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茅盾話《子夜》
四中全會的突然襲擊，王明集團打倒了他們預謀要打倒的人。但是，對於反對他們的人，或者為他們所不喜歡的人，王明一伙並不就此罷休，還在千方百計地進行迫害。除去在政治上、組織上進行壓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經濟制裁的手段，對很多人不發或少發生活補助費，使他們的生活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以迫使他們就范。不少人賣光僅有的一點值錢的東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難民救濟處喝一點施捨的稀飯。在無法生活的情況下，有的同志把妻兒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賣瓜子，有的走投無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濟貧，當政治土匪１——
１張金保：《關於六屆四中全會的斗爭及其他》。《工運史研究資料》（九），1980年8月20日。
王明一伙對待瞿秋白，稍微客氣一點。瞿秋白是黨的高級干部，又長期患病未痊。王明一伙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籠絡群眾，不得不發給他一點生活費；但也只是象征性的，僅有十六、七元錢。1930—1932年間，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為五十至九十元，中等工資二、三十元，最低工資八元至十五元。這一點生活費，僅能維持瞿秋白夫婦的最低生活需要，連溫飽都談不上，更不要說醫病了。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時代的清貧生活的磨煉，使他能夠適應急劇下降了的物質生活水平。
帶著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以上。早晨，起床後先看報，幾份大報看得很仔細，重要的資料要剪下或摘錄。上午剩下的時間寫文章。午睡後起來翻譯或寫作。晚上看書或寫作，一直到深夜。
他氣定神閒，情緒內斂，從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訴說王明集團對他的打擊。當時見過他的人，對他的安詳，平靜，瀟灑和幽默，都感到意外。夏衍後來說：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他忍受到了“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的打擊，可是，在我和他斷斷續續的近兩年的工作接觸中，絲毫也沒有感覺到他受了打擊之後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談話的時候他是那樣的樂觀，那樣的‘瀟灑’，那樣的幽默，可是一接觸到工作，他又是那樣的生氣勃勃，對敵人和舊社會的一切不合理現象具有那樣強烈的敵愾和仇恨。少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最經不起打擊——特別是來自內部的打擊，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點也找不到牢騷、委屈之類的個人主義情緒的痕跡的。１——
１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憶秋白》第313—314頁。
瞿秋白下台，株連所及，楊之華也跟著倒霉，她被撤銷了中央婦委負責人的職務。她心裡感到委屈，要求給她工作做。瞿秋白耐心地說服她，熱情地鼓勵她。他說，要在受到挫折的時候，經得住考驗。革命工作多得很，在失去工作的時候，要學會獨立工作。他教楊之華讀書，學習俄文，寫短篇小說，翻譯蘇聯文學作品。當楊之華把她寫的《豆腐阿姐》這篇小說拿給他看的時候，他由衷的高興，馬上執筆幫她修改；她學習翻譯蘇聯文學作品，每譯出一段，他就幫她改一段。楊之華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婦女運動等群眾工作，現在突然要閉門讀書寫作，感到很不習慣。瞿秋白便對她說：要學會適應各種環境，善於利用一切條件和時間，去學習和工作，這也是一種鍛煉。在他的幫助下，楊之華逐漸適應了，心情也舒暢了。
生活中，免不了要碰到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楊之華在洗衣服的時候，不知怎麼觸犯了房東太太，她便指桑罵槐，嘮叨個沒完。楊之華回到房裡生氣地對瞿秋白說：“連洗衣服的自由也沒有！”瞿秋白卻微笑著幽默地對她說：“就是因為不自由，才鬧革命麼！”一下子把她的火氣消了。還有一次，楊之華看到他身體虛弱，很久沒有吃到一點好菜，就托鄰居買到一只肥雞，燉得又香又爛，准備讓他吃頓好飯。想不到晾衣時竹桿碰翻了鍋。她心疼不得了，一邊收拾一邊埋怨他沒有幫她晾衣。他馬上一聲不響地幫她收拾，象哄小孩似地說：“算我已經吃了吧，應該高興麼。不要想它了，該讀書和翻譯了，把你昨天譯好的拿給我改。”說得她心也寬了。
瞿秋白對於這位美麗、聰慧、勤儉、堅毅的女性，是非常尊重，百般愛護的。他與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但更多的是她無微不至地照料他，把一切都奉獻給他。家中生活的一切，都由她安排得有條不紊，使他有可能集中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寫作。他是這個家庭的靈魂，而她猶如融融燭光，照亮並溫暖了這個雖然清貧但卻充滿了激情的小屋。瞿秋白對楊之華傾注的感情和辛勞，無限感激，並且深懷歉意。所以每當她遇到不愉快的事，他總是想法撫慰，逗她高興；決不讓她憂郁和感傷。當然，這一切都是他們真摯的愛情所生發出來的。
三個月過去，到了4月下旬。茅盾從沈澤民那裡得知瞿秋白的近況和住址，第二天就到大西路兩宜裡瞿家看望。這天下午，瞿秋白正在伏案寫作，楊之華在看書。樓下傳來了敲門聲，聽到房東太太去開門。一個女人的聲音問：“何先生在家嗎？”“這裡沒有姓何的！”房東太太已經不耐煩了。楊之華聽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聲音，連忙下樓，邊跑邊說：“有姓何的！”並對滿臉狐疑的房東太太解釋說：“我娘家姓何。他們是我的朋友。”房東太太掃了客人一眼，回屋去了。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來的。楊之華請他們進房後，悄聲告訴他們說：“秋白又改名換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復了。”
原來，去年8月，瞿秋白由莫斯科歸來，聽說茅盾已從日本回國，就用暗語寫信給開明書店轉茅盾，約他會面。瞿秋白改姓何，楊之華改姓林，還留了地址。茅盾和孔德沚去看了他們。當時，瞿秋白向他們概括介紹了革命形勢，詢問了他在日本的情形，並表示支持他寫小說。從那以後，兩人已有半年多沒有見面了。
敘了家常之後，瞿秋白問茅盾在寫什麼？茅盾說正在寫長篇小說《子夜》，已草成四章，並把前數章的情節告訴他。瞿秋白聽後很感興趣，又問全書的情節。過了幾天，一個星期日，茅盾帶了《子夜》原稿與各章大綱，和孔德沚一起又來到瞿秋白家。瞿秋白興致極好，文學園地的門扉，終於重新對他開放，即使是看著別人的作品，同作者交流心得，也使他高興得不得了。從下午一時到六時，瞿秋白邊看原稿，邊說他對這幾章及整個大綱的意見。他們談得最多的是農民暴動的一章，也談到後來的工人罷工。寫農民暴動的一章沒有提出土地革命；寫工人運動，就大綱看，第三次罷工由趙伯韜挑動起來也不合理，把工人階級的覺悟降低了。瞿秋白向茅盾詳細地介紹了當時紅軍和各個蘇區的發展情形，並解釋黨的政策的成敗，建議他以此為根據來修改農民暴動的一章，寫成後面的有關農村及工人罷工的章節。天快黑了，王一知來訪。楊之華請大家吃晚飯。瞿秋白和茅盾打算晚飯後，接著談下去。不料，飯剛吃完，郵差送來一封信，拆開一看，信中說：你們的母親病得很厲害，快回去看看吧！
這是黨的機關被破壞，此地危險，趕快轉移的暗號。可是倉促間，往何處轉移呢？茅盾夫婦當即邀瞿秋白夫婦到他家中去。茅盾住在愚園路樹德裡一幢樓內的三層廂房。二房東是個商人。茅盾對二房東說是親戚來上海治病，住不久就走。他讓孩子睡在地鋪上，把床讓給瞿秋白夫婦睡。瞿秋白在這裡住了一兩個星期。有了充裕的時間，兩個人就天天談《子夜》，談上海文藝界，談左聯的工作，總有說不完的話。對《子夜》，瞿秋白建議茅盾改變吳蓀甫、趙伯韜兩大集團最後握手言和的結局，改為一勝一敗。這樣更能強烈地突出工業資本家斗不過金融買辦資本家，中國民族資本家是沒有出路的。瞿秋白讀原稿極為細心。原稿寫吳蓀甫坐的是福特牌轎車，因為這時上海通用福特車。瞿秋白認為象吳蓀甫那樣的大資本家應當坐更豪華的轎車，建議改為雪鐵龍牌轎車。又說大資本家憤怒絕頂而又絕望，就要破壞什麼乃至獸性發作。以上各點，茅盾都照改了。只是農民暴動和紅軍活動，由於作者缺少這方面的生活體驗，無法照改。１——
