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見的語言現象。一般地說，但凡不那麼好的事情，總會有個委婉的說法。
一、隔兒屁著涼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語文閒談》一書中講了這麼個故事。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時，隨行記者中有能說中文的，在街上采訪。他掏出一張林彪的照片，間一個小孩：這個人到哪兒去了？
小孩說：隔兒了。
記者不懂，問：什麼？
小孩又說：隔兒屁了。
記者還是不懂，又問：什麼？
小孩又說：隔兒屁著涼了。
記者更不懂了，只好再問：你說這個人到底哪兒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詳細地說：隔兒屁著涼一個大海棠！
這可真是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別說是老外了，便是咱們中國人，十有八九聽了也是一頭的霧水。什麼叫隔兒了？什麼叫屁了？什麼又叫隔兒屁著涼一個大海棠？整個一莫名其妙！
其實，說白了也很簡單，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麼叫隔兒了，和大海棠又有什麼關系？原來這就叫“忌諱”，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類學的名詞，語出南太平洋湯加群島，意思是禁忌，包括行為的禁忌和語言的禁忌。語言的禁忌也無非兩個方面：一是某些神聖的詞不能說，或不能隨便說，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賤、污穢的詞也不能說。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後來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稱“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說了。至於“死”，則是從皇帝到平民都忌諱的，當然也不能說。
不能說，又不能不說，怎麼辦呢？便只好“張冠李戴”，拿別的甚至毫不相干的東西來說事，比如把“死了”說成“隔兒屁著涼一個大海棠”就是。外國人的辦法更絕，是“嫁禍於人”。比如性病，在英國叫“西班牙痘”，在法國叫“意大利病（尼亞波利特病）”，在東歐則叫“法國病”。大家都往外國推，自己是不負責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沒事兒人一樣（參見陳原《社會語言學》）。
忌諱性病，是因為不光彩；忌諱死亡，則是因為不吉利。人總是要死的，但沒有人願意死，好死不如賴活著，所以“死”之一詞，歷來就有種種委婉的說法，據說在英語中有一百零二種，漢語中則不下三百之數（參見曲彥斌《民俗語言學》）。常用的有去世、過世、逝世、長眠、安息等等。這些說法都帶有感情色彩，比較好聽的有仙逝、歸西、百年之後，不好聽的有斷氣、蹬腿、見了閻王，更不好聽的則有隔了、屁了、玩兒完了、喂了野狗、聽蛐蛐兒叫喚去了。這些說法又有官方和民間、書面和口頭兩種。駕崩、大行、坐化、圓寂、犧牲、就義、捐軀、殉國、盡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種，揣腿兒、回去了、彈老三、一腳去、翹辮子、上西天，是後一種。但不管怎麼說，反正不說“死”。
不但“死”不能說，連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說。上海話“洗”和“死”同音，就不說“洗”，得說“汏”（讀如打）。洗頭叫汏頭，洗澡叫汏浴，洗手絹叫汏汏絹頭。外地人到上海理發，理發師問“儂格頭汏勿”，外地人聽了嚇一跳，不知道理發為什麼還要“打頭”。如果理發要“打頭”，那麼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說“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別的什麼地方也一樣格統統都要“汏”格。
