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爭奪革命的領導權
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漲，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新老右派加緊排共反共，阻撓革命深入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為了總結五卅運動以來領導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經驗，確定今後的斗爭方針，於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瞿秋白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就當前形勢、與國民黨的關系、職工運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作出了相應的決議。會議第一次提出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黨制定了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我們要能和農民結合鞏固的同盟，才能盡自己的歷史上的職任”１。“應當沒收大地主、軍閥、官僚、廟宇的田地交給農民”，“如果農民不得著他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農有，他們還是不能成為革命的擁護者”２。瞿秋白在會議上積極贊成“耕地農有”的主張。10月10日，會議發表了《告農民書》，向全體農民提出“耕地農有”的斗爭目標，指出：解除農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實行“耕地農有”的辦法，而要實行“耕地農有”，那就非農民工人聯合起革命打倒軍閥不可。
這年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蔣光慈陪同，訪問了郭沫若。這是兩個人的初次會見。也許是因為都是文學上的同調，他倆一見面便暢談起來。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紹了俄國文學，建議他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他說：“那部小說的反波拿巴主義，在我們中國有絕對的必要。”３他看重這部小說的批判的現實的意義，顯然在於借此喚起人們揭露和反對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腐朽的專制統治。郭沫若這時在上海編《洪水》半月刊，從文藝轉到社會問題方面。當時，有一些人在爭論：中國走日本明治維新之路，還是走土耳其基馬爾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認為日本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但對於基馬爾，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請教，瞿秋白答應給他找一些資料。會見時，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臉色蒼白，一副病容——
１《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1925年10月）。
２《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1925年10月）。
３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北新書局1936年版。
這時，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發燒，經常吐血，但他照常堅持工作。僅僅在1926年1、2月間，他就寫了政治理論文章近二十篇。這些文章，圍繞批判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的反動言論，緊緊抓住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這一根本問題，進一步闡明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主張。這時，瞿秋白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備了。在此以前，他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主要還是在理論原則上的闡釋；現在，他經歷了五卅運動的革命風暴和反擊國民黨右派的斗爭，積累了實踐經驗，進一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毫不妥協地宣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斗爭，已經開始；無產階級必須毫不猶豫地爭奪領導權，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絕對不會“天然”的落在無產階級手中。
瞿秋白指出，國共合作以後，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過程中，確已占居主導地位，五卅運動“是無產階級指導下之聯合戰線發展的最高點。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的勢力足以導國民革命於勝利，看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資產階級要犧牲自己的私利——其實不過是容許工人、農民組織和斗爭的自由、極普通的民權，於是開始反動而求爭回革命指導權以消滅革命。”１中國社會的革命化進程，必然影響和加速思想界和政黨界的左右分化的進程，“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於軍閥以外另找一種比較‘灰色’的工具；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導權。”２“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畏怯，足以破壞聯合戰線而使革命運動失敗，同時，也就證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取得指導權之必要。３瞿秋白強調無產階級要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就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擴大自己的組織，集中自己的力量，聯合廣大群眾，特別是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工人階級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爭來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斗爭去奪來的。”４——
１２《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３４《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瞿秋白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通過自己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的。在《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一文中，他寫道：“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他是中國無產階級及一般勞動民眾的領袖和代表，他指導無產階級一切經濟的政治的斗爭，使他們和國內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義派聯合，以實行共同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斗爭，力爭中國民族的解放獨立和中國平民的革命的政權。”１在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黨要打破“一切改良妥協避嫌等的幻想”２，因為，“革命勢力的擴大和深入，客觀上使國民革命的成敗漸漸逼近了生死關頭。總之，客觀上的革命條件無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黨主觀上的領導力量，是否能執行這個歷史使命。”２——
１《向導》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２《北京屠殺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可以說，以五卅運動為催化劑，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階級陣線的日益清晰，使瞿秋白的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迅速升華，形成了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論體系。
1926年1月21日至24日，瞿秋白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陳獨秀因病未能出席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集中解決目前的政局和黨的總的戰略方針。會議指出：“現時政局，是中國革命發展中非常緊急的時期，是反動勢力聯合向民眾勢力進攻時期，英日帝國主義者竭全力以資助直奉軍閥向國民軍、國民政府、人民進攻。１南方革命形勢仍然向前發展，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接受廣東國民政府的領導。湖南人民掀起驅逐軍閥趙恆惕的運動。北方和中部地區的農民運動也有發展。北方的國民軍正在抗擊著直奉軍閥的進攻。在這種形勢下，面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進攻，廣東革命政府應當打出去，轉守為攻，發展革命。會議明確指出：
“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職任是從各方面准備廣東政府的北伐”。２為了准備北伐戰爭，會議決定，黨必須加緊進行北伐戰爭必經之地的湘、鄂、豫、冀等省的群眾工作，特別是要注意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以便接應北伐軍，積極支持和參加北伐戰爭。只有發展和鞏固工農聯盟，中國革命才能勝利——
１《中央通告》第79號（1926年3月14日）。
２《中央通告》第79號（1926年3月14日）。
回到上海以後，中央了解到瞿秋白的病情嚴重，決定讓他停止工作，入院療養。為了他的安全，特地請了一位可靠的醫生，並通過這位醫生在白克路寶隆醫院定下一個單人病房。住單人病房費用很高，中央的幾位同志湊了一筆錢，付了住院費。安排妥當後，中央委托楊之華傳達中央的決定：強制瞿秋白住院治療。楊之華把中央的決定和安排告訴了他，同時給他一個體溫表試他的體溫。他沉默了一會兒，拿起體溫表看，水銀柱還是升得那麼高。他帶著微笑，緩緩地說：“這樣也好，給我安排了一個安靜的環境，我可以完成一個心願了。”他說的這個心願，就是長期以來，他一直想寫而未能動筆的《俄國革命運動史略論》。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日用慣的文具放在一只小提箱裡，帶到醫院。入院後，他每天開一張參考書單，請幾乎每天來醫院看他的楊之華按照書單，到四馬路的書店、書攤和圖書館去找書。當他得到那些書時，就象得到了寶貝似的高興，迅速地翻閱。在開頭的兩個星期，他還聽從醫生的囑咐，躺在床上讀書。第三個星期後，就索性坐在椅上，伏案寫作了。他把寫作計劃給楊之華看，對她說：“中國共產黨員，連我自己在內，都需要認真地多讀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幫助我們研究和解決中國當前革命中的問題。”他計劃把俄國革命史寫成四個部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俄國無產階級斗爭與共產黨；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蘇維埃及社會主義建設。他打算在最短期間完成這個計劃。楊之華勸他先把病治好，出院後再完成書稿。他說：“我編寫這部書，是希望有助於提高黨內干部的理論和政策水平，有助於正確解決黨內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特別在五卅以後，正確地領導農民運動和解決土地問題，更是當務之急，所以我先編寫這一部分，沒有時間等了呀！”楊之華看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轉，也只好由他。他寫得很快，楊之華每次去醫院，都帶回一份復寫的文稿回家。有一次他開玩笑似地說：“這是醫治我們營養缺乏症的藥品呀！”幾萬字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一書，經過兩三個星期，便大體完成了。出院以後，他陸續擠出一些時間，終於寫完這本書，並在1927年6月在武漢出版。瞿秋白在為這本書所寫的自序中說：
