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費解、難懂、易生歧義，所以還是要說普通話。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說，就可能比普通話有趣。
一、麻煩與趣味
方言這玩意，有時想想是很麻煩的。
比方說日本。在東北人嘴裡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裡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裡，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幾本？其實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煩不少。除了語音的問題，還有詞彙的問題。比如廣州話把危險叫做「牙煙」，把兒媳婦叫做「心抱「，就很費解。危險怎麼是牙齒冒煙呢？兒媳婦又怎麼能用「心」去「抱」？「本地狀元」的說法也很可笑。所謂「本地狀元」，其實就是麻風病人。如果「本地狀元」是麻風病人，那麼「外地狀元」是什麼病人？艾滋病嗎？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湊在一塊」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飯，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聽了，還不得嚇出一身冷汗？共埋？什麼共埋？殉葬啊？
想想廣州人也真有意思，他們忌諱「死」，卻不忌諱「埋」，說「埋」的事情不少。比如進店叫「埋棧」，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頭」，算賬叫「埋數」，結束叫「埋尾」，結賬叫「埋單」。埋什麼單？當然是賬單。北方人不懂「埋單」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埋單的時候要付錢，便想當然地寫成「買單」。後來弄清是「埋單」了，又猜想這大約是因為廣東人要面子，才會用鈔票把賬單「埋」起來。其實「埋」在粵語中，有「靠攏」和「閉合」的意思。所以「埋櫃」可以暗指搶劫（搶劫要靠近櫃檯）；「埋街」也可以暗指從良（意謂妓女關門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單，則應該理解為把賬單「合」起來，而不是「埋」起來。它既不是拿錢購買賬單，也不是用錢埋葬賬單。
方言費解、難懂、易生歧義，所以還是要說普通話。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說，就可能比普通話有趣。廣州有句話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為有雙關的意義。廣州人把混叫做撈，把泡叫做煲。混日子就叫撈世界，泡電話就叫煲電話粥。吃沙鍋，是既要「煲」又要「撈」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於他們「煲」的是不是「無米粥」（沒有結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曉得。
這樣形象生動的說法全國各地都有。成都話「貼心豆瓣」，上海話「連檔碼子」，武漢話「夾生紅苔」，北京話「柴禾妞兒」和廣州的「砂煲兄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柴禾妞兒」，就是鄉下姑娘；夾生紅苔，就是又蠢又輩又不懂規矩的人；連檔碼子，就是同夥；貼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說，就特別有味。尤其是「貼心豆瓣」，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妙處和風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來做醬的。醬諧音將，貼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將。但這干將再貼心，也不過豆瓣醬。豆瓣醬的用場，無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鍋肉。所以，當成都人說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貼心豆瓣」時，譏諷調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實，甭管什麼方言什麼話，只要說得好，說得漂亮，說得有趣，就有藝術性。藝高人膽大，北京人手藝（也許得叫「嘴藝」）好，就特別敢說。比如說一個人精，北京的說法是「要是長毛，就成猴了」；說一個人壞，是「拍拍腦袋，那膿水兒就能從腳底下流出來」；說一個人為了巴結別人東奔西跑地獻慇勤，就叫「狗顛屁股三兒」；說一個人笨，則叫「人家偷驢，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為什麼比較有趣呢？因為方言是民間話語，不像官話那樣有許多講究。官話的講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統一、規範、標準。不統一，不規範，不標準，就沒法讓盡可能多的人聽懂，也就不成其為官話了。方言則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個地方的人聽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聽不懂的詞兒，就連北京話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氣）、不吝（不在乎）、抽立（輸光戰敗）、搓火（著急上火）、底兒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當代方言，外地人聽得懂的也不多。
多樣也帶來了豐富。比如「打」，在粵語中就有十幾種說法。除了一般的打，還有春（用拳頭從上往下打）、撻（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鑿（曲著指節從上往下敲腦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粵語方言字表示的說法恕不一一列舉），正所謂「怎一個『打』字了得」？
