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文化的認同卻是超時空的，而且，越是遠在他鄉，就越是懷念故土。客家人從北國中原來到南方蠻荒之地，雖然也得「入鄉隨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
一、英雄與美人
南方六大方言中，資格最老的是吳語。
吳語據說已經有三千多年歷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領導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兒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個兒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歷。大約當爹的總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兒子一些，又尤其喜歡季歷的兒子姬昌，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沒戲，就帶著族人跑得無影無蹤，史書上的說法是「讓賢」。但如果是讓賢，自己躲起來就是，幹嗎把手下的精兵強將統統帶走？又何必連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斷髮文身」，作「野蠻人」狀，公然擺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態？分明是和老爹、老弟都翻了臉，沒準還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贏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黃時代就創立了的光榮傳統，沒什麼稀罕，也沒什麼不妥。
不過太伯和仲雍這一跑，就跑得遠了，從陝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一帶，這才站住了腳跟，號稱「句吳」。江南這地方，現在是富得流油，當年卻是蠻荒之地，叫「荊蠻」。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紹興、諸暨一帶，是夏禹的苗裔，據說是夏王少康派來給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們的習俗，也是「斷髮文身」，或者「披髮文身」，大約還保持著夏代的原始風貌，祖上則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們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斷髮文身」，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可惜現在是親兄弟的，尚且難免禍起蕭牆，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裡靠得住？所以後到的「句吳」，和先來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見，鷸蚌相爭。吳越之間的戰爭，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後打出個「臥薪嘗膽」的故事來。不過吳越兩族的文化，畢竟相通之處甚多，正所謂「交通屬，習俗同，語言通」，何況還有需要合作的時候？正如孫子兵法所言：「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濟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總之吳越兩國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戰，還是和，總歸要溝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間也會相互影響。於是吳越兩國的「國語」，就成為今天吳語的原型。直到現在，除寧鎮一帶「失守淪陷」外，吳方言區，大體上也就是當年吳越兩國的地盤。
吳語的代表是蘇州話。蘇州話也被稱作「吳儂軟語」，儂，是典型的吳語。吳人自稱我儂，稱別人為他儂、渠儂、個儂，現在則稱「你」為儂，反正不管什麼人，都是儂，所以叫「吳儂」。不過儂則儂矣，軟卻不一定，寧波話就不軟，因此有「寧聽蘇州人吵架，不聽寧波人講話」的說法。事實上吳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鬥。吳王金鉤越王劍，吳人更是兵器製造專家。春秋時，最好的兵器都是吳國的兵工廠裡打造出來的。什麼吳戈、吳鉤、吳干，都是。《楚辭》上說：「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毅兮短兵接。」（《國瘍》）應該說是當時戰場上的真實寫照。難怪伍子青要報仇雪恨殺楚王，不找別人，非到吳國搬兵不可。「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風氣風尚如此，吳語怎麼會軟？
吳國出兵器，也出絲綢；出英雄，也出美女。吳國的絲綢叫吳絞，吳國的美女叫吳娃，也叫吳姬、吳娘。越國也出美女，叫越艷。「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李白），弄得吳人和越人都有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吳國也被越國派出的色情間謀所顛覆。再說越人還擅長詛咒，其禁咒術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讓人談虎色變，吳國豈能不亡？
然而後來越國又被楚國所滅。再說南方從來就打不過北方。吳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後都被北方來的強秦統一了去，南方之強變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此後兵戰就開始改成商戰了。吳鹽勝雪，吳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夠的能力在經濟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藝自然也只好用來做剪刀，叫「吳刀」。「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以柔克剛的結果是吳語開始變得甜糯綿軟，終於變成所謂「吳儂軟語」。
