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從牯嶺回到上海。德沚因為小產正住在醫院裡，她告訴我，南京政府的通緝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問起，她就對他們說：「雁冰去日本了。」「現在你回來了，"她說，「怎麼辦呢？」我想了一想說，「你仍舊說我去日本了。我暫時不出大門，也不見人。"我們的家在東橫濱路景雲裡，是華界，住在同一條弄堂裡的，許多是商務印書館的職員，他們都認識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難保不傳到蔣介石手下人的耳朵裡。而那時，我對於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感到迷茫，我需要時間思考、觀察和分析。自從離開家庭進入社會以來，我逐漸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願意隨聲附和。這種習慣，其實在我那一輩人中間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處，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講了；但是這個習慣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這就是當形勢突變時，我往往停下來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樣緊緊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觀，它迫使我停下來思索：革命究竟往何處去？共產主義的理論我深信不移，蘇聯的榜樣也無可非議，但是中國革命的道路該怎樣走？在以前我自以為已經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敵人的種種表演——從偽裝極左面貌到對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殺；也看到了自己陣營內的形形色色—-右的從動搖、妥協到逃跑，左的從幼稚、狂熱到盲動。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聽到的是無止休的爭論，以及國際代表的權威，——我既欽佩他們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熟悉，一開口就滔滔不絕，也懷疑他們對中國這樣複雜的社會真能瞭如指掌。我震驚於聲勢浩大的兩湖農民運動竟如此輕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毀，也為南昌暴動的迅速失敗而失望。在經歷了如此激盪的生活之後，我需要停下來獨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紛擾起伏，比之為產婦分娩前的陣痛。一個嬰兒的誕生，尚且要經過幾次陣痛；何況一個新社會？大革命是失敗了，陣痛仍在繼續。不過，當時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兒，雖知低潮是暫時的，但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為我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隱藏在我家（景雲裡11號半）的三樓上，足不出門，整整十個月。當然，我的"隱藏"也不是絕對的，對於住在同一條弄堂裡的葉聖陶、周建人我就沒有保密（那時葉聖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葉聖陶的隔壁）。十月份魯迅從廣州經香港來到上海，也搬到景雲裡，我也沒有對他保密。在這一段時間裡，我與葉聖陶過往甚密。我寫的一些東西，包括最初的創作，就是經葉聖陶之手在《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上發表的。葉聖陶那時正代編《小說月報》，原主編鄭振鐸到英國去了，因為鄭的丈人高夢旦怕蔣介石的爪牙把鄭振鐸作為親共人物而有所留難。
我隱居下來後，馬上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如何維持生活？找職業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筆來，賣文為生。過去大半年的波濤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腦中發酵，於是我就以此為題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從醫院回來還有低燒）寫我的第一部小說《幻滅》。後來我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寫過這樣一段話：「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這一段話，真實地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
但景雲裡不是一個寫作的好環境。時值暑季，裡內住戶，晚飯後便在門外乘涼，男女老小，笑聲哭聲，鬧成一片。與景雲裡我的家只有一牆之隔的大興坊的住戶，晚飯後也在戶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爭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將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聲，真有使人心驚肉跳之勢。這些嘈雜的聲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這對於我，也還不妨，我是白天寫作的。而對於習慣在夜間寫作的魯迅，卻是個大問題了。
《幻滅》從九月初動手，用了四個星期寫完。當初並無很大的計劃，只覺得從"五卅"到大革命這個動盪的時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寫，就想選擇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寫他們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從一個側面來反映這個大時代。我是第一次從事創作，寫長篇小說沒有把握，就決定寫三個有連續性的中篇，其中的人物基本相同。但當我構思《動搖》的時候，才知道這個設想不能實現，結果只有《幻滅》中的個別人物出現在《動搖》中。
