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組織部……」發表出來的時候，我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也完稿了。
我為它寫了序詩：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來吧，
讓我編織你們……
這是主要的感受，寫作就是編織這些精彩絕倫的日子。尤其是1949年以後的日子，像畫片照片，像綠葉，像花瓣，像音符，像一張張的笑臉和閃爍的彩虹，這就是新中國第一代青年的日子，沒有比度過體味過這樣的日子與編織這樣的日子更幸福的了，在編織日子的激動中，我體會到寫作是人生的真正的精神享受，是這種享受的峰巔。
我不會演奏任何樂器，然而我的寫作是真正的樂器演奏。寫《青春萬歲》，我的感覺是彈響了一架鋼琴，帶動了一個小樂隊，忽疾忽徐，高低雜響，流水叮咚，萬籟齊鳴，雷擊閃電，清風細雨，高昂狂歡，不離不即。而寫《組》是一架小提琴，升天入地，揉撚急撥，呼應迴環，如泣如訴，如歌如詩。
我不懂表演藝術，然而我的寫作就像是在舞台上演出一部話劇，寫到哪個人物的心情與話語，我就不由得默默地乃至出聲地學著那個人物的腔調，唸唸有詞，自我導演，自我欣賞，自我評判，入夢難眠。
我是在寫小說，但是我的感覺更像是寫一部詩，吟詠背誦，淚流滿面。我的感覺又像在唱一首歌兒，高亢入雲，低沉動地，多少心曲，餘音繞樑。我的感覺又像是在表演體操，跳躍翻騰，伸展彎曲，追求姿態也追求健美，追求盡興也追求精當。
確實，對於一個初學作者，第一個長篇小說是比創世還艱難的工程，光在哪裡，影在哪裡，人在哪裡，物在哪裡，時間何點，空間何處，季節怎樣運行，悲歡怎樣交替，生殺予奪，禍福通蹇，起承轉合，哭笑開闔，機遇災變，全權在我。我的權太大了，空中樓閣，全憑君便，反過來說，天衣細縫，大河小沙，應防功虧一簣，如若變成豆腐渣工程，責任在你，罪過在你，不能原諒：太累了，累死人啊。
現在，這個我創造的世界終於有模有樣兒啦。
我還有一個體會，不知道算不算跡近離奇，相信古今中外不會有第二個人這樣想這樣說。50年代初期我寫作《青春萬歲》的時候，我特別感覺到，寫一個長篇，需要的是一種類似當「領導人」的品質：胸襟、境界、才能和手段。領導藝術，小說藝術，作為藝術它們有相通處。你需要統籌兼顧，心攬全局。你不能顧此失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需要知人善任，恰逢其會，你不能張冠李戴，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你需要胸有成竹，舉止有定，你不能任意胡擂。同時你必須應對突然和偶然，隨機應便，飛揚靈動，不拘一格，時有神來之筆。你必須有時實話實說，把文章做足做透，而另外的時候另外的人物另外的情節上面，你必須點到為止，含蓄從容，惜墨如金，留有餘地。你有時窮追不捨纖毫畢現，有時則是霧裡看花，月朦朧，鳥朦朧。你有戰略的與戰術的考慮，有長遠的與切近的安排，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寫有所不寫。有時候需要開門見山。有時候需要聲東擊西，圍魏救趙。有時候需要風雲突變，出其不易，攻其不備，有時候則是投石問路，隔山震虎，把鋪墊做足。有時候需要硬碰硬，正面拚搏，不避突兀，有時候欲取先予，欲擒先縱，與讀者賣關子。有時候要知難而上，石破天驚，有時候要繞過暗礁，舉重若輕，釜底抽薪，化險為夷。要保持虛與實的搭配。要注意急與緩的節拍。要平衡巧與拙的形象。要保持深邃與平易的觀感。有時候要獨具匠心，精雕細琢，有時候要借力打力，意在不言：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進入化境，使藝術變得平常些再平常些，使手段服從於真情真意，大道無術，大智無謀。時而抓住機遇，夯實鑿穿，顛撲不破，擴大戰果，延伸領域，上窮碧落下黃泉。時而網開一面，窮寇莫追，餘音嫋嫋，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時而旁敲側擊，引而不發。時而疾風暴雨，十面埋伏。你不能拖拖沓沓，眉毛鬍子一把抓。你要不恥下問，萬事貫通，黑白兩道，紅綠逢源。你還要保持一點身段，愛惜羽毛，只見捻花而笑。你需要時時注意行雲流水，道發自然，合情合理，不能強人所難，以意為之，矯情生硬。你對自己的部屬、人物要有善意，要有理解，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不能漫畫化臉譜化。有時候稱得上明察秋毫，見微知著，目能透視如X光B超CT。有時候又要大而化之，一笑了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寬嚴適度，搗糨糊和稀泥。你得勞逸結合，疏密得當，不能一味加班加點疲勞作戰。你要能細心又能放手，能出手又能拉回來，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你不能越俎代庖……等等。我簡直懷疑，一個從來沒有作過領導做過組織工作的人怎麼樣組織一部長篇小說。
當然，以上說法會引起多數同行的反感。相當的文學作者更願意撇清關係與表現批判意識和桀傲不遜。萬物相通但又相異。話語權也是一種權，權的運用當然有共同規律。當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過領導了，寫起小說來也許會碰到另外的更難以逾越的大門檻。
1956年初夏，收音機裡播放的每週一歌是歌劇《茶花女》裡的《飲酒歌》，走到哪裡都聽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鳥，飛去不再飛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賀他與謝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詩，他幫我改了一點，原文在「讓我編織你們」之後是「這該多麼幸福」，他給改成了「用青春的纓絡和幸福的金線，編織你們。」他說，這樣也顯得（字數）整齊一些。他在給我的信裡還說：「序詩是詩，而且是好詩。」