不過，在幾乎舉國上下都以北方話那種粗獷硬朗鏗鏘有力為尚時，這種輕柔悠揚婉轉文雅的「吳音」，卻有一份難得的可貴。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這和他們都說吳語是否有關，但文化要求多樣，不喜歡單一，總是不爭的事實。
認真說來，吳語雖然也是南方方言中個性特徵比較鮮明的一種，但與粵語、閩語相比，和北方官話還算是比較接近的。在詞彙和語法兩方面，吳方言和普通話都沒有太大的區別，區別主要在腔調。比方說保留濁音，復元音韻母都讀成單元音，擺（bai）讀ba，悲（bei）讀be，飛（fei）讀fi等，這也不奇怪。吳方言區畢竟是南北方言交鋒的前沿陣地，一點不變也是不可能的。長江以南，連南京、鎮江都變成了北方方言區，「柔弱」的蘇州居然能「頂住」，我們實在該說一聲「不簡單」！
有人說，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遲暮，江郎才盡。吳語是否英雄末路，我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並未江郎才盡，大約也還沒到美人遲暮的份上。
二、行盡瀟湘到洞庭
相比而言，楚國的情況要差得多。
楚國原本也是南方之強。春秋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有它，戰國七雄（秦、齊、楚、燕、趙、魏、韓）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說地大物博人口多，還得數楚國。戰國時，楚的疆域，東至海濱，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蒼梧，差不多佔了當時中國的半壁江山。
楚人原來也是「南蠻」，舉姓，西周時立國於荊山一帶，周人管他們叫「荊蠻」。武王伐紂時，楚人也隨了大流，算是「同盟國」。因此後來論功行賞，坐地分贓，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個子爵，四等，可見地位之低。後來楚國一天天強大，也就耗子腰裡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要「問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時的傳國之寶，政權的象徵。楚子居然藉著周王派人來勞軍的時候，問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顯。
楚人也有資格牛逼。因為楚人比吳人和越人都尚武好鬥，而且還有一股子蠻勁。湘語中至今還有一個詞，叫「霸蠻」（不管條件怎樣，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蠻，當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則霸矣，蠻則蠻矣，智商卻不低。楚辭是可以和北方歌詩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吳歌差，楚國的政治家更是多為棟樑之材。搞歷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來，「惟楚有才」，雖然「楚才」難免會被「晉用」。
自強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為恥，上下君臣，都自稱蠻夷，專一和華夏諸侯作對，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恥大辱，死後不得見祖先。春秋前後，楚吞併的諸侯國，大大小小四十五個，越國就是被他滅掉的。也就是說，楚國原本也有資格有條件統一中國，所以，秦滅六國，楚最不服，以至於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
不過，亡秦的雖然是楚人（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漢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樣好細腰（能作掌中舞的趙飛燕就是典型），統一了的中國的政治中心還是在北方。楚語不但沒能成為「國語」，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變成了北方方言區。只有戰國時才被楚人佔領的湖南，還保留著古楚語的一個分支——南楚江湘，它後來就發展成又一種南方方言——湘語。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語也許要算是最可憐的一個。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贛語，只佔漢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點。次為閩語和客家話，各佔百分之四。湘語則和粵語差不多，各佔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僅次於吳語。但湘語的地位和影響，又豈敢望吳語、粵語之項背？就連和閩語、客家話，也不能比。這也沒法子，人家財大氣粗麼！上海和長江三角區說吳語，香港、廣州說粵語，台灣、福建說閩語，客家則動不動就開世界客籍大會，聚在一起說客家話，湘語哪有這個條件？
可見光是人多，也未必頂用。事實上湘語的地盤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響最多，內部的分歧也很大，純粹的湘語方言點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於有人懷疑它是不是還有資格作為一種獨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乾脆主張將湘語和贛語合併，並稱為湘贛方言，或者將湘語「五馬分屍」，分別歸屬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贛方言。