我提倡過自然主義，但當我寫第一部小說時，用的卻是現實主義。我嚴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實來寫，我相信，只要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就能打動讀者的心，使讀者認清真與偽，善與惡，美與醜。對於我還不熟悉的生活，還沒有把握的材料，還認識不清的問題，我都不寫。我是經驗了人生才來做小說的，而不是為了說明什麼才來做小說的。
《幻滅》主要寫兩個女性——靜女士和慧女士，後來的《動搖》和《追求》也著重寫了女性。這有它的原因。"五卅"運動前後，德沚從事於婦女運動，她工作的對象主要是女學生、中小學教師、開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她們常到我家中來，我也漸漸與她們熟悉，對她們的性格有所瞭解。大革命時在武漢，我又遇到了不少這樣類型的女性。她們有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靜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這些就成為我寫作的材料。《幻滅》的主人公是靜女士，寫靜女士的不斷幻滅。靜女士是一個天真的夢想家，當她被捲進革命的潮流時，她對革命充滿幻想，以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經發動，就不會有失敗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熱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敗，她就受不了，覺得一切都完了。《幻滅》中最後出現的成為靜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連長強惟力，她覺得強連長給了她理想的美滿的生活，可是強連長上前線去了，靜女士終於在戀愛上也幻滅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敗時同樣悲觀、失望、動搖，但她不會幻滅，她將通過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強連長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兒的，這就是顧仲起。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小說月報》已由鄭振鐸接編，有一個人常給《小說月報》投稿，寫一些短篇，描寫下層生活，這人就是顧仲起。他是南通師範學校的學生，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了。他的家庭很頑固，父親大罵他，他一起就離家出走到上海，在碼頭上當搬運工人，也做過其他各種雜工，同時他就給《小說月報》投稿。鄭振鐸瞭解了他的情形後，原想把他介紹到商務當個小編輯，但商務不缺人。鄭就找我商量，說黃起軍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紹去？我就寫了介紹信，我們還湊了點錢給他作路費。那是一九二五年初。兩星期後，他給我們來了一封信，說他要上前線打仗去了。記得我當時還寫了一篇文章叫《現成的希望》，對這位有著豐富下層生活經驗的青年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後來我們再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漢時，他突然來找我，這時他已經是個連長。他說，一九二六年初我在廣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時，他正在東江打陳炯明，那時是個班長，東江戰役結束就升為排長，北伐開始要擴充軍隊，他又提升為連長，現在在第四軍某師。我問他對時局有何感想，他說，他對這些不感興趣，軍人只管打仗。他說：「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個刺激，一仗打下來，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陞官，我究竟什麼時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對時局如何，不曾想過。"我覺得奇怪，他在上海寫小說時還有一些理想和反抗思想，何以現在變成這樣了？他告訴我，他仍在寫東西，並拿出一本名叫《紅光》的詩集原稿給我看，要我寫一篇序。那時，我正與孫伏園籌組文學團體"上游社"，就拉他列名為發起人。顧仲起住在旅館裡，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忽然叫來了幾個妓女，同她們隨便談了一會兒，又叫她們走了。當時軍人是不准叫妓女的。我問旅館的茶房。茶房說，這位客人幾乎天天如此，叫妓女來，跟她們談一陣，又讓她們走，從不留一個過夜。原來他叫妓女也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刺激。《幻滅》中的強連長就有一小部分取材於顧仲起，寫這樣的一種人對革命的幻滅。
我用了不到兩個星期寫完了《幻滅》的前半部，打算先給葉聖陶看一看，便隨手寫了個筆名"矛盾"，因為原來用的筆名如"玄珠"、「郎損"等，這時候都不能用了。為什麼取"矛盾"二字，我在一九五七年寫的《蝕》的新版"後記"中，寫過一段說明，現在就抄在下面：
「五四"以後，我接觸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複雜，同
時也逐漸理解到那時漸成為流行語的"矛盾"一詞的實
際；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漢又經歷了較前更深更廣
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
了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認識到小資產階級
知識分子在這大變動時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會不看