但在上海，卻是不得不這麼說的。比如不說“儂先汏”，而說“儂先洗”，就等於叫別人先去死（儂去死）了。舊上海有家廣東人開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為在上海人聽來，“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實廣東人也是忌諱“死”的。廣東人從來不說“氣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說“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說“忙得要死”，而說“忙得滿天神佛”。廣東人也忌諱與“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廣東，樓層沒有四樓，門牌沒有4號。他們還忌諱血，因此豬血就叫“豬紅”。上海的規矩，則是探望病人不能帶蘋果，新娘上門不能吃瓜，因為在上海話中，“蘋果”與“病故”諧音，“瓜”與“寡”音同。拎著蘋果去看病人，等於咒人家“病故”；新娘一進門就吃瓜，豈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說不得。“梨”和“離”諧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圓果”。也不能分著吃，以免“分離”。還有“鍾”，也不能作為禮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給老年人，以免人家以為你是來“送終”。
可惜人總是要死的。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無葬身之地”。於是棺材便是稍有積蓄者的必備之物。“棺材”就是“官”與“財”，好像誰睡進去誰就升官發財。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進棺材叫“進材”（進財）。棺材的木材要好，釘子要多，叫“財丁（材釘）兩旺”。然而一個人，死都死了，還升什麼官，發什麼財？莫非到“冥府銀行”去當總經理，或者到閻王殿裡去做財政部長？如果進了棺材就是升官發財，那麼，反過來說，升官發財豈不等於進了棺材？很遺憾，不會有人來認這個死理。張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講道理的，只不過圖個吉利罷了。
這就叫忌諱，也叫塔布。
二、禁忌種種
全國各地都有忌諱。
北方忌醋。因為“醋”與“錯”音近。吃飯的時候，問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會引起誤會。結果北方一些地區（如山西）便干脆管醋叫“忌諱”。粵語忌肝。因為“肝”和“干”同音，結果豬肝叫豬潤，雞肝叫雞潤，豆腐干叫豆潤。吳語忌藥。結果吃藥叫吃茶，真正的茶則叫“茶葉茶”。上海話甚至忌“鵝”，因為“鵝”與“我”同音，弄不好“殺鵝”就成了“殺我”，所以上海人把鵝叫做白烏龜。黑龍江富克山的淘金人連姓氏都有忌諱，姓吳、姓白的人進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為姓白的進山是“白來了”，姓吳又意味著“無”。
吃人的老虎當然也忌諱。於是北方叫大蟲，溫州叫大貓，長沙則把腐乳叫貓乳，把府正街叫貓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張牙舞爪，全變成“乖乖貓”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說成“貓背熊腰”，“虎頭蛇尾”不能說成“貓頭蛇尾”，“虎踞龍盤”當然也不能叫“貓踞龍盤”，而“貓視耽耽”或“不入貓穴，焉得貓子”就更不像話了。其實虎比貓好，貓總給人諂媚的感覺，虎則象征著生氣勃勃，威武雄壯。要不怎麼叫“生龍活虎”呢？實際上，虎勁、虎氣、虎步、虎勢、虎彪彪、虎生生、虎頭虎腦，都是好詞。所以，就連忌諱說“虎”的地區，也不忌諱說老虎鉗、老虎灶。當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過，現在大小算個人物的，都牛逼烘烘，惹他不起。不要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貓”的屁股，也不好隨便亂摸的，換個說法又能如何？
既然連“龍騰虎躍”的“虎”都忌諱，輸錢的輸，苦難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於是廣東人便管“絲瓜”叫“勝瓜”，管“苦瓜”叫“涼瓜”，管“草葛”叫“士多啤梨”。這個怪裡怪氣的名字幾乎沒有一個外地人聽得懂，但如果你對廣州人說，“不就是草莓嗎”，他們立馬就會叫起來：“衰過你把口！乜‘霉霉’聲啊！”
蝕本的“蝕”當然也說不得。這是全國各地都視為禁忌的。蝕本也叫折本。折，讀如舌。所以“舌頭”也不能說，得叫“口條”，蘇州話則叫“門腔”。廣州人、溫州人和梅縣人不但不肯“折”（蝕），還想有賺，便叫豬利、豬口賺和豬利錢。南昌人更絕，干脆叫“招財”（四川人也這麼叫）。結果，豬舌頭、牛舌頭都不叫舌頭，只有戰爭中抓過來問情報的俘虜才叫“舌頭”。誰要是當了“舌頭”，那就沒好果子吃了。
