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納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底到達好萊塢。之後不久，他得悉《郵報》已同意採用《老爺的屋頂板》，這是關於農村人民和農村教堂的一個喜劇故事。這是個好消息。以前的拒絕太多，他很缺錢。他肩負著仔細地編好組的有著其債權人名字的總帳，來到了加利福尼亞。因為他「並不比縣長好多少」，他需要省錢償還債務。
在以後的幾年裡，他正是那樣做的，但是他已停止了出版著作。六年前，他寫完了另一部小說。七年前，他在一份大雜誌上發表了另一個故事。他為金錢苦惱和自己的秩序不能擺脫好萊塢而煩惱。這時，他經受著另一個枯燥無味的郁郎不樂的時期。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八月之光》和首次到了好萊塢以後，經過幾個月的奮鬥，不能寫完任何東西。但是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乾旱持續時間那麼久而且緊張，以至於情況似乎根本不同了。關於這個時期，我們知道幾個情況：這個時期正是在他寫完了真正獨創的和偉大的作品之後；他是懷著厭惡的心情進入它的，曾經為克服困難一再地奮鬥著，它永遠給他留下了記憶。因為福克納終生艱苦地進行寫作，他可能非常需要休息，人們肯定會說他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是一個除了工作就不知道怎樣生活的人。甚至他所喜歡的業餘愛好並不是獨立的，它們主要是生活節奏的變化，意味著給他以愉快，雖然這是真實的。假若不是對一上午長時間的工作感到滿意，那麼午後的太陽、森林和馬就會失掉其閃閃的光輝。他陷入被人忽視的地位，使他難以對自己所寫的東西感到滿意。往後邊一看，他瞧見長長的一排書，其中大多數都沒有出版。但是撇開被人輕視不管，他總是對自己現在寫的更感興趣，而對過去寫過的東西則興趣少些。特別對他這樣一個把過去看得那麼重要，把寫作看得如此需要的作家，他又是一個「應時的」小說家，這是令人驚訝的：他的許多小說——就時間順序而言，從《蚊群》到《去吧，摩西》，從質量說，從《航標塔》到《聲音與憤怒》——都代表著他對閱歷或危機的即時反應。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不得不到某些地方，從而增加了閱歷。他的寫作的較大提綱不是從主觀願望而來，而更多地是被發現的。他發現某些事情等待著他用書面語言把它表達出來。他的整個一生一直在發現——在被拒絕、沮喪、失望、命運中令人驚訝的逆轉、失敗的羅曼史和夭折——種種淵源，刺激著他，將其寫成小說。儘管心情亂槽糟的時候多極了，大多數都是關於家庭、女人和金錢方面的，然而他卻一直在發現他所需要的另一件事情：他自己的一間房子和他在裡面長時間進行寫作。
雖然好萊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人心煩意亂，然而它們對福克納的影響不如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所引起的情緒不安那麼大。雖然福克納不喜歡好萊塢並對戰爭感到痛惜，他覺得這兩者都使人不得不行動。和它們比起來，光是言詞似乎太沒有力量，等於枉然。來得快而又持續久遠的是時光正在耗完的思想，是生死命中注定不會在「我們的無意義的編年史中留下任何重要痕跡」的思想。許多年裡，他曾經認為，他啥也不要，只憑孑然一身、語言和想像力，就可以掌握任何經歷，戰勝任何現實，不管它們是多麼令人神昏目眩或威脅逼人。在某些作品裡，他強調他自己想像的境界的逼真，在另外一些作品裡，他卻玩味那些境界的虛構狀況。但是在這兩種作品中，最近在《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經越過了關於對藝術的人工雕琢的憂慮而走向忠實於藝術的力量。目前，年歲正在耗盡，精力也在衰竭，他發現自己已處於另一個關鍵時刻，不料卻發現環境對「寫作不利。」結果證明，這個經歷，改變了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他的寫作。因此，他表現為一個更加具有說教性，或者至少是預言性的小說家，或者是一個講話更加坦率的公民，特別是關於種族與戰爭的問題上是如此。然而關於這個發展中值得奇怪的是，這除了使他得到所需要的明白曉暢和贏得社會的聲譽之外，它是使它導向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學見解的途徑。到頭來，他的新作，特別是《寓言》，不僅反映著他在好萊塢獲得的技巧，而且也反映著他作為一個詩人在其文學事業的初期的態度。
他得悉黑爾登合同的細節後，他的第一個不如思索的傾向是行。「它是一長串的選擇，十三周——十三週二十六周——二十六周，然後是一連串的五十二周的選擇。」他寫信給哈羅德·歐怕爾說。但是他很少有選擇的餘地，他明白這點。在一周以內，他就簽字了，相信瓦爾納兄弟公司的代表傑姆士·蓋勒提出的保證：這個電影製片廠以後會和他談判一個新合同，允許他「實際上在奧克斯福進行寫作，時間可以在他願意的任何時間之內。」他簽字的時候，住在一家不太費錢的作住家用的海蘭德旅館的一個房間裡，正與羅伯特·巴克勒合寫一個關於查理士·戴高樂的一部影片·他給自己系統地安排的生活規則是簡單的：他計劃艱苦地寫作以保持自己的工作和改善他的合同；他計劃過簡樸生活以便省錢和還債。日常工作常常使人煩躁。他說：它可能是「枯燥得要命的生活」。但是他滿意地看見他的債務減少了，他見到了老朋友們很高興，特別是見到了梅塔·芮布勒爾使他高興。
一九三九年四月，梅塔·芮布勒爾在新奧爾良與福克納相會後不久，她回到了紐約，希望改善她的夫妻關係。翌年一月，她和烏爾夫干移居加利福尼亞，仍然希望有一個新的開端。在那兒，她恢復了她的職業，在那兒，短短的恢復之後，她的夫妻關係破裂了。福克納聽她回到了紐約，就寫信給她，將甜蜜的回憶與痛苦聯結了起來。他說，他所需要的是一個新的女人，「一個肉體的痰盂」，然而就他對梅塔的瞭解，使其他的女人不可能。後來梅塔告訴他，她已動身去加利福尼亞，她的夫妻關係快完了。他回信說，他也要回好萊塢去。在這之後，他寫信說，儘管是錯誤的開端，又長期拖延，他還是來了。然後，在最近的一個七月下午的旁晚，梅塔在她的房間前停了下來，發現他「在那兒盤腿坐著??他的行李在台階上整齊地堆著。」
自從他倆在好萊塢林蔭道上散步，去到馬索·福蘭克餐廳飲酒和吃東西以來，五年已經過去了，許多事情都已變化，福克納的年齡和情況也不同了。一九三七年，他似乎仍然年輕，每週掙一千二百五十美元；一九四二年，「看得出他已經老了」（他的頭髮灰普灰普，眼神「像鷂鷹似的老而謹慎」），他每週掙三百美元。他們不考慮他們不能予以改變的情況，努力再開始，「好像依然當年，時間一點也沒有逝去似的，」不料卻發現，他們生活在一起，「已不似當年，那種情況已一去不復返了。」梅培希望重新恢復他們所失去的東西，建議，他倆努力生活在一起，以保護他們曾經一度知道的東西，福克納答道，在好萊塢作此打算「會是一個可悲的錯誤」。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不屬於某一特定時間的地方，「南北戰爭之前的、堂堂皇皇」，在那兒，他們中的「一個對另一個可能有過錯。」他一旦相信了那種可能的結果，就試圖為之。但是他在婚姻方面的經歷太多了，他無意再嘗試一次，特別是不願意在他所知道的象好萊塢這樣粗糙的象賤價的金屬片似的閃閃發光的世界裡重複此事。雖然不是那麼熱情的愛人，然而作為非常講究的情人和真誠的朋友，他們可以重新開始他們的戀愛，而不致損害他們對自己的美妙的羅曼史的回憶。首先，他們在一塊兒歡度長長的幾個鐘頭，吃東西、飲酒並且談情說愛。大多數時間，他所談的都是舊時的情思：談到吉爾、談到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納的令人沮喪的合同，關於他最近想參軍的意圖；關於他已經寫的一些書和準備寫的書。但是恢復了他們「夜復一夜合歡」之後，不久就放棄了它。他們兩人都需要更加獨立。梅塔作為電影腳本管理員的事業正是紅火之際，她需要保護它。福克納想去拜訪杜洛賽·帕克並與其他作家們在馬索·福蘭克餐廳及夕陽林蔭大道或拉努林蔭大道的樸勒斯登·斯特爾吉斯的演員們歡度社交晚會。他有時和霍華德·霍克斯及克拉克·佳寶一道出去打獵或垂釣。有時，他和魯斯·福特一道去參加小丑集會，魯斯·福特是福克納當系主任時的一個女學生，在這兒他首先會到她時是個女演員。後來，他想成為她的情人，他將要求將他們的關係「升級」，但是目前他是作為她的「男朋友」同她玩。