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時候，
我又看到有不少人們思想上實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
矛盾，卻又總自以為自己沒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談，教訓
別人，——我對這樣的人就不大能夠理解，也有點覺得這
也是"掩耳盜鈴"之一種表現。大概是帶點諷刺別人也嘲
笑自己的文人積習罷，於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為筆名。
但後來還是帶了草頭出現，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這草頭就是葉聖陶給我加上的。原來我把《幻滅》的前半部原稿交給了聖陶後，第二天他就來找我了，說，寫得好，《小說月報》正缺這樣的稿件，就準備登在九月份的雜誌上，今天就發稿。我吃驚道，小說還沒有寫完呢！他說不妨事，九月號登一半，十月號再登後一半，又解釋道，九月號再有十天就要出版，等你寫完是來不及的。我只好同意。他又說，這筆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國民黨方面有人來查問原作者，我們就為難了，不如"矛"上加個草頭，「茅"姓甚多，不會引起注意。我也同意了。這樣，就用了茅盾這筆名。
十月上旬寫完《幻滅》，我從頭看了一遍，覺得結構鬆散，沒有很好地利用這份素材。但再作大的修改已不可能，也無此心情，不如寫下一平時，對全篇佈局多加注意。但是我正要構思《動搖》，聖陶卻又來約我寫評論文章了。他說，《小說月報》缺這方面的稿件，而我正是"此中老手"。他建議我寫魯迅論。我同意了。但第一篇寫出來的卻是《王魯彥論》。我這是避難就易。全面評論一個作家，我也是初次。對王魯彥的作品，評論界的意見比較一致，不難寫；而對魯迅的作品，評論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見，必須深思熟慮，使自己的論點站得住。所以第二七我才寫了《魯迅論》。可是，在十一月份的《小說月報》上首先登出來的卻仍舊是《魯迅論》，因為葉聖陶從編輯的角度考慮，認為還是用魯迅來打頭炮比較好，而且那時魯迅剛從香港來到上海，也有歡迎他的意思。《魯迅論》我署的筆名是「方璧"，這是從"玄珠"演化來的。沒有署"茅盾"，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在這評論文中，我論述了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我說，讀魯迅的小說，能引起我們極深切的同情：「我們跟著單四嫂子悲哀，我們愛那個懶散苟活的孔乙己，我們忘不了那負著生活的重擔麻木著的閏土，我們的心為祥林嫂而沉重，我們以緊張的心情追隨著愛姑的冒險，我們鄙夷然而又憐憫又愛那阿Q……我們只覺得這是中國的，這正是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的思想和生活。」「這些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上，負著幾千年的傳統的重擔子，他們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咒詛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懍懍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擔。"我以為《吶喊》和《彷徨》所以值得並且逼迫我們一遍一遍地翻讀而不厭倦，原因就在這裡。我又說，喜歡讀魯迅小說的人們，還應該去讀魯迅的雜文，因為魯迅的雜文能幫助我們更加明白小說的意義。如果小說裡有反面的解釋，那麼雜文就是正面的說明。魯迅的雜文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偽！"從魯迅的雜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著青春之火，看到他是青年最好的導師，雖然他不肯自認。魯迅從不板起臉教訓青年，然而卻隨時在指引青年如何生活和行動。他鼓勵青年"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他鼓勵青年去除舊革新，爭生存不能苟活，求溫飽不尚奢侈，要發展不是放縱。但是他又告誡青年要學會「韌性"，而且他也不贊成無謂的犧牲。在文章中我還認為魯迅之為魯迅，在於他"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我說，「人類原是十分不完全的東西，全璧的聖人是沒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剝露了給世人看，在現在這世間，可惜竟不多了。魯迅板著臉，專剝露別人的虛偽的外套，然而我們並不以為可厭，就因為他也嚴格地自己批評自己分析呵！"我說，魯迅雖然"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到他有"一顆質樸的心，熱而且跳的心」。這評論文，現在看來，對於魯迅作品的評價還很不夠，分析也膚淺，但在當時卻被人責為"一味吹捧"。
十月八日，魯迅搬到景雲裡來了，住在23號，他家前門正對著我家的後門。過了兩天，周建人陪魯迅來看我。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魯迅，第一次見面是一年前他去廈門大學路過上海的時候，鄭振鐸在"消閒別墅"請魯迅吃飯，我是陪客之一，當時只寒暄了幾句。這一次見面，我們談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為通緝令在身，雖知他已來上海，而且同住在景雲裡，卻未能去拜會。魯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來，免得走漏風聲。我談到了我在武漢的經歷以及大革命的失敗，魯迅則談了半年來在廣州的見聞，大家感慨頗多。他說革命看來是處於低潮了，並且對於當時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斷高漲的論調表示不理解。他說他要在上海定居下來，不打算再教書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說月報》上的《幻滅》前半部，就問我今後作何打算？我說正考慮寫第二七小說，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於今後怎麼辦，也許要長期蟄居地下，靠賣文維持生活了。
