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獨裁皇帝。
雍正剷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於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並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謂密折，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秘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製皮匣傳遞。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折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本來，君臣無私義。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只有「公文」，沒有私信。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皇帝御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於是公開信，無密可保。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別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隱，就無法勾兌。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於是他便把始於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並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並形成了所謂「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顯然比公文制度實用。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題本是很麻煩的。它必須用細明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內閣審核，必須在皇帝看後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密折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後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復，直截了當，不耽誤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討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難題。明清以前歷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治國。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制度的原因。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於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並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另外兩件並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如果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鬆的。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閒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並不牢靠的基礎上。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污，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麼？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雍正總結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並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因此準確地說，它應該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統治。
雍正以前，中國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與禮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時期的現象，而且其主體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則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沒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證。相反，不少皇帝還無法行使治權(比如年紀太小)或主動放棄治權(比如明的萬曆)。其結果，則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長治久安」，改朝換代總是不可避免。顯然，唯一的出路，是確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為國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義，便正在這裡。
這又是雍正的過人之處和高明之處。本來，密折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它容易和告密聯繫在一起，甚至變成告密的一種方式，弄不好就會讓人主上當受騙。所以康熙說：「令人密奏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為所欺。」謝濟世也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誰告的)，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卻把毒藥變成了良藥，玩火而不自焚。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兼聽」。也就是擴大有權密奏的範圍，廣泛地聽取意見，使自己不至於被個別人的言論所左右，從而作出正確判斷。他也允許被告申辯，只是不講原告的名字。這樣，一旦屬實，舉報者可以得到保護；萬一被誣，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則天建立告密制度，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卻保護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過了前輩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為王，他下令對孔子的名諱要像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這些事情，都是連漢族自家的帝王也沒能做到的。皇帝號稱「天子」。除對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禮，就是把孔子抬到與天地君親同等的地位，當然是無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態，確實很高。過去，歷代帝王巡視太學，都稱「幸學」，也就是帝王幸臨學府的意思。雍正認為。這雖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應改為「詣」，就是拜訪、請教的意思。王朝時代，最尊貴的就是帝王。無論他到哪裡去，都是巡幸，都是給別人賞臉。唯獨到了學校，卻不是「光臨指導」，而是「拜訪請教」，這就不但是對知識、對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對全體知識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談儒，也談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說法，並收門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倫不類地聚在一起坐而論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還有這樣的皇帝!應該承認，雍正的儒學水平和佛學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來，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確實把握了儒學和佛學的精髓。儒家講「修齊治平」，佛家講「普度眾生」，說來說去，不就是讓大家過好日子，讓大家感到幸福嗎？這就要栽種福田。而在雍正看來，這個福田，並不在西方淨土，而就在東土人間。因為現在東土已經有了一個不是釋主的釋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別人，就是朕———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
現在，雍正已經從思想上(崇儒禮佛)、組織上(舉賢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可以給他的帝國動手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