社會方言中也有忌諱。
店家忌“關門”（破產倒閉）。於是吳語便把晚上關門暫停營業叫做“打洋”。洋的意思是熔化金屬。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銀子，晚上得把它們熔化了鑄成大元寶，當然要“打烽”了。所以“打洋”不僅不是“關張”，簡直就是“招財進寶”。即便當真破了產，也不能叫“關門”，得叫“歇業”，意思是先歇會兒，回頭再來。
船家忌“翻”、忌“沉”、忌“滯”、忌“住”、忌“擱淺”，因此“帆”得叫“篷”，“蟠布”得叫“抹布”或“雲轉布”；“盛飯”得叫“裝飯”、“添飯”。“箸”因為在不同的方言中與“沉”、“滯”、“住”音近，就變成了“筷子”，甚至變成了“雙槳”（粵東），此外，吃飯的時候，不能把魚翻過來，也不能把筷子擱在碗邊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諱。
戲班則忌“散”，但凡諧音“散”的，都得改別的詞，比如雨傘就得叫雨蓋、雨擋、雨攔、雨遮，還有叫“豎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鳳霞在後台說：“我先歇歇！剛跑到這兒，渾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話音還沒落，把頭李小眼就大吼一聲“忌諱”。接著又說，“你他媽的還是在戲班長大的，怎麼這麼外行哪？這個字是戲班兒的忌諱，你不知道哇？你怎麼不說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個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戲班裡最大的災難，所以新鳳霞非挨一頓臭罵不可。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散”不能說，不但連帶著“傘”成了忌諱，就連“三”也有了麻煩。方言中帶“三”字的詞似乎都不怎麼好，比如三只手、三腳貓。上海話就更是如此。癟三、豬頭三、勿來三、彈老三（死），都不好。其實這是趕巧了，並沒有什麼內在聯系的。人都是兩只手，靠兩只手勞動謀生。扒手小偷暗地裡藏著一只，專門竊取不義之財，當然是“三只手”。貓都是四條腿，四條腿的貓才能抓老鼠。一只貓如果叫喚起來像只“貓”，“老鼠”卻抓不到一只，當然是“三腳貓”。至於“豬頭三”，不過是“豬頭三牲”的縮語，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來三”則是“事不過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愛，一夜之間，最多兩次，勿來三，如果居然來了三次，那就是“來勁”了。所以“來三”也有“來勁”的意思，比如“迭個人做事體牢來三格”。有人說“來勁”一詞是從妓院裡傳出來的（肖復興《說北京話》），我懷疑“來三”也是。
忌諱“四”的似乎只有廣東人，北方人不怎麼忌。北方人送禮，常常是四樣，叫“四彩禮”。他們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涼四熱，四大件四冷盤，還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別喜歡。特別喜歡的是六、八、九。六諧音祿，八諧音發，九諧音久，是全國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歡的。其中，做官的特別喜歡“六”，經商的特別喜歡“八”，當皇帝的則特別喜歡“九”。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爺”。“八婆”也不能叫。在粵語中，“八婆”是指那些愛管閒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討厭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當於北京的“事兒媽”。如果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會讓你“發”的。所以廣東人也不喜歡。
三、說一不二