第二七就是《動搖》。《動搖》是經過冷靜的思索，比較有計劃寫的。是要借寫武漢政府下湖北一個小縣城裡發生的事情，來影射武漢大革命的動亂，利用縣城的小場面，由小見大。是要寫大革命時期一大部分人對革命的心理狀態，他們動搖於左右之間，也動搖於成功或者失敗之間。《動搖》裡的重要人物，國民黨"左派"方羅蘭，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動搖的結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錯亂。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紳的代表胡國光，他混進革命陣營，卻以極左的面貌大肆活動，當時議論紛紛的所謂"過火行為"，很多就是胡國光這班人製造的。他們以比共產黨人還要"左"的面貌出現，從而破壞共產黨的聲譽，破壞革命，然後本相畢露，血腥鎮壓革命。《動搖》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編《漢口民國日報》時聽到和看到的，可以說，我在《動搖》中只不過反映了當時湖北各縣發生的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的一鱗半爪。《動搖》就是如實地寫了革命的失敗和反革命的勝利。我沒有離開現實，平空製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沒有寫正面人物，我只寫了一個李克，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這樣的黨員我見過不少，但我沒有重筆寫他，因為在《動搖》中，李克也無回天之力，革命失敗的責任只能讓方羅蘭們去承擔。
《動搖》用一個半月時間方始定稿。比《幻滅》長，大約有十萬字。等到寫完，德沚和母親已在忙著準備過年了。
寫完《動搖》，我鬆一口氣，轉而寫了些文藝論文、散文、神話研究，以及翻譯了一個中篇：新希臘帕拉瑪茲的小說《一個人的死》。（所謂"新希臘"，是用現代的希臘語寫的，以別於古代的希臘語。）文藝論文有《伊本納茲評傳》、《帕拉瑪茲評傳》和《小說研究ABC》，後者是在一篇舊稿《人物的研究》（刊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三號）的基礎上加以擴充改寫而成的。神話研究，除了將還在一九二六年就寫成初稿的關於中國神話研究的論文寫定，並題名《中國神話研究ABC》外，還寫了《自然界的神話》、《神話的意義和類別》等五篇短文。此外，我還寫了第一個短篇小說《創造》。
我寫《創造》是完全"有意為之"。那時候，對於《幻滅》開始有評論了，大部分的評論是讚揚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嚴厲。批判者認為整齊的調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滅，似乎革命沒有希望了。這個批評是中肯的。但這並非我的本意。轟轟烈烈大革命的失敗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確不知道以後革命應走怎樣的路，但我並不認為中國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靜地咀嚼了武漢時期的一切，我想，一場大風暴過去了，但引起這場風暴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中國仍是個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軍閥買辦統治的國家，只是換上了新的代理人蔣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還要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成立時只有五十幾個黨員，到一九二七年就發展到五萬黨員，誰能說共產黨經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史不絕書，難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這是誰也不能相信的。當然，革命起來了也許還會失敗，但最後終歸要勝利的。為了辯解，也為了表白我的這種信念，我寫了《創造》。這是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當時我戲用歐洲古典主義戲曲的"三一律"來寫。故事發生於早晨一小時內，地點始終在臥室，人物只有兩個：君實和嫻嫻夫婦。君實是個"進步分子"，是"創造者"，也就是說，在思想上他是嫻嫻的帶路人；嫻嫻是"被創造者"，她是中國被名教所束縛的無數女子中的一個，但一旦她被"創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縛被解除了，她要求進步的願望卻大大超出了君實的設想，她毫無牽掛，勇往直前。結尾是嫻嫻讓家裡的女僕傳一句話給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趕上來就來吧。在《創造》中，我暗示了這樣的思想：革命既經發動，就會一發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儘管中間要經過許多挫折，但它的前進是任何力量阻攔不住的。被壓迫者的覺醒也是如此。在《創造》中沒有悲觀色彩。嫻嫻？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實"趕上去"，小說對此沒有作答案，留給讀者去思索。
也是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當《幻滅》被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出單行本時，我在書的扉頁上寫了一句《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兩年以後，三部曲合併成為一部長篇，由開明書店出版時，我在扉頁上又寫了幾段話，並給全書取了個《蝕》的名字，這表明書中寫的人和事，正像月蝕日蝕一樣，是暫時的，而光明則是長久的；革命也是這樣，挫折是暫時的，最後勝利是必然的。在《蝕》的扉頁的"題詞"中我寫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熾，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諦視，我腦尚能消納，尚能思維，該還有我報答厚愛的讀者諸君及此世界萬千的人生戰士的機會。營營之聲，不能擾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勵。"