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對於世界各國革命黨人，都有很深切的興趣，能夠給很有用的教訓與經驗。——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很早便想利用我所有的一些材料，編纂一部《俄國革命運動史略論》。但是，總是因為沒有時間，或是病，始終不能如願。去年生病的期間，身體漸漸復原的過程裡，在私慶得保性命之際，更覺得要盡這一個責任，因此，就動筆編了這一本書……。歷史上斷定了：俄國的資產階級，不但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推翻封建勢力，並且不能完成自己階級的民權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與農民問題的解決，始終是俄國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這的確對於中國現時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訓。我希望讀者不要把這本書單作歷史讀。
後來，由於他的工作日益繁重，《俄國革命運動史略論》的其余部分，沒有能夠完成，這是令人遺感的一件事。
中國處於世界的東方，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應該把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放在世界革命歷史和現狀的這個大范圍內加以考察。一切革命者都應該而且必須了解世界革命的歷史和現狀。這個時期，瞿秋白在《新青年》月刊，寫了大量文章，介紹了古代埃及、猶太、希臘、羅馬奴隸平民的暴動，中世紀的農奴暴動及農民戰爭，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印度、蒙古的革命，法國、德國、瑞典的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世紀的世界社會革命，等等。通過這些歷史知識，他告訴人們：世界的歷史是在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只有用科學的真實的歷史知識，武裝頭腦，才能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作出正確的科學的判斷。
革命的北伐觀
在全國革命運動迅速發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隨之逐漸發生，並且在實際工作中開始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1925年12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各地選舉的大會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居優勢。但是中共中央負責人陳獨秀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支持下，反對黨內一部分同志關於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竟在上海與國民黨右派孫科、葉楚傖、邵元沖談判，應允在國民黨二大中央委員會成員選舉中，共產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等無理條件，致使國民黨二大後逐漸形成右派勢大、左派孤立的形勢。蔣介石在二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後又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總監（相當於總司令）。不久，蔣介石發動“三二○”事變，打擊共產黨人，排擠汪精衛的勢力，中共中央和蘇聯顧問繼續采取退讓方針，使蔣介石實現了部分篡權陰謀。兩個月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又提出《整理黨務案》，並被通過，致使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職務的共產黨員在會後全部離職。蔣介石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代理）、軍人部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職務。二中全會新設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一職，原定由蔣介石擔任，後由張靜江代理，譚延闓代理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實際上黨政軍大權，都掌握在蔣介石一人之手。蔣介石自謂，“三二○”事變和《整理黨務案》，是國共兩黨力量消長的分水嶺，說的一點不差。
中共中央負責人陳獨秀，在北伐戰爭這一重大決策上的機會主義錯誤，其影響更為惡劣。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確定了北伐的方針。如前述，中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確定黨在當前的政治任務是從各方面准備和推動出師北伐，以革命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當時，奉系軍閥張作霖，擁兵二十五萬人，控制東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地區；直系軍閥吳佩孚擁兵二十萬人，經營湖北、湖南、河南、陝西東部和河北中部、南部；另一直系軍閥孫傳芳擁兵二十萬人，盤踞在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在北方，吳佩孚與張作霖合兵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南方，吳佩孚軍計劃出湖南，聯合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各省小軍閥，准備進攻廣東革命根據地。這時湖南爆發了所謂趙（恆惕，湖南省長）、唐（生智，趙部師長）之爭。唐傾向於湖南人民的驅趙運動，於革命有利。1926年4月，吳佩孚派軍入湖南，援助趙部葉開鑫師打唐生智，實行所謂南伐。5月，唐生智放棄長沙，退守衡陽，向廣東請援。廣東國民政府派遣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和第七軍一個旅分路增援。6月初葉挺所部占攸縣、迫衡陽，葉開鑫部潰撤，雙方對峙於湖南中部。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第四、七、八三個軍陸續向湖南前線集中。
就在此時，7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寫成《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赫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向導》上。文中，陳獨秀對已經開始的北伐戰爭妄加評論，他說：北伐戰爭“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所謂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現在尚未成問題；……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戰爭’，廣東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戰爭’，全國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１中央總書記的言論，完全違背了中央二月特別會議的決議——
１《向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7月12日，在北伐軍進入長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雖然正確地指出必須“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但是，這篇文件居然對於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這個文件，是在陳獨秀指導下召開的中共四屆三中擴大會議的產物。會議錯誤地肯定了陳獨秀反對北伐戰爭的主張，強調“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政治問題的道路”。7月14日，國民黨公布《北伐出師宣言》，歷數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罪行，指出他們是和平統一的障礙，是中國人民一切困苦的總原因。宣告：“本黨為民請命，為國除奸，成敗利鈍，在所不顧，任何犧牲，在所不惜。”“願全國民眾平日同情於本黨之主義及政綱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進而同情於本黨之出師，贊助本黨之出師，參加本黨之作戰，則軍閥勢力之推倒，將愈加迅速，統一政府之建設，將愈有保障，而國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將不遠矣。”
對待北伐戰爭問題上，這是兩份對照鮮明的文件！
陳獨秀的錯誤主張，理所當然地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讀者來信質問道：這是“挑撥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隨風飄蕩的幼稚革命者嗎？或者先生被反動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輸令人懷疑的論文，代他們鼓吹嗎？或者先生聰明一世矇懂一時嗎？”１國民黨內的右派及其追隨者，借此肆意地攻擊中國共產黨。這種攻擊的反動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有因，完全是陳獨秀招來的——
１黃世見致陳獨秀信，《向導》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陳獨秀不懂得革命武裝和革命戰爭的重要性。他認為國民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的領袖就該是國民黨，就該是資產階級；國民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他公然宣稱共產黨是在野黨，自願地把革命和軍隊的領導權讓給蔣介石。陳獨秀的追隨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於體察陳獨秀的意圖，發揮陳獨秀的論點。當北伐軍已攻克岳陽，兵臨武漢之際，竟發表文章說北伐戰爭“還不能說是革命群眾的軍事行動，只能說是接近革命民眾或為革命民眾所贊成的軍事行動”１。在彭述之看來，革命應按照宣傳、組織、武裝暴動這樣三個步驟進行，而北伐之發動似乎不合他設想的步驟。當北伐戰爭已經勝利進軍的時候，號稱共產黨的領袖，不去支持和領導，反而空談步驟，與其說是書生氣，莫如說是機會主義的愚蠢無知。陳獨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國民革命軍的弱點，以為共產黨對北伐戰爭不予支持，就可以防止蔣介石等右派勢力借北伐之機，擴充權力。殊不知，這樣做正是把革命戰爭的領導權、軍隊的統率權讓給了蔣介石。蔣介石利用了陳獨秀的愚蠢，擴充了軍力，奪得了經濟、政治權利，為其進行反革命政變准備了條件——
