在聽匯報的過程中給茶杯裡加水時，主動先給黃以恆的杯子加滿，黃以恆說：“還是我自己來吧！”，葉正亭說：“不要在一些細節問題上斤斤計較了，總有一天我們退下來都成了老百姓，你不還是我的老兄。等級制度讓我們在倒茶問題上都深受其害。”黃以恆和宣中陽鄭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來。
因為宣中陽和鄭天良主要是為田來有求情來的，再加上黃以恆在場，合安工業區問題無疑是相當敏感的，所以鄭天良匯報工業區清產核資和審計情況的時候非常原則而抽象，只是說已經提前完成了這項工作，但只字不提實際資產情況和審計中存在的問題，不拿出具體數字來。而七繞八繞後，卻繞到了田來有的問題上，鄭天良說：“田來有同志為工業區建設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勞任怨不計個人得失的，所以拿了兩三萬廣告回扣完全是一時糊塗，而且這與貪污受賄還是有些區別的，應該把它定性在經營活動中吃回扣這一層來考慮，田來有的問題是屬於領導干部不恰當地參與了經營活動，而不是受賄。所以請葉書記、黃市長能不能從這個角度來從輕處理。”
黃以恆很詳細地看著鄭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樣地推敲著鄭天良的表情，然後問了一句：“老鄭，你是來匯報工作的，還是來為田來有求情的？”
宣中陽看了看鄭天良，鄭天良說：“匯報工作，也順便說一說縣裡對田來有問題的基本態度，中陽同志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
宣中陽點了點頭，表示肯定。黃以恆說：“我不知道你們合安縣委的領導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國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經成了一紙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嗎，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來廢除國家的法律嗎？我不會這樣做，葉書記也不會這樣做。田來有的蛻化變質和腐敗墮落是他自己個人的行為，不代表合安縣整個班子的形象，不需要開脫什麼，他的問題由紀委和檢察院來定。”
鄭天良覺得黃以恆的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對部下的冷酷無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對葉正亭的試探，搶先表明正義後，他要看葉正亭對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麼態度，因為葉正亭知道田來有是黃以恆重用的人，現在已經被“雙規”，下一步是不是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葉正亭在黃以恆講完後，劈頭蓋臉地將鄭天良訓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來匯報工作的，而是來為田來有求情的，耍什麼滑頭？有你這麼匯報的嗎？沒有具體數字，沒有詳細的情況分析，沒有對形勢的基本判斷，沒有對未來的整體思路，我不知道你鄭天良這個全省最早的鄉鎮企業明星書記是真的，還是假冒的水貨？如果下一次你還是這樣來匯報工作的話，我就請你讓賢，你這簡直就是在浪費我和黃市長的時間。”
鄭天良抹著鼻尖上的細汗，聲音軟弱地為自己辯護說：“葉書記黃市長，工業區清產核資和審計情況我們只是簡要地匯報一下，具體情況我們還有一個詳細的匯報材料，明天就報來。”
葉正亭嚴厲地說：“所以你們就打著匯報的幌子來為田來有說情，搞什麼名堂！田來有不抓起來，你們合安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田來有前僕後繼。搞經濟建設，領導干部過不了金錢關，是絕對不能用的。之所以讓你協助中陽同志抓經濟工作，就是因為許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風一貫是正派廉潔的，看來對你要重新認識。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們，我在河遠一天，就不會讓腐敗分子安穩地過日子，誰也不行！”
鄭天良和宣中陽等於走進了死胡同，他們非常失敗地離開了市委辦公大樓。黃以恆讓二位中午留下來吃飯，宣中陽和鄭天良都說要趕回去有事，就告辭了。走出了飄揚著旗子的大樓後，鄭天良對宣中陽說：“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態度也好，雖然碰了個鼻青臉腫，但我們對老田是仁至義盡了。”宣中陽沒有搭腔，一臉的無奈。鄭天良說他還要到經委去一下，宣中陽就先回去了。
