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有「童子功」，我雖然早已完全習慣於對一切精神現象作意識形態的分析，我雖然常常勝任地或勉力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文學，小說，詩，對於我，對於你，對於大家和後人，它不完全、不該僅僅是意識形態與思想分析的對象，不能夠僅僅成為傳聲筒，成為觀念的例證。
然而，甚至連我自己當時也有點混淆了文學與工作與現實的差別，小說的寫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為這不但是小說，而且富有所謂的現實意義，我曾以為我可以以這篇小說獻給有關的領導機構。
其實，這本應是我的快樂和感動，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個性化的遐想與話題。和在太原火車站的告別一樣，和穿過千山萬水坐著火車聽車輪的鏗鏘鏗鏘地響一樣，和行進中的滿足與暈眩一樣，這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滋味，一種莫名的歡欣和失落。這應該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愛戀和悔恨，遲疑和獻身，驕傲和留連忘返：就像我的入黨和初戀，即使一遇就准，始終如一——也仍然黃河九曲，風波連天。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我的詩。陸文夫不斷地說，王蒙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話裡也許包含著他認為我不怎麼善於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許多年了，最重要的寫作的衝動來自對於我的詩情之弦的撥響。小說裡寫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這是詩。三輪車伕說不要錢，這是詩。（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輪到區委，車伕確實表達了對於區委的敬意與擁戴。）與老同志們交流，這是詩。見到了趙慧文，這更是詩。吃荸薺是詩。吃餛飩是詩。下大雨還是詩。槐花頌是詩。突然出現的「炸丸子開鍋」的小販吆喝也是詩。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聲，歎息良久，而且說從「炸丸子開鍋裡」感覺到了王蒙的特點。或許應該是：詩意與平凡，入世與出世，小與大，俗與超脫，有與無，驕傲與謙卑，靈界與人間……
至少，這不是一個直奔主題的小說，後來，在我接受批判的時候，一位小領導批評說《組》裡有許多不必要的描寫，例如，林震與趙慧文長談後，提到廣播節目的變化的文字便屬多餘。我能說什麼呢？
它也是青春小說，與《青春萬歲》一脈相承。青春洋溢著歡唱和自信，也充斥著糊塗與苦惱。青春總是自以為是，有時候還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燒情感。青春有鬥爭的勇氣，青春也滿是自卑和無奈。青春必然成長，成長又會面臨失去青春的惆悵。文學是對青春的牽掛，對生活與記憶，對生命與往事的挽留，是對於成長的推延，至少是虛擬中的錯後。是對於老化的拒絕，至少是對於生命歷程的且戰且進，至少要唱著青春萬歲長大變老當然也變得爐火純青。作為同樣的青年，作者對林震二十四個同情，作為幹部，作為已經執政的共產黨黨員，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兒科、愛莫能助，卻又為之長太息以掩涕。林震說什麼黨是心臟，心臟裡不能有塵土，所以黨的機關不能夠有缺點。笑話！這樣的天真爛漫或者幼稚可笑，這樣的十足廢話毫無意義，作者寫的時候未必不明白。然而，這是願望，也是我們的審美幻想，審美對象。生活中缺少現實感的東西也許在審美中更加迷人。我們善良，我們天真，我們的願望常常不能實現，因其不能實現就更要寫到小說裡。不是嗎？在病歷上、診斷書上、條例上、操作規程、使用說明書上與法律上寫不進的東西，難道就不能寫在小說裡嗎？
我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它是我的另一套應該叫做心語的符碼。它是我的情書，給所有我愛的與愛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沒有我了，留言還在，這麼一想已經使我熱淚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點燃燈火時，看到綠草發芽或者山桃開花時許下的願。它是我獻給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對自己，對青春，對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對於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新中國，偉大的機遇與偉大的世界，對於大地和江河山嶺，對於日月和星辰，對於萬物與生命的一種感恩，當然不無自得，不無飄飄然。它是我的問號，驚歎號和逗點。一個自以為是天之驕子的年輕人，一個被歷史所嬌寵的天選人材、少年意氣的共產黨員，才會有這樣的傾吐，這樣的詩篇，這樣的坦露心扉，這樣的心靈絮語，或者硬起頭皮說出來吧：這樣的文學撒嬌。
