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納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到二十世紀福克斯電影制片廠報到時，他仍在找一幢大的住宅足以容納下他的一家和僕人傑克·歐立弗與納西莎斯·麥克愛溫。不久他找到了一個住宅，正在珊塔·孟尼卡北面，還配齊了幾間僕人的住房並且景色宜人。在晴朗的日子，他可以一覽珊·加布裡爾山脈和加塔林納島。這個住宅離這個電影制片廠太遠，花錢又太多，但是他和愛斯蒂爾都喜歡它，並且因為他們有一輛汽車，一個司機，自己工資又高，他們決定買了它。
對於好萊塢的人們來說，福克納的生活似乎是私人的。工作之余，福克納喜歡帶著吉爾到海濱去。那是遛彎兒和講故事的一個好地方，他高興地看著吉爾和其他孩子們玩。然而威廉和愛斯蒂爾認為，他們的生活似乎是社交性的。他們間或招待象另一個電影腳本作家華爾·柳通及其夫人這樣的鄰居們，象本·華生與焦爾·塞耶這樣的朋友們，甚至象克拉克·佳寶、霍華德·霍克斯夫婦或羅納德·科爾曼夫婦這樣的名流們，或者有時同他們一道出去玩。他們處境不錯，雖然金錢依然是爭論的根源，已不再是個大問題。他們仍然擺脫不了控制著他們的怨恨、妒嫉、憤怒和暴行的模式。幾周過去了，這期間他們兩人都繼續濫飲，她定期地喝酒，他有時喝，有時不喝。並且他們都開始向朋友們講自己感情上的傷痕和創傷，以表示對另一方的報復。
福克納對其抱怨最多的朋友是梅塔·杜赫蒂。福克納在奧克斯福逗留期間，梅塔與一個名叫烏爾夫干·芮布勒爾的鋼琴家墮入了情網。現在，她和芮布勒爾繼續在旅行，福克納從奧克斯福回來了，她又發現自己還是鍾愛著他。在交談中，好和福克納繼續談到似乎他和愛斯蒂爾可能“達成某種和解”，因而安排不致損害吉爾、維多利亞及馬爾科姆的一項離婚。但是福克納顯然知道形勢到此事不利，他沒有作出允諾。“讓我們這樣說吧，”他告訴梅塔，“我希望你永遠屬於我，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會永遠如此。”他們暫時滿足於空洞的希望和零散的聚會，恢復了他們的曖昧關系。通常他倆獨自出去到馬騷·弗蘭克斯這樣的地方，或在梅塔的房間裡幽會。偶爾梅塔與福克納及古爾一道到海濱去游覽。有一個晚上，他與她商妥到他與愛斯蒂爾租的住宅吃飯，在那兒，他把她介紹給愛斯蒂爾，說她是本·華生的朋友。和梅塔相比，愛斯蒂爾似乎個小、表情憂郁、弱不經風。然而後來愛斯蒂爾知道了梅塔真正是誰的朋友時，她表現是凶狠而斷然的。她願意作出調解，特別是假若這意味著她可以更濁立地生活的話。但是他不願同意離婚，這使好需要從新開始，或放棄她所需要的任何東西，其中包括她的名字，她的家和她的女兒。
聲名狼藉和已年滿三十威脅著梅塔，她害怕與福克納的生活繼續下去。不久，她開始轉向芮布勒爾，他不僅談到了結婚，而且還提了出來。九月底之前，她一直注意聽，到十二月，她同意了。雖然她仍去看福克納，他依然希望她會給他們“稍為長一點的時間”，她也是決心已定。早先，他們成為愛人後不久，福克納看見她在喬治·革爾希溫、柯爾·波特及李加德·羅吉斯寫的樂曲聲中與其他男人們跳舞。情況已經清楚，其他的舊模式本身將要重復的時候，而他的角色卻一直扮到底。他去會梅塔，給她談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和他感到的愛情，一直要求她回心轉意。隨後，婚期臨近時，他祝願她幸福，之後就走開了不久，她旅行結婚，使她到了紐約、倫敦和德國。“獻給梅塔·加彭特爾，”福克納在《押沙龍，押沙龍！》發行僅三百冊的精裝版的第一頁上寫道，“哪怕她到了天涯海角”。
福克納竭力使他的苦惱的夫妻關系和痛苦的戀愛不致影響他在電影制片廠的工作。他衣著守舊，寧願穿領帶整潔的粗花呢咖克，談話審慎，語氣頗為鄭重。他的穿戴和儀表使他具有“高等法院法官的嚴肅態度”的某種氣度。但是受審判的是他，他是知道的。因為他的合同中有一條規定，假如他在工作中喝酒就取消合同。他需要重訂合同而不是取消合同，他著手干指定給他的任務，這些任務無論如何不意味著有失他的身份。雖然他在寫作電影腳本中從來沒有完全感到愉快，也從來沒有把工作作得最好，他仍然努力去做一件帶來聲譽的工作。
盡管他很努力，成果則是形形色色的。他又一次創作了篇幅令人驚訝的一本書。他周圍的大多數人得知後都敬佩他；其中有幾個開始對他懷著愛慕與真誠的心情。但是他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沒有能夠為其原有的目的服務。他的一些電影腳本似乎常常是沒有系統的和混亂的，好象插入了其他一些故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甚至當這些電影腳本遵循著一條故事脈絡發展時，它有時表明是無用的。“比爾寫作宏偉的作品，”達維德·恆普斯蒂德後來說，“但是它們很少與當時的電影有關。”
開始時，福克納從一項任務到另一項任務地干著，從《奴隸船》到《大轉變》到《小艦隊》到《跳舞廳》；有時候，他“沒任務”；從一九三七年三月到六月，他不斷地寫作《莫霍克人的鼓聲》。除兩個事實外，一切都變了：他為二十世紀福克斯寫的語言，如達裡爾·扎魯克談到的，很少適合於電影腳本，更少給他帶來愉快。他總是憎恨為金錢寫作的思想，然而他正是這樣干的。“我只是不斷地給自己說，”他後來說，“‘他們星期六要給我工資，他們星期六要給我工資。’”
情況表明，福克納不適合於他的工作，他既超過又不如一個有素養的電影腳本作者，他周圍的人們對他的好意證明是寶貴的。他在工作中飲酒並“因病”而在發薪日缺勤時，情況就變得極為困難了。甚至當他定期飲酒時，他通常要實行相當的克制。然而在他的克制完全失敗了的時候，如一九三六年秋季的幾次情況，當時梅塔准備與芮市勒爾結婚，一九三七年春再次發生這種情況，當時寂寥和挫折壓倒了他，他可能在“一個烤箱裡蘇醒過來”，這是他對黎巴嫩的雪松林和好珊瑪裡坦醫院１取的詞。從昏迷和衰弱中恢復過來的過程往往是困難的，顯然對他來說在一個醫院的白色效應的背景的對照下似乎特別丟臉。
自然，福克幼幾年間飲酒時斷時續，經常引人注目，有時喝得爛醉。他懷著某種心情，喜歡“發酒瘋”，就象他幾年前以扮演小丑取樂一樣。他懷著另一種心情，喜歡演戲似地表演他能喝大量威士忌酒而不醉。戰後不久，他開始使自己表現為把酒當作對某種可怕的痛苦或可怕的悲痛的止痛藥。然而一般地說，他可以喝威士忌，“或讓痛苦折磨。”吉爾出生後，他曾經戒酒一年多。只在某種事情發生使他“心裡亂糟糟”時，他才失掉了控制。
受害的飲者的苦難經歷仍然是他生活和作樂的一個經驗，一九三六年底與一九三七年初在加利福尼亞，他開始較少地以飲酒作樂而較多地以飲酒作為自己的生活。這個改變的部分解釋在於他和愛斯蒂爾都很痛苦。原來直到一九三九年《野棕櫚》出版時，情況才弄清楚，梅塔的來和去深深地刺痛著他。但是還有其他較不明顯的解釋。他真正討厭好萊塢：沒有誰願意生活在那兒，他告訴他的一個弟弟說“除非他們能從那裡掙到錢。”他失掉了來自家庭的安慰，特別是失掉與住在羅萬·俄克和在奧克斯福附近的小山與樹林相聯系的那些安慰。他討厭在近處的人們最喜歡的娛樂：好萊塢絲毫沒有減少他對社交聚會和雞尾酒會的蔑視。八且，幾乎剛好是狄恩死後的九個月，作飛行特技表演者和教練魏爾隆·歐門利死了，他是作為芝加哥與南方航空公司的正規的按規定時間的定期客機的乘客而喪生的。一個月後，福克納恢復了飛行。但是在麥英斯·菲爾德租的飛機上單獨飛行是非常寂寞的。對他的死去的弟弟和喪生的朋友的回憶引起了恐懼和痛苦。要經過幾個月，飛行才又會變為一種娛樂而不只是對意志的嚴厲考驗。
然而比他的普通娛樂更重要的是，他失掉了場地和令他滿意的工作。他居住的房屋和他工作的有游廊的平房都沒有提供主要供他自己用，配有可拆開的門柄的一個房間。如他講的，電影多得寫不完，他發現幾乎不可能做自己的工作。看《押沙龍，押沙龍！》的長條校樣的事還拖延著，面前什麼都沒有，他幾乎病倒了。盡管談到要寫一些新故事或一部新小說，抓住的最適當的幾個計劃集中在一件舊的工作上：首先是《押沙龍，押沙龍！》，其次是他已經給《星期六晚郵》寫的一些連載故事。因為他在好萊塢，他決定將湯姆斯·薩特彭的故事出賣作影片。他作為自己的代理人，可以掙足夠的錢以便完全從電影中解脫出來。但是他已經將價格從“十萬美元??否則不成”削減到五萬美元，也沒找到一個買主，他的計劃完蛋了。後來，他的心情又十分煩亂，他回到了白亞德和潤哥的幾個故事中去。他於十二月寫信給本涅特·賽爾夫說，他把已經給《星期六晚郵》寫的一些故事編成一本書，藍登·豪斯對此有意否？
