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右派在孫先生逝世後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雲寺開會，反對孫先生的三大政策，並奪取了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作為他們在上海的總部，公開宣佈開除已經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第一批被開除的共產黨員有惲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黨中央為了反擊國民黨右派的猖狂進攻，指令惲代英與我籌備組織兩黨合作的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以後簡稱上海特別市黨部，地址在貝勒路永裕裡八十一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特別市黨部成立，惲代英為主任委員兼組織部長，我為宣傳部長，張廷灝為青年部長，張也是共產黨員。他自稱是張靜江的堂房侄兒，但後來張叛變了。
同年十二月尾，上海市黨員大會選出代表五人，到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五個代表是惲代英、沈雁冰、張廷灝、吳開先，另一人是國民黨左派，記不其他的姓名來了。吳開先是上海法政大學的學生，也是共產黨員，後來也叛變了。我們在當選為代表後，考慮到我們都不懂廣東話，覺得為難。惲代英說，「大會代表來自各省，都能說藍青官話，廣東省的代表居少數，我猜想這少數廣東代表一定也是走南闖北的人，能聽懂藍青官話，語言不通這件事，不必考慮。"可是我、張、吳卻覺得大會代表之間不免有往來，看見廣東或北方代表時，一定要找筆來通報姓名，未免麻煩（張、吳都沒有到過北方），所以我和張、吳都印了名片。後來在大會期間果然用上了兩三次。
張廷灝有點辦理雜事的能力，所以，定船期等事，都交給他去辦。他定了虞洽卿辦的三北輪船公司的醒獅號的官艙票。此船定於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開航，而廣州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究於何日開幕，我們當時也不清楚。
我們於一九二五年底得廣州電報，說是代表大會將於二六年元旦開幕，那麼，我們上"醒獅"輪之時，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開幕。據船上水手說，船行六日，預定在汕頭還要停留一天卸貨。我們料想，肯定要遲到，但不知會期是幾天，如果會期長，還能趕上大會的最後階段。
輪船開航的前一天，德沚和我先到船上看一看。甲板上所謂大餐間的前後，各有一架起重機，其中一架正忙著把貨包吊到下層的貨艙裡。又一架起重機正在上煤，甲板上全是煤屑。想來這船本是貨輪，現在稍稍改裝一下，也載客人。我和德沚到岸上吃了點心，買了零碎應用的東西，她就回家，我仍上船。
現在要補敘張廷灝辦的蠢事。他買好官艙票後，就到船上看看，當他發見官艙地位在船尾，而且從甲板上往下看，是一個黑洞，他不曾下洞去查看，就認為所謂官艙者一定是又悶又黑，不能住的。當時就有船上的一個西崽對張說，他們住的房間可以情讓，那是在大餐間旁邊，又通風，光線又好。張廷灝看了西崽住的房間是三層舖位，可住六人，我們共有五人，空出一個舖位，正好放行李。美中不足是每層舖位之間距離狹窄，正如魯迅的詩句"未敢翻身已碰頭"。但是張廷灝立即付了五元定洋，說明開航後再付一百元。他覺得如果退掉五個人的官艙起，用一百○五元買這西崽房間，還節省了一二十元。他十分得意，匆匆下船到輪船局去退票，卻找不到輪船局裡他所熟識的那個人，於是又到船上。一個水手模樣的人對他說，西崽頭目剛才說過，西崽房間不能讓，還是買我們的水手房間罷，也是先付定洋五元。於是張廷灝又去看水手房間，這是在船的中部，靠近船長室。水手房裡有五個舖位，還有一個小方桌。美中不足是有些油膩的味兒。張廷灝顧不到這些了，十分滿意，卻不肯先付定洋，那時正在船上的我同吳開先也覺得這比西崽房間好些。當時張同吳就去找原來經手賣房間的西崽討還那五元定洋。可是，那個西崽不肯還，吳開先拿出學過法律的本領和他爭論，還是無用。這時惲代英也到船上來了，叫他們不要浪費時間，要張廷灝趕快去退票，因為離開航時間只有六、七個小時了。張廷灝退豈不成，再回船上，到水手房，不見一人，急忙找到一個水手問原因，那個水手說，船長命令，水手房不能賣。這個水手帶領張廷灝到那個黑洞口說，你的同伴全在下邊。張廷灝只好從黑洞口的小扶梯下去，卻聽得四個同伴哈哈大笑，惲代英幽默地說：「西崽做不成，水手也做不成，還是做了官。"原來這官艙是一人一間，每間都有窗洞，並非暗無天日。
不過張廷灝帶來個新消息：吳玉章率領的四川代表團是元旦到達廣州的，而此時大會的籌備工作尚未積極進行，四川代表團就幫著做大會籌備工作。如此說來，我們也許還趕得上大會開幕。但是等到我們到達廣州時，大會已進行數日，而各地選出的代表尚未到齊。所謂元旦開幕只是一個儀式，實際工作是在一月四日開始。我們向大會秘書處報到（吳玉章是大會的秘書長），被安排在一個旅館裡。我和惲代英又到文德路一個樓房的二樓見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我們知道出席這次大會的各省共產黨員都已到齊，中央對參加這次會議的決策是團結國民黨左派和中間派，打擊西山會議派，共產黨不在選舉中央委員時爭席位。
我們從陳延年那裡又知道，戴季陶寫的小冊子《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在國民黨員中影響極大。為此瞿秋白寫了一本小冊子《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專門批判戴。然而戴這本小冊子還是影響很大。戴是右派的重要人物，當黃埔軍官學校（正式名稱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在舊黃埔海軍學校，故簡稱黃埔軍官學校）建立時，蔣介石曾向孫中山表示，不願當校長，原因是孫中山同時任命廖仲愷為黃埔軍校黨代表。不過蔣這心事不能對孫中山說。後來戴季陶勸蔣就職，理由是先掌握實力，一旦有了兵權就可指揮如意。