１《我們的北伐觀》。《向導》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堅持了正確的主張，對於革命武裝和北伐戰爭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重視武裝革命的領導者之一。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後，他在4月間就著文指出：中國的問題，應當有一個“革命的解決方法，擁護平民自由的武裝革命與團結平民奮斗的群眾運動，應當同時並進互相為用。”１——
１《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向導》第23期，1923年5月2日。
1925年6月，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即連續發表文章，論述“解放中國與武裝平民”的問題。同年8月到10月，在《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反奉戰爭與國民革命運動》等文章中，指出五卅運動之所以未能取得勝利，沒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年1月，他在《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一文中，根據列寧的學說，總結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的教訓，指出：“中國革命也須組織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勝利。”１同月，他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一文中，提出必須把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包括它的將領們“置於人民的統治及指導之下”，否則將會“弄得國民政府受軍閥的挾制操縱。”２4月，他寫《中國革命之武裝斗爭問題》一文，對武裝斗爭和革命戰爭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闡述。指出“現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已經是實行准備革命戰爭，求於最短期間推翻中國現在的統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統治——軍閥制度。”３軍隊是實行戰爭的工具，“中國國民革命裡極端需要革命的正式軍隊”，目前已具備建立正式革命武裝的條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黨的指導之下，積極從各方面下手”。要將工人、農民、小商和知識分子，編入革命軍隊，因為“只有這種革命軍，能作革命戰爭的主體。”４——
１《向導》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２《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３４《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1926年8月，國共兩黨擬議的聯席會議，准備在廣州開會。中共中央派張國燾、瞿秋白、譚平山出席會議。離開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談話中，對於北伐戰爭中的一些問題發表了意見。8月7日，臨到啟程前夕，瞿秋白把談話整理成文，題作《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送給當時中央的機關刊物《向導》要求發表，被擱置不用。這篇文章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對於北伐戰爭的態度，含蓄地並且善意地批評了陳獨秀反對北伐、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錯誤。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戰爭是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以後，“革命潮流之伏流昂進”的結果，“廣州政府的北伐實在是應當是北京屠殺後中國平民反守為攻的革命戰爭”。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仍然留在革命營壘中，並在革命聯合戰線中保有部分領導權。“既受赤化的震驚，又受買辦的壓迫”，為求鞏固其地位，取得與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的妥協，始終需要軍事力量，並需要通過北伐擴充自己的力量。
第三，小資產階級渴求革命高潮到來，對於革命戰爭“深切的感覺著需要”。它異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資產階級的指導權，已經亟亟乎殆哉了。”
第四，農民在五卅後奮起斗爭，遍及廣東、湖北、湖南、直隸、山東、四川、陝西、江蘇等省。農民運動“不但反抗劣紳土豪等地主階級，而且很少接受資產階級‘溫和派’改良主義的指導之可能。”農民對資產階級和蔣介石們是失望的，而寄希望於無產階級，這“足以證明無產階級爭取革命及其武裝之領導權的萬分必要”。
第五，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各階級，資產階級為一方，力圖利用北伐，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擴充自己的力量，企圖與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妥協，建立資產階級獨裁制；以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為一方，“不但反對軍閥買辦的專政，並且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之新式的軍事專政”，確立自己在多數農民中的勢力，發展工農武裝，和一切革命派結成強大的斗爭同盟，“建立平民專政之基礎，而且切實的開始革命軍隊與革命平民之結合”，“以建立革命的民權獨裁制為目的”。在對立雙方的斗爭中，“無產階級正需要在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實行其力爭革命領袖權之斗爭”，“如此才能保證無產階級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地位。”
第六，針對黨內右傾的北伐戰爭“躁進”論，瞿秋白嚴肅地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開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革命的領袖權的緊要關鍵”。這場斗爭“雖然還有很大的困難在前，然而始終是非常之開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後的決死的斗爭’快要臨到了；應當有堅強的革命的意志，來擔負這異常艱巨的職任。難道可以說：現時積極贊助並發動革命戰爭，便是‘革命的躁進’？”１——
１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據影印件。
8月間，在廣州的一次演講中，瞿秋白指出革命營壘中出現的“新右派”，“他們滲入國民革命的戰線而力爭其領袖權，憑借軍力，實行其扼制工農與向帝國主義買辦地主妥協之政策。”１9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寫了報告，對廣東政府和國民黨內的派別、工農運動等，作了較為詳細的具體的調查和分析。指出：“社會反蔣空氣頗盛，蔣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圍，縱容貪官污吏，所以農民工人對於蔣，對於國民政府態度均不好。”在談到北伐戰爭時，他說：蔣介石知道“到湖北後離其本鄉太遠，且情形甚復雜，自己力量不夠，所以他決取江西福建，以鞏固自己勢力”。指出，蔣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權力，已經構成了對於革命的極端危險，“我們如果不預備領導左派群眾來代替蔣，則將來情形非常危險。”２這是多麼及時的預見，後來事態的發展和結局，不證明了這預見的正確嗎！——
１《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我們的生活》第4號。據作者修訂稿影印件。
２《秋白由粵回來報告》（1926年9月15日）。
如何解決農民問題？
1926年夏天，中國共產黨領導層裡，對於農民、農民土地革命和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盟問題，也發生了明顯的分歧。7月間，陳獨秀主持和指導下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四屆三中全會，沒有繼續貫徹2月北京特別會議關於放手發動工農運動，“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農民運動和農民武裝問題上，接受了陳獨秀的錯誤主張。陳獨秀在會議上的報告和會議通過的一些決議，雖然也談到農民運動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錯誤的。會議認為；農民“在思想上尚不脫離封建宗法社會的束縛，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１。指責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２。會議指出，不能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並規定了限制農民運動的辦法。在《農民運動議決案》中規定：農民協會組織“不能帶有階級色彩”，“不必提出‘農民階級’的字樣”，“此時只宣傳‘全體農民起來反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反抗軍閥政府的苛稅勒捐’這一口號”，“不可簡單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號”。還提出了所謂“農村聯合戰線”的策略，認為在農村聯合戰線內，當地主與貧農發生沖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居調停地位”。會議反對和阻止農民掌握武裝。認為農民“有了武裝之後，很容易超出於客觀限度以外的行動”。保存封建地主階級的武裝民團，只是提出“以正紳代替劣紳為團總”３。而對農民武裝，則規定“不要超出自衛的范圍”，“不可有常備的組織”４；甚至提出要更改農民自衛軍的名稱，以討好反革命派——
１陳獨秀：《中央政治報告》，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
２《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
３４《農民運動議決案》，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
中國共產黨內一部分同志堅持正確的主張，對於農民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一文中，他就指出：農民的贊成革命戰爭，不單是“用嘴來說”，而且是“用手來做”的。他們迫切的要求是：（一）鄉村政權歸農民。（二）武裝自衛。（三）極大的減租減稅。他們為這些要求而贊助參加北伐。1926年8月，瞿秋白在廣州停留期間，廣泛地接觸了各方面人士，對敵我友三方的情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深感“對於農民運動，我們不能站在調停地位，而當站在領導地位，並做整個武裝工作，才能與民團斗爭。”１此時，廣東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全體執行委員及所屬辦事處代表、各地農民運動特派員參加會議。瞿秋白、毛澤東、彭湃以及中共廣東區委代表出席了會議。瞿秋白在會議上講了話。這可能就是後來經過整理，發表在《我們的生活》上的《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一文——
１《秋白由粵回來報告》（1926年9月15日）。
這是一篇關於農民土地革命問題的重要文獻。