說起來湘語也是窩囊。湘語，顧名思義也就是湖南話，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說湘語的不過三十多個縣市，連一省的半數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別被西南方言和贛客方言佔領。西南方言佔據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廣線以西廣大地區，贛客方言則佔據了湘東狹長的一帶，留給湘語的地盤所剩無幾。即便是湘語方言區，也分新湘語和老湘語。新湘語流行在長沙、益陽、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語流行於寧鄉、湘鄉、雙峰、衡陽等地。湘諺有云：「長沙裡手（內行）湘潭俏（漂亮），湘鄉嗯啊做牛叫。」可見新老湘語之間也是不能對話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學家的意見，把新湘語歸入西南方言，湘語的地盤可就所剩無幾，更加少得可憐了。
其實楚語的地盤原來還是蠻大的，少說也佔有湘鄂兩省，但既然連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領地，湘語又能如何？能有這一畝三分自留地，沒準還得感謝秦始皇設了長沙郡，又幸虧還有個洞庭湖，好歹能抵擋一陣。可惜即便長江天塹，也未必能抵擋北方方言的凌厲攻勢。「吳王」那邊，寧鎮「失守」；「楚王」這裡，兩湖「淪陷」。這也難怪。吳楚兩地，畢竟都在南方方言區的最北邊，所謂「首當其衝」之地，對手又強大無比，便難免寡不敵眾，節節敗退。吳語從江蘇退到浙江，湘語（或楚語）從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當然。何況湘語的處境比吳語更難，東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贛、客、粵、西南官話）包圍，簡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吳語好歹還有個東海作後盾，可以背水一戰的。
吳楚（湘）命運多鮮，還因為它們是資格最老的方言。創業易，守成難，老的總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異，開拓進取，贛客方言後起之秀，方興未艾，吳湘方言區被它們蠶食，也是勢所必然。
三、吳楚東南拆
湘語和楚語是嫡親，和吳語則是表親。
楚語和吳語曾被看作同一種方言，而且就叫「吳楚」。這也不奇怪，吳與楚都是「荊蠻」嘛！再說越滅吳，楚滅越，他們也曾統一過，所以古楚語和古吳語是比較接近的。直到現在，湘語和吳語還有不少相同之處。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過聲調不一樣，也就是腔同調不同。父親叫「爺」，讀如「衙」，也一樣。從這些蛛絲馬跡看，吳語和楚語的關係在歷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實上直到隋唐，吳語和楚語還被看作一種大方言。陸法言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切韻》）陸德明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淺，或滯於沉濁。」（《經典釋文》他說的「河北」，就是「燕趙」；他說的「江南」，就是「吳楚」。顏之推也說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說話聲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說話聲音濁而鈍。可見吳楚之同遠大於南北之同，南北之異也遠大於吳楚之異。要是它們就這麼聯起手來，南方的方言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然而一把刀子卻從吳楚之間插了進來。
這把刀子就是贛語。
顧名思義，贛語就是江西話。不過，說贛語就是江西話，就和說湘語就是湖南話一樣，並不準確。因為湖南人並不都說湘語，還有說北方話（西南官話）和客家話的；江西人也並不都說贛語，還有說北方話（江淮官話）和客家話的。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和客家方言這麼一擠兌，湘語和贛語就很可憐，連自己一省的地盤都守不住。但要說湘語主要在湖南，贛語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錯。
江西這地方，歷史上叫做「吳頭楚尾」，春秋時是吳、越、楚三國的交界處，漢代又介乎荊（荊州）、揚（揚州）之間，是個「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吳不管，越也不管，結果，古時這塊地方的方言，就有點不三不四，不明不白，連漢代的方言學家揚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時人煙稀少，語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陳）。其實直到現在，贛語的特徵也還不十分明顯，而且來歷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樣，不南不北，不東不西，沒什麼「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鑽。西晉末年，八王混戰，五胡亂華，匈奴、鮮卑、揭、氏、羌，殺過來殺過去，中原地區就很不安定，一直處於動盪之中。東晉末年，戰亂更加劇烈，中原漢人就開始大規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漢人又多次大批南遷。這一次跑得就遠了。跨黃河，過長江，越淮河，渡贛水，一直跑到廣東、福建，跑到後來成為客家方言區的地方。
