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來就有關於南方和北方的種種說法：南轅北轍、南征北戰、南來北往、南下北上等等。這些說法都不能顛倒或互換。比如南轅北轍就不能說成北轅南轍，南征北戰就不能說成是南戰北征，同樣，南腔北調也不能說成南調北腔。
奇怪！為什麼南是腔而北是調呢？
一、南方與北方
天地玄黃，五穀雜糧，男人女人，北方南方。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樣。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麵。米就是水稻，面則是小麥。水稻的籽兒去了殼就能吃，因此是「米」。麥子要磨成粉以後才能吃，因此是「面」。米就是「去皮後的作物子實」，如稻米、慧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狀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蝦米、高粱米。面，本寫作一個麥字加一個丏字，也寫作麵，就是麥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狀的東西都叫面，如豆面、藥面、胡椒面。北方人以麵食為主，甭管是吃包子、餃子、饅頭、麵條、餅，都先得把麥子磨成了粉再說。所以麥子磨成的粉，乾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漿，比如豆漿、米漿。所以那麥子磨成的粉，不能簡單地只叫面，得叫麵粉。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簡單地只叫做飯，得叫米飯一樣。
米飯不能單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調，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顯身手，沒北方人多少戲。北方廚師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麥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樣來。光是條狀的，就有拉麵、擀面、壓面、揪面、切面、掛面、刀削面、撥魚子等等，而拉麵之中，又有拉條子、揪片子、炮仗子種種。南方人弄不清這麼多名堂，統統稱之為「面」。要細分，也就是寬面細面、湯麵炒麵、雲吞麵炸醬麵。北方人就不能把麵粉做成的條狀食物簡稱為「面」，得叫「麵條」，以區別於麵糊、面皮、麵包，以及其他用「面」（麵粉）做成的東西。同樣，南方人也不把粉狀的東西稱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可見，活法不一樣，說法也不一樣。
說法不一樣，唱法也不一樣。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北歌南曲」。北方人唱的是燕趙悲歌，蒼涼激越，聲遏行雲，氣吞萬里；南方人唱的是吳越小曲，玲瓏剔透，淒婉雋永，韻味無窮。歌變劇（歌劇），曲變戲（戲曲）。所以宋元時期的戲劇，北方的叫「雜劇」，南方的叫「戲文」，這就叫「北劇南戲」或「南戲北劇」。
戲劇戲劇，戲和劇，都有嬉戲娛樂的意思，它們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歡劇烈的劇，南方人則更喜歡遊戲的戲。在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執。北方人只不過劇字用得多一點，有時也說「戲」。南方卻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還拒絕使用「劇」這個字。一應與戲劇有關的詞，均以「戲」字命名，如戲子、戲台、戲園、戲班、古裝戲、時裝戲、木偶戲、文明戲。文明戲就是話劇，而電影則叫影戲。1939年，上海的報紙上開始提倡「越劇」這個名詞，可老百姓還是管它叫「紹興戲」（紹劇則叫「紹興大班」）。甚至京劇，原本也叫京戲，後來要普及國語，北方話佔了上風，京戲才變成了京劇。但在南方許多地區，地方戲還是不叫「劇」而叫「戲」的，比如閩南的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就連「地方戲」這個詞，也沒人改成「地方劇」。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戲，不叫「劇」，而叫「戲」。如墜子戲（河南）、郿鄠戲（陝西）。於是，既有豫劇、越劇、川劇、粵劇、漢劇、楚劇、湘劇、贛劇、閩劇、滬劇，又有柳琴戲、辰河戲、採茶戲、花鼓戲、皮影戲、滑稽戲。南北「戲」、「劇」之爭，算是打了個平手。
但如果要較真，就會發現還是南方吃了虧。叫「劇」的都是大劇種，叫「戲」的則多半是小劇種，最有名的，也只有一個黃梅戲，其他就名不見經傳。當然，最牛的還是秦腔，它不叫「戲」，也不叫「劇」，而叫「腔」。說起來秦腔也是有資格牛逼，京劇（還有漢劇和徽劇）裡的「皮黃」（西皮、二黃）和秦腔都有瓜葛。秦腔從襄陽傳到武昌、漢口，就變成了「西皮」；傳到安徽桐城，就變成了「高撥子」；高撥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變成「二黃」。這西皮、二黃，漢調、徽調，北上進京一攪和，就成京劇了。看來這京劇也是「南腔北調」，秦腔自然也有資格不摻和什麼「戲」、「劇」之爭，自顧自地吼它的「腔」。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的地方還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騎馬，這叫「南船北馬」。「南方人指路，總是說前後左右，北方人指路，總是說東西南北。」（韓少功《陽台上的遺憾》）說前後左右，是以人為坐標；說東西南北，是以物為參照，這也許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異為什麼這麼大？環境使然。南方潮濕，架床便於通風；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馬；南方多水鄉，水鄉里要行船。馬馳平原，視野遼闊，東西南北，一目瞭然；船行水鄉，曲裡拐彎，說東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說前後左右了。
就連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樣。南方人喜歡用拳，北方人喜歡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個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擠擠巴巴，難以施展，還是用拳頭便當。北方天高地闊，一馬平川，好漢們又一個個人高馬大，一腳飛起，能把對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過癮，所以願意在腿腳上下功夫。也所以，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關係曖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則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於是就有了「方言」。