瞿秋白在這篇演講中指出，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下，中國的農民的痛苦最深，他們要繳納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繳納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雜稅，每個農民最低限度的損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來的只夠他們吃飯，甚至飯也吃不飽，其他更是無從說起。中國的農民的數目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業亦為中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農民實為中國經濟生命的主體。中國工業的發展，社會的進化和革命的事業，無一不需要農民。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應該是解除農民的痛苦，繳卸帝國主義的武裝，壓制買辦與地主。必定要解決農民問題，解決了農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說是國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講中，考察了中國歷史上農民的造反。他把這些農民的造反，說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國的革命史應該是從陳勝、吳廣那時候寫起，隨後便是由赤眉黃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從來一般人認他們是匪徒，這是與現在說農會便是土匪同樣。中國革命史，是農民革命史。農民的反抗斗爭都沒有成功，其原因：（1）沒有良好的組織；（2）沒有民權主義的實力，於是握取政權者成為皇帝；（3）迷信，如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都有宗教的力量為他們的維系，這是因為農民很少團結力。每次運動往往成為暴動，如其沒有宗教將是散漫不可收拾，從過去的義和團到現在北方的紅槍會都是如此；（4）沒有強有力的革命階級做他們的領袖，如現在的無產階級。
瞿秋白認為，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農民革命不能取勝，而無產階級如果不與農民階級結成工農聯盟，也沒有取得革命勝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出：五卅運動的一大狂瀾，因為缺乏農民參加（雖有紅槍會等起來，但是太少，太遲了），致五卅運動沒有結果。農民運動到現在已日益高漲了，很急切地要一個保護農民的政綱及農工勢力的結合。忠實於革命的黨人要即刻拿出決心來制裁地主、買辦、土豪、劣紳。不要忽視了，這是目前重大的問題，是國民革命的重大問題。總之，中國國民革命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用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工人階級的領導來斗爭，才能得到勝利。一個革命黨，如其怕農民組織的強大，怕農民暴動而畏縮，不敢提出為農民利益的政綱，不實行為農民利益的政綱，必定因此不能得到農民的擁護，且要受農民的攻擊和反對。
農民問題如何解決呢？瞿秋白從已經發展了的革命形勢出發，在演講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實解除農民在經濟上的束縛，明定“耕地農有”的口號；第二，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使農民有自己的武裝保護自己的利益；第三，農民參加革命政權，鄉村的政權歸農民，城市政權也要有農民代表參加；第四，嚴厲地無情地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的反革命活動，剝奪其政權。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城市反帝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不斷發展。在北伐軍所占領的省份，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局面。黨對農民土地問題的主張幾經變化，但是在1926年底以前在實際工作中卻一直是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斗爭。廣東、湖南等地減租斗爭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農民協會會員，到1926年11月，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萬。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舉行聯席會議，擬定了《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政綱草案》，准備提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審查，提交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討論。草案提出了沒收大地主、軍閥及土豪劣紳土地歸於農民的建議。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全會，著重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斯大林在報告中批評了在國民黨人中、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有些人害怕把農民卷入革命會破壞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認為共產黨人要加入新政權機關，幫助農民滿足要求，“至於采用沒收地主土地的辦法還是采用減稅減租的辦法，則看情況而定”，但“最後還應該做到為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並使土地國有。”１斯大林還指出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之一，中國共產黨人要特別注意軍隊工作，研究軍事，並在革命軍隊中擔任某些領導職務。全會指出，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要中國共產黨人竭盡全力地爭取最終實現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12月，在共產國際決議和斯大林的意見，尚未傳到中國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鮑羅廷在漢口舉行了特別會議。陳獨秀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會議所通過的決議，都提出反對“左稚病”。陳獨秀報告中把“看不起國民黨”，“包辦國民黨”，“包辦民眾運動”，“否認左派存在”，“誤解黨的獨立”，“應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２等列為黨內“左稚病”的六種表現，提出必須“防止我們過於向左”，反對“左稚病”。３會議根本不提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而主張把政權、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交給汪精衛等所謂左派，主張把軍權交給蔣介石和唐生智，企圖利用蔣、唐、汪之間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間的均勢，來防止蔣介石一個人的軍事獨裁，實際上是完全放棄黨對武裝的領導權，加強蔣介石的獨裁地位。會議極力貶低農民土地問題的迫切性和嚴重性，反對黨“包辦”農民運動。陳獨秀說，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所爭的“不是根本的土地問題，他們都還未能直接了解到這個根本問題”。“若是拿贊否解決土地問題做國民黨左派標准”，就是“想象未來更左的一派而否認現在的左派，便等於專候下禮拜吃魚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維持生活看做不必要”。４他認為只要贊成減租減息的就是國民黨左派。他強調要限制農民運動，以維持革命統一戰線。於是會議決議規定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使蔣介石由右向左轉；同時扶助汪精衛以制約蔣介石——
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334頁。
２３陳獨秀：《政治報告》（1926年12月23日）。
４陳獨秀：《政治報告》（1926年12月13日）。
1927年1月底，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全會決議，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帶到中國加以貫徹。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產國際的決議，作出《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正確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們有一個根本錯誤，乃死守著數千年以來形式邏輯頭腦的錯誤，即是我們自己頭腦中，把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劃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鴻溝，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點鍾以前，我們必須自己綁著自己的手腳，仿佛多做一點便違了革命鐵律”。認為如果按照這種方針從事國民革命，“只是參加或幫助他們資產階級的革命，則我們自第四次全國大會以來所高叫的國民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去年第二次擴大會議以來所高叫的和資產階級爭領導權，都成了好聽的一句空話；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在實際上領導這個革命，他們或者要領導我們，並且還要領導我們斷送國民革命。”１並表示今後“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照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２但是，黨的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沒有徹底改變自己的錯誤。2月，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決議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須“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非此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之徹底勝利”。毛澤東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後，於2月12日由長沙返抵武昌，在2月16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明確提出應立即解決土地問題。在共產國際指示和中國共產黨主張的影響下，國民黨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如鄧演達、孫科等，也都公開主張解決農民土地問題。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土地問題，發表了《對農民宣言》，通過了《農民問題案》，都表示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總之，土地問題的解決，已成為國民革命中勢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
１２《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
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
