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讓，還是進攻？
1927年5月9日結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由二十九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瞿秋白、楊之華都當選。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組成：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譚平山。6月3日，瞿秋白補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其他四人是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主管中央宣傳部，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中央農民委員會委員。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領導作用，是通過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這個形式來保證的。凡兩黨間的重大關系問題，都經兩黨聯席會議協商決定。出席會議的人員，都是兩黨的領袖人物，國民黨方面經常出席者有汪精衛、唐生智等。6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決定：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團會議由瞿秋白出席。出席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的人員有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等。6月14日，中央常委開會討論與國民黨談判問題時，決定譚平山、李立三也要參加會議；兩黨談判，中共方面出席者為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蔡和森、張國燾、李立三、張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討論了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問題，決定每周舉行兩次的兩黨聯席會議，一次由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張國燾出席，陳獨秀不出席。大約在7月初，兩黨聯席會議停止召開。
中共五大決議中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同時又有保障小資產階級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軍人土地的規定。既要同國民黨保持統一戰線，又要進行土地革命，這是頗為矛盾的政策。汪精衛利用了這種矛盾，施展其兩面派的陰謀。他表面高談解決土地問題，實際卻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布一系列訓令，指責工農運動“過火”，限制工農運動，反對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編的漢口《民國日報》發表社論，表面上為訓令作解釋，實際上暗示訓令不能束縛工人農民的手足。陳獨秀對此不滿意，他找沈雁冰說報紙辦的太紅了，國民黨左派有意見，還是少登一些工運、農運和婦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經常找瞿秋白談辦報中的問題，這次，又把陳獨秀的意見告訴了他。瞿秋白說：“你就按照五大決議的精神去辦。他沉思有頃，又說：我們另辦一張報！你不是說他們（按指國民黨）常來干涉你的工作麼？共產黨的政策要通過國民黨的報紙來宣傳，本來就不正常，許多話只能講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國日報》交給國民黨，抽出我們的同志另辦一張黨報，堂堂正正地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他並且提議，新的黨報由我任總編輯，另外由黨中央的負責同志組成社論委員會，負責寫社論。可惜這件事，秋白考慮得晚了，不久時局迅速逆轉，辦黨報的事終於成了泡影。”１——
１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當時，在城市工人運動和鄉村農民運動中，除了右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員在經濟斗爭中對民族工商業者提出過高的要求：每年紅利分配制；強制雇用失業工人；病假工資照發；發放雙薪，等等，超過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限度。無限制的罷工、游行、集會，工人曠工，無人過問。結果，侵犯了小店東、小業主的經濟利益，造成企業倒閉，失業人數激增，貨物奇缺，物價飛漲。此外，工會有時隨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關閉廠店，強取什物；以武力解決勞資糾紛，甚至隨意捕人。這使中間階層感到恐懼，不利於團結大多數，孤立反動派。
在農村革命中，在一些具體策略問題上也有缺點。例如將游民列入革命先鋒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壞性的一面；認為革命時期的農村沒有統一戰線的問題，因而對於這個時期的農民群眾行動就不需要政策約束，就可以不注意團結大多數，就不需要結成聯合戰線，以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將“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作為帶有普遍性的規律提出，以致“過正”到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一時傳播很廣，到處寫成標語，影響極大。黨的指導策略上的這些缺點，造成了農村革命中任意指人為土豪劣紳，擅自捕人游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等等。對谷米的平糶阻禁，以及禁止搾糖釀酒，使商人、中農和小手工業者發生反感，也使一般農民感覺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無法出賣拒交田賦，軍米收購困難，也不滿阻禁辦法。此外，在運動中還沖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引起他們的反感和不滿。這些雖是運動的支流，但是不利於鞏固和擴大農村聯合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對象。
城鄉發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來煽動反共情緒，破壞革命團結，分裂革命隊伍，加劇了形勢的惡化。
5月13日，駐防武漢上游宜昌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經蔣介石策動，通電聯蔣反共，率部東下。17日占領汀泗橋，19日進至武昌附近，武漢大震。葉挺奉命率軍與夏軍激戰，幾天後進駐汀泗橋，解武昌之圍。18日那天，在葉部已開赴前線而又勝負未卜之時，人心惶惶。當天晚上，沈雁冰為打聽前線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時已過後半夜了，見到秋白正與陳公博對酌，他們也在等葉挺的消息，但陳公博是借酒澆愁，而秋白則沉著肅穆；秋白堅信葉挺出陣必勝，但也考慮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漢不能無軍隊拱衛，也考慮是否從河南前線抽調第四軍回來。一直等到天亮，勝利的消息終於來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氣。”１——
１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夏斗寅叛亂發生的第二天，5月14日，瞿秋白在《論中國革命中之三大問題》一文中，提出中國無產階級內部可能發生的機會主義危險，指出：中國有廣大的游民無產階級群眾，有好幾百萬的小手工業者，中國無產階級與這些成分及破產農民有很長期的關系，不免有受無政府主義熏染的可能。同時指出，無產階級應該用全力鞏固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實在可以這樣肯定的說：“誰獲得小資產階級誰就勝利”。又具體指出：我們爭取小資產階級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員學徒干涉營業內部的事和禁止無故捕人等等無政府行動，並且應當提出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的實際政綱，例如——裁減苛稅雜捐，組織商品出賣所，組織廉價收買原料與生產消費品，小手工業者的協作社，組織雇用借貸機關……等等，工商業委員會應當很機警的探討小資產階級的要求，盡可能的滿足他們的願望。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並不須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作為交換的代價；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小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生活改善的要求，並未加以不可調和的障礙。瞿秋白的這些意見，無疑對農村革命中糾正“左”的偏向，也是適用的。但在當時黨內右傾錯誤逐漸占據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糾“左”往往糾得“過正”，又右了起來，更加助長了黨內的右傾錯誤。