已知他的其他職務，特別是他那心煩意亂的頹喪的情況，他認為創作《未被征服的》是個很好的計劃。它包括重要的修改和改編，但是只占新作的不大份量，並且這部作品比較容易的幾部分，即修改為改編的部分，傾向於使人想起較大的困難，包括這個唯一延長的擴大部分——一段長的結尾的情節題為《魏冰納的氣味》。《魏冰納的氣味》對較早的一些情節著意加以描繪，使《未被征服的》由繁變簡，因而將一系列的故事變成了一部小說。雖面臨相對容易的任務，福克納依然進展緩慢。在他可以在修改上作出大的進展之前已是春天了。在他可以寫完最後一段，使他的這部作品結束之前，已是七月中旬了。
福克納將《未被征服的》的最後一部書稿寄給藍登·豪斯時，他孑然一人，又一次准備離開好萊塢。五月，愛斯蒂爾與吉爾已回到奧克斯福；七月，二十世紀福克斯宣稱，他們對於他的合同的下一個選擇不感興趣。因為他對“電影感到厭倦，被電影搞得筋疲力竭”，並且因為他在寂寥中非常想看到吉爾，面對著這前景，他可能感到某種慰藉。但是他感覺到的主要是失敗。金錢曾經是太多了：他一九三六年在好萊塢掙得了將近兩萬美元，而在一九三七年頭八個月，他卻掙得了兩萬一千美元以上。為了實行關於不被金錢所苦惱的舊的夢想，他需要更新和較大的薪金，而不是終結。
在好萊塢的最後幾周，福克納工作很少，飛行很少，也很少飲酒。之後，他向少數朋友們告別，他與達裡爾·扎魯克定下了一次約會時間，以便告訴他，他對他和他的電影制片廠的看法。到九月，他回到了奧克斯福，和他的女兒玩，在白利樹林裡散步或騎馬。他於四月已對三十英畝的地塊實行了買地權，決定將它買下作為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的四十歲生日對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獻禮。
雖然已離家一年以上，可是他不久又離開了。十月中旬他到了紐約，系戀著幾件事情——《未被征服的》的出版，金錢並且還有梅塔·杜赫蒂·芮布勒爾時刻在他心上。哈爾·斯密斯曾經想盡量長地留在藍登·豪斯以便看到《押沙龍，押沙龍！》的出版，但是從那時他就轉到《星期六評論》工作去了。自《薩多裡斯》以來這是第一次，福克納出版一部小說沒有經過斯密斯。他希望在他的新編者薩克斯·康敏斯的辦公室通讀該書的最後修改稿。此外，他希望同羅伯特·哈斯談話。假若藍登·豪斯同意將他節省的錢存起來，每隔一定時間送給他特定的金額，他就可以避免將它亂花掉。
福克納與康敏斯和哈斯在工作中相處甚為融洽，並且首先他的社交性拜訪也進行得挺好。他做一點工作並作幾次預定的露面外，還有足夠的時間去看望哈爾·斯密斯、金·戴溫及梅塔·芮布勒爾這樣的老朋友們。一天下午，他在一次通常的雞尾酒會上看見了捨伍德·安德森，他決定過去和他交談。他們之間的尷尬過去以後，他們作了幾年來的第一次談話。從那次邂逅相晤中，給福克納留下了那一刻的清晰回憶：當時，他的這位老朋友驟然“顯得比他寫過的無論什麼人都高些、大些。之後，我想起了《溫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勝利》及《馬與人》的某些篇章。我知道我曾經看見，現在正見著在很大（太大）程度上居住著矮人的大地上的一個巨人，即使他只作過兩次或許三次與巨人相稱的友好的表示。”
雖然同安德森的這次復交對福克納至關重要，他不久花了很多錢去紐約旅行。他的飲酒已逐漸增多，最後幾乎變成了經常性的，這主要是因為看見梅塔顯得過於悲痛。在他決定作這次旅行之前幾周，她曾寫信給他說，她希望再見到他。他希望重新燃起她的愛情之火，同意和她相會，沒料到卻發現她不願意作他的情人。他回到奧克斯福後不久，就蟄居書齋，開始寫一部小說，以努力“避開他那斷腸的愁思”；他在紐約，貓在亞爾岡昆的他的房間裡，爛醉如泥。金·戴溫注意到福克納不在並回憶起《聲音與憤怒》的不幸後果，就開始尋找。戴溫找到了福克納，他獨自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省，穿著短褲，周圍堆著酒瓶。這次，他除了非常虛弱外，在背上受了三度燒傷，傷處正對腎髒，這顯然是由於長時間貼著暖氣管造成的。
戴溫在一個大夫和幾個友人的幫助下，開始照顧福克納，使其康復。在恢復的幾天中，出現了精神更緊張的跡象，戴溫感到憂慮。他問福克納，他是否特別想見什麼人。他回答說，焦爾·塞耶或捨伍德·安德森。聽到他老朋友的要求，安德森來了。他坐在福克納床邊，非常了解當時的情況和他決不會直接承認的一些需要，和藹而平易地和他談話。這是他們相互見面的最後一次。
福克納可以旅行時，戴溫陪他到了羅萬·俄克，並和他呆了幾天，直到他的體力開始恢復。“我感到好一點了，”福克納寫信給羅伯特·哈斯說，“雖然還要些時候，我的背部才能痊愈。”結果證明，康復時間比他預料的要長些：有許多被刮削下來的東西，有幾處皮膚移植，有些感染，很痛，會留下永久的疤。然而幾周之內他又在寫一部小說，他叫做《假若我忘記了你，耶路撒冷》，這個書名他勉強地改成了《野棕櫚》。寫完後，他要求本涅特·賽爾夫將此書的幾個復制本寄給三個人——金·戴溫、捨伍德·安德森與梅塔·芮布勒爾。
開始時，寫作進行順利。因為疼痛使他不能安睡，他開始在夜間寫作，這是自《當我彌留之際》以來的第一次。雖然他在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二九年時寫得更慢，他害怕恢復寫作習慣的苦惱卻比過去少了。“這部小說寫得很順利，”他於十二月寫信給哈斯說，接著說，他預期可在五月以前寫好。後來，由於疼痛厲害和寫作得慢，他改變了自己預定的日期。六月底而不是五月初，他才能將他的打字書稿郵寄給藍登·豪斯。
他的小說以夏洛蒂·裡滕梅耶和哈裡·魏爾博恩開始，後者為了愛情犧牲了安全、尊嚴和金錢。夏洛蒂和哈裡對生活的要求是奢靡的，就象貴族情侶的要求那樣，而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嚴重的。福克納雖然著重描述他們命運的淒涼，可是卻以他們風流韻事的結局作為他們的故事的開頭。這部小說以痛苦的、難以忍受的、幾乎歇斯底裡的語言和情節開篇：夏洛蒂，這個因哈裡的粗暴對待而導致不幸流產的受害者在密西西比河邊的一間破爛的茅屋裡躺著奄奄一息。哈裡為幫助她作了無效的努力，請來了一位上年紀的大夫。大夫在快要死去的她面前主持其事，幫助使哈裡認罪。夏洛蒂與哈裡因而不僅喪失了他們願意冒著金錢、尊嚴和安全方面的危險而得到的那些東西，而且也失掉了他們所珍惜的東西：哈裡的自由和夏洛蒂的生命。
福克納發現並著手寫作夏洛蒂與哈裡的痛苦故事之後，開始覺得“漏掉了什麼東西”。為了適應他感覺到的需要，他作了一個決定或者發現，將一部傳統的小說變成了實驗性的小說。他開始寫《老人》，作為對《野棕櫚》的對偶之作。他所追求的不是對他的故事的堪與媲美之作，而是擴充它的內容並控制其緊張程度的一種方法。為創作“篇章交替的這兩個故事”，他開始發展主題的與敘述手法的對比與倒置。哈裡·魏爾博恩開始時在一個醫院的整潔而安全的環境裡；這個高個犯人開始時則在一個監獄的簡陋而范圍狹窄的地方。當哈裡接到一個參加宴會的請柬時，高個犯人卻遭到洪水的襲擊；他們各自都發現自己離開了曾經隱退的那個簡單環境、並且各自發現被一個陌生女人纏住。他們猛然地被推出了秩序井然的環境，面臨著危險的奇遇，而女人們則提供著原始的難以解決的紛擾、糾葛與誘惑。這兩個男人中的一個順利地生了一個孩子，而另一個則搞糟了，弄成流產。在他們的奇遇之後，兩人的結局都是進帕奇曼監獄。
這兩個男人中，高個犯人顯然更象口頭傳說中的英雄。面臨著洪水與命運力量所加諸於他的危險，他證明自己是機智而勇敢的。他作著“他不得不做的，用他不得不干的精神去干。”然而這個高個犯人盡管具有英雄氣概，他似乎受到了阻礙，這主要因為他所追求的和平是空洞的，他所為之服務的秩序是縮小的。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曾經讀過《偵探報》。他從該報中得到了關於英雄的錯誤概念和一個愚蠢的計劃，因此他用一盞郵購的燈、武器和手巾裝備著，企圖搶劫一輛火車。他被他閱覽的東西迷惑，隨後又被一個成熟的少女引誘，他希望以他的英雄氣概和金錢給人以印象，然而他永遠地幻滅了。他剩下的一生曾經按心中的一種想法生活著：一生中盡可能做得少一點並且不與女人交往。由於洪水將他從小小的生活中趕了出來，他表現出非凡的忍耐、機敏與勇敢。然而，他依舊是誠實的，因此回到了他被洪水逐出的那個監獄。帕奇曼是他的耶路撒冷。他選擇牢房的局限的縮小的生活，部分原因是他覺得應該這樣做，但主要是因為它既使他從渺茫的自由中解脫出來又使他遠離女人。“女人，”他終於說，“狗屁！”