二、南腔與北調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樣。
中國歷來就有關於南方和北方的種種說法：南轅北轍、南征北戰、南來北往、南下北上等等。這些說法，都不能顛倒或互換。比如南轅北轍就不能說成北轅南轍，南征北戰就不能說成南戰北征，同樣，南腔北調也不能說成南調北腔。
奇怪！為什麼南是腔而北是調呢？
想來大約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別又性質有異之故。南方方言種類多而北方方言種類少。漢語七大方言（也有說八大的），吳、湘、贛、客、粵、閩（或閩南、閩北）都是南方方言，屬於北佬的只有一種，也沒法拿省份來命名，乾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種雖然單一，覆蓋面卻大得嚇人。北方方言四大塊（即四大次方言區），日華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簡直就是鋪天蓋地。除廣西、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外，長江以北，長江以南鎮江到九江，雲、貴、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廣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統天下，大約佔據了全國漢語地區四分之三的地盤。就連海南島，也有一小塊北方方言區。說漢語的人當中，也有七成是說北方方言的，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這樣廣闊的領域，如此眾多的人口，說起話來，原本應該南腔北調的，然而實際上內部分歧卻相當之小。從滿洲裡到昆明，空中直線距離三千五百公里，從南京到酒泉，也有兩千公里，相互通話卻沒什麼困難。因為北方方言雖說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門，但語法結構差別很小，詞彙方面比較一致，語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說，都沒有濁塞音、濁塞擦音，沒有b，d，g，m四個輔音韻尾等等。也就是說，腔都差不多，就是調門不大一樣。區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調就行了（方言學家李榮就用入聲字的歸並來區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區）。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話」麼！官家不比民間，說話可以隨便。官家要統一意志，怎麼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麼能言語不通？所以官話趨同。
南方那邊呢？就複雜多了，南北方言都有。雲、貴、川、鄂都屬北方方言區，吳、湘、贛、粵、閩則是南方方言區，其中還夾雜著許多「客家方言島」（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島到處都是，除廣東的東部北部外，福建、台灣、江西、廣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廣東一省，就至少有三種方言：屬於粵語的「白話」（廣州話）、屬於閩語的潮汕話和梅縣一帶的客家話。其實中國南方說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號稱「八閩互不交通」。這不就八種了？這還是往大裡說，往小裡算，還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為什麼要列出這麼多品種呢？因為它們不但調不同，連腔都不一樣。比如吃飯的「吃」，北方人說起來，怎麼聽也是「吃」，也就是調門有高有低，聲調有長有短。南方人呢？說什麼的都有，七、恰、夾、塞、噎、攜，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辦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說話，或北方方言區內人說話，雖說也會有不清楚的時候，但好歹大致能聽懂。因為哪怕是東北話和雲南話，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語音不同（粵方言與北方方言語音上的差別則多達百分之七十）。當然，聽不明白的時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專用名詞」的意思。比如一個天津人告訴你，某某人「幹活崴泥，說話離奚，背後念三音」，你也會一頭的霧水。因為你實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離奚」就是不著譜，「念三音」就是講怪話，可「崴泥」、「離奚」、「念三音」這幾個字你還是聽得懂。對方再一解釋，也就什麼都明白了。
聽南方人講話，麻煩就大了。首先是用詞五花八門，比如第三人稱，北方方言區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吳語、閩語），有叫「渠」的（贛語、粵語、客家話），還有叫「你」、「其」的（吳語）。你，至少也有「儂」（吳語）和「汝」（閩語）兩種；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溫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媽仔」（廈門）的，有叫「阿嬤」（廣州）的，有叫「依嬤」（福州）的，有叫「細爹」（岳陽）的，甚至還有叫「娭毑」（長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廣州人管父親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們是什麼？豆芽菜呀？寫成「老竇」也不對，老爸是大窟窿，咱們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個詞，也未必聽得懂。「有」是「烏」，「無」是「模」，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再說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沒有」叫「模」，也有叫「貓」的。他們也常常分不清l和n這兩個聲母，an和ang這兩個韻母。結果，在他們嘴裡，男子變成了「狼子」，女子變成了「驢子」。閩南人更好玩，乾脆把人統統叫做「狼」，整一個「與狼共舞」。一個閩侯人在朗讀《愚公移山》時，因為實在改不過腔來，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還有子，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念成了「我死了還有煮，煮死了還有酸，煮煮酸酸是沒有窮盡的」。這還是說「普通話」。要是說家鄉話，那就更麻煩了。湖南人把「捆紮」叫「tia」，把「勞累」叫「nia」，連個同音字都找不到，你聽得懂？