當時，黨內在階級關系和革命營壘的分析上，也存在著“左”右搖擺的問題。“左”的方面表現之一，是把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是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等同看待。其實，蔣介石已是豪紳買辦大資產階級的代表，雖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進行欺騙。右的方面表現之一，是把實際上也是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的汪精衛看成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始而目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衛叛變後又說小資產階級也完全叛變了革命。這些失誤，都反映黨處於幼年時期的不成熟，當然也有共產國際的不正確的指導這個客觀因素，但主要還是因為自己的幼稚。
瞿秋白比較早地指出蔣介石新右派新軍閥是代表豪紳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利益的。但是在階級分析上，直到馬日事變前，仍然存在上述的失誤和缺點。五大以後，夏斗寅叛亂的第二天，他在《論中國革命中之三大問題》中指出：“在最近的時期，我們國內顯然分成三個營壘：第一個營壘——公開的反動的營壘；第二營壘——革命的營壘，建築在工農及小資產階級之上的；第三營壘——民族改良主義的營壘，這是中間的營壘，他是漸漸地要並入反革命的營壘公開的反革命的。對於第三營壘，無產階級不可把它看成鐵板一塊，而應進行具體分析，盡可能地加以爭取和分化。他說：我們應當盡力分裂新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營壘，這一任務有實現的可能，因為：一、這個營壘就階級觀點看來，並非由一個階級屬性的成分所構成的，如果李濟琛是依靠在廣東的地主階級上面，而白崇禧與上海買辦階級勾結，蔣介石則打算找民族工業資產階級做靠山；二、這個聯合中不僅有地主，資產階級流氓的成分，同時還有與我們接近的社會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一部分被改良主義所麻醉的不覺悟的工人及一部分軍隊；我們應當用我們的聯合去抵抗這個聯合，我們應將這聯合中與我們接近的社會成分牽引出來走向我們的營壘，並使那些難與我們接近並走到我們方面來的軍隊守中立。分化資產階級營壘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一沒有自己的軍隊，二沒有自己的政權，毫無實力做後盾，這種分化工作是無法奏效甚至無法進行了。
夏斗寅叛變剛剛被擊潰，5月21日又發生馬日事變，駐長沙的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進行血腥的屠殺，摧殘革命運動。二十天內，長沙一帶被殺害的農民就有一萬多人。譚平山、陳公博、鮑羅廷赴湘查辦受阻，半途折回。武漢政府又派唐生智回湘處理事變。唐一面為許克祥辯解，一面攻擊農民運動，實際上起了鼓動反動勢力向共產黨和工農運動進攻的作用。5月29日後，江西省長朱培德下令將在江西和第三軍中的共產黨員“遣送出境”，停止全省工農運動。湘鄂贛三省的土豪劣紳向革命群眾瘋狂反撲。
形勢的逆轉，仍然無法使陳獨秀清醒，他依舊對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抱有極大的幻想，處處退讓妥協，企圖拉住國民黨。五大的決議早已拋到腦後去了。瞿秋白後來說：“實際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條路上進行，……一是國民政府顧問——他是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裡的黨團之實際領導者；一是國際代表魯易；一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１，“三個領導之中，鮑羅廷是有一定的路線——退卻的路線，和緩土地革命；魯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線——務必同著小資產階級進攻；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實際上是沒有一定的路線，因為他已經不能指揮群眾，又因為他動搖於鮑魯之間；又因為他內部有許多模糊的不同的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實際上是傾向更右於鮑羅廷的占優勢。”２魯易這個人，看起來似乎很有一套革命的理論，擺一副左的架勢，其實只知道背誦一些現成的教條，指手劃腳，空談誤事。瞿秋白說：魯易的“根本缺點，便是要進攻面不知道如何進攻的方法”３。他想挾持汪精衛以改組武漢國民黨的軍隊，對汪抱極大幻想，以至於6月1日將共產國際的秘密訓令拿給汪看。這個訓令，便成了汪精衛進行反共的一個主要借口——
１２３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1928年6月版，第100頁，102頁，107頁。
6月5日，汪精衛解除鮑羅廷的國民政府顧問職務。6月10日，汪精衛、顧孟余、孫科等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醞釀了武漢的“分共”和蔣汪的合流。19日，馮玉祥又與蔣介石、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決定馮蔣共同對奉系軍閥作戰，並由馮電促武漢政府反共，要求汪蔣合作。隨後，馮在他的軍隊中和他所管轄的地區開始遣送共產黨人離軍和出境。中共中央對馮玉祥的幻想，也破滅了。但是，為了討好汪精衛，鮑羅廷、陳獨秀仍然以壓制工農運動、屈從汪精衛為工作指導方針。6月28日，中共中央借口避免給反動軍官以反共的借口，決定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6月29日，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布了反共訓令，要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唐生智明令與共產黨分離。汪精衛集團的叛變已為既成事實，陳獨秀還要向汪精衛讓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陳獨秀在報告中堅持退讓方針，仍舊尋求方法與汪精衛集團合作下去。中央委員惲代英問陳：“現在中央很奇怪，我聽說秋白同志到處作報告是‘進攻’‘進攻’，現在中央又決定‘退讓’‘退讓’，中央內部是否有不一致？”１瞿秋白發言批評了陳獨秀。共青團中央總書記任弼時發言反對陳獨秀扣壓共產國際緊急指示，並宣讀共青團中央關於實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陳獨秀從手中奪過宣言稿，甩在腳下踐踏２。會議通過的由陳獨秀起草的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十一條政綱，是一個集右傾機會主義大成的投降綱領。政綱中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說“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運動的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工農革命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３。7月4日，中共中央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農村革命力量出路問題。陳獨秀認為當兵最好；毛澤東、蔡和森則主張上山，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但是，會議的參加者在討論對付湖南何鍵反共事變的方針時，仍然一致堅持聯唐反蔣的政策。然而，種種退讓，都不能拉住汪精衛，而是更加助長了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活動。7月14日晚，汪精衛召開秘密會議，確定了“分共”的計劃，15日召集“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公開叛變了革命。26日，免去各機關中共黨員的職務。不久，就在武漢地區瘋狂地進行大屠殺。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就這樣失敗了——
１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1928年6月版，第107頁。
２一說在6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此據李維漢、楊之華的回憶。
３《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大革命時期、瞿秋白與其他同志一道，向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由於黨還處於幼年時期，包括瞿秋白在內的黨的許多領導人，還不可能有效地徹底地清算機會主義。對此，瞿秋白後來回顧說：“從北伐到武漢，到上海第三次暴動，沒有誰能說他沒有犯機會主義的錯誤，我自己也是有錯誤，但是我可說是有不同意見的”１。又說：“我們那時開始是反彭述之，在武漢最後是反對陳獨秀。獨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們與他爭論，每次開會總是鬧了一頓散場”２。