這一時期，中國工業中心地上海的工人運動猛烈發展起來。按照蘇俄城市武裝起義的模式，中共中央異常重視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發動和組織工作，並於1926年10月領導上海工人階級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由於當時起義的時機尚未成熟，群眾沒有充分地發動起來，武器裝備很差，總罷工發動後沒有迅速轉入武裝起義，就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孫傳芳的鎮壓下失敗了。瞿秋白沒有參加第一次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但他十分關心起義的情況。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等同志，時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豐裡五號瞿秋白家中商議工作。在准備第二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中共江浙區委召開代表大會的時候，瞿秋白主動提出擔任代表大會的報告，但被中央拒絕。1927年2月19日，上海總工會發布總同盟罷工命令。當天，楊之華參加了在上海西門勤業女子師范學校召開的全市積極分子會議。會後散發傳單時，發現軍閥李寶章的大刀隊正在西門十字街頭行刑殺人。她回到家中告訴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關心同她一起散發傳單的同志的安全，鄭重地囑咐她去尋找失散的同志，然後向中央機關報告情況。罷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殺的工人、學生總計在百人以上。21日晚，工人開始奪取軍警武裝，總罷工轉入武裝起義。22日下午，停泊在高昌廟的海軍炮艦上的革命士兵，發炮轟擊高昌廟兵工廠，於是各區工人群眾英勇地展開了奪取武器，襲擊軍警的戰斗，閘北和南市工人並與軍警進行巷戰，起義達到高潮。當天，瞿秋白來到設在拉斐德路（今復興中路）的啟迪中學裡的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天，楊樹浦區工人召開近萬人的示威大會，並當場抓獲工賊“小滑頭”，公審後，立即處死，人心大快。瞿秋白得知後，贊揚了工人的革命行動。
由於事先准備不夠，加上罷工已延續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動復工，起義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檢討這次起義失敗的經驗和教訓。陳獨秀、彭述之、羅亦農、趙世炎、任弼時、汪壽華、瞿秋白、楊之華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陳獨秀主持，羅亦農、趙世炎報告了起義的情況和問題，大家進行了討論，不少同志發言。瞿秋白對於這次起義的教訓和下次起義的准備工作等，作了系統的發言。他指出：罷工開始以後，黨對組織士兵、學生、市民和小資產階級群眾響應工人罷工的決心不夠；起義缺乏准備；對組織人民政權，只作為一般的宣傳口號，沒有實際組織工人和各界人民選舉市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味依賴大資產階級，等待上層分子去接洽李寶章部下兵變，嚴重地脫離革命群眾。結果，工人罷工已經三天，兵變無望，黨才決定把罷工轉變為武裝起義。會議經過討論，為了保存力量，准備第三次起義，決定由上海總工會下令復工。會議同時提出了准備第三次起義的方針：擴大武裝，准備暴動，擴大市民公會，准備建立市民政權；領導左派，嚴厲打擊右派，等等。決定由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會），作為起義的最高決策機關，同時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軍委，以加強對起義的領導和指揮。
為了切實地吸取第二次起義的經驗和教訓，使第三次起義的計劃和政策更加正確，瞿秋白於24日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他鮮明地指出黨在領導第二次起義工作中的錯誤：“我黨將工人群眾放在街上（總同盟罷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們，不領導他們前進。至於暴動的進攻，甚至不但不攻，並亦不守——工人群眾之奪槍殺工賊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之前尚大半系自動的（上總於發出罷工紀律‘不准打廠，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後，等到李寶章開始屠殺，尚未有決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對於黨領導起義的策略，意見書說：“這種策略是：工人罷了工，等候大資產階級之援助，撇開小資產階級，而不加以領導鼓動，只想得了鈕鐵（惕）生接洽李寶章部下兵變（軍官改變態度），大商肯發命令罷市等種種所謂‘暴動之勝利的保障’後，然後再准備暴動。這種策略，簡直客觀上是賣階級的策略。”瞿秋白列舉了工人自發地懲罰工賊，進攻警署、兵工廠，贊揚了工人階級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而我們的領導者卻遠遠落後於工人的行動。他說：“22日晚9時半，集中於北站的某處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說：‘大家不動，你們教我們五十工人騷動，豈非叫我們白白去犧牲’”。工人們的批評和抗議，說明了黨的領導不力，“教訓了我們的黨”。
瞿秋白在意見書中對於第三次起義，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意見，強調黨“亟宜集中政治領導”，掌握領導權。“上海市民應以工人階級為領袖，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自動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緊急會議，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動的分子的總機關，在暴動前暴動後，指揮上海革命運動”，“所以，‘一切政權歸市民代表大會’是一個總口號”。新政策的策略是：對於大資產階級，“逼迫他們服從‘民意’，牽制他們妥協政策，盡量利用他們內部之沖突，及其軍事上的聯絡”；對於小資產階級，“盡可能引導一般市民群眾，使他們做我們反對大資產階級領導革命中的友軍”；對於反動派及買辦階級，“竭全力暴露其罪惡，不斷的極急烈的攻擊其賣國賣民勾當並攻擊帝國主義軍閥之一切壓迫——這亦是與民權資產階級在此次上海革命中爭領袖權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黨對於工人階級，應當‘竭全力（一直到公開的向他們承認黨此次之錯誤），鼓勵其武裝斗爭的意志，指明其奪取其參政權之目的”，“工人應當領導小資產階級力求民權獨裁之實現而實行群眾暴動而不是自己單獨的干”。瞿秋白進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認定總同盟罷工之後（假定二月二十八日早的一小時罷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後四五小時內就能過渡於群眾的武裝暴動。”因此，“在政治上，我們要從現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時）起使工人及市民群眾中逐漸緊促的造成一種心理——革命情緒”；“在軍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種武裝斗爭奪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見書中，瞿秋白還就組織起義的具體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在黨的工作上，他強調對各部委書記、支部活動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別進行訓練，分配他們工作任務。他要求黨“指出客觀上賣階級賣革命之‘錯誤’的危險，而激勵對於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進之決心與意志。”要“宣布戒嚴的軍事狀態，統一的政治指導，不動搖的政治指導，萬分的緊張工作，施行政治的紀律”。這個意見書被提交中央特委會討論。2月24日晚9時，中央特別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軍事、工運和黨務工作等問題。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寬、汪壽華出席了會議。周恩來、汪壽華、羅亦農分別作了軍事、工運、黨務方面的報告。瞿秋白在發言中說：在軍事方面，應當解決“怎樣搖動敵軍，怎樣聯絡軍隊與保衛團二個問題”，“糾察隊之組織，應由工會與黨一塊工作，要宣傳武裝使群眾心理安定，要有作戰計劃，有主力軍之訓練。”中央特別委員會，每天晚間舉行會議，討論分析形勢，研究制訂政策，指揮起義的准備工作。瞿秋白先後出席了2月25日至28日、3月1、2日的會議，分別對宣傳工作、市政府民選、攻擊兵工廠等發表了重要意見。起義的實踐證明，上述書面和口頭意見，都是正確的。
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發動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漢。
支持毛澤東
武漢是在1926年10月10日，被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第四、七軍攻占的。武漢大捷使一切革命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感到無比的振奮。同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中央委員和各省各特別區市、海外各總支部代表聯席會議。會議通過的宣言和政綱，明確體現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聯合戰線中各階級階層人民的共同願望。會議對西山會議派分子繼續給予打擊。會議致電汪精衛，要求他即日由歐洲返回國內，銷假視事。11月，鮑羅廷、宋慶齡、陳友仁、孫科、宋子文、徐謙等到武漢考察，為遷都作准備。12月13日，在武漢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代行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職權。1927年1月1日正式辦公。但是，曾經力主遷都武漢的蔣介石，這時卻提出遷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廣州遷往武漢的譚延闓（國民政府代主席）、張靜江（國民黨中常會代主席），並召開所謂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擅自決定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改遷他所控制的南昌。武漢的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人民群眾同蔣介石的行徑進行了堅決斗爭，使其改遷陰謀未能得逞。2月21日，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宣布結束，國民政府在武漢正式辦公。3月上旬，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和一部分中央委員由南昌到達武漢。
1927年3月間，當瞿秋白踏上江漢碼頭的時候，距他第一次來武漢已經整整過去十個年頭了。舊地重游，時勢劇變，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為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的所在地，武漢儼然成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啟程返國的“左派”領袖，文質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衛和他的擁護者們，似乎與長江下游的殺機畢露、摧殘革命的蔣介石派形成了明顯的尖銳的對壘，以致中共中央機關也准備從上海遷到武漢，並將在這裡舉行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先期到達這裡，為的是就地參予指導五次大會的籌備工作。不久，約在4月間，他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主持黨的宣傳鼓動工作。