這是古風。古人說話，其實比今人講究。比如肌肉皮膚，在古代就不是一個概念。人曰肌，獸曰肉；人曰膚，獸曰皮。皮是和毛聯繫在一起的。毛長在皮上，所以說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身上沒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膚」，同樣，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膚受之父母」，不能說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爺在堂上恐嚇人犯，說「從實招來，以免皮肉受苦」，實際上就有點不把人當人了。
後來就沒有那麼多講究了。肌肉皮膚，混為一談。因為語言要統一，許多地方都得馬虎一點，只好含糊其辭。簡單、含混、粗線條，才易於流通，所以普通話往往粗疏，方言反倒過細。比如「沒有」，閩南話就分「無」和「未」。無是不存在，未是還沒有，一個立足於空間，一個立足於時間，但到了普通話那裡，統統都是「沒有」。
難怪方言的表現力比較強了。
二、吃不了兜著走
方言豐富、有趣，大家便都愛說方言，至少在親朋好友們聊天時是這樣。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廣州叫「傾」（傾渴），成都叫「擺」（擺龍門陣），東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諞」（諞傳），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說法最有意思。宣是講，荒是遠，也是荒唐荒誕，甚至只不過道聽途說的「荒信兒」。宣荒，自然可以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從家長裡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閩南人的說法也很絕，叫「化仙」—烏龍茶一泡，榕樹下一坐，看著潮起潮落雲散雲飛，天南海北隨心所欲地聊開去，便飄飄欲仙了。
方言中的話多驚人妙語，我懷疑就是聊天時聊出來的。方言不同於官話，除了有和官話相同的那些用途外，還多半用來說閒話。說閒話的特點是放鬆，是百無禁忌，用不著一本正經，周吳鄭王。可以胡說八道，可以信口開河，可以張冠李戴，可以指桑罵槐，甚至可以不考慮語言的規範，因為萬一「吃不了」，還能夠「兜著走」。
事實上說話一旦隨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讓人拍案叫絕的說法。比如一個人在別人面前張牙舞爪耀武揚威甚至叫板挑釁，武漢話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為抖擻，也可以理解為抖摟，還可以理解為振作（抖起精神）。不過，狠，是骨子裡的東西，如果都「抖」了出來，一眼讓人看穿，顯然是不智之舉，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虛張聲勢。如果對方比他還狠，他就會一邊開溜，一邊說：「你等著，我回去叫我哥哥來！」
北京話當中形象生動的說法更多。比如說一個人不識抬舉，別的地方叫「給臉不要臉」，北京叫「給臉不兜著」。這「兜著」，就比「要」生動，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說你這傢伙平時就沒什麼人賞臉，好容易有人給了，還不趕緊兜著？又比如一個人行為乖張，就說他「吃錯藥了」；脾氣暴躁，就說他「吃槍藥了」；態度惡劣，就說他「吃了耗子藥」；無所畏俱，就說他「吃了豹子膽」；一點小事就興高采烈，則說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釀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況蜜蜂屎才多大一點？小甜頭麼！
上海人也愛說「吃」，比如吃牢（認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癟（壓服）、吃慌（著急）、吃酸（棘手）、吃排頭（挨訓）、吃生活（挨打）、吃夾檔（兩頭受氣）、吃馬屁（聽奉承話）、吃花功（受人迷惑）、吃賣相（只看外表），就連開車開到路口過不去也叫「吃紅燈」。紅燈是管制交通的，怎麼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紅燈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說些輕佻的話啦，做點小動作啦，嬉皮笑臉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體上屬於性騷擾的擦邊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聯想到女人的肉體；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並無真正的性關係。所以，吃吃豆腐，在許多男人看來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別潔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讓他「吃耳光」，甚或讓他「吃官司」。
沒有人願意「吃官司」，也沒有人願意「食死貓」。「食死貓」是廣州話，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鍋。廣州人不說「吃」，而說「食」。比如食谷種，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飯；食貓面，就是被申斥，相當於上海話的「吃排頭」；食碗麵反碗底，就是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最讓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飯」，意思是靠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出賣色相過日子。「食拖鞋飯」和「吃豆腐」正好一對，都不怎麼體面，但前者更沒面子。
一個人，如果總是「食死貓」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運氣不好了。運氣在吳語中叫做額角頭，也叫額骨頭。額骨頭也就是額頭。運氣為什麼叫額頭呢？大約因為運氣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額頭。所以，一個人運氣好，在吳語中就叫