瞿秋白事後總結這一段經歷，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和失誤。他說：“秋白在土地問題上，自始即未講清楚。五次大會前，秋白對土地問題，曾：（1）力爭土地國有黨綱要求的確定；（2）行動政綱策略上也主張全部沒收而以對某些限度以下之小地主（各省應有不同），由政府給以一種無本的債券，按減租後租價由政府酌給一定利息。……土地問題大委員會中（第五次大會的）述之同志說‘今天有人主張全部沒收土地的，那是非常不行的主張’，於是秋白更不作聲了。”３“初討論北伐時，秋白主張經過南京而北伐。這時，我的理由是兩種任務的兼顧：一是繼續反對北洋軍閥貴族買辦的任務，一是擊散民族資產階級反動中心的任務。五次大會後我還有幾天主張必須深入革命：農民政權與土地問題。第五次大會後，第一次《向導》付印時，正值漢陽沒收工廠的事發生，秋白主張贊助工人及漢陽縣黨部辦法，並叫許白昊同志收集這問題的材料，批評孫科等之贊助反動派。但是這一文稿，因中央反對未登載。夏斗寅事變後，魯易擬出向‘中等階級，解釋的宣言，秋白在會上便問：‘是否工農小資產階級還不夠，還要擴大聯盟？’魯易說是的，秋白便只懷疑。”４“馬變問題發生，秋白主張利用唐生智尚須標榜三大政策的弱點，宣傳上行動上都要進攻。對湖北反動尤須進攻。秋白曾到湖北省委及農運負責同志的會，也是主張進攻。秋白當時認為無論如何不能認‘過火’的錯，不能承認‘靜候解決’，是要進攻。……代英說，秋白與中央不一致。但是秋白又知道如何‘進攻’呢？除馬變問題第二次討論時，曾經反對‘圍困長沙’或‘隨便亂動’的主張，而主張群眾暴動以奪取長沙為目標外，什麼積極辦法也沒有。”５——
１瞿秋白在六大的報告。
２楊之華：《回憶秋白》。
３４５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報告（手稿）。
一個共產黨人，應該無私無畏，襟懷坦白，不隱瞞自己的長處，也毫不掩飾地說出自己的弱點。這一段引文，令人信服地承認，瞿秋白的確是這樣的共產黨人。
瞿秋白是一介書生，論文著書，倚馬可待，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沒有幾個人能夠超出他之上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為一個理論家、宣傳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綽有余裕；但是作為政治家，特別是作為政治領袖，則嫌大不足。在紛擾復雜，縱橫捭闔的政治斗爭的漩渦中，他還缺乏臨危不亂，迂變不驚，隨機處置，舉措適當的氣魄和能力，而容易產生猶豫、搖擺，甚至舉措失當。應該說，他的這個弱點，在他一生中，都沒有完全克服掉，不能不是他終生引以為憾的事。
從南昌起義到八七會議
中國歷史上屠戮反抗者、革命者，名目之多不可枚舉；打著革命招牌，屠殺革命者，也是一種名目。蔣介石、李濟琛、汪精衛從華東殺起，殺到華南，又殺到華中。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數字：到1932年以前，被國民黨新軍閥屠殺者達一百萬人。實際上究竟殺了多少人，沒有人也沒有辦法查清楚。共產黨員從原來六萬人，銳減到一萬多人。原有三百萬會員的工會，現在只剩下七萬人左右。往日引為左派同志，一朝反目，即斧鉞相加。這個打擊，對中共中央領導人來說是突然的，但似乎事先也有些覺察。陳獨秀在7月4日主持中央常委會時，即決定中央機關隱蔽起來，立即布置新的秘密機關；他本人也很快轉入了地下。這叫大事糊塗透頂，小事則不失為精明。
大革命失敗了，國民黨墮落了，但革命還要繼續進行下去。領導革命的重任，落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了。1927年7月10日前後，共產國際指令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停止了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領導工作。常委會由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組成，後來又加入了瞿秋白。最初在常委中何以沒有瞿秋白？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鮑羅廷在傳達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指示時，曾經提議讓陳獨秀、譚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參威辦黨校１。這個提議雖未付諸實行，但卻使瞿秋白晚些時間才進入常委會。因此，在中共中央發表的政局宣言，公開地揭露汪精衛集團的反革命叛賣，並命令共產黨員退出武漢政府以後，即7月13日後，瞿秋白便與鮑羅廷秘密離開武漢，前往廬山——
１蔡和森：《機會主義史》；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
臨時中央常委會確定了武裝斗爭的總方針。7月16日，中央致廣東省委信指出，共產黨退出國民政府，但仍留在國民黨內；否認國民黨中央的分共決定，繼續聯絡下層左派，組織革命同盟。同時指示廣東省委：張發奎第二方面軍所部第四軍、十一軍，已抵江西境；如張部回廣東，省委要在政治上軍事上作好准備，支援張軍。
中共中央重視張發奎所部，是因為在寧漢粵的國民黨軍隊相繼反共後，唯有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與共產黨的關系比較和緩，沒有明顯的“清共”表示，葉挺等共產黨人仍在其軍隊中進行活動。7月中旬，趁張部擴編機會，部分工人糾察隊骨干編入了該部。同時，瞿秋白、張國燾和周恩來一起醞釀，明確提出動員葉挺、賀龍所部舉行起義。起義決定打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進行土地革命，反對國共分裂。但起義後如何進行，大家都不甚清楚。瞿秋白和鮑羅廷前往廬山的任務，一是商討中共中央的領導改組問題，一是計劃武裝暴動問題。
中央原定利用張發奎部回師廣東之機，在廣東發動武裝起義。但當四軍、十一軍開至馬回嶺、塗家埠一帶，二十軍開至九江時，張發奎已日益表現右傾，並暗中布置“清共”。駐江西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所部三、六、九軍近三萬人，進駐樟樹、臨川、九江一帶，有包圍第二方面軍的態勢。這樣，奉命赴九江策動張軍相機起義的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等，在抵達九江，了解了事態的變化後，便在20日由譚平山召集談話會，商討對策。李立三、鄧中夏、惲代英、聶榮臻、葉挺參加了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回師廣東起義已不可能，應該拋棄依張之策，建議中央在南昌實行獨立的軍事行動。21日，李立三、鄧中夏趕赴廬山向瞿秋白匯報。
7月中下旬，長江沿岸已酷熱難當，避暑勝地廬山卻是一片清涼；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雲，人滿為患了。今年，由於發生了大的事變，雖值避暑旺季，人們卻都不來了，到處空蕩蕩的。瞿秋白住在仙巖客寓。這是英國人開的一家飯店，房租很貴，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費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這個飯店當廚師，匯報會議就是在廚房裡開的。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鮑羅廷、張太雷、李立三、鄧中夏等。瞿秋白聽過匯報，即刻表示完全贊同九江會議關於在南昌舉行起義的建議。當時已知道中央有召集緊急會議的消息，於是九江會議的同志請瞿秋白回漢向中央報告，從速決策。從九江會議到廬山會議，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初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漢，參加了7月25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李維漢、羅明納茲等人。會議討論並同意了瞿秋白帶回的九江、廬山會議的關於在南昌舉事的提案，決定改變對張發奎的態度。為了做好起義的准備工作，會議決定組織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成，周恩來為書記，即赴南潯負責組織起義工作。同時決定籌措經費、派遣工作人員和蘇俄顧問，等等。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舉行會議，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瞿秋白、羅明納茲、加倫、范克等出席會議。加倫報告了他當日會見張發奎決定部隊部署的情況，以及對張發奎態度的分析。指出：如果我們與張分裂，“那我們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來”。１接著，羅明納茲宣布國際電報指示：“如毫無勝利之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對此，與會者討論“認為即在漢口亦可見著必有勝利機會”２。會議認為舉行南昌起義是正確的，決定派張國燾前往南昌貫徹中央的決定。張國燾不願意去，瞿秋白和李維漢說：“還是你去一趟罷，責任不單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參預決定呢。”３張國燾到九江、南昌後，仍對張發奎抱幻想，阻撓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等一致反對。對此，瞿秋白後來說：“南昌暴動之前，我是主張賀葉獨立舉動，張發奎來與不來聽其自便的”３，張國燾“主張等待張發奎之態度，必須聯張動作。他還主張中央可以遷九江，有隨軍出發的傾向，一直影響到他南昌暴動臨動手時之動搖。”５——
１張國燾致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擴大會議的信（1927年11月8日）。
２中共中央復張國燾的信（1927年11月30日）。