處於革命高潮中的武漢，在轟轟烈烈中，也潛伏著危機。暗裡明裡的反動派，集中而猖狂地攻擊席卷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毛澤東為了證明農民運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打擊這股反動的逆流，於1927年初深入到湖南農村進行考察，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但是報告只在《向導》刊出一部分，便被停發。瞿秋白到達武漢，讀到毛澤東的報告，表示了欽佩和贊同，並為其被停發表而感到氣憤。4月中旬，他把這篇報告交給共產黨辦的長江書店出版單行本，廣為傳播。書名改稱《湖南農民革命（一）》。這是計劃出版的湖南農民運動系列叢書的第一本。由於局勢發生了變化，以後各本的出版計劃未能實現。4月11日深夜，瞿秋白為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寫了一篇熱情洋溢而又旗幟鮮明的序言。他寫道：
中國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誰是寇呢？都是失業貧困而暴動的農民。誰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動農民而得勝的“土匪頭兒”。……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國的世界革命起來了，是把俄國的“土豪頭兒”，“巨腹賈”的代表——所謂“察爾”（Tsar）也者，和大資本家，一箍腦兒推翻了。這是誰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謂無產階級率領的革命呵！中國的無產階級也就起來，他在城市中的斗爭足以率領三萬萬九千萬的中國農民。
中國農民從今以後漸漸的要脫離土匪頭兒的利用，他們現在有了新的領袖——工人，這個新的領袖的利益是和他們相同的，是能率領他們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頭兒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當皇帝。……
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是土地。因為他們要這些應得的東西，便說他們是“匪徒”。這種話是什人說的話！
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於不是人！
農民要這些政權和土地，他們是要動手，一動手自然便要侵犯神聖的紳士先生和私有財產。他們實在“無分可過”。他們要不過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剝削！
中國農民都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
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事實雄辯的證明，在中共中央領導人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澤東從事農民運動的最堅定的支持者。
中共中央宣傳部設在漢口英租界輔義裡27號的一棟二層樓房內，樓下是中宣部機關，樓上就住著瞿秋白。他除了負責中央的工作、主持宣傳部外，還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政治教官，工作非常緊張。他到軍校講課時，不得不穿上軍服，但回來馬上就脫掉，依然是文人風度。這時，正在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不時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來。瞿秋白敬佩郭沫若，說他敢於當面拂逆蔣介石，有一種四川人豪放不羈的氣概，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
4月初，中共中央派沈雁冰接替高語罕擔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這個報，名義上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機關報，但實際上是共產黨辦的：報社社長董必武，總經理毛澤民，而編輯部的編輯人員除一人是國民黨左派，其余都是共產黨員。報紙的編輯方針、宣傳內容也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確定的。因此，沈雁冰就去找瞿秋白。沈雁冰後來回憶這次相見的情形時說：“我們已有幾個月不見面了，不免傾談一番各自的經歷和感受。他精神爍爍，但頭發卻留得很長，大概沒有時間理發。他聽說我要編漢口《民國日報》，就說，當前的報紙宣傳要著重這樣三個方面：一是揭露蔣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陰謀；二是大造工農群眾運動的聲勢，宣傳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氣，作繼續北伐的輿論動員。他說《民國日報》過去辦得不錯，旗幟很鮮明，就照這樣繼續辦下去。他對蔣介石的反動很憂慮，說此人十分陰險，嘴上講的和實際做的完全兩樣，現在掌了軍權，又有了京滬杭的地盤，完全是個新軍閥，將來後患無窮！果然不出秋白所料，沒有過幾天，蔣介石就在上海對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大肆屠殺。”１——
１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身在上海的楊之華，在上海總工會以非凡的活動能力和卓越的組織才能，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准備工作。她與瞿秋白保持著書信聯系，時常寫信告訴他上海的情形。瞿秋白寫信要她謹慎地工作，並指出，革命前途遠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4月13日，蔣介石的軍隊在寶山路屠殺舉行抗議示威的工人群眾時，楊之華也在游行隊伍當中。在前一天，即4月12日晚上，她接到中央從武漢拍來的電報，要她立即動身到武漢，並且收到了一張長江輪船的船票。楊之華於13日乘輪船離開上海前往武漢。瞿秋白見到楊之華，愉快地對她說：“我們離別一個月，革命的進展比一年還快！”他取出三個文件交給楊之華。三個文件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手稿和《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手稿。瞿秋白對楊之華說：“這是我在武漢和你見面的禮物。”難道他們沒有別的什麼話要說嗎？分開了一個月，卻象每天還在一起，除開不斷的通信以外，他們的心靈始終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無形的力量把他們緊緊連接在一起了。這兩個青年革命家的愛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業第一的崇高信念上的。奔波，離索，甚至隨時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犧牲，都不能夠迫使他們離開斗爭和事業，那怕是後退半步。他們的每一次重逢，又成為新的奮斗的起點。
“一切為革命的勝利！”
隨著革命的深入，武漢國民政府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權，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武漢政府管轄的湘鄂贛三省的群眾革命運動，還在繼續高漲。4月中旬，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工人階級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後，工會組織猛烈發展；武漢工人建立了一支擁有五千人、三千支槍的工人糾察隊。農民運動從減租減息，發展到摧毀地主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兩湖地區普遍建立了農民武裝。4月初，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由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徐謙、顧孟余等五人為委員的土地委員會，研究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武漢政府處於帝國主義和各派軍閥包圍，經濟和財政面臨嚴重危機。除了進行內部的斗爭外，必須設法打出去，發展革命勢力，才能鞏固自己的地位。當時，關於武漢政府的戰略方向問題，意見紛紜。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與吳玉章等提出，把第四軍調到南京，以呼應上海的革命勢力，監視蔣介石的行動。因鮑羅廷反對，未能實現。4月16日，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從上海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迅速出師東征討伐蔣介石；這時，瞿秋白又提議先打南京的蔣介石，然後北伐張作霖。但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主張直接由武漢出師河南進行北伐。鮑羅廷主張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國際即中國與蘇聯之間的路線；羅易則著眼於布置鞏固武漢政府的防線。中共中央內部，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等贊成鮑羅廷直接北伐的主張。蔡和森主張在立即實行土地革命條件下進行北伐。張國燾、譚平山主張南征。最後，北伐主張占上風。4月18日，經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決定，以唐生智為總指揮，率軍於19日出師北伐。6月初，唐生智軍與馮玉祥軍會師鄭州。
武漢政府的正確的戰略，應是周恩來、瞿秋白建議的東征討蔣，而不是北伐。東征討蔣之策不被采納，危害甚大，它使蔣介石得以免除西顧之憂，集中兵力進攻江北，占據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脅，鞏固了南京政權。而南京蔣政權的鞏固，進一步加緊對武漢的經濟封鎖，打擊和破壞武漢政權，策動軍事叛亂，促使汪精衛由動搖走向反動，並影響和拉攏馮玉祥，最終造成蔣汪馮合流，一齊撲滅革命力量。
這時，瞿秋白同陳獨秀、彭述之的分歧和爭論，逐漸表面化。為了有准備地進行這場不可避免的爭論，從1927年2月開始，瞿秋白帶病整理了他從1923年到1926年間所寫的政治理論文章，和一部分文藝雜著，共約130篇，編成《瞿秋白論文集》，內分八類：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帝國主義與中國；買辦階級之統治；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北京屠殺後國民革命之前途；世界社會革命的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赤化漫談。這是對四年來理論工作的自我回顧。在回顧和總結了過去理論工作的基礎上，瞿秋白開始撰寫批評陳獨秀、彭述之右傾錯誤的小冊子《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全文約七萬六千字，然後攜往武漢，油印成冊，准備提交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