「額骨頭高」或「額角頭高」，甚至直接就叫「額角頭」，比如「儂今朝額角頭」，就是「你今天運氣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額骨頭最高的人是蘇小妹。蘇小妹據說是蘇東坡的妹妹，曾被蘇東坡作詩取笑說：「腳踵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可見其額頭之高。小妹也不含糊，當即以老兄的長臉作答，道是「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也可見其臉面之長。看來兄妹兩人都其貌不揚，一個「沖頭」，一個「馬臉」，正所謂「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額骨頭最高的神則是壽星。誰都知道，壽星的額頭又大又高還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個「壽頭」。然而在上海，「壽頭」卻是罵人的話，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氣就叫「壽頭壽腦」，上了當還一點感覺都沒有的則叫「壽頭麻子」（也叫「壽頭碼子」、「壽頭模子」），而呆頭呆腦、土裡土氣、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壽」。這就奇怪，難道做壽星不好？原來此「壽頭」非彼「壽頭」。它不是壽星頭，而是豬頭。江南習俗，冬至之前，要買豬頭醃透風乾以備敬神之用，又尤以額頭皺紋如壽字者為上選，叫「壽字豬頭」，簡稱「壽頭」（參見薛理勇《閒話上海》）。所以，壽頭的意思就是豬。顯然，誰要是做了壽頭，或被看作壽頭，旁邊便多半會有人在磨刀子了。
「壽頭」既然是豬，「沖頭」也跟著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負，不斬白不斬的「翰大」；而慫恿那些「壽頭壽腦」的傢伙衝鋒陷陣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漁利的行為，就叫「斬沖頭」。上海人一個個「門檻精來兮」，好容易逮住一個「壽頭」，豈有不狠狠「斬一記」之理？
真不知長著一個大沖頭的壽星老兒聽了會作何感想。
大約也只能「吃不了兜著走」了。
三、搗糨糊，還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壽」，成都人則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兒（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頭傻腦）。傻為什麼是瓜呢？原來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蘆瓜，而是「傻瓜」。去掉一個「傻」字，就成了「瓜」。
豬頭變壽頭，傻子變瓜兒，其實都是方言在「搗糨糊」。它總是在那裡指桑罵槐，其結果，是弄得我們連這三個字究竟是「搗糨糊」還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楊東平先生的隨筆集《最後的城牆》中就有一篇文章談到這個問題。我同意東平兄的意見，「倒江湖」也好，「搗糨糊」也罷，都有點調侃，有點無奈。但「倒江湖」在調侃無奈的同時，畢竟還多少有點身手不凡、高深莫測的英雄氣，「搗糨糊」就純粹是調侃甚至嘲諷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騰、惹是生非、調皮搗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浪頭很大，貨色不怎麼樣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搗也是糨糊。搗得越起勁，就越可笑。再說，什麼不好搗，搗糨糊？所以，誰要是自稱「搗糨糊」，那他不是自謙，就是自嘲。
然而語言又是需要「搗糨糊」的。因為語言既不能「鬧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騰不起。要想生動活潑一點，也就只有「搗搗糨糊」。
北京人就最會「搗糨糊」。
北京人是語言天才。話語到了他們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貝利腳下一樣，怎麼玩怎麼轉。一個普普通通的詞，他們也能玩出花樣來。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詞，可北京人卻整出顛菜（走人）、來菜（好事來了）、出菜（出活、出產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著）、暈菜（暈頭轉向）一連串新詞兒出來。這可真是太會做「菜」了。至於這些「菜」之間有什麼關係，那就只有天曉得，所以是「搗糨糊」。
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很多，一般地說有移花接木、掐頭去尾、顛三倒四、含沙射影好幾種，總的來講是怎麼好玩怎麼說，怎麼俏皮怎麼講，哪怕把話倒過來說。
比方說「爺」這個詞，原本是尊稱，可在新北京話當中，就未必了。許多被稱作「爺」的，其實不是「爺」，也沒人當真把他們當「爺」。冒兒爺（土裡土氣、傻頭傻腦、沒見過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兒爺（拉平板三輪車的）也不是，侃爺和倒爺，包爺（包攬訟事的人）和攬爺（招攬顧客住店的人），當然也不是。還有「捧爺」，是專門給人捧場的，能算「爺」嗎？諸「爺」之中，也就「款爺」還對付。但他和這麼些「爺」們混雜在一起，就算是「爺」也不是「爺」了。事實上款爺們雖然一個個財大氣粗牛逼烘烘，北京人還真不會打心眼裡把他們當回事。不就是有倆錢嗎？拿去買兩根蠟燭三刀紙，愛上哪燒上哪燒去！
拉平板三輪車的是「爺」，開的士的則叫「哥」（的哥）。同樣，成了「腕兒」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爺」，只能叫哥叫姐，暱稱「星哥兒」、「星姐兒」，好像自已家裡人似的。其實「星兒」們即便是哥兒姐兒，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們成不了咱的哥們姐們，就像冒兒爺永遠都不會被人當爺看一樣。這就叫「星星不是那個星星，月亮也不是那個月亮」。如果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那還叫「搗糨糊」嗎？