３５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報告（手稿）。
8月1日，南昌起義終於實現。從這一天開始，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自己的武裝力量，同中國的反革命武裝進行戰斗了。
武漢的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7月29日，漢口全市戒嚴，湖北省總工會被解散，《工人日報》被勒令停刊。30日，何鍵在漢口大肆逮捕共產黨，僅市黨部被捕者即達百余人，重要人員都被槍殺。8月3日，武漢國民黨中央下令各軍制裁共產黨。5日，武漢衛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產黨“罪狀”，大肆逮捕共產黨員，槍殺多人。8月7日，汪精衛在國民黨湖北特委會臨時宣傳大會上發表演說，叫囂要和共產黨決一死戰。第二天，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清查共產黨辦法，規定：著名的共產黨人，應由軍警嚴重監視，如有“反革命”行為，應即拿辦；有共產黨嫌疑者，三日內登報聲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聲明脫離共產黨者，以“反革命”論。
武漢地區已經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潮中參加共產黨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觀失望，前途莫測，那些投機分子，動搖分子，有的聲明退黨，有的自首叛變，有的搖身一變成為屠夫。脫黨的“人數一天天增加，初則一個一個的登報脫離，繼則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漢，就在各地方如廣東、上海都是這樣”。１有些黨的組織准備解散，並影響到工農群眾的動搖和恐慌——
１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
中國革命處於極大的震蕩和分化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建黨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關頭。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新的方針，臨時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召開緊急會議。瞿秋白回到漢口，從參加南昌起義的決策開始，就在實際上參加了臨時中央常委的工作，這一方面由於五人常委中已有三人（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參加南昌起義，同時更重要的是他當時在黨內的威望。
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由李維漢、張太雷和羅明納茲參加，對會議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緊張的籌備。中央常委開會，瞿秋白和羅明納茲都參加了會議。緊急會議原定7月28日召開，但由於形勢非常復雜危險，28日未能集會，不得不將會期推遲。8月3日，常委開擴大會。到會的有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蘇兆征、蔡和森、鄧中夏、任弼時、張浩（林育南）等。張太雷、李維漢報告了與共產國際代表談話結果。擴大會就時局和對策，召開緊急會議等問題進行了討論，確定發動農民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瞿秋白在發言中指出：共產國際的決定是中國革命新的轉機，我們應該接受並據以制定新的策略。在聽取張浩匯報南昌暴動情況後，瞿秋白說：對於農民運動，已有決定。湖南農民應奪取政權，再加上武裝力量，一定能夠成功。會議還討論了中央領導機關改組的問題。對於共產國際要陳獨秀赴莫斯科述職一事，會議決定，在等候共產國際對於陳獨秀請假不赴莫的復電的同時，還是勸他服從共產國際決定赴莫。擴大會議確定了緊急會議的議程。
原先打算多通知一些同志到會，可是由於時局緊張，交通阻隔，不但北方、上海、廣東等地代表來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雖經通知也無法到會。直到8月7日，出席會議的人仍不能到齊，中央委員不過半數。在這種情況下，就只好召集在武漢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新任書記鄧中夏尚未去上海）的負責人開會。
這次會議的會址，在漢口市區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這是一個英國人在1920年修建的三層樓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租賃者多為外國人。當時，蘇聯援華農業顧問洛卓莫夫住在這個公寓的二層。一層是外國人開設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希賢（小平）具體組織安排了會務工作。他在會前三天就來到會場，直到會議結束，全部代表陸續散去後才離開，在裡面一直呆了六天。接到通知的同志，到達漢口後，由秘密交通員在會前分批帶入會場。入場後，不再外出，夜晚不顧酷暑薰蒸，擠在房中席地而臥，吃的是干糧（面包等）。房主人洛卓莫娃對大家說，如果有人進來查問，就說是在開股東會。
起草文件，是會議前的另一個籌備事項，實際上是為會議制定方針、政策。羅明納茲和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結合中國政局，在會前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作為會議主要文件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是由兩人共同商量，交換意見，先由羅明納茲以俄文起草，然後由瞿秋白譯成中文。李維漢回憶說：“八七會議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瞿秋白家裡，瞿秋白在那裡翻譯告黨員書”，“直到八月七日的清晨瞿秋白還在翻譯。”１蘇兆征也參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切准備就緒，中央緊急會議便在8月7日秘密舉行。會議從上午開始，緊湊而高效率的按預定程序進行，一直開到傍晚結束——
１李維漢1971年9月26日、1972年10月12日兩次談話。
參加會議的人員，有：中央委員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楊匏安、王荷波，團中央委員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黨組織代表彭公達，湖北黨組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小平，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二位俄國同志紐曼、洛卓莫娃。
李維漢擔任會議主席。他代表常委報告了會議醞釀和籌備的經過；宣布會議的三項議程；並向到會同志說明，為了防止意外，會議只能開一天，發言要扼要。
會議第一項議程，由羅明納茲作報告。他首先指出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說：“中國共產黨的指導錯得太遠了。不召集此會來糾正則C·P·將不成其為C·P·了。”然後，他就告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長篇發言，其內容包括：階級斗爭和國民革命；工人問題；農民問題；對國民黨的關系問題；對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由於他的報告很長，而且他講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譯一段，幾乎用完了上午的全部時間。
午飯後，代表們就羅明納茲的報告進行討論。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李子芳、彭公達、瞿秋白相繼發表了意見。一致表示擁護國際代表的報告，同意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都著重揭發和批評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瞿秋白對告黨員書草案提出幾點補充意見：（1）在國民革命和階級斗爭中，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黨只看到其上層領袖，而沒有看見群眾，以後仍然要與小資產階級聯合，但不能采取過去的態度；（2）我們黨團太無作用；（3）應明確我黨對國民黨的態度，並反對第三黨的主張；（4）要造成工農民權獨裁制，以真正國民黨的旗幟為號召，等等。
討論以後，國際代表作結論。他就鮑羅廷、羅易、維金斯基的錯誤問題，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問題、目前形勢的估計問題和民族革命中的幾個矛盾問題，發表了結論性的意見。隨後，瞿秋白宣讀告黨員書，代表們原則上一致通過，並決定由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三人組織委員會進行文字修改。
