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離去了。隨著卡車輪子濺起團團塵埃而離去了。
我生命中的一頁翻過去了。
在她離去之後的第四天，菌棚裡所有的干菌子裝進了麻包，用馬車拖著，運到公社收購站去出賣了。
我懷著一顆失意而感傷的心，回到了斗篷寨集體戶裡。
我開始盼望，焦灼地盼望著她的來信，盼望著幾天才能到斗篷寨來一回的鄉郵員的出現。
這是多麼難以忍受的半個月。
回到寨上，大小隊幹部們沒有把我安排到煤場上去當會計，更沒有一個像看守菌棚這樣輕巧的活兒等待著我。一切正像知青們最初估計的那樣，我的煤場會計職務給抹去了，自自然然地抹去了，讓我自己都無法提出啥意見。
我和知識青年們、和農民一起，天天在田壩坡土上勞動。知青點的夥伴們，都說我像換了個人，性格全變了，變得沉悶、寡言，難以相處，他們怎麼可能曉得，我在這段時間裡經歷的一切呢。
她終於來信了。
在拆開她的信時，我雙手竟然在顫抖，要抑制自己都不行。
她在信上改變了對我的稱呼，叫我「達非」。她詳盡地敘述了離去之後的奔波和遭遇，從那娟秀端正的字裡行間，我彷彿看到她坐在長途客車裡昏昏欲睡地奔向那個偏遠的小縣城，我彷彿見到了她在小縣城破舊的旅館裡，守著比燭光亮不了多少的電燈光，焦灼地期待著具體分配工作……
以後我們間建立了通信關係。她常有信來，談她的工作，談她的煩惱和嚮往，她以女性的細膩關懷著我的一切，起居、飲食、衣著和遙遙無期的抽調。還給我寄一點錢。
在漫長而壓抑的插隊落戶歲月裡，她的來信是我的希望，是我最大的安慰，每封來信，我都要讀了又讀，看了又看，然後就迫不及待地給她回信。
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上調機會以後，我才逐漸逐漸地醒悟到，在煤場任會計職務時，由於我的天真和負責，不懂得通融，我是得罪了某些人。想想嘛，連大隊主任的侄女兒，一個回鄉的知青，都能夠給分配到縣磷肥廠去當學徒工，而我，卻沒有資格。是在一再地碰壁之後，我才曉得，在現實生活中，即使是故意報復、是讓你穿小鞋，也是不露痕跡的。決不像我們的一些電影和戲劇裡表現的那樣，讓人一目瞭然。
我沒有希望抽調，更不可能像我在與她分手時山盟海誓地表示的那樣，爭取分到她身邊去，我意冷心灰，差不多陷入了絕望之中。
在我們通信兩年三個月以後，在她又一次給我來信，寄了十元錢和二十斤糧票給我時，我終於提起筆，給她寫了一封信：不要等我，不要給我寄錢了，你走你的路去吧……
信寫完的時候，我的筆失落在地上。我趴在桌面上，痛哭了一場，幾乎沒有勇氣把這封信寄出去。
但一個殘酷的現實時時在提醒我：她的年齡一天比一天大。我沒有權利拖住她生活的腳步呀。
信寄出以後，隔開好久好久，我都等得坐立不安了，她來了信，信上喊我「好弟弟」，仍然給我寄了錢和糧票來。
連寄了三個月，後來有一封信，信裡面夾滿了八分一張的郵票，我數了數，竟有五十張郵票，卻無一個字。
儘管我一直硬著心腸沒回信，但我明白了，她比我更清醒地意識到了她的年齡，她得走自己的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