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1928年的春天，氣溫乍暖還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運動中的盲動政策停止執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樣進行下去，這對於中國共產黨以及領導中國支部的共產國際領導機關來說，都還有進一步探索和檢討的必要。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自然的提到日程上來了。
六大的召開，在八七會議上已有決定：中央臨時政治局應在六個月內准備召集。十一月擴大會議決定，於1928年3月間召開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會議作報告，提出在3、4月間召開六大，地址暫時考慮在澳門（多數人主張在香港）。會議要求中央在兩周內起草下述文件的討論大綱：C·Y·問題，由C·Y·中央起草；黨務組織由羅亦農起草；工會問題由工委起草；土地問題和政策問題由瞿秋白起草；黨綱草案由瞿秋白、羅亦農起草。
又過了兩個多月，共產國際的關於召開中共六大的決定到達中國。4月2日，中央常委開會，傳達了這項指示。國際要求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周恩來、黃平立即去莫斯科；並要求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參加六大。這個決定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共六大的召開，給以很大的重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瞿秋白、周恩來出國負責籌備召開黨的六大。留下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等負責中央留守工作，領導國內斗爭。
離滬赴俄前，瞿秋白、周恩來與留在國內負責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國內工作部署。4月間羅亦農被捕，暴露了黨組織不適應秘密工作環境。瞿秋白、周恩來和國內留守同志對此作了周密研究，並由中央於5月18日發出第四十七號通告，規定了關於整頓發展組織和秘密工作的九項具體措施。6月4日，中央又根據他們出國前的決策，發出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國革命性質仍是資產階級革命；反對不顧主客觀條件的盲動主義；紅四軍應在湘贛邊界以軍事實力發動工農，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並指定以毛澤東為書記組成前委，組成以朱德為書記的紅四軍軍委。這對於恢復和發展紅軍和根據地起了重大指導性的作用。
1928年4月底，瞿秋白離滬赴俄。4月29日，一夜大雨。第二天早晨天空還是陰晦的，下午又下起雨來。瞿秋白化裝來到碼頭，登輪啟程。船行兩天，抵達大連。從這裡上陸，轉乘南滿鐵路的火車，經中東鐵路，從滿洲裡秘密出境。於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然後從這裡乘坐馬車，到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別墅。這是沙皇時代一個地主的莊園，叫作銀色別墅，因其白色的牆壁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而得名。樓房面臨公路，樓後是漂亮的花園，穿過花園是座小山，山上長滿樹木。山後有條溪流，兩岸綠樹成蔭。樓分三層，六大秘書處的辦公室在一層。二層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廳，六大的全體會議就在此廳舉行。二樓其它房間住大會代表，瞿秋白、周恩來等都住在這裡。三樓也住代表。別墅附近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落的農捨，田野一片碧綠，正是初夏的景色。
6月中旬，多數代表已經到達。14、15日，召開政治談話會，一個小范圍的准備會議。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飛、項英、關向應、向忠發、鄧中夏、蘇兆征、張國燾等人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也出席了會議。會間討論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備提交大會的政治報告。在6月17日以前，斯大林會見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蘇兆征、周恩來、鄧中夏、李立三等，請他們介紹中國革命斗爭的形勢和任務，並對中國革命問題發表了意見。在大會進行中，斯大林還會見過大會主席團的中國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的形勢，斯大林認為處於兩個高潮之間，即革命處於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同志提出：中國各地都在不斷發生工人、農民的斗爭，革命形勢是好的。斯大林不贊成這種樂觀的估計，他用紅藍鉛筆在紙上畫了幾條曲線，然後又在曲線的最低點畫了幾點浪花。這是說，即使是革命處於低潮，也會濺起幾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這個生動和貼切的比喻，使多數與會者心悅誠服。
6月17日，周恩來、瞿秋白分別主持了下午和晚間舉行的預備會，討論通過了大會議程，大會主席團、秘書處、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和名單。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開幕。主席團中有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鄧中夏、向忠發等，還有斯大林、布哈林。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致開幕詞。他說：在我們黨的五大和六大之間，中國革命經歷了一個很嚴重的危急時期。反革命勢力一致行動，來壓迫、屠殺我們，甚至集合全力來消滅我們。中國共產黨始終領導工農群眾，同國際帝國主義及一切反革命作堅決的斗爭，這是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我們雖有無數同志領導工農戰士以全力同敵人斗爭而致犧牲，他們流下來的血創造了偉大的光榮歷史。可惜，由於黨中央陷入了機會主義，使革命遭受失敗。八七會議糾正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但黨內還存在許多錯誤傾向，如盲動主義等等。這次大會一方面要肅清機會主義的殘余，另一方面也要肅清一切變形的機會主義。瞿秋白要求大會充分發揚民主，尤其希望負責同志將經過的事實報告出來，由大會指出什麼是機會主義，什麼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使全黨明白。他說，六大一定能夠糾正一切錯誤傾向，使黨走到正確路線上來，完成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偉大任務。
從6月19日起，大會開始正式議程。當天，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報告，長達九個小時。報告中關於中國革命形勢的看法，與斯大林的意見一致。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早在4月間，他已寫成一個書面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報告》，約十萬字，分為三章：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中國共產黨之過去與前途；中國革命當前的問題。在口頭報告中，他只就書面報告未展開的意思，加以闡述和補充，分為五個問題：1．中國革命問題；2．過去的教訓；3．現在階段盲動主義的危險；4．革命形勢；5．黨的任務。口頭報告長約七萬字，也講了九個小時。銀色別墅的安寧的環境，給六大的代表們提供一切方便的條件和充分的時間，來回顧歷史，總結教訓，展望未來。這與在白色恐怖中，在國內匆忙地召集言不能盡意的會議，條件之懸殊，真有天地之隔。這也許是一些報告的時間，安排得相當充分的原因吧！
瞿秋白在政治報告中，正確地從理論上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論述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斗爭，批評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對於“左”傾盲動主義，他進行了自我批評，也希望代表們批評自己。他說：“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都帶有著國民黨主義的余毒”，１“八七後認‘過火’或‘阻止革命’為機會主義，禁止殺土豪劣紳是機會主義；所謂社會主義是殺人放火，殺人愈多，社會主義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會主義，最共產主義了，完全表現小資產階級傾向。新的機會主義傾向與盲動主義有關。盲動主義是機會主義反過面來。馬日事變，不准備暴動，固然是機會主義，但有的只幾十人，亦要來暴動，說今天不能不暴動，主張暴動即社會主義，不暴動即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２他希望全黨對於盲動主義有深入的認識，他說：“現在各處黨部亦反盲動主義，人人都反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非常之危險的東西。但是不懂盲動主義是什麼，而形式上的反對，更危險”。３——
１２３《秋白同志報告》（手稿）。
盲動主義表現在土地問題上，是主張沒收所有一切土地。瞿秋白在報告中批評了這種觀點，他說：我們的黨綱是土地國有，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沒收自耕農的土地。這一個意見，中央曾與毛澤東同志爭論過，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道中國已經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沒收一切所有的土地。瞿秋白指出，在農民運動發展的地方，並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地方如果要鞏固已有的革命成果，他們必須向外發展，在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的時候，則應該避開，采取游擊戰爭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實力，而另一方面四面發動，導引起周圍的其它地方的農民群眾。我們現在對於農民，要領導他們在各種環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爭方式，凡是農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刻領導他們斗爭，從抗租抗稅乃至於游擊戰爭，甚至更進一步的“割據”——這“割據”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擴大這一個形勢。這裡，瞿秋白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游擊戰爭和武裝割據的思想，是非常寶貴的。
在批評盲動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時候，瞿秋白提出了“共產黨內的槍桿子主義”的問題。他說：南昌暴動和廣州暴動過程中，表現出大多數從事軍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眾少，時懷幻想，以為單純依靠槍桿子就可以獲得革命勝利。他說：須知共產黨員，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員，為全世界無產階級謀解放，非用槍械所能達到。這裡，瞿秋白批評了黨內一些同志的單純軍事觀點以至軍事投機的錯誤，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如果把這段話，特別是這段話的後半部分，不同他一直重視革命武裝、革命戰爭，重視紅軍游擊戰爭和武裝割據等正確的主張聯系起來考察，那麼，非常容易使人誤解他是在反對“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這一著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斷。後來在十年動亂中，他的這一觀點果然成了“英雄們”聲討批判的一條不小的“罪狀”！