會議的第二項議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黨的新任務的報告。報告中指出，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我們包辦國民黨或國民黨消滅我們這兩條路。過去，黨的領導機關犯了錯誤，現在黨不能再以退讓手段來爭得民權，是要以革命方法來爭得民權。過去當我們能夠包辦國民黨的時候，中央不允許我們包辦，覺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點民權，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宜了。在武漢政府反動時，7月13日我黨的宣言是新政策的開始，內容是很堅決的。八一南昌起義，我黨走向新的方針。現在主要的是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報告中還指出，土地革命已進到最高點，要以我們的軍隊來發展土地革命。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樣好的機會，這樣多的力量，我們必須點燃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的策略是進行獨立的工農階級斗爭，老實不客氣的我們要包辦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因此，今後（一）更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他們還戴著一個民權的假面具，我們要宣布他們是假的國民黨；（二）要注意群眾，團結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此外，瞿秋白在報告中，還提出如何做國民黨的工作，團結國民黨左派；開展兵運工作等問題。
瞿秋白在報告後，又一一宣讀了《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斗爭議決案》、《黨的組織議決案》，並逐一進行討論。在討論後，瞿秋白又作了結論性的發言。在關於農民斗爭議決案的發言中，他再次強調指出，要號召農民暴動，要實現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著生命，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應討論並決定一個農民問題的綱領，等等。
會議一致通過了上述議決案。
會議的最後議程是選舉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當選政治局委員九人：瞿秋白、蘇兆征、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雖然不是一次正式的中央全會，但它在實質上執行了中央全會在政治上、組織上的職權。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八七會議決定在廣大區域中發動和組織農民舉行秋收起義，這不僅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心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直接聯系起來，從而給黨和人民指出了正確的革命斗爭道路。因此，完全可以說：“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反機會主義斗爭的新紀元。”１
八七會議以堅定的革命方針，振奮的戰斗精神，重新團聚了受到嚴重創傷而顯得散亂的隊伍，扭轉黨員和群眾中彌漫的悲觀主義情緒，從而拯救了黨，拯救了革命。蔡和森說：“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八七’以後之偉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說：‘假若新方針遲來一月，我們都散了。’這不僅北方為然，全國莫不如此，尤其在兩湖、上海及廣東。我們仗著新方針，不僅挽回了工農群眾的恐慌和悲觀，而且興奮了廣大范圍內幾百幾千萬的群眾，繼續不斷的發展工農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蘇維埃政權走。”“我們在新方針之下不僅重新團結了黨員群眾，而且領導廣大的工農群眾到新的革命高潮上來，這是值得我們自誇的。”２——
１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1928年4月）。
２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
八七會議不僅解決了許多緊迫而關鍵的方向問題，而且樹立了一種光明正大、實事求是的作風。會議批評了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決定向全黨公開這些錯誤，要求全黨同志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會議指出，“我們勝過敵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裡學習出來，絕無畏懼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地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１——
１《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八七會議也有缺點和不足。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而過分強調了進攻，因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在軍事上對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態度是堅決的，但對戰爭和戰略問題以及具體的軍事問題缺少研究和指導。在組織上，開始了過火的黨內斗爭，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干部的單純的工人成份的意義，等。羅明那茲作為共產國際代表，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高漲”，更加助長了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沖動，助長了黨內“左”傾情緒，特別是影響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等，導致了“左”傾盲動的錯誤。
1927年8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政治局的分工，決定由瞿秋白兼管農委、宣傳部，並任黨報總編輯；蘇兆征兼管工委；李維漢兼管組織部、秘書廳；軍事部由周恩來負責，秘書王一飛代理部務；婦女部由楊之華負責；交通局由顧順章負責；出版局暫由鄭超麟辦理。
會議討論了主要地方組織，決定派毛澤東為中央特派員，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並由毛澤東、彭公達負責與湖南省委商選新省委名單報告中央。
8月11日，中央致函廣東、廣西省委及閩南臨時委員會，決定派周恩來、張太雷、彭湃、陳權、惲代英、黃平、張國燾為中央南方局成員，張國燾為書記，下設軍事委員會，以周恩來為主任，管廣東、廣西、閩南及南洋一帶特支。以張太雷為廣東省委書記。在周恩來等未到以前，由張太雷、楊殷、黃平組織臨時南方局，負責准備並指導上述區域內的武裝暴動及一切政治軍事事宜。
同日，中共致函山東省委及山西、滿洲臨時委員會，決定組織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張昆弟、劉伯莊為委員，以王荷波為書記，管理順直、山東、滿洲、山西及內蒙各黨部，並決定以劉伯莊為順直省委書記。
一切安排就緒，以瞿秋白為總負責人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戰斗的姿態，領導著全黨，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跡，頂著千鈞重壓，奮勇前進了。
“左”傾盲動錯誤
在全黨一大批傑出的領袖人物中，在共產國際一再強調領導層的單純的工人成份的情況下，被推選為黨中央總負責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這是不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在大革命被右傾機會主義斷送，黨內以反對和清算右傾錯誤為緊迫任務的歷史條件下，瞿秋白是比較適當的領導人選。從黨的三大以後，瞿秋白以他比較高的理論素養，在制訂中國革命的方針，宣傳馬列主義學說等方面，在推動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在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對戴季陶主義，反對陳獨秀、彭述之右傾錯誤的斗爭中，旗幟鮮明，功績卓著。因此，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被解職以後，大家很自然的就選擇了瞿秋白。從這一點說，瞿秋白的當選，絕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勢所必至，順理成章！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瞿秋白畢竟是個書生，他的濃厚的詩人氣質，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風度，他的帶有某些學院色彩的理論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經常直接深入工農群眾運動才能獲得的實際經驗，而這種經驗對於一個領導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些弱點和不足，使他擔負領導工作，特別是領導具有特殊國情的中國革命，當然是力不從心的。就這一點說，瞿秋白自謂“歷史的誤會”，又不能不說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這時，瞿秋白夫婦住在漢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層樓的公寓房子裡。他們住的是二層樓。一套四大間，兩間是客廳和餐廳，兩間作臥室，每間寢室都有浴室和衣櫥，冬天還有暖氣。臥室裡，一間住著瞿秋白夫婦，一間住著楊之英，是楊之華的十五歲的妹妹。客廳裡住著鄭超麟和潘家辰。潘給共產國際代表當翻譯，是中央與國際代表之間的交通員。
