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納回到奧克斯福後，立即開始寫作，不受成名和在紐約的困惑的干擾。他寧願忽視自己的才華得到的證明，但是他明白，證明得不到持久的滿意。甚至他收到的錢很快就要花光。他已經感覺到早先曾經瞧不起或不理會他的人們“在驟然的熱情中稍微有點高興”。他那某些較為狂放的越軌行動使他苦惱，部分原因是這些事肯定會進入人們講的關於他的故事裡去。但是幾年來，他用想象來豐富了關於他的生活及其情節的那些故事。他在回來後不久的一次記者訪問中，被問及時，他謹慎他講了他的戰爭經歷。但是因為他所喜歡的一部分是一個戰爭經歷。但是因為作為一個作家，“人們收集了關於他的各種傳說，他為此感到有些高興，”他的謹慎肯定會消失的。他將偶爾的窘困變成續下去。雖然弗吉尼亞和紐約的聽眾們曾經是新的，對他表現的後果則是熟悉的。現在他所需要的是回去工作，首先是寫他在紐約發現的這個故事，然後才對他帶去的這部小說進行加工。
一月初，他回來後不到一個月，他就將《轉向》完成的改寫本郵寄給本·華生。到三月，《星期六晚郵》發表了這個故事。這時福克納正在寫完《八月之光》。“我願意預先通知你，”他寫信給安東尼·巴蒂塔，邀請他於一月份來羅萬·俄克玩，“我正在努力寫完我的小說，因此我將讓你在上午自已玩。但是在下午和晚上，我們可以在一塊兒。”巴蒂塔描述說，福克納結果變成了“一個傳統的南方主人”——關心著他的客人的舒適並且對於羅萬·俄克的條件對客人表示道歉。有一次他邀請巴蒂塔進他進行寫作的書齋。巴蒂塔在那裡看見了福克納的一些書的書槁和打字稿，從《大理石牧神》到《聖殿》的書稿都在，以及未經發表的一些故事的一個大的釘成冊的卷宗，“許多故事是遭到拒絕的，還有回形針的印跡。”然而福克納顯然不願意讓這次逗留妨礙他的著作。他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寫完了《八月之光》的書稿；三月中旬，他的第七部小說的修改後的打字稿已經在寄往本·華生和哈爾·斯密斯的途中。盡管他曾去弗吉尼亞和紐約旅行，他在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裡就完成了它。“這部書，”他說，“是一部小說，而不是一個短而有趣的故事”——他這樣講意味著，它是人物很多、情節復雜的一部長篇小說。
結果證明，《八月之光》是福克納的第一個偉大時期的終點。過了許多月份，他才又開始持續不斷地緊張寫作。紐約的幾個出版商曾經向好萊塢提到，經常涉及重金聘請。盡管經濟蕭條，電影制片者們甚至還是對作家們也付出了大的薪金。福克納回到奧克斯相後不久，米高梅的賽穆爾·馬克斯打電報給福克納在紐約的代理人，問福克納是否可以應聘，金額多少？福克納懷疑愛斯蒂爾會支持這個行動，他未經與她商量就拒絕了這個建議。似乎金錢已經是他們之間爭論的原因。“我這兒的經濟情況較好，直到這部小說寫完的時候，”他寫信給本·華生說，“在那之後，我可能試一下電影。”他仍然非常需要錢。羅萬·俄克是一幢大宅第，它的改修和現代化是一個不斷地花錢的過程，特別是因為福克納認為，它需要撞鎖之類的東西，他最近已經定購了。盡管他間或對節省感興趣，但是如伊麗莎白·普勞爾·安德森指出的，他愛好奢華，他正不斷養成奢侈的習慣。他喜歡隨意花錢，他愛借錢或把錢給親戚。那樣的慷慨賞賜是他與他的祖父及曾祖父有聯系的高貴派頭
的一部分。雖然愛斯蒂爾和福克納一樣很少知道節儉，她卻更知道寫支票和開賒銷戶頭。結果，他們的財政總是亂糟糟的。有時候，他們很可能入不敷出。因為他們很快花光了全部收入，假如他們收入的錢少一些，他們定期的分期付款多些，他們的經濟情況肯定會好些。但是他倆都希望能夠超過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沒有一個能容忍另一個的揮霍。在他能寫完《八月之光》之前，他們又欠債了。“非常抱歉要麻煩你，”他寫信給哈爾·斯密斯，要求立即給他二百五十美元。“但是或者是這樣，或者將這部小說擱置一邊，再用一些短篇故事來賺錢。如屬方便，請再送給我一杯酒。”
福克納有《八月之光》作後盾而金錢緊缺，他開始更經常地檢查自己的前景。幾年來，他不斷努力為《星期六晚郵》寫作故事，希望掙得足夠的錢以養家，可是未能做到。《聖殿》是他最成功的商業冒險，可是他幾乎沒有收到版稅。三月，約納桑·開普的新公司願作他的財產監管人，應付給他幾千美元。福克納這時看見了他進行另一項冒險嘗試的機會。他回憶起最近在紐約受到的吹捧，並想避免“廉價出賣一些短篇故事”和把自己賣給好萊塢，他決定試圖將《八月之光》連載出版，只要此事按他自己的條件商定就行：“我不希望為此事的收入少於五千美元，”他寫信給本·華生說，“並且一個字也不能改動。”然而在情況緊的條件下，他這事的前景是暗淡的，他的想法又轉到短篇故事和電影去。最後，由於商定他定期可以得到金額較大的支票，他選擇了去好萊塢。“假如你可以得到五千美元而無改變，”他寫信給華生說，“那麼就接受它。要不然，電影的建議仍然是敞開的。它將使我因利乘便。”四月，連載失敗了，他和米高梅簽定了為期六星期的任期的合同，每周薪水五百美元，沒有取捨權。
福克納提前兩天，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去薩姆·馬克斯的辦公室報到，並立即要求派他到米克·毛斯電影（另一個電影制片廠的財產）或新聞片攝制部去——他接著說，“這是他喜歡的唯一電影。”他被告知已被派去與哈利·拉夫一道為一個名叫《肉欲》的影片進行工作，他有一個星期不照面。“實際情況，”他後來說，“是我被嚇壞了??感到驚慌失措。”他回來時說，他曾經一直在死谷裡徘徊，米高梅的制片人們，包括哈利·拉夫在內，都變得留神起來。馬克斯沒有地方可以安排，要求他就他原有的故事進行加工。福克納決心掙工資，他開始努力將他那些被拒絕的故事加以改編，使之適合於銀幕使用。然而實際上，他沒有看見過一部銀幕的劇本，更沒有寫過一本，因此怎樣進行，他心中無數。他支出的素材表明他沒有經驗，馬克斯試圖使他與一個有經驗的作家配合。他的六周任期已滿，米高梅仍然所得很少，表明配不上他的工薪，這是他任期裡的唯一表現。他和勞倫斯·斯塔林斯、傑姆斯·波埃德及其他幾個作家談天和飲酒，感到高興；他能夠靈巧地使用銀幕術語並且他已經省了一點錢。但是他對自己給米高梅作的工作沒有信心，雖然他帶著的一些故事，特別是關於斯諾普斯的那些故事，仍然使他感興趣，他沒有幸運為它們進行寫作。提供給他的是工資較低而任期較長，他決心回家去，沒料到在與霍華德·霍克斯的一次談話中，他改變了主意。霍克斯准備要為《轉向》拍一部電影，他要福克納寫一部急就電影腳本：假若霍克斯拒絕了它，福克納就會有每周的另一種工資，對他的努力作出酬勞；假若霍克斯接受了它，福克納就可以為一大筆錢簽字。
這是福克納到好萊塢以來，第一次感到振奮，他接受了這些條件並且去工作，寫得很快。霍克斯把這個電影腳本文給米高梅負責電影攝制的副總經理伊爾文·泰爾怕格看時，泰爾伯格說：“照原來樣子攝制它。”當然必須作些改動，特別是霍克斯決定在關於男人們的一個故事裡要增加約安·克勞福德這個角色之後，這些改動是必須的。但是與霍克斯在《轉向》的工作，已將福克納從危難中解救了出來並且延長了他在加利福尼亞的首次停留。雖然他在好萊塢決不會感到愉快，也不會完全受他在那裡做的工作的束縛，可是他尊敬霍克斯並且知道霍克斯也尊敬他——這不僅是因為他寫了這些書，而且因為他作為一個電影腳本作家的技巧，特別是在改寫特殊場面中的技巧。
霍克斯的評價的第一個考驗是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發生的，當時穆裡·福克納逝世了。福克納需要回到奧克斯福，他希望在那兒呆幾個星期而不減少待遇。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要求，但是霍克斯同意了這個要求之後，去勸說薩姆·馬克斯予以批准——有兩條規定，第一，福克納在密西西比州繼續寫作《轉向》，第二，在霍克斯需要他時，他回到加利福尼亞。
穆裡·福克納在其六十二歲壽辰之前十天因心髒病發作逝世。在他一生中過去那些年裡，他曾經遭受越來越大的失敗。他和毛德夫人的生活很久以來就不自覺地形成不是基於感情而是基於忍受和責任的共同生活。但是他在密西西比大學任職的幾年裡卻有助於充實他的生活，因為他有了小兒子狄恩。狄恩在中學和大學時期都是傑出的運動員，他曾經使他的父親很多時候感到愉快和自豪。之後，這段時間大約在狄恩在密西西比特好１的運動場的那些日子裡結束了，穆裡·福克納在一次人事更動中失掉了自己的職務。自那以後，他的樂事少了，他的職責小了，他更加失意和孤寂，如他的大兒子所說的，到頭來，他“感到對生活的厭倦”，“簡直是萬念俱灰”。