其實北京人自己就是「爺」。正因為自己是「爺」，因此拿誰都敢「開涮"。北京人損人的本事是沒得比的，講究的是罵人不吐核兒。比如臉上皺紋多，就說人家「一臉的雙眼皮兒」。雙眼皮是大家都喜歡的，一臉的雙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損的是說人家「一臉的舊社會」。所謂「一臉的舊社會」，就是一臉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發到舊社會去呀！
這也是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之一—用政治話語開涮。楊東平說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鹽。沒有政治，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城市季風》）同樣，沒有政治，北京話也會變得寡淡無味。所以，你常常會在新北京人的嘴裡聽到諸如反動、叛變、苦孩子、根正苗紅、水深火熱、向毛主席保證、不能幹階級敵人想幹又幹不了的事情之類的政治術語甚至「文革」語言，但如果你認為他們是在講政治，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在給自己說的話撒點味精加點鹽。因此，當他們使用這些政治話語時，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資本主義牆腳」。
這就不但是「搗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實上新北京話中也不乏江湖氣。匪、狂匪、不吝、渾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兒」的。拔份兒有出風頭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摜浪頭」不一樣。「摜浪頭」往往是虛張聲勢，「拔份兒」卻常常要動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條漢子」。上海是沒有什麼「漢子」的，趙無眠先生開玩笑說，魯迅在上海住了那麼多年，也才住出「四條漢子」來（《南人北人》）。不是「漢子」，又要「摜浪頭」，便難免有些「開大興」的味道。開大興，就是裝假、作偽、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說一些不能兌現的大話和空話。大興，即大興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門外，原來是專門加工非真金首飾的地方。首飾當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貴，所以，大興貨便有便宜貨甚至假貨的意思。開大興，也就是廣州人所謂「大只講」（說大話）了。
其實北京人也說大話的。「老子天下第一，誰敢叫板起膩？打噎就是煩你，只因身懷絕技」，是不是大話？沒法子，北京是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國最大氣的市民，他們不說大話，誰說？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搗糨糊」，我等也當以「倒江湖」視之。
四、活法與說法
的確，方言不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說得白一點，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說法（表達方式）。就算是「指桑罵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腳」；北方有「立馬」；南方有「落篷」（收場）。「落篷」這話，北方人是不懂的，因為騎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為何物。
上海人當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們祖上就有不少是坐烏篷船進上海的。不過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車。上海有汽車、電車、黃包車，如果要省錢，也可以「開11路電車」。所謂「11路電車」，其實就是人的兩條腿；開11路電車，就是步行。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話」—拿現代化生活方式來說事。這話後來別的地方也跟著說，如果他們那裡也終於有了電車的話。沒有電車，有公共汽車也行。
上海俏皮話或上海流行語總是打著這個工商業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業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價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術語，現在也用於社會生活。一個人如果被某事纏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問人家「到位了嗎」，則是問人家是否吃飽。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說法。立升，原本指電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當然售價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當然售價也低，於是上海人便用「立升」來指一個人的財勢。有立升，就是有財勢；立升牢大，就是財大氣粗。如此，則北京的「腕兒」或「款爺」，在上海人眼裡就不過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實冰箱的檔次和價格並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價格相近檔次相當而容量較大，就顯得實惠。上海人是講實惠的。就連說話，也講究簡明快捷，不喜歡拖泥帶水。他們往往直筒筒地問人家「儂幾歲」，根本不管對方是大爺，還是小姐。那語氣，就像是在商店裡問價。商店裡的營業員也缺少「人情味」，他們常常會直筒筒地問人家「儂買哦」，而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問「您瞧著哪件兒可心」。上海人的這種說話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問人年齡，是有很多講究的，問老年人，得問「高壽」；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青少年，得問「十幾」；只有對小娃娃，才問「幾歲」。饒這麼著，也得多說幾句：「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不興直筒筒問人家「儂幾歲」的。在北京人看來，這就叫禮數；而在上海人看來，這是囉嗦。