南方人說話還顛三倒四。比如「死人鹹」，就看不懂。死人只會臭，怎麼會鹹呢？醃魚啊？原來，這是閩南話，意思是「鹹得要命」、「鹹死人了」。因為閩南人喜歡把話倒過來講，就弄得我們不知所云。其實北方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死鹹死鹹」，只不過當中並不夾一個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聽南方話就跟聽外語似的，恨不得找個翻譯來才好。
三、方言與官話
說起來也是，要不是當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南方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語？南方從來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從來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說的「化外之語」，不是「外語」是什麼？不過那時「外語」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麼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樣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門」不可。相反，它還被看作是野蠻文化的象徵。孟子就說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勞鳥，「鴃舌」也就是說話像鳥叫。可見，把南方方言視為「鳥語」，也是由來已久，少說也有兩三千年歷史了。
那時不但語音不統一，南方一片「鳥語花香」，北方也有「齊東野語」，就連文字也五花八門。用許慎的話說，就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書同文），卻統一不了語音（語同音）。反倒是，文字統一以後，溝通的困難少了許多，聽不懂，還可以寫出來看，大家也就懶得再去統一語音，故方言存焉。
所謂「方言」，其實也就是「四方之言」。華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視自己為「中」，視周邊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外」，則「方言」也就是「外語」。後來，天下一統，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邊的「老外」，什麼英曾利、法蘭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稱為「夷人」，老百姓則稱其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則外語就該叫「夷語」或「鬼話」。可惜後來大清帝國已不大擺得起譜，條約規定不得稱「夷」，——鬼子們在中國混的日子長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麼好字眼，於是改稱「方言」。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方言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就是外語學院。這回，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實，他們哪裡也配姓趙？
自打「夷語」改稱「方言」，倒是沒聽說鬼子們有什麼意見，實際上他們又上當了。這是「春秋筆法」，他們不懂的。什麼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來，還是低了一等，鬼子們不明不白又吃了一個暗虧。在玩弄詞藻講究名分這方面，他們從來就不是咱們的對手。
中央的話語就是官話，也就是國語。官話和國語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過那時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語言。因為那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為天下共主，則相互之間要溝通，要交流，要朝聘會盟，要勾肩搭背各懷鬼胎去打這個打那個，便約定都以周王室的語言為政治外交場合的正式通用語言，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規範。那麼，誰來規範呢？諸侯們是沒有資格的，有資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樣，誰需要把話說得一本正經呢？庶民們是沒有這個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會是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語言，也就是官話。
不過，那時的官話稱作「雅言」，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華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國（中央之國）。認真說來，這華夏中國的雅言，在當時也不過只是諸國國語中的一種，只因為它為「天下共主」所有，這才成了「國際通用」的官方語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統，沒什麼「國際關係」了，雅言也就作廢，而代之以「官話」。官話就是官場中人說的話。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員都要說這種話，所以叫官話。
官話之所以叫官話，還因為只有在官員當中，這種民族共同語才推行得開。這也不奇怪，想那時並無廣播電視，一般民眾又都貓在家裡，守著祖上傳下來的那一畝三分地過日子，誰也不輕易往外跑，沒什麼對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會說土話，就足以打招呼、走親戚、娶媳婦，拿雞蛋換油鹽醬醋的了。要想讓這些普通老百姓都學會「普通話」，不比讓黃河水變清容易多少，也沒這個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須得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這些人，一是官員，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中央政府歷來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員。再說官員不管也不行，官員如果也說方言，皇上問起話來，也如雞同鴨講，那還成何體統？事實上，官場如無共同語，則政情無法通曉，政令也無法通達，那可真是國將不國。比方說，將軍帶兵打仗，問部下前方有沒有敵人，明明有，卻答之以「烏」，將軍以為「無」，豈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禮」，還得「說此話」。清廷更是明文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做官就更談不上。這下「南蠻鴃舌之人」可就慘了。他們只好硬著頭皮學官話。中國的中央政權，從來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連續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話基本上就是北方話，甚至是北京話。說吳語、湘語、贛語的還稍好些，閩、粵、客家和北方話的距離相去何止以道里計？結果便難免說得不三不四，南方人聽著像北方話，北方人聽著又像南方話，誰也聽不明白。