福克納感到他父親一生的苦難。他知道穆裡·福克納的死是逐漸的，這個家庭裡沒有誰象他父親一樣把自己的一生明確為准備慢慢地死去。他立刻行動起來，采取步驟去取代作為這個家族的勿容爭議的首領的父親：他接管了母親的財務和這個家庭聖經的所有權。“父親只讓母親大約在一年的時間裡有償忖能力，”他寫信給本·華生說。“之後就是我來償還了。”在這部聖經裡，他記下了他父親不願意增加進去的一些名字和日期，包括他和愛斯蒂爾結婚的日期及阿拉巴馬的生日和死日。然後他回去為霍華德·霍克斯寫作並為哈爾·斯密斯看長條校樣。不久他將知道派拉蒙是否要來行使一項購買《聖殿》的影片權的選擇。假若他們來購買了，他就會收入六千美元以上。加上他正在從《轉向》掙的錢，這六千美元可以使他回去寫小說。
十月中旬，福克納回到了加利福尼亞，使他想起了霍克斯已經改名為《我們今天的生活》的電影腳本並且等著聽派拉蒙要來對《聖殿》采取什麼行動。但是他對加利福尼亞單調的太陽感到厭倦，對於密西西比州變換莫測的天空感到寂寥。關於《聖殿之的合同到來時，他簽了字，回到了羅萬·俄克。“我又回到家裡，謝謝上帝，”他寫情給哈爾·斯密斯說，“我在好萊塢贏得了足夠的大量賭注，可以對這幢房屋進行許多修理。”他的寫作暫時似乎進行得象修理那麼順利。福克納早先曾經勸說斯密斯出版他的一卷詩集，他開始精選他大體在十年左右以前寫的詩。他選了一些詩，去掉了另一些詩，修改了詩的一些行，並且嘗試著一些題目（他後來全部捨棄了），他選定了四十四首詩：“我選出了最好的詩稿，並且擴大為一卷，就象一部小說一樣，”
他說。《綠色的枝條》部分地是忠實於使他到新奧爾良去的豪情的行動，也是忠於他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最早的和最深刻的思想的一個行動：即根據浪漫主義的傳統進行天才寫作的思想，不是為了金錢，也不是為了名譽，而是為了使他自己和他的詩神感到滿意。“我經常想，我寫小說是因為我發現自己不能寫詩，或許，??我認為自己是一個詩人。”但是他的詩歌幾乎不可能把他帶回到他的那種自我看法而不會也使他想起自己已經改變了的情況：為一個較大事業服務的專業作家，為了掙錢，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版作品。
從選詩轉向寫作小說時，他的輕松感消失了，精力分散了。他在寫一部編年的簡史：《傑斐遜與約克納帕陶發縣的金書》然後寫關於薩多裡斯及斯諾普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的王國的總和及擴展都沒有完全束縛住他。他同意給本·華生一些故事並且給哈爾·斯密斯一部小說，他發現自己為幾個計劃時作時輟地進行寫作，沒有一個計劃是進行得和諧的。雖然他回到了自己家裡的書齋，遵循著他舊的常規，可是他似乎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一年前，他曾經說，當興致推動著他時，他就寫作，而興致每天都推動著他。可如今他奇怪地發現自己是否已經忘記了怎樣寫作。似乎為了回顧他過去怎樣寫作和能夠寫作，他開始流覽他的被拒絕的一些故事的文件夾。他決定寄出幾個故事，試圖對其他故事進行修補或加以改寫。有時一個舊故事會啟發出一個新故事。“自放棄電影後，我已寫出了三個短故事，”回家後的第八或第九個月，他寫信給斯密斯說：“因此我沒有忘記怎樣寫作。”但是他的新故事少而且是費力寫出的。他寫了一個故事，懷疑它是否只是另一個廢品。對一部已簽合同並收了預付稿酬的沒有取名的小說，他寫作中無所進展。
幾年來，福克納不斷地寫作小說和故事，其中充滿著發自他內心的語言，因而把他那蕭然的書齋變成了一個王國，將他生活中的孤寂與痛苦變成了似錦的繁花。他獨自坐著眺望窗外他已經知道的景象，他已經干了一項工作，他把它描述成唯一的，對這項工作沒有任何孤寂之感。他在紙上寫的許多東西都是奇怪地不自覺地寫出來的。他已發現了許多非常好的語言，在《墳墓中的旗幟》裡是試用，在康普森孩子們的一些故事裡較為隨心所欲地使用，在本基的語言中當其提到加地這個人物時則果斷地加以使用了。這些語言湊在一塊兒，使他能創造出了偉大的藝術，並給他以他所需要的樂趣、喜愛和溫情。現在，他獨自坐著的時候，語言來了，假若不是全部來了的話，只是經過很大的努力才來的而且轉瞬即逝。
他需要娛樂，恢復了一個舊的興趣。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他上了第一次飛行課，他解釋這種需要說，他只是一個老兵學習駕駛新的飛機。不久，他定期地飛行了。他說，這是“他唯一的娛樂”。四月十二日，《我們生活在今天》在奧克斯福舉行其全國性的首次演出。四月二十日，《綠色的枝條》在紐約出版並且福克納在孟菲斯作單飛表演。幾個月後，他獲得許可證並買了一架飛機。後來，他和魏爾隆·歐門利一道入實業界做生意。魏爾隆·歐門利曾教他飛行。他鼓勵狄恩飛行並在財政上支持他。他們一塊兒在裡普萊伊和奧克斯福主辦了航空表演，末了舉行飛行絕技表演和跳傘。
象飛行一樣，對羅萬·俄克的不斷修理和改進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項娛樂。但是一九三三年的大事是另一個女兒的出生。六月，他和愛斯蒂爾剛擴大了他們的住宅並增加了它們的面積之後，一個女兒被醫生接生了，他們決定給她取名吉爾，把一個早產嬰兒保育箱給醫生，這是為了吸取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夭折的教訓。吉爾也是小的，但她健康。“好，一個千金，”福克納寫信給本·華生說，“我們生了個女嬰，取名吉爾。星期六（六月二十四日）生，母女均好。”福克納已經等了很長時間想當父親，如今立刻高興得不知所以了。首先，吉爾的誕生似乎也緩和了她的父母間的緊張，他倆都為作父母的義務和儀式而感到高興。哈爾·斯密斯相當快，從紐約老遠來到這兒參加吉爾的洗禮。
然而沒有什麼事情能夠減輕福克納感覺到還要進行寫作的需要。在一段時間內，他為《聲音與憤怒》的發行小的特殊版寫序言。本涅特·賽爾夫正在談要出版此書。在序言中，他回憶起他曾經給取名為加地的“美人”以及他根本沒有過的妹妹和他曾經在命中注定要夭折的女兒。他需要重新獲得的是早先的強烈感情和快樂。他不是從一個計劃進展到另一個計劃，而是無所進展。八月，他把這個序言的改寫稿郵寄給本涅特·賽爾夫。之後，他又轉而寫《斯諾普斯的書》；他逡巡不前，不太認真地考慮寫一部他叫做《修女安魂曲》的小說，但是錢是一個讓人苦惱的問題，詞匯搜索枯腸也想不出來。“自從我寫作獨出心裁的任何作品，或甚至想寫那樣的作品以來，幾乎已經十六個月了，”他向哈爾·斯密斯承認。興許他們可以出版一部不會使他們“丟臉的”一本故事書。他接著說，假若事情不是很快中斷，“我將不得不??回到好萊塢，這是我所不願做的事。”
一些故事逐漸地開始到來。有些是舊作品的新的改寫本，其中包括根據沒有找到出版商的《愛爾梅》的內容加以改寫的一本書；但是在福克納郵寄給他的新代理人摩騰·高爾德曼的一些故事中至少有一個是新的。它題為《獵熊》，不久在《星期六晚郵》發表。此外，有一部用舊題目的新小說。通過他一直在寫的介紹，他終於發現了講湯姆斯·薩特彭的故事的方法，這個故事是他幾個月來一直在構思的。“我已將《斯諾普斯》和《修女》都擱置一旁，”他寫信給哈爾·斯密斯說：
眼下，我正在寫的一部書將叫做《黑屋》或類似那種性質的名稱。它是全家人或一個家庭從一八六○年到大約一九一○年之間多少有些劇烈解體的故事。它不象它講得那麼沉重。這個故事是一個軼事，發生在內戰期間或正在內戰之後，高潮是另一個軼事，大約發生在一九一○年，它說明著這個故事。粗略他說，主題是一個男人損害了農田，農田隨後變壞了並且毀了這人的家庭。《聲音與憤怒》中的昆丁·康普森講的這個故事，或將其編成故事的。他是主人公，因此它是著者不明的一本未完書籍。我用他是因為那正是在他因自己的妹妹而進行自殺之前。我用他的痛苦。他曾經在南方以對當地土地和居民仇恨的形式突出了自己的痛苦，使這個故事本身超出了歷史小說的效果。
福競納已經決定角昆丁·康普森為之全神貫注的事情去發現薩特彭的故拿，他相信他的新小說會寫成的。他認為，他訂以“答血在秋天寫完。”然而它也走著《斯諾普斯》與《修女》的老路，因此在二月中旬他可以參加在新奧爾良蘇山飛機場舉行的航空表演的開幕式；然後在三月，他才能夠努力掙錢。
“我總是急需錢，”他從新奧爾良回來後不久，寫信給摩騰·高爾德曼說，“然而這次我極想得到錢。”早先他經准備等到春天《馬丁諾醫生和其他故事》出版的時候，希望可以掙來他所需要的錢。如今他發現不能等了，又轉而特別為《星期六晚郵》寫一些故事。他寫完了關於斯諾普斯的一個故事，題為《庭院中的騾子》。之後，他寫了關於薩多裡斯的一個故事，題為《伏擊》。一九二七年他創作這兩個家族的故事時，產生了一種大發現的感覺。一九三四年，他回顧這兩個家族，產生很大的慰藉，部分原因是，他開始感到他又可以掙錢，而部分原因是他開始覺得自己仍然可以寫作真正有力量的小說。在他按照舊的寫作習慣和恢復曩昔的回憶時，他開始更緊張地進行寫作，比他過去幾個月感到的信心更大。他用老上校一生的一些情節親充實約翰·薩多裡斯上校的故事的某些部分和約翰·薩多裡斯的兒子白亞德的故事的許多部分。在《墳墓中的旗幟》裡，我們看到白亞德是個老人，在《伏擊》裡，我們看到他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塑造老白亞德時，福克納從對他的祖父約翰·威斯萊伊·湯普森·福克納（小上校）的回憶中獲得材料；在塑造老白亞德的青年時期時，他從幾個家庭的故事中獲得材料，其中包括小上校在大宅第的走廊裡給他講的某些故事。因為他自己沉浸在一些回憶和故事中，他寫起來更順利。他的這些來源立即變成熟悉的、遙遠的、細致然而流暢的，這些材料本身表現出是一種吸引力和機會。雖然到處都有幻象與語言，然而它們既不確定也不要緊。他寫完《伏擊》後，立即繼續寫《撤退》與《急襲》。他大約在幾周內寫了三個內容充實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比在它之前的故事長些，內容豐富些。