瞿秋白痛感於自己以及黨的一些領導人既缺乏革命實踐鍛煉，又缺乏革命理論修養，對於革命造成的損害，在報告中說：實際的群眾運動，我是受著他的教訓，比書本上的教訓還要好。又說：吾黨缺少理論，革命的黨要正確的理論的工作人員，就算幾十人也是好的。無理論的黨，必歸破產。吾黨有知識分子，工人和農民同志，都要訓練。要有黨的理論才能使黨充實，這並非說單一個理論便可以革命，吾黨在八年中，革命運動的發展，根本理論缺乏，是黨的弱點之一。一個黨，一個黨員，一個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論武裝起來，才能在革命實踐中，得到勝利和成功，而經過革命實踐的檢驗，革命理論將會進一步得到豐富和發展，更好地指導革命運動的前進。
中國大革命失敗，究竟責任在誰？黨內有強烈的反映。一些同志嚴於指責別人，而疏於批評自己；有的人則挾有私怨，一味要求追究個人責任。瞿秋白不贊成這種指責和追究，而主張嚴於責己。他說：我們也可以批評國際，說對中國的指導如何，如何不切實！又是其他什麼指導人的原因等等，而發生機會主義；但是這並不能去掉自己的責任。對於張國燾在會議中缺乏與人為善，熱衷於指責別人，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行為，瞿秋白毫不客氣地予以批評。下面是在報告結束時的一段對話：
秋白：關於過去的事，或者國燾是對的，秋白對的，獨秀對的，這些問題討論起來是有意義的，但不能同我們目前任務相比。
國燾：你一個人講了九個鍾頭，七七八八講了一大批。
秋白：我們應指出不對的，指出少數主義、改良主
義的傾向，大家來糾正，至於辨別個人是非，並不是不需要，希望組織委員會來解決，將來向大會報告即可。這是議事日程上已決定的問題。現在我的報告完了。（全場鼓掌不止）
瞿秋白報告中一個主要的錯誤，是仍然把當前中國革命的形勢估計過高，認為革命有無間斷的進展，革命顯然是高漲的，因此黨的總策略仍是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此外，八七會議以後中共中央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以致發展到十一月會議時處分了一大批黨的高級干部（包括周恩來、毛澤東等）。瞿秋白在報告中沒有檢查這個錯誤，反而認為十一月會議的執行黨的紀律，是必要的。
從21日起，代表們用了七天時間對瞿秋白的政治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也批評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會議充分發揚了黨內民主，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大會成立了政治、組織、職工運動、蘇維埃運動、宣傳、青年、婦女、財政審查、軍事、農民土地等委員會，瞿秋白參加了政治、組織、職工、蘇維埃、宣傳、農民土地等六個委員會，並擔任政治委員會的召集人。在認真聽取代表們批評意見的基礎上，6月28日，瞿秋白在全體大會上作了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
在結論中，瞿秋白進一步作了自我批評，深入地剖析了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產生的社會階級根源和思想理論根源，進一步認識了“左”傾錯誤的危害。對於命令主義，他說：布哈林同志發現了我們的命令主義，把黨變成了老爺黨，老爺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給賞，有同志無處安插就給他工作，這就是我們害了工人。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無論訂好了什麼好政策也是不行的。對於會議代表一再提出的陳獨秀參加會議的問題，瞿秋白在結論中作了說明：從八七會議以前到十一月會議以後，共產國際一直要陳獨秀來莫斯科，但陳始終不肯。我主張他參加擴大會議，後來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仍要他到這裡來，因為開會很危險，而他又不接受國際的意思。至於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中共中央應負責，而不能諉過於共產國際，還是要怪我們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為總書記的陳獨秀的責任，以及他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功過，應該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力求公允。他說：是否責任由陳獨秀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多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帶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志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能說他個人犯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
在結論中，瞿秋白對這次大會的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說：對於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擊（按：指批評——作者），或者攻擊還不夠。這是新的現象，在黨的生活中是以前所沒有的。以前，所謂黨即執委會，執委會即常委，常委即書記，可以決定一切！這次大會就不同，不僅受共產國際指示，並且受各地群眾代表的指導。黨代會代表由各地選出是第一次，第一次從支部中及群眾中選出；得到過去的教訓，指出中央的錯誤，此乃好的現象。我們希望七次大會上免去一切小資產階級傾向。
六大的主要決議，即政治決議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過後，瞿秋白又改過。7月9日下午的大會上，瞿秋白逐段宣讀政治決議草案，大會代表邊進行討論邊作修改之後，全體一致通過。這時全場掌聲如雷，歡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並高唱《國際歌》。
在隨後的選舉中，瞿秋白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由於他犯了“左”傾盲動的錯誤，在選舉中得票較少。
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後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黨的工作在一個時期內得到了發展。六大的缺點表現在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確的認識；對盲動主義的實質缺乏深入的認識，等等。這些缺點，妨礙了黨內“左”傾錯誤的徹底糾正，並被後來具有“左”傾思想的人發展成為更加嚴重的“左”的錯誤。
在六大開會期間，瞿秋白、周恩來對國內工作十分關心，向國內發了《對國內工作指示的電稿》，傳達六大的精神。強調必須堅決地反對盲動主義，決不能削弱對農民的游擊戰爭的指導，必須擴大蘇維埃的根據地及加緊組織紅軍。黨的主要任務仍舊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力爭工農民權獨裁制的蘇維埃政權。中央接電後，將電稿發往各地黨組織進行討論，及時地指導了全黨的工作。
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中共六大閉幕，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接著在莫斯科召開，從7月17日開到9月1日。在這之前，中共六大進行期間，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宣布，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遣常駐代表，改為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常駐代表團。中共六大結束後，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代表團第一任團長。代表團由五人組成：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張國燾；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鄧中夏、余飛；駐農民國際代表王若飛。共產國際通過中共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系。瞿秋白作為代表團團長，要領導代表團的工作，出席共產國際大會、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參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黨和革命問題的決策等，責任是重大的。共產國際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瞿秋白和周恩來、蘇兆征、張國燾等一起出席了這次會議。
瞿秋白和蘇兆征一起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又和蘇兆征、張國燾一起參加綱領起草委員會。瞿秋白精通俄文，有理論修養，又是代表團負責人，因此，他是國際六大上中共代表中的重要發言人。大會領導機構指定他擔任民族殖民地革命運動問題的三位補充報告人之一。他在主報告人庫西寧發言後，先後於8月15日、21日向大會作了補充報告。同時，分別於7月27日、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報告、戰爭危機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等問題，發表了意見。
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應該永遠堅持真理，永遠不盲從，獨立思考，明辨是非。這樣，他才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屬於人民群眾。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瞿秋白在國際六大，充分表現了這種精神。
在國際六大期間，瞿秋白同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赤色職工國際書記羅佐夫斯基發生意見分岐，並在發言中批評了他們。
布哈林在《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任務的提綱》中提出了一個“第三時期”理論。盡管布哈林本人對這一理論有所保留，但在聯共（布）出席國際六大代表的堅持下，布哈林不僅提出了這一理論，而且在會上批評了與此不同的意見。這一理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形勢劃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918—1923），資本主義嚴重危機，無產階級采取直接革命行動；第二時期（1923—1928），資本主義經濟恢復，漸趨穩定，無產階級繼續斗爭；第三時期（1928年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日益加劇，殖民地的革命斗爭迅速發展。因而將發生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以及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戰爭將引起革命，進而導致資本主義的總崩潰。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形勢就要到來。實踐證明，“第三時期”理論，是導致“左”傾冒險主義的理論，是極其有害的理論。至少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這樣的。
瞿秋白是國際六大代表中，最先對“第三時期”理論提出質疑以至否定的發言人之一，在他之前發言的有波蘭代表科斯特魯蔡娃。瞿秋白首先指出“對其中許多問題不甚了然”１。他說：“共產國際的總任務就是防止戰爭、保衛蘇聯和保衛中國革命。可能這三項任務就是所謂第三時期的特點。但是，我認為，這裡我們還有一個空白，就是在經濟分析方面，當談工業生產力的增長、技術的改善等等情況時，只是輕描淡寫地談了一下新的經濟形勢對農業、對億萬農民現狀的影響。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夠清楚的。”２農民的作用和農民土地問題、殖民地問題以及太平洋遠東問題，等等，都應該有詳細的分析，准確的估量，清楚的闡述。“既然我們在提綱中得不到有關農業、殖民地和太平洋問題的明確答案，那麼，所謂第三時期和第二時期似乎就區別甚微了。（有人插話：對！）”３——