１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子夜》在1933年2月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極重要地位的作品。同年3月，瞿秋白發表《子夜和國貨年》，說《子夜》將使1933年載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冊，而國民黨玩弄的騙人的“國貨年”只能“做《子夜》的滑稽陪襯”。因為，中國還在“子夜”中，在“暄紅的朝日沒有照遍全中國的時候，那裡會有什麼真正的國貨年”１。瞿秋白認為，《子夜》“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應用真正的社會科學，在文藝上表現中國的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在《子夜》不能夠不說是很大的成績。”２8月，瞿秋白又發表《讀子夜》３一文，比較系統地評論《子夜》，談它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熱情地贊揚《子夜》的成功。他寫道：“在中國，從文學革命後，就沒有產生過表現社會的長篇小說，《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寫著企業家、買辦階級、投機分子、土豪、工人、共產黨、帝國主義、軍閥混戰等等，它更提出許多問題，主要的如工業發展問題，工人斗爭問題，它都很細心的描寫與解決。從‘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上看來，《子夜》的確是中國文壇上的新的收獲，這可說是值得誇耀的一件事。”瞿秋白的評論是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出發的，他的見解即使今天來看，也是十分正確的——
１２《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３《讀子夜》。《中華日報》副刊《小貢獻》，1933年8月13日。
在和茅盾交往的過程中，瞿秋白不時問起魯迅先生。他對這位幾乎比他年長二十歲的文壇盟主，早已十分敬佩，卻至今未能見面。茅盾說，待方便的時候，同他一起去拜訪魯迅。
5月初，馮雪峰到茅盾家來了。他是給茅盾送剛印出的左聯秘密機關刊物《前哨》的。瞿秋白看了上邊刊登魯迅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高興地說：“寫得好，究竟是魯迅。”馮雪峰是第一次見到瞿秋白。他和茅盾考慮到瞿秋白的安全，最初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魯迅的寓所，但又覺得不是長久之計。最後由馮雪峰設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號謝旦如家，為瞿秋白夫婦找到了住房。不久，他們便從原來住址搬進了新居。
領導左翼文化運動
紫霞路六十八號的主人謝旦如，是一位比瞿秋白小五歲的青年人。長身玉立，面龐清癯，心地純正，態度謙和；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謝家世代經商，父謝敏甫是上海福康錢莊的老板，家資萬貫，藏書豐富。謝旦如喜歡文學，思想進步。1921年與應修人辦上海通信圖書館。1924年底由應修人介紹加入湖畔詩社，出版過詩集《苜蓿花》。1929年後，先後在老西門、靜安寺開過幾家小書店，專售左翼文藝書刊。《前哨》創刊，便是由他籌集經費，接洽印刷出版的。他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擔負了共產黨交給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處華界，國民黨當局管轄區內，本來不利於革命者避居。但是，謝家是上海金融資產階級中的名門，軍警特務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富家公子哥兒，竟會在家中藏匿一位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
謝旦如為了接待瞿秋白夫婦，說服了夫人錢雲錦和老母親。然後在報上登了招租廣告，並在住房附近貼了幾張租屋告示。6月間，一切安排妥當，瞿秋白夫婦由馮雪峰陪同來到謝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１，剪了平頭，一身淺灰色的長衫，腳穿布鞋，完全是個鄉村教師的模樣。夫婦兩人只帶了一個小皮包，別無他物。後來又有人送來兩只皮箱。謝家的人，除謝旦如外，都不知道這對房客夫婦的真姓名。平常就叫他們林先生和林家嫂嫂——
１一說化名林復；此據楊之華：《回憶秋白》。
這是一座舊式的三開間三層樓房，座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後兩門。瞿秋白夫婦住在二樓東廂房。房間陳設簡單，家具都是房中原有。東南面放一張寧式雙人床，北面靠陽台是一張舊沙發，西面一排四扇窗戶，窗前放一張杉木書桌和幾只凳子。對面的西廂房是謝家的書房，保存著大量的文藝書籍和期刊。天井裡有幾盆花草，一缸金魚。瞿秋白和楊之華都喜歡謝家書房中的藏書。楊之華對錢雲錦說：進了書房，就得花一天時間。他們在謝家吃包飯，一日三餐兩家在一起吃，關系處得很親密。飯後茶余，瞿秋白有時和謝旦如談天，有時聽聽收音機，或者給謝家的孩子講故事。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兩家從南市移居法租界畢勳路（今汾陽路）華興坊十號的一座洋房。謝家住二樓，瞿家住三樓。謝旦如母親去世，靈堂設在一樓。楊之華象親人一樣幫助謝家料理喪事。她待人親切，說話得體，辦事利落，來往的親戚朋友都對這位林家嫂嫂很有好感；這對瞿秋白的隱居，起了很好的掩護作用。在畢興坊住了五、六個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號。這次，瞿秋白夫婦住在三樓正中房間裡。１——
１錢雲錦：《憶謝旦如掩護黨的秘密工作的片斷》，《黨史資料叢刊》1983年第3輯。參見周枙伽：《回憶謝旦如同志》，《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輯。
在這前後，瞿秋白開始和左聯發生聯系，參與了左聯的領導工作。
4月底，在茅盾家避難時，茅盾便把對左聯的意見對瞿秋白說過。茅盾說：左聯象政黨，關門主義，不重視作家的創作活動。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的看法。5月下旬，茅盾擔任左聯的行政書記。瞿秋白知道後，邀茅盾去談，提出需要改進左聯的工作。他建議《前哨》要堅持辦下去，作為左聯的理論指導刊物，另外再辦一個文學刊物，專登創作。瞿秋白還提出，要對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以及1928年以來的普羅文學運動進行研究和總結，吸取經驗教訓。他並且建議茅盾作為左聯行政書記先寫一兩篇文章帶個頭。本來，魯迅、馮雪峰和茅盾也早有辦刊物的打算，經過研究，決定將已被查禁的《前哨》，從第二期起改為《文學導報》繼續出版，內容專登文藝理論研究的文章。同時創辦一個以登載文學作品為主的大型文學刊物，這就是在同年9月創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編。瞿秋白這一時期寫的文藝論著，多數都發表在《文學導報》（終刊後，又有《文學月報》）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亂彈》集中的文章，幾乎全部在《北斗》上刊載。左聯成立於1930年3月，綱領中已有“左”的傾向。在行動上，則要求成員要參加飛行集會，示威游行，寫標語，散傳單，到工廠中作鼓動工作，以及幫助工人出牆報，辦夜校等。立三路線時期，左聯也受到“左”的影響。8月間，左聯執委會通過的決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不僅要求左聯成員去參加飛行集會等政治活動，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創作活動，對作家的創作熱情和願望扣上“作品主義”的帽子。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硬搬蘇聯“工農通信員”的經驗，用掃盲工作和啟蒙工作來取代作家的創作活動。強調要把組織的重心移到工農身上，而蔑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要他們割斷舊社會關系，不讓他們創作。這種狀況，直到1931年11月，左聯執委會通過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才有了改變。茅盾回憶說：