大會會場在舊廣東省議會樓下大廳。我們到會時，汪精衛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告，已經過去，我們只能從大會秘書處看簡單的記錄。我們上海代表團的惲代英在大會上作了演講，惲代英是大演說家，可以連講兩小時，講者越講越有精神，聽眾也始終靜聽，時時報以熱烈的掌聲。大會於一月十九日閉幕。大會宣言重申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官僚、買辦及地主豪紳；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必須誠意地和蘇聯合作，必須和一切被壓平民族共同奮鬥。
大會通過了"接受總理遺囑決議案"，「對外政策決議案"，並發表了致蘇聯及致世界被壓平民族及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友好電文。並通過了政治、軍事、財政、宣傳、工運、農運、婦運等決議案，這些決議案都明確指出革命的方針。
大會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派決議案和"處分違反本黨紀律黨員決議案"，開除了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人的黨籍，並給林森等人以書面警告。最後，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代表二百五十六人。投票結果，最足發人深思而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漢民（那時已被放逐）得票最多，汪精衛和蔣介石都比胡漢民少一起。新選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有三十六名。當選為中委的共產黨人有李大釗、吳玉章、林伯渠、譚平山、惲代英、朱季恂等，候補執行委員有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夏曦等。
事後，國民黨右派說大會的全體代表中，共產黨員佔五分之三，這次大會完全受了共產黨的操縱。這真是顛倒黑白！在投票選舉前，我們黨團開會，傳達中央指示，即使是國民黨右派，我們也投票選舉他。
大會期間，蔣介石在黃埔軍官學校招待全體代表，當場演說。他的寧波官話實在不易聽懂。現在還記得他厲聲怒色地說了這麼兩句：我不但有子彈打我的敵人，也有子彈打我的不敢衝鋒的學生。
大會閉幕後，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陳延年派人來找我，他對我說：你和惲代英都得留在廣州工作。惲代英到黃起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我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秘書。毛澤東同志是代理宣傳部長。國民黨新中央委員會，選舉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兼宣傳部長，汪精衛認為身兼兩職，忙不過來，請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陳延年隨即派人送我到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到了那裡，我才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寓所，也是《政治週報》的通訊址。東山是別墅區，有豪華的洋樓。蔣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樓裡，俄國軍事專家顧問團也住在附近的洋樓裡。但廟前西街三十八號卻是簡陋的中式樓房。毛澤東和夫人楊開慧住在樓上，外面一間是會客室，裡面一間是臥室兼書房。樓下也是前後兩間，後面一間是廚房和一個女僕的臥室，前面一間已經住有一人，黑臉、麻子。毛澤東給我介紹說：這就是肖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卻不料是麻面黑臉。肖楚女很熱情又詼諧，同我一見如故。他指著室中一架掛著蚊帳的單人木板床，對我說：這是留給你的，我陪伴你。
毛澤東對我說，中央宣傳部設在舊省議會二樓，離此稍遠。又說，兩三天後就要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那時，他將提出任命我為秘書，請中常委通過。我問，任命一個秘書，也要中常委通過麼？毛澤東答道，部長之下就是秘書。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各部如婦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我聽說部長之下就是秘書，覺得擔子重了，不能勝任。毛澤東說不要緊，肖楚女可以暫時幫助你處理部務。毛澤東又說，自己正忙於籌備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不能天天到宣傳部辦公。又說，《政治週報》過去是他自己編，楊開慧助理，現在可要我編了，楊開慧幫他做別的事。那時候，楊開慧身邊帶著兩個孩子：岸英和岸青，岸青還在吃奶，所以楊開慧除了助理毛澤東工作，還要忙家務事。我與她同住在一個屋頂下兩個多月，卻很少講話，常常我和肖楚女說了七八句，她才回答一二句，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十分恬靜賢淑的女人。