１斯特拉霍夫在共產國際六大第十二次會議（7月27日）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77頁。
２《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77頁。
３《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79頁。
瞿秋白在大會發言中，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和政策，總結了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了黨的總路線。他說：“黨的總路線就是爭取群眾。”１他認為，應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這一任務，即中國革命沒有消亡，即使在遭到嚴重失敗後，它也在繼續發展，現在它應該重新聚集力量——
１同上書，第382頁。
出席國際六大的一些代表，由於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曾經產生了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國革命。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傾向。共產國際候補書記、美共黨員佩佩爾的言論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說：“過去中國共產黨有過孫中山主義，現在又有托洛茨基主義”，“中國簡直就沒有一絲一毫的布爾什維主義”１。對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會議的報告中嚴肅地宣告：“我受中國代表團委托作如下聲明：佩佩爾硬說中國黨內過去是孫中山主義，現在是托洛茨基主義，這純粹是誹謗。”２“應當承認，武漢事變以後，中國黨畢竟找到了新的道路。”３“我們損失了成千上萬的同志。不過，我們在數量上的損失雖然很大，然而我們在質量上卻鍛煉了黨，鍛煉成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黨。”４我們領導了農民的武裝起義，實行了土地革命，開始了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我們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但是，“我認為，我們的任務在於，要以過去的錯誤為鑒戒，端正我們的布爾什維克路線。”５——
１２３４同上書，第543頁。
５《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381頁。
瞿秋白為廣州起義進行了辯護，批駁了佩佩爾說廣州起義是盲動、冒險，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行動的論點。瞿秋白認為，廣州起義雖然有許多缺點，也有錯誤，但是廣州起義具有社會基礎，帶有群眾性，發動起義是正確的。
“廣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個口號：‘青天白日’旗（國民黨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幟。鐮刀斧頭的紅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幟！”１“廣州起義，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是它徹底打消了對國民黨的一切幻想，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時代，即蘇維埃革命的新時代。”２“廣州起義已作為中國工人無與倫比的英雄主義的楷模深入到勞動人民心中。”３至於廣州起義以及中國革命中發生的錯誤，已經並正在得到糾正，今後將繼續檢討這些錯誤，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１２３同上書，第451頁，380頁，552頁。
佩佩爾指責中共不重視反帝斗爭。對此，瞿秋白說：“如果象佩佩爾這樣提問題，我們似乎土地革命搞得過多了，而應該多加關心反帝運動。”１“什麼是反帝運動？這就是抵制，游行，集會，乃至罷工。我們在香港組織了持續近兩年的罷工，我們組織了許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動。但是，我們這樣做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我們可以說，如果今後我們僅僅用這些方式斗爭下去，我們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土地革命的口號下把億萬農民群眾發動起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推翻帝國主義。”２佩佩爾還主張“在民主的基礎上選舉農村的地方自治”。３對此，瞿秋白幽默地說：“大家看，佩佩爾是何等徹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徹底’，因為托洛茨基還認為中國現在正是反革命時期，……並不想得出關於立憲的結論。”４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通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才能進行到底”，“絕不可能有什麼憲政的道路，有什麼農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話：對！）”５“如果現在佩佩爾要把我們曾經吃過苦頭的那種觀點強加給我們，那麼，這就意味著佩佩爾意欲頑固堅持我們過去過高估價民族資產階級的錯誤。這就意味著，佩佩爾不顧中國革命的教訓，還要重復那些使我們遭到失敗的錯誤。這就是主要問題。”６
瞿秋白吁請代表大會堅持國際主義原則。他說：“應提請共產國際各黨真正支持中國的革命、中國的起義。這種支持不能僅僅是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式的支持，不能僅僅有反對白色恐怖的願望。”７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實行這樣的民族綱領：“第一，要堅持民族和語言平等，在這方面絕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還要堅持民族自決權）；第二，如同列寧所說的，要堅持國際主義的原則，要進行不調和的斗爭來反對無產階級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始出現教條主義，把某些國家黨的經驗神聖化的時候，瞿秋白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是有重大現實意義的——
１２同上書，第544頁。
３４５《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545頁，546頁。
６７８同上書，第546頁，550頁，551頁。
有些人忽視殖民地國家的農民土地革命和農民戰爭。瞿秋白說這些人號稱馬克思主義者，卻不懂得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德國農民戰爭的再版”，簡直是“葉公好龍”。他鄭重地聲明：“我仍然認為，如果承認殖民地是世界的農村，那民族革命問題就易於理解了。如果認為，就整體說，一切殖民地都是農業國家和農民國家，那我們就應該知道，整個國際就要有一套對待殖民地農民的策略，而且僅僅從這一觀點出發，就可以制訂出東方革命運動的當前策略。”１
8月23日，瞿秋白代表中共、日共、印共、印尼共代表團和其他東方國家代表團，在大會上宣布聲明：“下面簽字的各代表團，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會所通過的關於俄國問題和中國問題的各項決議，也完全同意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並聲明完全擁護聯共（布）在國內和國際問題上的政策。”２表示了維護國際團結，支持共產國際和兄弟黨的良好願望——
１《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550頁。
２同上書，第560頁。
國際六大通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提綱中規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當前任務：“在中國，即將來臨的革命高潮將重新提出准備和進行武裝起義作為黨的當前的實際任務。”１大會認為共產國際各支部目前主要錯誤傾向是右傾，應堅決反對右傾並反對向右傾錯誤持調和態度的傾向。認為在中國，則有盲動主義傾向，但一般說來，現在錯誤傾向，是右比“左”更甚。可以說，這次大會是共產國際領導方針急劇向“左”傾轉變的開端——
１貝拉·庫恩：《共產國際文件匯編》，第3冊，第124頁。
9月1日，國際六大結束。瞿秋白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在執委會上又當選為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9月5日，主席團會議產生了政治書記處，瞿秋白與布哈林、庫西寧、莫洛托夫等一起擔任書記處的成員。
莫斯科的生活和工作
瞿秋白4月底離開上海不久，楊之華也帶著七歲的女兒獨伊到了莫斯科。
楊之華參加了中共六大，並在大會的婦女委員會、農民土地委員會中工作。中共六大開過後，她與瞿秋白一起出席了共產國際六大。9月，她又和瞿秋白一道隨各國代表到蘇聯南方地區參觀，先後游覽了巴統（黑海商港）、第比利斯（南高加索工商業中心）、巴庫（裡海石油區）、羅斯托夫（黑海商港，北高加索鐵路中心）烏法（黑壤農村區）、哈爾科夫（工商業區）等地。他們沿途看到了工廠、農村、軍隊、文教、婦女、兒童等組織和活動，看到了許多革命勝跡，看到了蘇聯革命成功後十年的巨大建設成就，感到十分欣慰。
瞿秋白經過兩次大會的緊張工作，身體極度虛弱，夜間有時在睡夢中從床上跌落到地板上，但白天仍然支撐著努力工作。即使在南俄之行的旅途中，他仍然反復考慮如何貫徹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的精神。9月14日，他在巴庫寫長信給當時還在莫斯科的周恩來。１信中說：技術上的原因使我們不能迅速廣泛地傳播此次所得教訓於廣大群眾，這實在可恨可恨。對於貫徹六大路線，他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在職工運動方面，他指出要防止和糾正脫離群眾的不良傾向，肅清一切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反對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發展黨內群眾的討論。在農民土地革命和紅軍游擊戰爭方面，他指出：蘇維埃區域中必須實行土地革命，創造紅軍，領導一般農民的瑣小斗爭到推翻豪紳政權的斗爭——游擊戰爭。農民的地方暴動，還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眾的斗爭，還不是爭取一省或數省政權的斗爭。所以一方面要注意擴大蘇維埃區域，同時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擊小的紅軍的游擊策略。紅軍的游擊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農獨裁的宣傳於廣大的區域，而積累革命的軍力。現時特別要注意盲動主義情緒的余波與再生，特別要注意忽視農民革命作用。在黨的理論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設想：理論的重要與教育干部的重要是顯然而又顯然的。他將在最近二禮拜間，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計劃：１馬列選集，２國際經驗，３國際時事，４蘇聯時事，５中國革命問題的編譯。至於國內則此次決議的通俗化宜從速進行。他建議由一些同志作些通俗地宣傳六大決議的工作。他自己也動筆，撰寫宣傳六大精神的小冊子。不久，一本六萬字的通俗讀物寫出來了，書名叫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開門見山，這書的第一段文字就把讀者緊緊抓住了：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華民國，這便是辛亥革命。中華民國雖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並沒有打倒官僚軍閥，平民仍舊是受壓迫，外國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更加剝削中國的工農。這是為什麼？說起來，原因很多呢！２——