大約在一九二七年底，太陽社成立了，創造社也重新開始了活動。太陽社出版了《太陽月刊》，創造社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創造月刊》。他們提倡革命文學，並且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大聲疾呼，的確使沉寂的中國文壇又活躍起來，並且在推動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初步知識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看到《太陽月刊》創刊號後，很是歡欣，我發現一年前投筆從軍的朋友們又重新拿起筆來戰鬥了。太陽社的錢杏村我不認識，但蔣光慈是相當熟的，是上海大學的同事，他還與澤民一起組織過文學團體。因此，我就寫了一篇《歡迎太陽》，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文學週報》上。在文章中我說：「我敬祝《太陽》時時上升，四射它的輝光，我更鄭重介紹它於一切祈求光明的人們。"但是我也認為蔣光慈在《太陽月刊》創刊號上所寫的一篇宣言式的論文，有些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我覺得蔣文有唯我獨"革"、排斥一切"舊作家"的思想，對於革命文學的議論也趨於偏激。我在文章中說：「文藝是多方面的，正像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樣。革命文學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說，惟有描寫第四階級的文學才是革命文學，猶之我們不能說只有農工群眾的生活才是現代社會生活。……蔣光慈的論文，似乎不承認非農工群眾對於革命高潮的感應——許竟是反革命的感應，也是革命文學的題材。我以為如果依蔣君之說，則我們的革命文學將進了一條極單調的偏狹的路。"我還認為作家有了"實感"（生活經驗）並不等於就能寫出好作品，我說，「我並不是輕蔑具有實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湧出來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們先把自己的實感來細細咀嚼，從那裡邊搾出些精英、靈魂，然後轉變為文藝作品。"我的這些議論，反映了我對當時文壇某種傾向的憂慮。不過，也許我用了"方璧"這筆名，這篇文章並未引起太陽社的注意。然而我的憂慮卻不幸而言中：一個多月後，創造社和太陽社就開始了對魯迅的圍攻，說魯迅"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說"阿Q時代是已經死去了"，「魯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盡頭"，甚至罵魯迅是"紹興師爺"，「封建餘孽"，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時，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人們寫了一些他們自稱為起羅文學的東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沒有血肉的，魯迅說它們"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郁達夫則稱它們為"革命的廣告"。
關於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這場論戰，我沒有加入，因為論戰展開時我正埋頭寫《追求》，《追求》寫完就真個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寫《從牯嶺到東京》時，才間接地參加了這場論爭。
《追求》從四月份開始寫，到六月份寫完。《追求》原來是想寫一群青年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大革命失敗的幻滅和動搖後，現在又重新點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這也是我寫《創造》時的心情。可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卻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觀失望中。我從德沚以及幾個舊友那裡聽到了愈來愈多的外面的遲到的消息，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悶，使人失望的。這就是在革命不斷高漲的口號下推行的"左"傾盲動主義所造成的各種可悲的損失。一些熟識的朋友，莫名其妙地被捕了，犧牲了。對於盲動主義，我與魯迅議論過，我們不理解這種革命不斷高漲的理論。在一九二八年初，我還寫過一篇散文《嚴霜下的夢》（載《文學週報》302期），用象徵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並對那時的盲動主義表示了"迷亂"、"不明白"和不贊成；我發出了詢問：「什麼時候天才亮呀？"但是到了四五月間，我卻完全被這些不幸的消息壓倒了，以至我寫的《追求》完全離開了原來的計劃，書中的人物個個都在追求，然而都失敗了。同年七月十六日我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寫有一段話，很清楚地道出了我當時的情緒：「我那時發生精神上的苦悶，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間會有好幾次往復的衝突，我的情緒忽而高亢灼熱，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這是因為我在那時會見了幾個舊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為威武所屈的人也許會因親愛者的乖張使你失望而發狂。這些事將來也許會有人知道的。