鄭天良住進地處偏僻的“鴻運賓館”後，關上門，一個人坐在房間裡從公文包裡掏出十萬塊錢，他感到這包錢放在身邊就像懷裡揣了一顆劣質手榴彈，隨時都要爆炸，他想把這顆手榴彈扔掉，扔到河遠的銀行裡，這樣安全一些。中午一個人在餐廳吃了飯後，趁著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飯的空檔，鄭天良戴上太陽鏡悄悄下樓上了出租車，見四周沒有一個熟人，他叫出租車開到市郊開發區的一個中行營業部，營業部裡沒有一個人，他匆忙地推門進去，將太陽鏡壓低在鼻梁上，憋著聲音在櫃台上用十萬塊錢換了一張存單，在填寫存款人姓名時，鄭天良寫上了“周玉英”三個字，櫃台裡那位嘴上塗滿了口紅的女員工揚起又細又彎的眉毛問鄭天良“你是周玉英？”鄭天良心裡一驚，然後又反戈一擊道，“有什麼不妥當嗎？”女員工笑了起來，她說“沒什麼，因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沒想到你跟婆婆是一個名字”。鄭天良穩定了一下墨鏡，說，“看來我和你婆婆還有些緣分。”說著打了一個響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賓館，他摘下墨鏡，然後推開衛生間的門，衛生間裡一無所有，只有抽水馬桶放水的聲音異常尖銳地經過他的耳膜，他懷疑是不是剛被人用過或有人來過？於是他很懷疑地盯著馬桶，十五分鍾過去了，馬桶放水的聲音一如既往。鄭天良謹慎地走過去，掀開抽水馬到成功桶蓋，他發現原來是水箱漏水。其實他並不想上廁所，這種多此一舉的動作從一開始就讓他外強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報復性地狠狠地關上了衛生間的門，然後又拉上了厚厚的窗簾，午後燦爛的陽光被關在了屋外。白天的燈光有些別扭，它給人一種做作和故弄玄虛的氛圍，這使鄭天良對這個空間產生了部分的抵觸情緒。於是，他坐到房間的沙發上點燃了香煙，香煙在他的頭頂上騰起柔軟而安靜的幾縷青霧，惶惑的心溪水一樣地逐漸平息下來。他從包裡摸出了存單，他發現上面全是機械的圖案和電腦打印的數字與符號，看不出一點人的痕跡來，存單其實就是一張紙，鄭天良感到這張紙對他不構成威脅，心裡就越來越踏實。抽完了煙，鄭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聽到的是自己呼吸的聲音，這麼年來，從來還沒有感受到過自己的呼吸的聲音，這聲音粗糙卻均勻，緩慢卻流暢，如同一架用了許多年的風箱，自己的生命就在這風箱裡進進出出幾十年了。鄭天良躺在松軟的席夢思上浮想聯翩，他覺得自己像一個特務，又像一個演員。特務和演員的主要行為就是表演，人活著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創造性，所以讓人很振奮，很有成就感。如果說生活是一門藝術的話，生活的基本形式就應該是表演，表演才能產生出藝術。
就在鄭天良想入非非的時候，手機響了，鄭天良一驚，像聽到警笛一樣有短暫的緊張，但在確認了是手機鈴聲後，他鎮定地打開電話，是葉正亭打來的。葉正亭問：“你回到合安了嗎？”鄭天良說是的。
鄭天良說：“你趕緊准備好工業區各企業的對外招商引資的具體材料，尤其是對投資環境和投資優惠政策要介紹清楚，要突出工業區的規模效益，用銅板紙彩印工業區宣傳畫，下個月河遠市要在深圳舉行招商引資洽談會，我們已經在深圳廣州和香港及東南亞的一些媒體上刊登了宣傳廣告，而且在全球重要的網站都發布了信息。你們工業區是重點，不對外融資，只能是死路一條。”
鄭天良聽了後非常振奮，他知道啤酒廠是想保也保不住了，工業區和啤酒廠就像一道簡單的數學題1＋1＝2一樣，轉讓股權和拍賣是唯一出路。當然即使再簡單，他還是要將公式演繹一遍的，所以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在電話裡對葉正亭說：“葉書記，這太好了，我們合安的廣大干部群眾早就在等待著這一天了，但市裡一直沒有明確的措施，再加上我們改革思路長期處於含糊狀態，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真是無所適從。還有一點，我向葉書記要匯報一下，今天上午為田來有說情的事，你應該能看出來，我是被宣中陽拉來的。縣官不如現管，你又要我平時多尊重宣中陽，所以我不得不來，這是團結的需要，也是無奈的選擇，所以請葉書記能夠諒解。”
葉正亭說：“我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如果真是你鄭天良來說情，我會立即就將你撤了。好在以恆同志與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撈錢一方。”
鄭天良在電話裡連連稱是，他說：“葉書記，我這個人就是想干點事，對錢實在沒多少興趣，生不帶來，死不帶走，放在身上還是個累贅。”
葉正亭說：“你不要再進行廉政表白了，趕緊把招商引資的宣傳材料落實好。”