都不怎麼喜歡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頭的詞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賴子、二混子，就是二桿子、二愣子、二毬貨，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臉（不知羞恥的人）、二五眼（沒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絲絲（優柔寡斷）、二拉八當（猶猶豫豫）。此外，二心（異心）、二乎（畏縮、猶疑、沒指望）、二話（陰陽怪氣的話）、二婚頭（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販子，也都帶著貶義。再如成都話“二不掛五”（不正經）、南京話“二五郎當”（馬虎）、西安話“二膩八爭”（做事懶洋洋），都是。二字打頭的，也就二鍋頭還湊合。
其實說“一”的也不見得都好。一言堂、一窩蜂、一鍋粥、一團糟就不好，一敗塗地、一籌莫展、一躍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們就是喜歡“說一不二”。
為什麼“二”不招人喜歡呢？因為誰都想當“一把手”，當“老大”。老大老二，說起來差不太多，實際上地位差得遠。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實上一說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勁、不夠檔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貨”、“二婚頭”。二手貨未必就不好，二婚頭也沒什麼不光彩，但給人的感覺卻好像是吃了虧，至少意味著沒錢沒辦法沒能耐。有錢誰買“二手貨”？有辦法誰娶“二婚頭”？有能耐誰願意當“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總有那麼一點“淪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說一不二”。實在不行，就說“兩”。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車”叫“兩路車”，把“一二三”叫“一兩三”。二和兩又有什麼區別？兩，有“雙方”的意思。比如兩便、兩可、兩全其美、兩相情願、兩敗俱傷。更重要的是，這“雙方”還是平等或對等的。“二”就沒有這個意思，一說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後，就有個排序的問題。所以，但凡平等或對等，就只能說“兩”，不能說“二”。比如“兩岸”不能說成“二岸”，“兩邊”不能說成“二邊”，“兩面”不能說成“二面”，“兩造”（訴訟的雙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說成“二造”。兩漢、兩晉、兩宋、兩湖、兩廣、兩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還有兩黨（執政黨和在野黨）、兩極（南極和北極）、兩棲（水中和陸地），也都是。如果說成“二”，那麼請問誰是“老大”？
兩，不但意味著雙方的平等或對等，還有和諧統一的意思，比如兩口子、兩公婆。即便“兩面派”，也得把那“兩面”弄得“天衣無縫”，讓人看不出來。所以“有兩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個概念，“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也不能說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發明了“倆”這個字。倆，是兩人，不是二人。也不簡單的只是“兩個人”，還意味著這兩個人在一塊兒。因此，說“他倆”、“咱倆”，顯然比說“他二人”、“我們二人”在語感上要親切得多。盡管“倆”還有“少”的意思（比如“倆錢”就是沒多少錢），但這並不妨礙親切感。相反，人越少，豈不越親切？
二，就沒有這種語感。它並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沒有親切感，反倒顯得等級森嚴。實際上，“二把刀”是相對“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對“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裡裡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樣，“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於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貨”的同義詞。“二竿子”也一樣。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則“二竿子”就是犯混、沒譜、愣頭愣腦、傻裡叭嘰，還自以為是，也就是“愣頭青”。