所以毛主席說了作者有文才。當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來。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將此作收入到意識形態掛帥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於倫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題是「鐵幕後知識分子的起義」）中的時候，在反共主義的激動中仍然沒有忘記說了一下：王蒙的小說有一種Differentstyle——不同的風格。是不同啊。比較一下那一年與王常常被同時提起的發表了影響甚大的「揭露陰暗面」特寫的另一位寫作人吧，與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極端對立，一念之差換轉過來就萬事大吉的對於生活的審理與判斷相比較，或者哪怕是與蘇聯的奧維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麼地不同啊。
然而，與極其敏感又極其重要極其政治的題材相比，它的作者還是太年輕了。小說說不定與他本人一樣有營養不良與發育不足，有孱弱與過敏，有鈣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氣象並不宏偉，它的自信並不堅決，它的分析並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並不有力，它的思辨並不分明，它在一個強有力的時代，在一個相信鬥爭，相信實力，相信意識形態決戰的時刻，在一個奉「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為圭臬的時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約與華沙條約、暴力革命與堅信戰爭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鎮反肅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層……萬眾一心鑄造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的當兒，在一個大氣磅礡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訴說兩個一知半解、脈脈含情、純潔無用、善良軟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話……這不是荒謬的嗎？鳴乎哀哉，夫復何言！
我曾經開玩笑說，用小說克服官僚主義嗎？不，還是用官僚主義克服小說更方便更可操作。這裡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價值判斷，另外的說法。
如果不是用反對什麼克服什麼的標尺，（儘管在作品的一些層面包含著反對什麼不反對什麼的含意，）而是用閱讀的角度，沉吟與遐想的角度，參考、自慰與益智、怡情的角度，從心靈的共鳴與安放的角度，從審美和形象思維的角度來看呢？什麼都克服不了的小說卻在「克服」（誰讓王蒙這樣習慣於用這個特定年代的詞兒呢？）著衰頹（這個詞我在《青春萬歲》裡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著無動與衷與得過且過，克服著遺忘與淡漠，克服著乏味與創造力的缺失，一句話，小說想留下青春。小說不是什麼有力量的存在。小說作者在許多情況下屬於弱者，強者可以從政從軍從商卻看不上從文。小說的僅有的力量在於打動人心，供讀者一慟、一哂、一驚、一皺眉或者一笑。小說的可能性是通過打動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響一下現實。有時候夤緣時會，小說也能紅極一時，鬧轟一通，時過境遷之後，你才知道那對小說與它的炮製者並非幸事，也絕對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學，需要文學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動。文學心儀革命，心儀革命的理想主義與批判鋒芒，馬克思說得多麼好啊，無產階級要用大炮來批判舊世界，叫做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學也心儀革命的悲壯與浪漫，道德完成與自我犧牲。青年愛文學也愛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鋒，有時候還成為主力。革命使苦悶的、燃燒的、急躁的與誠摯的青春目標明確，陽光燦爛，想到就做，透體充實。然而革命也不會永遠欣賞青春的空洞與搖擺，偏激與狂熱，眼高與手低，脆弱與情緒化。而青春呢，當它發現革命的實際非常實際，革命的浪漫並非永久，革命的應許並非毫不走形地兌現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兒幾個設想的革命夢並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時候，它會咕嘰些什麼呢？它會鬧騰些什麼呢？它會神經些什麼、思考些什麼、選擇些什麼呢？
那麼，給他們幾篇像樣的小說讀讀吧。在一個全民歡呼好幾年了的偉大嶄新的地方，讓我們也聽一聽各種內心深處心靈深處的潛流一般的聲音吧。
這就是時過半個世紀，作者本人對於Differentstyle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