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正文 第26章
    沈匯麗又用柔軟的腿在桌子下面貼緊了鄭天良的腿,這一次鄭天良沒有拒絕,兩條腿在桌面上酒肉的掩蓋下相互勾結一拍即合,腿與腿之間甚至還有了一些相依為命的感覺。沈匯麗用眼睛勾了一眼鄭天良:「太謝謝你了,吃完晚飯我請你唱歌,你的嗓音迷倒了半個中國的少婦們。」

    鄭天良不知該如何回答,他象徵性地泯了一口酒後,說:「我現在忙得氣都喘不過來,這麼多年歇慣了,一下子緊張起來,真是焦頭爛額。」他含蓄地迴避著沈匯麗的邀請,他想,不能放縱自己,更不能因為女人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一本小說中看到過這樣一句話,男人絕不會因為喜歡女人的裸體而放棄自己的事業。於是,他的腿從沈匯麗的腿上挪開了。

    趙全福和於文紅輪番向鄭天良敬酒,趙全福問:「老闆,合和廠回遷的事,你看多長時間能搞定?你現在是抓經濟的副縣長,一個抵三個用,我看中的那塊地你是不是這幾天就能給我定下來?」

    鄭天良說:「合和廠回遷縣城比較麻煩一些,因為牽涉到你投資後減少了利稅上繳,還關係到縣裡對民營企業的基本方針問題,我需要跟許多同志進行溝通,首先是宣縣長那裡就有不少難度。不過我的態度是很明確的,一定要回遷,而且要遷到工業區去,這一點我已經跟正亭書記交換過看法。」

    趙全福張著嘴,一塊鴨骨頭僵在嘴裡左右為難,他顯然對鄭天良的表態感到緊張,在吐出了骨頭後,趙全福說:「老闆,我可不想到工業區去湊什麼熱鬧,那裡都是國營大廠,我這個體戶去那裡名不正言不順。」

    鄭天良並不看趙全福,他說,「你看中的城邊上的那塊地,縣裡要統一開發,工業區當初征地太多,現在還有大量閒置的土地。另外,我要糾正你老趙的一個錯誤觀點,不要再說什麼個體戶不個體戶了,現在是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時代,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大,將來工業區可能都是民營企業。我的意見是讓你的合和廠建在啤酒廠旁邊的空地上,兩萬多平方,足夠你用的了。現在根本不是你建在哪兒的問題,而是讓不讓你建的問題,不要想得太簡單了。」

    於文紅站起來又向鄭天良敬了一杯:「還請你大老闆多多幫忙,趙總是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的。」

    趙全福說:「這事就全權拜託你大老闆了。我老趙這個人你是瞭解的,我不會說什麼漂亮話,但我心裡是有數的,你就放心地為我疏通,所有的費用都由我來出,尤其是新來的葉書記那裡,你要幫我將工作做到位。」

    鄭天良在自己的位置被他們完全確立後,就很放心地笑了,他說:「工作我可以幫著做,但你們一定要能為合安的經濟建設做出貢獻來,也讓我臉上有光。」

    吃完飯,沈匯麗上了事先定好了的二樓的套房,這是她跟鄭天良的專用房間,房間裡的地毯和馬桶上的溫度都是熟悉而親切的,但沈匯麗萬萬沒想到的是,鄭天良在房間坐了幾分鐘就走了,他說:「晚上還要回辦公室看材料,葉書記說九點四十分打電話找我談事情,所以我得回辦公室,你們在這裡玩一玩唱唱歌。」鄭天良說得很誠懇,沈匯麗失望地看著鄭天良,臉上無比地淒楚,看著鄭天良的背影從樓道裡消失的時候,沈匯麗發現鄭天良的皮鞋在經過走道裡地毯時,一點聲音都沒有,無聲無息。

    趙全福開車將鄭天良送到縣政府辦公樓,臨走前,他將一個塑料袋塞給鄭天良:「老闆,合和回遷的事全靠你了,我請你幫我在市領導那裡疏通疏通,要是不夠的話,我再給你補上。」

