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夜柿，已是民國四十二年的春盡，在已經獲得年餘安定的中緬邊區，表面上顯得平安無事，我到猛撒總部報到，只有寥若晨星的幾個低級軍官在那裡，身負重責大任的處長級軍官們都在曼谷，我到副官處坐了一會，吸了一根煙，辦公桌上鋪著一層在那廣大盆地中不容易聚集起來的灰塵，我又到我過去住過的竹寮裡張望，一個人正在蚊帳裡呼呼大睡，想去反共大學看看有什麼朋友在那裡，走到門口，遇見郭全，從這位警衛營的排長口中，知道副總指揮李則芬將軍，和李則芬將軍的老師，也是總部參謀長杜顯信將軍，還在猛撒。
「他們為什麼不去曼谷？」我喊。
郭排長困惑的望著我，我只好不自然的向他笑笑，感謝上蒼，當薩爾溫江大戰初起，孤軍幾乎全軍覆沒之際，李彌將軍飛返台灣，其他高級官員都去了泰國和香港，幸虧有李則芬將軍和我們全軍衷心信託的杜顯信將軍，親率援軍增援拉牛山，寫到這裡，我有說不出的積鬱和憂傷，我們真正是一個沒有親生父親的孤兒，在最需要扶持的時候，每一次都遭到悲慘的遺棄。
通訊連轉來政芬的電報，告訴安岱的噩耗，我續了一個星期的假，租到一匹馬幫的川馬，星夜趕回夜柿，可憐的安岱，她連父母給她的雙倍的憐愛，都無福享受，自從曼谷回來，因為借貸太多，每月付租金不是長久之計，便搬到匹科居住，匹科位置在國境河邊，幾個兄弟幫我們搭了一座三間大的草房，誰也想不到，這三間草房，竟成為我那小女兒葬身之所。
因為住地偏僻，孩子們找不到淘伴，做哥哥的又萬分不願意和妹妹遊戲，因為他的妹妹是太傻了，做哥哥的年齡還小，還不知道妹妹是個白癡，他只嫌她呆笨，一吃過飯，安國瘋了一樣往市區奔去，妹妹就啼啼哭哭地跟著，每次都被政芬苦苦的哄住，只有那一次，她那拙笨的小腦筋使她溜開母親的視線，向她的哥哥追去，等到母親發覺情形有異，喊叫著也追上去的時候，她的小身軀已橫躺在路旁，小腿上血流如注，是毒蛇咬了她，還是被樹枝刺破，破傷風菌傳染進去，還是其他什麼，一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孩子死的那麼快，政芬把她抱到家，剛放在床上，她的小眼睛已經閉上了，沒有一句聲音留下來，似乎是她到死都怨恨她的無能父母，生下她卻不能養她長大成人。
我趕回夜柿的時候，孩子屍體已發出臭味，我把她抱在懷裡，哭不出眼淚，我用舌頭舔她那癡呆的小臉，她連一聲傻笑都不會回答了。
就在茅屋旁邊，我為她砌了一個墳，豎了一塊小小的墓碑，上面刻著，「中國游擊戰士之女鄧安岱小姑娘之墓」，去年，當我奉命去淡棉加運輸給養，我還特地潛赴她那小小的墓前，哭喚幾聲，經過五年的風吹雨打，茅屋已頹，只有那塊石碑還矗立在那裡。我不知道她那無知的靈魂，會不會聽到我的聲音。而現在，又是一年過去，也不知那墳是否無恙，我每天幻想著有一天重返故土，縱隔千山萬水，我也要把她的小小骨骸，運回我的祖塋，使她永依在父母身旁，不再害怕孤獨。
為了安岱的死，我們舉家搬到猛撒，政芬和我都不是迷信的人，但我們仍到華僑鋪子裡買了很多紙帛錢焚化，我還給孩子寫了一封長信，使她在冥冥中長大後，能記得做父親的無限恨悔，然後，在政芬大哭聲中，我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