《政治週報》是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機關報，於一九二五年底才創刊，對外不公開，所以通訊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已編了四期，後因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會後忙於其他工作，有一個多月沒有出版。我去接編的是第五期。《政治週報》的文章都是約人寫的，但有一短篇專欄叫"反攻"，上面的文章一般都是編輯自己寫的，前四篇"反攻"欄上的文章就都是毛澤東撰寫的。我接編《政治週報》後，在"反攻"欄中也寫過三篇文章，都登在《政治週報》第五期。第一篇題為《國家主義者的"左排"與"右排"》。內容要點如下：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的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先生們雖然行動上已證明是真正的右派，然而他們抵死不肯承認是"右"，硬說是"中"派，他們很巧妙地造出兩句"警句"：舉起左手來打倒赤化的左派，舉起右手來打倒反革命的右派。但是事實上，偽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先生們及其黨徒，並不舉起右手來打倒反革命的右派，卻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的先生們和戴季陶先生所責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楨一流人），聯合著拚命破壞他們所認為赤化的左派。國家主義者也來玩這把戲了。《醒獅週報》第六十七期裡有什麼"中國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招待上海新聞界記者，有一位先生也說他們國家主義者是右排英、日帝國主義，左排蘇俄帝國主義。奇怪得很。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正是英、日帝國主義的死對頭，不料卻有人稱之曰蘇俄帝國主義。這種奇談，真堪令人齒冷。我們且看國家主義者是否"左排"了以後也"右排"。但事實證明：當去年五卅運動正熱烈的時候，上海的國家主義者並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國主義。請看看他們的合作，六十七期的《醒獅週報》上，只看到了他們罵廣東革命政府的文章，誣蔑愛國群眾為赤化的文章，拾人唾余罵蘇聯的文章，卻不見"右排英、日帝國主義"的文章。這便是國家主義者所謂"右排"與"左排"。
第二期題為《國家主義——帝國主義最新式的工具》。內容舉《醒獅週報》各期的謾罵廣東革命政府和工人運動的濫調而予以駁斥，茲從略。
第三篇題為《國家主義與假革命不革命》，內容要點如下：江浙一帶，不但有許多青年談國家主義，也有不少半新不舊的中年人（大多是教育界中人）談國家主義。一向不知國家為何物的這些中年人，現在居然一變而成為國家主義的革命家了。為什麼半新不舊的中年人忽然談起國家主義？稍加考察，你就知道：原來國家主義是躲避革命高漲的盾牌。當民眾的革命熱潮未發動的時候，社會上一些懶怠的知識分子總是反對革命的。但是一旦民眾間忽然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了，「革命"二字成為流行品的時候，那些懶怠的中年或少年老成者，見得反對革命是無用了，而且成為背時的怪物了，可憐他們還想在社會上混飯吃，還想混充社會的中堅人物，覺得潮流是不可不順應的，而又天性沒有革命思想，沒有革命的勇氣，他們覺得不談革命便不時髦，而談革命又危險，他們正是進退兩難，忽然有國家主義這件東西出現，聽聽它的主張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聽聽它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態度是"內不妥協、外不親善"，真是一件又徹底、又圓滑、又時髦，又不過激的好東西。他們自然會心領神會地鬆一口氣道：「哦，來了，這是一個不闖禍的玩意兒！"所以我敢斷言，中國的革命潮流一天高漲一天，那就假革命的國家主義者一天多似一天了。
此外，我還寫過一篇《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比較長的論文。這評論文收集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印、廣州國民政府總政治部發行的十月革命紀念的小冊子裡。這篇文章無非講述十月革命對世界革命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茲從略。
我在廣州三個月，除了起草宣傳大綱，例行公事而外，只寫了這一點文章。
過了幾天，我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辦公了。這一天，汪精衛也來了，他講了幾句：希望大家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共同努力，依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政治報告以及各項決議案的內容，展開革命的宣傳工作。講完話，汪精衛就先走了。然後，毛澤東指示：（一）要起草一個用中央名義的宣傳大綱，向全國宣傳此次大會的精神。（二）把原來的檢閱幹事（原有三人，職司檢閱國內外出版物，但近於剪報），改組為檢閱會議，訂辦事細則，規定每個檢閱幹事各備小冊記錄每日檢閱所得，於檢閱會議時提出討論；檢閱會議對於黨內外出版物謬誤之言論記載應擬具糾正或駁斥之大綱，交本部秘書核定處理。（三）設立宣傳材料儲藏機構，即擴充原有之圖書室，應訂閱海內外日報、刊物若幹份，並訂閱外文雜誌及書若干種。