    鄭天良一捏,知道是錢,就說:「你這是幹什麼,我怎麼能要你的錢呢?」

    趙全福站在黑暗中壓低聲音說:「這幾文小錢不是給你的,而是你代我請有關方面領導喝喝茶的一點茶水費。不要推來推去的,讓我太不好意思了。」

    鄭天良將錢往趙全福手裡塞,這時,縣政府看大門的劉大爺提著水瓶過來了,他說:「鄭縣長,你晚上加班呀?我這就給你送水去。」鄭天良縮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裡很含糊地應付著。趙全福趁著這片刻的功夫一頭鑽進了車裡,他對鄭天良說:「就這樣吧,改天我再向你匯報遷廠的事,廠房我已經請上海的專家設計了。」一副公事公辦的口氣。鄭天良手裡攥著一包錢,就像攥著一包炸藥和一包罪證,他眼睜睜地看著趙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縣政府大院裡寂靜無聲,秋蟲在草坪裡唧唧地叫著,它們和劉大爺一樣都不知道鄭天良手裡攥著的究竟是什麼。鄭天良抬頭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爾見幾顆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樣地忽隱忽現可有可無。鄭天良冷靜地將一包東西揣進公文包裡,公文包平安無事,像一個餓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走進三樓的辦公室,鄭天良反鎖上門,燈光照亮了這個已經不再樸素的空間,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發上點上煙,然後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臉,臉上並沒有發燒,心裡也很平靜,他沒有立即看錢,而是一個人坐在那裡研究自己的心境,為什麼一點奇異的感覺都沒有呢?既沒有多年前面對意外之財的憤怒,也沒有一夜暴發的激動。也許他早就在等待著這一天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一切卻是那麼平靜而安寧,也許是他以前所捍衛的東西在多少年之後被證明毫無價值,所以他就像一個小學生做錯了作業一樣,發現一題就改了一題。

    日光燈管裡發出嗚嗚的聲音,那是整流器對燈管老化做出的反應,自己也許就是一隻老化了的燈管,雖然也在發光,但光的純度和色彩已經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燈光之外的千千萬萬的妓女們,當一個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對賣淫極度恐懼並且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那只能說明她對賣淫的無知,而一旦脫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個嫖客後,原來發現賣淫遠沒有想像中的艱難和罪惡,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著平等的陽光和均勻的空氣,她與所有的人沒有任何區別,所以第二次第三次賣淫的時候就根本沒有了絲毫的心理壓力。人們通常都說,邁出第一步很難,此後就容易了,鄭天良發現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難與不難一說,你想做就不難,不想做就難,難不過是一種借口,是一種缺少勇氣的膽怯和懦弱。

    鄭天良在這個秋天的晚上心裡極其平靜,他覺得自己奮鬥了這麼多年目的是什麼越來越不明確,如果說在馬壩鄉創辦合和醬菜廠是為老百姓脫貧致富的話,那麼去王橋集經濟實驗區更像是為了給自己爭一口氣,而今天對工業區進行改革又是為了什麼呢?啤酒廠是紮在他心頭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嚴和政治前途在這把刀子的下面支離破碎。這使他這麼多年來一直不願正視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願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後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願沿著這種殘酷的邏輯繼續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實人活著最大的意義就是讓自己活得更好,無論你是當官還是做生意,都是想改變現狀讓生活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和境界。當皇帝是這樣,修鞋賣菜也是這樣,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才能為別人服務,比如說趙全福吃喝嫖賭隨心所欲,但他為國家上交的利稅很多,是為人民為社會做出貢獻了的,而一個乞丐是無稅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對社會沒有貢獻,也不可能為人民服務。當官有權才能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同時,人民也要為你服務,這就是他和趙全福與沈匯麗的關係。符合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平原則。

    鄭天良這樣想著,覺得邏輯上還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覺得任何事情只要內心裡沒有壓力和恐懼,還是順其自然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卻不一定就存在。

    於是,鄭天良打開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為民商場」專用袋,上面還印有紅色的「為人民服務」的字樣,模仿毛澤東的字體,只是印刷不是很講究,部分筆劃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樹上光禿且沒有生命力的枝叉。鄭天良將「為人民服務」的袋子扔到了地上,裡面還有幾層報紙,報紙拐彎的地方刊有端正黨風反對腐敗的雜文,這篇雜文包裹著鈔票就像一把彎曲的匕首和投槍,軟軟地回憶著魯迅時代的一些陳年往事。

    鄭天良對錢的認識是很含糊的,他家裡總共只有兩三萬塊錢,他以為趙全福讓他幫著疏通關係的茶水費頂多只有五六千塊錢,可他發現百元面鈔攤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萬,整整十萬。這時鄭天良心跳了起來,他不是為接受這十萬塊錢而恐懼,而是感到趙全福這個個體戶怎麼有這麼多的錢,一甩手十萬塊,居然還是茶水費,十萬塊錢要買多少茶水,難道他們這些個體戶真的比他這個縣長對社會的貢獻還要大,如果不是他鄭天良當年在馬壩鄉創業,趙全福能有今天嗎?他心跳的是社會分配如此不公平,一個鄉下的賭棍嫖客花錢像流水,十萬塊錢是茶水費,那吃一頓飯是多少錢,批一塊地又是多少錢?