在這個電影製片廠，他寫了一系列電影腳本，其中大多數都是與戰爭有關的。當戴高樂在倫敦和華盛頓遭到輕視的時候，他的第一次任務的成果被當成廢品給扔掉了；但因為好萊塢正以創記錄的速度出影片，需要提供足夠的電影腳本。《戴高樂傳》仍在寫作中，他短時間裡還幫助霍華德·霍克斯寫作《空軍》。他放棄了戴高樂傳的寫作，轉而寫《解放者的故事》、《一個投彈手的生死搏鬥》與《戰鬥的呼喚》。因為傑克·瓦爾納對所有的作家都一概予以藐視（他把他們叫作「發育不全的笨蛋們」），在華爾德的作家們都心懷仇視，認為只是聽從召喚。福克納感覺到他的大多數同事們，其中包括裡查德·阿丁登、斯蒂芬·朗斯翠堤和湯姆·傑布對他都是友好和談得來的。弗裡德裡希·福斯特是較為知名的馬克思派，結果是一個狂醉濫飲之徒和對福克納的小說的崇拜者。約·帕於諾，特別是題為《路迢迢》的一部小說的作者阿爾貝特·伊沙克（巴斯）·貝仁萊茲成了他的持久的朋友。有一些好萊塢作家，主要是朱裡絲·弗仁曼，對文學毫不關心，因而無視福克納的較大貢獻。他們認為他似乎是不稱職的。但是福克納尊重技藝，甚至在好萊塢的技藝他也尊重，即便這個技師似乎陷入黑暗時，他也很尊重。此外，他感覺到作為一個電影腳本作家的不足之處。他充其量只能將霍克斯給他要作的東西修補修補或改寫一下而已。他集中注意於某個特殊鏡頭，而不願意去寫敘述性的長長的連續鏡頭和囉囉唆唆而不間斷的講話，電影腳本的其他一些作家們則把後者認為是自己的特徵所在。因為他覺得自己密切注視著戰爭，他認為他的任務的大部分至少都是稍為有點興趣而已。有少數證明是有吸引力的。假著他老是從事電影工作，那麼這種時候至少似乎是對的。「我覺得相當好，」他寫道，「頭腦清醒，我要寫作以便使這個電影製片廠滿意。」
在第一個十三週期限臨近結束的時候，他等待著，盼望電影製片廠能夠很好地實踐諾言，給他一個新的合同，付給尚好的薪水。傑克·瓦爾納用舊合同來拴住他，在另一時期裡，薪水只作微小的增加，福克納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狂飲至人事不省。巴斯和梅塔將他在電影製片廠外藏了起來。幾天以後，他回來工作，感激他的朋友們保住了他的工作。但是他是痛苦的，也感到減輕些。他知道，傑克·瓦爾納待他不公平。他覺得「自己掙的錢比那些在文學上小有名氣和在電影上有一點子經驗的其他作家們掙的少得多。他為此感到生氣。」他急需錢，因此限制了他的選擇，這增加了他的憤怒。根據目前的合同，他只能使他的債權人們擔心焦慮，要花好幾年才能償清他的債務。
為了能夠鬆快些，他要求一個月假期，以便他能夠在羅萬·俄克過聖誕節。傑克·瓦爾納同意了這個要求，條件是，他繼續寫《解放者的故事》。給的錢比他期望的稍為多一點，他和他的家人愉快地過了聖誕節。他的妻子帶來的兒子馬爾科姆和他的侄女傑姆士·福克納不久將離開奧克斯福去歐洲或去太平洋，在他們離開之前，他希望和他們談一談。最為高興的是他看見了吉爾，他從來不習慣於她不在。唯一的壞消息是從蘭登書屋來的，通知他，他一九四二年的上演稅總計三百美元。但這只是證實了他已經知道的事情：他將不得不辭掉「至少是部分時間寫作的電影腳本作家的職務。」
福克納知道自己必須離開羅萬·俄克，以便使這件壞事「有所挽救」，他回到了好萊塢，希望多省點錢，少呆些時候。一月，他想告假幾個月，假期從四月份開始。興許那時候，他能夠回到自己的工作上來。四月和五月份處去了，他並沒有離開。他的決心動搖了，以飲酒澆愁。六月份的大部分時間，他搬動來搬動去，或者依靠醫生和護士們的照顧，或者靠象巴斯、梅塔與約·帕干諾這樣的朋友們的關懷。他討厭好萊塢和瓦爾納兄弟公司，他有點希望這個電影製片廠會使他的合同終止。然而七月份，儘管有六月份的成績，這個電影製片廠還是採取了另一個要求履行合同的特權：這一次是五十二周之內每週工薪四百美元。他得到自己曾經害怕然而又需要的一項決定的鼓勵，回去與霍克斯一道寫作《戰鬥的呼喚》，這是一項他在四月份放棄了的任務。霍克斯一再自居是獨立的製片人，僱用福克納作為電影腳本的作家。不久，這部福克納早先丟棄的電影腳本作為關鍵性的考驗，浮現在他心頭。他寫信給愛斯蒂爾說，假若他既要滿足電影製片廠，又使電影導演滿意，他立即可以達到兩個目標：他可以從「七年的合同中」解脫出來，瓦爾納兄弟公司現在同意，一旦他寫了一部成功的影片，立即撤銷這個合同；並且他自己可以得到霍克斯的承認，因而解除他「關於走向暫時破產的再次憂慮。」
在福克納情緒高漲的時候，愛斯蒂爾開始懷疑，「霍克斯先生是否會要他的老秘書回去，」她繼續說：雖然現在她既不嫉妒他的尋歡作樂，也沒有發現梅塔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雖然，愛斯蒂爾關於有梅塔·杜赫蒂存在的想法是對的，但是她關於福克納的熱情的根據的想法則是錯的。幾周來，瓦爾納與霍克斯一直在進行關於金錢的議論。在八月初，即福克納給愛斯蒂爾寫信幾周之後，他在情中大體講了他的舊希望的另一種想法，即將自由與財政安全結合起來。這時，霍克斯離去了。福克納一聽見放棄了《戰鬥的呼喚》，就向最近的酒吧間走去。他竭力繞過一次失敗，請假離開。他要求離開六個月，不領薪金。到八月中旬，他可以離開了，雖然期限規定是三個月而不是六個月。
福克納竭力在加利福尼亞寫作，既在他在海蘭德的房間裡寫，也在鄰近的平房裡寫。他希望而且需要「開始寫一部新小說」並且寫些新故事。他在給哈羅德·歐伯爾和羅伯特，哈斯的幾封信中提到了計劃的日程安排。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送給哈羅德·歐伯爾一首關於青年飛行員在當年的「題為《老練的空中英雄》的三頁長的一首詩。」
你還有一次飛行巡邏，
去引導年輕的人們，
他們和我們當年一樣，
要求的只是死，
不是為新的重利盤剝者
所搞的新的出賣去死，
這幫人有著同樣的舊的錯誤和恥辱。
但是戰爭和關於戰爭的電影加上黑爾登和一些合同主宰著他的通信，甚至充滿了他的生活。幾年來，他一直需要和進行短途旅行。但是現在，他的短途旅行把他帶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並且呆的時間太長。他一回到奧克斯福就操持起他熟悉的事務，似乎希望它們會幫助他重新捕捉某些被忘卻的節奏。他檢察了羅萬·俄克需要修繕的地方和在格林菲爾德農場照顧好牲口、糧食和裝備。在奧克斯福《鷹報》對他的一次訪問中，他表明，他一直在進行寫作，因為他的合同將他寫的一切東西都給了瓦爾納兄弟公司，他才只是停止了出版。但是甚至當他談到一些新故事和一部新小說時，他的憂慮加深了。他早年曾經憂慮用空話代替行動；如今他擔心用計劃的空談代替寫成的作品。