毛澤東同志指示完畢也就走了。我和肖楚女召集宣傳部的工作人員來開會，計檢閱三人外，有專司抄寫的文書二人，收發並登記文件的幹事一人。共計六人。加上我和肖楚女，也只有八人。看來，用中央名義向全國宣傳此次大會精神的宣傳大綱只好由楚女和我動筆了。好在肖楚女是個又會講演又會寫文章的全材（我不善於講演），花了一天時間，我和肖楚女就把宣傳大綱起草完畢，請毛澤東同志審核。毛澤東仔細看過，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軍隊與人民合作"一段話，然後對我說，還是送給汪精衛看一下。不料此宣傳大綱經三月五日的中常委會議討論，又決議：再加上一段文字，列舉二次大會通過的各種決議案之重要意義。因此這個宣傳大綱在三月六日方始發出。
過了幾天，毛澤東指示要辦的各項都已辦好。有一天，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辦的《廣州文學》要我寫文章，廣州分會同人要開會歡迎我，並請我便餐。我說，寫文章恐怕不行，宣傳部的工作已經夠忙了。會見分會同人，吃飯，都可以。會見以後，才知道廣州分會除了劉思慕，還有梁宗岱、葉啟芳、湯澄波，都是分會的主要負責人。梁、葉二人當時還在中山大學求學。我當場作了簡單的發言，對分會的工作表示鼓勵和支持。我也談起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同人主要都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編輯，五卅運動時，我們辦過《公理日報》。事後，劉思慕寫了一篇《訪問沈雁冰記》，登在《廣州文學》上。
我雖不善於演說，還是被陳其瑗拉去，對廣州市的中學生作了一次講演。我開始推托不會講廣東話，陳其瑗說他當翻譯。開會前，陳其瑗恭讀總理遺囑，然後用廣東話介紹我是中央宣傳部秘書，但還是一個文學家。他把介紹辭也翻譯給我聽了，他這文學家一句話，啟發我放棄原來想講的一套黨八股，改用了和文學有關的。我簡單地敘述了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了火種下來給人民，然後人民知道吃燒過的獸肉和魚類等等，然後知道把樹枝點燃起來，夜間也可以做事，住在山洞深處的原始人在白天也能做事了。火是人類文明的起源。我接著高聲說，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就是起羅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火。這一結束語，博得滿場的熱烈掌聲。當我開始講這段希臘神話時，滿堂的中學生鴉雀無聲，都在靜聽，想見他們對這個希臘神話感到興趣。當翻譯的陳其瑗，臉色有點驚訝。當聽到最後，他邊譯邊鼓掌。陳其瑗送我回宣傳部時在汽車中對我說，有許多人對全市中學生講過話，都把聽眾催眠了。我這次效果這樣好，真是破天荒。
中央宣傳部、婦女部、海外部所在的大樓左側空地上有一個臨時搭起來的木棚，這裡是政治講習班的教室，政治講習班學員的宿舍卻在一所樓房的樓上，樓下就是海軍局，局長是李之龍。當時這個政治講習班的主任是李富春，毛澤東、林伯渠等都是理事。毛澤東給這個講習班講農民運動，何香凝講婦女運動，肖楚女、惲代英講工人運動。肖楚女便拉我去講革命文學。這是宣傳部工作以外的額外工作，把編輯《政治週報》也算在內的話，經常性額外工作就有兩件。這可把我忙得團團轉了。但是，還不止此，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議，婦女部長何香凝提出設立婦女運動講習所，會議的決議是：指定何香凝、楊匏安、沈雁冰、甘乃光、阮嘯仙五人為審查員，審查婦女運動講習所的章程草案，後來這個婦女運動講習所，還規定我去兼幾點鐘課，但究竟去講了課沒有，現在記不清了，因為不久就發生了"中山艦事件"。
二月十六日的中常委會議決定：在毛澤東同志因病請假兩星期期間，宣傳部的部務由我代理。此次毛澤東的請假雖說「因病"，實際上他是秘密往韶關（在湘、粵邊界）去視察那裡的農民運動。
即在我代理部務期間，汪精衛忽然請我到他家裡吃飯。宴會設在樓下大廳中，同座還有繆斌及其他一些要人，如青年部長甘乃光。汪精衛告訴繆斌，中央委員會已經內定繆斌擔任第二師黨代表，不久即將正式發佈。當時第一軍第二師師長是王柏齡，任命繆斌，這是蔣介石為中山艦事件作的準備。而汪精衛尚蒙在鼓中。猜想那時繆斌一定心中暗笑。汪精衛說，這個小宴會是對繆斌的榮任新職表示祝賀，同時也介紹代理部務的沈同志和你們相識。於是我和甘乃光、繆斌等彼此都客氣了一番。汪精衛然後談到軍隊中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派的對立問題，他對繆斌說，北伐是兩派的共同目標，既然目標相同，為什麼又要分派呢？他認為最公平的辦法是兩派都宣告解散，他說，繆斌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領導人之一，又是校長（蔣介石）的親信，此事他若領頭，容易成功。繆斌表示一定盡力而為之。甘乃光問，要是共產黨方面不肯，如何辦？汪精衛回答，青年軍人聯合會中有共產黨人，也有國民黨人；而且，如果孫文主義學會宣佈解散，共產黨人也不能反對了，他們不是說大家要團結麼？在宴會快結束時，我問汪：總理逝世週年紀念，宣傳部起草的宣傳大綱，已送交常委書記長，不知您看到沒有？汪說沒有看到。這個宣傳大綱後經中常委討論，決定由汪精衛加添一段，解釋三民主義是革命的三民主義。
毛澤東銷假後，肖楚女也要離開宣傳部專做籌備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當時已內定肖為教務主任，而此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早定毛澤東兼所長，並將於五月三日開學，故此時工作很緊張。我請毛澤東找個人來做我的幫手。毛澤東允為物色，並說，如果在廣州找不到適當的人，就函請上海派個人來。
