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為什麼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他任何國家更使人民憎惡
有件事乍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
18世紀末，德意志境內幾乎沒有一處徹底廢除了農奴制度，同中世紀一樣，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地被束縛在封建領地上。弗裡德裡希二世和瑪麗亞－特雷薩的軍隊幾乎全是由名副其實的農奴組成的。
1788年，在德意志大多數邦國，農民不得離開領主莊園，如若離開，得到處追捕，並以武力押回。在領地上，農民受主日法庭約制，私生活受其監督，倘若縱酒偷懶，便受處罰。
農民的地位無法上升，職業不得改變，主人若不高興，他便不得結婚。他的大部分時間得為主人盡勞役。年輕時，他得在莊園中做多年僕役。為領主服勞役仍為定制，在某些邦國，役期竟達每週三天。領主房產的翻蓋維修、領地產品運往市場及其經營，以及捎帶信件，都由農民承擔。農奴可以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權始終是不完全的。他必須根據領主的眼色來決定在自己地裡種些什麼；他不能任意轉讓和抵押土地。在某些情況下，領主強迫他出賣產品；在另一些情況下，領主又阻止他出售；對農民來說，耕種土地永遠是強制性的。就連他的產業也不全部由他的子嗣繼承，其中一部分通常歸領主。
我不需在陳舊法律中去查閱有關條文，在偉大的弗裡德裡希擬定、由其繼位者在大革命剛剛爆發之際頒布的法典中，就有這些規定。
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已不存在：農民可任意往來、買賣、處置、耕作。農奴制最後遺跡只有在東部一兩個被征服省份中才可見到；在所有其他地方，農奴制已經絕跡，廢除農奴制的日期已如此遙遠，人們已不記得。當今考據證明，從13世紀起，諾曼底便廢除了農奴制。
但是在法國還發生了另一場涉及人民社會地位的革命：
農民不僅僅不再是農奴，而且已成為土地所有者。這一事實今天尚未得到充足的說明，但其後果如此深遠，使我不得不在此稍停片刻，加以論述。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地產的劃分開始於大革命，它只能是大革命的產物。事實恰恰相反，各種證據均可證實這一點。
至少在大革命以前20年，便有一些農業協會對土地的過份分割感到不滿。蒂爾戈當時說道：「瓜分遺產使得原來夠維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給五六個孩子。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後是無法完全靠土地為生的。」若干年後，內克爾也說，法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小地產主。
在一份大革命前若干年寫給總督的秘密報告中，我發現了如下的話：「人們正以平等和令人擔憂的方式再次瓜分遺產，每個人都想處處都弄到一點，因而一塊塊土地被無止境地劃分下去，不斷地一再劃分。」難道這話不像是出自今人之口嗎？
我下了極大的功夫在某種程度復原舊制度的土地冊，有時也達到了目的。根據1790年確定土地稅的法律，各教區均當呈報該區現存的地產清單。這些清單大部分已失散；但在有些村莊，我卻發現了清單，並拿來與我們今天的名冊作一比較，我看到在這些村子裡，地產主的數量高達當今數目的二分之一，並往往三分之二；若考慮到從那個時期以來，法國總人口增長四分之一強，那麼地產主的驟增顯得相當驚人。
農民對地產的熱愛今昔一致，都達到了頂點，土地的佔有慾在農民身上點燃了全部激情。當時一位出色的觀察者說道：「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售出；原因在於所有居民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階級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給個人或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
阿瑟·揚首次旅法時，發現許多新鮮事物，其中最使他驚異的就是大量土地已在農民中被劃分；他估計法國有一半土地已屬農民所有。他常說：「這種形勢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的確，只有在法國或其近鄰才出現這樣的形勢。
在英國也曾有過擁有地產的農民，但數目已大大減少。在德國，各個時代各個地方，都有一些擁有完全土地所有權的自由農民。日耳曼人最古老的習俗中，就有關於農民地產的特殊的、往往是古怪的法律；但是這種地產始終是例外，小地產主的數量微乎其微。
18世紀末，在德意志某些地區，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差不多跟法國農民一樣自由，這些地區大多位於萊茵河流域；正是在這些地方法國的革命熱潮傳播最早，並且始終最有生氣。
相反，德意志那些長時期不為革命熱潮滲透的部分，就是沒有發生類似變化的地方。這點很值得注意。