象高個犯人一樣，哈裡害怕並且不相信生活和女人。他認為醫院是一個避難所，在那兒聲音和刺激只是作為威嚇進入，因而決不會使人驚訝。他在那樣的避難處已經生活了二十七年，完全不冒什麼危險。他遇見夏洛蒂·裡滕梅耶時，自己仍是個童貞男子，其清楚的想法是使每天與前一天一樣。哈裡正情思似火而又很怯生生和勉強。而夏洛蒂更是愛情紅勝火，她從他那裡也看出了這種渴望。作為一個少女，她看過一些香艷的愛情故事。她從那些故事裡得到一個看法，她相信愛情應當“全是蜜月，始終是。永遠，直到我們中的一個死去。”對於她的這種期望來說，她和一個普通商人的婚姻是一個嘲笑。而且她希望的正是在於她把哈裡的較好的一面看作缺陷：由於發現美妙的愛情正在消失而從塵世生活得到了救助。
哈裡從他的安全而受到約束的環境裡被熱戀趕了出來，因而感到驚訝。因為夏洛蒂的視野更寬闊、愛情更奔放，哈裡成了她的追隨者和情人。他們從他們在新奧爾良的旅館房間到芝加哥、猶他和密西西比去。哈裡和高個犯人同樣具有最深刻的懷疑和恐懼，並且同樣有著在避難處的經驗，他丟棄了它們。我們在他那裡看見的緊張就象我們在這部小說中觀察到的動搖一樣表明著深刻的矛盾心理。但是哈裡根據夏洛蒂的暗示所作的並保持著對她的回憶，加以選擇是為了較大的愉快與痛苦而不是為了較小的安全與平靜。最後，盡管遭受的苦難極大，損失涉及一切事情，他相信愛情和苦難比平靜、尊嚴與財富好：“是的，”他認為，“在憂傷與無事之間，我寧願選擇憂傷。”他感到痛苦，想自憐；覺得失敗，他後悔和悲哀。但是他並不以徒然的悔恨來占有自己的生活，他並不把監獄的名字叫做耶路撒冷。他在監獄裡忍受著因為有了豐富的閱歷：高個犯人接受監獄是為了避免坐監。雖然他們的故事將他們帶到了同一個地方，哈裡是非自願地去的，因為他為了愛情的緣故犯了反對社會的罪。
因為《野棕櫚》完全不是一部小說，我們也沒有詞來評述它。福克納認為它是一部統一的作品（他的想法是高個犯人的故事“只是為了突出夏洛蒂與哈裡的故事”並且他把這兩個故事寫成了交替的一些章），這並不意味著他在偶合的經驗方面的成功。大部分讀者顯然覺得，它並不成功，部分原因是盡管有幾種聯結，這兩個故事仍然是過於分離的；而部分原因是《老人》並沒有遭受到《野棕櫚》那樣的變幻無常，也很少遭受到《野棕櫚》中的坎坷。然而講了這些事情之後，我們至少必須加上兩件事。第一，盡管它的形式是奇怪的，它的兩個故事卻因它們的並列而提高了。單獨地閱讀，《老人》似乎不夠結實，並且延長得超過合理的限度；單獨地閱讀，《野棕櫚》從頭到尾都太痛苦了，它的狂喜和苦惱顯然也都過於強烈。假如《野棕櫚》的極其強烈得益於緘默，那麼《老人》的強烈程度小些則得益於在描寫方面增加了細節。第二，這部書中較大的幾個問題與它的形式關系甚少，但是與它的女人們的關系甚大，或更確切地說與其中的一個女人的關系甚大，因為《老人》中的這個冷漠的年輕農村婦女除了使高個犯人苦惱外，並不使任何人發愁。
另一方面，夏洛蒂·裡滕梅耶顯然是這部小說裡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惹起了她與哈裡共享的愛情，她對付著他們遭遇的災難。她的需要是奢侈的，作為是果斷的。沒有一項要求是她不准備放棄的：已經拋棄了丈夫和孩子，她堅持要把她未出生的孩子墮胎，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她叫做的“當婊子”的緣故，這是她對追求性愛取的詞。然而她在感情方面尋求的就是她追求的的確是真正的愛情，或者至少是對愛情的某種希望。“我以前告訴過你，”她說，“也許我試圖要說的是希望。”愛地·邦德任所希望得到的滿足，然而最終找到的卻是失望。而夏洛蒂卻無比熱情地去尋找著。她的夢想包括這樣一種願望：愛地將這種願望與野生的雌鵝及在風狂雨暴的黑夜裡來的“微弱、尖細的而狂暴的”聲音相聯系；但是它也包括合歡，並且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包括夫妻關系。夏洛蒂自然嫌惡風俗習慣，她對於只是精神上的然而是高尚的密切結合不感興趣。但是這種色情變成了她生活中的奇跡，終於成了真正的愛好。她對一切限制都感到憤怒，特別對愛情的兩個敵人：社會與時機感到憤怒，正在這個時候她夢想著美滿的結合，這種結合美滿得超出了她的想望，使一切情感都歸於沉默，一切動作都停止了。“她現在不愛我了，”在交媾之前的一刻，哈裡想到她與其說是追求不如說是需要，“她現在什麼也不愛了”。
自然夏洛蒂知道，情人們對於誘惑是敏感的。象哈裡一樣，她猜想他們的乖蹇命運是注定的。“我會遭到某些事情”，他料到會有災難，就這麼想。但是她依舊相信並教訓地說，愛情比平靜好，悲傷比虛無好。她渴望著生活中永留記憶的時刻，試圖將它們讓自己和哈裡所分享。在這樣的時機裡，她變成了自己激動不已的體形。因為她是福克納的熱情的女性然而又具有一點陽性的另一個女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具有“女人的本性”，永生的愛與美的女神的豐滿的肉體；而且還是“所有的學識淵博者所愛的同性愛的主張者”。
此外，《野棕櫚》是一部具有過極主張的小說，正如它是一部用極其善於敘述的手法寫成的小說一樣。高個犯人是失勢的男人，他用放棄的原則來對待一切願望。雖然哈裡激動得摒棄了放棄的原則去追求夏洛蒂，他卻配不上她的如花似玉與勇敢。如他在一個地方所說的，她仍然認為他是個“較好的男人”。他配不上她，不能動搖她決心為實現其純潔愛情的夢想所作的努力，因而發現在離希望很遠的地方有著某種象平靜、積郁與耶路撒冷之類的東西。而這正是高個犯人試圖通過放棄而尋求的東西。“那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東西，”她對哈裡說，“不是天國，也不是地獄：它可能不是舒適的安全而平靜的死後的滌罪處。”終於，她果斷的要求和勇氣與哈裡的猶豫不決和懦弱結合了起來，使他們歸於消滅。
在《航標塔》中，福克納的人物們遵循一條相似的路線。象夏洛蒂與哈裡一樣，舒曼·拉弗爾尼與賀爾姆斯為了偉大冒險的緣故拋棄了塵世間的普通生活，象夏洛蒂一樣，舒曼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作特技的飛行表演者們中，性愛從屬於對危險的追求。在夏洛蒂與哈裡中，性愛顯然是主要的。但是在這兩部作品中，兩種追求是相互關聯的，而且在兩部作品中，兩種追求都導致了死亡。哈裡對災難的預期本身就是喬伊·克裡斯馬斯的預感（“我會遭遇到某些事”）的回響，它是夏洛蒂的最深刻的洞察力的最終的表現然而又是其延伸，即：“愛情與苦難是一碼事。”因為她認為，只有愛情是值得獻身的，夏洛蒂蔑視折衷，但是她那樣做是因為知道天國的真正的情人們所追求的總是將害處排除在外的。
使《野棕櫚》甚至比其非同尋常的結構更復雜的是自相矛盾的格調，它表現在對待這部小說中的每個主要人物上。它往往將同情與譏刺混在一起，它有時將憐憫與輕蔑攙和了起來。如克林斯·布魯克斯指出的，其結果很可能是“為了把這部小說寫好的緣故弄得太復雜了。”為了了解它，我們需要考慮一下這部小說創作過程中的特殊苦惱。因為它是從外界、婚姻的和個人的痛苦中寫出產的。經過幾個月“頗為經常的痛苦和失眠之後，福克納已經寫了一半，開始認為自己有點發狂。“我過去六個月是在，”他寫完這部小說後不久寫信給羅伯特·哈斯說：
家庭糾紛和背部有病的特殊情況下生活的，因此我仍然不能說這部小說是否完全對或者全然是喋喋不休的胡說。我認為這部小說的寫作好象我是坐在牆的一角，而紙放在另一角，我手持鋼筆戳穿了牆不但寫在看不見的紙上而且也是在黑古隆冬中寫的，因此我甚至不知道鋼筆是否仍然寫在紙上。那麼顯然福克納在《野棕櫚》中寫出的內容主要是受到個人的一些問題以及痛苦與肝腸寸斷的影響。