    鄭天良將地上塑料袋重新撿起來,裝好錢後又塞進包裡,然後走到門邊將耳朵貼到門板上聽外面有沒有動靜,幾分鐘過去了,走廊裡悄無聲息。他聽到了樓外的一些風聲水一樣趟過寂靜的夜空。

    這時,鄭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裝領口,將包放進文件櫃裡,又毫無必要地鎖好,手裡攥著鑰匙,這才坐到辦公桌邊的真皮沙發轉椅上,他給葉正亭打電話,一看時間,十點四十分,葉正亭每晚十二點以後才睡覺,所以此時打電話恰到好處。

    鄭天良給葉正亭打的是手機,這樣葉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機顯示屏上看到這是鄭天良從辦公室打來的,葉正亭在電話裡說:「老鄭呀,還在辦公室沒回家休息嗎?都快十一點了,你要注意身體喲!」

    鄭天良說:「葉書記,這麼晚了,你不還是沒有休息嗎?合安的問題很多,你又給我壓這麼重的擔子,我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哪裡敢這麼早就輕鬆地睡覺了。」晚上被沈匯麗趙全福灌多了酒,說這話的時候,鄭天良還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酒呃。

    葉正亭聽到酒呃聲後問:「老鄭,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鄭天良很無奈地說:「有點感冒,不要緊的,我還能扛得住。」

    葉正亭很顯然對鄭天良的這種工作態度很滿意,於是就說:「合安的擔子確實很重,但你是一個正派而又很有經驗的幹部,我不壓給你,又能壓給誰。」

    鄭天良手裡把玩著文件櫃的鑰匙:「聽說工業區要徹底改制,各企業提交的股權轉讓和產權制度改革的報告還有合資意向書全都堆到了我的桌子上,白天沒時間看,只好利用晚上看了。總體看來,各企業的思想認識是統一的,完全符合你對河遠經濟改革的總體思路,即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就賣,打得贏就打,打不贏趕緊走。工業區企業必須在年底之前完成產權制度改革,明年要以全新的面貌啟動,除了繅絲廠已經有一家江蘇客商願意控股合資外,其他的企業都要賣掉,但我考慮,賣企業的前提是保證工人就業,減稅而不能免稅,而且減稅不能超過兩年,要在整體上維護合安的利益。」

    葉正亭說:「老鄭,你的思路和我完全一致,但由於合安複雜的歷史背景,你要注意協調好關係,尤其是宣中陽同志,你要跟他多商量,多匯報,拿不準的可以向我匯報。」

    鄭天良說:「葉書記,我給你打電話正是要你給宣中陽打個招呼,一個是讓他知道清產核資和審計是市委的決定,另一個是讓他能在清產核資和審計領導小組成立的會上做個宣傳動員,中陽同志比較敏感,我怕他不知道這件事會有看法,而且有可能要影響到你和以恆市長的關係。我在計委、審計、經委等各部門抽調了二十六個人,要求在兩個月內必須全部完成這項工作,時間緊,任務重,加班加點是少不了的。」

    葉正亭說:「我回來後已經跟宣中陽打了電話,以恆同志也知道了這件事,你不要在任何場合說這樣或那樣的人際關係問題,這都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我們都是共產黨的幹部,要有組織紀律性,以恆同志對第二階段全市國企深化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我們的意見是高度一致的。」

    鄭天良聽了後連連稱是,他說:「葉書記的指示我一定會牢記在心上,請你放心,我會為執行你的指示而赴湯蹈火的。」他發覺葉正亭越是講他跟黃以恆高度一致,這裡面問題就越大,就像黃以恆從來都跟他鄭天良稱兄道弟一樣,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麼兄弟關係。所以鄭天良覺得必須在電話裡向葉正亭一再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感情態度,這樣的話說得再多也沒關係,就像農村醃菜時的一句俗語叫「鹽多不壞菜」。