難怪俗諺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說官話確實比較困難，他們的舌頭打不了彎。投資是「投機」，蝦餃是「瞎搞」，「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讓北方人一聽，就是「坐在床頭看嬌妻，越看越美麗」。福建人的官話水平比廣東人高了許多，但還是會把「粉紅鳳凰飛」說成「哄（上聲）紅哄（去聲）黃灰」。因為閩方言中沒有唇齒清擦音f，結果該念f的都念成h。可見南腔北調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過來，改調也沒有用。普及官話，並不那麼容易。
四、誰跟誰學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別。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親帝胃，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一點就斷了香火，還得靠錫伯人幫忙續上。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準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儘是些諸如「咁」、「叻」、「嘸」、「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國家還不定亂成什麼樣子。現在怎麼樣呢？沒誰動員，大家都屁顛屁顛地學起來，哇塞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定「哇」的一聲就通過了。
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只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麼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財大氣粗，大家就跟著學哪個地方的話。粵語成為時尚，只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著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後再大舉「北伐」。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內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裡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佬，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餘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別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隻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標誌。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粵語？土不拉嘰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著罵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就說上海話，也並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華亭府後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志》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可見，這個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於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麼事。民國以後，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麼事了，倒是寧波話摻和了進來。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誌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你」或「我你」的，但寧波人在上海當老闆的多，老闆愛說的話，大家也都樂意倣傚。比如現在的老闆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說「結賬」。當年的老闆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你」了，再說「我你」，就老土了。再後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寧波還老闆，大夥兒便集體地侵犯寧波人的著作權，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寧波人」。
這就叫「誰財大，誰氣粗」。比方說，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幹活」，也就沒人願意認這門窮親戚。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麼多，上海話怎麼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只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寧波話，後來也不再是時尚。後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松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七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話（松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隨波逐流」。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向誰靠攏和看齊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