福克納在白亞德、潤哥、約翰·薩多裡斯及格蘭尼·米拉德中開始發現成再發現終於可以產生出一部小說的一些人物。然而在詳細描述他們的內戰冒險時，他發現自己受到了阻礙。國為《星期六晚郵》對於出版全部叢書感興趣，他幾乎要拚命地去寫完它，這意味著用一個不斷的線索???用建設時期的情景虛構出“三個以上的故事”。然而盡管他一再努力，還是不能“起步”。幾周來，他曾經感覺良好，眼下卻覺得此路不通。他對於《星期六晚郵》提出的報酬太小感到失望，惹他生氣，他決定回好萊塢去。春天，他曾經對霍華德·霍克斯的建議“置之不理”。六月，他的寫作放慢下來，霍克期的建議有了改善之後，他簽定了一個合同，其中規定他有責任於七月去報到，在一個未詳細說明的時期裡，每周工薪一千美元。因為霍克斯願意讓他在密西西比州工作一些時間，福克納離開奧克斯福時希望在領取報酬的幾個月裡將他在好萊塢暫住的時間限於幾個星期。
這一次，事情的進展幾乎剛好合乎他的願望。他很惦念吉爾，經常發現他的工作是令人厭煩的。但是這兒有象勞倫斯·斯塔林斯和馬克·康奈利這樣的熟人處去拜訪並且可以去看望一些朋友。本·華生比他早一點離開密西西比去紐約，最近已離開紐約去加利福尼亞。另一個離開故鄉的密西西比州人體伯特·斯塔爾要求福克納住在他“在峽谷、臨近海灘”的住宅，他在那裡可以“隱居起來寫作”。他等待霍克斯看他遞去的素材，有時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那是使我對這個工作感到煩惱的事情。”但是他喜歡這個海灘和拍岸的濤聲，不久他又可以寫作了，不是寫阻礙他的那些故事，而是寫湯姆斯·薩特彭的故事，他仍將這個故事叫做《黑屋》。在他離開之前，它已有了一個新的書名。
不到一個月，他向到了奧克斯福，帶著一個電影腳本去寫完，一些故事去寫和一部小說去繼續寫。“我給這部小說有一個書名，”他寫信給哈爾·斯密斯說，“《押沙龍，押沙龍！》；這是一個男人的故事，他由於自豪感，希望有一個兒子，卻得到許多兒子。兒子們卻殺害了他。”但是他認為這部小說似乎“還不十分成熟”；“我有一大堆材料，但是我認為只有一章合適；我正考慮將它放在一邊，回頭去寫《修女安魂曲》，這象《當我彌留之際》，將是一個短篇，而目前這部作品將可能比《八月之光》長些”。然而較為緊
迫的是他有一個電影腳本要完成。他在上午寫作，下午和晚上做些雜事，同吉爾玩，或者用一個木馬去逗她。有時，他與魏爾隆·歐門利或他的弟弟狄恩一塊兒飛行。他現在有一個網球場，定期玩網球。白天太熱不能打網球的日子，他玩槌球或下棋。有時，他覺得對電影腳本沒有耐心，甚至對一些故事也沒有耐心；他希望“寫一些比低級趣味的叢書要好的東西。”但是他幾乎一年沒有喝酒了，他工作得挺好。在八月間，他寫完了這個電影腳本，九月底，寫完了關於薩多裡斯的兩，三個故事。第四個故事題為《未被征服的》。在這個故事裡，巴克·麥克卡斯林和亞布·斯諾普斯以及白亞德、潤哥與格蘭尼·米拉德擔任主要角色。他將薩多裡斯家世小說推進一步，加以擴大並使他的領域的不同篇章相互聯系起來。第五個故事叫做《溫代保皇黨員》。在這部小說裡，我們看見白亞德和潤哥在無人主使的情況下，出而為格蘭尼的被謀殺報仇。
《溫代保皇黨員》結束了在《星期六晚郵》發表的五個故事的叢書，它也標志著福克納對薩多裡斯家世故事的最後一次大的擴充的暫時結束。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裡，他增加一個情節，題為《在薩多裡斯的小戰斗》；幾年之後，他修改這些故事，並寫了最後一章，題為《魏彬納的氣味》。他將第四個情節改名為《敏捷的回刺》，把他的幾個故事形成了一部小說，題為《未被征服的》。這個故事《未被征服的》，表面上是一個家庭和地區卷入戰爭和遭受戰後余殃的故事，實質上是兩個孩子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我們看到潤哥的，特別是白亞德的成長。在最後一段情節裡，他們是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曾幾經考驗。在接近這部小說的中間，他們失掉了格蘭尼·米拉德；快到末尾時，失掉了約翰·薩多裡斯上校。他們失去了資助者，仍然保持著使他能夠光榮地生活的記憶。
在《未被征服的》裡有著大的生動和技巧，在格蘭尼、潤哥與白亞德的某些功績中也有著真正的喜悅。福克納通過對潤哥和白亞德的處理，可以進一步加深對種族的憂慮，這種憂慮曾經在《八月之光》裡有著引人注目的表現。但是他在關於使南方抵抗浪漫化的傾向裡至少有兩種心理，正如他對《星期六晚郵》的關於小說的看法有著兩種心理一樣。他叫作“低級趣味的叢書”的一些故事；他也叫作“粗制濫造的作品”。雖然《未被征服的》比“油腔滑調的浪漫化”好，它並不是一部大小說，這一點福克納顯然是知道的。他為《星期六晚郵》寫完這套叢書後，就轉向他叫做《押沙龍，押沙龍！》的一大堆材料，他知道那是一個不同類的作品。他幾乎立即發現自己很為難。在湯姆斯·薩特彭及其故事中，他有著這部小說情節的核心；昆丁·康普森是這個故事的主要講說者，將這兩者並列是這部小說的基本結構。然而他認為這部小說似乎仍然“沒有完全成熟”。幾個月前，他曾寫了個故事，題為《這種勇敢》，這部作品沒有找到出版商。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完成《押沙龍，押沙龍！》的努力受到阻礙，決心用他失敗的航空故事寫成一部小說。
他把這部小說叫做《航標塔》，圍繞著一九三四年二月新奧爾良的蘇山飛機場開幕典禮時發生的事件為基礎。寫完這部小說後，他寫信給哈爾·斯密斯，懷疑是否會有人可能注意這部小說與蘇山開幕札上的一些類似之點，“並發現一次起訴的機會，”：牛·瓦洛斯是“偽裝得蹩腳的”一個新奧爾良人，菲恩曼飛機場與蘇山飛機場類似，也象它一樣，是以一個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他的人物中有一個有某些事情與吉米·威德爾相同，後者曾在新奧爾良飛行，並“一度保持過飛機著陸速度的記錄”。雖然他列舉了一系列類似之點，福克納仍堅持《航標塔》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全是虛構的”。顯然這部小說肯定是從比福克納在蘇山飛機場開幕典禮上所具有的興趣還要老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興趣中產生出來的。一年前，他已經實現了成為一個飛行員的夢想。十多年前，他已開始寫作關於飛行員的故事。那些故事中的兩個：《光榮》和《死的拖延》是特別與作特技飛行表演者們有關的。在《光榮》裡，我們遇見了一個三人姘屑的故事，這三人是飛行員，他的妻子和他的副駕駛員，在《航標塔》裡，我們遇見飛行員、他的妻子和跳傘員的三人姘居。在《航標塔》的情節中的幾個人物出自福克納在最近的白亞德·薩多裡斯裡中的無畏的勇敢，象白亞德一樣，他們中的一個死於駕駛一架他知道其不安全的飛機飛行。在《光榮》和《死的拖延》以及《墳墓中的旗幟》裡，我們看見了對《航標塔》極為重要的主題的類型。
然而在結構上，《航標塔》接近於《押沙龍，押沙龍！》而與福克納曾經寫過的任何小說不同。它的情節集中於四個作特技飛行表演者和一個孩子：一個名叫羅傑·舒曼的飛行員；他的情人和妻子拉芙爾尼；一個叫做賀爾姆斯的跳傘員，他也是拉芙爾尼的情人；一個名叫吉格斯的機械師和一個叫做傑克的男孩，他是拉芙爾尼的兒子，大概是羅傑生的，雖然也可能是賀爾姆斯生的。這些人物都體現著對飛行和四海為家的向往。每個成年人都拒絕塵世的平凡的生活方式，以便成為一個四海為家的冒險者。傑克誕生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個飛機庫裡，他除浪蕩生活外啥也不知道。對他來說，就如同對同他一道旅行的人們一樣，飛機幾乎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有含意的象征。它表明對一切現世的人間聯系的厭惡和對危險的喜愛。福克納的作特技飛行表演者們屬於任何地方，因為他們在任何場合下都感覺不到友好，甚至他們在熟悉的街道上遛彎兒的時候，他們的步調和舉止都反映著“某種不能改變的浪跡天涯的情緒”。他們在現世裡只生活於現在；他們幾乎不具有過去的意識，也感覺不到對未來承擔著義務。他們將自己留下的年輕的一生與象羅傑的父親蘇曼醫生一樣的雙親及在俄亥俄、愛俄華與堪薩斯的小城鎮相聯系。在那些生活中，我們發現了古老節奏與願望的根源：羅傑的父親曾經始終希望他的兒子也會成為一個醫生。但是羅傑、拉芙爾尼和賀爾姆斯一想到他們所丟棄的生活只用他們所特有的字眼：真正的冒險和真正的性欲，這兩者都是他們整體性較小的生活所贊美的。他們認為速度與風險不僅是止痛劑而且是春藥。在一個驚人的場面中，正當拉芙爾尼准備作第一次跳傘時，她爬回了飛機機艙，要求舒曼與她交歡。他感到驚訝、害怕，然而又興奮，就答應了，於是拉芙爾尼作了她的第一次跳傘，就在這一次使兩種大的刺激結合了起來，她和她的情人們都為此感到很珍惜。