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貨。“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時一吊錢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還是整數，因此再減半，二百五。顯然，二百五比半吊子還要半吊子，當然是罵人的話。
二毬貨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性的性器官。用性器官和性行為的稱謂罵人，在各地方言中屢見不鮮。為精神文明計，恕不一一列舉。問題是性器官未必就是什麼壞東西，沒有它，人也不成其為人，為什麼竟然成了罵人的話？原因之一，就在於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顯露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沒有的是頭，其次就是性器官了，所以男性性器官在許多方言中也叫“老二”，還有叫“小弟弟”的。
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禁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說，也只能拐彎抹角地說。連帶性器官，也決不能“拋頭露面”，而且永無“出頭之日”。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頭”，更加窩囊。於是性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連來月經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見了女人的經血則叫“倒血霉”。其實性是人類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為，沒什麼不祥和可恥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它是人類不可遏制的沖動，另方面又受到社會的禁忌和壓抑，這就兩難。做吧，好像“不要臉”；不做，又忍不住。於是便遷怒於性器官，都怪它“不是東西”，“不干好事”。此種心理，男人尤甚。所以用性器官和性行為的稱謂來罵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們用自己的性器官罵，也用女人的性器官罵，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牽連和委屈似的。
結果連“老二”、“二哥”也不能隨便亂叫。只有山東例外，山東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當武松。如果叫“大哥”，豈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別小看方言，也別小看禁忌，這裡面講究大了。
四、倒霉的蛋
同樣的性忌諱，各地也不一樣。
北京忌說“蛋”，上海忌說“卵”。北京人管雞蛋叫雞子兒，管皮蛋叫松花，炒雞蛋和雞蛋湯則叫炒黃花和木樨湯。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實就是黃花、木耳、雞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說“蛋炒肉”。北京話當中帶“蛋”字的，差不多都是罵人的話，比如搗蛋、操蛋、扯蛋、滾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話中帶“卵”的都不是好詞（如老卵、阿吾卵）。後來，為了避諱，連“扯蛋”都改寫成“扯淡”。“蛋”這個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卵和蛋為什麼不能說呢？原來它們常常被用來指男性生殖器，准確地說就是睪丸。睪丸被稱作卵和蛋，是一種遠古生殖崇拜的遺風，也就是把鳥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鳥與男根的共同之處，是都有“卵”。先民們看見雛兒從鳥蛋裡出來，嬰兒從胞衣中出來，便想當然地認為人類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結果。於是男性生殖器便被叫做鳥，後來又被叫做雞雞（英語叫cock），睪丸則理所當然地被叫做卵和蛋。