九月底，他終於恢復了寫作，他用多屬於好萊塢的風格和題目來寫。這時，霍克斯為《戰鬥的呼喚》一書出去了，福克納與導演亨利·哈薩魏及製片人威廉·巴契爾談與瓦爾納兄弟公司毫無關係的一個計劃。在這些談話中，他們達成了幾項協議：第一，他們將進行合作，以製作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個無名士兵的傳奇為基礎的一部電影；第二，那部傳奇必須是一個激情的故事；第三，除他們可以分享這個電影腳本外，福克納可以寫他自己的一部小說或戲劇；第四，在解除了和瓦爾納兄弟公司的合同之後，他可以提前寫一個提綱，然後寫整個電影腳本。「我現在正在寫一個東西，」福克納寫信給哈羅德·歐伯爾說，「它將有一萬到一萬五千字。它是一個寓言，興許是對戰爭的控訴，因此現在可能不會被接受。我正以便概的方式將其寫出。」
在一九四三年開始寫的這部著作，福克納花了十年功夫才將其寫完。也是將近那麼久，才給它取名為《寓言》。在快寫完的時候，他根據瞭解認為那是他的一部傑作。寫這部著作證明是超乎他想像的困難。在好些年裡。他刪去的頁數就堆成了一大堆，其中包括在這部書中實際上每個場面的修改或廢棄的稿子。他的體會是既疲憊不堪又欣喜若狂。「假若我年紀更大一點，有這部巨著傳諸後世，」他寫信給薩克斯·康敏斯說，「那麼我幾乎就想在這兒把這支鉛筆弄斷，扔掉。」他指著一個鼓鼓囊囊的皮包對一個吃驚的熟人說，這裡有「這部書的稿子，它可能是我們時代裡最偉大的一部著作。」
然而，儘管寫作非常艱辛，心情變動不居，這部著作的基本特點則是早就確定了的。比他所寫過的其他任何書，其中包括《去吧，摩西》一書，他的這部新著作在思想上更加戲劇化一些；他心中的想法打一開始就具有深思熟慮、抽像和教導的性質，因而它更加是寓言的而不是對比的。在所有這些方面，這個新計劃反映出福克納作為一個藝術家的作用的基本概念的一個轉變。他說，這個戰爭是「不適宜於寫的。」它侵害了生動性；事先就贏得了注意，使藝術無能為力。而且它是在錯誤的時間到來的，當時他「太年輕了不會不受感動」，然而又太老了以致不能參加戰鬥。他既感到事變的戲劇性又感到有解答的需要。他寫信給他的繼子說，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為什麼一個男人，不管他多麼聰明，都堅持他的丈夫氣概要得到公眾證阻，即：他的勇氣和毅力，他願為他的祖先們成長的祖國犧牲自己的願望。」希望能夠證明他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幹得那麼多，然而他知道自己太老了，可他不願意承認，他決不會知道響應集合號的光榮。
另一次難以捉摸的戰爭之後，他計劃著寫一些故事，意在表示一個英雄的願望和表現英雄的光榮。幾年來，他為那些計劃一直感到不安，甚至當他感到不願意、不能夠放棄它們時，也感到不安。他將他的英國皇家空軍肩章上的一顆星送給他家庭的一個戰士，解釋道，他在德國丟掉了他的軍人身份證明牌。興許他的侄兒的指揮官會讓他戴上這顆星，作為幸運的護身符，他知道，這顆星是在英國皇家空軍當過兵的教父送的。但它與他正在考慮的昔日的光榮的一些故事或象徵沒有關係。它在戰爭期間的作用小，戰後卻起了大的作用。雖然小伙子們認為「在戰場上，肯定是自由第一」，「當人們又回家去的時候」，他仍然「穿著便服在那裡為我們照看東西」。雖然他太老了不能作戰了，他可以寫作電影歌頌英雄們並且寫成文學作品勸告他們，使有準備和鼓勵他們。寫信給他的繼子和侄兒說，（如他所表明的）這些人想「長期當兵??並且太受說教的影響了。」他依然決不認為，只是照料照料就是適當的任務了，他更深的意圖是集中於戰後的日子。「興許那個時候，老人們的時代又會到來。」
自然，這個問題在於較老的男人們那時可能作的是什麼，特別是像他這麼一個「啥都不會做，只會使用語言的男人」能作些什麼。他所發現的這個答案必須處理兩個根本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在他原先預料之中或者原先就希望出現的，其中的一個變化是熟悉的，另一個變化則令人吃驚，這兩者，他都在給馬爾科姆·弗蘭克林的幾封信裡講得詳詳細細。馬爾科姆已經成了他「親愛的兒子」。「我們總是在和許多舊的錯誤與可惋惜的事作鬥爭，它們既是我們每一代人繼承下來，也是產生出來的。我們將贏得這個勝利，之後我們必須，我們必須打掃乾淨這個世界，以便使人們又可以在其中和平地生活。我相信我們會贏得勝利的。」假若這是對的，他所預期的第一個變化似乎是明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類型；那麼第二個變化就幾乎是幻想的了。已經變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假定會形成的情況，即到達和平的序幕，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必然會預示一個種族公正的新世紀。他寫道：「一個中隊的黑人飛行員曾經終於說服了國會，讓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去報效他們的國家。當他們在盤特雷利亞島１那樣做的時候，一群白人暴徒和一些白人警察卻在底特律殺死了二十名黑人。假若你和我及我們中的其他幾個人住在剛果，那兒七十五年前就以一個敕令獲得了自由；我們自然不能和黑人們住在同一個公寓小屋裡，也不能經常乘坐同一輛汽車，不能在同一個飯店裡就餐，但我們是自由的，因為偉大的黑人神父是那麼說的。」隨後有了一個戰爭，「至少我們可以說服偉大的黑人神父讓我們也參加戰鬥，」不料得到消息說，我們在戰鬥的時候，我們的人民有二十個「被平民和警察的混合暴徒所殺害了??你將會作何感想？」「這次戰爭的結果將產生一個變化，」他接著說。「如若不發生變化，政治家們和管理這個國家的人們不被迫講出漂亮的政治術語；即口若懸河他講些什麼自由、自由權、人權，那麼你們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將會蹉跎掉你們的寶貴時光，那些不能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也是白死了。」
雖然福克納知道，他不得不等到這次戰爭結束，然而他無意等到可能發生的變化結束之時。在戰後時期，他寫信給馬爾科姆說，「我可以作的單單是使用語言，我的任務將是重新整頓世界，以便全人類可以在和平中生活。」他早先就寫過，「較老的人們的時代將要到來，我們這些人像我一樣，對國事的發言是清楚的，我們太老了不能當兵了，但是還沒有老到我們也變成了另一批老朽不堪的老人，在此時刻眼睜睜看著退後到過去的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時代去。」
福克納關於作為臨時性的戰爭觀點和他作為個人分水嶺的關於戰爭的思想比較起來，在藝術上是沒有地位的，這終於是不足為奇的——這一事實標誌著他已經寫的那類小說的終止和他正在準備寫的這類小說的開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延長了離開的時間以便寫完他從九月份就開始寫的梗概。到一月，他開始予以修改時，他關於這書的思想變了。現在，他知道它是一部書而不是一個電影，他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寫它。他思想中的教訓主義仍然保持著，一點沒有減少。他在九月份把這部著作說成是「一個寓言，興許是對戰爭的控訴。」可是他在一月份，卻把它說成是一個論據，其要旨是人類不敢糟蹋掉其保衛和平的「最後機會」。