福克納的作特技飛行表演者們是在行為和事實中表現自己的而不是在語言中表現。如果，他們所體現的即便不是一種悲劇的可能性，也是冒險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對於他們的了解大多來自一個叫做芮波特爾的人物，並且正是在這個並列中，《航標塔》促使《押沙龍，押沙龍！》提前寫作。象他注意著其故事發展的那些人們一樣，芮波特爾是四海為家的：他沒記登記的出生地和登記的名字。他和他們不同，是用語言表現自己而不是用行動表現。在體格上，他象愛爾梅·霍奇；他身材高大而笨拙。他是多變的，既象愛爾梅·霍奇，又象霍拉斯·本波；象他們一樣，他是變幻無常的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也象他們一樣，他至少是半個藝術家。雖然他在幾個重要方面不同於這幾個作特技飛行表演者們，他不僅同樣具有他們的四海為家的特點
而且也具有他們對於性欲與危險的著迷。他發現拉芙爾尼奇怪地具有孩子氣然而又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他發現舒曼與賀爾姆斯的英雄氣概。但是他和這些人交朋友並仿效他們，希望了解賦予他們生活活力的需要，並且因而明確他自己的需要。在此過程中，他懷著同感希望去體驗將適合他的需要的緊張的快感，這些需要是感覺到而不付諸行動的。他已經寫了關於舒曼的冒險，之後就上床睡覺，卻幻象著拉芙爾尼的肉體。對於這個冒險，他僅僅想到自己爬進駕駛員座艙，接近第二者的肉體，他僅僅摸著她睡的床單而沒有越雷池一步。然而最後他對做替代者的經驗的追求代替了而不是擴大了他想了解的願望。雖然他表達了許多信息，但是他得到的了解甚少。象他和他們分享的不可抗拒的沖動一樣，他仿效的人們仍然是太迷迷蒙蒙。象使他變得獨具特色的不可抗拒的沖動一樣，他自己生活的邏輯仍然是過於模糊不清。
作特技飛行表演者們從傳統的生活方式向英雄行為和性生活的飛躍被這種飛躍所引起的假設及其所采取的形式調和了。使他們具有特色的這種性質——他們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僅僅是為了賺得“足夠的金錢以維持生活，去得到另一個資格以便再次競賽”——也貶低了他們。因為他們所冒的危險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來說是不值得的。芮波特爾對於他們的英雄行為仍然是過於不加批判和太模糊不清，興許部分原因是已知他周圍的社會的污濁和腐敗，他對英雄們的向往太大的緣故。菲曼上校為社會所敬重，他將細微的卑劣、根本的陰險和殘忍的能力集中於一生，因此代表著一切價值都全然消失的一個社會。另一方面，作特技飛行表演者們，雖然幾乎一無所有，他們保持著過去的勇敢與榮譽感。他們的榮譽是，他們對所愛的東西愛得深。他們的能力和勇氣使他們優於這個荒羌和死亡的城市。他們就是在這個城市上空翱翔的。福克納通過他們喚起了英雄主義，而只有這種英雄主義才使得有意義的判斷成為可能。在《航標塔》結尾之前，他給他的每個作特技飛行表演者一個光榮地行動的特殊機會。他在那樣作的時候，特別因為他讓他們中的每個人都通過這個考驗，這樣他不僅表現了對他們特別喜愛，他也使他們明白芮波特爾是信任他們的。“那是對的，”在拉芙爾尼使芮波特爾確信她已經講了真話後，他對她這樣說。“即使我知道你撒了謊，我還是要相信你。”因為他們的道德是與環境脫離的，（然而在這個環境中，他們的道德具有較大的意義）。它引起了恐怖與羨慕。因為它最後所激發的是對危險的瘋狂追求。他們所贏得的一些勝利就象他們所遭受的失敗一樣，太接近於空虛，使他們的生命好象幾乎注定“象蝴蝶的生命那麼短暫，早上出生還沒有長好胃，明天就將死去”。
象《聖殿》一樣，《航標培》是一部淒涼的、不妥協的小說。它的社會是那麼無可救藥地卑鄙和邪惡，足以引起憤世嫉俗，甚至灰心。象《聖殿》一樣，《航標塔》寫得匆忙而且仍是倚輕倚重的。然而與《聖殿》不同，它的弱點主要產生於未能實現自己的結構。它使一些有活躍的魯莽的人物有希望與一個呆板的、深思熟慮的芮波特爾相結合，在《押沙龍，押沙龍！》裡，一個類似的結構卻產生出令人驚訝的一些結果。在《航標塔》裡，它產生了令人失望的一些結果，這主要因為芮彼特爾仍然是太靦腆、太容易滿足，太派生衍化而來之故。他對人們的忠誠使他不可能獨立。他閱讀和報道的人們的生活，這妨害著他。最後，他把自己的任務界說為簡化的詞。他全然是一個記者，不需要名字。結果，《航標塔》在描述它的飛行員方面是最為有力的，它接近於《光榮》、《死的拖延》和《墳墓中的旗幟》。它在描寫芮波
特爾方面是最令人失望的，他的靦腆和無能終於使他失去了戰斗力。他的弱點不在於不忠實或不可靠；狹義而言，他是個好的讀者和記者。但是他創造不出自己的處境，因而只能引起起碼的興趣。
在福克納寫完《航標塔》之前的某個時候，他開始希望好萊塢會買下這部作品；他賣故事給電影界越多，他必須給他們的時間就可以越少。幾周來，他一直在努力回去寫《押沙龍，押沙龍！》，可是卻發現他自己被金錢的急需所緊逼著，這個情況幾乎已經變成經常性的。除了他和愛斯蒂爾的一般需要和揮霍之外，他要在羅萬·俄克旁買更多的土地。在過去幾年裡，他想擁有自利樹林的舊的夢想，已經加強了，這是因為他想保護自己的住宅不致受到經常性的闖入。他遭到中斷，感到疲憊，開始努力再尋找“維持生活”的途徑。他希望避免去好萊塢，心中又想著《星期六晚郵》，他轉到短篇故事方商。這個策略又失敗了。甚至這些故事送去時，《星期六晚郵》表明是出乎意料的。甚至即使《星期六晚郵》說可以時，他們的費用也不能與他的需要相稱。然而他越想“從資產階級的物質的小障礙和強制中”擺脫出來，卻越擺不脫。他掙的錢越多，似乎需要也越多。在過去幾年裡，他的收入已經引人注目地增長，然而他的頭上仍然“懸掛著肉鋪的和雜貨店的帳單和保險費。”他在欠債中，經常為金錢憂慮，特別因為他害怕和懼怕去好萊塢，可他明白，這是他唯一的出路。這些使他降低身份並且精神恍惚。他的進退維谷是簡單的：他是作家，只有作損害他的寫作能力的事情才能掙到足夠的錢。“關於電影業的苦惱，”他說，“不在於我在那兒浪費了許多時間，而在於使我恢復疲勞和平靜下來的時間。現在我三十七歲，自然不是象我過去那樣是柔順的和不受干擾的。”
他覺得無路可走，開始喝酒，幾天裡只干了很少的事。隨後，他突然開始寫作，又停了下來，他決心寫他所想寫的東西。他又轉向湯姆斯·薩特彭的故事，他發現，他覺得它“似乎是才開始的一些片段，不能結合在一起”，因此決定從頭開始，他這是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開始的。早先他曾經覺得這部小說“尚未成熟”，他的“了解並不充分”，或者他“覺得它的感情不夠或不夠純潔”；而現在他卻滿懷信心地行動了起來。他先前設計的基本結梅仍未變：那將是一個關於十九世紀時局的故事，這個故事二十世紀初恢復並講得詳細些。湯姆所·薩特彭在這個故事的情節中是個主要人物。昆丁·康普森是講述或將其編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不久福克納畫了兩條通向昆丁的基本的信息線，一條從薩特彭至羅莎·科爾德菲爾德小姐到昆丁，另一條從薩特彭到康普森將軍到康普森先生到昆丁。從暮春到孟夏，他繼續狩獵，並開始更多地釣魚，但是他也非常緊張地繼續進行寫作。四月底，他、魏爾隆·歐門利與狄恩發起了一個在奧克斯福的飛行表演。他的工作仍然進行得很好。當新的敘事的語言湧現並向他講的時候，他的小說變得更加多樣化並且更引人入勝。他又一次將這個故事講了幾遍，並且他又一次在這個有著令人吃驚的興趣的一連串緊張的故事裡發現了堪與媲美的聽人講的這個故事的一連串緊張的故事。
八月中旬，福克納已寫完四章，他將稿子擱置一邊，以面對日益高漲的金融危機。他對孟菲斯和奧克斯福的商人們負有債務，過期末付保險金和稅，手頭沒有現金。為了挽救這種局面，他需要幾千美元；否則他就面臨著破產的危險，喪失他的“住宅、保險費及所有的一切”。因為他已將他的飛機（以低價和緩慢的結算期限）賣給狄恩，他除了住宅和書稿外就沒有財產了。他恨自己面臨的前景，打聽賣出他的某些書稿的可能性。“它都是用普通寫法１寫成的，”他寫信給馬丁·哥爾德曼說：“除短篇故事外，我有《聲音與憤怒》、《當我彌留之際》、《聖殿》、《八月之光》和《航標塔》。有沒有它的任何市場？”他不知道這些書稿會帶來什麼，或者，假著他找到了一個買主，他自己是否可以賣掉它們，他決心到紐約去。興許他能夠找到一個編者，將《押沙龍，押沙龍！》連載出版；或者興許他可以談判一個較好的合同。如著不行，他就不得不試圖向哈爾·斯竊斯或羅伯特·哈斯借錢了。