上海人不喜歡囉嗦。不是說上海人就不講閒話。上海人也講閒話的，而且，上海人有時比北京人還囉嗦。一個中文名叫馬天明的美國小伙子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北京人聽了只有一句：「嘿，哥們，夠地道的啊！」上海人卻會發出一連串的感歎：「啊呀呀，馬天明！你的中國話講得這麼好呀！你是在哪兒學的？學了幾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難看出，上海人雖然話多，卻沒有廢話。除表示驚歎外，還提出了問題，表示了好奇。
事實上上海人即便講閒話，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們說話就像辦企業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產出，少支付，多回報，因此即便罵人，也不願多說一句話，能短就短。一個字最好，兩個字還行（如翰大、壽頭、洋盤、癟三、赤佬、推板、搭漿），三個字就很夠意思了。上海人罵人、損人、批評人、對他人行為表示不以為然的口頭禪，以三個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頭呆腦土裡土氣容易上當受騙的人）、阿土生（沒見過世面的土老冒）、十三點、豬頭三。不要以為三個字就簡單，其實裡面的內容蠻「豐富」的。比如豬頭三，是「豬頭三牲」的歇後語，意思是牲口。又因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來罵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個大世界，外地人和鄉下人進了上海，總會有點暈頭轉向不得要領，因此但凡反應遲鈍者均可謂之「豬頭三」。又比如十三點，一般認為和「二百五」是一個意思。但二百五為什麼是十三點呢？有人說是因為「癡」字十三畫，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畫）。又因為有個「點」字，因此「十三點」也叫「蠟燭」，意思是「不點不亮」。還有「鹹肉莊」，是罵人盡可夫者的。鹹肉意謂非鮮貨，肉莊意謂可以賣，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罵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經」當中常常包含著一個動賓結構，比如開大興、軋苗頭、放生意、拆爛污、講斤頭、掉槍花、搭架子、扳錯頭、塌便宜、尋開心、拆棚腳、扦頭皮、掰雀絲、鑿壁腳、軋台型、摜浪頭、吃螺螄、擺噱頭等等。軋苗頭就是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設計害人；拆爛污就是不負責任，把事辦糟；講斤頭就是討價還價，談判條件；掉槍花就是耍花招（擺噱頭也是）；搭架子就是裝樣子；扳錯頭就是找岔子（掰雀絲也是）；塌便宜就是佔便宜；尋開心就是戲弄他人；拆棚腳就是拆台；扦頭皮就是揭短；鑿壁腳就是說壞話；軋台型就是出風頭；吃螺螄就是說話結巴。如此多樣複雜的內容，都可以用三個字的動賓結構來表示，恐怕就得歸結為上海人喜歡這樣一種形式結構了。
事實上如果把這些俚語連起來念，是不難讀出一種上海式節奏來的。精明的上海人對話語也精打細算。一個字構不成動賓結構，兩個字能行，但不過癮，也少了點味道，四五個字又多了點，還是三個字最合適，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講斤頭」就比「講價」有趣，「掉槍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吳語區許多地方人）喜歡這種三字動賓結構。就連維持表面的排場，也叫「撐市面」；就連罵人，也叫「罵山門」。
五、雅與俗
北京人就沒有上海人那麼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說是比較悠閒的。北京不是工商業城市，沒什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也犯不著節省什麼時間。傳統北京的主流社會是由達官貴人、公子王孫、文人學士們構成的。他們的生活節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員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爺要拔份兒，他們都要擺譜，也都要講禮數，怎麼能快？有點什麼事，就屁顛屁顛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會是不興「猴急」的。貴人多忘事，貴人話語遲。上流社會講究的是處變不驚，見慣不怪，雍容華貴，閒適恬淡，溫文爾雅慢條斯理才顯得有派頭，有城府，有底氣，有修養，大將風度。上以風化下。上流社會帶了頭，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緊不慢，邁著四方步，拎著鳥籠子。就連做生意，也跟釣魚似的。大家都不著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時間。
有時間，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說話，最喜歡掰開了，揉碎了，從裡到外又從外到裡，不說到山窮水盡不罷休，非把死人給說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誇大其詞的。比如說東西少，就說「還不夠塞牙縫兒」；說個子矮，就說「還沒三塊豆腐高」。你想一塊豆腐才多高？個子再矮，也有三百塊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這麼說。