自然，將它與福克納背部的痛和與梅塔的肝腸寸斷以及他與愛斯蒂爾的“家庭糾紛”聯系起來是使人著迷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根據需要那樣一種看法。然而最後這種根據，包括這部小說裡的根據，是與一個更大的危機一致的。在一九三七年初的冬天裡，福克納花了兒個小時給愛斯蒂爾的女兒維多利亞談詩和讀詩。維多利亞在生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後的幾周裡，處於被丈夫遺棄、處於絕望的邊緣。後來她回憶福克納花時間幫助她恢復希望的情景時：“他使我活著。”她說。但是似乎可能福克納在清楚地說明的過程中，得到並給予了信心。在亞爾岡昆，他從直覺中感覺到他所知道的早先對待不幸的若無其事的態度。在以後幾個月的經歷中，到處都有懷疑和驚愕的跡象以及“頗為經常的痛苦”。哈裡·魏爾博恩把自己描述成畫家一事使人回憶起不僅是愛爾梅·霍奇而且福克納自己年輕時的事業。同樣，哈裡針對他為庸俗雜志寫的一些低劣故事所采取的態度，也反映著福克納關於他的商業性的小說和他在好萊塢的工作上所持的保留態度。雖然夏洛蒂·裡滕梅耶主要是根據梅塔這個人物寫成的，卻使人們回憶起福克納早先的小說中的幾個女人以及他的生活中的幾個女人，特別是海倫·白亞德。夏洛蒂在當孩子時受的燙傷將她與福克納及其最近受的傷聯系了起來。但是它們也非常象海倫在其童年時期所受的傷。象海倫一樣，夏洛蒂在早先的燙傷上留下了幾個疤。也象海倫一樣，她習慣於“在人們沒有時間問話之前”，就把情況告訴人們。
而且雖然這部小說是懷著真正的羨慕去處理夏洛蒂的倔強和風流事件的，它也表現出對女人們的深刻懷疑與怨恨。對於夏洛蒂安排不正當的戀愛事情的幾個評論，與高個犯人的最深刻信念是一致的：即女人們與壞事有密切關系並且希望把男人們牽涉進去。這種有意識的密切關系的後果又可以在這部小說中處處感覺到。夏洛蒂遭遇到殘酷命運，高個犯人和哈裡最後都進了監獄，這主要是由於他們與女人們有糾纏的緣故。在這部小說裡，男人渴望早點隱退，不僅是從性方面而且從生活方面都退隱，這直接來自他的一種思想：女人們使隱退的男人們的唯一選擇就是滅亡。福克納多年來就對隱退的吸引力感興趣，它表現於從霍拉斯·本波到蓋爾·海陶維爾的一些人物中。但是在三十年代中期，這種思想就開始縈繞著他。幾年後，他認為，捨伍德·安德森“假若當個僧侶，可能快活些”，“假若他可以在一個廟子裡完全隱退，??那裡誰也不會傷害他。”幾年前，他曾經買了羅萬·俄克，肯定部分原因是把它當作避難所。他在裡邊曾經建立了專供自己住的一間房間，這是一個較神秘的隱退處，一個普通的，幾乎象蝸居似的單間。他開始寫作《野棕櫚》之前不久，已為擴大他的避難所作完了安排。後來他竭力又將其擴大，部分目的是保護他的隱退處。他堅持在裡邊過一種傳統的合乎禮儀的生活：如他在另一場合裡清楚表明的，他的理想仍然是“戰前的和華貴的”。然而他另一方面又經常反對隱退和退休，因此他曾經不斷地在約克納帕陶法裡並到世界上去游覽。他最害怕的莫過於一個藝術家不願意向“機會與命運”挑戰。他一方面曾經對於向那種恐懼投降的一切跡象進行過長期斗爭，特別是它本身表現為對女人們害怕的時候他更要斗爭。甚至他要達到財政上的安全和從對金錢的憂慮中得到解放的夢想幾乎沒有超過他願望的一半；實際上，他至少是較多地有效避開了他的願望而較少地去追求它。他曾經總是希望自己成為運動員、獵人、飛行員以及詩人和情人。一九三八年二月，他正在寫《野棕櫚》時，買了三百二十英畝的農場，取名為格林菲爾德，實現了他當農場主的夢想。對福克納正好同對葉芝一樣，對死亡的感覺的增強就加強了生活與寫作的願望。在悲傷、憂愁或痛苦與沒有事之間，他寧願選擇悲傷、憂愁、痛苦，但是他最後比夏洛蒂或哈裡都更深深地陷入彷徨之中。假若他一方面希望創作一部與其堅持要求的價格相稱的歌頌愛情的小說，他另一方面卻堅持要定出極限價格。象夏洛蒂與哈裡一樣，他必須做到量入為出。為了反對愛情，他不僅與社交界及有身份的人們，贊成的一切希望站在一起，而且也與一切理性、生存與自由的一切希望站在一邊，從這個觀點出發，《野棕櫚》的洞察力甚至比它的策略還要過激。在這部書中，愛情不僅是不正當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厄運。哈裡所預料的災難——“我會遭遇到某些事情”，證明了深刻的預見性；但是它也證明隱藏著的內疚。那麼《野棕櫚》的寫成與其說是避開了痛苦與分歧，不如說是探索和表現了它們。
雖然《野棕櫚》仍是一部有瑕疵的作品，它對於恢復福克納作為一個作家的信心和意志起了很大作用。在幾個月裡，他著手進行了另一個大的計劃。在這期間，他有錢可花，這些錢大部分是米高梅電影制片廠提供的，它曾同意付給《未被征服的》一書兩萬五千美元。福克納買了格林菲爾德農場後，寫信給摩滕·高爾德曼說，他希望什麼時候寫和寫寫什麼，他終歸是能夠寫的??如他曾經“經常地??美夢著的一樣。”在夏天，《野棕櫚》寫完了，他花大部分時間給農場添置工具。幾年前，在他的約克納帕陶法的一些小說的第一部小說中，他曾經贊揚騾子不受時間與環境的影響；“在其他所有的牲畜都搖晃不穩的時候”，它卻“忠於土地”，而且最後贊揚了它一貫不變的特性。他回憶說，它有著內在的隱退原則，因此能抵制最錯綜復雜的親戚：“他不象父親和母親，他也決不會有兒子們和女兒們。”他的兄弟約翰已同意為他經營格林菲爾德農場，現在盡管約翰累次持異議，福克納仍堅決主張，他們要養騾子而不養家畜。
到九月底，福克納去紐約對《野棕櫚》作最後修改，他正在寫作既象高個犯人又象居住在格林菲爾德農場附近的山區人的一些人物。在去紐約訪問期間，他把他的小說的名字改了，並聘請哈羅德·歐伯爾作他的代理人。他也參加了一些通常的社交聚會並拜訪了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梅塔·芮布勒爾與金·戴溫。然而在不到一年期間，他的心情已大為改變，以致任何事情似乎都不能使他慌張了。他到後的幾天，寫信給吉爾說，他已經寫完了他帶走的那個故事，正在將它打字。
福克納正在寫作的這個故事，在他回到奧克斯福後，仍然使他忙乎。它叫作《糧褐大火》，集中描寫艾布·斯諾普斯和他十歲的兒子薩多裡斯·斯諾普斯上校。這個故事在《哈珀》上發表後，作為該年度最好的短篇故事，贏得了歐·亨利獎。更重要的是，它使福克納回到了《亞伯拉罕父親》去，並向很重要的作品前進。十二月中旬，整個斯諾普斯三部曲的結構已經清楚地擺在他面前，雖然還沒有題目：斯諾普斯家族由弗萊姆率領，突然來到約克納帕陶法並且逐漸地歸於消滅。第一卷（《農民們》）將回溯弗萊姆的事業，打從他占領了一個小村莊，在這個農村開始他的事業起。在那兒，他的最後一次大成功使他在傑斐遜有了立足點。在第二卷（《都市中的田園》）中，弗萊姆從偏僻街道的一家飯館的半個老板起家，在城市職業裡做過各種等級的工作，終於成為一家銀行的行長。在這個過程中，他把他空出的每個職位都讓從農村來的斯諾普斯家族的其他成員擔任。在第三卷（《特洛伊的陷落》）中，弗萊姆消滅了傑斐遜；他行賄收買了它的政府。之後，他開始席卷該城的英國殖民地時代的一些大廈，以便建立分支機構並擴大他的財產。
這時，福克納寫信給哈斯說，他正極其緊張進行寫作，感到非常愉快。他的計劃是在三個月內寫完第一卷，以便他可以很快地轉到第二卷。實際上，他寫第一卷幾乎花了整整一年時間，部分原因是他的故事結果變成比原先預料的長；部分原因是他不得不停下來為《星期六晚郵》寫些故事；而部分原因是由於非所預料的情況，他曾經中斷幾次。一九三九年底，他把最後一部分的打字稿郵寄給薩克斯·康敏斯時，已將題目改為《村子》、《小鎮》和《大宅》。並且他休閒的想法已經消失了。他又一次卷入了財政上的困難，情況越來越惡化。然而盡管中斷和分心，寫作《村子》對他來說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奇異經歷。四月，他向哈斯告知了自己的進展情況和計劃，接著他突然只是講他自己認為的傑作，“的的確確我是美國最好的。”
雖然這個看法沒有跡象，得到了傳播，然而卻有幾項征兆，福克納的聲譽正在傳揚。一月中旬，他被提名為全國文學藝術協會的成員。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他的照片作為相當莊重的二十世紀的瓦爾特·惠特曼在《時代》雜志的封面上刊登出來。照片上，他穿著開領襯衫，未系領帶。雖然奧克斯福的人們仍保持冷淡，可是情況的發展是不利於他們的。他們不能繼續無休止地忽視一個本鄉本土的兒子，《時代》雜志正將他變成了一個裡程碑。十二月，福克納為了給《時代》雜志准備一個故事，他接受了一次采訪，他簡短地談到了他的雙親，並廣泛他講了老上校。“舊地啥也沒有留下，”他告訴羅伯特·堪特威爾，“房屋不在了，農場的界限也沒有了，他的著作一無所存，留下了一尊雕像。但是他曾經騎馬經過鄉村威風凜凜。我喜歡那種作風。”