肖楚女旋即搬出毛澤東的寓所，住到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宿舍裡去了。
三月十七日上午從黃埔軍校傳來了謠言：「共產黨策動海軍局的中山艦密謀發動武裝政變。"十八日下午中山艦果然準備開往黃埔。毛澤東問過海軍局長李之龍。李回答：這是校長（蔣介石）的命令。本來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市內謠言很多。後來據報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柏齡部隊內也流傳這個武裝政變的謠言，而王柏齡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對部隊的連長以上各級軍官訓話時要他們"枕戈待旦"，消滅共產黨的陰謀。王柏齡師駐廣州城內，他的訓話由第二師的士兵傳到全市，人心開始不安。毛澤東問過陳延年。陳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只能提高警惕，靜觀起變。"毛澤東這時預感到要出事了，他和我談起這些事，皺著眉頭說：莫非再來個廖仲愷事件。
十九日深夜十一點半鍾光景，宣傳部圖書館的工友，慌慌張張來到廟前西街三十八號，那時毛澤東和我都還沒有睡，正在談論廣州的形勢。毛澤東說：鮑羅廷回去了，加倫將軍也回去了，代理蘇聯軍事顧問團長的季山嘉對廣州各軍情況不瞭解。止說到這裡，那位工友來了，見了毛澤東，就用廣東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話說，海軍局長李之龍被捕了，李之龍新婚不久，被王柏齡部下的士兵從床上拉下，打了一頓，然後帶走。毛澤東聽說李之龍被捕，就說，現在是查有實據了。他吩咐那個工友去找陳延年。工友去後，毛澤東默然沉思，顯然是在考慮問題。我不敢打擾，也默坐相陪。楊開慧在樓上給小的孩子餵奶後早已睡熟了。
那個工友終於又來了，他說街上已戒嚴，但夜市未收，士兵們在趕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亂，所以他沒有受到盤問。毛澤東有點不耐煩地問道，陳延年同志呢，見到沒有？工友說，他在文德樓附近看見他帶著他的秘書，據秘書說，是往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宿舍。於是毛澤東不再多問那愛嘮叨的工友，揮手叫他回去睡覺，對我說，他要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宿舍去。我說：「路上已戒嚴，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澤東點頭。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離毛澤東的寓所不過一箭之遙，路上沒有碰到戒嚴的崗哨。但到軍事顧問團宿舍時，卻見士兵甚多，簡直把宿舍包圍起來了。毛澤東和我走到宿舍大門前就有兩個士兵上前盤問。毛澤東坦然答道：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又指著我說，「這是我的秘書。"士兵聽說是中央委員，就陪笑道：請進去。我們進了大門，是個傳達室，毛澤東叫我留在傳達室，獨自進裡邊的會議室。我在傳達室先聽得講話的聲音，像是毛澤東的。後來是多人講話的聲音，最後是高聲爭吵，其中有毛澤東的聲音。又過一會兒，毛澤東出來了，滿臉怒容。我們回到家中坐定，毛澤東臉色平靜了。我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回答：據陳延年說，蔣介石不僅逮捕了李之龍，還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統統逮捕，關在一間屋子裡，揚言第一軍中不要共產黨員。據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代理團長季山嘉說：蔣介石還要趕走蘇聯軍事顧問團。我有點驚異，問：那怎麼辦呢？毛澤東回答：這幾天我都在思考。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本來是陳其美的部下，雖然在日本學過一點軍事，卻在上海進交易所當經紀人搞投機，當時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夥，穿的是連襠褲子。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我對陳延年和季山嘉說，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目前就廣州一隅而言，蔣介石的武力佔優勢，他有王柏齡一個師的兵力，再加上吳鐵城手下的武裝警察，就有一個師和一個營了。然而就兩廣而言，蔣介石這點兵力就居於劣勢。第一軍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都是要革命的，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軍就會反對他。況且，第二軍譚延闓，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李濟深，第五軍李福林，都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濟深與蔣還有宿怨。二大以後的新中央執委會，又升蔣介石為軍事總監，平空在各軍之上又來一個人管制他們，他們更加不服氣？。因此，我們可以爭取他們，至少可以使他們中立。