    最近一段日子以來,鄭天良經常半夜回來,所以他要周玉英不要等他睡覺,今天他回到家的時候,周玉英已經睡了,他將塑料袋裡的錢先是放在床頭櫃裡,但怕被周玉英發現,就放到了冰箱裡,冰箱裡也不安全。鄭天良站在客廳裡呆了有一支煙的時間,還是拿不準主意,最後他決定放到大衣櫃的隔板後面。放好後,他上床睡覺,竟睡得無比踏實,一夜無夢。

    第二天早上,鄭天良在廚房喝稀飯。天有些涼,周玉英在給鄭天良找毛衣,她在大衣櫃裡翻了好半天沒找到毛衣,卻找到了一個塑料袋,她一邊往廚房走,一邊對鄭天良說:「怎麼大衣櫃裡多了一個塑料袋,裡面包的是什麼東西?」

    眼見著周玉英已經打開了塑料袋,正準備撕開報紙,鄭天良一個箭步衝上前去說:「不要動,裡面是文件。」說著就從周玉英的手裡奪了過來。

    周玉英一臉糊塗地看著鄭天良:「文件放到大衣櫃裡幹什麼?讓我看看是什麼東西?」周玉英說著就要上前去奪。

    鄭天良臉色都變了,他死死地抱住一包東西,堅決不鬆手,周玉英這時發起了脾氣:「鄭天良,你背著我搞什麼鬼名堂,是不是女人的照片?不講清楚我就到紀委去告你!」

    鄭天良因為過於心虛,動作變形得有些厲害,這與他的身份和工作經歷很不相稱,他在周玉英步步緊逼下,迅速調整了一下情緒,反戈一擊說:「難道我什麼事都要向你公開嗎?你是縣裡的哪一級領導呀,我所有的事都要向你匯報?所有的材料都要經過你看?」

    鄭天良以進為退,反而讓周玉英陷於被動,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望著鄭天良,鄭天良臉色很嚴峻,飯碗裡的筷子掉到了地上,稀飯上殘存的熱氣細若游絲一樣地冒起來,很快又在空氣中碎了。

    鄭天良將塑料袋重新裹上,然後走到周玉英身邊對她說:「我告訴你這裡面是什麼東西,但你千萬不能對外講。」

    周玉英像犯了錯誤虛心接受批評一樣地點了點頭。鄭天良壓低聲音悄悄地對她說:「最近縣裡正在對工業區進行審計,一些領導幹部在審計中出了問題,這裡面是某領導的違法亂紀的賬本和票據,要嚴格保密,所以我昨晚在辦公室看完後就帶回來,當然也是不能讓你知道的,因為紀委都已經介入了,懂嗎?你摸摸,這麼軟,像照片嗎?」

    周玉英用手捏了捏,薄薄的,軟軟的,確實不是照片,於是她就很委屈地說:「我怕你在外面學壞,你都一個多月沒碰我了。我老了。現在領導幹部不少人都在外面搞女人。」

    鄭天良心裡一驚,但很快又鎮靜下來:「你看我是那樣的人嗎?最近工作太忙,我都累得要死,回到家倒頭就睡,真沒辦法。」

    鄭天良用手拍了拍周玉英鬆弛的肩,算是表示了一種歉意。

    鄭天良揣好保密的「材料」到辦公室去了,他提前半個小時上班,將錢鎖在文件櫃裡後,坐在辦公室裡喝茶,大樓裡人都來齊的時候,今天和以往任何一天都沒有任何兩樣,只是一些人穿上了羊毛衫。

    宣中陽在清產合資和經營審計聯合小組成立會上做了宣傳和發動,他說這件事關係到合安下一步改革方案的制定,關係到合安國企的發展前途,所以希望同志們要認真對待,努力工作,在鄭縣長的直接指揮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這項工作。最後他還強調了幾點:「清產核資原則上是就高不低估,不能讓國有資產在股份制改造和產權制度改革中流失掉,還有一點就是經營審計主要是審計經營管理中的合法性問題,宜粗不宜細,對事不對人,要防止通過審計來整人。」

    宣中陽這些話講得很重,而且口氣也比較堅決,這使鄭天良感到宣中陽與前些日子自己剛分管工業時相比,態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變。宣中陽這些話明顯是說給鄭天良聽的,既是提醒,也是警告。鄭天良在具體佈置的時候,充分維護了宣中陽的權威,而且也一再重複了審計是經營性審計,而不是對領導幹部個人的審計。