１瞿秋白致周恩來信，是從楊之華《回憶秋白》中引來的。
２瞿秋白：《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出版局1928年版第5頁。
瞿秋白用通俗的文字，豐富的知識，清楚的說理，深入淺出地講解了中國社會歷史，中共黨史，中國革命歷程及其經驗和教訓，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當前的任務。這本書後來在莫斯科出版，對於國外讀者了解中國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身在異域，病痛纏繞。接任伊始，他就想到了回國，而他的思緒早已飛回了祖國，飛回到國內同志的身邊。給周恩來的信，說出了這種埋藏得很深的激情：我在俄做國際工作（政治）及理論的工作，本是黨的需要，國內工作自然是你們多負責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國的，我又要養病，又要想做許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過了不久，大約在11月間，斯大林約瞿秋白、張國燾會談中國革命問題。張國燾不通俄語，由瞿秋白把斯大林的談話翻譯給他聽。談話從晚間九點，一直談到零點才結束。在斯大林那間陳設很簡單的辦公室裡，主人坐在大辦公桌的後面，客人隔著辦公桌對坐。斯大林不停地抽著煙斗。他關切地問他們在莫斯科的生活情況，使客人感到親切。斯大林問到了中國國內的情況，問到宋慶齡和陳獨秀。瞿秋白向斯大林報告了共產國際東方部最近討論中國問題的要點，並說明他個人的見解，請斯大林給以指示。斯大林說他沒有什麼新的意見，中共六大決議已經把問題講清楚了。他說：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首先應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說他少年時，在窮鄉僻壤，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直到三十多歲，才得讀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冊，以後又千方百計找到第二、三冊，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在警探環伺的環境中，用了幾年時間，熟讀這些書，才真正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這時的斯大林，正在與黨內外的反對派作斗爭，因此他還是謹慎的，談話也比較現實和謙虛。
這次會見前後，瞿秋白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療養地休養了一段時間。回到莫斯科又投入緊張的工作，結果到1929年2、3月，肺病又加重，不得不再去休養。地點是馬林諾的列寧療養院，位於莫斯科南面數百英裡，要坐一夜火車才能到達。這是一個鄉村療養所，附近有青蒼蒼的寒林，厚厚的積雪鋪滿大地，空氣冰冷，異常清新。同來休養的黃平，身強力壯而又喜歡運動。瞿秋白羨慕他那強健的身體，自己覺得慚愧，但很想鍛煉一下，使自己也有那樣好的體魄。黃平常去滑雪，瞿秋白便高興的同他一起去練習滑雪。手握撐桿，跕出稀疏的灌木叢，踏著滑雪板從坡頂往下滑。滑雪板在雪面上發出絲絲的聲音，順坡而下，輕快，平穩，猶如蕩舟，又與蕩舟不同；江南水鄉的蕩舟，另是一番情趣。瞿秋白從此愛上了滑雪，後來回到莫斯科，他和黃平還一起到列寧山去滑過雪。
共產國際機關的外國工作人員，都住在特維爾斯卡亞大街（今高爾基大街）的柳克斯旅館，離克裡姆林宮不遠。瞿秋白第一次旅俄時住過的東方大學宿捨，就在這條街的A字15號。柳克斯旅館公寓式的房間，每月要付四十多個盧布的房金。瞿秋白每月約有二百五十個盧布的薪金，這個數目是當時蘇俄機關的最高薪額。楊之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中學習。這個班的同學裡，有吳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維夏、江浩、夏曦、董必武、葉劍英、趙世蘭、李文宜、楊子烈等。別的班的同學稱特別班為老頭子班。性格開朗活潑的楊之華來到這裡，頓時使班中熱鬧起來，充滿了生氣。人們常常看見她在校園裡參加籃球、排球運動。她刻苦用功，學習俄文進步很快。班裡討論時，她積極發言，觀點鮮明，言之有物。回到公寓的家中，她還要抽出時間來照料瞿秋白的生活，使他集中精力於寫作和工作。當時莫斯科的物資缺乏，有錢也難買到東西。食品更缺，有時一連三個月，頓頓飯的菜品只有魚類，吃得使人膩味。楊之華總是設法調劑副食品，盡可能使瞿秋白吃得好些。
倆人的生活是儉樸的，但他們的生活又是十分和諧的，感情是十分親密的。據當時在列寧學院學習的莊東曉回憶說：“每逢節日或假期，我常到華姐秋白的住所——柳克斯公寓十二號去看她。”“當秋白工作的時間過長，面帶倦容，需要休息時，華姐在旁就說幾句詼諧風趣的話，或叫秋白放下筆去做點什麼，調劑調劑。有一次我和潘家辰同志去看他們，寒暄了幾句，秋白又伏在桌上，奮筆疾書了。華姐向我遞了個眼色，笑著說：‘有個人連臉都懶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連手背也不洗，這個人更不喜歡搞衛生，房子裡有氣味，他就灑點香水，你們猜這個人是誰？’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秋白也只好放下筆，同我們一起說笑，這才稍得一點休息。”１——
１莊東曉：《難以忘卻的懷念》。《回憶楊之華》第40頁。
女兒獨伊到莫斯科後，送進了一家孤兒院。瞿秋白、楊之華平時很忙，只有周末才有時間去看她。獨伊一人，言語不通，有些調皮的蘇聯男孩看她是黑頭發，便把她當作猶太人，歧視她。雖然孤兒院院長、一位老布爾什維克待她很好，但她還是時刻都想念爸爸媽媽。每次他們來看她，都使她感到無比的快樂。瞿秋白知道獨伊愛吃牛奶渣，每到周末從共產國際機關下班回來路過商店，總要買一些帶到孤兒院去給女兒吃。
後來，獨伊調到另外一個幼兒園，在離莫斯科較遠的一個小城依凡城。瞿秋白夫婦仍然每逢周末去看她。他們在星期六晚上從莫斯科坐火車，星期日早晨抵達伊凡城，要坐整整一夜的車。他們就睡在火車上過夜。星期日清晨，一家人見面，分外高興，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整天。
早晨，我們走到幼兒園的時候，孩子們排了隊出來，唱歌歡迎父母，接著又表演節目給父母看。父母帶來的食品玩具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吃一起玩。然後由父母分別帶領自己的孩子出幼兒園，秋白和我帶著獨伊到附近的森林中去。這是我們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天，我們充分享受了天倫之樂。在這一天中，秋白是高興的，活潑的，使他忘卻了工作的緊張與疲勞，他和孩子痛快地盡情地玩著。夏天，我們在樹林裡采蘑菇，秋白畫圖和折紙給孩子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氈，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車裡，他自己拉著雪車跑，故意把雪車拉得忽快忽慢，有時假裝跑不動了，有時假裝摔一跤，用手蒙了臉哭了起來。這時候獨伊就向我叫起來：“媽媽，我跌一跤不哭，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一聽這話，放開了手，哈哈大笑。孩子也很高興，拍手大笑。笑聲震蕩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為我們的歡樂而喜氣洋溢。１
這是楊之華的回憶。下面是獨伊的回憶：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兒童院時的一件事。我們的兒童院設在莫斯科郊外沙皇時代的一座地主莊園裡，四周是茂密的叢林，風景很優美。那一天，爸爸和媽媽來看我，帶我到兒童院旁邊河裡去撐木筏玩，爸爸卷起褲管，露出了細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著長桿用力地撐，我和母親坐在木筏上。木筏順流而下，微風輕輕地吹動著我們的衣服，忽然父親引吭高歌起來，接著，我和母親也應和著唱，快樂的歌聲，在河上飛翔，我們就在歌聲中盡情地享受著天倫之樂。２——
１楊之華《憶秋白》。《紅旗飄飄》第8期。
２瞿獨伊《懷念父親》。《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
瞿秋白的兩次愛情生活，都沒有給他帶來親生子女。然而，他不是那種只有狹隘的親子血緣之愛的人；共產黨人博大的襟懷，使他充滿了對一切孩子的熱愛。對於他所愛之至深的人的女兒，他視同己出，也愛之至深，遠遠超過了血緣之愛。他在楊之華和獨伊或其他人面前，從不使人感到獨伊不是他親生女兒；獨伊也從來沒有感到爸爸不是自己的親爸爸，她從未失去父愛。
在列寧療養院，瞿秋白雖在病中，卻更加關懷獨伊，常常寫信給她。
獨伊：
我畫一個你，你在笑。為什麼笑呢？
因為你想著：
你是好爸爸和姆媽兩人生出來的。
（畫獨伊牽著一只兔子）
小獨伊：
你會寫信了——我非常之高興。你不病，我歡喜了。
我很念著你。我的病快要好；過三個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時要來看你，一定來看你。我的小獨伊。再見，再見。
好爸爸
二月十四日
喜悅與關懷交織成的這封短信，飽含著多少溫暖親切的父女之情呵！
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仍在列寧療養院。俄羅斯的春天姍姍來遲，但是春意已在林梢花枝間，已在人們的心田裡。瞿秋白想到了小獨伊：她和與她同齡的孩子們，不就是充滿了生命力和無限希望的蓓蕾嗎？
小小的蓓蕾，
含孕著幾多生命，
陳舊的死灰，
幾乎不掩沒光明。
看那沙場的血花燦爛，
經過風暴之後的再生。
誰道是無意中的赤化？
都是赤愛的新的結晶。
這一首小詩，內涵深蘊，表現了革命者對於千千萬萬孩子們的美好的希望和濃厚的愛戀，那思想境界是高潔的。
獨伊所在的森林學校是蘇聯政府為病弱兒童辦的兒童學校。校中講究衛生，規定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獨伊的頭發自然也剃光了。女孩子剃光頭，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瞿秋白知道後，立即給獨伊寫了一封很有風趣的信，安慰女兒。
獨伊：
我的好獨伊。你的頭發都剪了，都剃了嗎？
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頭發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
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
你要聽先生的話，要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
好爸爸
不久，瞿秋白又給女兒寄去了一封短信，信下附了他滑雪的畫。
獨伊：
你為什麼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好爸爸
父親很了解女兒的心理，信中充滿了慈父的熱愛和關懷。收到這些來信，獨伊從那裡感到了無限的溫暖，更加安心的學習了。
郭質生，是瞿秋白1921年來俄時結交的好朋友，現在他已是有名望的漢學家、語言學教授。他來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帶來了十年前瞿秋白離俄返國時寄存在他那裡的兩個抄本，是當年瞿秋白研究拉丁字母的筆記。那時，他受到蘇俄掃除文盲運動的啟迪，深感中國文盲之多，文化之落伍，與中國文字之弊病密切相關，非作改革不可。這兩本筆記，重新引起瞿秋白對於漢字改革的興趣。1929年3月19日，他在列寧療養院寫信告訴楊之華說：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羅馬字母的發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幫我做許多工作，這是很有趣味的事，將來許多人會跟著我們的發端，逐漸的改良，以致於可以適用於實際工作上去，使中國工農群眾不要受漢字的苦，這或許要五十年、一百年，但發端是不能怕難的。我們每人必須找著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進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１——
１楊之華：《憶秋白》。《紅旗飄飄》第8期。
在中國文化領域裡，瞿秋白富於遠見卓識，他看到了中國文字改革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要期以半個世紀到一個世紀，或者更多的時間，用更多的人才，通過多少個階梯，才能達到成功的頂點。萬事難在開其端，誰能甘願作這樣的階梯，供人攀登呢？他要和楊之華一起投身到這個能夠使中國工農群眾擺脫漢字之苦的開創性的事業中去，把他們的愛情、生活、工作，與中國億萬個工農大眾的利益聯系在一起。無論從理智上，還是在感情上，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無數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