因此，認為法國地產的劃分始自大革命，這是附和一種普遍的錯誤觀點；土地的劃分遠遠早於大革命。的確，大革命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貴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查閱一下當時拍賣土地的記錄，就像我有時耐心查閱的那樣，人們便會看到，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經擁有其他土地的人買走的；因此，地產雖然易手，地產所有者數目的增加比人們想像的還是少得多。根據內克爾的通常浮誇但這次準確的用語：法國當時就已經存在大量土地所有者。
大革命的結果不是劃分土地，而是暫時解放土地。所有這些小地產主在經營土地時確實深感痛苦，他們承受前許多勞役，無法擺脫。
這類負擔無疑是沉重的；但是他們之所以覺得無法忍受，正是由於存在某種本應減輕負擔的情況：因為這些農民，與歐洲其他地方不同，已經擺脫了領主的管轄；這是另一場革命，它與使農民變為土地所有者的那場革命一樣偉大。
儘管舊制度離我們還很近，因為我們每天都遇到在舊制度法律下出生的人們，但是舊制度彷彿已經消失在遠古的黑暗中。這場徹底的革命將我們與舊制度隔離開，似乎已經歷若干世紀：它使未被摧毀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因此，今天很少有人能精確地回答這樣一個簡單問題：1789年以前；農村是怎樣治理的？當然，如果不是在書本之外再去研究那個時代的政府檔案，就無法精確詳盡地論述這個問題。
我常常聽人說：貴族長期以來已不再參與國家治理，但是他們仍一直保持農村的全部行政權力；領主統治著農民。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在18世紀，教區的一切事務都是由一些官吏主持的，他們不再是領地的代理人，也不再由領主選定；他們當中有些人是由該省總督任命，另一些人則由農民自己選舉。分派捐稅，修繕教堂，建造學校，召集並主持堂區大會的，正是這些權力機構。它們監管公社財產，規定其用項，以公共團體名義提出並維持公訴。領主不僅不再負責管理地方上的所有這些細小事務，而且也不進行監督。正如我們在下一章將闡明的那樣，所有教區官吏均隸屬政府，或歸中央政府統轄。領主幾乎不再是國王在教區的代表，不再是國王與居民之間的中介人。在教區內執行國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徵收捐稅、頒布國王敕令、分配賑濟之類事務再也不由領主負責。所有這些義務和權利均屬他人所有。領主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個居民而已，與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稅權和特權；他擁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權力。總督們在寫給他們的下屬的信中特意說道，領主只不過是第一居民。
如果走出堂區，到區考察，你將再次見到同一景象。作為整體，貴族不再從事管理，除非作為個人；這種現象在當時為法國所僅有。在其他一切地方，古老封建社會的特徵還部分地保留著：擁有土地和統治居民仍合為一體。
英國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進行管理和統治的。在德意志，在國王已擺脫貴族對國家一般事務的控制的各個部分，例如普魯士和奧地利，他們還是給貴族保留了大部分農村管理權，即使在某些地方，國王已強大到能控制領主，他們也還未取代領主的位置。
真正說來，法國貴族很久以來就不再接觸國家行政，只有一處是例外，那就是司法權。貴族中的首要人物還保持權利，讓法官以他們的名義裁決某些訴訟，還在領地範圍內不時地制訂治安規章；但是王權已逐漸剪除、限制領地司法權，使之歸屬王權，這樣一來，那些仍然行使司法權的領主便不再把它視為一種權力，而視為一項收入。
貴族享有的所有特殊權利都是如此。政治部分已經消失，只有金錢部分保留下來，而且有時還激增。
在此，我只想論述那一部分尚未失效的特權，即名副其實的封建權利，因為它們與人民關係最為密切。
今天，很難說明這些權利在1789年究竟有哪些；因為它們數量龐大，品類繁多，況且其中有一些已經消失，或已經轉化；正因為此，這些對當時人來說已經含混的詞義，對於我們來說就更模糊不清。然而，當我們查閱18世紀研究封建法的專家著作並耐心研究地方習俗時，就會發現所有現存的權利都可簡化為數目很小的主要幾種；其他的一切權利確實還存在，但只不過是孤立的個別現象。
為領主服徭役的跡像在各地幾近消失。道路通行費大部分變得低廉或已被取消；不過在少數省份，仍可見到好幾種道路通行費。在所有省份，領主徵收集市稅和市場稅。人人皆知，在整個法國，領主享受專有狩獵權。一般說來，只有領主擁有鴿捨和鴿子；領主幾乎處處強迫當地居民在其磨坊磨面，用其壓搾機壓搾葡萄。一項普遍的極為苛刻的捐稅是土地轉移和變賣稅；在領地範圍內，人們出售或購買土地，每一次都得向領主納稅。最後，在整個領土上，土地都擔負年貢、地租以及現金或實物稅，這些捐稅由地產主向領主交納，不得贖買。透過所有這些花樣，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特點：這些權利或多或少都與土地或其產品有關；全都損害土地耕種者的利益。
大家知道，教會領主享受同樣的好處；因為教會雖然與封建制度起源不同，目的不同，性質亦不同，可是它最終卻與封建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儘管它從未完全融合於這個不相干的實體，卻深深地滲進其中，彷彿被鑲嵌在裡面一樣。