是的，這首詩是成功的，時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紀念「五、四運動八十五週年」的大型文藝晚會，是以「青春萬歲」命名這場晚會的，而且，在會上朗誦了它的序詩，所有的日子，仍然活著。
《青》書的寫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設計人物，情節，場景，道具，而且在不斷地不出聲的或者讀出聲來的背誦中，我掂量每個字的平仄，聲母與韻母，圓唇與非圓唇音，我要求它們的舒暢，婉轉，幽雅，潔淨和光明。我寫到一群「積極」的學生到蘇寧家中，用革命的書籍與藝術品佈置蘇寧的房間，取代她原來的房間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書等），寫完了，我提高一步，說是「那個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們的笑聲中，勝利地衝擊到這裡」——我真是得意。
書中還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尋覓，一種光明的奇妙的生活……」這是王蒙學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衛軍》裡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後是在紛飛的戰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戰友用生命作代價舀來的帶著戰士的苦味與友情的濃郁的水。蕩氣迴腸，蕩氣迴腸！
耽於文學，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運。唸唸有詞，若有所思，時時走神，不太像一個好黨員好幹部好下屬，像寫作之前那樣了。從每天的偶然經歷中得到靈感，一陣小風我覺得恰恰像是某個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個燈泡有點歪扭，怎麼有這樣的燈泡呢？正好寫到另一個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車後的一陣擁擠，啟發我寫到小說的結尾。年輕人的一陣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構思需要重新調整。誰知道我的寫作過程？有有預案的，有隨機的，有突然改變的，有得意洋洋之後發現文本中怎麼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來立即改變的。有看到一棵樹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節奏，遭遇，觸發，偶然事件與非偶然事件，天氣與伙食，聲音與氣味，情緒與消化，血壓與肌肉，山色與夜色，滿月還是弦月，晴日還是陰晦，都與小說的寫作糾合在一起，都帶給作品以絕妙的影響，都改變著作品的面貌。寫小說的人有福了！寫小說的人的一切遭際都是寶貴的。連沒有意義也是一種絕妙的小說題材，連失敗也是小說的最好契機，連尷尬也能通過寫作變成瀟灑，連狼狽也能因筆而成為絕佳的幽默，連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說而成為妙語如珠：人生是怎樣地準備了這樣的滿漢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絲絲入扣，滴滴銷魂，用來款待小說作者！
小說之所以是創造，不僅在於它給讀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場景，而且尤其在於它的創作是一個不確定的過程，它時時給作者以新的驚喜，可能五分鐘以前作者還沒有想到過——也沒有夢到過這一段，而五分鐘後它從筆底流出來了，湧出來了，首先是給作者以新的衝擊，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麼寫得這麼棒！我絕了！其次才能給讀者以衝擊。這固然有點可笑，有點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賞，自說自話，自以為天下第一。但是反過來想，如果一篇東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動，它能感動讀者嗎？未必能有什麼人像王蒙那樣的歌唱新中國的誕生，新中國的朝氣，新中國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沒有《青春萬歲》，難道不是一個時代的遺憾嗎？
而這部書卻命途多舛，半個多世紀前，即1953年開始寫作，1956年定稿的本書，先是打入冷宮近四分之一個世紀。1979年後才出了書。時過境遷，這本書並沒有受到專家們的重視。然而，時至今日，它仍然不斷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從未中斷，前後已經發行了40多萬冊，又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文革結束為止，文學史上有許多極其重要和精彩的書，然而，哪裡還有其他書，能這樣繼續不停地發行著尤其是被年輕人閱讀著的文本呢？為數很少。
一部不無幼稚的「老年間」的書，卻經住了時間的考驗。對於一個寫作人，應該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