在蘇聯的兩年中，瞿秋白經常與林伯渠、吳玉章、郭質生，當然還有楊之華，一起來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問題。1929年10月，瞿秋白寫成了一本《中國拉丁化字母》的小冊子，並在旅莫斯科的華僑和華人中試行。1931年9月，中國工人在海參崴召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根據瞿秋白的這本書作出了中國新文字方案。
哀思和義憤
1929年2月20日，剛剛由蘇聯回到上海不久的蘇兆征病逝了。1月間，蘇兆征離蘇前，突然得闌尾炎，瞿秋白勸他動手術把闌尾切除，休息一段時間再走。蘇兆征在六大後任政治局委員、中央工委書記，急於回國開展工作，執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後病情惡化，救治無效，終於逝世，年僅四十三歲。從1927年武漢時期起，瞿秋白就同蘇兆征經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嚴肅認真，一絲不苟。越是在斗爭的緊要關頭，環境最惡劣時，他越是充滿信心，與同志合作的越好，得到許多同志的愛戴。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給楊之華的信中說：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寫了幾個字，一是因為郵差正要走了，二是因為兆征死的消息震駭的不堪，錢寄到的時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罷工（海員）的領袖，他是黨裡工人領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為何我黨又有如此之大的損失呢？前月我們和斯大林談話時，他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的切合於群眾斗爭的需要；他所教訓我——尤其是“八·七”之後是如何的深切。
……我黨的老同志，凋謝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覺得我還沒有來得及做些絲毫呢！！１——
１楊之華：《憶秋白》。紅旗飄飄第8期。
是的，大革命失敗後，李大釗、汪壽華、肖楚女、陳延年、趙世炎、張太雷、羅亦農、向警予，相繼殉難。留下來的老同志，越來越少，彌足珍貴。蘇兆征未死於敵人屠場，卻死於小病闌尾炎，這是多麼令人惋惜和悔恨呵！這件事，成為瞿秋白的一塊心病。此後，他常常自責地說：我沒有堅持說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個不能挽回的錯誤！
只有用加緊工作來彌補已經無法彌補的損失於萬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擬的一個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下午晚間
星期一中國委員會代表團會議
星期二東方部政治會議列寧學院—
（十時）（三時至五時）
星期三中國黨史黨校（四時）—
（十時至一時）
星期四近東會議（十時）材料（十二時）—
星期五遠東會議（十時）政治秘書處會—
（十二時）
星期六東方部組織會議黨校—
（十二時至三時）
會議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時間，他的寫作就只能在八小時乃至十小時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體更壞了，神經衰弱很嚴重。有時，睡到半夜，突然會從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的從口中流出來。他感覺到“我只有絲毫的精力支持著自己的軀殼”１。1929年8月，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彭湃、楊殷等同志被捕。這是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根據叛徒白鑫（時為中央軍委秘書）提供的情報，破壞了中央軍委機關，彭、楊等都在那裡開會時逮捕的。彭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運動的創始者，楊殷是工人運動領袖，當時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員。24日被捕，30日即被殺害。瞿秋白得知彭、楊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得彭、楊被捕之電，究竟情形怎樣？此事宜亟設法，究竟用武力劫獄，或賄買獄卒，或其他方法，救濟，你們應能就地決定，如需特費，宜速來電聲明”。２9月15日，他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問及彭、楊，焦急地說：“彭、楊如何，急死人了！！”３9月下旬，彭、楊被害的噩耗始傳到莫斯科，他懷著對敵人的無比仇恨，對同志的無限悼念，在深夜寫了《紀念彭湃同志》一文，發表在蘇聯《真理報》上。後來，他又修改了這篇文章，與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冊子。他在文章中寫道：——
１楊之華：《憶秋白》。《紅旗飄飄》第8期。
２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6日）。彭湃、楊殷等被捕後，中央特科確曾計劃在敵人押送途中以武力劫持營救，但因貽誤時機未成。
３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15日）。
上海來的電報告訴我們，有四位同志被我們的敵人槍斃，這是使我們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個裡面的一個。這樣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遲的發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後啊！
彭湃同志是中國農民運動第一個戰士。當他開始在廣東做農民運動的時候，那時候做領導工作的同志，還在否認中國革命問題中農民土地問題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眾運動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眾裡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決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從來未有的中國白色恐怖之下工作，這是黨內同志無論那一個都是極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國勞苦的農民群眾頂愛的，頂尊重的領袖，在海陸豐農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樣的親熱。恐怕除湖南農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以外，再沒有別的同志能夠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滿懷痛惜之情，概要地敘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經歷以及偉大功績。最後寫道：
彭湃同志已經死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極大的損失啊！
中國的反革命——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現在才對著中國工農的領袖的屍體，歡呼慶賀呢！可是，你們這些反革命的統治階級，你們且慢高興，你們是滅絕不了我們的彭湃同志，楊殷同志的——，你們殺掉我們一個彭湃，一個楊殷，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會在自己的斗爭中去栽培出無數的彭湃，無數的楊殷來送你們的終！我們的責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開頭做了的事業！
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先後增加了陸定一、蔡和森。陸定一於1928年底抵蘇，任駐少共國際代表。蔡和森任駐共產國際代表，他身體有病，一邊休養，一邊參加代表團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與蔡和森、陸定一等一起，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瞿秋白在會上作了《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講話。十次全會通過決議批准聯共於同年4月關於撤消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的工作的決議，並且決定免除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職務。全會要求各國共產黨反對右派，反對同情和庇護右派的調和派，並將一些國家共產黨內某些被認為是右派或調和派的人從組織上清除出共產國際，以“下層統一戰線”和“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代替統一戰線策略。這次全會標志著共產國際“左”傾路線的形成。瞿秋白講話的基調，自然也只能是反對右傾，盡管他在一些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意見。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黃平一道從莫斯科去德國，出席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反帝同盟大會，並發表了演說，呼吁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這時，已經接受托洛茨基的觀點，並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陳獨秀，開始放肆地攻擊中國共產黨。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采取了“擁護蘇聯”的簡單策略。陳獨秀便借題發揮，在1929年7、8月間，接連寫信給中共中央，全面攻擊中共路線。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決議，警告陳獨秀停止一切反黨宣傳和活動；陳獨秀仍舊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開除陳獨秀出黨的決定。這件事，在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中，也引起一場波瀾。大多數同志擁護中央開除陳獨秀出黨的決定，瞿秋白寫了近三萬字的長文《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系統地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王若飛不贊成立刻開除陳獨秀，而主張應先與陳獨秀進行辯論，並向黨內群眾進行解釋。黨內同志有不同意見，包括對陳獨秀處分問題的不同見解，本來是正常的，無可非議的。但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張旗鼓地反對右派和調和派的“左”的氣氛中，這種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結果，王若飛受到批評，並被停止了參加中共中央代表團和農民國際的工作。這件事，雖然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但作為中共代表團的負責人，瞿秋白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對於陳獨秀，瞿秋白一向視為前輩，恭敬，尊重，何況他曾經是黨的創始人，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即使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斷送了大革命運動，摧折了許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還是覺得應該由政治局來分擔革命失敗的責任，不把全部責任統統推給陳獨秀一個人。他總是希望陳獨秀在大家的批評幫助下，從錯誤的泥淖中爬起來，重新為中國革命工作。他主編《布爾塞維克》時，邀約陳獨秀為黨刊撰稿，盡管陳只以“寸鐵”來應付，他還是照登不誤；對於陳獨秀的生活待遇，一如既往，並不降低。豈料，陳獨秀越走越遠，終於墮落為中國托派的首領，分裂和攻擊中國共產黨，這當然是不可容忍的。難怪平時冷靜溫和的瞿秋白，這時竟激於義憤，錯誤地壓制了持有不同意見的王若飛。