福克納預料到戰爭可能使其發生的變化，他憂慮，這將超過他的有生之年。他準備從短篇小說和小說變動到說教性的故事和寓言，從拐彎抹角變為坦率，從「毫無影響的」小說的形式變成至少對變化起辯論作用的形式。但是他覺得時間正在耗光。「我有著相當好的才華，興許象同時代的任何人那麼好，」他給哈羅德·歐伯爾寫信說。「但是我已經四十六歲了。因此，我的意思是不久將會使『有』變成『有過』。」假若戰爭提出了一個問題（「雖然我現在生活在戰爭中是太糟了」），錢卻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形勢卻迫使他花出很多時間去掙錢。然而他已經預料到一個更危險的問題：寫作他的寓言會是痛苦而艱巨的，這不只是因為他年紀大了，寫得為那麼快了，而且也因為他在試圖掌握一種文學的樣式，這是和他的才華不怎麼相稱的一種樣式。
梗概已經修改完，現在是「加工使之華麗」的時候了。雖然他一方面希望延長離開的時間，以繼續寫他的寓言，他仍然要去魏斯特旅行，比起一年以前，他也不那麼害怕了。中斷的時間長一些特別有助於使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上來。興許他能夠寫出他舊的半年計劃的新的改寫本。假若他知道呆在好萊塢與在奧克斯福有著同樣長的時間，那麼他就可能發現這幾次旅行並不那麼會引起破壞作用。他所需要的是以某種方式保持他的生活的兩種情況，使之互相「隔絕」起來，以便使他不得不做的工作不致玷污他希望去做的工作。
福克納回來後不久，將他在海蘭德的房間與巴斯·貝仁萊茲及他家人的一間備用的房間作了調換，後者剛好在山塔·孟尼卡北的一個景色宜人的地區。雖然這個房子離電影製片廠有幾英里遠，他沒有汽車，可住在那兒寫作很好。他喜歡和巴斯的交換，周圍景色褲麗，他不那麼感到寂寞了。在幾個月的寫作中，他也進展比較順利。在困難重重的開頭之後，似乎他可以與哈爾·瓦麗斯合作寫一個關於羅伯特·李·斯科特與飛虎隊的電影了，他開始寫作以恩斯特·海明威的《有與無》為基礎的一個電影劇本。
即使作朱裡絲·弗仁曼的合作者，福克納也覺得《有與無》是自《轉向》以來，好萊塢提供給他的最好的工作。雖然，這個電影是由瓦爾納兄弟公司作財政上支持的，可是這個商業冒險屬於霍克斯。他為了表示自己的獨立性，當傑克·瓦爾納走近佈景時，他乾脆就停止了工作。霍克斯寧願工作人員辛辛苦苦工作，儘管開點玩笑也不礙事，他有一套籠絡他們的技巧。因為他喜歡在他走過的時候，即席演奏，他的作家們在工作上能夠與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密切合作。梅塔·杜赫蒂在那兒，漢弗萊·博加特、勞倫·巴卡爾與霍基·卡米契爾也在場。幾年以後，福克納對《有與無》的明星漢弗萊·博加特表示特別傾慕。但是他租霍基·卡米契爾飲酒、談天，興高采烈，他並與勞倫·巴卡爾一道仔細觀看和工作，也興致盎然。「她像一匹小馬駒，」他對魯斯·福特說。
五月，福克納關於《有與無》的寫作完稿了，他在這個電影製片廠附近的一座私房裡租了一個房間。除了感到他對貝仁萊茲一家打擾太久之外，他已感到越來越心緒不寧，因為他的債務已經減少了，他希望在馬索·弗蘭克斯俱樂部消磨更多時間，以便和朋友們談天和宴飲，不僅與梅塔，而且還要和珍恩及約·帕干諾，後者是瓦爾納兄弟公司的一個作家，他離開了科洛拉多州，希望成為一個小說家；與歐文和貝蒂·弗朗西斯，後者來到加利福尼亞，希望掙很多錢，以便回新奧爾良去；還要與愛德蒙德·科恩交往，他是一個藝術家，靠出租費那德爾菲亞和布魯克林的住房維持主活。但是它的成員們都共同有著幾項偶然的興趣以及有幾個明顯的興趣。歐文·弗朗西斯是托姆斯·烏爾夫的朋友，後者是福克納經常讚譽的一個作家。像福克納一樣，愛德蒙德·科恩喜歡朗誦莎士比亞的作品。只有約·帕干諾和愛德象德·科恩似乎讀過福克納的許多小說，然而這個組裡所有的人都喜歡聽福克納講家庭、斯諾普斯家族和他們的計劃、密西西比的森林和林中的鹿、熊與浣熊。若干年後，「貝蒂·弗朗西斯回憶起他講家庭和森林中小動物的習性的一些「小東西的故事」的情景。她說，它們都是字斟句酌而又有趣的故事，「用辭的真正含義上美極啦，」特別是對在好萊塢在生活上遭到不快的某些人來說，更其如此。福克納關於《有與無》的作品「在整個電影製片廠為他贏得了很大的敬重」，而他對這件事則處之泰然。他開始了一系列新的任務，仍然同吉利·華爾德之類的人在題為《該死的，不要喊！》和《唐璜歷險記》的電影腳本上進行合作。這時，他舊的憂慮增加，他不能克制了。一月，他回到了好萊塢，希望進行寫作。五月中旬，他的稿子仍然沒有變動。他在「爭鬥與恐怖時期」在電影方面的極大努力只證明它們自己與其說是無所成就不如說是大大加深了他的感覺：藝術是留下來傳諸久遠的東西之一。然而他自己仍然要靠創作：他決不會長久地停止寫作而不感到損失，並害怕他絕不會找到回頭的路。「我什麼時候和假如再干，」他告訴哈羅德·歐伯爾說，「我將寫信給你。」但是他沒有作出承諾，沒有引起懷疑。
甚至也不希望重新得到讚譽這減輕他的沮喪情緒。五月初，他開始寫回信給馬爾科姆·考萊。考萊計劃寫一篇長長的論文，以有助於「矯正福克納的價值與他的聲譽之間的差距，」他希望知道福克納是否會見他並回答關於他的經歷和目的的問題，以表示合作。福克納關於「傳記部分」是有保留的，但是他高興會見和談話，並表示感激。「我非常希望這篇文章寫出來，」他說。於是，他似乎瞥見了這次與命運攸關的通信的意義所在，他繼續表明他保持著的抱負，儘管他已經感到疲憊了。「我（在四十六歲的時候）懷著自豪的心情認為，我曾經為我的專業（是選擇的還是命中注定的，我不知道）工作得太辛苦了，但是我相信並非虛誇，而是充滿了自負，但也是自卑的，我太??以致在我的無意義的編年史中不能留下似乎比我準備留下的印記較好的印記。」需要幸福的舒適和相當大的毅力才能避開極度的頹喪。這種舒適在春天時達到了。當時福克納開始找一套大的房間，足夠他、愛斯蒂爾與吉爾住。四月底，他找到了一個。他寫道，這套房間小，沒有庭院，但是「幽靜、方便又並不鄰近好萊塢。」這同羅萬·俄克是一個大的變化，但是他們喜歡它，至少一家人可以住在一塊兒。對福克納帶愛斯蒂爾和吉爾到加利福尼亞的決定一事，梅塔·杜赫蒂覺得被騙了，她不再去見他。福克納從一個令人頭痛的任務換成另一同樣頭痛的任務，從《霧都倫敦》到《吾儕中的陌生人》，然而仍然不能寫小說，據他回憶，他比任何夏季有了較多的空餘時間。在一九四四年六、七、八月，愛斯蒂爾較小地，吉爾則較大地充實了他的生活。他掙的薪水為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時的三分之一。當年他租了一幢寬大的房子、僕人房間住著一個廚子和一個司機，住得滿滿的。如今，他們有一個小的套房、沒有僕人和汽車。然而他們的生活既不那麼辛苦，也不那麼令人陶醉。他們參加少數的社交集會，作一般的遊覽並且經常在外吃飯。六月二十四日，他們慶祝吉爾的十一歲生日。隨後的幾周，她在伊利莎白·泰勒上學的學校裡上騎馬課。在星期天除外的零星的日子裡和大多數情況是在週末，她在傑克·霍斯的格林德爾訓練賽馬的馬廄旁騎馬，有一次是和她的母親一塊兒騎，經常是和她的父親一道騎。
那年夏天，因為騎馬使得吉爾快活，騎馬減輕了福克納的工作。他為工作苦惱，準備辭掉，假若吉爾不高興，就帶她回家。但是騎馬使吉爾更接近她父親。福克納遺憾他們經常分開，他知道。她的童年快要結束。福克納珍惜那個夏天他們在一塊兒的時光。雖然他自己的童年不時被失望與痛苦所打斷，他仍然滿懷深情回顧年少之時。童年以後的年年歲歲，他尋求似乎在起作用的規則而一無所獲，探索事先沒有加以簡化的做事的方式也毫無結果。現在他越來越被一種思想所糾纏；即他不僅精力在下降，而且他已經失敗了。他通過吉爾，去回顧自己的童年，回憶起只有這麼一次，生命對他來說似乎是完整的和幸福的，無需想像的馴服就可以接受，他曾經一度把這叫做定期的整形美容術，但是他最經常把這想作是實際的昇華。他仔細地看著吉爾從拍岸的海浪中走出來的時候，巴斯給她拍的一張照片，他看不見在她面前展現的像夢一般的世界，而只是正在消失中的世界。雖然他知道吉爾的童年是痛苦的，他仍然認為童年是生命的最好部分。「童年很快就要過去」，他對他的朋友說，「這是童年的結束，她將長成一個女人。」