瞿秋白要鄭超麟設法恢復已經停刊一個多月的《向導》。其時，黨的出版機構已經癱瘓，長江書店關了門，存書已經丟失殆盡，印刷廠和紙行都有無法解決的難題。《向導》在武漢是沒有恢復的可能了。
9月20日以後，瞿秋白和鄭超麟一起由武漢乘輪船返上海。楊之華暫留武漢數日，處理善後事宜。在船上，兩個人住在官艙裡，船上熟人很少，平平安安地到達了上海。陳獨秀沒有參加八七會議，這是共產國際的意見，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會議後，瞿秋白和李維漢，曾經來到漢口前花樓陳獨秀的住所，把會議的情況告訴他，並勸他接受共產國際的要求，到莫斯科去。陳獨秀堅持不去，表示他的錯誤共產國際有責任。瞿秋白到達上海二、三日內，又與李維漢同去看望陳獨秀，對他仍舊很恭敬，勸他去共產國際，但陳獨秀仍然堅持不去。
11月，蔣光慈寫的中篇小說《短褲黨》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這是同年3月瞿秋白去武漢之前，蔣光慈與他共同研究確定的書名，並安排了大略的章節內容。這是作者塑造共產黨人、工人領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描寫工人階級進行大規模革命斗爭生活的初步嘗試。書中以楊直夫寓喻瞿秋白，秋華寓喻楊之華，史兆炎寓喻趙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張仲長、江潔史等，分別影射孫傳芳、張宗昌、薦介石等。書中許多細節與史實相符。因此有人把《短褲黨》看作報告文學，也不無道理。
根據中央臨時政治局的指示，毛澤東於八七會議後回到湖南，發動了湘贛邊界數縣農民起義，接著於9月下旬開始向井岡山的進軍，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火焰，並在實踐中著手解決八七會議以後中國革命所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八七會議精神，通過各種秘密渠道迅速地傳到了全黨。從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各地黨組織先後發動了武裝暴動。除湖南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外，在湖北１，有蒲圻、鹹寧、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陽、孝感、麻城、黃安、洪湖等地的起義；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陽、弋陽、橫峰、萬安等地的起義；在廣東，有海豐、陸豐、瓊崖等地的起義；在江蘇，有宜興、無錫、江陰、崇明等地的起義；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義；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義；在陝西，有清澗等地的起義。有的地方在起義後，建立了紅色政權，打出了蘇維埃的旗幟。實際上已經取消了國民黨的旗幟。1927年9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取消了八七會議關於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進行武裝暴動的決定。這是正確的。黨所領導的武裝斗爭挽救了中國革命，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具有偉大意義的歷史性轉變。但是，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左”傾情緒繼續增長，中央領導機關和某些地方黨組織提出要煽動起“紅色恐怖”，“大殺豪紳地主”等口號。上海也在實行紅色恐怖，瞿秋白、李維漢到上海後，去看上海新任書記鄧中夏，三個人都反對在城市實行紅色恐怖，下令停止了這一行動。但是，黨內“左”傾情緒的不斷發展，終於失去了控制——
１中央在武漢時，瞿秋白、羅亦農、李維漢共同在羅亦農家中開會，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義。
這時，葉賀軍隊失敗，許多起義人員輾轉來到上海。賀龍到後，中央在上海租了一幢兩層樓的公館，讓他一個人住在樓上，下面安排一對夫婦帶著小孩作二房東。李維漢代表中央與賀龍談話，賀龍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秋白聽了匯報後說：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後決定讓他回到湘西，結果，他回去就干起來了。在南昌起義軍失敗後輾轉回到上海的，還有周恩來、李立三、葉挺、譚平山、張國燾、郭亮、夏曦以及黨外的朱劍凡等，中央都給以妥善安排。周恩來回到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年11月1日，中央常委開會，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參加，主要討論了中央緊急會議的准備工作問題。對於當前形勢，瞿秋白說，中國革命潮流仍是高漲的。李維漢說，目前中國革命，客觀條件可以綜合各地的暴動發展成一個總的暴動。但黨的力量不適應客觀條件的需要。他提出這次緊急會議對於組織問題要下一決心，堅決地改造黨，撤換一般知識分子的領導，提拔工農分子等。瞿秋白也說，黨的組織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定要堅決地提拔工人分子。這些意見顯然是錯誤的，其中都有共產國際代表的影響。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值兩湖農民暴動受挫，葉賀軍隊失敗之後。因此，會議主要任務是要指出中國革命前途和任務、策略，加強黨的組織，整頓政治紀律。會議強調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和黨內的悲觀情緒，提出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主張發動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些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次會議發展了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情緒，提出了錯誤的理論和策略，形成了“左”傾盲動錯誤，並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與此同時，瞿秋白還在黨的刊物上發表了《中國革命是什麼樣的革命？》、《武裝暴動的問題》、《中國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新策略》等文章，宣傳了這些錯誤的理論和策略。歸結起來說，這些錯誤主要是：中國革命是“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無間斷的革命”１，中國革命“不能不同時推翻資產階級”，“不能不超越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范圍”２，中國革命的形勢是不斷高漲，由此得出在全國實行總暴動的策略，以及在組織上采取懲辦主義政策，等等——
１２瞿秋白：《中國革命是什麼樣的革命？》，《布爾塞維克》第5期。
在“左”傾錯誤方針的指導下，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圍繞實現全國總暴動這個總的策略來進行的。十一月擴大會議後，中央領導人於當月制訂《中央工作計劃》，積極推行盲動政策。中央先後布置了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的計劃，布置兩湖、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並在某些地區提出過左的政策和口號（如11月15日，中央致兩湖省委信，提出“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而湖南某些指導者，主張燒光縣城；江蘇省委則要求家家戶戶都要參加暴動，否則以反對革命紀律制裁）。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以及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大暴動（實際上僅僅是玉田等縣的暴動）。由於缺乏群眾基礎，組織不善，匆忙發動，特別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這些暴動都失敗了。廣州起義雖然取得了勝利，占領了廣州，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是由於以城市為中心，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力主起義後堅守廣州，反對把起義隊伍撤退到農村去，結果招致失敗。從總的方面看，廣州起義“應該肯定，它是開始土地革命戰爭新時期的三大起義之一，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影響。當然，不能否認，在起義的指導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１