福克納嘗試了幾個方案。他向兩三個編者接洽連載出版《押沙龍，押沙龍！》的事，他和本涅特·賽爾夫談話，後者仍然對於使他和蘭登書屋簽定合同感興趣。但是他發現沒有誰對於連載出版感興趣。根據一個舊合同，他欠哈爾·斯密斯和羅伯特·哈斯一部小說。幾個月後，在他能夠寫完《押沙龍，押沙龍！》之前，斯密斯與哈斯帶著福克納與他們簽定的合同，去與蘭登書屋的賽爾夫聯合：《押沙龍，押沙龍！》將是和他以前的出版商的第一部書。但是因為這個合並尚未確定，福克納不得不滿足於向斯密斯和哈斯借錢，甚至這也是附有條件的：“那自然是附有條件的，”他寫信給愛斯蒂爾說，“我已同意假若哈爾使我得到一個合同，因而可以償清他們借給我的錢，我將於三月去加利福尼亞呆八個星期。”他警告說，他們將一個子兒也省不下來，剛好夠支付所有的帳單、賦稅和保險費，並給她和孩子們買冬衣。“希望我們買東西要仔細並付現錢，就這麼辦。”
福克納在紐約喝酒很少，使人們感到意外。他於十月十三日回到奧克斯福。兩天後，開始寫《押沙龍，押沙龍！》的第五章，這很可能使他自己吃驚。因為他正以不稍衰減的緊張程度進行寫作。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他分心，幾周的間斷和出乎意料的消息都不能打攏他。這個消息是，四十二歲的單身漢菲爾·斯通已經首途去新奧爾良，與一個名叫艾米麗·懷特赫爾斯特的年輕女人結婚。隨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消息傳來，在八月已年滿二十八歲的狄恩死了。
三年前，穆裡·福克納逝世時，狄恩曾經心煩意亂、不安定、狂暴，似乎找不到任何東西堪與他在中學與學院操場上發現的滿意相比。福克納為他較年輕的兄弟擔憂，鼓勵並給他錢使他成為一個飛行員。這項計劃幾乎立即開始實行。狄恩假定飛行是令人高興的，他感到沒有必要作不必要的冒險，因此成了一個有理智的仔細的飛行員。知道他的技術非同尋常，他成了一個有能力、有信心的飛行員。他的第一批課程後的幾個月裡：他作為魏爾隆·歐門利的助手進行飛行表演和教課。後者是大個兒、有能耐和注意安全的人，福克納兄弟三人都曾受業於他。在死的一年前，狄恩與露易絲·赫爾結了婚。在死的一周前，“飛行的福克納兄弟”在奧克斯福舉辦了一次航空表演。之後，狄恩死了。在旁托塔克的一次航空表演中死在一架飛機上。這架飛機是在狄恩會飛之前，福克納就已買的。福克納曾經斷定，那次航空表演過於平常了沒有去看。
隨後的幾周是福克納所知道的最痛苦的日子。在旁托塔克停屍所的一個漫長的夜裡，他進行了無效的努力幫助將他弟弟傷得血肉模糊的屍體和面孔作好准備，以便他母親可以看看他小兒子的身體。之後，他回到了奧克斯福，為他弟弟的墳墓選了一塊石頭。他選擇的碑文就是他的約克納帕陶法小說中的第一部小說裡給約翰·薩多裡斯的墓志銘：“我給他佩戴上鷹翼的微章，把他帶到上帝那裡去。”福克納跟著送葬行列走進了他父親修建的這個小磚房。他在那裡照顧母親。她心神散亂，講到要自盡。而露易絲已懷孕幾個月了。他白天干例行的任務，每天晚上，大部時間用於寫作。他的母親和弟媳睡了以後，他把稿子放在飯廳的桌子上，寫作到夜裡。有一次在這些天裡，他的自我克制失效了，但是多半是由於他發現寫作既是必要任務，也是對內疚與悲哀的必要的減輕。
十二月初，福克納相信他的小說是好的，再有一個月就會“寫完”。結果弄清楚是，哈爾·斯密斯與羅伯特·哈斯已與霍華德·霍克斯談判了一個合同，要求每周一千美元工薪。為了工作得盡量久些以便償還他欠的錢並建立一個小的儲備，福克納於十二月十日將他未完成的書稿打好包，啟程去好萊塢。他獨自住在一家方便的不費錢的旅館裡，他希望在那兒寫作《押沙龍，押沙龍！》。他開始與焦耳·賽耶為一個名叫《木十字架》的電影腳本進行合作，此書後來改名為《去光榮之路》。在一個不穩固的開端之後，兩個計劃都進行得好。到十二月底，電影腳本和書稿實際上都已完成。這時，他幾個月裡所表現的抑制消逝了。與賽耶一道一個晚上的慶祝引起了更大的頹喪。他把《押沙龍，押沙龍！》書稿交給一個吃驚的朋友，宜稱它“是迄今為止一個美國人寫的最好的一部小說”，他停止吃東西，開始喝酒，似乎要證明“一畝地的玉米有著許許多多滋養品似的”。一月份的大部分時間，他繼續喝酒，先是在加利福尼亞喝，那兒有霍克斯和賽耶照顧他，然後在密西西比州，在那兒，他的家人最後把他帶到白哈裡亞郊外的一個療養院去接受一種最新的“基裡療法”。
一月底，他完全恢復到給他的書稿注明日期並開始最後的修改和打字。他的第九部小說《押沙龍，押沙龍！》寫作時間很長，使他吃了許多苦，但是它留給他的是相信這部書的偉大。似乎為了承認《押沙龍，押沙龍！》在他的著作中的特殊地位，他加上了年表、家系和地圖，給它一個總和的外觀。這些增加的東西所表明，這部小說是優秀的。因為它肯定是他的規模最為宏偉的一部小說，而且也可能是他的最偉大的作品。它不僅涉及地理與歷史而且也涉及約克納帕陶法的史前時期，它與它的社會成份的每個人都寫到了，其中包括被逐出家園的印地安人、被奴役的黑人和從瓦希·瓊斯與科爾德菲爾德到康普森的自人的異種。通過它的情節，它回溯到十九世紀初，當時約克納帕陶法是“寂靜的邊陲。”通過它的法國建築師，它回溯到歐洲。通過湯姆斯·薩特彭的家庭，它回溯到受潮水漲落影響的弗吉尼亞的豪華和阿巴拉契亞山原始村落的簡樸，通過薩特彭的奴隸，它回溯到西印度群島和非洲。因此，它提供的不僅是約克納帕陶法的人民和歷史的意識而旦也提供它的來源的意識。通過它的兩個講故事者，它使我們超越了約克納帕陶法而到了馬薩諸塞州的堪布裡奇。而且因為這個男人（他們講著他的故事）使人想起聖經裡的幾個國王然而卻保留著強烈的現代和強烈的美國人以及南方，他的歷史立即涉及到幾個方向。
《押沙龍，押沙龍！》的部分力量來自它的規模的宏偉性：它將幾個命中注定的家庭、三個命中注定的種族和兩個命中注定的異性的幾代人中問錯綜復雜關系銜接了起來，不僅涉及歷史的幾個大階段，而且也表現了長期存在的優慮，這些憂慮曾經構成了福克納的從《墳墓中的旗幟》到《八月之光》的一些小說，這另一部小說他第一次曾取名為《黑屋》。它的力量的另一部
分來自它引喻的密集：從舊約全書、從希臘戲劇與神話、從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梅爾維爾和康拉德勾起回憶的故事。但是《押沙龍，押沙龍！》的力量的較大來源是傳統的。一方面，它是湯姆斯·薩特彭努力實現其宏偉計劃的故事。它的情節肇始於他企圖修建一座大廈並建立一個統治家族。另一方面，它是福克納在講薩特彭的故事時從“他的想象的閣樓中”塑造的人物們的故事。福克納的故事講述者們——羅莎·科爾德菲爾德小姐、康普森先生、昆丁·康普森和希內夫·麥克卡隆——一道努力修建的不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敘事的文學。他們必須從一些舊的故事和講說中，將片斷的回憶、古時的苦難與持久不變的偏見揉和在一起形成了薩特彭的構想的故事。兩個天然的和兩個世俗的背景與這部小說的兩個中心是一致的。它的大部分情節發生在十九世紀的約克納帕陶法；它的大部分講述產生於二十世紀麻薩諸塞州的堪布裡奇。因此這部小說從人們努力征服荒原和修建大廈的時期中間經過戰爭和遭到躁畸到人們坐下來，回顧過去，想到農日荒蕪和房屋日益朽杯的時候。結果是兩種不同的緊張之間幾乎完全；處於平衡的一部小說，即一方面是激動人心的偉大時刻和1另一方面是心理的和理智的請綜復雜。它是一部充滿出乎：意料的變化與曲折的小說，然而它的令人吃驚的地方則是從令人難以置信的重復中產生的。有一些偉大的激動人心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意志與目的發生了抵觸，並且從中現出了命運。這些對抗中的每一個（薩特彭站在大廈的門口；薩特彭扔棄尤拉莉亞·馮；薩特彭面對著傑斐遜的人們；薩特彭拒絕查理士·馮；薩特彭派亨利去阻止查理士；薩特彭侮辱羅莎小姐；薩特彭玩弄米莉和瓦希·瓊斯——這只是列舉某些最顯著的）我們都碰到過幾次，常常是丟掉了某些部分，有時則增加了猜想與臆惻。因此它們導致並變成與心理的、理智的並且甚至特別是隱喻的驚奇不可分割的東西，而這給予這部小說另一種強烈程度。