決議是馮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執委會也研究了多次。這個決議可以說是“左聯”成立以後第一個既有理論又有實際內容的文件，它是對於一九三○年八月那個左傾決議的反撥，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則，指導了“左聯”後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活動。……雖然還有某些左傾的流毒……，但決議提出的在文學領域裡的各種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是符合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的。我以為，這個決議在“左聯”的歷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標志著一個舊階段的結束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可以說，從“左聯”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聯”的前期，也是它從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逐漸擺脫出來的階段；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聯”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擺脫了“左”的桎梏，開始了蓬勃發展、四面出擊的階段。促成這個轉變的，應該給瞿秋白記頭功。當然，魯迅是“左聯”的主帥，他是堅決主張這個轉變的，但是他畢竟不是黨員，是“統戰對象”，所以“左聯”盟員中的黨員同志多數對他是尊敬有余，服從則不足。秋白不同，雖然他那時受王明路線的排擠，在黨中央“靠邊站”了，然而他在黨員中的威望和他文學藝術上的造詣，使得黨員們人人折服。所以當他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加之他對魯迅的充分信賴和支持，就使得魯迅如虎添翼。魯迅與秋白的親密合作，產生了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在王明左傾路線在全黨占統治的情況下，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藝運動，卻高舉了馬列主義的旗幟，在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後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開辟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道路，並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１——
１茅盾：《“左聯”前期》。《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
這一時期，瞿秋白一度從組織上直接領導了中國共產黨文化委員會（即文委，是文總——包括左聯在內的左翼文化總同盟——的領導核心），並為它起草了《蘇維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據革命形勢和總任務，提出了文化戰線上的任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運動和一般革命斗爭的聯系。這裡，一切革命的文化團體，必須用文化運動的方式去發動廣大的群眾，來參加蘇維埃政權的全部斗爭。為了擺脫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束縛，他強調指出：文化團體的任務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成為文化戰線上的強有力的群眾斗爭的隊伍，必須能夠動員極廣大的黨外的勞動民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使他們團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來進行革命的文化運動。
《蘇維埃的文化革命》不僅限於白區文化工作，同時涉及蘇區文化工作。指出，在中國的文化生活裡，也已經顯然的樹立了新的革命營壘，就是蘇維埃區域幾千萬群眾所開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團體首先要系統的有計劃的進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蘇區內的一切文化事業，尤其是關系到幾千萬群眾的教育事業，兒童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在白區也要開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運動，去贊助蘇區的教育文化事業。此外，要發展普洛新聞，建立工農兵通信運動，要在大眾之中發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學、話劇、美術、音樂等運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大眾化的運動，必須把普洛的文藝運動和社會科學運動與大眾的斗爭以及日常生活聯系起來。要面對反動的大眾文化，去創造革命的大眾文化，去出版馬克思主義的通俗的科學叢書。
《蘇維埃的文化革命》最後附列有文化委員會下屬的社聯、左聯、教聯、中國新聞學研究會和劇聯等五大聯盟的工作計劃綱要。其中關於左聯的工作，文件中規定：一、政治參加。二、創作批評（理論的斗爭）。三、大眾文藝，新作家的培養。四、文藝理論的宣傳（翻譯）。五、文研的指導（文新１）。（1．創作和文藝理論的斗爭——新作家；2．大眾文藝——新作家；3．文藝理論的宣傳；4．文研的指導。）這個文件盡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確的，對當時白區（也涉及蘇區）的文化工作任務提出了明確的十分寶貴的意見。這個文件約略寫於1931年10—11月間，恰好在前述左聯執委會通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之前，決議貫徹了文化委員會這一指示的精神。這個文件有力的證明了瞿秋白一度參與了對當時整個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
１文新，指《文藝新聞》報，袁殊主編，自1931年3月16日創刊，至1932年6月20日停刊。瞿秋白、馮雪峰後來確實在該刊登過一些關於“文研指導”一類的文章，如瞿作《貓樣的溫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國新聞學研究會，成文於1931年10月，由此可以推定文件寫作時間，至少在該會成立以後。
1932年春夏之交，瞿秋白與夏衍初次相見，後來兩人多次會面並商談左聯的工作。夏衍後來回憶說：“瞿秋白同志對於‘左聯’糾正錯誤，改進工作，擴大統一戰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１“由於秋白同志對實際政局的觀察以及他和魯迅的親密關系，……來領導我們，比魯迅暗示的意見更直接明確，更容易為我們所理解和接受。”２過去，左聯不允許盟員在國民黨報刊上發表文章，而自己沒有報紙，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參加領導左聯以後，開始逐步地、有計劃地占領這些宣傳陣地，例如石凌鶴當了《申報》的《電影副刊》編輯，王塵無當了《晨報》的《每日電影》實際編輯。左翼作家在《東方雜志》、《申報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發表了文章，特別是發表了許多反對國民黨“先安內後攘外”政策的雜文、隨筆、漫畫等等。夏衍說：“這件事，我認為秋白同志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３——
１２３夏衍：《“左聯”成立前後》。《左聯回憶錄》（上），第53頁。
這一時期，瞿秋白和左聯中的共產黨員夏衍、陽翰笙、錢杏村（阿英）等，都有過多次接觸。上海一二八事變前後，他對於左聯中共產黨員作家的關門主義錯誤以及他們對於中間派文藝工作者的不適當的態度，進行了批評。他對他們說，在目前情況下，在廣大群眾要求抗日的時候，我們必須把作家、藝術家組織起來，利用群眾要求抗日的愛國心理來進行我們的文化工作。上海明星電影公司邀請夏衍、鄭伯奇、錢杏村擔任編劇，有些人不贊成。夏衍、鄭伯奇向瞿秋白請示，他思考片刻，說：“要考慮一下，電影界的惡勢力太大，你們這些書生斗不過他們。”“我們還沒有力量和可能辦自己的電影公司，而電影又是影響最大的宣傳工具，你們可以試試。認識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養幾個干部。不要急於求成，困難是很多的。”１最後他意味深長地說：“但是，你們要當心。”２就是說，要他們面對電影圈中的腐化墮落勢力，務必提高警惕，謹慎地奪取電影陣地。這樣，夏衍、鄭伯奇、錢杏村，後來還有沈西苓、石凌鶴、司徒慧敏、王塵無，加上田漢、陽翰笙等，都參加了電影工作。這是他們從左翼的小圈子滲入完全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電影事業的起點。從1932年到1937年，實際上控制了明星、聯華、藝華等幾個最大的電影公司的編劇方面的領導權。夏衍說：“這件事，在秋白同志領導文藝工作之前，我們是不可能做得到的。”３——