我對陳延年他們說，中央執、監委員到了肇慶以後，就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犯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本來和蔣有矛盾，加上李濟深，這兩股力量很大，可能為我所用。擺好這陣勢對付蔣，蔣便無能為力。毛澤東一篇講完，我就問結果如何？他歎口氣說：陳延年先是站在我一邊，可是，以季山嘉為首的蘇聯軍事代表團卻反對。他們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看問題，認為真要打仗，肇慶一地的財力要支付一個獨立團的費用，必然不夠；而廣州的稅收比肇慶多十倍。即使其他各軍都袖手旁觀，蔣介石有一個師的兵力加上吳鐵城的武裝警察，對付獨立團就綽綽有餘。況且獨立團只有手頭的彈藥，無法補充，而蔣介石剛收到蘇聯運來的大批彈藥。就這點而言，獨立團不能堅持到一個星期。季山嘉這樣一反對，陳延年也猶豫起來。我再三跟他們辯論，沒有效果，最後決定請示黨中央。我又問：您料想結果如何？毛澤東思索一會兒說：這要看中央的決策如何，如決定對蔣讓步，最好的結果大概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點不在此，在於蔣介石從此更加趾高氣揚，在於國民黨右派會加強活動，對我們挑釁。
此時快近午夜十二時半，毛澤東說：睡覺去罷。就上樓去了。我在床上卻輾轉不能熟睡，但聽不到槍聲，料想沒事，也就睡著了。
第二天我醒來，已經日上三竿，街上已解嚴。毛澤東早已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去了。我到宣傳部辦了些雜事，看過幾封不緊要的文件。宣傳部裡的同人都不知道昨夜發生了什麼事。我到陳延年的辦公地點，才知道蔣介石派兵包圍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以外，還派兵包圍了汪精衛住宅。蔣的部下對兵士說：共產黨要造反，派兵去，是保護蘇聯顧問和國民政府主席。陳延年又說：蔣介石也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並收繳了糾察隊的槍枝彈藥。過了兩天，我又見到陳延年，我問：事情如何結束？陳延年回答：中央來了回電，要我們忍讓，要繼續團結蔣介石準備北伐。我們已經同意撤回了第一軍中的所有黨員。但蔣介石要求解剖季山嘉，這不是中國黨內的事，讓蔣介石自己向莫斯科辦交涉。陳延年又對我說：「剛收到上海來電，要你回去，張秋人則從上海來，兩三天內准到。"
我在晚上，對毛澤東說起這些事。毛澤東說：「看來汪精衛要下台了，我這代理宣傳部長也不用再代理了。張秋人，你認識他麼？"我回答：認識，也是浙江人。毛澤東點頭說：「張秋人本來要到宣傳部工作的，現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編《政治週報》罷。你且等張秋人來了再回上海。"
在張秋人到的前兩天，孔令俊突然來找我，他也是從上海坐船來的。原來令俊上海大學尚未畢業，德沚認為上大中文系畢業沒有什麼意思，不如給他找個職業，又料道廣州一定需要人，可是事先沒有告訴我，就叫令俊來了。我那時只好把他也安排在宣傳部當個小職員，同時告訴了毛澤東同志。
兩天以後，張秋人來了，也住在毛澤東的寓所，和我同室，睡在肖楚女空出的床鋪上。我向張秋人交代了有關《政治週報》的存稿等等，算是辦好了交代。於是我去定了船票。仍是那條"醒獅」輪船，定的官艙，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可以開航。在這兩三天內，我總算有工夫觀賞了一下廣州的名勝古跡。我又乘鄧演達的小汽艇同鄧到黃起軍校看望了惲代英，又乘原艇和鄧演達同回廣州。
此時早知道包圍汪精衛住宅的兵已經撤回，汪精衛卻稱病不出。我在上船的前夕，去看望汪精衛。在樓下一進大門，就有個男子攔住我，用廣東話說了一大串。我不耐煩與他糾纏，就拿出名片來，他接了名片一看，就上樓去了。一會兒，就下來請我上樓。我上樓後，看見陳璧君正在指揮兩個女僕整理物件，轉臉對我說，汪先生住在裡邊一間。汪精衛看見我很高興。當我說要回上海時，他苦笑一下說：「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捨此而去。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我們的事業沒有完。我們後會有期。"
醒獅輪開航那天上午，我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說：「上海《民國日報》早為右派所把持，這裡的國民黨中央在上海沒有喉舌，你到上海後趕緊設法辦個黨報，有了眉目就來信給我罷！"我答應努力去辦。卻又問他：還管宣傳部的事麼？毛澤東說：「他們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挽留我再管幾天，再說，我也得把我代理部長以後經手的事情，作個書面報告，作個交待。"
我已經上了船，中央黨部的書記長共產黨員劉芬匆匆找上船來，把一個紙包交給我，輕聲說：這是文件，帶回上海交給黨中央。
輪船開航的時候，我站在甲板上，遙望江天，心中感慨萬端。
也是航行了六天到上海。船靠碼頭後，我下船坐上人力車，急奔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我進了大門，就有個陌生的男子攔住我，問我是誰，有什麼事，我拿出名片給他。他上樓去了一會兒，下來請我上樓。我進了那個會議室，但見滿屋煙霧（吸煙的人多，又不開窗），聽得彭述之的聲音在說：「都是季山嘉把蔣迫成……"彭述之看見進來的是我，也就截住話頭。我知道此地不是久留之處，取出劉芬托帶的文件交給陳獨秀，我便了樓回家去了。