男性生殖器的另一象征物是蛇。蛇平時看似綿軟無力，一旦需要進攻，立即就會勃起並十分堅挺，正與陰莖相似，都是“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所以，不但中國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韋須奴和歐洲的阿波羅是蛇，伊甸園裡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當然也是忌諱。在遠古時代，蛇被叫做“它”（蟲旁是後加的），意思是“那東西”、“那玩藝”、“那家伙”、“那話兒”。就連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諱。
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則是魚和蛙。魚象征外陰，蛙象征子宮。蛙的繁殖力很強。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讓人羨慕。於是我們民族的母親神便被想象成一個神蛙，她就是女蝸。其實女媧的“女”字是多余的，“媧”也只能讀如蛙。母親是“媧”（或者蛙），子女當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別的，是生命的交響。
魚和蛙都是多子多孫的，也都是吉祥物，而魚又更受歡迎一些。因為“魚”諧音“余”（餘）。魚本來就象征著饒多，又和表示饒多的“餘”同音，也就特別為中國人所寵愛。逢年過節，送一幅“蓮蓮有魚”（蓮蓬、鯉魚、大胖娃娃）的年畫，說一句“年年有余”的祝詞，誰的臉上都會笑成一朵花。
這就奇怪。魚、蛙、蛇、鳥，都是生殖器宮的象征物，為什麼魚和蛙吉祥，鳥和蛇忌諱？中國歷來重男輕女，為什麼這回重女輕男？難道一個男子像鳥一樣多卵，像蛇一樣堅挺，不是一件很幸運很值得驕傲的事，非得遮遮掩掩，甚至視為下流無恥不可。
原因也很簡單：生殖與性有別。生殖是一件體面的事，不但用不著遮掩，反倒應該大張旗鼓。因此棗、栗子（早立子）、花生（花著生）、蓮子（連連得子）都是婚禮上的吉祥物。“一把栗子一把棗，小的跟著大的跑。”有的地方還要特地做夾生飯給新娘吃，還要問她“生不生”。魚和蛙既然是生殖的象征，當然百無禁忌。何況蛙的這種象征意味已經被淡忘了，魚又有了“富余”的意思，更是大吉大利。蛇的象征意味雖然也被淡忘，但蛇畢竟是凶惡恐怖之物，也就不會有人喜歡。何況蛇是要吞食蛙的，男人不恨，女人還恨呢！
鳥就不一樣了。它一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男人並不生孩子，所以男根主要被看作性器官，而不是生殖器官。前面說過，性，是一件不能公開的事。既不能公開做，也不能公開說，因此“性交”就像“死亡”一樣，歷來就有種種委婉的說法，比如上床、睡覺、親熱、溫存、苟且（特指不正當的性關系）、在一起、干那事、發生關系、夫妻生活、兩個人快活等等。時下流行的說法則是“做愛”。“做愛”這個詞不知道是誰發明的，我以為可以得諾貝爾獎。它不像“雲雨”那樣古奧，也不像‘舊”、“操”那樣粗俗，又不像別的說法那樣有歧義，而且還多少有點味道，難怪大受歡迎。
性成了禁忌，性器官自然也成了禁忌。性被看作骯髒下流，性器官的名聲也好不到哪裡去。連帶“卵”和“蛋”，也成了不祥之語。
其中最毒的是“王八蛋”。王八就是忘八，意思是“孝佛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皆忘，至少也是忘了第八個字。最典型的“王八”是那些讓老婆當妓女，自己坐在旁邊數錢的男人。這種人也叫“烏龜”，因為烏龜在俗話中也叫王八。其實王八不是烏龜，而是鱉。鱉又叫甲魚、團魚，和烏龜形狀差不多，大家也就混為一談。所以“鱉孫子”也是罵人的話。意思相同的還有“龜兒子”和“兔崽子”。古人說那些縱妻賣淫的家庭，有兩句詩：“宅眷多為掌月兔，捨人總作縮頭龜。”老婆成了“掌月兔”，她和嫖客養的私生子當然就是“兔崽子”；老公成了“縮頭龜”，則其子不管親生私生，也都是“龜兒子”。所以龜兒子、兔崽子也就是王八蛋。你想，“王八”已不是東西，“烏龜王八蛋”還能是玩藝嗎？
結果，連雞蛋湯也不敢說了，只好說成“木擇湯”。