１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藝報》1955年第12期。觀《“左聯”成立前後》，《左聯回憶錄》上，第54頁。
２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藝報》1955年第12期。
３夏衍：《左聯雜憶》。《人民日報》1980年3月1日。
上海唱片業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為法國人所辦，業務負責人任光與田漢很熟。田漢要夏衍向瞿秋白請示，可否爭取任光，以便把進步電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錄制唱片廣泛發行。瞿秋白完全贊成田漢的意見，高興地說：“這是一個好機會。”正是通過任光，才把聶耳、田漢、冼星海、孫師毅等人作曲作詞的進步歌曲錄制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漁光曲》、《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中國，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成了最有效的、最能鼓舞群眾抗日情緒的宣傳工具。
瞿秋白對左聯的指導，到1933年秋冬為止，大約近三年的時間。後來，他離開上海，人們普遍感到惋惜。茅盾曾這樣設想過：假如1933年底，當時王明路線的中央不把瞿秋白調到中央蘇區去當什麼文化教育委員，而繼續留在上海，那麼，左聯後期的不團結就不至於發展到那麼嚴重，兩個口號的爭論也不至於發生。
左翼文壇兩領導，
瞿霜魯迅各千秋。１——
１茅盾1980年11月中贈丁景唐詩。
回顧左聯的輝煌戰績，誰都不會忘記魯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藝家隊伍，比作一支向反動派沖鋒陷陣的大軍，那麼，這支大軍的統帥就是魯迅，而瞿秋白當之無愧，是這支大軍的最傑出的政治委員。這，也許不過份吧！
當然，誰也不會忘記，先後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乃超、馮雪峰、周揚、夏衍、丁玲等人，對於左翼文藝運動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
紫霞路的常客是馮雪峰。他每次來找瞿秋白談工作或取文稿，都帶來一些文壇的新的信息。他們的談話，常常伴著笑聲，給這個安靜的居室帶來了歡愉。他們經常談到魯迅。這不僅是因為談左聯工作，必定聯系到他，更主要的是瞿秋白十分敬慕魯迅。他總要問：魯迅近來好麼？魯迅在寫什麼？魯迅對工作有什麼意見？馮雪峰見到魯迅時，也經常談起瞿秋白，轉告瞿秋白對左聯工作的意見。馮雪峰後來說：“在兩人沒有見面以前，秋白同志已經是一看到我，就是‘魯迅，魯迅’的談著魯迅先生，對他表示著那麼熱情了。在魯迅先生也是差不多。”１——
１馮雪峰：《回憶魯迅》第135頁。以下關於魯迅與瞿秋白的友誼，多參考馮著及楊之華、許廣平的回憶錄，恕不一一注明。
魯迅早就知道瞿秋白是著名的共產黨人，知道他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是一個年青而有才華的文人。魯迅從馮雪峰那裡知道瞿秋白從事文藝的評著並願意與聞並領導左聯的活動的時候，很看重瞿秋白的意見。當馮雪峰把瞿秋白談到的關於魯迅先生從日本文譯本轉譯的幾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的譯文的意見，轉達給魯迅的時候，魯迅並不先回答和解釋，而是怕錯過機會似的急忙說：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又說：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能夠譯得精確流暢，現在是最要緊的了。魯迅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紹的或對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馮雪峰來時就交給馮說：“你去時帶給他（指秋白——筆者）罷！”
對於瞿秋白的雜文，魯迅也很看重，他不止一次向馮雪峰談到瞿秋白的雜文：尖銳，明白，曉暢，真有才華，真可佩服！也指出瞿秋白的雜文深刻性不夠，少含蓄，讀二遍有一覽無余的感覺。魯迅更看重瞿秋白的論文。有好幾次，他微笑著對馮雪峰說：“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個人！”這是指瞿秋白批判與打擊“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自由人”以及論述文學革命、文藝大眾化問題的那些輝煌的論文，如《學閥萬歲》、《鬼門關以外的戰爭》、《普羅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自由人”的文化運動》、《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等。正是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對工作和事業的巨大的熱情，對同志的赤誠純真的情誼，把魯迅和瞿秋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
魯迅最初交給瞿秋白翻譯的書，是蘇聯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長篇《新土地》。當時國內很難得到俄文原版書籍。為了防范敵人的查禁和沒收，瞿秋白請他的朋友曹靖華從列寧格勒把蘇聯書籍報刊寄兩三份，分批或經西歐寄給魯迅，然後由魯迅轉給瞿秋白。《新土地》就是這樣轉到的。1931年下半年，譯稿送商務印書館出版。《新土地》真實地反映了蘇聯的現實生活，瞿秋白看重它的出版。他寫信告訴曹靖華說：當這部書出版的時候，他要親自寫篇序，而這序文只有五個字：“並非烏托邦！”。可惜，《新土地》書稿，後來在“一·二八”事變時毀於日軍的炮火中。
1931年秋，曹靖華把《鐵流》譯稿寄給魯迅。但曹靖華未及譯出涅拉托夫寫的序文。魯迅以為，譯本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實在有些缺憾。但發稿在即，要遠在列寧格勒的曹靖華來譯已來不及，便托馮雪峰請瞿秋白翻譯。瞿秋白欣然同意，把別的事放下，很快把這兩萬字的序文譯出，並將《鐵流》一部分譯稿與原著校核了一遍。在把譯稿送給魯迅時，瞿秋白寫了一封信；這是迄今發現的瞿秋白寫給魯迅的第一封信：
迅、雪：
這篇序是譯完了。簡直是一篇很好的論普洛創作的論文。其中所引《鐵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譯的，其余，不是曹譯不在我手邊（在下半部），就是作序者自己更動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這是‘無關宏旨的’。不過，當我引著下面一段中的幾句時，我細把《鐵流》原文和曹譯對過。１——
１下面是曹譯文字一大段。信是手跡殘頁，沒有後文，也沒有日期和署名。
稱魯迅為“迅”，馮雪峰為“雪”，這是多麼親切的稱呼！信中的語氣，也充滿了老朋友一樣的親切感。魯迅在1931年10月寫《〈鐵流〉編校後記》裡，告訴讀者說：“在現狀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校好的書，這書雖然僅僅是一種翻譯小說，但卻是盡三人的微力而成——譯的譯，補的補，校的校，而又沒有一個是存著借此來自己消閒，或乘機哄騙讀者的意思的。”看來，瞿秋白和魯迅雖未曾見面，但友誼已經很深了。
不久，魯迅又拿盧那察爾斯基《被解放的唐·吉訶德》請瞿秋白翻譯。本來，魯迅已從日文本翻譯了這劇本的第一場，以陏洛文筆名在《北斗》上刊出。找到俄文原本後，魯迅認為最好請瞿秋白從原文從頭譯起。瞿秋白也欣然答應，並且立即動手，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一卷第四期刊出第二場譯文，並連續刊登。但到1932年7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登完第三、四場以後，因《北斗》停刊而中止刊出。直到1933年10月，魯迅把全稿找齊，寫信時間當在1931年秋，8月下旬至10月初之間。