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實現毛澤東囑咐的在上海辦一個國民黨中執委領導下的黨報。我把此事對陳獨秀說了，陳獨秀說《中華新報》正想停刊，不妨去瞭解一下。我找到《中華新報》的人，知道印報機器及其他設備出盤價錢是三千六百元。我看了機器，很小，每日印報三千至四千份。但想到廣州的國民政府財政困難，目下只能頂盤《中華新報》的小小設備，在上海先辦起來再謀擴展。我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名函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三千六百元可以頂盤《中華新報》的機器及其他設備，但開辦費估計需要三千八百元，開辦後每月經常經費估計為四千六百元。至於總經理，擬定為張廷灝，總主筆擬請柳亞子擔任，我為其副手，並推薦侯紹裘、楊賢江、顧谷宜為編輯委員。
這封公函去後，不久就收到毛澤東簽發的宣傳部覆信。這時我才知道毛澤東雖然忙於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籌備工作，仍代國民黨支撐宣傳部的局面。覆信加一個張靜江為正經理，張廷灝為副經理，把我所擬總主筆名稱改為正主筆，余俱照準。但謂開辦費（連頂盤《中華新報》機器等費用在內）七千四百元，可由宣傳部陸續支付，每月經費照原定四千元樽節開支。
我接到這封覆信的時候，正因法租界工部局對我們申請立案的呈文遲遲不批復，因此，跟《中華新報》並不說死，況且錢也還沒匯來。一兩天後，法租界當局的批示下來了：不准。因此，擬名為《國民日報》的上海黨報，就此告吹。我據此函告中宣部（此時顧孟余已為中宣部長），謂編輯部正主筆柳亞子，副刊主編孫伏園曾為此事開過幾次會，計劃此報和副刊的內容，並擬寫了報紙和副刊的發刊詞，似應略有報酬。
不久中宣部來信，謂應給柳亞子一百元，孫伏園六十元，也給我八十元，此項費用可由宣傳部之上海交通局支付。平時我正代理交通局長，原局長是惲代英。
在我回到上海後不久，四月三日和四日召開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代表大會。四月三日的會到八十一人，楊賢江為主度，我在會上作了關於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我舉出此次大會的特點有七。一、廣東革命空氣之強烈，使不革命者受其影響而轉向革命；二、此次派往廣州出席的代表都是國民黨改組以後各省努力革命的同志，帶來了改組後兩年奮鬥的經驗；三、此次大會宣言對世界各國民族運動之觀察及分析，異常明確，並確認中國國民革命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四、大會對於革命之敵人，即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買辦階級、土豪等，認識極為清楚；五、聯合各階級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但認為聯合戰線中之主力軍應為工農階級，故發展工運、農運實為當前最重要之任務；六、嚴申紀律，使參預西山會議之黨員皆受紀律制裁，此已見大會決議案；七、注意各地的黨務發展，並對環龍路四十四號之偽代表大會加以觀察和批判。
接著我又收到編輯國民運動叢書的通知，這也是毛澤東未曾交卸代理宣傳部長時計劃的。通知中任命我為駐滬編纂幹事。這部叢書是為對外宣傳、對內教育訓練及介紹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用的。叢書是小冊子，計劃每冊至多一萬二三千字，至少八千字。列為叢書第一輯的，有《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論》，汪精衛著，已有；《中國近百年史略》，此書應注意外交之失敗及民族思想之發展；《十九世紀歐洲之政治問題》；《產業革命》；《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封建社會》；《婦女解放運動小史》（或據德國共產黨人培培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編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革命》（此為美國文學家傑克·倫敦所著之短起小說）；《俄羅斯社會革命小史》；《法國大革命之意義》；《世界之農民運動》（一）（總名雖為世界，實在分國別，每冊一國）；《二七運動始末記》。
第二輯書目為：《中國國民黨之使命》；《世界大戰後之初十年》；《社會主義與宗教》；《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自中古自由市民到產業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土耳其國民革命》；《蘇維埃制度》；《蘇聯之外交》（編或譯）；《世界之農民運動》（二）；《魯爾佔領後與道威斯計劃》；《黑種人之革命運動》；《五卅慘案之前後》。
第三輯叢書之書名如下：《孫文主義》；《馬克思的歷史方法》（譯）；《勞動運動之開始至俄羅斯社會革命》（世界史略之三）；《華盛頓會議後之國際形勢》；《革命的文學》；《歐洲保安公約之分析》；《資本的集中與中產階級的消滅》；《世界之農民運動》（三）；《蘇聯的教育》；《紅軍》；《猶太民族解放運動》；《摩洛哥戰爭》。
第四輯書目為：《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洛加諾會議》；《巴黎公社》；《五一勞動節》；《馬克思論東方民族革命》；《蘇聯的藝術》；《世界之農民運動》（四），《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敘利亞戰爭》；《將來之國際大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社會革命失敗史》；《反動勢力下之巴爾幹》。