早先在他的故事中，薩特彭出現為一個創業者。他遵循一個精確的預定計劃並追求一個單一的固定目標，指揮著去征服“一百平方英裡的平靜而又令人吃驚的土地”，他將他的王國叫做薩特彭的一百，他修建了一個宏偉的大廈並在附近修了一些正規的花園，他希望使自己成為一個國王，井。巨建立了王於們的門弟，他所追求的不僅是創造代表他自己的家世、他自己的感情的某些東西，而且也要對他童年時期受到的侮辱進行報復。他作為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天真無邪地跑著腿，在一座大廈的前門被一個僕人斷然拒絕，他叫他到後邊去。他受了傷，受到了侮辱、退到一個洞穴裡，在那裡紋絲不動地、無聲地坐著，回憶他的整個一生。他以前不加思索地加以接受的是：當他回憶和回顧其曩昔的情節時，他的家庭生活的輕浮的言行和殘忍，他和他們被凌辱和受剝削的無數方式：所有這些都歷歷如在眼前。他覺得他必須做一些事情，他首先想到殺死曾經當眾侮辱過他的這個僕人，然後去殺掉這個男人，這個僕人就是這個男人的行為者。但是因為他希望辯白、掩護和保護而不是報仇，他決定修建自己的一幢大廈。他所作的部分地是為自己干，因此他可以獨自地度過一生中剩下的時光，部分地是為了他的祖先們，他們曾經“沒有希望和目的地”生活著，干著“與其報酬不相稱的野蠻而笨重的”勞動，並且部分地是為了他自己這個男孩，或更確切他說，是為了這個“孩子的表征”，他曾經當的這個孩子已經變成了“孩子的表征”，為了所有的“被遺棄的無名的和無家可歸的丟失的”兒童們，他們曾經注定可以生活而無適當的父母，也沒有得到今人滿意的惻隱心和愛撫。
薩特彭覺得他的失敗的祖先們和被遺棄的孩子們的眼睛在盯著他（他想他們是在等待、觀察，看他是否將把事情辦好），他不遺余力地提出了自己的計劃。因為他想避免失敗。失敗表明是他的家庭，特別是他的父親命中注定的。他選定種植園主作典型：他的具體目標是並駕齊驅或甚至超過那個男人的威武雄壯。在《押沙龍，押沙龍！》裡與在《八月之光》裡一樣，福克納著意加強這部小說的修辭，以便刻劃被抽象概念所迷住的一個英雄。在這個故事的過程中，我們聽見薩特彭講自己的宏偉計劃。他說，為了完成它，“我應當需要金錢、一個住宅、一個種植園、一些奴隸、一個家庭——讓我順便提一提，自然還需要一個妻子。”薩特彭為了追求自己的計劃，表現出很大的能力、勇氣和決心。從一個意義上說，他創造了這部小說的情節。如一個講述者說的，它使他“去創建”其余的一切。在兩次單獨的時機裡，他接近於他所追求的“勝利的加冕典禮”，沒想到卻使他的生命毀於一旦。發現他的第一個妻子是黑人混血，他拋棄了她，因此使她成了寡婦，他們的兒子沒有“見得著的父親”。接著，他又從頭開始了。他修建了另一座大廈，找到了另一個妻子並且生了另一些孩子。之後，他發現要和他女兒結婚的這個青年是他第一次婚姻的有黑人混血的兒子。他曾經遭受過的一再侮辱如今又發生了，他將他的大兒子從他的大廈門口趕了出去。後來，那個兒子堅持要求婚，他就使他的第二個兒子成了他報復的工具（這個“氣憤的父親的手槍形槍把”）。他意識最後的失敗，明白他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很快地從一次到另一次受到了公開侮辱。在他走完人生道路之前，他玩弄了他死去的妻子的妹妹羅莎·科爾德菲爾德和相信並傾慕他的一個男人的女兒米莉·瓊斯。他曾把這個種植園命名為薩特彭一百，縮小並任其丟荒。他是被瓦希·瓊斯的生銹的長柄大鐮刀砍死的。他的大廈因失修而垮了，首先變成了“破破爛爛的大而陰森的房屋”，他的二兒子在那兒等死，隨後被大火燒成了廢墟。人們知道的他的唯一後裔是一個有黑人混血的白癡，頭朝著西邊，甚至沒有標上薩特彭的名字。
薩特彭快結束自己的一生時，面部顯然帶著失敗的表情，開始細述他一生的基本經歷。他通過“耐心的今人驚訝的扼要重述”，竭力使他的失敗具有某種啟發。他感到困惑並覺得受到了侮辱，和開始時一樣，他是以回顧和重復來結尾的。然而象他的故事的其他部分一樣，他對我們的細述只是拐彎抹角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分享著他的因惑思想，部分原因是他們分享著他的意味深長的思想，幾個不同的人繼續著薩特彭的斗爭以了解他的故事。在《航標塔》裡，福克納將幾個用行動表現自己的人與一個用語言表現自己的人相並列。在《押沙龍，押沙龍！》裡，他將一個煽起行動的人物與幾個試圖講述它的人相並列。《押沙龍，押沙龍！》的較大影響是由於敘述者們對某些事情的傳播。它有幾分也是由於薩特彭的才干：由於這樣的事實，“就整個而言”，他比《航標塔》中的任何人物都“偉大些，英勇些”。但是它大部分是由於福克納使這個講述行為的本身成了一個偉大的一連串緊張而有趣的故事的來源。與他們講述其故事的這個人物相比，福克納的講述者們過著筒陋的清苦的生活。象《航標塔》中的芮波特爾一樣，他們常搞代替，如我們在昆丁這個人物上看得最為清楚。不象芮波特爾，他們實行報復，如我們在羅莎小姐的遭遇中看得最清楚不過。檢查一下過去，他們追求替代的滿足，並實行替代的扭復：他們同情和共享，消除和分裂。象他們的願望一樣，他們的動機是復雜的。有些時候，他們重復和兜圈子，好象希望用咒語來得到
啟發似的。另一些時候，他們用我們不能發現直接用途的一些事實使我門感到滿意（《四十三年》、《四十三個夏天》）。在真是其他的情況下，他們似乎要壓住我們所需要的一個事實。甚至在末尾，他們對他們的住宅，他們的英雄們，他們自己的感情，和他們自己的故事的意義的看法也是不肯定的。他們認為，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他們也絕少使任何事情讓我們感到容易。
福克納通過他的故事講說者們所受的折磨擴大了並且加強了他的小說。因為他們不僅有著共同的任務，而且有著不同天賦和不同的創傷與苦難。他們了解文學，具有語言的天賦，甚至對語言的熱愛。但是他們開始用他們的原始資料（用“舊故事和言談中的關於下層社會的情況，”用“少數口口相傳的故事，”）進行工作時，我們就看到他們對權威的要求只是很少與才華有關系，與准確性及客觀性的關系就更少。雖然他們講了一個“可能是夠真實的”故事，他們是通過他們所隱藏著的創傷和他們忍受著的苦難去發現它的。他們又一次可以說出他們所閱讀的、他們所經歷的和他們正試圖去講的一些故事之間的一致之點。在《聲音與憤怒》中，福克納使復歸變成一種卓越的方法，在《押沙龍，押沙龍！》裡，他使重復成了一種偉大的創新的來源。他的講說者們重復著他們的原始資料和他們自己及其相互間的事情，幾乎是沒完沒了。但是他們的原始資料是零零碎碎的而且變動不居：它們是些片斷而不是些典型。它們是口頭的而不是書面放。結果，它們引起了技巧的運用。福克納的代理人們默默無聞地工作，害怕失敗，他們希望他們所發現的一致之處和他們證實的相似之點，將會揭開某個有教育意義的典型。受這種希望的驅策，他們仍然繼續進行探索。雖然最後誰也沒有成功，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達到了真正領悟的時刻，因而參加了福克納的努力，這項努力是成功的。結果，《押沙龍，押沙龍！》成了既是大的情節的敘述，又是對人類心靈和想象力的探索，在一些段落進行的想象活動，發現是豐富的。雖然我們決不能肯定，這些講述者們聽或講、詳細敘述和加以解釋、拆散和設想成完整結構時，他們對多種多樣的變動不居的原始材料隨意作了些什麼改變，可是我們不能不相信他們，因為他們一講就如癡如醉，馬上引人入勝。
福克納的講述者們費力他講的這個故事多是關於英雄們和歷史的，並且多是涉及一些家庭的——涉及父母和孩子們，或者更確切他說，是涉及不夠格的父母和受到創傷的孩子們的。在這部小說的開頭的場面裡，年紀較大的羅莎·科爾德菲爾德小姐臉色蒼白，形容憔悴，思緒萬千。她坐在一張太高的椅子上，好象“一個受到虐待的孩子”。她一生中的每一個主要的親戚關系都痛苦地給搞混亂了。她出生時喪母，被一個可憐的軟弱的父親給撫養起來。她唯一的同胞姐姐艾倫比她大二十五歲，似乎至少象她的姑母那麼大。羅莎出生時，艾倫的兒子和女兒分別為六歲和四歲，似乎她的侄兒和侄女至少象她的哥哥和姐姐那麼大。曾經向她提過婚的唯一男人湯姆斯·薩特彭不僅老得象她的父親，而且他是她唯一的姐姐的鰥夫。她同意他的建議後，他又將其改為一個侮辱性的主張，因此沒有使她作新娘而使她成了一個寡婦。他使她成了“沒有丈夫的人”，注定她終生生活在“漫長的有著城垛禁錮的童貞裡”。她講他的故事的努力格外變成了對她的受到挫折的、弄亂了的和失敗的關系進行清理的一種努力。她把她父親的名字和她的非丈夫的名字增加到這本被人忽視的家用聖經裡時，這個最不喜多言多語的女人的心境感到寧靜和輕松。在她詳細他講述這個故事的當兒，薩特彭的住宅坍塌了，她居住的那層房屋也一塊幾倒了，科爾德菲爾德的住宅倒塌了。我們看到羅莎小姐講的這個故事和她經歷這個故事之間的交錯在幾個重要的方面，對於我們對《押沙龍，押沙龍！》的了解是至關重要的。作為福克納寫作《押沙龍，押沙龍！》的後盾的，至少安排著三段——整理《綠色枝條》、寫對《聲音與憤怒》的介紹的兩個稿子和開始寫《傑斐遜與約克納帕陶法縣的金書》——使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這些段中的每一段都影響著《押沙龍，押沙龍！》。《綠色的枝條》把他帶回到自己的那種思想，即他似乎總是最早的和最好的。在使推遲寫完《押沙龍，押沙龍！》的幾件事情中，其中一件是他希望等到他覺得這事似乎在他感情充沛和純淨之時。他的《金書》是一種家系的編年史，它不僅反映在年表、家系和他在《押沙龍，押沙龍！》加上的一個地圖上，而且也反映在它的結構宏偉的總結性的格調上。對《聲音與憤怒》寫幾篇介紹將福克納帶回到這部小說，為了這部小說，他覺得他的感情仍是最充沛和最單一的。它把他帶回他首先料到的現在使他越來越苦惱的一個時刻，即：他將知道“他已忘記怎樣寫作。”但是這幾篇介紹的寫作遠遠超出了這點，隨處都可感到它們的影響。首先，它們集中在福克納對於一個小說家與他的小說之間的未可預斷的關系的注意上。第二，它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發現了作為湯姆斯·薩特彭的故事的講述者的昆丁·康普森。結果變成，這兩個發展（對於講述者與故事之間的關系的入迷和昆丁作為薩特彭的故事的講述者）變成了相互間有聯系的。因為福克納覺得昆丁是一個太受限制的講述者，他繼續塑造其他的講述者們——部分原因是他需要他們去透露他的故事，而部分原因是他對於敘述的嚴峻考驗的入迷是沒有窮盡的。但是在此過程中，他使這些發展的第二個發展（昆丁作為講述者）成為探索第一個發展（講述者和故事之間的關系）的方法。