隨後，他把堪特威爾帶到羅萬·俄克的加莉阿姨的小房間並把他帶到格林菲爾德農場會見涅德·巴尼特大叔。但是他正在輕松而有信心地進行寫作，他決心不讓任何事情打破他的節奏。一月中旬，他認為他已快寫完一半；二月，他描述自己說已快寫完了。
三月，他得悉菲爾·斯通正處於破產的邊沿。兩年前，斯通的父親和哥哥逝世，留下的家庭情況是負債累累。菲爾·斯通試圖處理他的事情，沒料到卻失敗了，如他的妻子後來所說的，顯然是因為他已“一無所有”。福克納知道老友處於困境，就以他曾經從捨伍德·安德森那裡認識和考慮到的辦法：即忠誠與慷慨，對老友作出反應。在過去幾年裡，他和菲爾·斯通之間的關系曾經變得相當緊張，但是福克納決心去幫助，即使這意味著使他自己的安穩面臨著危險，也在所不惜。他寫信給羅伯特·哈斯說，他可以賣掉或典當任何東西，包括他的書稿在內；他可以“簽訂任何東西、合同，等”。但是他需要錢，他需要很快得到錢。
用蘭登書屋預付的一千二百美元和他違背保險政策而得到的四千八百美元，福克納用以支援菲爾·斯通，後者需要七千美元，以解決對自己的一項起訴。福克納提供了所需費用的大部分。之後不到一個月，福克納得悉另一個老朋友需要錢。那就是梅塔·芮布勒爾，她說，她和烏爾夫干的夫妻關系已成過去。她需要火車票錢，使她能夠到她父母在亞利桑納的新家去。福克納寄去了錢，要求她到新奧爾良去見他。在那兒，他讓她看了一些房屋、街道和咖啡館，這些使他回憶起十年前他的一段生活。不久，他不僅談到了一些舊的回憶，而且也講到他正在寫的一些故事，他計劃的幾本書。在那兒，在加麗妹妹街的一家旅館裡，他和梅塔又成了情人。然而幾天之內，他就帶著他的書稿回到了奧克斯福。而梅塔，在亞利桑納稍事逗留之後，就同她的丈夫回到了紐約。福克納知道他們的重新結合歸於失敗，他發現自己只能時作時停地進行工作。由於幾周牽延成了幾個月，他被迫憑自己未來的版稅舉借另一次款，然後將《村子》擱置一邊，以便為《星期六晚郵》寫些故事。十月，他終於將他的小說的最後一部分郵寄給薩克斯·康敏斯，他已決定將此書獻給菲爾·斯通。
《村子》對福克納來說是往回走，回到了他叫做《亞伯拉罕父親》；回到了他已經發表了的幾個故事，包括《斑馬》、《獵狗》、《傑姆希德庭院中的蜥蜴》和《賣馬的騙子》及他多年來一直在向朋友們講的其他一些故事。然而他的胸襟是開闊的。部分解釋在於《村子》恢復了傑作的思想：他知道在改寫和擴充他的舊素材中，已表現出傑出的才華。但是進一步的解釋在於《村子》所逐漸灌輸的關於自由的新思想。在他寫的關於康普森和薩多裡斯的一些故事中，能力與富麗堂皇大部分是屬於過去幾代人的，年輕的白亞德和昆丁，已經獨立成人了，生活中卻充滿了失望，他們暫時忍受著，他們對祖先們的原稿立即肅然起敬而又感到不愉快，他們隨後在祖先們減少了的原槁字跡模糊中死去。在《航標塔》和《野棕櫚》裡，人物們現在提出了過分的要求，並進行激動人心的冒險。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包括福克納自己的介入與矛盾心理，他對《航標塔》與《野棕櫚》的控制是搖擺不定的。在弗萊姆·斯諾普斯中，他有另一個人物，此人現在按自己的能力與目的進行活動。此外，他有一個人物，他持不同意見使自己樂於采取超然態度。
如福克納講過幾次的，弗萊姆，斯諾普斯在道德上是令人可怕的。但是福克納對於使自己擺脫的方法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傳統、典型或模式都不能束縛他。他的最粗鄙的一些缺點，包括性方面的陽萎，很少使他苦惱。甚至當他重復男人的最老的花招和缺德行為時，他也不知道它。祖先們、前輩們以及有權勢的人物們都不能使他憂慮。一度控制著法國人崩德的這個貴族，懷著一幢大廈、巨富和一個朝代的夢想，不僅是死了，也被忘記了。他是法國人，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假若是那樣，這對弗萊姆是毫無意義的。弗萊姆沒有祖先，也沒有遺產。他甚至不知道他缺少他們。在一些家譜（福克納喜歡玩弄家譜）裡，康普森家族的人們和薩多裡斯家族的人們有著根深的歷史淵源和狹小的領域，而斯諾普斯家的人們歷史淵源小，卻似乎有著無窮盡的領域。在康普森家族和薩多裡斯家族的人們中，人們的名字是與傳說和典范、土地與罪惡一起代代相傳下來的。在斯諾普斯家族中，孩子們是以鄰居們取名的（薩多裡斯上校）、或以聖人（聖·埃爾摩）、或以政治家（比爾波與瓦爾達曼）、或以動物（明克）、或以英雄們（杜威元帥）、或以郵購房屋（蒙哥馬利·華德）、或以詩人（維吉爾或拜倫）、或以歷史事件（華爾斯翠特·潘尼克）取名的。但是他們決不以母親或父親、祖父或曾祖父們取名。作為對照，我們可以了解福克納正在創作的多卷本家世小說的一個重大特點。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出他所感覺到的規模宏偉的一個來源。
雖然法國人崩德的人們發現弗萊姆是令人害怕的，他們也發現他使人喜歡。在十年間，在拉法埃脫和約克納帕陶法的斯諾普斯家族的當家人們不時地引起福克納的興趣。在《村子》中，他所喜歡的是滔滔不絕的、奇妙的、親切的、善於敘述的這樣一種活動。這也是他與拉特利夫和他的坐在門口交換講故事者們以及他的讀者所共同分享快樂的一種活動。在一個又一個情節中，人物們、作者和讀者都發現他們自己在留心觀察弗萊姆：覺得驚奇他現在需要的是什麼，怎樣去獲得及他想走多遠。弗萊姆覺得對自己犯的罪沒有內疚，假若我們為此而感到生氣的話，那麼我們肯定會感到放心：他既沒有他的父輩們的罪行的記錄和好奇心，也沒有他只是想犯罪的任何無效的罪狀。甚至他缺少威望也既使人高興，又使人生氣。他是個講求實利的人，在處世中玩弄規章制度，掌握著某些休息日，連同他可以抓在手中的其他一切東西他都控制著。但是他仍然准備燒毀他所發現的任何糧倉，他所跨過的任何橋梁。
因為弗萊姆的故事基本上是一段經過或歷史，這個興衰的故事其主要成分是變化，特別是在地位和財富方面的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弗萊姆顯然是一個現代的人物，他經常在變化；和他對照，法國人崩德的社會卻似乎很少變動。詳記活動的日志是為法國人崩德的獨特形式，反過來，追溯變化的歷史則是為弗萊姆的獨特形式。法國人崩德雖然不特別注意其歷史或對其祖先們的崇敬，它是一個時間緩慢的社會。在弗萊姆來之前，法國人崩德裡發生了許多事情，但是只有少數事情變化得很快。
弗萊姆一來，一切事情都變化著，包括金錢、力量和地位都在變化。在弗萊姆去傑斐遜之前，他就已攫取了法國人崩德的大部財產，甚至這個共同體的大部分基本活動：交換或貿易，都變了。在斯諾普斯以前的一些故事裡，交換是一種娛樂也是一種商業活動。一次交換一部分是儀式，一部分是競賽，它依靠某種慣例，需要一定的技能：它一部分是買賣，將各種東西換成錢或票據，用以換成機器或馬匹而告終。對於象拉特利夫及其朋友們這樣的從事貿易的商人們來說，一次行動常常包含著另一次：他們交換他們做買賣的故事就象他們交換馬匹或騾子一樣頻繁。講故事和做交易是一樣，儀式的成分和競賽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拉特利夫喜歡講故事的過程以及對故事的解答，對於他來說，每次表演都有雙重目的：他走的時候，使他自己和他的所眾都感到高興，可是他的聽眾們終於必然會知道，他們已受了一個故事大王的愚弄，但是知道得太遲了。拉特利夫決不一開頭就講他的最好的故事，他決不苯頭笨腦地講壞一個故事！他對語調和復雜情節的控制是天衣無縫的，甚至在他詳細敘述他得不償失的一次交換時也是如此。
在法國人崩德的日常社會中，貿易傾向於是小額的，而故事則是誇張的。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干第一件事情，項且幾乎每個人都喜歡第二件事情。弗萊姆改變的正是這種基本情況及其權力與財富的中心。他的不同，部分原因是他對交換的過程並不怎麼喜歡，只關心結果，部分原因是他的興趣只在買賣本身；而部分原因是他的一些交易數額大、相互有聯系並且具有囊括性。他是沉著的有效率的、不苟言笑的商人的體現，他在語言方面的有刺甚至比在金錢方面的計較還厲害。他也是無情的和貪得無厭的——他在這方面是那麼厲害，使別人只好觀望和驚訝，以致他成了寫傳奇的材料。