也許，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麼大地盤和勢力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政治上，北方幾乎一直是「大爺」。
五、多樣與統一
在粵語文化大舉「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粵語的。
北方人管粵語叫「鳥語」，說是聽起來像鳥叫。廣東人比北方人少，就沒敢說北方人說話像驢叫。想想廣東人也真是可笑，他們把五嶺以北的人統統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實湖南人哪裡會是「北佬」？明明是「南蠻」嘛！他們當中固然有說西南官話的，算是說北方話，但「正宗」的湖南人說湘語，湘語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種，何況不論說西南官話的，還是說湘語和贛語的，都吃米，很少吃麵。湖南人實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廣東現在很牛逼一樣。近百年來，湖南這地面上領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朱銘基。再往前，曾國藩也算得上是舉足輕重，但湖南話成不了國語。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選國語，也不投湖南話的票。
湖南話怎麼就不能當國語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聽，遠不像北京話那樣神完氣足字正腔圓。即便湖南的官話長沙話，比起北京話來，也土得掉渣。不是長沙話本身有什麼毛病，而是因為長沙從來就沒有當過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一個不是全國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為國語基礎的。
南腔北調的成因也大約就在這裡了。中國的政治中心長期在北方。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統一王朝京城的遷徙，大約是東進北上，轉來轉去，總在北緯34度以上，也就是黃河流域和黃河以北。如果跑到長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會盼望那「王師北定中原日」。至於那些建都江南的，則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邊都沒有。比如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還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說也罷。定都北方，則往往都能長治久安。比如漢，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權本來也是在南京的，後來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運就很難講。
北方總是趨向於統一。統一中國的，也總是北方人，或者從北方開始，南方則總是各自為政，自行其是，包括說話。北方也容易統一，沃野千里，一馬平川，站在高處喊一嗓子，大夥兒就全聽見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窪窪，曲裡拐彎，到處是崇山峻嶺，到處是江河湖泊，重重疊疊，雲遮霧障，想抓個俘虜都不容易，人一閃就沒了影兒，你上哪兒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沒了快刀斬亂麻的痛快勁兒，拉拉扯扯，糾糾纏纏，沒完沒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來，也就不再有進行文化統一的雄心壯志。只要南方人掛了降旗服了軟，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過去怎麼過日子，今後也還怎麼過日子；過去怎麼說話，今後也還怎麼說話。哪怕是說「鳥語」，也不管不問了。不這麼著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們在官場上說官話，管不了他們在家裡面說土話。
於是統一的北方就有了統一的語音，鬆散的南方則繼續七嘴八舌。前面說過，北方方言內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語音系統也比較簡易。北方方言四大塊，華北、西北、西南、江淮，這是現代的分類。隋唐宋金時，北方方言卻是汴洛（中原）、燕趙（河朔）、秦隴（關中）、梁益（巴蜀）四類，可見北方原先也不怎麼統一，但後來汴洛和燕趙先統一了起來，成為北方方言的代表—華北方言，而且又佔領了東三省。秦隴變成了西北，梁益變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後發展的，它們與「正宗」官話（華北方言）的分歧，頂多也就是這三個次方言區中人，可能會男、藍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資、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說，把「男褲子」說成「藍褲子」，把「是十九路」說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調門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複雜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個南方學校的校長宣佈：「教職工開會，家屬也參加。」在北方人聽來，便可能是「叫雞公開會，家畜也參加」。光是聽不懂倒也罷了，有些南方話，就連寫出來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你撥俚嚇仔一跳」，「佢分一本書??」，「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會著」，你懂嗎？其實它們分別是蘇州話「我被他嚇了一跳」，客家話「他給我一本書」，廣州話「我被狗咬了」和閩南話「你看得見嗎」。這種說法，不要說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南方方言腔多，調也多。普通話只有三十九個韻母，閩南話卻有七十五個，比普通話多一倍；粵語也有五十一個。當然，它們的聲母要少一些，但發音卻極難。聲調呢？普通話四個，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吳語八個，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贛語六個，平聲和去聲分陰陽，上聲和入聲不分；客家話也是六個，平聲和入聲分陰陽，上聲和去聲不分；閩語七個，只有上聲陰陽不分；粵語聲調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而且陰入還分上下（上陰入和下陰入），一共九個，有的地方還有十個。難怪北方人一聽到南方話，尤其是聽到粵語閩語，就一個頭有兩個大——人家聲調就有你兩個多嘛！