份量上要說夠，數量上也要說足。比如說一個人又精又鬼，就說他有「三十六根轉軸，七十二個心眼」，夠多的吧？因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罵槐」，那「桑樹」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說一個人小氣，一般也就說他是「鐵公雞」，北京人卻能說出一連串的比喻來：「瓷公雞，鐵仙鶴，玻璃耗子琉璃貓。」這麼些寶貝，當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說凡事都得付出代價，就說「打耗子也得有塊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說一個人長得醜，不招人喜歡，就說「豬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姥姥舅舅是最疼愛外孫外甥的，豬狗則不怎麼挑揀。一個人，如果當真弄得連豬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愛，那可真是沒什麼指望了。
看來，北京人對待話語，就像廣東人對待中央政策，講究用好用活用夠用足。持這種態度的還有成都人。我在《讀城記》一書中說過，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國最愛說話的兩個族群。他們都是一天不說話就沒法過日子的「話簍子」。北京人管說話叫「侃」，成都人管說話叫「擺」。北京人「侃大山」，頗有些移山填海的氣派；成都人「擺龍門陣」，講究的是鬧熱，麻辣，繪聲繪色，有滋有味，沒完沒了，必須極盡鋪陳、排比、誇張、聯想之能事。成都人說話，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過頭」的。比方說，紅，要說「絆紅」；綠，要說「翠綠」；白，要說「雪白」；黑，要說「黯黑」；香，要說「噴香」；臭，要說「傍臭」。總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覺得過癮。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種舉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說，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裡叫「水」；偽劣產品叫「水貨」，而一個人說話不算數，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則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兒」等說法。再比方說，一件事情沒有辦成，就叫「黃」或「黃了」，其他地方也這樣說。但成都人則進而發展為「黃腔」、「黃棒」、「黃渾子」、「黃蘇蘇」，甚至還有「黃師傅」和「黃手黃腳」等等。
不過北京話和成都話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別。比如公共汽車上擠，成都人會嚷嚷：「擠啥子擠啥子，進火葬場還要排隊轉輪子的麼，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門出不倒門？」北京人卻會說：「別擠了，再擠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見大雅。北京人是從來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說法，他們也要換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貓逗狗兒」；班門弄斧，則叫「聖人門前賣三字經」。你不能不承認這些俚語比成語更有味道。魯班門前弄斧頭固然有點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兒科」的三字經居然拿到聖人門前去賣，那就實打實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別拿武大郎不當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別小看人，不要把人不當人。這就奇怪。要說「別拿呂洞賓不當神仙」還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過來一想，又覺得特別有道理。你想吧，要是連武大郎都被當成了神仙，還有誰不是神仙？
同樣，「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虧一簣」有趣味；「他不把我當乾糧，我也不把他當鹹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頭。民間話語從來就是最生動、最鮮活的，難的是用其俗而不至於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這一點。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類的市罵，母豬胡同、灌腸胡同之類的地名，但並不讓人覺得俗氣，因為北京是中國最高貴最大氣的城市，有一種其他地方沒有的貴族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至於沉淪。實際上，所謂北京的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情趣。它們只可能在北京這個千年古都的特殊環境中熏陶培養出來的。因此，儘管方言俚語都難免「俗」，卻唯有北京，能夠化臭腐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話說出最具有藝術性的名言來。
六、再說雅俗
南京則又是一番風味。
如果說北京有貴族氣，那麼南京就更多文人氣。南京是一個文人倜儻名士風流的城市，因此儘管南京也曾有過輝煌時代和英雄業績，卻「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跡」。人們記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風月」，只有烏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傳說。略帶女人味的文人氣使南京有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卻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證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語俗話竟然可以對對聯，或者說竟被人編成了對聯，比如「桃干」對「杏核」，「皮臉」對「肉頭」，「搗鬼」對「出神」。杏核，指小孩高興（得意忘形則叫「興得一頭核子」）；桃干，指兒童逃學；皮臉，指不知羞恥；肉頭，指沒有決斷。興杏諧音，逃桃諧音。桃干杏核，不過「指桑罵槐」。但桃對杏，干對核，皮對肉，臉對頭，搗對出，鬼對神，無論字面，還是內涵，都對得上，不能不承認是「工對」。