莫斯科中山大學設有中國問題研究室，這時，改為中國問題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問題，向共產國際領導機關提供有關資料。研究所辦有俄文刊物《中國問題》，由瓦爾加、威格爾、庫秋莫夫、馬札亞爾、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組成編輯委員會。瞿秋白先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過關於中國工人運動和批評陳獨秀機會主義的文章。
根據中共六大的決議，中共中央於1929年7月寫信給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指定瞿秋白、張國燾、陸定一、王若飛、蔡和森等組成黨綱起草委員會，以瞿秋白為書記，負責起草七大的黨綱。“時間限三月完成，六月內運送中國，委員會的人得由代表團與東方部決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１中央來信於12月寄到莫斯科，在途中耽擱了半年。瞿在復信中向中央報告說：“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時間是花在這一問題上。陸續寄出的農民、職工、獨秀等等文章，都是准備工作。現在的問題，已經是要決定委員會的名單。我的提議是：莫洛托夫、庫西寧、米夫、沙發洛夫、秋白、中夏、國燾七人。”２又說：“此問題的准備是非常重要——是中國革命理論基礎的打定的問題。需要的時間，必定較多，至少要五個月，尚且求國際方面准我三個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雜事。黨綱必須在七次大會提出。而國內革命的發展亦漸有需要開七次大會。東方部已有此意，准備在明年七八月間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後決定。此事，須等待你們的意見，請即答復。”３——
１中央致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信（1929年7月11日）。
２３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這封信剛剛發出，瞿秋白又病倒了。1930年1月，他寫信向中央報告說：“我最近又因天氣關系大病起來，簡直差不多半個月晚上不能睡著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麼工作。即日要去休養治病。真正煩悶死人。”１“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蟄’的狀態，簡直不能做什麼！！！國際如果不能給我長期療養，並使靜靜的工作，則將來身體一天天的壞下去，嚴重的工作如黨綱、黨史之類，簡直沒有希望！——（雖然，黨史，我已開始講演）。”“聽說恩來、向應都病，現在怎樣了，不勝懸念之至！！”２——
１２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黨史，指瞿秋白從1929年12月18日起，在列寧學院開始講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講起，講到1929年底止。共十二講，每月二、三次。課程表排到1930年6月。
瞿秋白雖病體支離，考慮的還是如何作好起草黨綱和研究黨史等工作，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夠有一個安靜的工作環境。這時，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不能安靜地讀書、思考、研究、著述呢？難道僅僅是病麼？不！如果只是因為病，那麼，有醫生的治療，有療養院的休養，有楊之華的照料，病是不可怕的。他所極不滿意的，而且感到厭煩甚至憎惡的，是騰起在周圍的喧囂的噪音，那完全由人為的因素造成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殃及了無數善良的人。人們原來以為，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總應該按照共產黨人的准則，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道理辦事。可是事情並不完全如此。有些號稱是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滿腦袋裝的是資產階級、甚至於封建階級那一套貨色，權術、手腕、陰謀、誅殺，無所不用其極。犯了“錯誤”要挨整，沒有錯誤，只是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們的所作所為，更要挨整。“反傾向斗爭”，在他們那裡不過是一個巧妙的整人的圈套，殺人的武器罷了。
1929年底，在大規模“清黨”的惶恐氣氛籠罩下，米夫、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掀起的無休止的“反傾向斗爭”，完全打亂了中共代表團的工作計劃，已經使瞿秋白無法正常地工作下去了。
中山大學風潮
莫斯科中山大學１，是蘇聯黨和政府為國共合作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培養革命人才而設立的學校，1925年11月開學。學生有國民黨員，也有共產黨員。第一任校長拉狄克，1927年夏因與托洛茨基同伙而被解除校長職務，由副校長米夫接任。米夫這年只有二十七歲，年輕氣浮，裝腔作勢，在學生中普遍地不得人心。但他在半年以後，1928年3月卻當上了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中山大學的一個安徽籍學生陳紹禹，1925年入學，學業不錯，會說一口流暢的俄語，手腕圓滑，善於辭令，深得米夫賞識。1927年2月，聯共中央派米夫率領一個宣傳工作者小組訪問中國，曾到廣州、武漢和上海。小組由中共中央委托宣講如何開展群眾宣傳工作和黨的建設工作，並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陳紹禹隨同米夫作譯員，便狐假虎威，自視很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過程中，米夫從東方部和中山大學調了一些人參加會務和翻譯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擔任重要譯員，參加了斯大林會見中共領導人的談話。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請教的一些問題，在王明看來，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許。米夫則散布對中國黨負責人輕視和不信任的話，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領導層。當時雖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國留俄學生中對中共代表團及中央負責人的輕視和不信任。米夫極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要他向旅蘇留學生發表講話，反對“江浙同鄉會”。六次大會結束後，有的代表沒有走，米夫又召集報告會，王明報告了反“江浙同鄉會”的斗爭——
１中山大學自國民黨叛變革命後，改為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中山大學的風潮，起始於1927年夏季，學年總結時，發生了擁護代理校長的學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學生之間的分歧，是為教務派與支部派之爭。米夫從中國回來後，支持支部派，壓制教務派，當了校長。王明等人支持米夫，實際上在學生中很孤立。於是他們便捏造謠言，說中山大學有一個由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人組織的“江浙同鄉會”的小組織，進行反革命活動，並經蘇聯有關部調查確認屬實。按向忠發的說法：“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小組織”。“他們的組織在黨內秘密，有中央的組織，亦有各地支部的組織”；“他們與蔣介石有勾結，受蔣介石的經濟幫助，還聽說與日本領事館有勾結”。“他們以後的出路不外：1、公開的反革命，投向蔣介石來屠殺工農；2、走到小資產階級反動政黨（如第三黨）裡去，反對C·P·；3、留在黨內搗亂破壞。”因此，必須“消滅其組織”；“對組織中領袖和中心人物予以嚴厲的制裁”；對積極分子應“開除黨籍或留黨察看”１。向忠發在中山大學的講演中，竟威脅要槍斃一些人。事後便有學生被捕、被開除。學生激於義憤，紛紛找中共代表團反映情況。瞿秋白聽取了學生意見。當時還在莫斯科的周恩來曾到學生中間調查，認為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瞿秋白又派鄧中夏、余飛去中山大學調查，與校方發生爭執。米夫和由他操縱的、由王明一伙加上幾個俄國人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許中共代表團過問這所訓練中國學生的學校。中共代表團經共產國際秘書長同意，前往格伯烏機關查閱材料，也遭拒絕。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團寫信給聯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團對蘇聯當局處理“江浙同鄉會”的不同意見。同時寫信給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學中，對某些問題意見一致，並不是罪過，不能說明他們就是有組織的派別活動。1928年秋，經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監察委員會和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審理，作出了並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的反動組織的結論。約在這個時候，瞿秋白向庫西寧提出撤換米夫的東方部副部長職務的建議——
１向忠發：《中國工農代表團來蘇聯經過報告》（1928年9月14日）。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學舉行學年總結大會，多數學生反對支部局，瞿秋白公開發表講演支持多數學生，反對無原則的斗爭，對支部局的領導也頗有批評。會議進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團成員對中山大學事件采取一致的態度，但後來張國燾卻順風轉舵，倒向米夫一邊去了。
聯共發動反對布哈林“右傾”的清黨運動以後，中山大學掀起了更大的風浪。布哈林“右傾”的主要罪狀是反對全盤集體化，反對消滅富農。瞿秋白在富農問題上，原來和布哈林一致，即強調富農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他主持起草制訂的六大決議中，也有同樣的提法。1929年6月間，東方部討論中國富農問題時，米夫認為中國也應同蘇聯一樣，推行反對和消滅富農的政策，瞿秋白反對，兩人反復辯難，相持不下。在張國燾的調和下，瞿秋白勉強地違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1929年6月7日）。富農問題的爭辯，影響很大，瞿秋白被視為以右傾路線與共產國際的正確主張相抗衡。中山大學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企圖把右傾和“左”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頭上。
他們先是召集了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與反對他們的黨員攤牌，並提議請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置他們於被公開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絕出席會議。隨後，他們又在清黨的一般討論階段，召開大會，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