其實，“雞”也是不能隨便說的。如果你說一個女人是“雞”，她非跟你拼命不可，因為“雞”與“妓”諧音，所以妓女叫雞，暗娼則叫野雞。有雞就有鴨，鴨，指那些為女性提供色情服務的男子。一個地方，如果“雞鴨成群”，那就是“黃色架步”了。“架步”是粵語，指比較固定的進行非法活動的地方，主要流行於港澳地區。北方就不這麼說。北方叫“停機坪”和“炮樓子”。因為“機”與“雞”同音，嫖妓叫“打炮”，因此，警方取締黃色架步，在民間就叫“端炮樓”。
五、蜜與屜
張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見的語言現象。一般地說，但凡不那麼好的事情，總會有個委婉的說法。比如肥胖叫發福，排洩叫方便，婚外通奸叫“有了外遇”（如果是妻子與人通奸則叫“紅杏出牆”），出入青樓叫“尋花問柳”（染上性病則叫“花柳纏身”）。其實花柳何辜？只因為人要“塔布”，便無端背此惡名。事實上，當人們使用“拈花惹草”或“風流罪過”一類說法時，往往也就在暗示那是一種可以理解的行為或一種可以原諒的錯誤。
不過時代不同了，體面不體面的也有兩說。婚外性行為過去在北方叫“亂搞”，在上海叫“軋拼頭”，甚至還有叫“偷雞摸狗”的。現在沒人說了，誰說誰老土。你想，現在都是什麼觀念？“男人沒情婦，就是沒財富”；“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女人不愛，當然是沒能耐；而人家兩個人自己願意，又“關儂啥事體”？所以，犯不著把話說得那麼難聽，什麼“破鞋”、“拼頭”的，干嗎呀！葡萄酸是不是？
新的說法是“泡妞”、“小蜜”。蜜，指情人、女朋友，也叫“咖啡伴侶”。當然，她並不光是陪你喝咖啡。至於還陪什麼，那就看你的魅力和雙方的交情了。但不管交情到什麼份上，也是“蜜”。女朋友為什麼叫“蜜”呢？因為她們都是小姐，也就是“密斯”（miss）。密斯也可以翻譯成“蜜斯”，簡稱“蜜”。蜜，有甜蜜的意思，比“密”更好，盡管“密”有秘密、親密的意思，也不錯，但想來想去，還是甜甜蜜蜜吧！
蜜也有好幾種，最常見的是“小蜜”。小蜜不是“小密”（小密斯），反倒有可能是“小秘”（小秘書）。秘書有大有小，大秘管工作，小秘管生活；大秘居間調停，小秘陪進陪出；大秘多半是頭腦清晰的男子，小秘多半是善解人意的麗人。日久生情，結果“小秘”往往會變成“小蜜”。
並非隨便什麼人都有秘書。對一般人而言，小蜜也就是小妞。中年人泡上一個二十出頭的，固然是“小蜜”；小伙子跟一女孩起膩，也能管人家叫“小蜜”。反正不管年齡大小，也不管婚前婚外，是女朋友就叫“蜜”。由此及彼，又有酒蜜（陪酒的女朋友）、軍蜜（現役軍人的女朋友）、磕蜜（追女朋友）、嗅蜜（找女朋友）、扎蜜（泡女朋友）等詞。這些都是北京人的發明。推廣到外地的，基本上只有“小蜜”。
和“蜜”不同的是“喇”。“蜜”做男人的“咖啡伴侶”，絕大多數只是想玩玩，享受一下自己經濟條件達不到的物質生活。她們的男朋友相對穩定，接受饋贈也和“喇”的“工資”有本質區別（參見《北京青年報》1988年7月26日）。也就是說，“蜜”是講感情的，即便那愛情帶有游戲成分。“喇”則完全沖錢而來。她們叫做“喇”，就因為“喇”和“拉”同音，也就是在你的錢包上狠狠拉一道口子。送上門來的冤大頭麼，不宰白不宰。
介乎“蜜”和“喇”之間的是“傍家”。傍家，本指相互依靠、陪伴的朋友、伙伴、幫手，比如“咱們和桑普公司也是傍家兒”，也就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戰略伙伴”。參加這種合作、協助、輔佐就叫“加傍”，斷絕這種朋友、伙伴、幫手關系則叫“撤傍”。如果把自己的“傍家”介紹或轉讓給別人，就叫“發”。不過這“發”可不是發財的發。即便不是發配的發，至少也是發貨的發。說得體面一點，也可以說是發“伊妹兒”的發。
被款爺們“發”出去的“傍家”多半是他們的“女朋友”。事實上“傍家”一詞如果用於同性之間，多半指的是“哥們”、“姐們”；如果用於男女之間，指的就是情人了，和“蜜”差不多。但我們可以說某男和某女是“傍家”，卻不能說某男是某女的“蜜”。還有一種“專業傍家”是專門“傍大款”的。“傍大款”當然是沖著錢來，不過當真“傍”上了也講點感情，不像“喇”宰一刀是一刀。然而那條件也高得多。心氣高的，還要先看是“美軍”還是“皇軍”。如果是“國軍”，門兒都沒有。
這就說到錢了。錢這玩藝，也是要忌諱的。錢不是好東西嗎？怎麼也忌諱？錢當然是好東西。金錢雖然並不萬能，沒有錢可是萬萬不能。但並非只有不好的東西才忌諱，好東西也不能隨便說的。隨便說，弄不好它就沒了。再說，錢這玩藝，畢竟有些“銅臭”。文人清高，就改“錢”為“泉”。“泉”多好呀，高山流水的，撥算盤也成彈古琴了。其實，上古時代就稱錢為泉，也叫“泉布”，意思是“流行如泉”，或“藏如泉，行如布”，也就是“通貨”，與“高山流水”的雅興沒什麼關系。