這大約就是所謂南北之別了：北方求同，南方存異。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吳、湘、贛、客家、粵、閩（閩南、閩北），七個在南方。八大菜系，魯、川、蘇、粵、湘、浙、徽、閩，也是七個在南方。南方總是比北方豐富多彩。
南方多樣，北方統一。
六、再說南方
多樣的南方總是有些北方人聽來稀奇古怪的詞彙，比如飯蚊子（蒼蠅，湘方言）、拜東蓮（向日葵，贛方言）、紅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稜菜（菠菜，閩方言）。南方人說話也總是和北方人相顛倒，比如鬧熱（熱鬧）、歡喜（喜歡）、連牽（牽連）、緊要（要緊）、人客（客人）、擠擁（擁擠），甚至風台（颱風）、鞋拖（拖鞋）。這種「顛倒」的說法，閩語、粵語和客家話尤甚。至於把公雞叫做雞公，母雞叫做雞婆，在南方相當普遍。由此及彼，還有鴨公（公鴨）、鴨母（母鴨）、貓公（公貓）、貓母（母貓）、犬雄（公狗）、犬母（母狗）、豬牯（公豬）、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總是和北方反著來，對著幹。
事實上南方在文化上總是和北方分庭抗禮。和北方動不動就逐鹿中原，喜歡把東西南北都打通了連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嚮往「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那種「小國寡民」的生活。這話是老子說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約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幾里地，語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遊，北距福州，南距廈門，都不過一箭之地，但莆仙話和福州話、廈門話就兩樣。廈門話和福州話，自然更是互不相通，於是，僅福建沿海一線，就弄了個「三國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對統一，而是認為那統一應該是「多樣的統一」。再說大家都是炎黃子孫，一樣的中華民族，何況咱們南方的「炎」還排在你們北方的「黃」前面，幹嗎非得由北方來統一南方，連說話都得學北方話不可？說起來南方人心裡也是有點不平衡，八大方言七個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個在南方。南方人貢獻多大？可一說起民族，漢滿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連五分之一都沒有，有這麼做事的嗎？
這裡面確實有些歷史的恩恩怨怨。歷史上南北之間是很有些戰爭的，而打起仗來也差不多總是南方受北方欺負。楚，是被北方的秦滅掉的；吳，是被北方的晉滅掉的；陳，是被北方的隋滅掉的；也曾滅過南唐、南漢的宋，則被更北方的元所滅。元人滅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南方低人一等，從炎黃時代就開始了。黃帝大約是北方人，北方一馬平川，最適合車馬奔走，發明了車子的黃帝便號稱「軒轅氏」。炎帝大約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適合作物生長，嘗遍了百草的炎帝便號稱「神農氏」。當時更南邊的還有九黎族，統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黃聯手打敗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們現在老是說「黎民百姓」，其實「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賤民，百姓是貴族，後來才混為一談。
鎮壓了九黎族的炎黃二族後來又「窩裡反」，南方來的、會煮湯藥的炎帝終於打不過武裝到牙齒、又有「坦克」的黃帝，於是，打贏了的黃帝坐北朝南，成了華夏正統，戰敗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約流竄到南方蠻荒之地，成為「南蠻」。
從此但凡有戰爭，便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而且都是從北方跑到南方。從南方往北方跑的，沒怎麼聽說過。因為戰爭總是從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黃帝家的「鳳子龍孫」，碰到了更北邊來的「虎狼之師」，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亂華」時，就有大約六分之一的中原漢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時，連皇帝也跑來了。客家，也是從中原地區南遷的。近的跑到了江西，遠的跑到了廣東、福建。贛語、閩語、客家話，就是這些從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創造」出來的。
離鄉背井，從北方跑到南方的人，雖說是「敗軍之將不敢言勇」，心裡卻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認輸，俯首稱臣，才要往南邊跑，一心琢磨著東山再起。即便不是什麼殘兵敗將、遺老遺少，南遷也是不得已。因此心裡憋著一口氣，發誓要讓祖宗開創的文化薪盡火傳，至少，那話音不能變了，這就叫：「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別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聽起來有股子地瓜味兒，認真說來，不少是咱們老祖宗的話，正宗的華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聲母是d，t的，和一部分聲母是zh，ch的，都混為一談，全都讀成d和t，也沒有唇齒清擦音f。中古以後，就分開了，也有了f。只有閩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沒f。比如「飯」，閩南話聲母讀b；鳳，聲母則讀h。又比如「豬」，福州話讀du，廈門話讀di，都是以d為聲母。這就是古音了。因為上古時，「者」也是讀du的。所以那些以「者」為偏旁的，比如都、堵、賭、睹，現在仍讀du；另一些則和「豬」一樣，改讀成zhu，比如諸、褚、諸、櫧、煮、著。改了的新潮，沒改的古樸。閩方言沒改，因此閩方言古樸。