    二十六個精兵強將分頭進入了工業區各個企業。

    鄭天良將沈一飛找到了紅磨坊套房談話,這一段時間,鄭天良經常在紅磨坊找人談話,這裡比較安靜,干擾小,也比較隱秘。

    沈一飛坐在沙發上,鄭天良想起了沈匯麗的造型,他發現這兄妹倆有許多相同之處,沈一飛的身材一直不發胖,而且牙齒也很整齊光潔,這種遺傳使他們具有先天的優勢,這就像當官有娘老子做後台一樣,與生俱來,一路高歌。

    沈一飛在鄭天良面前始終保持著感恩的心情,語言和動作都非常規範,從不敢造次。他的輕工局副局長是鄭天良為他爭來的,儘管沈一飛出任副局長更多的是鄭天良為捍衛實驗區政治的尊嚴,當時甚至差點跟喬岸書記拍桌子吵翻,但沈一飛內心裡還是感激鄭天良的。

    鄭天良剝了一個桔了遞給沈一飛,沈一飛說:「老闆,怎麼好意思讓你為我剝水果,我自己來。」

    鄭天良將桔子塞到他手裡,說:「不要客氣了,領導就是服務嘛,我為你服務是應該的。」

    鄭天良的話讓沈一飛一時無所適從,他接過桔子遲疑了好半天都沒吃,直到鄭天良自己也吃了起來,他才食不甘味地咬了一瓣,桔子很酸。

    鄭天良說:「你今年好像也快四十了吧?按說也該動一動了。」

    沈一飛心情有些緊張地說:「四十一了,還望老闆能繼續關心我栽培我。」

    鄭天良說:「你原來是黃市長的駕駛員,其實他要是願意提撥你,打一個招呼就行了。」

    沈一飛說:「老闆,你是知道的,我自從到實驗區後跟了你,黃市長就根本不管我的事了,再說我不過是一個駕駛員,他那麼大的官是不會管到我這一級的,我也不會去求他的。」

    鄭天良說:「話不能這樣說,你當初的副科級還是黃市長定的嘛!」

    沈一飛說:「沒有你大老闆的點頭拍板,我哪有今天的副科級。」

    輕鬆的閒話裡已經包含了重大的主題,這就是鄭天良暗示沈一飛可以動一動了,如今鄭天良是葉正亭書記看中的抓經濟工作的副縣長,又是多年的常委,權傾一時是不爭的事實。沈一飛臉上泛起了一層想入非非的光芒。

    鄭天良說:「這麼多年來,我對你一直是比較偏愛的,畢竟在實驗區患難與共過,感情上不一樣,但是我說不上話。好在現在正亭書記對我比較支持,在我分管的範圍內,我還是可以說一些話的,宣縣長對我這個老同志也是很尊重的。」

    沈一飛想入非非的光芒開始轉變成迫不及待的企求:「老闆,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要靠你。你栽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鄭天良突然變了臉,聲音嚴厲了起來:「但你背著我究竟幹了什麼?」

    沈一飛一下子臉色刷白,結結巴巴地申辯道:「老闆,我真的不知道犯了什麼錯誤。」

    鄭天良拍著茶几說:「你要不是我一手培養起來的,我今天就不會找你來談話,我讓紀委檢察院的人找你談。你說,你這個輕工局副局長都敢這樣干了,要是當局長,你還能剎得住車嗎?」

    沈一飛低下頭不吱聲了,他臉色慘白。

    鄭天良說:「審計小組已經將啤酒廠問題搞得很清楚了,你居然跟田來有兩個人到浙江和福建出過兩次差,不是為了推銷啤酒,而是應廣告客商邀請去遊山玩水,三十萬廣告投放到兩個沒有銷售網點的窮縣,廣告做了,一瓶啤酒都沒銷過去。一個縣長一個局長居然私自做起了下屬企業的廣告代理,而且專撿沒有銷售網點的地方做,安的是什麼心!你說你打算是向我坦白,還是向紀委檢察院坦白?」