假若福克納被授與的是另一個可憐的任務，他大概不能忍受吉爾和愛斯蒂爾離開去奧克斯福，並開始另一個學年。從五月到八月，他從一個電影腳本到另一個電影腳本，找來找去都找不著使他中意的。八月，他開始為霍克斯寫作關於雷蒙德·錢德勒的作品《呼呼大睡》的電影腳本。雖然朱裡絲·弗仁曼在電影表演方面小有聲譽，但是福克納的主要合作者是一個叫萊·布拉克特的青年作家，他和這個年輕人合作很融洽。如他的年輕的合作者後來寫的，因為他仍然想寫「不適合於演員口頭順暢他講的」對話，他們不得不在試演中一再修改。但是霍克斯喜歡那種辦法，漢弗萊·博卡特與勞倫·巴卡爾也已習慣了。
在《呼呼大睡》電影仍在拍攝之際，福克納繼續有節制地艱苦寫作。十一月中，稿子寫完，他的身體實際上已經垮了。他又和朋友們生活在一塊兒，有幾分是為了節省開支，有幾分是為了減輕生活上的孤寂，有時他也騎騎馬。但是似乎毫無效力，甚至梅塔·杜赫蒂也沒有辦法。聽說愛斯蒂爾已經離開，福克納狂醉濫飲，梅塔又來看他。他們一道為《呼呼大睡》工作，相互間按時見面，他們又部分地恢復了「當初」共同享受的甜蜜生活。但是現在他幾乎已離開羅萬·俄克一年了，也不再寫作。「有時我想到假若我更多地接受治療或寫電影腳本，我將失去我作為一個作家的任何能力，」他說。七月，馬爾科姆·考萊已經寫完，提醒他已經知道的情況：在出版界裡，他的名聲很壞。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考萊在三篇論文的第一篇裡一開頭就呼籲對福克納的成就作一個重要的重新評價，並提醒讀者們福克納的十七部著作只有一本還在出版。
孤寂和消沉紛至沓來，福克納開始更多地喝酒。他的朋友們，特別是巴斯、梅塔和約·帕干諾竭盡所能照顧他。他們知道他對於他叫作爐灶和監獄的地方多麼討厭，他們竭力親自照顧他。他們在工作上頂替他；夜裡，他們盡量把威士忌藏起來或定量給他一點。有時仍有這樣的情況，他喝得酩酊大醉，他們只好將他帶到谷地的一個私人醫院去。鑒於他的朋友飲酒暗含著對身體的自我戕害，巴斯就努力勸說他。「不要走那條路，比爾，」他說，「你太寶貴了。」但是照顧也好，要求也好，一概不中，都不能阻止福克納。終於他請假離開。他需要出去，他願意停止工作三個月，不拿報酬。假若他們讓他起程回到密西西比去，他甚至於可以同意利用自己的時間進行追加的重寫，不取報酬。
十二月十五日，他回到了羅萬·俄克，一周內，他的情緒高了起來。他寫信給考萊表示感激，並回答所提問題，他也表達了自己的沮喪和痛苦。他說，南方對他並非特別重要，它只不過是他知道的這樣一個地方，既不比其他地方好，也不比其他地方壞。他繼續說，生活「是一個現象，但並不是一個新奇的事物，和瘋狂的越野賽馬一樣是漫無目標的，在此時間內，無論在什麼地方，人們都散發著同樣的臭味」。然而被誘陷的思想卻消失了。他決定可以延長離開到六個月，他覺得不僅可以「不受好萊塢拘束，」而且可以不受它的控制。「我可以在好萊塢工作六個月，在家呆六個月，現在我已經習慣這樣了，並且可以把電影工作集中起來在另一個房間去作。」
一月，他又寫作他的寓言，已經安排好在蘭登書屋出版，「據說，假若採用此稿，大約在三月份可得預付稿酬兩千或三千美元」。他寫信給出版商們說，談到他整個事業的大部分，他曾經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詩人，只有靈感和強烈的信念及對他正在作的事情的價值和真理的信心以及對修辭的無限勇氣（個人的樂趣也在其中，我得承認這一點），至於對其他則知之甚少，也不關心。」現在他正在「寫和改寫，推敲每一個詞。」這個改變意味著，現在寫作會佔去較多時間，這個事實苦惱著他，但是他認為那標誌著新的成熟：「我已終於成熟了」他說。
實際上，他的新著作表明是不同種類文學的根本轉變。似乎他寫作的才華以前與其說是從屬性的，不如說是壓倒的前意識的，如今已變成完全是自覺的了。在給馬爾科姆·考萊的一封信中，他指出，他總是「著意描述人物而不是描述概念，」甚至在他的結構上最為複雜的和實驗主義的小說裡也是如此。他說，考萊對《押沙龍，押沙龍！》的看法是對的，「我首先（我仍然認為）說，我認為那是一個好故事，我相信昆丁可以比我在此情況下講得更好。但是我感激地接受你們所有的推斷，即使我在寫作中沒有有意識地並同時地同意將它們寫進去。」另一方面，在他的寓言裡，他每一步都使思想和象徵主義有意識地、同時地和故意地表達出來。
幾年後，他寫完《寓言》之前不久，福克納描述捨伍德·安德森的事業——「他的全部傳記」——透露出來是一個軼事或寓言：一個有意義的夢，安德森在其中把自己描述為，「牽著一匹馬沿著鄉間道路走了幾英里，他試圖將馬換一宿的睡眠——不是換一張床過夜，而只是換睡眠本身。」在福克納關於安德森的夢的解釋裡，這匹馬成了安德森決不能全部接受的這個世界，「他自己的美國，」而安德森的生活成了這樣的一個情況：他曾經以「幽默、堅韌與屈辱，但主要是以堅韌與屈辱，而獻出的東西，去換取有利於他自己的夢想的純潔與完整以及艱苦而堅毅的工作與成就的」一個世界，「《溫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勝利》是這些成就的徵候與朕兆。」
福克納對安德森的夢——寓言的解釋在幾個方面是有趣的：其中之一我已指出過，在瞭解他自己的詩歌的矯揉造作的風格方面是有用的。但是福克納關於安德森對「精確性的探索」的描述對於福克納在寫作《寓言》中的實踐也有很大關係。福克納說，安德森寫作「辛辛苦苦、冗長而令人生厭並且不知疲倦??好像他對自己說：『這無論如何都將是、應該是、必然是無懈可擊的。』似乎他寫作甚至不只是為了消磨經常關心的、永不滿足的對榮譽的渴望??而且也是為追求對他更為重要和緊迫的東西：甚至不只是為了真理，而且也是為了純潔、純潔的準確性。」早先在福克納從詩歌轉向小說時，他已學會了相信據說他自己正在等待的價值和隱含的形式。現在，他在寫《寓言》，正「推敲著每一個詞。」他似乎相信假若「他保持了風格的純潔和完整，」那就夠了。他所想到的新的成熟因此非常像他作為詩人的實踐。他正又一次使自己專心致志於極端純潔與考慮周竊的普遍性，其特點大概甚至更不符合於小說而符合於詩歌。
結果有幾個。一個大的結果是：福克納似乎事先沒有解決重點和方向的問題，就以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寫作。在他所有的小說中，現實主義和令人驚訝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在他的全部小說裡，我們碰到了重複發生的主題和一再出現的事件；碰到了大概不可能的，甚至不熊令人置信的事件以及明顯的獨特性和偶然性。但是甚至在他小說中的最抽像的篇章裡——例如《卡爾卡松》——都是以令人神往的形象開始而不是大道理；他的最偉大的著作就是以引人注目的人物（加地·康普森，湯姆斯·薩特彭）和今人神往的形象（如地爬上樹、薩特彭敲大廈的門）開始的。為了期待那樣的人物和事件出現，他發現了實現探索和產生意義的情節。但是他的新著作的幾個已知事實——《無名士兵的傳奇》、《耶穌受難的故事》和將這兩者揉合進《寓言，興許是對戰爭的控訴》裡去的想法——是那麼截然不同以致必須使他的小說方法的特點來一個逆轉。似乎他已開始試圖使不足憑信的東西質變為實際的東西。他又一次發現自己不僅全力以赴地在追求文體上的完美而且追求道德上的傾向，不僅追求純潔而且追求預言的現實意義。