南方方言中的詞彙往往也很典雅古樸。比如面（臉）、目（眼）、食（吃）、飲（喝）、行（走）、曝（曬）、索（繩子）、翼（翅膀）。有些詞彙或說法，簡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鍋」叫「鼎」，「一瓶酒」叫「一蹲酒」，「一窩老鼠」叫「一竇老鼠」。這些古色古香的語言主要出現在閩方言、粵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為這三個方言區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難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遠」。結果他們的語言，也就跟不上「時代的變化」。雖說並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至少也是唐宋遺韻，充滿著文采風流。當然，同時也難免沾染了壯侗，雜揉了蠻僚（讀如老），更不大容易聽得懂了。
七、再說北方
北方就兩樣了。
北方從來就是漢胡雜處之地，北京更是如此。在歷史上，它是漢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數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漢人和胡人，龍爭虎鬥，舌劍唇槍，城頭變幻大王旗。這一撥來了，那一撥去了，各自的文化積澱了下來，融會成一種多元共存又渾然一體的東西。人也變了，儘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大家都是「炎黃子孫」，但認真說來，卻並不都是「炎黃嫡系」。北方那邊，鮮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麼人都有。他們也要通婚、聯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統都變了，還說什麼語言？就算都說漢語吧，說出來也不再是原來那麼回事。少數民族說漢語總是有點「洋涇濱」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涇濱，洋涇濱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統。
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樸、純正，而且簡直就是「八國聯軍」。今天的北方話，可不是當年「華夏雅言」一脈相傳直線發展的產物，甚至不是純粹的「漢語」，裡面還有北方遊牧民族阿爾泰語的成分。什麼滿語、蒙古語、朝鮮語，都有，沒準還有突厥語。就說北京話，雖說是當今咱們漢民族的「官話」，或官話的基礎，其實是個「聯合國」。胡同是蒙語，埋汰是滿語，尕兒是陝西話，嘎子是上海話。陝西人管錢叫尕兒，北京人也跟著這麼說；上海人說「戒指」，北京人聽起來像是「嘎子」，結果戒指便變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為什麼是「八國聯軍」呢？因為北方趨向於統一呀！這就多少得付出點「代價」。統一中國並不容易，中國地太大，人太多，東西南北，七嘴八舌，誰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別人將就你，你也得將就將就別人。不能將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後，也只好妥協。你讓一點，我讓一點，或者你多讓一點，我少讓一點。
何況統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稜角，我改改你的脾氣，兩下裡這麼一磨合，共同的和認同的就留存了下來，差異太大的，也就漸次消亡。就算留了下來，也得變味兒。所以文化整合的結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變成我，我變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話就是五湖四海東西南北相互磨合將就的產物。所以北方話內部分歧小，語法結構差別不大，詞彙方面比較一致，語音系統也比較簡易。這也不奇怪，彼此之間要妥協將就嘛！既然要相互遷就，就不能太固執，得盡量靠攏才行；也不能太複雜，得盡量簡便才行。什麼濁塞音、濁塞擦音，發音太困難，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吳人不改，就隨他說去。輔音搞兩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哆嗦，有n和ng兩個也就湊合。粵人、閩人不嫌麻煩，也悉聽尊便。至於聲調，就別弄那麼多了，七個八個的，誰記得住？四個足矣！也別再弄什麼入聲字，別彆扭扭。再說平、上、去、入，仄聲佔了三個，也戒多了點，還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誰也沒意見。南方人要保留入聲，也好，誦讀起古典詩詞來更有味道。咱們北方，就簡單點吧！要統一，就不能斤斤計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過靠攏歸靠攏，不等於投降；簡便歸簡便，不等於單調。相反，既然雲集了東西南北中，漢滿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豐富多彩，豈有單調之理？簡便又豐富，又豈有不廣泛應用之理？於是北方話便成了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其中北京話又最牛逼。它的語音成了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
這一下，北方話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稱霸全國之勢。我們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為它總在變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異化，反正得變化。誰讓誰變？誰變成誰？一般地說，總是強勢的讓弱勢的變，或弱勢的比強勢的變得多一點。比如入關以後的滿人，雖然是征服者、統治者，可他們在文化上是弱勢，結果就被漢文化同化。當然，漢人也向滿人學了不少東西。比如好生、外道、敞開、咋呼、巴不得、不礙事、悄默聲兒，都是滿語。帥、牌兒亮，也是滿語。愛新覺羅?瀛生先生《北京土語中的滿語》一書中有考證。
優勢無非三種。一種是政治上的，一種是經濟上的，還有一種是文化上的。經濟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廣熟，天下足，江南魚米之鄉，歷來是繁榮發達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講。自古江南多才子，兩湖也不含糊，唯楚多才。為中國文化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二十世紀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說，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學這邊，魯（魯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捨）、曹（曹禺），北方也就貢獻了個老捨。
