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也會和人交朋友？會的。他最欣賞的君臣關係，是「義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過，他這個「朋友」不好交。誰要是辜負了他這一番「好意」，那麼，翻起臉來，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厲害得多。
雍正這個人，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頗受誤解。他乾綱獨斷，剛毅刻薄，雷厲風行，不講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爺」和「鐵血皇帝」。加上他沒日沒夜地處理政務，沒有什麼個人嗜好和娛樂，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像成一個古板寡味的老頭，心理變態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殺人機器。其實不是這樣。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豈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損起人來，就特別讓人受不了。
其實雍正也有溫存的一面。他常常會在臣下請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麼？」或「朕安，你好麼？」話雖不多，但語氣中透著親切，不是一般的官樣文章。他也會和臣下說閒話，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雜雜。興起時，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如：「好事好事!讀此奏書之後而不高興嘉獎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個人!大笑話!真笑話!」「傳口諭給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還會在奏折上連批四個該字：「該!該!該!該!」真是愛憎好惡溢於言表，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完全不擺皇帝架子，故作聖人狀。難怪史家公認，讀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讀出一個真實的雍正來。
有時雍正甚至還會向臣下發牢騷。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憤懣氣鬱，其苦亦不可言語形容也，奈何」。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靜的 「誹謗」之後。他對鄂爾泰說：「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雖系匪類逆言，覽其言語不為無因。似此大清國皇帝做不得矣!還要教朕怎麼樣？」一副滿肚子委屈無處訴說的樣子。皇帝發起牢騷來本來就不得了，而把話說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則大約要算作歷史上最大的牢騷。這樣的牢騷也能向臣僚發，可見是朋友。
雍正也能體諒寬容臣下。台灣總兵藍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與胤的「」字同音，請求改名避諱，雍正說不必，還說「你的名字朕甚喜歡」。石文焯受命審理程如絲貪污案，因前次沒把事辦好，這回牽扯的人事又複雜，因此心存顧慮，惶恐不安，雍正也說不必，「朕諒汝彼時原有許多不得已之處」。兩廣總督孔毓曾為年羹堯代買代運紫檀木，年倒台後，孔上折請罪。雍正說：「此等小過，朕豈有不諒之理？朕不怪爾也。」而且，雍正還進一步說：年羹堯的得勢和跋扈，「皆朕識人不明，誤寵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顏累及無辜也？」竟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同樣令人感動的是解脫陝西興漢總兵劉世明。劉世明因親弟弟劉錫瑗通匪被捕，上折請罪，說：「不能正己，豈能正人，面對屬員，愧報極矣。」雍正寬慰他說，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樣的弟弟麼，哪能讓你劉世明保證沒有劉錫瑗這樣的弟弟？
雍正對於臣下，確實不乏關懷愛護之處，真正是循循善誘，體貼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黃叔琬有密折專奏權(關於這一特權，詳後)。黃上折謝恩，雍正便叮囑他說：特權是你的了，但不能亂用。第一不要拿這個挾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聲張，第三不可頻頻上奏。奏得多了，上司會對你起疑心，對你沒有好處(於爾無益)。田文鏡被破格提拔為河南巡撫，感恩戴德至極。雍正便叮囑他說：「天下事過猶不及，適中為貴。」不要因為報恩心切，把事情做過頭，就不好了。後來，田文鏡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說：「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氣量狹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沒有一個不希望臣下感恩圖報的，雍正也一樣。但雍正在田文鏡報效心切時能戒其驕躁，可謂知人；在他遭受攻擊時能寬其心懷，亦可謂善用。