馮桂林主編的《中國名城漢俗大觀》中收集了不少這樣的對子，比如「坐冷板凳」對「鑽熱被窩」。一個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變處境，就得「鑽熱被窩」（巴結上司）。一冷一熱，一動一靜，一硬一軟，全對上了，又如「眼睛會說話」對「拳頭不認人」也很妙，一個六親不認，一個八面玲瓏，一個愣得不能再愣，一個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對比十分鮮明。此外，如「腳面上支鍋」（暫時安定）對「眼睛裡出火」（看人眼紅），「屁股上戴眼鏡」（背光）對「喉嚨裡掛燈籠」（貪吃），都堪稱絕妙；「推開窗子說亮話」對「站在樓上唱高腔」，「巧姐難炊無米粥」對「老娘不是省油燈」也很好玩。俏皮話說到這個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實上雅與俗，不過一步之遙，問題是要有那份雅興。如果有雅興，其他方言也可以對出對子來的。比如廣州話「丟眼角」就可以對上海話「弔膀子」，廣州話「賣生藕」也可以對上海話「吃豆腐」。「丟眼角」就是飛媚眼，送秋波，「弔膀子」則是調情，騙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對？「賣生藕」對「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賣弄風情，後者是男人心懷不軌。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體當生藕賣，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體當豆腐吃，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過上海人和廣州人大約都沒有這份雅興。這是兩個商業氣很濃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經濟實惠，而不是詩情畫意。有一些詞，雖然並無什麼詩意，但在廣州和上海使用頻率卻很高，比如「撈」和「軋」。廣州人喜歡說「撈」。謀生、混日子、闖江湖叫「撈世界」；從別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從不起眼的事情中獲得很大的好處或利益，叫「撈靜水」；得到了好處和利益，或者獲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務，叫「撈雞」；發跡、高昇、飛黃騰達，叫「撈起」；沒什麼正當職業，專靠坑蒙拐騙過日子的人叫「撈家」；而出賣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撈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會「撈」不會「撈」。
上海人喜歡說「軋」。交朋友叫「軋朋友」；湊熱鬧叫「軋鬧猛」；看風頭叫「軋苗頭」；插一手叫「軋一腳」；婚外同居叫「軋拼頭」；而受氣吃癟則叫「吃軋頭」。「軋」也好，「撈」也好，在我們看來都不怎麼好聽，也不怎麼雅—一個讓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個讓人想到開著車去碾，但廣州人和上海人似乎無所謂。
廣州話中還有兩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覓食、謀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錢、搵米路；宰客、騙人、討便宜則叫搵丁、搵笨、搵老襯。抵指有價值的意思。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灑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著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裡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活該受窮）乃至「抵死」（該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樣「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樣「擺」（擺龍門陣），大約「唔抵」，那就算了吧！
當然，廣州人也要「傾」（傾偈），也要「歎」（歎世界）。否則，就不會有「一盅兩件歎早茶」的說法。歎，在粵語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來，在街上溜躂溜躂，然後走進酒樓，挑一張桌子坐定，即有小姐來上茶。再隨便要一兩樣點心，便可以邊吃邊聊直到早茶收檔，可真的稱得上是「歎世界」（享清福）啊！
廣州人要「歎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館」，但他們不會像成都人那樣把茶館當作「民間政協」，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把侃大山當作一種「事業」甚至「職業」（比如說相聲）。他們的「歎世界」也好，「小樂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樂子」更多物質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樂」，更多的是因物質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領域去「找補」，因此很容易發展為「貧嘴」。可見同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說起話來，自然就風格各異。關於這一點，我在《讀城記》一書中已講得夠多，再寫就成「搗糨糊」了，還是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