鄭天良關上電話往松軟的席夢思床上一倒，將十萬元存單拿在手裡，存單上生硬的數字和規范工整的圖案像手銬腳鐐一樣地呈現在他的瞳孔裡，他聽到了手銬腳鐐丁丁當當的聲音，於是他匆忙地拿起電話撥響了趙全福的手機，他要讓趙全福將這十萬塊錢拿回去，趙全福接通電話的時候，鄭天良突然發現了存單上是周玉英的名字，於是他對趙全福說的第一句話是：“沒什麼事，我是想問問合和這些年你總共賺了多少錢？”趙全福說：“我也不知道賺了多少錢，不過賺錢也都是少不了朋友們幫忙的，除了你鄭老板我沒給過你一分錢好處，其他朋友們的茶水費不付一些是說不過去的。你要是有什麼困難，跟我說一聲就行了。”鄭天良說：“沒什麼，我是隨便問問。”鄭天良合上電話又躺到了床上，這時，他發現屋頂上有一個暗褐色的斑點，他在猜測這個斑點究竟是蚊子還是蒼蠅臨死前留下的痕跡，也許是一個誤入歧途的蛾子遭遇了最後一擊留下的。他爬起來打開窗簾，然後坐在沙發上觀察著斑點，屋外的陽光漏進來，斜射到屋頂上，斑點的顏色就漸漸地淡了起來，後來就在鄭天良的視線裡一片虛無了。
鄭天良准備洗個澡後退房，然後立即回合安。
鄭天良洗好澡後，他在衛生間的鏡子裡看著自己的裸體，這個已經日趨肥胖的裸體已經不屬於周玉英一個女人了，它不是周玉英的專利，所以它已經占領過另外兩個女人，這種裸體走私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罪惡感，也沒有背負多少道德上的壓力，他覺得男人的裸體本來就是為女人准備的，女人是一個抽象的集合概念，從純粹的性的意義上理解，占領一個女人和占領一萬個女人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如果不是道德或紀律或金錢的約束，任何男人都是願意占領更多女人的，克林頓也不例外。大多數人都這樣想，但大多數人都不這樣講。這也應驗了，嘴上講的行動中不干，行動中干的嘴上不講，這不是人的虛偽，而是人生存表演的一種基本素質。這個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戴著面具跳舞的，但所有的人都在文明的面紗下將自己打扮得無比純潔，克林頓要不是那個萊溫斯基的朋友為錢所誘惑而出賣了克林頓，克林頓就是純潔的，他的西裝領帶上看不出絲毫淫蕩的跡象，還有王寶森、陳希同這些比他官大得多的老黨員老首長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鄭天良跟這些同志比，簡直就是一個害虐疾的小螞蟻，這樣一想，他看到自己在鏡子裡的裸體一貧如洗，褲襠裡的器官無比自卑。
他裸體走出衛生間踩在松軟的地毯上，踩地毯的感覺很像接受異性按摩。正准備穿衣服，電話又響了，是沈匯麗打來的，沈匯麗問：“老板，你怎麼跑到河遠去了，我到合安你就到河遠，我回河遠，你又到了合安。難道我們真的這麼沒緣份？”
鄭天良一聽是沈匯麗的聲音，他的身體開始發熱，在這個遠離家鄉遠離熟悉目光的賓館裡，他的身體情不自禁地堅硬起來。他發覺自從調整分工後快一個多月了，他有意無意地回避著沈匯麗，頗有一種小人得志的自負，然而他並沒有得志，更何況政治前途與擁有情人之間本來就沒有任何因果關系。他杞人憂天的表演實際上是對自己的殘忍和對沈匯麗的不尊重，於是，他對著電話說：“有沒有緣份不在於你我是不是在一起，而是在一起的時候能不能你死我活。”
這句帶有挑逗性的暗示使沈匯麗在電話裡很純潔地生氣了：“老板，你說話怎麼這樣不正經，你在房間等我，我現在就趕回去找你算賬。”
鄭天良穿好衣服准備等沈匯麗跟他在床上算賬，他一遍遍地回憶著紅磨坊裡的地毯以及地毯上的汗水，那些清晰的細節就像黃色錄像一樣在這個黃昏的空間裡呈現在他的眼前，他發覺男人在回憶自己的艷遇的時候記憶力最好。
一個半小時後，賓館房間的門輕輕地敲響了，鄭天良毫無必要地整理了一下自己已經很流暢的頭發，他在想是不是一見面就跟沈匯麗緊緊擁抱，省略紛繁復雜的前提直奔主題，還是循序漸進地層層深入。他感到這段日子很累，周玉英松弛的身體讓他已經沒有了激情，他跟周玉英那種例行公事的夫妻生活，簡直就像一個管理很差的單位應付上級檢查一樣。此刻，他想起沈匯麗風情萬種的肉體，決定一進門就單刀直入。
門開了，鄭天良正准備張開雙臂箍住沈匯麗，但兩條胳膊在半空中僵住了。他吃驚地發現沈匯麗身後緊挨著一個身體無比肥胖的男人。男人的臉上堆著笑。
沈匯麗進屋後關上門，向鄭天良介紹說：“這位是萬源建築集團的總裁，萬源先生，萬老板。”
萬源伸出柔軟多肉的手緊緊握住鄭天良的手：“鄭縣長，你好。多年前我還得到過鄭縣長的關照，給我發包了合安啤酒廠的工程。”
鄭天良握著萬源的手想起了十年前他將萬源的錢交到縣紀委的事，這個被他搞得狼狽不堪的老板最後還是工程中標了，鄭天良卻政治上落標到實驗區當了主任。時過境遷，大家心裡都有數，所以也不會過分計較，鄭天良握著萬源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可沒幫上你什麼忙，差點還壞了你的事。”
萬源滿臉堆笑說：“哪裡，哪裡，鄭縣長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我非常欽佩你的原則性，只可惜像你這樣的干部太少了。那時候，我們都還年輕，你的做法我能理解，我想鄭縣長現在我求你幫忙，該不會將我轟出門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