雍正不但酬勞能臣，也重獎諫臣，而且並不計較他們是否犯顏抗上，或者所言是與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個名叫孫嘉淦的翰林院檢討便上書言事，要求雍正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如果說停捐納(停止賣官)尚可討論，其餘兩件事則沒有一件是雍正愛聽的。翰林院官員原本是文學侍從之臣，不該來管閒事；孫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檢討居然跳出來找皇上的茬，議論的又都是國家的大政方針，簡直無異於找死。因此雍正龍顏大怒，責問翰林院的掌院學士(院長)是幹什麼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軾在旁邊說，這個人雖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膽量。雍正瞪著眼睛看朱軾，想了一下，撲哧一笑說：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膽量。於是立即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後，孫嘉淦又不斷提意見。意見雖不被採納，他的官卻步步高陞。
不過，誰要是不把國家制度、君臣禮儀當回事，雍正對他也不客氣。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賀。刑部員外郎李建勳、羅植二人君前失禮，被言官彈劾，屬大不敬，依律應該斬首。雍正說，大喜的日子，先寄下這兩人的腦袋。後面的儀式，再有人出錯，就殺了他們。那時候，可別說是朕要殺人，而是不守規矩的人要殺他們。也就是說，這兩個人死不死，取決於別人犯不犯錯誤，而犯錯誤的人不但自己要受處分，還要承擔害死別人的責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來的。
一方面是細語溫存循循善誘，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噴頭；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課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觸霉頭卻備受賞識，許多人將其歸於雍正的「喜怒無常」，鄂爾泰卻深知其中的奧秘。鄂爾泰也是摸過雍正老虎屁股的。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滿洲鑲藍旗人，世襲貴族。他很有才，二十歲就中了舉人，二十一歲就當了御前侍衛，但因為人剛直，不肯趨炎附勢，所以到四十歲才是個內務府員外郎。他寫詩自況說：「看來四十還如此，雖至百年亦枉然。」這時，還是親王的雍正讓人給他捎話，托他辦事，其意當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卻被鄂爾泰嚴詞拒絕。鄂爾泰說：「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意思是說要雍親王放尊重點，自尊自律。雍正碰了這個軟釘子，不但不忌恨鄂爾泰，反倒十分欣賞敬佩這個竟敢以郎官之卑對抗親王之尊的直臣和漢子。即位之後，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總督，十年後升首輔，成了僅次於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際遇，誰不羨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寵的訣竅。鄂爾泰也不隱瞞。他曾對人說，當今皇上用人行政，「無甚神奇」，無非兩個字而已；至誠。也就是說，皇上待臣下以至誠，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誠。其實就連鄂爾泰心裡也明白，他對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話都講出去的。
雍正這個人，是頗為自信而自視甚高的。有人批評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條頗為自得，也頗為自許。一是自以為一心為公，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國家社稷；二是自以為洞察幽微，沒有什麼事什麼人瞞得過他；三是自以為一身清白，眼裡揉不進一點沙子，心裡存不得一點塵埃。有這三條，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對臣僚們當然沒有半點客氣好講。誰要敢在他面前耍點小心眼兒，或被他認為是耍小心眼，那就別怪他不給你面子。
楊名時倒霉就倒在這上頭。楊名時建議修浚洱海河道，本來是好事，但雍正認為他心術不正。第一，這樣的好事，為什麼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講晚不講，偏偏要在自己即將離任又尚未離任的時候提出來？第二，為什麼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請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題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滿朝上下都知道？第三，為什麼不等新官接任以後再由新官上奏，或聯名上奏？顯然，他是在沽名釣譽。事情明擺著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豈是他離任之前完成得了的？當然只能由後任來做。既然只能由後任來做，為什麼要搶在自己卸任之前發表意見？還不是想著把工作留給別人，名聲留給自己!為了保證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愛民，竟然和皇帝動起心眼來，不用折本而用題本，什麼意思？怕皇帝不告訴天下是他楊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憤怒地斥責他：像你這樣心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甚至沒有君父的人，還好意思厚著臉皮自命為讀書人嗎？所以雍正要罰他自己掏錢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孫接著修。雍正說，自己這樣處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釣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也。」