這些南遷的漢人都要經過江西，江西就像是一個中轉鑽。那時又沒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難，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動的，就乾脆留了下來。但不管是過路的，還是留下的，也都要把當時中原的方言帶到這裡。贛中、贛北人說話，原本就既不如吳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現在再讓北方官話接二連三這麼一攪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結果，贛語就成了非吳非楚非中原的「怪話」。
事實上贛語的特徵可能也是最不明顯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語拉拉扯扯，東部又和閩語黏黏糊糊，疆域從來就沒弄清楚過。贛語的語音也怪怪的，濁音都變成了清音，這和普通話是一樣的，但普通話中濁音變清音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贛語卻一律送氣，又和客家話是一樣的。長沙人藍男不分，泥犁卻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樣。武漢人喜歡用「倒」這個虛詞，意思相當於「著」，南昌人也這麼說：「坐倒」（坐著）、「站倒」（站著）。成都人也說「倒」，比如「牛都過得倒你過不倒」，這裡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說「坐倒」、「站倒」，而說「坐起」、「站起」。同樣，武漢人也不說「拿一本書倒（給）我」，而說「拿一本書把（給）我」。只有在贛語中，「倒」才既有「著」的意思，又有「給」的意思。
贛語，明擺著是個混血兒。
它也是一個奇跡。在吳語、楚語這些老方言節節敗退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它居然能作為一種新方言在夾縫中生長起來，還贏得了和吳、湘、閩、粵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讓人刮目了。江西這地方，先前可沒有這樣得意過。
然而這樣一來，吳楚之間的聯繫也就被切斷了。吳楚之間的聯繫原本就很鬆散，贛語一刀切將過來，便連藕斷絲連也很難做到。中唐以後，大批移民從中原經贛北、贛中向贛南挺進，這個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後，不但吳語與湘語從此天各一方，而且閩語也被限制在東南一隅，除了往台灣島和海南島上跳，再沒別的出路。
四、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和贛語一起「分裂」吳楚的，還有客家話。
客家，是相對「土著」而言。先入為主，後來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話也就是移民的語言。不過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說客家話。所謂「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紀初（西晉末年）、九世紀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紀初（南宋末年）從黃河流域遷徙到南方，現居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台灣等省區的移民。他們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來是出於無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來的便把他們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認他們是漢族，管他們叫「犭+客」。客家人當然不能接受。為了「反客為主」，也為了「自強不息」，便考證出自己是華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約北起并州上黨（山西），西屆司州弘農（陝西），東達揚州淮南（江蘇），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東，穎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總是要打仗的，那裡從來就是問鼎逐鹿之地。問鼎逐鹿當然是一種英雄業績，只可惜這種英雄業績和老百姓沒多少關係。反倒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勝利的成果只屬於少數英雄，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災難卻得由老百姓來承擔。因此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倉皇出逃。據歷史記載和學者考證，客家人的大規模遷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從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贛北、贛中，第二次跑到閩西、贛南，第三次跑到粵東、粵北。越跑，離自己的家鄉越遠。
不過文化的認同卻是超時空的。而且，越是遠在他鄉，就越是懷念故土。客家人從北國中原來到南方蠻荒之地，雖然也得「入鄉隨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因為和現如今打工青年的隻身南下不同，那時的南遷是集團軍式的。不但是拖家帶口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個家族成建制地集體遷移。血緣紐帶並未割斷，宗教關係照舊保存，風俗習慣也依然故我。原來是什麼關係，現在還是什麼關係；原來怎麼過日子，現在還怎麼過日子；原來怎麼說話，現在還怎麼說話，只不過換了個地方而已。
然而換了地方和沒換地方總歸不一樣。雖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畢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開始說吳語，同時原來的杭州人也慢慢開始說官話，因此現在的杭州話便有一種半吳語半官話的特徵，和其他吳語區頗不一樣。客家來到遠離故土的南方，語言一點都不變，似乎也不可能。