    沈一飛抹著頭上的汗,目光渙散地看著鄭天良,聲音顫抖地說:「老闆,我向你坦白,請你看在多年跟著你的份上,拉我一把。」

    鄭天良面無表情地說:「說吧!」

    沈一飛交代去年夏天浙江和福建的兩個縣級市的廣告公司上門來要做碧源啤酒的廣告,並說他們那個小地方不喜歡洋啤酒很歡迎價廉物美的碧源啤酒,他們提出先打廣告,後做代理,田來有一口答應,並讓沈一飛陪他一同去兩個縣去考察市場,去了後廣告商安排他們遊玩了普陀山和武夷山,一天晚上酒喝醉了後,他們兩人接受了兩個小姐的色情服務,服務後本來是沈一飛代表啤酒廠與廣告商簽廣告合同,但廣告商說他們還是希望田縣長簽,而且還暗示性地說了一句:「田縣長,昨天晚上給你安排的確實是處女。」田來有當時臉色就青了,只好被迫跟兩個廣告公司簽了廣告合同,每個廣告公司給了他們三萬塊錢回扣,共六萬塊錢。回來後,田來有讓沈一飛到啤酒廠叫廠長楊功成匯出了三十萬廣告費,但此後兩家廣告公司卻隻字不談啤酒代理的事,田來有和沈一飛都打電話去催廣告商趕緊播廣告和銷售啤酒,但對方很無賴地說他們那裡的男人只喜歡小姐,不喜歡啤酒。等於是白白被敲詐了三十萬,田來有從此也隻字不提了,六萬塊錢回扣,分給了沈一飛一萬五千,沈一飛只收下了八千。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鄭天良恨鐵不成鋼地說:「你把我的臉都丟盡了,我真該讓你到大牢裡剃光腦袋過軍事化的生活。」

    沈一飛撲通一聲跪在了鄭天良的面前:「老闆,我求你救救我,我真的不想去浙江福建,田來有說我在輕工局分管啤酒廠,是他硬逼著我去的,錢也是田來有硬塞給我的。這事全是他幹的。」

    鄭天良氣喘吁吁地說:「你給我把八千塊錢交到民政局去,捐給福利院,讓於江海給你打一張收條,日期寫去年九月份,如果紀委和檢察院找你的話,你就說回來後當時就捐了出去,玩小姐的事田來有承認你也不要承認,不然,你的前途就到此為止了,剩下的我來幫你解決。現在就去辦,越快越好。不要對任何人講我找你談話了,聽懂沒有?」

    沈一飛淚流滿面地從地毯上爬起來說:「聽懂了,老闆,你是我再生的父母,從今往後,我再也不給你臉上抹黑了。」

    沈一飛走後,鄭天良站起來走到窗前,他發現遠處的工業區悄無聲息地匍匐在黃昏裡,夕陽照耀著不再冒煙的煙囪和冷漠的廠房,工業區如同一片豪華的墓地。

    鄭天良站在黃昏的光線裡拿起手機給審計局李局長打電話:「老李呀,我是鄭天良,去年八月份啤酒廠的兩筆三十萬廣告費是打往浙江福建兩家縣城的廣告公司,從賬面上看有沒有問題呀?」

    李局長說:「沒有問題,發票是正規的稅務發票,而且兩家縣電視台的廣告合同也附在後面。」

    鄭天良說:「你給我查一下,去年啤酒廠有沒有往那裡發貨,如果沒有發貨,那麼這三十萬塊錢廣告費該怎麼解釋,看看經辦人是誰?」

    鄭天良在指導清產核資和經營審計小組工作時,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啤酒廠督陣,他在翻看賬目時,偶然看到了一份廣告合同,簽合同的人不是啤酒廠廠長楊功成,而是田來有,查同時期出差報銷的發票,填報銷單的是卻只有沈一飛一個人的名字。鄭天良覺得這份合同有些蹊蹺,而且肯定與田來有有關係。楊功成是田來有的親信,不可能從他身上有所突破,於是鄭天良就找來了沈一飛,軟硬兼施,沒幾個回合,沈一飛就老實就範,而且牽出來的主要人物就是田來有。

    鄭天良給葉正亭打了一個電話,葉正亭在電話裡火冒三丈:「這群敗家子,一個都不能放過,不管是什麼背景,一查到底。」市紀委立即介入,三天後,田來有在家裡的溫暖的被窩裡被宣佈實行「雙規」,楊功成與沈一飛分別接受了一萬五千塊錢和八千塊錢回扣,這兩人交由縣紀委處理,楊功成最後被檢察院批捕,沈一飛由於已經提前將錢捐給了縣福利院,所以一身清白地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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