斯諾普斯家族的人們是福克納的最偉大的喜劇創作。顯然，《村子》常常似乎是舊式的，有著直接而充分的描繪，卻缺乏一種有意識的正式的實驗，我們在《聲音與憤怒》、《當我彌留之際》和《押沙龍，押沙龍！》裡看見過這種實驗。但是它的自信而不是漠不經心是值得注意的。它是對當代文學的一個驚人的創造性的貢獻。這部書中對我們所講的語言本身顯然是讓人喜愛的並且讓人清楚地知道它所講的內容。最後，和人物與情節一樣，語言以其不同的風格深深地銘刻在人們的記憶裡：銘記著它那豐富的思想，似乎只要人們參加到人類的時間與工作中去並具有創造心理，薩多裡斯家族及其故事就不會完；並且銘記著它那從容不迫的思想，似乎它的較大的故事要趨於結束是那麼遙遠而又不可避免，作者和讀者都完全不需要為此而操心。在這部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記敘體著作中，弗萊姆是主要人物，拉特利夫是主要的觀察者，福克納提供了幾個誇張的故事和幾個非常好的插入的節目。在這個過程中，他始終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易打交道的，然而又謹慎的主人。他探索的自由中有兩項是他自己的：他認為適合的故事，他就可以有講的自由，做他似乎認為恰當的任何改動以及保持超然的自由。讀者和他分享著那麼多愉快的驚奇，坐在門口的人們和他分享著那麼多心理的痺好與語言的說法，然而他們是不相同的。甚至拉特利夫，他顯然對他是鍾愛的，可他也保持著距離。他曾經使拉特利夫成為第一卷的中心，他在第二卷裡毫不在意地把他拋棄了。他後來慢慢地使拉特利夫恢復了英雄氣概，他讓他貪婪和具有虛榮心，使他成了弗萊姆的另一個犧牲品。最後，與其說是使拉特利夫成為福克納偏愛的英雄，不如說是將他變成了一個列兵。比福克納曾經塑造過的其他任何主人公都獨具特色，拉特利夫將卷入與分離加以協調，這是福克納賦予這部小說的一些優點。拉特利夫來來去去，進進出出。沒有一個巡回的售貨員是那麼和藹可親然而又那麼簡樸艱苦。雖包括艾克在內的大多數人看重他，然而誰也不把他估計過高。他在他的這個村社裡進進出出，過著似乎禁欲主義的生活，並且是單身漢。
福克納的幾部最偉大的小說，包括《聲音與憤怒》和《押沙龍，押沙龍！》，都是在家庭、社會和歷史的范圍內翻來復去地活動，一方面，情節在其中發生，而另一方面，情節又通過它們反映在心理和語言上，心理和語言又賦予情節以形式。《村子》在社會的和歷史的基礎象福克納寫過的任何作品那麼穩固。然而它和它以前的幾部偉大著作不同，它並不將在認識與表現的極重要的情節中進行活動的智慧與語言加以戲劇化，因此它並不明顯地以它自己的用想象進行創作的狀況而沾沾自喜。換句話說，它很少直接注意智力和想象的活動，因此它一方面表現出很少關心對智力的種類、智力活動的過程、想象力的結構及結合的形式之間的可能的不相稱，另一方面，它讓事實本身去表現其本來面目。然而假若我們要去了解這些省略的意義所在，我們必須慎重。因為它們的含意不是簡單化，而是雙倍的焦點，一個焦點是明顯的，另一個則不是。
這個明顯的焦點是清楚的，它把《村子》帶到我們通常叫做“現實主義”的方向。《村子》包含著比福克納早些時候的任何一部小說都豐富的社會歷史、經濟和政治。它那細致入微的筆觸，可以具有一部司湯達給《紅與黑》取的小標題《一八三○年的編年史》的最新版本的特色。假若撇開筆調不說，它可以具有喬治·艾略特給《米德馬奇》取的小標題《鄉村生活的研究》的特色。假若福克納立即繼續寫完他的三部曲，他可能會發現用“這些題目的最好范例”：巴爾扎克的《十九世紀風俗研究》。這些對比使人聯想到的至關重要：《村子》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十九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事業的影響。象它們一樣，它表明決心為社會歷史、經濟與政治在小說中留下位置。象它們一樣，它在描述其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以及其人民的風俗習慣的特征上是產格認真的。
然而除了它的明顯的焦點外，或者通過這個焦點更容易些，《村子》還表現了爐火純青地運用想象力的思想。它不僅以嚴格認真的謹慎進行處理和描繪，而且也懷著令人驚訝的信心去進行。福克納對羅伯特·哈斯講的話，宣稱他自己是“美國最好的”構成了他正在寫的這部書的風格上的恰當的光澤。《村子》對於現實所作的自於想象力的反映顯然是既使福克納生氣又使他高興的；現實常常迷惑他或者甚至對他造成威脅。“關於斯諾普斯家族，”他說，“我是害怕的。”然而他懷著極大的信心投入《村子》的寫作，他似乎認為他沒有戰勝不了的現實。他在語言方面表現為豐富多采而又具有權威性，他保持著超然和抑制。他相信自己如花的筆力，願意與他的人物們分享它們，甚至與斯諾普斯家族的人們，特別是與拉特利夫分享。福克納後來把斯諾普斯家族的人們描述為適應迅速的變化並“把這個變化處理得相當好”。他把拉特利夫描述為接受“文化的變化，環境的變化，”而不痛苦或悲傷，然而在他分享抑制時，也表現了它，其方法是堅持他所喜歡的插入、穿插事件和敘述手法的變動。並保持著超然。他甚至比拉特利夫更進一步，准備接受“現實，並盡他的可能做得最好，因為他是??有著你們可能叫做一種道義的精神的理解得好，是的，他吃得透，沒有什麼事可以使他驚慌。”
與在《村子》中的明顯控制成為對照，福克納的個人的和財政的事務非常混亂。他一九三九年的生活只靠一筆不大的收入，把他的儲備都花光了。檢查自己的境況，他想到一個舊計劃的新改寫本，這是不要好萊塢也能生存的幾個計劃中的第一個。他要將明年頭六個月的時間用於寫作可以賺錢的那種小說，因此他可以有六個月的時間在他喜歡的時間寫他喜歡的東西，福克納深知那個計劃的危險：《星期六晚郵》仍然經常拒絕它已接受了的他的更多的故事，他曾經說，明顯的原因往往是他需要錢。
一九四○年一月底，福克納正在看《村子》的長條校樣並想到給《星期六晚郵》的一些故事，這時加利阿姨死了。在羅萬·俄克的一次儀式中，他講到她對他家的忠誠和在他童年時期，她對他的愛和保護。她一旦逝世離開了他，使他一度“既沒有心思也沒有時間工作。”然而不久，他又開始了寫作，寫關於鮑昌普的幾個故事，其中有一個名叫摩利的人，顯然此人象加利阿姨。在隨後的幾周和幾個月裡，他開始以精力最集中的努力去體驗約克納帕陶法的黑人的生活。他在幾周裡寫作順利而且寫得好。他很快陸續地將《一條法律》、《財富並非長久》、《爐邊的火》及《黑褲子》寄給哈羅德·歐伯爾。
一年前，福克納由於缺錢不得不將《村子》擱置一邊，他寫了一個故事，題為《老人》。它是安排在斯潘少校營地的一次狩獵的故事，包括幾個獵人：耆老薩姆、布恩·霍干伯克和艾克·麥克卡斯林。他寫完鮑昌普的幾個故事後，決定將它們與幾個狩獵故事合並起來形成一個作品，集中描寫一個大家庭的黑人與白人成員。四月底，他的下一部小說，他的第十七本書的基本結構已具雛形。他心中所想的一部作品，在寫作方法上類似於《未被征服的》。和往常一樣，問題是錢。他的六個月計劃在一個方商是進行得圓滿的：到三月十五比他已寫了六個故事、但是在另一方面，它頭則乙飛他的一些故事的質量提高了，而編者們對它們的興趣卻降低了。《黑褲子》肯定是他寫得最好的故事之一，但是遭到了拒絕。《科裡爾》雜志的編朝卜J拾它描述為他們讀過的他的故事中感情最為強烈的一個。他們接著說，他們的雜志顯然沒有它的篇幅。到四月底，六個新故事中只賣出去一個。