老百姓沒這麼多窮講究，卻也記得“財不露白”的古訓，因此能不說就不說，要說也得換個說法。於是有叫“銅鈿”的，有叫“票子”的，還有叫“麻腦殼”的。北京則叫“屜”，也叫“頁子”（指紙鈔），“鋼蹦”（指硬幣）。搞錢、弄錢叫“搬”，數錢叫“點張”。這些原本都是黑道上的說法，現在也都普及了。
錢數也有種種說法。具體說來，一元叫一分，十元叫一張，一百元叫一棵，一千元叫一噸，一萬元叫一方。比如“被人搬走了半方外帶七棵半”，就是五千七百五十元落進了別人的腰包。方，是萬字出頭，也就是“萬”；噸，是一千公斤，也就是“千”；棵，是白菜一棵，也就是“百”。至於一元是“分”，十元是“張”，一百元是“一個數”，則不過是不把錢當錢，顯得財大氣粗，拔份兒罷了。此外還有大團結（十元）、工農兵（五十元）、四老人（一百元），都是因人民幣票面圖案而得名，其他地方也有這麼說的。如果是外匯，則另有一說。美元叫美子，日元叫老日，港幣叫港紙。三方老日，六噸港紙，九棵美子，也就是三萬日元，六千港幣，九百美金。它們也都是“屜”。只要有“火紅的屜”，就不愁沒有“巨灑的蜜”（極其漂亮瀟灑有風度的“女朋友”）。
六、口彩
有錢，就有掙錢的人，撈錢的事。
錢多的主叫“款”，也叫“大款”、“款爺”。錢少點兒的，叫“款哥”、“款姐”。掙錢多的活則叫“頁子活”。不是“款”也不是“腕”，又沒“頁子活”可干，還想過上“幸福生活”（不是貧嘴張大民的那種），那就只好自個兒想辦法了。於是有“練攤”的，有“蹭飯”的，有當“托兒”和干“走合”的，還有切匯、抄肥，黑了心宰人的。“練攤”就是擺個小攤兒掙倆小錢，“蹭飯”就是厚著臉皮不花錢白吃白喝，“托兒”就是冒充顧客幫著雇主推銷東西（往往是假冒偽劣），“走合”就是在買方和賣方之間牽線搭橋利用差價牟取好處，“切匯”就是在外匯交易中扣下一方應得的部分款項，“抄肥”就是看見有油水的買賣就撈他一把，或者攔路打劫，半道裡把貨截走，北京人稱之為“驢叼夜草”。反正怎麼著也得想辦法“扎款”（搞錢）。人不為己，誰肯早起？為了“巨灑的蜜，火紅的屜”，禮義廉恥什麼的也就顧不上了，哪怕是“殺熟”（坑親朋好友），也“該出手時就出手”。
這當然很不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嘛！但不管怎麼說，錢，總是大家都喜歡的東西。“恭喜發財”之類的話，大家也都喜歡聽，尤其是逢年過節。年，在中國人心目中是道“坎兒”，所以也叫“年關”，不能“過不去”。不但要“過得去”，還要“過得好”，因此得說吉利話，不能犯忌諱。不小心犯了，也得文過飾非。比方說，打碎了東西，是忌諱的，解決的辦法則是趕緊說“歲歲平安”或者“越打越發”。
吉利話叫“口彩”，也叫“意頭”。廣東人最講“意頭”。比如發菜蠔豉叫“發財好市”，發菜豬手叫“發財就手”，發菜香菇叫“發財金錢”，是逢年過節非吃不可的，好不好吃都要吃（近年因環保則改吃生菜，意謂“生財”）。粵語“橘”（桔）、“吉”同音，年前便家家戶戶都要從花市買回一盆金橘。又是金，又是吉，自然吉利得可以。近年的習俗，是有人來拜年時，送禮待客之物，除了橘子，還有蘋果，意思是“吉利平安”。閩南一帶也這樣。
年糕則是南方許多地方都要吃的，江浙一帶更是年夜飯的頭一道，意思是“年年高升”。台灣吃雞，因為台灣閩南話“雞”、“家”同音，吃雞就“發家”。閩南吃蘿卜，因為閩南話蘿卜叫“菜頭”，吃蘿卜也就是吃“彩頭”。有些地方大年三十晚上要燒芋頭吃，意思是“遇頭彩”；親人出門上路也要以此餞行，意思是“遇好人”。
北方過年吃餃子。餃子就是“交子”，本來就很吉利。北方人還嫌不過癮，又管餃子叫“元寶”（至少過年時得這麼叫）。餃子煮在鍋裡，如果不小自煮破了，不能叫“破”，得叫“掙了”。掙了元寶，當然是好事，因此也吉利。
吉利是大家都喜歡的，倒霉是大家都不喜歡的。倒霉在粵語中叫“衰”，它同時也有缺德、討厭的意思。比如“邊個咁衰，整到呢度咁污糟”，就是“誰這麼討厭（或誰這麼缺德），弄得這裡那麼髒”。不過同樣是“衰”，語氣也有輕重。衰公、衰婆、衰人、衰神、衰鬼豆的語氣較重，有下流坯、下賤貨、壞家伙、倒霉蛋、討厭鬼等意思；衰仔衰女的語氣輕一些，多半指那些調皮搗蛋的男孩和女孩。但不管怎麼說，衰，不是好事。
為什麼“衰”就不好呢？因為“衰”有衰落、衰退、衰減、衰弱的意思。你看和“衰”字沾邊的，哪有什麼好詞？不是衰敗、衰竭、衰萎，就是衰老、衰朽、衰亡。難怪廣東人要討厭“衰”，或把討厭說成“衰”了。
和“衰”相反的是“興”。興，意味著興盛、興旺，這是大家都喜歡的。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興，在方言中就還有兩個意思，一是允許，二是或許。的確，運氣這東西，是興來興不來（可能來可能不來）的。倒霉的事，大約也是興來興不來的，哪能因為我們講忌諱，討口彩，就一定會來或一定不來呢？
忌諱和口彩的興衰，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