幾乎是深思熟慮的梗概，其寫作與其說是很慢不如說是規模宏偉：「寫完這部稿子還要花一些時間，它可能是我的史詩似的詩??我大約有十萬字，現在我把它們改寫為大約一萬五千字。」從考慮那麼周密的一個方法出發，像對自己和事業的直接考驗的某種東西似乎會隨之而來，這幾乎是肯定無疑的。像寫作一樣，這個考驗證明是緩慢的、痛苦的而且不過是部分地具有決定性的。他對自己已經寫完的和正在寫的稿子的價值拿不準，他只知道自己已經落入陷阱，並且時間正在花光。他總是處於「或者為了混飯吃而粗製濫造，或者隱居起來艱苦創作」的危險中，他又在希望和失望之間繞圈子了。為了變賣自己，他必須「在大約六月一日」回到瓦爾納那兒去。他做著「一個尋常的毫無根據的模糊的夢」，夢想著在他寫完他的書時，可以掙足夠多的錢，以便繼續活著。他已經得到一個普通的結論：「除了電影以外，他絕對掙不到足夠的錢以呆到償清債務。」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歐洲勝利日後的一個月，他回到了加利福尼亞，決心「改寫整個事實，」以繼續完成他的《寓言》。幾周裡，他遵守已經定下來的一個時間表：在去電影製片廠之前，他每天寫作四個小時。他和貝仁萊茲一家住在一起，並和巴斯一道使用長期票乘車往返上班，他使一些人們感到驚訝，他們回憶他去年十二月以來他按紀律進行寫作，飲酒有所節制。在電影製片廠，他開始改編斯蒂芬·朗斯翠堤的題為《種馬之路》的小說。他相信可以使這個工作不致干擾自己的寫作。據朗斯翠堤回憶，他的電影腳本是「激昂的、精彩的、狂熱的」；雖然它與這個電影製片廠的要求相差很遠，可它是「一個卓越的著作，」以後可能「製成一部新潮流影片。」
結果是，福克納的規律生活沒有持續多久，他常常需要額外的錢，他接受了一個同時兼兩個職業的工作，在一個非瓦爾納兄弟公司財產的珍·雷諾電影製片廠兼職，以喬治·捨辛斯·皮裡的題為《秋天在掌中》的關於佃農的故事為基礎進行改編。後來，他同意與馬爾科姆·考萊在魏肯出版社出《福克納袖珍本》上進行合作。他所有的作品除《聖殿》外，都不再發行，出一個選集顯然是無礙的。此外，考萊心裡打算的（將他的「整個著作」用圖片介紹出去）像他幾年前就設想的一個計劃一樣在他耳際迴響：「讓我們想一切辦法寫關於我的不足憑信的縣的一本金韋。我想利用我的晚年作點那種性質的事、人民的繁衍家系從父親到兒子再到孫子，按字母順序排列。」
福克納寫信給考萊，表示非常激動。他同梅塔交談和寫信給哈羅德·歐伯爾表示越來越沮喪。幾年來，他一直相信瓦爾納兄弟公司的關於合同的幾個諾言，他在奧克斯福寫作會付給更多的報酬。但是這個電影製片廠在六月著手履行黑爾登合同中關於另一個五十二周在規定時間內選擇購買的特權。傑克·瓦爾納繼續大放厥辭，說是以每週三百美元買下了美國的最大作家。福克納有時覺得，他可以對付好萊塢，限制其要求，完成交給的任務，同時進行他自己的寫作。但是自從他寫完對於他關係重要的作品以來，三年的時光已經逝去。他知道他的那些書決沒有出售，也不再發行。他不再指望「靠我生命的勞動」（創作我那不足憑信的家鄉）來掙錢。但是他「還有少數東西可以加上去，」並且他需要對好萊塢進行選擇。他可以試行另一種受雇寫文章或寫社論的工作只要他可以在家裡寫就成。「我認為對好萊塢的一切，我都可以採取自己的態度，」他說，「我覺得不妙、情緒低落、害怕蹉跎掉時光。我認為有某種崩潰或垮掉的大多數徵候。」
一個月前，福克納試圖同威廉·黑爾登達成一項協議。過去三年間，黑爾登曾經不斷收到福克納的所掙收入達百分之十。但是黑爾登已經協商的一個可憐的合同沒有顧及他的受委託人的利益。這個合同既無法律地位，對於黑爾登也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意義。雖然他已經收到的錢比福克納收益的還多得多，可是他還想收到更多。假若福克納不予停止並任其生效幾年，黑爾登就可以又賺到兩萬美元的佣金。另一方面，假若福克納要求不受合同約束，黑爾登在兩年內每週只直接支付給福克納一百美元。
幾周來，福克納繼續試圖達成一項協議，但是電影製片廠以及他的代理人一點也不讓步。瓦爾納兄弟公司堅決要求，作為離開的一個條件，他將他創作的一切作品的權利轉讓給該公司；黑爾登站在電影製片廠一邊，他說，除非福克納接受提出的計劃，他將起訴。福克納遭到頓挫，疲憊不堪，寫信給哈羅德·歐伯爾，問他：假若他乾脆退出合同，會產生什麼後果？他在歐伯爾的回信中發現了他所需要的唯一的鼓舞。他設想，肯定瓦爾納兄弟公司必然有著某種羞辱感，即使黑爾登沒有這種感覺。歐伯爾認為，他們不大可能希望福克納的「合同在仲裁中被公開出來」。假定可以將黑爾登與傑克·瓦爾納撇開不管，福克納有了充分的把握。他「離開了好萊塢，結束電影腳本的寫作。」他不願接受這個電影製片廠的或黑爾登的建議，他不能在好萊塢呆下去了。這最後的幾年，他越來越接近於失望，他感到生命不再是「值得活的」，興許從來就不是「值得活的」。
九月，他向梅塔·杜赫蒂告別，依依不捨。梅塔儘管受了創傷，可她仍然希望，他們可以設法結婚。她愛著福克納，似乎很少注意到他堅持避免每天和她一塊兒生活。幾年前，他已發現，他要求從他們的愛中得到的是什麼。如今年齡與年齡引起的一切實際情況交織在一起，他的願望更加清楚，愛情是為了值得回憶的永恆的羅曼史，而不是享受另一種不完美的愛情。這甚至比受到控制或陷入深淵的威脅還大，這是一種以某種蹩腳的方式失戀的威脅，經常縈繞他的心頭。他希望自己是溫情的和支持這種愛情的，但是他需要保持一定距離。雖然他寧願對任何事情都無憂無慮，可是他寧可有一種對別人的憂慮：「我知道，」他後來給她寫信說，「那種憂愁是愛情的無法排遣的纏綿之情，它使愛情凝固在一起；那種憂愁是您唯一能夠承受和保持的情感；你所失去的是珍貴的東西，因為你決沒有機會去享受盡它，因而拙劣地失掉了它。」梅塔·杜赫蒂接近一個她不能完全瞭解的男人，她在痛苦與愛情之間翻來覆去；他離開之前的兩個夜晚，她拒絕了他；他們最後一個晚上在一塊兒，她原諒了他，緊緊地將他抱著。翌日清晨，他首途密西西比時，她伸出的手是他撫摸著的最後一件東西。
在他剛歸來的頭幾周裡，福克納慶祝了自己的四十八歲生日並且在為《聲音與憤怒》一書寫「附錄」，這個「附錄」是他答應給《福克納袖珍文集》寫的。他寫時沒有看《聲音與憤怒》一書，沒有顧慮到有不一致的地方，並且在他寫他的一些人物時似乎寫得那麼栩栩如生。信手揮來，很快就寫成了。他作了最後一次努力，將康普森的故事變成了這個家庭的家史，時間跨越一六九九年到一九四五年。雖然它與考萊約克拉帕陶法的金書毫不相同，可是與福克納曾經認為是他自己的金書的薩多里斯家譜頗為相似。後來他講到這部書，認為是他的故事的第五次講述，並且是使他的故事趨於完善的最後一次努力。然而最後這個附錄不只是一個舊計劃的恢復，也不只是一個舊故事的重談。從幾個方面，它意味著，福克納越來越接近於：用他自己的小說來寫成小說。年歲、遭到忽視和好萊塢對他的才華和事件所起的影響，使他憂心忡忡。他正在把長期憂慮變成小說的素材；附錄所代表的不只是已出版本的扼要重述，而是對行雲流水似的回憶的修改。福克納回溯康普森家族的起源和肇始，引導我們作了一次旅行，從蘇格蘭經由卡洛林納和肯塔基州到密西西比州。他喚起我們對名叫艾肯摩塔布的「流亡的美國國王」，名叫傑克遜的一位總統及名叫「布恩或布恩尼」的探險家的回憶，將我們引入到美國歷史中去。此外，他把康普森大廈的建築師描述成的一個形象顯然使人們回憶起薩特彭的建築師。甚至康普森「用汽艇從法國和新奧爾良帶來的」傢俱也令人回憶起薩特彭的進口的一些珍品。雖然某些人物，明顯的是佳森、本基、狄爾賽和拉斯特爾似乎有小小的變化，昆丁似乎由於某種原因簡略了些，而加地不知什麼緣故，卻沒有了。福克納拋棄了迂迴的寫法，對加地的經歷作了描述或扼要的敘述，我們在這個描述中看見她和一個德國參謀長站在一輛豪華的輕型轎車旁。雖然福克納對加地的處理是懷著惻隱之心的，他勾劃出了她的命運，在某種程度她的命運比他所表達的夏洛蒂的命運還要可怕。狄爾賽將可能是加地的一張照片拿在手中，仔細地將它包起來，也沒有去辨認它，就細聲地哭了起來。她知道她並不需要瞭解那是不是加地，「因為她清楚，加地並不需被拯救，因為她所丟失的比失掉的任何東西都珍貴，因而就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拯救了。」