年掙兩萬美元以上；在一九四一年；這是政府宣布他應付大量的拖欠稅款之後的一年，他收入只超過三千八百美元一點。在這期間，他和愛斯蒂爾作出新的努力進行節約，可是揮霍的舊習未改。不久以後，他說他自己實際上是破產了。他出現在一次打鶴鶉的狩獵中，裝備著一枝手工制造的定制的新鳥槍，身著一套達克斯巴克獵裝。他有時非常可憐地把自己描述成被揮霍的重擔所壓倒的、無能的和討厭的靠人生活的人。他在一封非常出色的信中描述自己的境況用的詞是“這是真正十分令人驚訝的充滿矛盾的事”：一個藝術家被嚴格意義的正直所指責而他又負擔著一大家子的唯一重擔，其實他是“應該甚至免除自己的經濟負擔並且在道德良心上完全負責的。”於是他列舉了他的家屬：男人、女人和孩子有十個以上，還不算幾個僕人。但是這些“憤怒和不起作用的惱怒的”咒語變成了理解的時刻。他知道他既不重視錢、實行並鼓勵揮霍，又為此而不斷地感到苦惱。先前，在《村子》裡，福克納曾經勾畫了威爾·凡爾納在凝思這個法國老人的虛榮心，“努力發現想當需要一切的笨人必然會有什麼感覺。”他寫信給哈斯，指出，那大概是“虛榮心及與之類似的任何東西”使他不僅要在鄉村擁有一個農場而且要在“自治的奧克斯福的界限內擁有三十五英畝的疏林的草地，”他接著說，那是“這個城裡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一塊土地。”他仍然需要它，部分原因只是為了貶低所有的親戚和這個城的鄉親們的地位，他們曾經預言，他“決不會超過一個游民。”在他苦惱和掙扎的時候，試圖解決他的一些問題並仍然保有他的土地，他的寫作大大地受到影響。一九四○年春，他一直寫作得很順利；到年中，他似乎不能，甚至也不想寫了。他疲憊，然而又不能入睡，他的努力被分散了。他又一次發現作計劃容易，寫小說難：“我有一部驚險的偵探小說，應該賣得出去”；“我想我有一個好故事??哈克·費恩類型的”故事。因為他的疲乏和沮喪更厲害了，他的警惕很高：興許他們會收集自《馬丁諾醫生和其他故事》以來他在雜志上發表過的故事。現在又有了一個新故事，其中包括七月的《去吧，摩西》和十二月的《三角洲之秋》。但是在一九四○年底和一九四一年初，他的心情更暗淡了。在破產的威脅不再苦惱他時，戰爭的威脅來了。他的消遣已經包括耕作、狩獵、騎馬和飛行，如今加上了航行。因為他工作放饅了，那樣的一些活動，特別是飛行，占去了他白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飛得相當穩，”他一九四一年三月寫信給哈斯說，“可仍然非常好動。民間的飛行員訓練是不夠的。假若我有錢照顧我的家和家屬，我願意根據對我的舊的任命，試飛英國。我或許能夠。假若不能（當或如果我得到錢時），我願意試當美國空軍。我能駕駛，即使我因年齡關系不能擔任飛行任務時，或者可以教駕駛。”
隨後的幾個月裡，他仍然為金錢發愁，並且索回著當軍人的舊夢。然而到五月，他又在寫作了。一年前，他曾經構思了一本故事書，有些是他已經寫的故事，有少數是他准備寫的、“大主題是這兒的白人與黑人種族之間的關系”。現在，他給它取了個書名：《去吧，摩西》並且有了寫作那本書所需要的清楚想法。他將修改已經寫的一些故事，他設想，“在這個過程本身中可能創作某些增加的材料。”任何情況下，他應該很快完成這個工作。
在福克納開始寫《去吧，摩西》時，他心中有著《未被征服的》這個范例，不僅在長短和方法上，而且在不費事和金錢上都是范例。除非他可以肯定這本書可以掙錢，他說，他甚至“不想在時間和努力上去冒險”。不久之後，《熊》開始醞釀，他決定為《星期六晚郵》寫一個較短的較簡單的稿子。由於戰爭的謠言蜂起，使他越來越受到干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寫完了《去吧，摩西》，很認真地考慮著是否參戰或回到好萊塢。然而他越深入地進行他的寫作計劃，越為其吸引，開始是在零散的時候如此，後來時間夠長受其吸引就成了另一個大的成就。“我答應於十二月一日完成改寫稿，這事已經提前完成，”他於十二月二日寫信說，“其中的內容比我想象的還要豐富，內有一段我正為之自豪，這要求仔細寫作和再寫作才能寫得恰到好處。我在不斷地寫作，而且已經寫了。假著我要作出另一個肯定的諾言，那也是可以提前完成的。但是我認為我可以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將該書的其余部分寄出。自然，只要可能的話，還可以快些。”
如許多讀者所意識到的，《去吧，摩西》標志著福克納事業的一個轉折點，部分原因是它是沉默了將近六年之後寫的，部分原因是它把它以前的許多著作提高到了一個頂點。象《村子》一樣，它代表著早先的作品的重寫。而且象《未被征服的》一樣，它是從原先被認為是掙錢的一些故事發展出來的。在《未被征服的》裡，福克納將對歷史、家庭、遺產和罪行的長期的關切加以簡化。在對白亞德和任哥加以並列中，他使他對黑人與白人的關系中的長期憂慮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村子》中，他自己和幾個熟悉的主題保持著距離，他不僅擴大了實際情況永恆和豐富的思想，而且擴大了對社會的調查。在《去吧，摩西》中，他集中注意約克納帕陶法所有的家庭中最大而且最復雜的家庭麥克卡斯林家族，並通過其家庭成員使用著這個家庭的一切偏見，包括那種明顯的道德偏見，如奴隸制和土地及人們對財產與權力的追求。因此他的新小說的聯系回溯到過去，不僅回到了《未被征服的》和《八月之光》，而且回到了其他幾部作品，包括《押沙龍，押沙龍！》在內。因為它象《押沙龍，押沙龍！》，它同時是規模宏偉的和徹底地實驗的。
因為麥克卡斯林家族的奠基者是荒野的另一個勇敢的殘忍的征服者，《去吧，摩西》即以其創業開始。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創業者盧霞思·昆培斯·卡洛賽爾斯·麥克卡斯林的故事。關於他，我們可以講希內夫談到湯姆斯·薩特彭時說的話：那將使他征服其余的人，但是《去吧，摩西》就其意義而言，主要是一個後代和一個繼承人的故事。在它的開頭幾頁，文克·麥克卡斯林出現時給我們的印象是這樣一個孩子，他在出生時不只是承受，甚至主要不是承受了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而是承受了一個祖父和幾個姑母及幾個叔叔和幾個堂表兄的遺傳，其中之一“麥克卡斯林·愛德蒙德，是伊沙克的父親的姐姐的孫子，因而是接受母性遺傳的，”其中的幾個不但是這個創業者的後代而且是他的奴隸們的後代。加上許多復雜的親戚關系，艾克繼承財產、家屬和決非他所希望的一些僕人；他也繼承了經驗、故事和他沒有“參加過或者甚至沒有看見過的舊時代的，曩昔的”故事。過去的事情經常在他腦子裡回旋，往往比現在的事情更生動、活躍。從它那裡產生了無數故事。象《押沙龍，押沙龍！》裡的故事和講說一樣，它們是分散的、口頭的、零星而變動的以及偶然是書面的。艾克和他的作者對這些正文都作了反應。於是《去吧，摩西》對我們來說，成了正文的正文。它顯然是零星而神秘的，因此敘述時無需固定。
麥克卡斯林家族實際上發展緩慢，這個家族似乎是福克納的關於約克納帕陶法的原始概念的幾乎是深思熟慮的頂點，因此它們完全符合它的小說的可能性。我們對在《去吧，摩西》中所正式碰到的部分東西也是熟悉的：對消息和認識的操縱，福克納通過對消息的操縱控制著我們所知道的如何了解和了解什麼。經常的變化和重復被介紹得太巧妙了不引人注意，按年代次序的排列往往被弄得那麼亂，關系被弄得那麼糾纏不清，以致我們知道得多（即：有著更多的事實），可能了解得少。福克納強迫我們整理事實，把消息結合起來，建立年代學，他用這個辦法促使我們積極地介入到他的故事中去。這個作品的不確定狀態一方面取決於它的人物們的活動、另一方面取決於他們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則取決於他們的實際遭遇。但是它的不確定狀態也是依靠它的讀者們的，特別依靠我們所能夠知道、理解和推測的東西。
在《押沙龍，押沙龍！》裡，我們跟著薩特彭的解釋者們進入了這些活動；他們干著開創的事情，並為我們必須予以繼續的任務提供范例。在《去吧，摩西》裡，開創的活動是干了，范例也提供了，但許多解釋性活動需要加以澄清，這部小說所開始的東西必須由讀者們在這個正文之外繼續予以進行。自然，這樣做是有好處的，特別是對在它為讀者建立的大任務上是有好處的。《去吧，摩西》是一部讓讀者參加進去的完美版本，其中並沒有徒勞的智力和想象力的活動。結果證明，這個酬勞中的一部分是極其重要的。《去吧，摩西》比福克納寫的其他任何小說都更加把每篇正文界說為假象，使得對情節的閱讀成為對情節敘述的繼續。假著可以說，《押沙龍，押沙龍！》是一個講故事者對他的故事的福克納的范例，那麼《去吧，摩西》則可以說是一個讀者對他的正文的關系的福克納的范例。在《去吧，摩西》的故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讀到艾克曾經看過的費解的正文的一些片斷。象艾克一樣，我們覺得自己是確定的、熱烈而著迷的。雖然我們的正文終於比他的長，我們也在希望與沮喪、啟發與黑暗、勝利與失敗之間往復移動著，尋找我們必須予以修改的意思。