北方的優勢主要是政治上的。萬歲爺、宰相府，中央機關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宮也都是從北方往南方派。他們要說官話，打官腔，就不能堅持再說「鳥語」。於是「南北之爭」就變成了「官民之爭」。中國在歷史上可是個「官本位」的國家，「民」豈能鬥得過「官」？政治上的優勢再加自身的優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風捲殘雲般地便佔有了使用漢語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佔領了漢語地區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贏了。
八、南征北戰
就在北方方言從華北大本營出發，大舉北上（東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時，南方方言也在節節敗退。
南方方言區，主要在江南、華南，以及東南沿海一隅。就這麼一點點地盤，也不容易守住。西晉末年以前，江南一帶是清一色的吳語區，建業（南京）更是吳語重鎮，可是後來呢？南京也好，鎮江也好，當塗也好，都變成北方官話區了。因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別看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難來的，來到南方，依然「倒驢不倒架」，不但不跟著南方人學南方話，還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間，必須說洛陽話，就像當年俄國的貴族見了面必須說法語一樣，誰不說誰沒面子。東晉宰相王導，為了籠絡南方士族，常常說一點吳語，竟被北方士族恥笑，說王導的本事也就是會學鳥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議的，但一來民告官總是告不贏，二來北方人也太多。建業（南京）城裡不用說，京口（鎮江）和姑熟（當塗）也變成了北方移民的「僑鄉」，分別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這南京變成了洛陽，鎮江和當塗變成了山東和河南，那江南還是江南嗎？所以現在的寧鎮方言，和蘇（蘇州）、錫（無錫）、常（常州）的吳儂軟語，竟是「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吳語也不是沒有「反攻倒算」過，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啟東、海門、靖江、如東五縣，但那是後話，也是特例。通例則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話也好，都往更南邊跑。吳語也一樣，先是從吳國的蘇州、無錫和越國的紹興、諸暨這兩個中心往蘇南、浙北擴張，後來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後乾脆跑到福建，成為閩語的淵源之一。吳語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時那樣老是被別人同化騷擾，所以吳語的原始特徵，不保留在吳語裡，反倒保留在閩語中。
閩語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過是跳躍式的。比如閩南話，先是「流竄」到潮汕地區，然後沿著粵東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灣，走陸地的一路跳過廣東，一跳跳到海南島去了。如今海南島一大片地方，說的居然是閩南話，而這兩個閩南語方言區之間，竟隔著一大片粵語區和一片客家方言區。
客家也跑了好幾次。客家方言在兩宋之際定型以後，又從贛南閩西出發往別處走，弄得南方一百多個縣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島。吳楚分界之處被贛語一刀插進，湘語則被擠到了一個小角落裡。面對北方官話的咄咄逼人之勢，南方本來就招架不住，哪經得起這麼折騰？結果弄得跟藩鎮割據似的。就連北方官話隨著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閩粵，有的變成客贛。
這就是南北之別了，北方方言是擴散的，南方方言則是流竄的。擴散的結果是相互融合，流竄的結果則是各自為政。所以，就外來語與原住民土語的關係而言，北方有點像水和面，南方有點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開始也一塌糊塗，但揉著揉著，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兌起來，你就是再攪和，那油珠子還在水面上漂著。難怪南方有那麼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島。比如南寧市區講粵語，郊區卻講平話（宋朝時平南軍講的山東話）。蘇南的溧水縣也很有趣。吳語和官話的分界線從這個縣穿過，結果溧水人就喜歡聽兩種戲：一種是吳語系統的錫劇，一種是官話系統的黃梅戲，對越劇則不感興趣。海南島南端的崖縣更好玩，一個小小的崖城鎮，居然講三種話—閩南話系統的海南話，粵語系統的「邁話」和北方方言系統的「軍話」。福建境內，則有浦城縣北的吳方言，南平市鎮的土官話，長樂琴江的旗下話，武平中山的軍家話，真是五花八門。
不過，說南方話是水和油，還只是橫向地看，縱向地看則像雞尾酒，一層一層的。比如閩南話中，不少字都有三種讀音，一種是秦漢音，一種是南朝音，一種是唐宋音。這三種讀音，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形成的，卻又都存在於閩南話當中。結果石頭的石不等於石硯的石，它們也都不等於石破天驚的石；草蓆的席不等於筵席的席，它們也都不等於席捲全球的席。福州話也是，高懸的懸不等於懸落的懸，它們也都不等於懸空的懸。這就有點像日語，一個當用漢字，好幾種讀音，誰記得住弄得清？難怪北方人一聽閩語就頭疼，覺得與其學閩南話，不如再學一門外語。
這就又和北方不一樣。北方話就像餃子餡，雖然也有多種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來；南方話卻像千層餅，一層一層，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積澱。
當然，北語也有層次，南語也有融合，層次是歷史分析的結果，融成一體是直接的現實。北方話也不是不搞串連，它也滿世界亂跑，甚至還有跑丟了的。香港電影剛進來那幾年，聽劇中人一口一個「老公」，大家都覺得新鮮，跟著學。其實這是北京話，元代就有的，元曲《酷寒亭》裡就說：「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遠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塢聽琴》裡也說：「我教你彈琴，正要清心養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現在卻把它當香港話學，這可真是「出口轉內銷」了。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朝秦暮楚」。過去是北方的，現在變成南方的了；過去是人家的，現在變成咱們的了。因此，我們還得和它算一算老賬，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