這些發展在一起就以兩個非同尋常的方法豐富了這部小說的結構。首先，這些外在的相互關系成了福克納所有的小說的特點（他努力給他的整個著作制定了自己的一個計劃），這個特點在《聲音與憤怒》與《押沙龍，押沙龍！》之間巨大而復雜的關系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這些著作集中體現著福克納的想象力的成就：這意味著，他有著成功的好運氣或非凡的天才，使他的最具特色的作品也是他的最動人和感人的作品。第二，《押沙龍，押沙龍！》是他對詩人與詩、講說者與故事、經驗與想象的構想、歷史與藝術、拉法埃脫與約克納帕陶法之間的關系的長期關懷的最高表現。
昆丁出生在一個地區的一個家庭，生活在他們中間，他太潛心於《聲音與憤怒》了，甚至不能愛他的妹妹。他喜歡抽象理想，例如榮譽，或抽象概念，例如命運。然而福克納利用昆丁的道德上的缺點以便參加並發現薩特彭的故事，因而建立《押沙龍，押沙龍！》和《聲音與憤怒》之間的復雜關系。我們通過昆丁·康普森發現了對於《聲音與憤怒》的幾個極其重要的主題，這些主題對《押沙龍，押沙龍！》也至關重要——特別是重復與命運，自己陷入與亂倫這幾個主題更是如此。然而這些主題除了進入這兩部小說之外，還告知了它們之間的關系。更加極端重要的是，它們暗示著明確生活與《押沙龍，押沙龍！》的講述者們講的一些故事之間的關系的方法。
在《聲音與憤怒》中，昆丁對加地的愛表現出他忠於一種理想：他堅持將她編入。同樣，他的自殺是殺人行為的一種代替，甚至是一種變形，為了維護她的榮譽，他不能殺人。在《押沙龍，押沙龍！》裡，昆丁為亨利·薩特彭辯護，後者為了維護他妹妹的節操，殺死了他的一個弟弟，一個更奸滑更黎黑的家伙，他企圖犯亂倫罪而不是只在口頭說說而已。亨利象昆丁一樣，
是一個失敗的兒子和兄弟，但是他不象昆丁，他避免公然的自殺。亨利獨自住在閣樓裡，在那兒一聲不吭，靜靜地住著，設法在自己變成屍體之前，變成一個鬼，因而使他的生活成為自殺的長期的代替品。因此，雖然昆丁自己一方面在其生活的故事裡得到了表現（在《聲音與憤怒》中），另一方面卻表現在他講的故事裡（在《押沙龍，押沙龍！》中）。《押沙龍，押沙龍！》對他的描寫既是細致入微又是有證實力量的：類似於他生活其中的故事，它延續了，興許是延遲了，並且肯定地反映著謀殺和他所夢想的亂倫以及他在《聲音與憤怒》中所實行的自殺。
在《押沙龍，押沙龍！》裡，講述者們所講的一些故事比福克納的其他任何小說都更加富於啟發性，而在他們所生活其中的故事裡，則更加使人受到啟發。這部小說的一些頁裡到處都有令人著迷的象征和對補充策略與幻想的痕跡。它的失去戰斗力的、沒有前途的講述者們進行著特殊的辯護和奇怪的自我辯白；他們讓自己的成見和需要去塑造他們所見到的。他們犯了各種敘述上的嚴重錯誤——他們抑制、掩飾和歪曲。然而福克納不僅對他們寄予同情，而且他使他們講述中有缺點的段落成為抽象藝術的對立面。他們一塊兒從舊的故事和講述中以及舊的偏見和縈繞於心中的感情中創作了一個故事，這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他們不能努力恢復他們對於“人在不幸和荒唐事中的信心”，他們仍然設法“至少從被告發的卑賤的人中以任何方式拯救心靈裡久已失掉的某種魅力”。
由於《押沙龍，押沙龍！》是靠發現、假設和推測寫作出來的並堅決認為它自己的修辭是有力量的，它把它的讀者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它的想象力和語言的技巧運用上來。不久，我們開始裝作好象我相信難以置信的事實或知道我們不能直接了解的情況。福克納曾經描述自己有著“修辭的無限勇氣”，繼稱賦予《押沙龍，押沙龍！》以活力的非同尋常的愛好的一部分就來自福克納在其想象力的和修辭的運用方面施展技巧的樂趣。另一部分則來自他在使我們玩味它們中也感到的快樂。然而最後這部小說與其說是對自己放縱不羈或富於進取精神，不如說是豐富多彩。對它的愛好的大部分來自福克納在創作此書中所感到的樂趣和痛苦。它所贊美的“說與聽的巧妙的密切結合”感動著人物們、作者，也同樣感動著讀者。這種融合之所以成為可能是由於智慧與想象力起作用的結果，在智慧與想象力的活動中，它們時而感情充沛，時而失望，“揚棄著虛假的，保存著似乎是真實的東西。”在這個技巧運用的過程中，智慧與想象力回到隱藏在黑暗中的相象的人物，在其被知道以前就已承認了的形影相隨的人物，它們繼續前進去發現可望得到啟發的一些典型並發現有希望具有意義的簡潔陳述。因為讀者們同業余的偵探與廠史學者們一樣，福克納的講述者們從事於對事實的探索。福克納通過他們，對事實真相負責。但是他的講述者們也是有想象力的人，是業余的詩人以及隱藏創傷和貧窮的人物。在他們講完之前，他們知道事實是不能和不需解釋的；他們甚至知道，事實不可能也不是與人的推測、猜測的意識相分離的。早先在這部小說裡的可以得到的事實：《四十三個夏天》；《四十三年》，超越了人們的理解。後來理解開始越過了事實，將探知的講述與猜測的講述聯接了起來。
《押沙龍，押沙龍！》成功地抵制了簡化，其部分原因在於這個巧妙的緊密結合；在其每一個豐富的發現中的時機、修改和精雕細琢。它也通過它的堅持的主張抵制了簡化，這種主張即：它將繼續給我們以開始的意識和結
束的意識，而不會給予任何更多的東西，因為更多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虛假的。我們從這部小說開頭時的回憶的對白中，猜測到，薩特彭故事的講述已經進行了很長一個時期。在昆丁的結束的斷言中，我們就意識到矛盾心理和痛苦以及優柔寡斷的存在。總之，我們知道，只有死可以終止他的奮斗，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一如當初，努力解決困難、尋找典型、把門打開。象薩特彭一樣，昆丁和羅莎小姐希望用最後的言行回答：他們不僅想出典型和答案，而且竭力相信它們。但是即使他們堅持關於家族界限、前途和目標的解釋，他們還是明確地表達出自己的半信半疑。有時是直接地（“有些事情沒有”；這些事實“不能解釋”），有時是拐彎抹角地（“我不恨它??我不，我不。”），他們的疑慮和不安全感表露了出來。他領會他們生活著的生活的意義和他們所講的故事之間既是“偽善的表示”又“必然是”關系重大的，他們在一部小說中繼續尋求最後的意義；這部小說繼續同時處理這個最後的意義又避開它。象《聲音與憤怒》一樣，《押沙龍，押沙龍！》是一個講過幾次的故事而且肯定還沒有完。
二月，《押沙龍，押沙龍！》的修改和打字接近完成的時候，福克納回到了好萊塢為霍華德·霍克斯工作。待遇不錯，期限不確定，工作也不比通常的工作令人討厭。雖然他避免大社交集會，他與象克勞德蒂·科爾伯特、查·蘇·皮茲及克拉克·佳寶這樣的電影明星聚會。了解到一個可怕的沮喪正威脅著他，霍克斯等人竭力使他愉快並保護他。他有時候同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來的熟人如馬克·康奈利、杜羅賽·帕克及納賽勒爾·維斯特及象本·華生、焦爾·賽那和達維德·恆普斯蒂德這樣的朋友們打網球或玩撲克。他和維斯特打了一兩次獵，打鴿子或野豬。但是大部分時間是和梅塔·杜赫蒂·加彭特爾在一起消度的。
梅塔·杜赫蒂為霍克斯工作，開始時作秘書和接待員，後來作電影腳本管理員和主管者。早先，在七月，或者興許是十二月，她和福克納會了面並成了情人。在三、四、五月，他們已經深深墮入情網。後來在創作《野棕櫚》時，它顯然被寫了進去；從其他方面考慮，它也是未來作品的象征。它更直接地使幾年來一直在發展的一些問題更其加劇了。