事先，他們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團的“幕後活動的材料”，把自從中共六大以來中共代表團及其成員的各種講話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審查，找出可以攻擊之點。大會開始後，他們在發言中集中攻擊瞿秋白等犯了機會主義錯誤。米夫派以及參加會議的聯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這種攻擊，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與此同時，清黨已發展到行動階段，據陸定一回憶說：“凡是‘反對支部局’的，除了少數幾個工人以外，都分別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團籍，開除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等處分。”１喧囂，起哄，謾罵，處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無法使真理正義在身的共產主義戰士發生絲毫的動搖。但是，在這種烏煙瘴氣，是非顛倒的惡劣環境裡，卻可以使一些好人憤懣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殺了，而有些不自殺的人則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蹤了。
中山大學學生瞿景白，在這次大會以後，一氣之下，把他的聯共黨員黨證，退給聯共區黨委。就在這一天，他“失蹤”了。是自殺，還是被捕？當時誰也說不清，也不敢說清楚——
１陸定一：《關於唐義貞烈士的回憶》。《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於1906年。他在哥哥教誨和帶領下，成長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成績優秀。1924年開始就讀於上海大學，並在那裡入黨。曾在《新青年》季刊發表詩作，並擔任上海大學演說練習會的文書。
五卅運動中表現出色，一度被捕入獄。在法庭受審時，他“臉不變色，作了義正辭嚴的答辯”１。他先後在上海、漢口作過黨、團的工作。隨瞿秋白來莫斯科後，曾參加中共六大的秘書工作。後在中山大學一邊學習，一邊同瞿秋白合編了《中國職工運動材料匯編》。景白“失蹤”，對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當深的——
１姚天羽：《培養革命干部的洪爐——上海大學》。《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
在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的楊之華，也因為反對米夫派，受到了嚴重處分。
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這時一致肯定中山大學支部局的政治路線，譴責反對派；批評中共代表團，認為瞿秋白應負中山大學反黨小組織事件的主要責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鄧中夏、余飛和張國燾到他的辦公室，板起面孔，宣讀了《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大派別斗爭關於中共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指責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鄧、余）領導了派別的活動，未與托派進行充分的斗爭。由於張國燾在這次斗爭中采取了兩面派的手段，最後倒向米夫派，所以決議說他不是在當初，而是在後來才對中山大學的派別斗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立異。決議宣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共產國際商定新的成分。這樣，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
這一場斗爭，究竟如何看呢？當時中共代表團成員陸定一有明確的回答：
王明集團實際上是米夫組織起來，要奪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揚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使中國革命遭到失敗，所以所有老的領導人都是機會主義者，非推翻不可。張國燾當時可恥地向王明集團投降，所以中國代表團裡就發生以瞿秋白同志為首的同志們同張國燾和王明集團的斗爭。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團在黨內的主要打擊對象，我成了他們在青年團內的主要打擊對象。現在看來，我們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團的斗爭是正確的，實質上是反對“老子黨”和大國主義的斗爭。１——
１陸定一為《憶秋白》所寫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後來在回顧這一段不愉快的經歷時，寫道：
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斗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斗爭，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作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裡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消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代表的職務，准備回國。１——
１《多余的話》轉引自《瞿秋白年譜》第15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莫斯科的兩年時間裡，瞿秋白時刻關心國內的工作，他的心是向著祖國的。他校閱過列寧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譯本《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書，翻譯過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國蘇維埃的憲法、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他的這些研究和著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國內的革命工作和未來的建設工作有關。因此，解除了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國來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使“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統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線。7月2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立三路線，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即共產國際七月決議）。瞿秋白、周恩來（4月間到蘇，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參加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參加了決議案的討論。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漢觀察形勢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兩次向莫斯科報告：武漢駐扎著大量國民黨軍隊，革命力量不過三百多人。共產國際當即決定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召開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
周恩來、瞿秋白先後取道歐洲回國。路經德國柏林時，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來一起參加了柏林失業工人示威大會。
會後，周恩來先行返國。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從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
中共六大以後，名義上的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於貫徹了六大決議，中國革命形勢從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趨勢。中國工農紅軍力量增強，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大，瞿秋白這時著文歡呼“毛澤東紅軍萬歲！”１。在這種好的形勢下，李立三便驕傲起來，忘乎所以，企圖改變六大的正確方針，要實現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的前景，有一個十分樂觀、十分狂熱，但又十分虛幻的估計：預計在武漢、南京暴動勝利後，蔣介石將遷都北京，而蘇維埃中央政府將在武漢成立，形成武漢與北京兩個政權的對峙局面。與此同時，在北方進行冀魯豫暴動，推翻北京政府；在東北舉行哈爾濱、大連起義，在南方進行廣州、香港暴動，引起帝國主義與蘇聯的戰爭，實現世界革命。當李立三的六月決議送到莫斯科時，瞿秋白說：李立三簡直是發瘋了！——
１瞿秋白：《中國的蘇維埃革命》（1930年1月）。《共產國際》月刊，第1卷第1期。
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是反對的，特別是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在關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關於敵我力量對比的估計，關於取消黨、團、工會組織，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組織等等方面，都批評了李立三。但是，就共產國際與立三路線之間的思想理論體系來說，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說是一脈相承的。共產國際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時期”的理論，關於城市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理論，關於反布哈林右傾的斗爭，等等，推動和助長了立三路線的形成。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在中國革命性質、奪取國家政權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勢、黨的任務等重大問題上，同李立三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決議明確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錯誤；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高漲已經成為不可爭辯的事實；強調右傾乃是主要的危險。
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受到遠東局代表的批評。遠東局代表寫信給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的六月決議是路線錯誤。李立三則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撤換遠東局代表。8月，國際決議，否定了遠東局代表關於中共中央六月決議是路線錯誤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有個別錯誤。八月決議和七月決議，內容一致，成為中共三中全會的指導文件。