雍正如此苛求於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樣？雍正認為做得很好。他說：「朕之心可以對上天，可以對皇考，可以共白於天下之億萬臣民。」雍正這個人，確實是「一心為公」，誠心誠意地想把國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強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備謹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終日勤勉謹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點東西。這兩個詞，原本是舊時頌揚帝王勤政的套話，雍正卻很認真地做到了。別的不說，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諭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還不知幾何。此外，還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這種敬業精神和勤政精神，幾乎所有歷史學家都不否認。
雍正的個人生活也很簡單，沒什麼嗜好和娛樂，不愛遊獵，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歡一些小玩藝，但不玩物喪志。有些東西為他所喜愛，還是因為有用，比如眼鏡。雍正因為眼力不好，特別喜歡眼鏡。他曾命令工匠製作了多副眼鏡，各處安放，以便他辦公時隨時取用。他還賜給王公大臣眼鏡，目的是要他們勤勞公事。他甚至下令給揚灰處的工人發放眼鏡，以為勞保用品。在「以天下為己任」方面，雍正確實做到了以身作則。
雍正也不是糊塗皇帝。他曾對群臣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種沒有閱歷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種只知享樂的紈褲阿哥。所以他自認為有資格也有能力嚴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認為，只要君臣雙方都相待以誠，臣下不挖空心思討好皇上或欺瞞皇上，皇上也用不著猜忌臣下、防範臣下，則雙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種朋友式的關係。
雍正自己心裡也應該有數。他對群臣說：「君臣之間唯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對臣下不猜忌、不防範、不整治嗎？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來揭批年羹堯時，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動作，或者傻乎乎地說年羹堯這個人多少還有些功勞，雍正能滿意嗎？顯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兩總督三巡撫報告黃河水清。古人云：「黃河清，聖人出。」當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給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級。這時，有個大理寺卿名叫鄒汝魯的，寫了篇《河清頌》來拍馬屁，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兩句，意思是說正因為皇上搞改革，實行新政，黃河才變清了。誰知卻使雍正大為惱怒，質問鄒汝魯「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將他革職，罰到荊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話都講出來豈不更是冒傻氣？
看來，在雍正手下，拍馬屁也不容易。說得好聽一點，得像一個很有鑒賞力的批評家，由衷地為雍正的領導藝術叫好。這就一要誠心，二要懂行，沒有幾個人做得到。雍正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心情好的時候，對那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就不太計較(心情不好時就該對方倒霉)。因為拍馬屁至少沒有什麼惡意，粉飾太平也總是政治所需。對於批評，雍正的態度就要認真得多。雍正並不是一個批評不得的人。他接受過批評，也獎勵過批評他的人。甚至有時雖然並不接受批評，卻獎勵批評者。比如大學士朱軾一貫是批評雍正的。耗羨歸公、西北用兵這些事，他都不贊成，雍正卻請他給弘歷當老師。後來連朱軾自己也覺得老提意見不是個事，便請求病退。雍正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朱軾感動，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還有一個邏輯，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獨立。如果對君主鬧獨立，那就一定在私下裡結為朋黨。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麼!雍正整治楊名時、李紱等人，就因為視其為朋黨領袖之故。他曾對鄂爾泰說：「朕整理科甲積習(因師生或同年關係結成朋黨的習氣)，伊(指楊名時)挺身樂為領袖。」審理謝濟世時，也嚴刑逼供，要他招認是李紱指使(謝濟世的供詞則是「受孔孟指使」)。可見，雍正打擊楊名時等，是一箭雙鵰；不准臣下搞獨立，更不許他們結黨。他最欣賞的是這樣一種人：和誰都沒有私人關係，只和他一人「結黨」，比如田文鏡、李衛都是。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允許並鼓勵的，那就是「奉旨結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結交王公，卻又指示寵臣們結交怡親王允祥，因為他需要允祥來充當他與臣下溝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說，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朕又唯恐你們不能這樣。這就矛盾。到底是該交朋友還是不該交朋友呢？說穿了，就是不准別人交朋友，只准他一個人交朋友；也不准對別人有感情，只准對他一個人獻忠心。換句話說，他是要和每個臣子單獨「交朋友」。
阿彌陀佛!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