廣州起義的領導者張太雷，12月12日晨參加了廣州市的群眾大會後，乘車回到起義總部時，敵人已占據總部，亂槍向他的汽車射擊。結果，張太雷身中三槍，最後一槍擊中心窩，胸膛炸裂而死。消息傳來，瞿秋白懷著極大的悲痛，寫下了《悼張太雷同志》一文，回顧了張太雷的革命生涯，痛切地指出：“如今他是死了！我們的黨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經犧牲不少負責同志：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王荷波……，如今張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犧牲了。張太雷同志死在幾萬暴動的廣州工農兵群眾與反革命軍閥搏戰之中，死在領導工農兵暴動的時候。他死時，覺著對於中國工農民眾的努力和負責；他死時，還是希望自己的鮮血，將要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之淵泉！”２同時，瞿秋白寫了痛悼廣州起義烈士的悼文《悼廣州死難的五千七百工農兵士》。３
廣州起義的失敗，使瞿秋白等中央領導人有所覺悟，停止了兩湖年關總暴動。雖然，中央還沒有停止湘鄂贛三省暴動，又加上了河南暴動，但是在部署上不象以前首先要奪取長沙、武漢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區創造割據，包圍中心城市。“對盲動主義的實行來說，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認識上卻是不小的進步。”４應該指出，即使在犯“左”傾盲動錯誤的時候，瞿秋白也仍舊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並且提出了有益的見解。他在這前後提出要發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工農紅軍等。正是這些正確的見解，使他能夠及時地發現和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
１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２３《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12期。
４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1928年2月2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了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了蘇聯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盡管它還存在著某些重大的錯誤（如說革命正走向新的高潮；繼續混淆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區別；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評，等等），但就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來說，這個決議案起了積極作用。3、4月間，共產國際決議到達中國，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開了會，一致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作了自我批評。會後，於4月30日，發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問題》，並在實踐中，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結束了“左”傾盲動錯誤。
對於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自八七會議以來的工作，究竟如何評價，李維漢有公正的論述，照錄如下：
八七會議產生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受命於危難之際。
……開辟了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在整個臨時中央政治局時期，許多地方的農民暴動，經過“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到創造和擴大工農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和工農蘇維埃政權，成為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起點。凡此種種，都是應該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實行了由八七會議開始的一些
“左”的錯誤，並逐漸發展到十一月擴大會議，而形成為政治上的盲動主義和組織上的懲辦主義的嚴重錯誤。
……應當看到，以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不同於因勝利而驕傲起來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更不同於篡黨奪權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因為我們是在執行八七會議總方針過程中所犯的錯誤。１
在這次錯誤中，瞿秋白究竟應負什麼責任，李維漢也有公允的意見：
我們也應該承認，象一切傑出歷史人物都有他的缺點一樣，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他犯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但是，……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他一個人負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更在國際代表。況且，當時黨還不成熟，秋白還年輕，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只有二十八歲，犯錯誤的時間也只有短短的幾個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錯誤主要是認識問題。我認為秋白是一個正派人，他沒有野心，能平等待人，願聽取不同意見，能團結同志，不搞宗派主義，事實上，臨時中央政治局是一個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點是在接觸實際上有點教條主義。臨時中央政治局順從國際代表，他有一定責任。２——
１２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至於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等人，李維漢指出：
他們不僅是盲動主義和懲辦主義的創造者，而且是強迫推行者。因為，我們相信和尊重共產國際，同時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據我的記憶，我們當時對國際代表，確實是言聽計從的。１——
１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布爾塞維克》
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到上海，黨刊《向導》已停刊多時。1927年10月間，中央常委決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機關刊物。22日通過決議，定名為《布爾塞維克》，組成以瞿秋白為主任的編輯委員會，編委還有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編輯部設在上海愚園路京生裡四一八號。這時瞿秋白住在福煦路民厚南裡附近，他每周到編輯部來，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編委會議。
作為中央機關的綜合性刊物，《布爾塞維克》的內容較為廣泛，包括了國內政治、國際狀況、職工運動、農民暴動、中國革命問題、列寧主義理論問題、地方通訊等，又辟有寸鐵、讀者之聲、哀悼革命烈士等專欄。10月24日，《布爾塞維克》創刊號出版，先是周刊，後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年2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後，由於中央調整路線、方針，暫時休刊。4月底，瞿秋白離開上海赴莫斯科，他對刊物的領導即告結束。作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後為刊物寫社論、專論、評論等五十余篇。在擔任主編期間，刊物的各期社論，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筆。
《布爾塞維克》創刊伊始，便旗幟鮮明，集中全力揭露和打擊國民黨新軍閥的反動統治。蔣介石、汪精衛叛變後，仍然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欺騙人民群眾。因此，戳穿國民黨新軍閥的偽三民主義的反革命本質，對於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瞿秋白在創刊號的《布爾塞維克發刊露布》中指出，國民黨已經完全“背棄他們自己的三民主義”，“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拋棄”，“將改組後的國民黨送終了。”現在“民眾所看見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從前的革命的國民黨，而是屠殺工農民眾，壓迫革命思想，維持地主資本家剝削，濫發鈔券紊亂金融，延長亂禍荼毒民生，屈服甚至於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１。隨後，瞿秋白又發表《反革命的國民黨政綱和混戰》、《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蔣介石的偽三民主義——
