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蓀吾兄：憶自迪寄奉一信，忽又半載。頃得讀《文學月報》第5號，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兄等之努力，殊為欽佩。而於《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特輯，尤感興趣。光未然之長文及座談會諸公之高論，大部分皆與鄙見相合。以群兄之見解，弟尤有同感。蓋據弟見聞所及而言「民族形式」之前途，可能有錯誤之傾向發生而滋長，——此即強調了舊形式在民族形式上之比重，而以今日民族形式之提出，視為五四新文藝運動之否定，從而流於褊狹的「自力更生」主義；此其一。或者，又以為新文藝之不能深入大眾，主要在於形式，而不知內容亦與有關；中國大眾文化水準之低無可諱言，而在生活重壓之下，凡非與其切身的生活問題有直接關係者，大眾是不感興趣的，是故昔在提出「大眾化」之時，就已再三指出，「要向大眾學習」，—-即要瞭解大眾以何者為生命攸關，非爭不可；大眾之瞭解一事物，乃通過物質的關係，而非精神的（從具體的行動，而非從抽像的說理），等等一切，然後寫成的作品，能為大眾所接受也。不然，《紅樓夢》、《儒林外史》，是舊形式之佼佼者；然而有幾許大眾對之有興趣耶？今日言民族形式，倘拘執於問題之表面，而誤以為形式是大眾所熟悉，內容便無論怎樣都行，則亦不免背謬；此其二。以上二者，已頗有人論及，但尚嫌棄聲浪不高，易為一般青年作家所忽略。蓋欲吸收世界文藝之精華及向大眾學習，其事甚難；而欲「學習」舊形式，並作換面改形式之所謂「揚棄」，則似頗易為力耳。平心言之，單純之「舊瓶新酒」論，固已受多方面之駁難，然鄙見以為倘能真正做到在舊瓶子裡裝進了大眾所喜愛的新酒，既易上口，又於衛生有益，則瓶雖舊，在今天還是比半新不舊的瓶子裝進了酸酒好得多了。但此非即說不必再努力創造民族形式之謂。
光未然之長文，殊見用力之夠，亦頗多警辟之論。惟於指陳舊形式句法之巧妙，語彙之豐富處，其中有數點，鄙見有與不同。如所舉《蟬宮曲》之連用「一聲」，「一會」……
以及「寶玉問病」之連用「一陣」，「一面」……等之「一字格」，我覺得並不可愛。昔在江南聽說書，見聽者對於排句式之鋪敘未表興趣，然則此種單調的近於文字遊戲之「一字陣」，恐亦未必娛於大眾之耳。又疊字格，恰當好處用一二，頗覺可愛，多用則成為文字遊戲。凡文學遊戲，於形式上雖似新奇，實則有傷於表情之真摯也；至於雙聲疊韻，則以南方之吳語系語言而論，似乎並不多；雙聲疊韻似乎還是在文言文字較多，故此點上值得再討論。偶因有便，托帶此信，率陳偶感，草草不工，不足為外人道也。
順頌時祺寶權兄及諸友均此，恕不另柬。
茅盾〔一九四○年〕八月五日於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