因此，主教、議事司鐸、修道院長根據其不同教職都擁有采邑或徵收年貢的土地。修道院在它所在的地區通常也有一個村莊作為領地。在法國帶一還有農奴的地區，修道院擁有農奴；它使用徭役，徵收集市和市場稅，備有烤爐、磨坊、壓搾機以及公牛，村民付稅後方可使用。在法國，如同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一樣，教士還有權徵收什一稅。
但是在這裡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指出，當時整個歐洲，到處可見到這同樣的封建權利，完完全全同樣的封建權利，而且它們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國沉重得多。我只引證一下領地徭役。在法國，徭役罕見並且溫和，在德國則仍舊普遍而殘酷。
此外還有關於起源於封建制度的權利，它們曾激起我們先輩最強烈的反抗，被認為不僅違背正義，而且違反文明：什一稅、不得轉讓的地租、終身租稅、土地轉移和變賣稅，它們按18世紀略為誇張的說法被稱作土地奴役，所有這些在當時的英國都部分存在，有好幾種直至今天尚可見到。它們並未妨礙英國農業成為世界上最完善、最富庶的農業，而且英國人民幾乎也未感到它們的存在。
那麼為什麼同樣的封建權利在法國人民的心中激譬如此強烈的仇恨，以至仇恨對像消失以後這種激情依然如故，簡直無法熄滅呢？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變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無疑還存在其他原因，但是我認為這些乃是主要原因。
假如農民沒有土地，那麼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便會無動於衷。如果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稅與他有何相干？他從租金所得中交納什一稅。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地租與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別人經營，那麼經營中的種種盤剝又與他有何相干？
另一方面，如果法國農民仍歸領主統治，他們便會覺得封建權利並非不能忍受，因為這不過是國家體制的自然結果。
當貴族不僅擁有特權，而且擁有政權時，當他們進行統治管理時，他們的個人權利更大，卻不引人注意。在封建時代，人們看待貴族近似於我們今天看待政府：為了取得貴族給與的保障，就得接受貴族強加的負擔。貴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權，擁有令人難以忍受的權利；但是貴族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當貴族不再負責這些事情，貴族特權的份量便顯得沉重，甚至貴族本身的存在也成為疑問。
請你們想像一下18世紀的法國農民，或者想像一下你們熟悉的農民，因為法國農民始終如一：他的地位變了，但性格並未變。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所刻畫的農民吧，他酷愛土地，用全部積蓄購買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價。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稅，不過不是付給政府，而是付給鄰近的地產主，這些人和他一樣與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樣無權無勢。他終於有了一塊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種子一起埋進地裡。在這廣闊的天地裡，這一小塊地是屬於他本人的，對此他心中充滿自豪與獨立感。可是那同一幫鄰人跳了出來，把他從他的地里拉走，強迫他無償為他們在別處幹活。他想保衛他的種子不受他們的獵物的糟踏，可是那幫人阻止他這樣做。他們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稅。在市場上，他又碰上他們，必須向他們交錢以後才能出賣自己生產的糧食。
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麥子自己食用，因為這是他親手種植，親眼看著長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這幫人的磨坊裡磨面，用這幫人的烤爐烘麵包。他那小塊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給這幫人的租金，而這些租金不能贖取，也不受時效約束。
不管他幹什麼，處處都有這些討厭的鄰人擋道，他們攪擾他的幸福，妨礙他的勞動，吞食他的產品；而當他擺脫了這幫人，另一幫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現了，而且奪走了他的收穫的絕大部分。請設想一下這位農民的處境、需求、特徵、感情，並計算一下，若你能夠的話，農民心中鬱積了多少仇恨與嫉妒。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