不過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閩粵贛與世隔絕的閉塞山區。窮鄉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遠，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維持自己的文化習俗和語言習慣，而「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號。但這樣一來，他們和故土的關係就有點尷尬了，——他這裡一廂情願地保持著舊時風貌，「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廣東梅縣客家人黃遵憲語），中原那邊卻早已「換了人間」，說起話來滿不再是當年那個「中原音韻」，結果，客家便走到哪裡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鄉的子孫後代見了他們，聽著他們那一口現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話」，真的要「笑問客從何處來」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隨主便」，與土著便難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時時烽煙驟起不可開交。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團扎堆，高築牆，廣積糧，建立自己的根據地。閩西土樓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客家社區建築。土樓被「老外」譽為「天上掉下的飛碟，地上長出的蘑菇」，但在我看來，它怎麼看都怎麼像個大碉堡。體大，樓高，牆厚，處處設防，易守難攻。土樓之中，水井、糧倉、畜圈，一應俱全，甚至還有「土電話」，可以一呼百應。幾十上百戶人家在這裡聚族而居，簡直就像生活在一個全面設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樓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時候，貧瘠的山田也無法讓日益增長的人口都吃飽肚子，而摩擦和械鬥又屢禁不止，於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遠走他鄉。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廣西，有的到了台灣，有的到了湖南，還有的到了海南島，但都說客家話。在廣西的叫「新民話」或「麻介話」，在四川的叫「土廣東話」。其實客家話不能算是廣東話，連粵語都不能說就是廣東話，客家話又怎麼能說是廣東話？只不過客家話的大本營在廣東梅縣，四川的客家人也是從粵東北遷移過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粵語和客家話，也就只好管客家話叫「土廣東話」了。
四川、廣西、台灣、湖南、海南島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際和乾嘉之後從粵東北、贛南和粵中出走的，他們已經不好再算北方人，他們說的話也不好再算北方話。不管他們說的話如何地「客味甚濃」，也只能說是一種南方方言。其與普通話之間的差別，雖然沒有閩語、粵語和吳語那麼大，也同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一個族群從西晉開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還到處做客，這可真是個奇跡，因此也有認為客家不是什麼「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較靠得住的是李如龍先生的結論：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時期南下的中原漢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則時在兩宋之際，地在閩西贛南。不過，客家人從晉南、陝東、豫中、蘇北跑到贛南、閩西、粵東北，又跑到四川、廣西、台灣、湖南、海南島，歷時數百年，跨地數千里，實在很是辛苦，我們還是「英雄不問出處」吧！
五、一堆石頭
如果如贛語像刀，客家話像圈子，那麼閩語就像是石頭，而且是活化石。
閩語的形態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時候你會覺得福建人說話簡直就是在說古漢語：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臉叫面，黑叫烏，鍋叫鼎，繩叫索，翅膀叫翼，圖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襖叫裘。當兩個福建人相互詢問「食糜未」（喝過粥沒有）或「有佇無」（在不在家）時，你會不會覺得自己進了時間隧道？
閩語既古又怪，既老又雜。閩語原本又叫「福佬話」。福佬，是後來之客家對先到之閩人的稱呼。反正福佬就是閩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話卻不好說就是福建話。實際上沒什麼籠而統之的福建話，只有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莆仙話等等，它們都是福建話，卻又都不能對話。這正是福建不同於廣東、湖南、江西之處。廣東人聽不懂廣東人說話，是因為他們並不都說廣東話（粵語）；湖南人聽不懂湖南人說話；江西人聽不懂江西人說話，也是因為他們並不都說湖南話（湘語）或江西話（贛語），比方還有說客家話等等。然而福建人聽不懂福建人說話，卻是因為他們都說福建話（閩語），這可真是沒有道理可講。
事實上閩語也是漢語中內部分歧最大、語音現象最複雜的一個大方言。它不是一塊石頭，而是一堆石頭。往大裡數，是三塊，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和莆仙話則是夾在這三塊大石頭中的小石頭。細數，也有數出六塊或九塊的。石頭堆在一起，擠得再緊，也各是各。閩語就是這樣。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莆仙話，這些「石頭」之間的縫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間的差異還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雞同鴨講，不知所云。