1927年3月以後，中共中央委員們陸續集中於武漢三鎮，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到3月底只有陳獨秀和彭述之了。4月2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自廣州經湖南到達武漢。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後到達。從4月4日到20日，在武漢連續召開了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委員和湖北區委的聯席會議，先後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譚平山、蔡和森、張國燾、張太雷、羅章龍、毛澤東、陳延年、彭述之、鄧中夏以及羅易、維金斯基、鮑羅廷等。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常務委員會，當即選舉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為常務委員。決定電催陳獨秀速來武漢，並把中央遷往武漢。會議決定成立三個委員會，為第五次代表大會准備文件，並通過了各委員會的主持人：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瞿秋白、毛澤東；職工運動委員會李立三；組織委員會張國燾。這時，在上海的陳獨秀，居然在蔣介石即將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嚴峻時刻，於4月5日同從國外返抵上海的汪精衛發表了聯合宣言，為蔣介石塗脂抹粉，幫助蔣介石解除了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思想武裝。當陳獨秀從上海來到武漢之前，蔣介石已經在4月12日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開刀了。上海屠殺發生後，在一次有羅易、維金斯基和張國燾參加的會談中，瞿秋白以憤怒的語氣，指出中共中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介石抱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嚴重打擊；廣東的黨組織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贊成，這些都是喪失中央領導威信的嚴重危機。但是這種危機是被人（指維金斯基）掩蓋了，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因而無法知道詳情，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彭述之而言，也聯帶指責了維金斯基。在黨內，以瞿秋白為代表，一大批同志開始認識到中央領導上的右傾錯誤，並開始要求改變右傾錯誤路線的指導。
4月中旬，陳獨秀抵達漢口。下旬，中央召開預備會議，就第五次代表大會日程、報告和會務機構等進行討論。在討論黨的工作總結時，對中山艦事件、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四一二”事變等重大事件中黨的指導方針，發生了爭論。陳獨秀為自己的錯誤辯護，並盛氣凌人，訓斥別人。在素以家長自居的陳獨秀看來，黨內和他能夠並駕齊驅的人，只有李大釗夠資格，其余的在中央領導層的人，不過是他的學生、翻譯或顧問，根本不放在他眼裡。陳獨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處處維護陳獨秀的家長之尊，同時緊緊抓住陳獨秀，挾陳以自重。動輒說：“老先生（指陳獨秀）的意見同我一般。”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非他莫屬。因此，在黨中央領導層中，與右傾錯誤進行斗爭，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預備會議沒有結果，瞿秋白心情很沉重。他預感到問題不易解決，但這一場斗爭必須堅持到底。
我將我對於黨的意見，亦許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說出來。我肯定地說：我們的黨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諱疾忌醫，非死不可。而我們黨的第一種病，便是諂疾忌醫。
斬首是中國皇帝的東方文化，是中國的家常便飯。
但是我要做一個布爾塞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斬首。
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
如果再不明白公開的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面子，比革命還重。一切為革命的勝利！１——
１《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六大以前》，第717—718頁。
這是極其寶貴的，大無畏的，捍衛真理的獻身精神。瞿秋白正是抱著這種精神，參加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開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學校舉行後，第二天便移到漢口的黃陂會館。在開幕式上，陳獨秀擔任會議主席。共產國際代表致祝詞，徐謙代表國民黨中央致祝詞，國民黨要人譚延闓、孫科等與會表示祝賀。過了幾天，汪精衛也專程到大會發表了演說，受到熱烈的歡迎。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五萬七千九百多名黨員。這是自建黨以來一次空前盛大的集會。
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是總結過去的工作，討論革命的發展前途，確定黨在最近時期的任務。陳獨秀代表中央作了報告。報告回顧了1925年1月黨的四大以來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說明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陳獨秀在說明中對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傾錯誤，沒有進行認真的檢討；對“四一二”政變後中國革命中出現的嚴重危機，缺乏清醒的認識。在報告中，陳獨秀提出目前的工作應是“擴大農民運動和發展軍事行動”，而不是“加深農民革命”。他提出，廣州、上海、漢口及其他工業區，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勢力強大，革命階級無力與敵人對抗，因此應先退到西北去。這個意見是與鮑羅廷一致的。報告共分十一部分，講到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關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以及土地、軍事、政權、財經等問題，似乎面面俱到，又都沒有明確具體可行的答案。在長達五個小時的報告中，陳獨秀沒有自我批評的誠意，毫無承擔責任的決心；整個報告缺乏一種除舊布新、振奮前進的決心和信心，以致使聽報告的代表們，都感到不滿和壓抑。會間休息時，羅亦農走到瞿秋白面前，歎息地說：“糟糕！”表達了他的憂慮和憤慨。瞿秋白默默地抽著煙，沉思著。
第二天開會的時候，在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一本小冊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扉頁上印著副標題：《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史中之孟塞維克主義》。代表們看到這醒目而尖銳的標題，發出了會意的笑聲、議論聲，會場出現了活躍的氣氛。坐在楊之華身邊的惲代英，戴著一副白絲邊眼鏡，一邊笑，一邊對楊之華說：“這個標題寫的好，寫的尖銳。問題也提的明確：中國革命麼？誰革誰的命？誰能領導革命？如何去爭領導權？領導的人怎樣？問的實在好！”
這本小冊子，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願，反對機會主義的呼聲。它系統地論述了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前途、動力、領導權、統一戰線等根本問題，尖銳地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彭述之否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客觀存在，以此作為放棄爭奪革命領導權的依據。他說：“無產階級客觀上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１，既是“天然”的領導者，自然不用去力爭領導權。瞿秋白指出：中國民族工業資產階級來源於“商業資產階級的投資；工業地主土豪階級的經過商業化而滲入工業，甚至於買辦階級的部分的工業化；再則，有各種各式的資產階級加入工業之中當小股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發展，也和他在經濟上發展的階段是相應的。經濟上他從商業漸進於工業；政治上從革命漸落於妥協。”“中國無產階級政治斗爭——革命的民權獨裁制以及他們的經濟斗爭罷工運動，足以領導一般平民群眾，這對於資產階級是多麼可怕呵！所以他們急急乎要保存並抓住革命的領袖權，於是乎他們‘左傾’了。尤其是五卅運動初起，上海的資產階級積極起來，便修改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對外條件；不久戴季陶主義便出世，國民黨內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是很顯然的；他們努力想取得學生群眾，想取得革命方面的軍事勢力，於是廣州的‘三月二十日’便發現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戴季陶主義以前便已經有了：從排滿主義，軍閥立憲主義，國貨主義，商人政府主義，一直到戴季陶主義，雖然經過許多流變，然而終歸是民族改良主義，終歸是和民族革命主義對抗的，終歸是反對徹底的民權主義的，自然更是反對階級斗爭而力避國際主義的。”當然，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是不同的。但是，必須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營壘的危險性。瞿秋白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可怕，不在於他的‘絕對反革命’（中國現狀之下既有帶民族性的資產階級，事實上還不絕對的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的可怕，卻在於他帶著自己的民族改良主義來參加革命。……他的口號在某種條件之下，譬如無產階級政黨事實上不去努力爭取小資產階級群眾等類的條件之下，有時很可以領導著小資產階級。”——
１《六大以前》，第691頁。
民族資產階級何以要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呢？瞿秋白指出：“他要爭得這領袖權，以造成他和帝國主義及地主階級妥協之資格”；民族資產階級幻想“和帝國主義協商改良中國的國際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獨立國家”，而實際上，中國必將“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的附庸”。根據當前的形勢，瞿秋白指出，中國革命有兩種前途：第一，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使革命毀於一旦，人民仍舊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第二，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使革命得到勝利，並為社會主義准備條件。
“第一個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們實際上早已答復了這個問題：如果無產階級政黨沒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戰術，這是可能的”。事實上，由於下述兩種情況的出現，這種可能性已經急劇增加。一是外部帝國主義的壓力和誘惑，“因為帝國主義受革命的怒潮打擊時，往往要找做撲滅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買辦階級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時‘太白了’，太顯露了）”。二是內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機關中機會主義的妥協政策，鼓勵民族資產階級得寸進尺，步步進逼。由此可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爭中努力奪取。瞿秋白辛辣地寫道：“彭述之雖然一口咬定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於似有實無的鬼，實際上卻去和這個鬼聯合，以備反抗他所認為是買辦階級的新右派。如此說來，資產階級是有的，不過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聯合。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論！可是和‘鬼’聯合，其勢便會失去‘人’的聯盟——小資產階級和農民。”