但是將中心點從講故事者和故事轉到讀者與正文，有弊亦有利。這個大的中心點使許多戲劇藝術從這部小說消失了。在《押沙龍，押沙龍！》中，福克納既捕捉了大情節的戲劇性，又捕捉了令人苦惱的說講的戲劇性，我們在它中間看見了英勇的情節——沖突的意志、令人驚訝的命運。它的極其豐富多彩的內容的一部分來自它的誇張的情節。但是它也表現了幾種說明性的敘事法：從羅莎小姐的聖經詩論和康普森先生的古典篇章到昆丁的個人故事和希內夫的相當客觀的同情與譏刺。福克納對這些敘事者不僅賦予各種口頭的傳統（許多回憶的講話、老故事和老的說講的年代），而且也給他們一些零星的文句（信件的少數片斷）。在此過程中，他在他的占優勢的范例，即講說者與故事的關系的范例中插進了一個暗含的范例，即讀者與本文的關系的范例。他也認為這些范例的每一種都是另一種的變體，並且兩種范例都是藝術家與其作品的關系的特殊樣式。其中，《去吧，摩西》代表著這個復雜
結構的變異：在它中間，占優勢的范例是讀者與正文的關系的范例，暗含的范例是講說者與故事的關系的范例。但是它和《押沙龍，押沙龍！》相比，沒有那麼充分地表現著這些范例的戲劇藝術的潛在力。雖然老卡洛賽爾斯·麥克卡斯林顯然比湯姆斯·薩特彭多產些，可他顯得沒那麼奇妙。雖然伊薩克·麥克卡斯林比《押沙龍，押沙龍！》的解說者們在道德上的影響大些，可他並不象讀者或講說者那麼令人神在。隨著這兩者之間只是部分地完成的關系，於是我們所有的就是篇幅不那麼大和更加勇敢些。
在這些限制因素有兩個簡單化的原則，它們都是靠福克納寫作《去吧，摩西》的方法加入到這部小說中去的。福克納說明了，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認為《去吧，摩西》是一個故事集，因此在它的書名上加上其他故事字樣。福克納認為它“的確是一部小說＼它仍然是一些較小的單元組成的，這引起了一些問題和使用的自由。正如人物的語言可以塑造它們自己的較小典型一樣，也必然有助於較大典型的形成。雖然如此，它們也證明一些突然改變和中斷是有道理的。雖則《去吧，摩西》的歷史場面比《押沙龍，押沙龍！》大，可它卻是一本較短的較簡的書，這恰恰是因為其結構允許那麼多省略之故。而且在此書中有些單元也是故事，這就近似於福克納將其與短篇的商業性小說相聯系的“良好的明白曉暢而簡單的方法。”我們將顯露的復雜性與技巧的實驗性和福克納早期的一些偉大小說聯系了起來，這兩者進入了《去吧，摩西》，而在《熊》中則充分采取了這種方法，在他將他的一些故事變成一部小說時，作為這部小說的一部分的《熊》本身就創作出來了。《熊》寫成了較完整的較復雜的形式，然後方加以簡化成為商業性小說的；反過來這些故事寫成了較簡單的形式，之後才為了這部小說而使之復雜化和更加豐富的。假若這個事實部分地證明某些讀者曾經意識到的《熊》與其內容之間的緊張的話，那麼它也表明，《去吧，摩西》仍然部分地與在福克納的短篇小說中經常賦予活力的簡練化有聯系，其原因就在這裡。
似乎為了和《去吧，摩西》的較簡練的敘事技巧相稱，福克納向著主題的更直截了當發展。肥艾克·麥克卡斯林認為是福克納的代言人顯然是錯誤的思想。艾克的理想主義不僅遭到其他人物的非議，而且遭到卡斯·愛德蒙茲最有力的反對；它被《三角洲之秋》加以貶低，福克納在這部小說之外及小說裡努力講清楚，艾克在宗教上是太過於極端拘謹，並且是個脫離國教者，因此太容易向放棄和退隱讓步：“我認為一個男人應該比只是拒絕做更多的事，”他後來說。艾克沉迷於保持自己的純潔，終於實際上陷入了孤立。他知道他的祖先們攫取了土地並為了自己得益宣布他們對土地和其他人們擁有所有權，他讓耆老薩姆作他的代理父親，然後放棄了他的世襲財產。他知道他的祖先們放縱了肉欲和虛榮，導致了他們的亂倫。他滿意於自己是“半個縣的大叔和不是任何人的父親”。
艾克除仍然是一個非常簡樸的大叔外，變成了一個過於簡化的耶穌似的人物。他過著一種低於一個人最起碼的生活，以保持其純潔。他沒有因所有權、性和子孫後代等引起的種種牽累，剩下的只是極簡單的生活。因為艾克的種種見解符合於這部小說的主題，福克納描述了艾克的理想主義的力量。然而因為艾克的解決辦法是他自己的並且是不適當的，福克納戲劇似地表現他們的種種缺陷，特別將這些缺陷與拒絕、引退和退休聯系了起來。因此引起的問題是雙重的，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小說家對他的人物的幾乎是完全拒絕的有條件的拒絕。而且這個問題以一種奇怪的方法把我們帶回到讀者和他暗示的一些任務。這部小說把每篇正文部界說為初期的正文和假象，然後要求我們開始作出一些聯結與典范，我們隨後必然會對它們加以修改，甚至予以拋棄的。同樣，它給提出了一些道德問題，同時也作出了明顯的答案，它後來又部分地批判它們是不適當的，因為它們是在受到批判的情況下實行的。在一種情況下，我們有著一些初期的正文（我們開始時的正文以及我們作的然後至少部分地予以去掉的正文），它們繼續尋找可以將其寫成一個正文的讀者。在另一個情況下，我們有著道德問題（艾克盡力解決的那些問題和我們對他的解決進行批判因而引起的問題）繼續尋找可以予以解決的一個倫理學家。《去吧，摩西》盡管有著明顯的結尾，然而也象《押沙龍，押沙龍！》一樣，是沒有結束的。
十二月中旬，福克納將他的打字書稿郵寄給薩克斯·康敏斯時，美國已參戰。他的注意力分散極啦。他仍然知道自己已經寫了另一部偉大的著作，他作的說明很明確，他講到一點時說，“那是一部已經寫成的作品，”他講到另一點時說，“不要動標點符號，也不要動結構。”一個月後，他給羅伯特·哈斯寄去了獻詞，這是他所寫過的最為感人和適當的獻詞。《去吧，摩西》是由一些舊故事組成的一部小說，講的是舊時代和舊人們以及新人們。它是一個大的和傳奇似的家庭裡的一個男孩的故事，他是孤兒，必須為自己找一個教父。它根據一些個人的觀點（他們努力遵守和遵循下述主題中的觀點），比他早先的任何一部小說都更直接地探索了一些熟悉的主題，如“光榮、真理、憐憫、關心、忍受很大的悲傷、不幸和不公正的能力”。福克納將此書獻給卡洛琳·巴爾，他不僅回憶起她少有的高壽，而且也想起了她生活中的罕有的崇高品質：盡管她遭到了不公正，她還是“毫不吝借地或者不考慮到報酬的菲薄，忠於他的家庭；”她看出了一個小男孩的不言而喻的需要，她給予他“無限的忠實和鍾愛。”
在一九四二年的頭幾個月裡，福克納間間斷斷地寫作一些故事，這些故事終於成了《騎士的一著》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久就過於心煩意亂了，不能進行寫作。幾個月裡，他一直靠借債度日。他已經將他的最後一張保險單換成了現金，沒有剩下的存款了。假若“每個人都要我還錢，除我的住宅外，我的全部財產都將完蛋，我的女兒、我的母親和妻子部會一無所有。”他認為，這是改弦更張的時候了。興許假若他可以找到一個不受債主追逼的地方，他可以再次工作。
他看到擺在他面前的道路中一條是到華盛頓去從軍，另一條是到好萊塢去搞電影工作。他走第一條路，到了華盛頓，希望得到一項任命。他所希望的那種工作是上飛機、戰斗，最好是在法國上空，但是他已四十四歲，他不適宜做那樣的工作。另一方面，好萊塢突然需要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福克納就曾開始試探回到好萊塢的可能性。隨後沒有那樣的建議，他開始懷疑這個電影制片廠已經對他感到小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個名叫威廉·黑爾登的青年代理人寫情給他說，他可以安排一個合同，福克納告訴他要看他可以干什麼工作。之後，他就回去寫作《去吧，摩西》了。一年後，華爾納兄弟公司突然表示了興趣，福克納感到又喜又驚。
隨後的幾周，談判越來越復雜和激烈，愉快的心情一掃而空。問題是簡單的：福克納在好萊塢有兩個代理人：威廉·黑爾登，他直接與福克納接觸，和H·N·斯萬森，他處理哈羅德·歐伯爾的西海岸的一切事務。由於這個基本情況，混亂幾乎擴大到涉及的每一件事情。斯萬森顯然是較好的代理人，他與福克納的聯系是較通常的。但是黑爾登年輕而果斷，他首先與華爾納兄弟公司進行了接觸。斯萬森似乎將要安排一個合同時，黑爾登不僅責備福克納“破壞了完整”，而且他還威脅會“引起麻煩。”福克納的第一個反映是憤怒，他對於責備和威脅都感到生氣。然而他不久開始覺得，黑爾登雖然天真、想錯了並且沒有能力，卻是真誠的。他請斯萬森和歐伯爾諒解，同意接受黑爾登的條件每周三百美元而不接受斯萬森的每周五百美元。然而甚至對於一個長期缺錢的人來說，在薪水上的差距的意義比在合同中的其他條款的意義小。福克納同黑爾登一致，又給華爾納兄弟公司一項總計七年的選擇購買其作品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