第五輯書目如下：《中國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沙基慘案與省港罷工》；《三八婦女節》；《資本主義下之戰爭與和平》；《法西斯蒂》；《墨西哥革命》；《波斯問題》；《莫索爾油礦》；《英美在國際之利益衝突》；《大戰後之世界婦女運動》；《殖民地最近的革命運動》；《裁減軍備會議》。
以上各書都為待編或譯。
我所以不厭其詳地全部抄引了毛澤東當時計劃擬定的書目，因為它對當時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都有重大教育意義。這套叢書究竟出了幾種，現在記不清了。
最後，補敘我怎樣離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當我回滬的第二天，鄭振鐸就來找我，吞吞吐吐說：「當地駐軍派人到編譯所問過幾次，我們回答說，從前在這裡工作，現在到廣東去了。」我問當地駐軍怎麼知道編譯所有我這個人？鄭振鐸回答：「香港報紙上說你是赤化分子，過去做過什麼事，說得很詳細。當地駐軍是看了香港報紙才知道你在編譯所工作。"我說：「本來我也不想在編譯所工作了，現在我就辭職。"
第二天，鄭振鐸又來找我，帶來一張九百元的支票，說是退職金。又給我一張商務印書館的股票，票面百元，說這是公司報答你替公司做了許多事，還說票面百元的商務股票，市場上有人肯出二百元買，還買不到呢。鄭振鐸這話是真的。我早知道商務印書館的現有資產，超過註冊的股本兩三倍。
這張股票，不久我賣給一個本家，只要二百元。這個本家高興得很，說是照顧他；如果拿到市場上，至少可賣二百五十元。
現在要講國民黨上海交通局的事。這本是惲代英管的，惲代英留廣州，就由我代理。這交通局可以說是國民黨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機關，辦事人全是共產黨員。交通局的職權是翻印《政治週報》和國民黨中宣部所發的各種宣傳大綱和其他文件，轉寄北方及長江一帶各省的國民黨部。因為孫傳芳（號稱五省聯帥）派人駐上海郵政總局，專扣廣州寄出的任何書報，所以上述《政治週報》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來於廣州與上海或香港與上海的各輪船的海員工會的會員秘密帶到上海，轉交上海交通局。交通局有人專辦此事。交通局有職員四、五人，都是辦雜事的，沒有專管會計的人，惲代英是自兼會計。但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上海交通局的業務繁忙了，我還兼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主任委員（也是代惲代英的），所以沒法自兼會計。我向中共上海特別市委說明情況並要求派人。不久，派來了姓鄭（男）姓梁（女）一對夫婦，都是知識分子，也是黨員。這兩人擔任會計和記錄。女的任會計，男的任開會的記錄和收發、登記《政治週報》和國民黨中宣部的文件。卻不料原有的交通局工作人員對新來的兩個知識分子，不能和衷共濟，時常鬧糾紛，還私下裡說，這兩人是我的私人。結果，我只好請中共上海特別市委出面說清楚，解決了這糾紛。
我代管交通局（正式名稱是上海交通局代主任），至五月底，該局事務由中宣部改為秘書處管理，結果經費遲遲不發，每月經費多少也未規定。我乃函廣州請辭去代主任，並謂照現在這種情況，交通局只好結束。結果，廣州來函任命我為主任，並規定經費每月一千元，由中央特別費項下支撥。大概到八月上旬，我又函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批准交通局設置視察員一人，按時視察北方各省及上起四川下至江蘇沿江各省的黨務及工、農運動情形，提出書面報告，並由交通局轉秘書處以備參考。但視察員之車馬費應如何規定，或實報實銷，應請核示。此函發出後竟如石沉大海，十來天之後，我函請"因病"辭職，並請侯紹裘代理。八月下旬，廣州來函挽留，並批准視察員一人之車馬費應實報實銷。這樣我仍留交通局直到本年年底。我曾經物色到一位姓王的視察員（共產黨員）出去視察了兩次。
這年的秋季，我白天開會忙，晚上則閱希臘、北歐神話及中國古典詩詞。德沚笑我白天和晚上是兩個人。她那時社會活動很多，在社會活動中，她結交不少女朋友。這些女朋友有我本就認識的，也有由於德沚介紹而認識的，她們常來我家中玩。由於這些"新女性"的思想意識，聲音笑貌，各有特點，也可以說她們之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我和她們處久了，就發生了描寫她們的意思。那時，因團中央負責人之一梅電龍追求一位密司唐，到了發瘋的程度；一次，他問密司唐：究竟愛不愛他。回答是：又愛又不愛。這在密司唐，大概是開玩笑而已。但是，梅卻認真對待，從密司唐那裡出來坐上人力車，老是研究這"又愛又不愛"是什麼意思，乃至下車時竟把隨身帶的團中央的一些文件留在車上。梅下車後步行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來，可是已經晚了。我聽到這個事件後，覺得情節曲折，竟是極好的小說材料。我想寫小說的願望因此更加強烈。有一次，開完一個小會，正逢大雨，我帶有傘，而在會上遇見的極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卻沒有傘。於是我送她回家，兩人共持一傘，此時，各種形象，特別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像中紛紛出現，忽來忽往，或隱或顯，好像是電影的斷片。這時，聽不到雨打傘的聲音，忘記了還有個同伴，寫作的衝動，異常強烈，如果可能，我會在這大雨之下，撐一把傘，就動筆的。
一九二六年冬，國內形勢大變，北伐軍勝利地克復武漢，浙江省宣佈獨立，號稱五省聯帥的孫傳芳只能是"四省聯帥"了。革命高潮在迅猛地發展，我也投入這洪流，什麼寫小說等等，只好暫時擱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