看來，弄清閩語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來的是吳人，是孫權稱霸東南時從江蘇、浙江跑到福建來搞「開發」的。他們把「吳楚」、「江淮」方言帶到了福建，所以閩語當中，還保留了不少原始吳語的特徵。準確地說，那時的閩中，有古吳語，有古楚語，當然還有古閩越語。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過這些先期入閩的吳人和孫吳政權一樣沒成什麼大氣候。真正成了氣候的還是中原來的漢人。他們從中原跑到福建來，原因也很多：有「避亂」的，有「征蠻」的，有「謫遣」的。比如韓愈，就是「謫遣」。韓愈謫貶之地雖然在廣東潮州，但那正是閩南話方言區。韓愈也好生了得，讓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韓（韓山、韓水）。不難想像，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韓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
中原漢人的大規模入閩，是在西晉末年永嘉喪亂以後。那時中原人每六個就有一個渡江避亂，一等的「望族」隨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寧鎮一帶的方言從吳語變成了官話；二等、三等的只好繼續往南跑，所謂「衣冠八族」入閩，說的大約就是這些人。入閩的路線大約有海陸兩路，定居點則有三個中心，即建甌、福州、泉州。所以，後來建甌話、福州話和泉州話就分別成為閩北話、閩東話和閩南話的代表。當然，現在閩南話的代表已變成廈門話了。這很讓泉州人私下裡嘀嘀咕咕，不以為然，因為廈門本屬同安縣，而同安縣又屬泉州府。但這就像上海話終於取代蘇州話成為吳語代表一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誰財大，誰氣粗。
遷徙的時間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於閩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於閩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於閩東。「中原漢人三次入閩之後，閩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龍《福建方言》）
最初入閩的中原漢人雖然分散在閩北、閩東和閩南，當真要說話，大約還是聽得懂的。但閩北、閩東和閩南，畢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嶇，既不同風，亦不同俗。說起來福建的情況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遠，北面有吳語擋著，南邊有粵語堵著，西邊呢，又有贛語和客家話攔著。就是想和北方說幾句話，也沒了可能。所以反倒是遠離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語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環境也特別，移民總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較長，移民們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順江而下，進入別的地區。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較短，又大多獨流入海，河與河之間又有高大的分水嶺隔著，移民們便只好分別在晉江流域（閩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閩北）和閩江下游一帶（閩東）互不搭界地各自折騰。雞犬之聲既不能相聞，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來。沒有往來，也就生分了，最後，便連話都不通。
實際上閩語內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與海。山，就是西北諸山，閩北、閩中、閩西是也。海，就是東南沿海，閩南、閩東、莆仙是也。二者之間的分野，「恰好與晉代晉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這也不奇怪。郡縣總是因人而設的。從陸路入閩的進入西北山區，伴建溪而居，於是便有建安郡。從海路入閩的進入東南沿海，伴晉江而居，於是便有晉安郡。前者從仙霞嶺、武夷山向東南發展，後者從東南沿海向西北推進，等到兩郡之間的空間終於填滿時，各自的方言卻早成定局。後來，本屬泉州管轄的木蘭溪流域（莆田、仙遊）自成一個二級政區（宋元興化軍、明清興化府），莆仙話便成了閩東話、閩南話這兩塊大石頭之間的小石頭。
歷史、地理、政治一齊使勁，八閩也就互不交通。
六、雜交品種
說完了閩語，就該來說粵語。
粵語和閩語一樣，也是和普通話相異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則為吳語，再次為湘語、贛語、客家話，和普通話相異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內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華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為三組：閩粵、吳湘、贛客。吳湘形成最早，贛客最晚，閩粵居中。吳湘同源，贛客同代，閩粵的關係則有些微妙。