十月中，福克納寫完了這個附錄。他也試圖刪節包括對考萊的長篇介紹在內的傳記素材，特別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素材。他終於勝利地實現一個顯然的雙重戰略：他勸考萊時只是說，他在一九一八年是英國皇家空軍成員，這樣他就避免了承認自己沒有在法國英勇地服過役。一九四六年四月，《福克納袖珍文集》發行時，它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福克納作為一個掛綵的英雄的地位。
一九四五年底，他什麼也不想作，一九四六年初，他幾乎是很順利的。十月，他決定直接向傑克·瓦爾納要求。他強調自己作為一個電影腳本作家的失敗，認為這個電影製片廠給了錢而收穫大小。鑒於自己已四十七歲，他指出他已虛度了年華，而這對他是寶貴的。「我不敢作任何蹉跎了??因此我再次要求，這個電影製片廠解除我的合同。」這是一個靈活的借口，但是它過高地估計了瓦爾納的起碼的仁慈。答覆來自瓦爾納的辯護律師而不來自瓦爾納本人。它拒絕了福克納的要求，建議他立即簽署一項告假協議並簽字他曾經拒絕簽字的一項任命。
福克納決定不對瓦爾納提進一步要求，準備進行寫作。他寫完了同意給考萊的素材。之後，他頑強地寫作他的寓言，沒有建立起任何節奏，也未能取得任何進展。他的注意力倍遭分散，一方面受到法律訴訟的威脅，這項訴訟可以迫使他去完成黑爾恩登的合同，另一方面受到銀行戶頭日益縮小的威脅，可能使他挨餓，這兩方便的威脅可能迫使他向合同就範，他發現自己實際上已經無能為力了。二月，他已經聽天由命，準備於三月份回去。在他決定的動身日期之前幾天，哈羅德·歐伯爾與羅伯特·哈斯介入此事，準備作證明足以使他解除兩項分散精力的壓力的任何事情。他們促使他在奧克斯福等待，要求傑克·瓦爾納的知交本涅特·賽爾夫進行調解。瓦爾納由於他認為是實業家而不是可鄙的人的懇求，他同意了：瓦爾納兄弟公司同意給福克納一個無限期的假期並且放棄對他的小說的要求權。福克納得悉瓦爾納的讓步，並且被告知，蘭登書屋公司願意在他寫完他的寓言之前，每月給他預支稿酬五百美元。福克納感到溘然輕鬆。他於一九四六年三月給哈斯寫信說：「我覺得很好，現在我很高興，感謝哈羅德和您。」
不久，由於《福克納袖珍文集》的出版和對這本書的評論等好消息，福克納的精神為之一振，最後考萊的計劃有助於開啟一個對福克納成就的重大的批判的再評價。這更立即有助於說服蘭登書屋公司以當代的文學版再版《聲音與憤怒》和《當我彌留之際》，而這又有助於使他的其他小說再版。在夏天，哈羅德·歐伯爾告訴他，RKO要買《死的拖延》和《光榮》的版權，卡格尼作品出版社要買《兩個士兵》的權利。這些銷售的總值在一萬美元以上。十一月和十二月，他擔任了他經常盼望的影片方面的工作：這個工作他可以在奧克斯福幹得挺快而收入可觀。
他很快發現，問題是創作。在寫作順利時，他經常就是如此，他筆耕很緊張，相信他的寓言將是他「文學上的巨著」。寫作進展慢的時候，他認識到他的小說的新體裁對他多麼不同而艱巨。寫作停下來時，這也是經常事，他開始害怕好萊塢會葬送他，他簡直要耗盡精力。有時在一些日子裡，他寫得慢了，厭煩了，似乎現在干就憑堅強意志。這不僅僅是，他寫了的那麼多字是給大家看，而是他必須交給蘭登書屋看。他總是寫得很多了。問題是更深刻的，它涉及每件事情。整個過程已經令人苦惱。他產生「錯誤慢些」，「糾正得也慢些。」
這些年來，他已慣於接受預支稿酬，他曾經被人嘲笑，「忙於向蘭登書屋借錢，」已經無暇進行寫作。另一些時候，他曾經把自己描述成是他所知道的「從代理人處獲得預支稿酬的」唯一作家。如今他已變得對自己的信心越來越小，開始覺得，哈斯和歐伯爾也肯定必然會感到憂慮的。他似乎不能寫任何新作的時候，他們怎能繼續預支稿酬，或者他又怎能接受預支稿酬呢？早些時候，他自嘲，他需要「保持經常」從他的代理人那裡拿預支稿酬的特點。現在他要他的出版商和代理人知道，他們可以停止其原先開始的預支。他寫道，任何時候，你感到你已經做得太過了頭，「我也有此同感。」
因為感到前途渺茫心情更加煩躁，福克納開始比較經常地到格林菲爾德農莊去玩並且更加不顧一切地騎馬。他時常談到作較長的旅遊。「這裡的生活沉悶。」他給考萊寫信說。「我需要某些新人，大概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新的女人。」他給哈斯寫信說，興許他應當到紐約，去告訴他們關於他正在寫作的故事。他們會知道，這條路走向何處，結局如何。他仍然堅持，人們把他已經寫作的東西認為是他所目睹的「全部典範」，他是承受不住的。
兩方面的發展改變著他。一九四七年夏，回到好萊塢將近兩年，他開始寫他的寓言的「新的一章」，他把寓言描述為「一個好的故事，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說。」在這部書中，故事是插入的。如他所寫的，是插入「一個簡單的形容詞從句。」然而事實證明，《寓言》的作用及其作為一個故事的性質都與上述說法極不相稱，其部分原因它把他帶回到約克納帕陶法，他心愛的故鄉去，部分原因是它加深了他信心方面的危機。他在寫作中，他的「新的一章」比他曾經創作的任何作品都更費勁，花了幾個月時間。在書中，他回溯了「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老牧師及牧師的十四歲的孫子的」冒險故事，他們躲躲閃閃地「從一個偏僻的小村的羊腸小道到另外的小道，去追趕」一匹被偷盜的馬。在列維出版社以《關於盜馬賊的札記》為題，以節略的、簽字的版本單獨發表（1951年）之後，它後來成為了《寓言》（1954年）的一部分。但是它首先遭到《黨派評論》的拒絕。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末，福克納知道遭拒絕的李。他的失望的一部分是財政的；他需要錢交稅，現在他不得不「向鮑布１（哈斯）求援」。但是因為他在中篇小說方面的信心比較在寓言方面的信心大，他懷疑，這會使一切事情都捲入問題中。他很快又在信心與渺茫之間搖擺。對每種斷言說（「如將會表明的，這本書是沒有任何毛病的」），都有幾個問題（「你對有爭議的這部分的意見如何？沉悶嗎？太冗長了嗎？太囉嗦了嗎？」）歐伯爾得到了福克納的這部將近五百頁的書稿，這是福克納曾經寫過的書稿中費勁最大加以改寫並且混亂的稿子。然而在福克納看來自己對這種格調是有很大信心的。他知道自己寫作很艱苦，然而在實現其目標方面進展很小。他知道自己「長期以來都是靠在蘭登書屋以賒賬方式獲得進款。」
一九四八年一月，他「把這部巨著的稿子擱置一邊」，以便寫一個以約克納帕陶法為背景的短篇的謀殺偵探小說。像在繼續寫作的這部長篇小說的計劃一樣，這個短篇小說將是在道義上具有教導性的。和這個長篇的計劃不同，這個短篇將是關於種族的而不是關於和平的，並將寫得很快。他寫信給歐伯爾說，他的主題「較多地是關於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其前提是在北方或其政府或其他任何人之前，在南方的白人應當而且必須對黑人負責。」我們看見在這個作品本身關於這方面的描述中反映著福克納長期以來對種族的憂慮和他對道義上的緊迫性的很清楚的新思想。相反地，特別是在這個小說裡簡練的對白及其仔細設計的強烈的情節中，他的新的故事也反映了包括在好萊塢反覆講的那些譴責在內的最近的譴責。但是當其回溯約克納帕陶法及其熟悉的人物與語言時，福克納開始懷著期待的心情來寫而沒有什麼厭煩之處。不久，他以類似舊日的信心進行寫作了。到二月底，他寫完了這個稿子，到四月末，修改了打字稿和題目。