羅萬俄克的改建和有一個孩子的希望曾經暫時地緩和了愛斯蒂爾與威廉福克納之間的緊張關系。由於阿拉巴馬的夭折使關系緊張了，愛斯蒂爾堅決要留住醫生，而福克納則責備他。後來，夫妻關系又重歸於好。一九三三年六月吉爾出生前後，伉儷之情甚為熱火。“我們很好，”他於八月寫信給本華生說，“吉爾長得越來越胖。愛斯蒂爾比什麼時候都好。”然而不久，一種怨恨和不信任的語言慢慢地進入了福克納的信裡。一個問題是錢：他不在的時候，他害怕將支票寄往羅萬·俄克，唯恐它們“被揮霍掉”。他和愛斯蒂爾都有些浪費之處，如改建羅萬·俄克和溺愛吉爾，但是他們也都存在著懷疑和怨恨。愛斯蒂爾對豪華服裝和華麗裝飾品的愛好在福克納看來似乎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她和他默契了一個條件，即他希望買一架飛機並飛行。他對她的父親作維多利亞與馬爾科姆的保護者而生氣，特別不滿的是他扣住從柯尼爾·弗蘭克林來的每月對兒童的撫養金，而她為他給錢給他母親、他曾經支助狄恩並且還在給錢給狄恩的寡婦和女兒而感到怨恨。這些刺激並沒引起較深的憎恨。福克納從來不懂得象愛斯蒂爾一樣對社交聚會和跳舞感興趣，她也從來不支持他寧願隱退的思想。他認為，勞動和他們生活中的苦惱似乎全是他的，他們生活中的悠閒和寧靜則全是她的；她認為，他們生活中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東西似乎全是他的，而生活中的孤寂則全屬於她。甚至在羅萬·俄克時，他也很少有興趣出去逛逛或者讓人們進來；他常常潛居書齋幾個小時，“他將門柄擰緊??”他每次去約克納帕陶法和他去紐約與好萊塢的大多數旅行一樣，他都把她丟下沒帶去。奧克斯福的人們知道她的全部生活，但是他們很少有人和她具有同樣的習慣與興趣。幾年前，她在檀香山和上海的令人神往的景色中，曾經感覺到的正是她如今在奧克斯福的較貧窮的地方鳳尚中的感覺。新的感覺本是正被丟棄和遺棄的思想；它是經常對金錢的奢求。在奧克斯福和在上海一樣，她感到孤寂，經常以酒澆愁和服藥，以對付自殺的念頭。
然而後來福克納把他們的夫妻關系說成是大不幸，這顯然是超過了財政上的原因，幾乎肯定是性方面的。他對梅塔·杜赫蒂所說的，自生了吉爾之後，他和愛斯蒂爾從來沒有恢復性的關系，這至少似乎是有理的。愛斯蒂爾在四次難產和幾次流產之後，有理由避免懷孕。經過兩次苦惱的蜜月和兩次困難的婚姻之後，她很可能在性的方面沒有任何要求了。總之，那是幾個月間福克納告訴梅塔的，這段期間，她正在成為他一生中第三次令他滿意的意中人。
對梅塔，也象對愛斯蒂爾和海倫一樣，福克納引用了吉芝、斯溫伯恩和豪斯曼的詩句。他也為她寫了一些詩，有些詩是他和他引用的詩章而寫的，有些詩似乎誇張並別具風格，而有些詩則顯然是色情的。因為缺少金錢，他們的享樂是簡單的。他們在一家友好的、龍錢少的飯店馬索和弗蘭克·格裡爾裡就餐，福克納和他的朋友們叫這個飯館為馬索·弗蘭克斯；他們玩小高爾夫球，散步並且談情說愛。有幾個特殊的周末，他們在杉塔·孟尼卡鄰近海灘的米拉馬爾旅館裡住。福克納同梅塔，就如同與愛斯蒂爾和海倫一樣，如他的詩歌和信件中所表明的，是個一往情深的浪漫主義的情人。有一次，在太平洋岸的一個特殊的夜晚，他在他們的床上撒上了梔子花和茉莉花瓣。然而他和梅塔的關系中也成了一個不知羞恥的好色的情人，興許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
梅塔·杜赫蒂出生在孟菲斯，在密西西比州的圖尼卡被撫養成人，她認為自己是南方人，具有南方的傳統，她在許多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她結婚得早，不久就離了婚。她比福克納小十歲，能成為他心愛的人，她感到很高興，覺得自己是他的熱情和忠誠的目標。在《野棕櫚》裡，福克納塑造了一個名叫夏洛蒂·裡滕梅耶的人物，這個人物的塑造多虧海倫·白亞德與梅塔·杜赫蒂的作用。夏洛蒂是一個富有進取心的、令人傾倒的和無畏的女人，她用偉大而復雜的愛情去感動哈裡·魏爾博恩，將他從安靜的安全的沒有女人的環境中解救了出來。雖然梅塔大概是傳統觀念太深致不能扮演那樣的角色，福克納看來，她似乎顯然是自由自在的和恢復了信心的。他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個子，他經常為自己與“女人們的整個命運”而感到苦惱。不管發生了其他什麼事情，他的夫妻關系似乎依然使他苦惱，甚至憂慮。象《野棕櫚》一樣，福克納寫給梅塔的一些詩和信間接地表明，他從她那裡找到了慰藉。“為了梅塔，”他在一封信裡寫道，“我的甜心甜意，我的茉莉花園，我的四月和五月的女人”——好象故意講到天真無邪與開端，理想與性愛似的。
福克納是一個喜歡玩的而又火熱的情人，他既感到內疚又發現純潔有不可思議的魔力似的。他非常沉默寡言，這是由於他將性與被禁止相聯系，雖然沉默使得性交困難，它也激發著不正當的偷情。梅塔是“他所愛的高個的少女肉體，美妙地吸引著男人”；她和他一道進入了黑暗，他覺得可以隨意地對她“飛吻”。他給她寫情詩，畫色情的速寫。和她在一起至少一度使他成了他經常想當的精神非常飽滿、抑制不了和滿足不了的情人。但是甚至打一開始，他就同樣地被純潔的魔力所激動又被內疚的力量所扼制。他有著一種浪漫主義，它既將感情與安慰相聯系，又將安慰與自我超然相關聯。梅塔·杜赫蒂描述的某些張畫，顯然是高度地獨具風格的、象感情激蕩的一對情人的略圖。他有幾首詩表明不是沉浸於綿綿的情思而是感情的逃避：
啊，讓它漸漸消逝，
它會消逝的，
它必然消逝，
不要為之悲傷。
我的夢將是永恆的，
她永遠是美的。
梅塔，我的甜心甜意，我的情人。
在他的色情的和理想的敘述與梅塔的愛情之間的精神緊張後面，有著埋藏在福克納內心深處的一些聯想。順便說說，我們在他改變梅塔的生活上看到了這一點。“雖然他作為一個男人向一個女人、我求愛，”梅塔·杜赫蒂述說道，“他常常認為我比我的實際年齡還要小得多。”“他心中的藍鉛筆一揮，”他就修改了他愛人的生活。他采取變動生日、結婚和工作的方法，竭盡所能將她改變“成為一個溫柔的怯生生的少女”，或者更徹底地將她改變成他的“女孩”。假若一方面這些改動減少了福克納害怕被卷入漩渦的心理，那麼從另一方面，它們也減少了他害怕被玷污的心理。因為他不僅把他的情人帶回到她是溫柔而怯生生的時候，而且也把她帶回到開始“定期的淫猥”之前的年歲。他在給梅塔的一首詩裡寫道：
嬌娥何柔媚，
您在床上凝視，
如癡如醉，
我在你身邊，
在這時辰，
四下黑森森，
給您一個飛吻。
幾年前，在《聲音與憤怒》中，昆丁·康普森曾回憶起他父親對女人的看法用的詞是“兩個和諧的女人之間定期淫猥的巧妙平衡”。在《八月之光》裡，喬伊·克裡斯馬斯被關於月經的知識嚇得哭。只是當他跪著將雙手浸入一只快死的綿羊的熱血裡之後，他才能同意自己所聽到的情況，然後才有條件地說：“就象他說的一樣，不錯，是不合常理地非常地平靜。正是那樣。但不是我的情況。不是我的生活和我的愛情。”福克納通過移動和分解將梅塔移向與一個可以接受的純潔形象相結合——即一個少女的形象。但是即使他把她推向純潔時，他把變成了一個孩子似的人物，在這個人物身上融合著埋藏在他心中的幾個形象：他心中的女兒，他想象的妹妹，甚至興許還有黑人母親。結果，他始終是一個謹慎而又值得崇敬的情人。他特別避免實際上和梅塔生活在一起。福克納害怕自己被支配，謹防顯示和看出缺點，他不願意共同過另一次的日復一日的生活。“那會是一個重大的過失，”他說，“讓我們相互間都是完美無缺的好。”
雖然福克納並不要離開梅塔，他需要並“希望回到羅萬·俄克和吉爾那兒去”。他只答應梅塔，他將要寫作，他准備離開。五月底，他的一些計劃已定，他將《押沙龍，押沙龍！》打字書稿的幾頁連同他加到這部小說裡的年表和家譜的復制品題贈“給梅塔·杜赫蒂。”早先他簽過一個合同，規定他負有義務於八月回好萊塢去工作二十周。他曾經希望較好的條件，可是失望了，但是他知道沒有其他途徑可以掙得他需要的錢。寫作《押沙龍，押沙龍！》曾經使他得以“跳出了寫無聊作品的窠臼”，雖然他希望恢復技巧，但他不對此有所指望。同時，他將必須擔負起好萊塢提出的任務。
對金錢的需要實際上比他料想的還要尖銳。他回到奧克斯福，發現自己負著沉重的債務，其勢逼人，保險和抵押付款已經過期未付，欠著奧克斯福大部分商人和孟菲斯的幾個商人的債務。據他了解，這個問題是愛斯蒂爾瘋狂使用賒銷戶頭和存折款所致，他決心予以補救。六月底，孟菲斯和奧克斯福的幾家報紙載著通知，其中進一步不承認對“威廉·福克納夫人或愛斯蒂爾·奧爾德漢·福克納夫人簽字的任何承受的債務或寫的支票或借據與帳單”的償付能力。雖然他知道這項措施是激烈的，然而他為因此而引起的注意及由此產生的憎恨感到非常驚訝。在回答《時報》記者們的采訪和與愛斯蒂爾的父親不歡而遇之後，他決定不發表聲明。在他給梅塔的幾封信中，並且興許他與愛斯蒂爾的幾次談話中，他繼續談到分居和離婚。他有點希望從頭開始。但是他不准備離婚，假如按離婚的意義，似乎很可能，他會失掉這個名叫吉爾的“小女兒”。
快到八月時，福克納決定帶著他的家庭和兩個僕人回好萊塢去。他知道，在過去四年他在那裡度過的時光沒有處理好的問題比他的寫作能力的問題還大，這次旅行將要持續幾個月，或許是一年。為了挽救他們的夫妻關系，他和愛斯蒂爾需要承認好萊塢在他們的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或許他們可以節省開支的辦法來鞏固他們的家庭，或許他們在一個新環境裡團聚，可以恢復秩序和穩定的感覺，即使不是一個幸福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