“總之，彭述之雖然口頭上高叫‘革命領導權天然是工人階級的’，實際上卻是雙手拱送領導權於資產階級”。
當時，陳獨秀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認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應當聯合的唯一民主力量，而拋棄農民、小資產階級，甚至拋棄工人群眾。瞿秋白指出：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我黨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同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的妥協動搖進行斗爭，揭露國民黨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資產階級部分地脫離他們的影響。但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似乎被革命嚇壞了，重新又去負荊請罪；於是實際上形成這樣一種景象（如柳亞子所說）：我們將小資產階級從大資產階級手裡奪出來之後，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兩個奶娘爭奪一個小孩子，新奶娘奪到了又不管，反去和舊奶娘講和了。難怪小資產階級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舊回到大資產階級懷裡。這客觀上是出賣革命的策略。”瞿秋白列舉了1923年至1927年間，黨內領導層右傾錯誤事實十七例。“將這些事實一一臚列起來，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必須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掌握革命武裝。
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中，對農民問題給以極大的重視。他指出，陳獨秀、彭述之等“抑制農村階級斗爭”，錯誤地“規定農民武裝‘不可超出自衛范圍’‘不可有常備的組織’”，對“農民政權的要求，也沒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動的方針”。他們這樣作是害怕得罪資產階級。早在1926年9月，北伐軍已到漢口，在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上，彭述之竟說：“中國革命難道是農民革命？”２維金斯基也說：“現在應在無黨農民中讓出一大部分給國民黨左派”。維金斯基這位老資格的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從幫助中共建黨時起，大部分時間生活工作在中國革命的環境中。但是，他實在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在幾乎整個中國大革命期間，都贊助和支持了中共黨內的右傾錯誤，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對維金斯基的意見是不滿的，他帶著激憤的情緒質問道：“讓給誰？讓給顧孟余嗎？他說農會是土匪。讓給甘乃光嗎？他說不要叫耕地農有！”黨的機會主義政策，已使“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讓資產階級安然指導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國“‘農地革命’是中國革命之中樞。軍閥統治，實際上是大地主（官僚買辦）和小地主（土豪士紳）階級之政權，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是農民，都處於地主階級的半封建半農奴制度的剝剝和壓迫之下。農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農有，土地國有，農民政權，賦稅統一，很明顯的是最民權主義的要求”。革命黨對地主階級的進攻，是為了農民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農民佃戶自己動手奪取耕地的行動，革命黨人不應該懼怕，而應努力去組織和領導這種進攻。
“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打擊，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響農民運動的領導權，所以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聯合戰線），應當以不破壞農民中的工作為限度，過此限度，便有與民族資產階級分道揚鑣的天職”。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汪精衛集團日益動搖；黨內機會主義者主張停止土地革命，規定工農群眾運動需由國民黨監督和指揮。瞿秋白反對上述錯誤，提出“必須深入革命：農民政權與土地問題”１。馬日事變發生後，瞿秋白參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農運負責人的會議，他明確主張用進攻手段反擊許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亂，指出：“無論如何不能認‘過火’的錯，不能‘靜候解決’，是要進攻”２——
１２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的附錄。
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是武裝斗爭，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爭奪對軍隊的領導權，實行武裝斗爭。他說：革命戰爭的軍事行動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農民革命的特征。當前，軍隊是民族資產階級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勞農平民決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這些武力；勞農平民應當取得這些武力，然後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獨裁制。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更加是以征取革命軍隊為入手的主要方法。無產階級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就不能得到革命的領導權，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革命發展到現時的階段，工人階級征取革命軍隊是尤其緊急而重要的責任了。他要求無產階級切實抓緊軍隊工作，使軍隊從資產階級手裡轉到無產階級手中，使軍閥掌握下的軍隊變成革命的軍隊。他說：應當百倍於現今的進行革命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協同左派，領導左派，去鞏固革命勢力於兵士群眾之中；不但如此，還要和農民對於駐在地軍隊一樣，使工人群眾（不僅只是工會）與各城市駐扎的軍隊發生密切的關系，實行經常的有系統的群眾政治宣傳。要建立農民的武裝，要對紅槍會、土匪以至反動軍隊進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響，爭取他們站到革命方面，實現“兵民聯合殺軍閥”。要組織工人武裝，這些武裝不但應當是工會的糾察隊，而且應當是保護各城市中革命的勝利（所謂‘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直隸於市政府的。這當然是常備的組織。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裝暴亂頻發，武漢政局動蕩，中國革命已經到了嚴重危險的關頭。瞿秋白5月20日寫了《論中國革命之三大問題》一文，對於革命武裝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關系問題，作了十分精辟的闡述：
我們對於過去所謂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現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謂領導權僅僅指群眾運動中的領導權，至於政權與軍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外的，現在這個無產階級領導權初創的形式已經不夠了，現在無產階級應當參加革命的政權，應當指導革命中的武力，應使軍隊中的指揮成份繼續由真正忠於革命的成份來代替和補充，使軍隊本身直接關顧勞動群眾的利益。
總之，無產階級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農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分子於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無產階級還應當懂得：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實現的。中國無產階級要在黨領導之下，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需要共產黨之領導，所以實際上領導中國革命的應當是共產黨。
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中，最後指出：我們的黨已經是群眾的了。我們黨一定能克服並消滅彭述之主義。否則，第三國際不能容納如此之孟塞維克病的共產黨，第二半國際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國際因為中國革命反對其主人，雖同主義而不敢要，第四國際也許因為我們得蘇聯之助而反對。如此，我們只好准備加入第零國際罷！
瞿秋白對彭述之主義，即陳獨秀主義的批判，尖銳潑辣，旗幟鮮明，而又有說服力，有力地保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也保衛了中國的大革命運動。
瞿秋白的主張，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贊同。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任弼時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一般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錯誤主張，通過了一些與陳獨秀右傾主張相對立的決議案，但是很不徹底，因此在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陳獨秀本人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黨內的權威的影響，似乎仍然起著一定的作用。當然，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陳獨秀本人的權威，因為還有比他更大更有勢派的權威。一年之後，瞿秋白把這個問題，公開地揭示出來了。他說：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在五次大會中正式聲明：“中國的勞動群眾是英勇的斗爭，因此，中國不會有孟塞維克主義”。於是五次大會“只落個模模糊糊的一種概念：以前仿佛也並沒有什麼機會主義存在，以後也仿佛並不是需要黨內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變”。五大空氣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合作到底的萬歲。”１——
１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1928年4月12日）。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的最高權力機構，都無法徹底解決黨的領導人的錯誤，那麼，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勢必越走越遠，終於斷送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