才交聯華書局印單行本。魯迅在後記中寫了如下的話：
從原文直接譯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場續登下去，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場，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後來輾轉覓得未刊的譯稿，則連第一場也已經改譯，和我的舊譯頗不同，而且注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裡，已將一年，總沒有刊印的機會。現在有聯華書局給它出版，使中國又多一部好書，這是極可慶幸
的。１——
１《魯迅全集》第7卷，第403頁。
可見，瞿秋白的譯作，魯迅是如何看重呵！
1931年11月間，《毀滅》譯本出版。就在這不久，瞿秋白在對照俄文原著校讀後，於12月5日，寫了一封長達六千字的長信，欣喜地說：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裡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斗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
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象愛自己的兒女一樣。……
瞿秋白在指出了譯文中的問題之後，又誠摯地說：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著，仿佛自稱自贊的。對於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
這種感覺，使我對於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１
魯迅收到這封熱情真誠的長信以後，十分高興。他把這信送到《十字街頭》，以《論翻譯》為題，發表在1931年12月11日。
25日該刊第一、二期上。12月28日，魯迅寫回信給瞿秋白，熱情地說：“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象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２——
１《魯迅全集》第4卷，第370—378頁。
２《魯迅全集》第4卷，第379—385頁。
在這兩封信中，瞿秋白和魯迅都以“敬愛的同志”相稱。
這在魯迅是極少有的。只是後來，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引為同志”。由此可知，兩人的友誼，是何等深厚！
瞿秋白和魯迅的第一次見面，據楊之華回憶，是在1932年夏天，他們從法租界畢興坊搬回紫霞路以後。一天早飯後，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高興地去北川公寓拜訪魯迅，直到晚間才回來。兩個好朋友終於見面了。瞿秋白回到家中，還處於興奮狀態。他告訴楊之華說，彼此一見如故，談的十分投機。他邀請魯迅全家一道來紫霞路作客，魯迅愉快地接受邀請。許廣平對兩人這次會見的情景，作了生動的描繪：“魯迅對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別重逢有許多話要說的老朋友，又如毫無隔閡的親人（白區對黨內的人都認是親人看待）骨肉一樣，真是至親相見，不須拘禮的樣子。總之，有誰看到過從外面攜回幾尾魚兒，忽然放到水池中見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狀的嗎？那情形就仿佛相似。”“魯迅和秋白同志從日常生活，戰爭帶來的不安定（經過‘一二八’上海戰爭之後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學戰線上的情況，都一個接一個地滔滔不絕無話不談，生怕時光過去得太快了似的”。１——
１許廣平：《魯迅回憶錄》。
這一段繪聲繪色的敘述，使我們仿佛置身於魯迅家中的客廳：圓形的玻璃魚缸，幾尾金魚歡快地游來游去。魯迅和瞿秋白各自手挾香煙，在煙篆中，兩人促膝交談。
魯迅直抒胸臆：“對俄國文學，我有極大的興味。我之寫小說，原因之一也是由俄國文學家為勞苦大眾呼號戰斗所給予我的影響。”
瞿秋白深有同感：“俄國的國情，很象中國。俄國革命掀天動地，使全世界都受它的影響。”
魯迅娓娓而談：“為人生；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二世以來，就是這樣。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索，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瞿秋白極以為然：“是的，文學家的筆，就是人類情感之所寄，俄國進步文學家的筆，是為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而寫作的。”
魯迅贊許地望著瞿秋白：“把俄國文學的精品譯給中國人看，無異是在暗夜裡燭照人生的火光。”
…………
這次會見，使瞿秋白感到振奮。在擺脫了世事紛擾，重回文學園地的時候，得識魯迅這樣的同志和戰友，他怎麼能不振奮呢？
6月間，瞿秋白連續在10日、20日、28日，寫信給魯迅，談他對於整理中國文學史和翻譯問題的意見。信都寫得很長，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
夏去秋來。9月1日上午，天下著雨。魯迅和許廣平偕海嬰冒雨來到紫霞路六十八號。魯迅所以特地要在雨天來，也許同為在雨天裡少有特務的盯梢。魯迅來時，瞿秋白無限喜悅地從書桌旁坐起來表示歡迎。客人很欣賞這一張特殊的西式書桌。它上有書架，下有抽斗，把上面的軟簾式木板拉下來，就可以象盒子一樣，連抽斗也給鎖上，把整個桌面復蓋起來。瞿秋白從桌子裡拿出他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問題的書稿，就語文改革和文字發音問題與魯迅討論。他找出幾個字來，請許廣平用廣東方言發音。楊之華特地到飯館去叫了菜，招待魯迅夫婦。當坐下來吃中飯時，才發覺送來的菜是涼的，味道也不好，楊之華心裡感到不安。但魯迅卻毫不介意，席間與主人談笑風生，非常親熱。魯迅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一日雨。午前同廣平攜海嬰訪何家夫婦，在其寓午餐。”１——
１《魯迅全集》第15卷，第29頁。魯迅這時多呼瞿秋白的別名何苦，故稱何家夫婦。
在這以後，瞿秋白和魯迅兩家的來往更為密切。據魯迅日記：
1932年9月14日“晴。上午……文尹２夫婦來，留之飯。”9月18日“晴。……得文尹小說稿，下午畢。”10月24日“晴。下午買《現代散文家批評》二本贈何君，並《文始》一本。”11月4日“晴。以《一天的工作》歸良友公司出版，午後收版稅泉二百四十，分與文尹六十。”——
２楊之華曾用文君作筆名，不久即改為文尹。
內中所說小說稿，是楊之華在瞿秋白鼓勵下所寫的短篇小說《豆腐阿姐》。小說寫完，瞿秋白很高興地說：“拿去給大先生看看吧。”魯迅在兄弟中居長，瞿秋白尊敬而親切地稱他“大先生”。因為是習作，楊之華不好意思麻煩魯迅。瞿秋白說：“不要緊，大先生是很樂於幫助人的，特別是對初學寫作的青年。”果然，魯迅收到小說稿後，當天下午便改妥，而且還改正了裡面的錯字，分別寫出楷體和草書。然後用紙包好送回。日記中所說《一天的工作》，是魯迅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共收作品十篇。其中綏拉菲摩維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兩篇，是楊之華譯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交給魯迅的。良友公司答應出版這本書，書稿剛剛送出，還沒有得到稿酬，魯迅便把當日午後所得版稅中，抽出六十元給楊之華，以貼補瞿家生活之用。這樣無微不至的關懷，真使瞿秋白夫婦感激不已。
在魯迅家中避難
蔣介石政權建立後，實行法西斯專政。對蘇區進行軍事“圍剿”，殺人如麻；在統治區內，不斷強化特務統治，制造了無數的冤獄。1931年初公布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因“叛國”之“罪”可判死刑的條文有八款之多。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欺騙手段與高壓政策交替並用，手段越來越卑劣，越毒辣。逮捕、監禁、暗殺，時刻威脅著左翼文化運動中的每一個人，特別是象瞿秋白這樣著名的共產黨人。
白色恐怖彌漫的上海，魯迅的身家性命也不安全。但是，每當瞿秋白和楊之華面臨鷹犬追獵的最危急的時刻，魯迅和許廣平總是置自身生死於度外，成為瞿秋白夫婦安全的最可信賴的保護者；魯迅的家，自然成為他們最願投奔的庇護所。1932年冬，11月下旬，瞿秋白夫婦得到警報，說是有一個叛徒在盯楊之華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即轉移到魯迅家中。為了魯迅和瞿秋白的安全，在甩掉跟蹤的叛徒之前，楊之華獨身一人在馬路上轉了三天三夜。瞿秋白請人到街頭尋找，遇見時正值白天。楊之華請那人先走，她自己轉到天黑時，確信已經甩掉跟蹤者，才來到魯迅家。