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竟說：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發展趨勢；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紀律是一回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並說在占領武漢之後，再用另一種方式和國際說話。隨後，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義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寫信打電報，謊報中國革命的高潮和戰績，要求批准他的暴動計劃。這一系列公開對抗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行為，對於有權指揮各國黨的共產國際來說，是絕對不可容忍的錯誤。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李立三發言承認了錯誤，瞿秋白作了政治總結，即《三中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和《中共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指出前一時期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主要是“積極准備武裝暴動的任務，沒有能夠充分地和爭取群眾的任務密切聯系起來。”決議認為立三路線“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錯誤。三中全會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作，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三中全會也有缺點，表現在對於立三路線的“左”傾的思想實質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錯誤地強調反右傾；曾經反對立三路線並被立三路線中央打擊的何孟雄，仍然成為三中全會打擊的對象。但以三中全會的缺點與功績相比，三中全會的功績是主要的。
可是，兩個月過去，到了11月間，共產國際突然來信１，在對立三路線錯誤的估計上發生了質的變化。來信說，立三路線錯誤不是策略上而是與共產國際路線對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並且指責明明是按照共產國際指示的口徑去糾正立三路線的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錯誤。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表示完全接受共產國際指示——
１即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沒有到此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之前，王明已先於中央從遠東局獲知共產國際來信內容，他急忙按照十月來信的調子修改他正在趕寫的《兩條路線》小冊子，蓄意在黨內制造混亂。小冊子說立三路線“是以左傾詞句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要堅決反對“對這一路線采取調和的態度”。在政治上強調反右傾，在組織上提出“改造”各級領導機關。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責“維它同志等在三中全會上，對於立三路線采取了調和、投降態度”，三中全會後，又在“實際上繼續著立三路線”。他狂妄地要求改變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他說：“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因此，他提出在黨的七大召開以前，“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的領導機關”，至少要“對政治局的成分應有相當的改變”。１
王明及其後台，早已把目光緊緊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位置。王明的小冊子成了他們奪權的綱領。
王明一伙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羅章龍等認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學習的”，必須“立即離開領導機關，照章予以組織上最嚴厲的制裁。”２何孟雄等主張對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嚴厲的紀律制裁”，分配他們去做艱苦的下層工作。３——
１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1930年秋冬）。
２《全總黨團決議案》（1931年1月1日）。
３《蘇准會辦事處工作人員會議決議案》（1931年1月7日）。
12月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在聽取了李立三１的檢查，審查了三中全會文件等以後，寫出《關於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和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的報告》，全盤否定三中全會：“（一）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實質；（二）三中全會模糊了這個路線和國際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三）三中全會沒有研究中國革命過去階段的真正教訓；（四）三中全會沒有提出並解決革命現在階段的現實任務；（五）三中全會對於全黨同志沒有解釋領導機關所作的錯誤，反而模糊了這些錯誤的實質；（六）
三中全會沒有責備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國際不同意的時期，所表現的那些反共產國際言論；（七）三中全會上表現了領導機關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團體的兩面三刀的空氣。”２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在討論這個報告時，表示完全同意上述觀點。主席團會議在批判李立三時，實際上把主要矛頭對著主持三中全會的瞿秋白。主席團的七名委員的發言，都指名通姓批判瞿秋白，指責他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時，“領導了‘中大’小團體糾紛”；“無原則的領導了三中全會”；“以兩面派的態度對待國際”３。主席團極力吹噓王明一伙，說他們“知道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實際”，是“為國際路線而斗爭”的“很好的同志”。他們之所以“不能夠做到領導工作”，完全是“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４在會上，共產國際負責人曼努意斯基提出三條意見：一、李立三要向國際監察委員會徹底揭發瞿秋白的“小團體”活動；二、召集中共中央全會；三、李立三留在國際學習，認識自己的錯誤。５——
１三中全會後，共產國際調李立三到莫斯科學習。
１３４５《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3期。
這時米夫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12月14日，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召開四中全會。16日，在米夫干預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撤消李立三中央對王明等人的處分。25日，任命王明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22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第九十六號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兩條路線》小冊子中提出的兩項主要要求，即宣布三中全會決議及中央最近各項通告無效；重新決定政治決議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這樣，便暫時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協合作的局面，王明說中央已放棄了調和路線，回到了國際路線上來。何孟雄、羅章龍等則認為不應再召開緊急會議，不必撤換中央領導人，不應再談改造黨的組織，而轉過來批評王明。
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在米夫操縱下於上海秘密召開。有的代表在會前二十分鍾接到通知，才知道要開四中全會；有的來到會場還不知道要開什麼會。會議從早上七時多開到晚上十時多。會議批評立三路線，批評三中全會“調和路線”；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主要目標。會議根據米夫的旨意，撤消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而被米夫稱之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出色”、“最有才華”的領導人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後選為中央委員），鑽進了中央領導崗位。盡管羅章龍派因未能進入中央領導核心，而大鬧會場，但米夫、王明奪權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發雖然繼續擔任總書記，但是大權操在王明手裡。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王明代理總書記。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秦邦憲接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瞿秋白冷靜地從容地對待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會後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信，聲明自己承擔責任，接受“指斥”，說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１。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再次譴責瞿秋白。決議竟指責瞿秋白以派別行動來影響李立三中央對王明等的壓迫，對共產國際清黨動搖，對國際代表極不尊重。王明一伙，大權在握，什麼罪名，都可以加在別人頭上。瞿秋白欲辯不能，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寫了聲明書，接受一切指責，說自己陷入了“派別斗爭的泥坑”２——
１瞿秋白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的信。《黨的建設》第3期。
２瞿秋白同志聲明書。《黨的建設》第3期。
這是共產國際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國共產黨內部事務的一幕極不光彩的丑劇。其結果當然只能招致一場大悲劇，它給中國黨和中國革命帶來的是毀滅性的災難。
瞿秋白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即使不是從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僅僅從普通人的是非標准和道德觀念來判斷這一切，他也會看穿這場丑劇和悲劇的本質。
瞿秋白一生的榮辱功過，可以說同共產國際密切相關。他之成長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有威望的黨的領導人，是與共產國際的培養與提攜分不開的，而把他從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來，給以種種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產國際某些領導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團所干的。這件事，對瞿秋白影響極大。可以設想，當一個人長期所崇拜的權威（個人或組織），原來竟是這樣一副嘴臉，他所產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視，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在當時，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願白白浪費氣力，再與這些後台硬得很，而又具有流氓氣質、陰謀家手段的政客們周旋了。
雖有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並沒有灰心。他了解和熱愛這個黨和絕大多數的黨內的同志，熱愛中國億萬的勞苦人民大眾。從已經無法工作下去的領導崗位上下來，對他來說，可以說是求之不得的解脫；他可以在別的崗位上為黨和人民工作。醉心向往的文學園地，現在終於有時間和精力來耕耘了。從此，開始了他的文學活動的黃金般的輝煌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