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層極厚的悲觀色彩，並且使我的作品有纏綿幽怨和激昂奮發的調子同時並在。《追求》就是這麼一件狂亂的混合物。"這裡所說的"親愛者的乖張"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動主義。也是在《從牯嶺到東京》中，我還有一段表白自己的話，這一段話也反映了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我說：「我承認這極端悲觀的基調是我自己的，雖然書中（指《追求》）青年的不滿於現狀，苦悶，求出路，是客觀的真實。說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罷，我就不懂為什麼象蒼蠅那樣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說我只是消極，不給人家一條出路麼，我也承認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聲機吆喝著：『這是出路，往這邊來！是有什麼價值並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說中人物有一條出路，就因為我既不願意昧著良心說自己以為不然的話，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夠發見一條自信得過的出路來指引大家。人家說這是我的思想動搖。我也不願意聲辯。我想來我倒並沒動搖過，我實在是自始就不贊成一年來許多人所呼號吶喊的出路。這出路之差不多成為絕路，現在不是已經證明得很明白？"這段話，後來成為創造社攻擊我的主要靶子，傅克興在一篇文章中就說：「說中國革命走到了絕路嗎？斷沒有這個事，中國革命還在發展到一個新的高潮，決沒有走到絕路去，……如果講這是絕路，那麼，我們只有叫資本主義萬歲了。」看來，克興君當時顯然是一其中盲動主義之毒甚深的"蒼蠅"。
過後不久，我聽說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了，會議批判和糾正了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這消息是別人傳給我的，因為自從我到了日本以後，就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而且以後黨組織也沒有再來同我聯繫。我猜想，大概我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之後，有些人認為我是投降資產階級了，所以不再來找我。附帶說一句，後來在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在我家中避難時，我向他談過此事的經過，並表示希望能恢復組織生活。秋白後來告訴我，上級組織沒有答覆，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線的排擠，也無能為力。他勸我安心從事創作，並舉了魯迅的例子。
我寫完《追求》以後，有一天陳望道來看我。閒談中，他發現我久困斗室，身體、精神都不好，就說，天氣這麼熱，悶居小樓，是要弄出病來的，既然你對外放空氣說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換換環境，呼吸點新鮮空氣？我也覺得他說的有道理，而且當時中國人到日本，日本人來中國，都不用護照。但我怕不懂日語，有困難。陳說：「吳庶五已在東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吳庶五是陳望道的女友，在上海時我見過，是認識的。我於是決定到日本。陳望道又說，他可以替我辦理買船票、預先兌換日元等事。於是德沚就忙著打點我的行裝。
六月底，就在我去日本之前，一天夜間，陳獨秀突然來到我家裡。我們有一年多未見面了。約在半年前，陳之聯絡人鄭超麟曾來看過我，知道我現在蟄居家中，賣文為生，所以陳獨秀知道我的住址。此次陳獨秀來，是德沚聞叩門聲而去開門，一見是他，便請他進來。我請他坐下，德沚端上茶，正想探問他此來何事，他卻自己說：我近來在研究現存於各省方言中之中國古音，為作一部《文字學註釋》準備材料。從前顧亭林作《詩本音》，碰到協音不通處，先向師、友請教，還是得不到合理的答案，那就問樵夫、打漁的、牧童等，要他們念土話，甚至為了一個字的古音，而問到東西南北十多個省的人們。顧亭林謂古音沒有完全喪失，或存於甲地，或存於乙地。我現在想繼顧亭林之後，作這方面的研究。例如常州人土音Tia（意為"何事"）即唐人之"底"，唐人詩中常見"底事"。廣東話中亦有古音。現在我正收羅上海話之古音，特來向你探討。我說我對家鄉烏鎮話，也許還沒忘記，上海話就不行，德沚的上海話也許比我好一點。於是陳寫出幾個字，要德沚用上海白來讀，他則作音標。二十分鐘後，他將紙筆收起，說還要找真正的上海人來研究。我說，真正上海土話是浦東話，與十里洋場的上海話又自不同，現在的上海話，雜有寧波、蘇州口語甚多。他表示同意。我又問他對時局有何看法。他說他現在不問政治，所以治聲韻學。我又問：你看蔣政權能維持多久？他沉吟後說：從前北洋軍閥直、皖、奉三系，火並八年，互相削弱，然後國民革命軍能北伐成功。現在蔣內部派系及收編之地方軍，恐不止三個系統，他們自相火並而削弱，也算它八年，那時共產黨方可捲土重來，現在的到處暴動不能成大事。我問：外國侵略如何？他說蔣介石嫡系中有親日親英美之分，兩相抵消，外國侵略暫不能有。他又說：論國內大勢，或國際大勢，都須根據詳細情報，我現在塊處斗室，消息隔絕，蔣家報紙一味自拉自唱，我剛才所說，只是以前的情況，現在又已不同，不足為據。這時已十一時，他要走，德沚說，裡內各家都在門外乘涼，你從我家出去，惹人注意，不如在我家過夜。他笑笑說，「不妨，"站起身走到客廳的後間，忽又站住說，"小心點也好，"指著室內的小榻道，「我就在此過夜罷。"這小榻本是女傭睡的，我從牯嶺回家就把女傭辭退，所以空著。於是德沚拿了一床毛巾被來。第二天清早，他就走了，我還沒有起身。此後他沒有再來，但寄來一信，謂已找到浦東人談上海古音云云。後來這部《文字學註釋》，陳獨秀是在國民黨的監牢中繼續寫，抗戰時他在四川省江津縣完成。當時本得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但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陳獨秀病死於江津，他的親屬將《文字學註釋》於一九四六年交給商務印書館的經理王雲五，竟沒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