這時，魯迅已於11月11日離滬去北京探望母親。瞿秋白夫婦來時，只有許廣平和海嬰在家。魯迅11月30日返回上海，兩人聚首，分外融洽。許廣平回憶說：
在這期間，他和我們在一起，我們簡單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奮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運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學、廣游，談助之資實在不少。這時，看到他們兩人談不完的話語，就象電影膠卷似地連續不斷地湧現出來，實在融洽之極。更加以魯迅對黨的關懷，對馬列主義的從理論到實際的體會，平時從書本上看到的，現時可以盡量傾瀉於秋白同志之前而無須保留了。這是極其難得的機會。一旦給予魯迅以滿足的心情，其感動快慰可知！對文化界的復雜斗爭形勢，對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對帝國主義的橫暴和“九一八”東北淪亡的哀愁，這時也都在朝夕相見中相互交談，精心策劃。１楊之華和“大先生”夫婦、海嬰及家中的女傭，相處很好，使許廣平絲毫沒有接待生客之感——
１許廣平：《魯迅回憶錄》。
12月7日，瞿秋白為魯迅寫了一幅字，內容是七絕詩（起句“雪意淒其心惘然”，約作於1917年）。詩後寫有跋語：“此種頹唐氣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詩時，正是青年時代。殆所謂‘懺悔的貴族’心情也。”２這表現了他對魯迅的敬重，把一顆坦誠的心獻給他所完全信賴的戰友，也充分體現了他的嚴於解剖自己的可貴品質——
２據原詩影印件。
過了兩天，瞿秋白夫婦以昂貴價格托人在一家大公司買了一盒進口的高級玩具，送給三歲多的海嬰。當時瞿秋白夫婦並不寬裕，魯迅夫婦對此深感不安。但體會到他們愛護兒童，培養兒童科學知識的好意，還是在這不安中接受了這件貴重的禮物。當天魯迅在日記中寫道：“下午維寧及其夫人贈海嬰積鐵成象玩具一盒。”瞿秋白在盒蓋上，按順序寫明零件名稱、件數。又料到自己隨時會有不測，很有深意地說：“留個紀念，讓孩子大起來也知道有個何先生”。１12月11日，魯迅夫婦設宴招待瞿秋白夫婦，在座的還有馮雪峰、周建人。又過了些天，陳雲在一個深夜來到魯迅家，接瞿秋白夫婦回紫霞路２。魯迅關切地問陳雲：“深晚路上方便嗎？”“正好天已下雨，我們把黃包車的篷子撐起，路上不妨事的。”臨下樓，魯迅又對瞿秋白說：“今晚上你平安到達那裡以後，明天叫人來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他和許廣平站在門口，一直目送著瞿秋白夫婦走下樓去。３——
１許廣平：《魯迅回憶錄》。
２這是一個雨夜。據《魯迅日記》，12月11日以後，25日以前，夜雨只有23日。陳雲接瞿秋白，大體可以判斷在12月23日。楊之華、許廣平回憶，也說瞿秋白離去的時間，是在12月下旬。
３史平（陳雲）：《一個深晚》，《救國時報》1936年10月30日。
回到紫霞路，瞿秋白仍在思念著魯迅。據魯迅日記，從12月25日到1933年2月4日，四十天中，瞿秋白寫了六封信給魯迅，平均每周一封。其中有12月25日“下午得維寧信並贈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飴二合”；12月28日“下午得維寧信並詩，即復。”詩指無題七絕一首：“不向刀叢向舞樓，摩登風氣遍神州。舊書攤畔新名士，正為西門說自由。”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的時候，一向由鴛鴦蝴蝶派把持的《申報》副刊《自由談》，雖於1932年12月起由主編黎烈文進行革新，並邀魯迅、茅盾等發表作品，但積習甚深，一時難以革除。一些宣揚低級庸俗情調，或抒發閒情逸致的作品，仍然時有發表。瞿秋白這首詩，就是對此而發，它也基本上代表了魯迅的意見。
這時，魯迅、瞿秋白和左翼作家們，正在同“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種人”蘇汶進行激烈地論戰。9月間，瞿秋白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了蘇聯詩人別德內依嘲罵托洛茨基的長詩《沒功夫唾罵》，與批評胡秋原等無涉。11月15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四期，發表邱九如署名芸生的仿擬瞿譯詩的作品《漢奸的供狀》，嘲諷胡秋原、蘇汶等，詩中充滿了辱罵和恐嚇之詞，顯然違反黨的策略。文委書記馮雪峰認為不妥，建議《文學月報》公開糾正這一錯誤，被拒絕。馮雪峰同瞿秋白談起，得到贊同。其時，瞿秋白正在魯迅家中。魯迅認為這是橫暴的流氓作風，自己公開糾正為好。於是由魯迅出面於12月10日寫信給周揚，這就是發表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1933年2月上旬，瞿秋白的住地又發生了問題。上海中央局得到情報，說國民黨特務要在當天晚間破壞中共在紫霞路的一處機關。經過分析，認為瞿秋白夫婦的住處，可能發生危險。中央局組織部長黃文容急忙趕來，要他們迅速轉移。瞿秋白決定到魯迅家。於是，傍晚時，由黃文容護送，他們再次到魯迅家中避難。2月10日，魯迅在日記中有這樣記載：“上午復靖華信，附文、它箋。”說明此時瞿秋白夫婦就住在這裡。2月17日，英國著名作家肖伯納到上海，當天下午會見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林語堂、楊杏佛等。肖伯納在上海停留只有半天，但報刊評論頗多，捧與罵，冷與熱，樣樣都有。魯迅和瞿秋白決定把這些評論，收輯一起，印成一本書。商定之後便分頭進行：許廣平跑北四川路一帶，從大小報攤搜羅當天報紙；魯迅和瞿秋白邊看邊圈定篇目，由許廣平和楊之華剪貼，然後由魯迅、瞿秋白連夜編輯，魯迅作序言，瞿秋白寫卷頭語。就在2月裡交野草書屋出版，這就是《肖伯納在上海》一書。瞿秋白在卷頭語中說：“在這裡，可以看看真的肖伯納和各種人物自己的原形。”１——
１《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魯迅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一文發表後，有些人不同意。1933年2月1日《現代文化》第二期發表首甲（即祝秀俠）等四人寫的《對魯迅先生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有言》一文，為芸生《漢奸的供狀》一詩辯護，說魯迅對芸生的批評是“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是“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論”。正在魯迅家中避居的瞿秋白，看到了首甲等人的攻擊，即刻寫了《鬼臉的辯護——對於首甲等的批評》，予以駁斥。這是一篇講道理的論戰文章。瞿秋白肯定並且進一步闡明了魯迅文中的正確意見，他寫道：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一篇詩，是罵胡秋原“丟那媽”的，此外，罵加上一些恐嚇的話，例如“切西瓜”——斫腦袋之類。……
芸生和首甲等的錯誤，決不在於他們攻擊胡秋原“過火”了，而在於他們只用辱罵來代替真正的攻擊和批判。……
“革命詩人”要表示“憤恨”的時候，他還應當記得自己的“革命”是為著群眾，自己的詩總也是寫給群眾讀的，他難道不應當找些真正能夠表現憤恨的內容的詞句給群眾，而只去抄襲宗法社會裡的辱罵的濫調？！除非是只想裝些凶狠的鬼臉，而不是什麼真正的革命詩人，才會如此。
所以魯迅說“辱罵決不是戰斗”是完全正確的。替這種辱罵來辯護，那才不知道是什麼傾向的什麼主義了。可以說，這是和封建“文化”妥協的尾巴主義。……我們認為魯迅那封“恐嚇辱罵決不是戰斗”的信倒的確是提高文化革命斗爭的任務的，……１——
１《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07—4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這一組文字，多麼生動地表現了這兩位文壇摯友和革命同志之間，並肩戰斗的情誼和協同配合的默契。
2月底，黃文容到魯迅家，又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內部交通主任高文華家去住。這樣頻繁的流離搬遷，使魯迅寢食不安，總想替他們尋找一處比較安全的住房。3月初，經魯迅通過內山完造夫人幫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東照裡十二號租到一間亭子間。3月1、3日，魯迅兩次去看房。4日或5日，瞿秋白夫婦就遷居這裡。6日下午，魯迅拿著一盆堇花來到寓所，看望瞿秋白夫婦，祝賀喬遷。小小的亭子間，經過一番布置，特別是掛起了魯迅手書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聯語，竟使滿室生輝１。