如果說吳楚（或吳湘）是遠親，那麼閩粵便是近鄰。在華夏諸族崛起於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時期，閩粵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別內外，定親疏，有四夷、八蠻、七閩、百粵各色人等。七閩、百粵排在四夷、八蠻後面，可見在當時華夏民族的眼裡，閩人和粵人比「蠻夷」還要「蠻夷」。甚至直到如今，閩人和粵人在不少人眼裡仍有「非我族類」之感，因為他們說的話最難懂，風俗習慣也大相逕庭。千百年前，和他們說話要「待譯而後通」（《鹽鐵論》），現在如果沒有翻譯，也還是困難重重。
百粵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閩越」，住在江西的叫「揚越」，住在廣東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駱越」。可見閩粵之間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沒準還是同祖同宗，完全應該「同病相憐」乃至「同舟共濟」的。然而閩粵文化卻並不相同，閩粵之間也少有交通。閩語和粵語之間的差異，也不比吳語和湘語、贛語和客家話之間的差別小，甚至閩人和粵人在體質上也不太相同。閩人和咱們一樣，都是蒙古人種，粵人則被疑為馬來人種。其實馬來人種也是蒙古人種的一個分支，叫「馬來亞種」。但一說「馬來人種」，便想到什麼安南啦，暹羅啦，爪哇啦，有些「異類」的感覺。
粵語也很異類。它和普通話的差異，要多到七成以上。閩語和普通話的差異也有這麼多，但閩語是當年中原音韻的遺存。說閩語異類，便未免數典忘祖。再說也沒什麼人說閩人是「馬來人種」。粵語，不三不四，怪裡怪氣，爪哇人的話，算什麼呢？
其實粵語也是漢語。在海外許多地方，它還被看作是「正宗」的漢語，形態上也並不比閩語古老。閩語中本字無考的讀音很多，普通話填詞的歌曲如果改用閩語來唱，就不倫不類，「翻譯」成粵語卻沒什麼關係，因為粵語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讀音系統，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話對換，所以，和閩語相比，它還是更「現代」的漢語。
實際上粵語的源頭比閩語還久遠。因為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移民嶺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將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後，任囂、趙佗又再次平定百越，並留下將士五十萬人鎮守，越漢雜處的局面形成，古粵語也就初具規模。然而現代粵語卻並不是古粵語獨立發展的產物。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不斷受到中原漢語的影響。特別是漢末唐末宋末這三個時期，中原漢人絡繹不絕地進入嶺南，其中不乏名門望族、學士文人。這些人代表著比較先進的文化，來頭大，水平高，便使當地土著逐漸漢化，粵語也就一變再變。
這就和閩語的形成不大一樣。閩語的成型是突變的，粵語的成型則是漸變的。因為對於嶺南來說，大規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後所受之影響不過潛移默化，其間有一個漫長的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過程。福建就不一樣，移民既晚，來勢亦凶，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往往伴隨著中央政權的南移。比如晉室偏安江左，與福建相去不遠；隋中葉全福建人丁不過一萬五千戶，到唐開元時僅泉州就有五萬餘戶人家，可見移民之多。如此鋪天蓋地，則原先散落在八閩大地的那些閩越土著，也就勢必淹沒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沒多少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著結束。因此突變的閩語便相對比較封閉，漸變的粵語反倒有一種開放的性格。粵語是很有一點「拿來主義」精神的。粵語中外來詞彙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襯衣）啦，的士（taxi出租車）啦，我們早就耳熟能詳。這種現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粵語突出，也不像粵語那樣喜歡搞「中外合資」，同一個詞或詞組中，一半外來的，一半土生土長的，還要把那外來的詞念成粵語腔。
其實這正是粵語的一貫作風。它原本就是中原漢語、當地土話、少數民族語言和外國語的「雜交品種」。直到現在，粵語中還有不少當年「百越雜處」的痕跡。比如「這」說成「呢」，就和壯、侗、傣、黎、布依語相同或近似。又如細想叫捻，抓住叫撳，一團叫一舊，便是壯語。乜、擰等字都念陰調，也和壯語相似。修飾詞放在被修飾詞後面，比如客人叫人客，乾菜叫菜乾，公雞叫雞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壯語的構詞特徵。漢語和壯語雖然都屬漢藏語系，但畢竟不是同一個語族，粵語卻能將它們融為一體。這種融會貫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粵語和粵語文化的特徵。
粵語既然能打通南北東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這就和閩語不同。粵語是一體化的，閩語則是多元化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粵語文化的影響要比閩語文化的影響大。粵劇遠比閩劇或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有名，廣東音樂也遠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術方面，廣東有嶺南畫派，福建卻乏善可陳，因為福建雖不乏人才，但八閩互不交通，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鑼齊鼓不齊的，沒法擰成一股繩，也就不可能和一體化的粵語文化相抗衡了。難怪海外的華人雖然閩人比粵人多，粵語卻比閩語吃得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