１《布爾塞維克》創刊號。
瞿秋白在文章中對三民主義進行了歷史的分析。他指出：“三民主義的歷史性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未加入國民黨以前，還是代表革命傾向的口號。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曾經一時期比較多帶著些確定的革命內容，如打倒帝國主義、工農政策等等。三民主義在國民黨清黨反共之後，便自然要變成反革命的工具。”１“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純粹國民黨三民主義，反共的三民主義，已經從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口號，變成反工農的反革命理論；所謂三民主義的建設，除屠殺政策以外，絲毫也沒有。”２
蔣介石“清黨”反共後的國民黨，排除了革命力量，以工農大眾為屠殺對象，國民黨已經“變成反革命黨，變成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走狗的狗窩。”３變成“反民族、反民權、反民生的三反主義的國民黨”４。因此，國民黨現時的所謂三民主義，只不過“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５——
１２３《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8期。
４《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布爾塞維克》創刊號。
５《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8期。
瞿秋白對於偽三民主義的批判，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的界限，對於動員革命人民，拋棄偽三民主義，反對取消主義，重新集合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旗幟之下，堅持中國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爾塞維克》積極地宣傳了黨的八七會議所確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先後發表了一批文章及時地報道各地武裝起義和建立工農紅軍、工農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情況。創刊號發表毛達寫的《八一革命之意義與葉賀軍隊之失敗》一文，對南昌起義作出了正確的評價，贊頌了它的偉大歷史意義。文中說：南昌起義“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葉、賀軍隊“是暴動中產生出來的偉大力量，這是我們的革命軍”。第一卷二十五期刊載的謝覺哉所寫《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一文，贊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打擊土豪劣紳、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等活動，同時報道了朱德率領南昌起義一部分部隊上井岡山與毛澤東勝利會師的歷史事件。《布爾塞維克》連續出版三期特刊，總結了廣州起義的經驗教訓，歌頌了起義者的偉大犧牲精神。
瞿秋白先後寫了《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武裝暴動問題》、《只有工農兵政府能解放中國》、《兩個國內戰爭》等文章，明確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道路。鄭超麟在為《布爾塞維克》第十一期寫的題為《蘇維埃政權萬歲！》的社論，未經瞿秋白審閱便發表。文中說：“或者是蔣介石白崇禧的豪紳資產階級共和國，甚至於是張作霖的大龍帝國，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除此以外，中國不能有另一種的國家形式”。這一論斷，對於解釋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後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一般是對的。但是，說中國的蘇維埃政權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便錯了。為此，瞿秋白專門寫《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一文，糾正鄭超麟的錯誤觀點。他指出：中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並沒有完結，最主要的是因為他的現時客觀上的任務在要解決土地問題。革命中極廣大的群眾是這些農民貧民兵士，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廣大的群眾，起來實行革命，是現時革命之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當前的任務，是肅清一切種種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式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標，是推翻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極廣大的工農兵士貧民的政權，就是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的政權——最廣泛的民權主義的政權，鎮壓一切種種帝國主義走狗軍閥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等反動派的獨裁政權。這就是工農民權獨裁制的意義。既然如此，我們便可以知道蘇維埃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國可以是工農革命民權獨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農革命民權獨裁制的表演１。瞿秋白強調指出，挽救中國的新道路，目前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即以民眾的革命戰爭推翻新舊軍閥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的政府２——
１《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14期。
２《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布爾塞維克》創刊號。
1927年11月2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寫信給瞿秋白，就黨內民主和紀律等問題，提出了一些不正確的意見。為此，12月2日，瞿秋白寫信予以答復，並把這兩封信同時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布爾塞維克的黨，沒有鐵的紀律和集權的行動，是不能成功的。黨內同志對於決議及黨內生活，當然可以發表意見；但是他所認為是革命的主張，必須經過多數同志或上級黨部的采納，方能變成黨的主張，方能見之於黨的行動。黨內民主，對於建設一個好黨，具有重要意義。應該使一般黨員、工農分子，都參加政策的決定，了解政策的意義，並且能自己選擇自己的指導機關。但是黨內的民主，絕不是極端民主化，可以不要紀律，不要集中統一的領導。在嚴酷的地下斗爭條件下，黨的秘密會議，是黨的斗爭行動機關，不是小資產階級學生教授的雄辯會，可以容忍長篇闊論的空談。黨的統一集中的領導，不是封建式的集權。因為，封建式的集權，必定是以領袖個人的意見威權來集權。這種現象，當然是黨內所不容許的。如果各個同志自己都要以個人意見自由行動，以領袖自居，那麼，這種所謂反對封建式集權，適足造成封建式的紛爭。中國革命斗爭，需要造就大批工農的領袖人物。但是，這種領袖只有在嚴格的黨內紀律和黨的實際斗爭中去造。誰能真正勇猛無畏刻苦的在布爾塞維克政策之上，率領起群眾奮斗，誰便是新領袖。而這種行動只有在黨的行動中表現出來。”１——
１《布爾塞維克黨之民主集權制——答志益》。《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8期。
此外，瞿秋白從1929年到1931年，先後在《布爾塞維克》上著文，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動的、錯誤的思潮。如《論國民黨改組派》、《中國人權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和國民黨》等文，嚴厲地揭露和批判了以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為代表的改組派，以胡適等人為代表人權派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托陳取消派。
應該指出，《布爾塞維克》創刊不久，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的錯誤，因此，瞿秋白在這裡所發表的不少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左”的傾向或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