4月11日，魯迅全家由北川公寓遷居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兩家在同一條馬路上，相距不足十分鍾的路，魯迅和瞿秋白來往更加方便，幾乎每天都可以見面。楊之華說：
魯迅幾乎每天到東照裡來看我們，和秋白談論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我們見到他，象在海闊天空中吸著新鮮空氣、享受著溫暖的陽光一樣。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即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驅走了象牢籠似的小亭子間裡不自由的悶人氣氛。２許廣平說：
有時晚間，秋白同志也來傾談一番。老實說，我們感覺少不了這樣的朋友。這樣具有正義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著人們的人，我們時刻也不願離開！有時晚間附近面包店烤好熱烘烘的面包時，我們往往趁熱送去，借此親炙一番，看到他們平安無事了，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穩了。３——
１一說此聯書寫時間，在同年晚些時候。
２楊之華：《回憶秋白》。
３許廣平：《魯迅回憶錄》。
有了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瞿秋白在短時間內，寫了一批精美的雜文，用魯迅的各種筆名，由許廣平抄過，由魯迅當作自己的文章寄出發表。這些文章是：
3月5日《王道詩話》
3月7日《伸冤》（原題《苦悶的答復》）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頭經》
3月22日《出賣靈魂的秘訣》
3月30日《最藝術的國家》
3月《〈子夜〉和國貨年》
4月11日《關於女人》
4月11日《真假堂·吉訶德》
4月11日《內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觀園的人才》（原題《人才易得》）
9月28日《兒時》
10月25日《中國文與中國人》
其中有幾篇是瞿秋白與魯迅兩人漫談後寫成的。許廣平說：“在他和魯迅見面的時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講出來，經過兩人交換意見，有時修改補充或變換內容，然後由他執筆寫出。他下筆很迅速，住在我們家裡時，每天午飯後至下午二、三時為休息時間，我們為了他的身體健康，都不去打擾他。到時候了，他自己開門出來，往往笑吟吟地帶著犧牲午睡寫的短文一、二篇，給魯迅來看。魯迅看後，每每無限驚歎於他的文情並茂的新作是那麼精美無倫。”１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敏銳洞察力，運用到雜文寫作中，其思想和藝術上的成就，已經達到了那個歷史時期的雜文的高峰，堪與魯迅並駕齊驅，成為領袖群倫的大手筆——
１許廣平：《魯迅回憶錄》。
正確評價魯迅的第一人
魯迅是文化革命戰線的主將，敵人攻擊他，朋友誤解他。瞿秋白把正確地評價魯迅看成是當前文化革命戰線上的一個重大任務。完成這項任務，具有迫切感，也有實現的依據。因為，他自信除了堅持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外，他是被魯迅引為知己的親密同志和朋友，他了解魯迅，理解魯迅。許廣平回憶說：“在動筆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斷向魯迅探討研究，分析魯迅的代表時代的前後變化，廣泛披覽他的作品，當面詢問經過。”２這種為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備的良好條件，使瞿秋白更充滿了信心——
２《語文學習》1959年6月號。
一切准備就緒，從4月初開始，他便集中精力寫作了。
東照裡十二號的房東，是位潑辣好事的中年寡婦，廣東人，住上海多年了。樓中房客有中國和日本的商人，也有日本浪人。女房東和日本浪人常常來瞿家串門，干擾頗大。瞿秋白夫婦為了擺脫干擾，專心寫作，於是想出一個杜門謝客的辦法。白天，瞿秋白半臥在床上，關起房門看書，楊之華就在房門口的爐子上敖湯藥，藥味充滿了整所房子，這些藥她都偷偷地倒掉了。這出“戲”演得很成功，房東和房客果然不再來打攪他們了。瞿秋白在白天專心研究魯迅的著作，夜深人靜時，就伏在一張小方桌上寫作，花了四夜功夫，寫成了《〈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這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序言》，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形形色色的反動文人懼怕魯迅，侮蔑魯迅，貶低魯迅雜文的戰斗意義，說他是一個“雜感家”１；有的進步刊物也攻擊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２。《序言》卻對魯迅的雜文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他說：“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斷斷續續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於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裡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斗的意義。”３對於魯迅本人，瞿秋白稱譽他：“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同時也指出魯迅及其作品的不足：“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進化論和個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４包括魯迅在內的“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著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夠脫離個性主義——懷疑群眾的傾向的；他們看得見群眾——農民小私有者的群眾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群眾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隱藏著革命的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裡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５魯迅不斷的在自我解剖中，在對敵斗爭中前進，走到了新的革命營壘裡來。“歷年的戰斗和劇烈的轉變給他許多經驗和感覺，經過精煉和融化之後，流露在他的筆端。”６集中表現在“最清醒的現實主義”，“‘韌’的戰斗”，“反自由主義”，“反虛偽的精神”７。這些“對於我們是非常之寶貴的”８。因此，“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也正因為如此，他的確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著他前進。”９——
１《魯迅全集》第4卷第3頁。
２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
３４《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78，98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５６同上書，第995頁，998頁。
７８９同上書，第998—1002頁。
特別應該指出，瞿秋白寫作《序言》不只是評價了魯迅雜文和魯迅的價值，而且通過對於魯迅的研究，闡明了過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已經提出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得到充分闡明的一個問題，即關於從反動階級營壘中分化出來、後來歸附於無產階級的思想家的問題。從而在這一問題上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
為了使人們通過魯迅一生的主要著作雜感，正確認識魯迅是怎樣一個人，魯迅的思想是如何發展的，瞿秋白從魯迅一生文學活動和革命活動中概括了如下的結論：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
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斗，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裡來的。他終於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１——
１《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把魯迅及其思想，放在具體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魯迅世界觀或思想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的發展過程，又指出魯迅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革命戰斗的過程。他把兩個過程緊密結合起來，顯示出魯迅不僅是文學家，同時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這個全面的符合實際的結論，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說服力。
瞿秋白是對魯迅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對魯迅思想的形成、發展和特點，給予科學評價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闡明的觀點，即使是經過了半個世紀，在今天看來也是精彩的。後來的論者，還沒有或者還未能完全逾越這個權威的巔峰。
一連四個不眠之夜，寫完了《序言》，瞿秋白感到十分疲勞，又十分踏實，甜甜地睡了一夜。然後他又開始投入新的題目的寫作。
不久的一天下午，瞿秋白在伏案寫作。忽然，樓梯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腳步走近，聲音越來越大。接著是砰砰的敲門聲。瞿秋白急忙收起桌上的書籍、文稿。楊之華回頭看已收拾妥貼，然後鎮靜地去開門。
啊！原來是魯迅來了。
魯迅站在房門口，那麼高興，笑呵呵的對楊之華說：“你不是聽慣了我的腳步聲嗎？這次你聽出來沒有？”“大先生的腳步這次走得特別有力，還以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給你猜不出的。”說完哈哈大笑。連站在他身後的女房東也聽得笑了。
魯迅坐在椅中安詳地吸煙。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給魯迅。魯迅邊看邊陷入沉思，這樣持續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話，都在激勵和撫慰著他的心。他的眼睛環視著這小小斗室內的一桌一床，看到擺在地下的藥罐，然後把目光移向楊之華和瞿秋白。他臉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魯迅面對文稿，嘖嘖稱贊不已，他又沉思起來。他似乎在傾聽戰友的鼓勵，又象是在思索著同志的批評。他思索著，微笑著，一切都使他非常滿意。這時，他指間的香煙已經快燒到指頭。他把煙蒂捺到了煙缸中，然後回過頭來，感慨萬端地說：“你的寫作條件太苦了。”瞿秋白堅毅而樂觀地說：“只要拿著筆在寫，再苦些也覺得樂在其中。”接著，又真摯地說：“和先生在一起，時時感到共同戰斗的欣悅。”魯迅愛憐地看著瞿秋白蒼白清癯的臉，有多少話要說。他指著那一束文稿，懇切地說：“這，只覺得寫我寫的太好了，應該對壞的地方再多提些。”
這一天，瞿秋白和魯迅談得很久很多。他們談到雜文的戰斗意義。對於那些幫閒文人，魯迅憤恨地說：“要罵就罵吧，我就是硬骨頭，罵不倒我！我就是要用雜文同他們戰斗！”那時，國民黨特務已經准備對魯迅暗下毒手。瞿秋白擔心他的安全，多次請他注意防范，並希望他到蘇聯去療養和編寫中國文學史。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魯迅認為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很重要，但由於當前戰斗緊張，沒有時間去作。到蘇聯，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備去，他激昂地說：“要殺就殺吧，我就是不走！而況真要走，那麼多的書也無法搬走。”編寫文學史而無書，怎麼也是辦不到的。魯迅懇切地勸瞿秋白去蘇聯養病和寫作。他還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遭遇，因為瞿秋白從不向別人談到那些完全是屬於共產黨內的問題。尤其對於這位傾心於黨的非黨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威信了。
夜深了，魯迅才告辭回家。
不久，由於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婦於6月初，從東照裡搬到王家沙鳴玉坊一家花店的樓上。這裡是中共江蘇省委機關，馮雪峰也住這裡。但7月10日的下午，這裡的安全又發生問題，必須即刻轉移。瞿秋白夫婦決定到魯迅家去。他們冒著大雨，坐上黃包車，扯下車篷，安全地到了魯迅寓所，住了一個短時期。魯迅日記1933年7月10日記載說：“晴，熱。午後大雷雨一陣。下午收良友圖書公司版稅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華各卅。以《選集》編輯費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婦逃難到此，魯迅這天並未收到出版者送來《魯迅雜感選集》的版稅，這筆二百元的編輯費和分付楊之華的二十元，都是支援的性質。
這以後，楊之華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組織部作秘書工作，夫婦兩人就搬到機關去住，與高文華家住在一起。大約9月間，一天深夜，突然傳來警報，要他們馬上離開機關。這時已是凌晨兩點鍾。瞿秋白和楊之華還是決定到魯迅家去。他們分乘黃包車，差不多同時到達大陸新村魯迅寓所的前後門。兩個門同時敲響，驚動了魯迅一家。許廣平披衣而起，驚愕地對魯迅說：“怎麼前後門都……？”魯迅鎮靜地走近後窗，暗夜中看到後門站的是一位女人，片刻，他說：“樣子象之華。”他又走向前窗俯視：“哦，是秋白，快開門。”靜謐的書房裡，魯迅請瞿秋白夫婦入座，贊佩地說：“你倆和獵狗們周旋，險些把景宋弄糊塗了。”瞿秋白和楊之華幾乎同聲歉意地說：“真對不住，驚擾了你們！”許廣平端著托盤，送上兩碗夜宵。似乎不是這熱氣騰騰的夜宵，而是魯迅夫婦的熱誠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楊之華今夜感到異常的溫暖。
這一次在魯迅家只住了幾天，就轉移到另外的機關裡。
轉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臨行前幾天，他有一種無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壓抑的深情，一定要當面向魯迅、茅盾辭行，並與他們長談一次。他是預料到，今後天各一方，難得再有見面的機會。楊之華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為了他的安全，讓他晚上去，在魯迅那裡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他來到魯迅家。兩個人三個多月沒有見面，而這一次相見後就將是長久的離別。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但兩個人都希望傾聽對方的談話，從中體味戰友的深情。晚上，魯迅一定要讓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與許廣平睡在地板上。
楊之華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歸來，才算一塊石頭落地。瞿秋白為實現這次辭行很高興。他笑容滿面地說：“要見的都見到了，要說的話也說了。大先生和茅盾身體都好，海嬰也沒病。”但在心裡，瞿秋白是有點郁悒的，除了惜別之情，也許是因為不得不離開他喜愛的文藝戰線，不得不離開這裡的肝膽相照的摯友。1月9日，魯迅收到瞿秋白臨行前寫給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將要到達蘇區時在途中寫來的信。魯迅的懸念之心，總算放了下來。
魯迅和瞿秋白之間披肝瀝膽，生死與共的友誼，擺脫了世俗的利害，達到了聖潔的境界。它在中國革命史和文學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詩情，最有意義的篇章，可以傳諸萬世，歷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