《入侵者之死》在幾個主題上與《八月之光》相同，在幾個人物和幾個主題上與《去吧，摩西》相同，但是它比許多讀者所聯想的要複雜得多，然而不那麼傷感。儘管福克納在寫作它，特別是在改寫中是滿懷激情，細緻入微的，可是他還是沒有能使這部作品具有像我們在他的最佳作品中所感覺到的緊張與共鳴。這部作品在他的事業中的關鍵地位一部分來自它所從事的主題、一部分來自它所宣稱的自己思想的變化，一部分來自它所得到的金錢和引起的注意。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使福克納回到了《去吧，摩西》，特別是在黑人與白人關係的主題上和人物上回到了此書。盧卡斯·鮑昌普在兩部小說裡都扮演著主角，而加文·斯蒂文斯則在《去吧，摩西》接近尾聲時和在《入侵者之死》的全書中都扮演著一個重要人物。但特別是如我們在加文·斯蒂文斯的生涯中所看到的，《入侵者》也使福克納走得更遠，走向更具有說教性和預言性的小說。
斯蒂文斯在書的開頭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他的大部分時間和地位都是逐漸變化的。盧卡斯·鮑昌普的堅韌不拔和過人勇氣以及查理士·馬裡遜的天真無邪與忠誠不二使他受到感動，他開始丟棄由於自己受到蒙蔽和思想上被毒害而形成的偏見，隨後就開始以智慧和真理的權威講話。然而通過這個明顯的教化，使這部小說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冒了出來。不久前，斯蒂文斯還是默不吱聲，他開始道義化了，使讀者把他的講話當作了「先知的預言」，他說，北方應當允許南方解決自己的問題；南方必須停止過「不公正、暴行、可恥與羞辱」的生活。
《入侵者之死》不僅代表著福克納已經第一次形成了他對「對國事明確發言」的意圖，而且也標誌著他爭取名譽與財產方面的最後一次努力。他的一系列主要成就都沒有獲得金錢及社會的承認，可是如今卻以一個小的表現就輕易地得到了。雖然從各個角落來的評論，對《入侵者之死》在藝術上和思想上的評價是眾說紛壇的，然而這些評論的數量之多就甚至足以使這個奧克斯福之鷹相信，福克納是「奧克斯福的偉大小說家。」還沒有出版或開始得到承認之前，本涅特·賽爾夫就以五萬美元的價錢將這部著作的電影權賣給了米高梅電影製片廠。幾個月前，福克納曾經寫信給考萊，表示討厭「一大堆占面積越來越大的死氣沉沉的廢物、所有品，」它們把他的生活弄得亂糟糟的，而對他卻沒有真正令人滿意的任何貢獻。現在，用他在銀行裡的錢可以去旅遊，買帆船、衣服和書籍，並且擴大住宅。因為他對那些事情的要求，像愛斯蒂爾的和吉爾的要求一樣，將會增長，這五萬美元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由於隨後有其他幾個大的發薪日，他對金錢的憂慮已經過去了。他和他的家人對金錢的想望決不會大大超過他掙錢的能力。
夏季，他和朋友們建造了寬敞的遊艇密西西比州明麻加裡號，並下水泛舟於薩迪斯水庫之上。由於勝利跡象增加，他對其他計劃的熱情恢復了。早先他曾經談到過他的小說全集的問題。他希望親自給這個全集設計一個形式·他準備回頭來再幹這事。儘管他的寓言似乎又有可能。但是他首先需要「離開這個窩和家去度度假期。」他首途赴紐約，以等待《入侵者之死》在九月份的出版。在社交性集會和接待採訪中，他發現有時間與哈爾·史密斯及金·戴溫這樣的老朋友及象馬爾科姆·考萊這樣的新朋友們飲酒，暢談。但是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魯斯·福特。在好萊塢，他曾經願意和她保持男朋友的關係。在紐約，他提出要作她的情人。「我好久以來就是你的男朋友，」他說，「現在是否應該更進一層？」。興許他得到的回答令他失望，他的情緒起了變化，開始時，他似乎是活躍的，談笑風生。可現在，他開始喝得多，談得少。最後他退到在亞爾岡昆的他的居室裡，獨自喝得酩酊大醉。他的朋友們發現他身體衰弱，把他帶到了一個療養院。他們又從那兒將他轉移到康涅狄克州雪爾曼那兒，馬爾科姆·考萊的家裡，他在那裡恢復了健康。考萊回憶，他表現了極度的克制，似乎不僅是小而且弱，但也是堅定的。他感到好些，就回到紐約。在紐約，他與魯斯共進午餐，並在蘭登書屋與亞爾伯特·愛爾斯金、奪克斯·康敏斯及羅伯特·哈斯作了幾次交談。隨後，他準備回到他的窩和家，以度過他的另外的假期。
不久，他又開始工作了，很快地搜集他的小說全集和他的寓言，之後他全力以赴地寫作他叫作《騎士的一著》的六個相關的故事的一本書。《騎士的一著》的故事多少帶有偵探小說的性質，其特點是：加文·斯蒂文斯在其努力中，不僅完全解決了或者避免了犯罪，而且「保護了弱者，雪了冤，懲罰了壞人。」雖然這些故事已經發表過，這個有書名的小說已一再遭到拒絕。福克納現在相信《騎士的一著》已經不成了，因為需要將它變成一部中篇小說而不是一個故事，他建議將其擴大。他寫信給塞克斯·康敏斯說，加文·斯蒂文斯的這些故事合併起來將成為與《入侵者》同樣長的書。受到蘭登書屋的鼓勵，他在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寫作，他既沒有感到過於勞累，也沒有覺得厭煩。他上午寫作，下午大都在格林菲爾德農莊或薩迪斯水庫消度過去，他可以乘明麻加裡號在水庫上泛舟，或駕駛鈴鴿號遊覽，以解除疲勞。由於《入侵者之死》上了銀幕，奧克斯福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個農莊和湖都成了重要的休養地。他的寫作仍然進展順利。到五月中旬，他已經寫完了書稿；到六月，完成了打字書稿。
雖然《騎士的一著》顯然是一部小作品，它在幾方面的描述則是重要的，其中包括它的書名故事的修改方式，這個故事是福克納大加修改的唯一作品，它描述他的生活和他早期的想像。《騎士的一著》使人回憶起這樣一些事情：為薩多里斯對飛機的熱愛，它細述了加文·斯蒂文斯重新獲得其童年時期的愛人的努力。斯蒂文斯在年齡和外表方面象菲爾·斯通；他長期地對他的第一個情人的癡情，又像這部書的作者。福克納總是喜歡模仿其早期作品。他希望給他的作品一項較大的設計和感覺得到的相互關係，這個願望已顯露了出來。之後，他向更加複雜的模仿和關係方面推進了。但是在《去吧，摩西》和《入侵者之死》之間的長期沉寂中孕育著的憂慮，使這個習慣有了新的勢頭。《騎士的一著》是一部引起深刻共鳴的著作。加文·斯蒂文斯是這樣一個人物，他體現著特別使人聯想起的變幻無常和作繭自纏式的人。一方面斯蒂文斯堅持要忠於自己的初戀；另一方面，他的特點是遲疑不決和進行再評價，他在處世中深感不安，既懷疑然而又表現出他自己堅貞不移和對他的事業的重視。
先前，在這部書裡一個題為《僧侶》的故事中，我們看見的語言說明並反映出福克納自己仍對偵探小說有興趣。在這個故事的頭幾段裡，查理士·馬裡遜給我們的印象不只是一個偵探而且在其好奇心和困惑方面是一個典型的人物，那就是說，他具有幾個癖性和一種性情，使他成了福克納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作為他的癖性和性情的結果，馬裡遜進行的活動，使我們將他與其他兩個關鍵人物即講說者與讀者聯繫了起來。因為他的苦惱不僅在這些環境：鄉下佬和拒絕加上去的一些無足輕重的人，而且也在於「不能形成意義的」語言。為了瞭解僧侶的故事的邏輯（「為了弄清楚他所得到的某些??模模糊糊的和不能解釋的素材」），他必須成為一個半偵探、半藝術家並和一個完全的讀者。因此《僧侶》至少變成了盡量使它的講說者講的（或更激進一點說是它的讀者的）故事同它的主題的故事是相同的。因為它不僅從戲劇吸取了許多力量，福克納在說明性的情節中使其富有戲劇色彩，而且它在詞彙上規定了那段情節，使其與偵探的藝術、講故事的藝術及閱讀的藝術熔為一爐。查理士·馬裡遜在令人苦惱的宗教信仰中艱難地前進著，相信通過解釋，僧侶生活中的「自相矛盾，甚至互相抵銷的一些方面」可加以井列並鍛煉??成為可能性與可靠性。」但是他並沒有清楚，他的唯一希望是落腳在技巧上，他用以作為「性情、推理與虛構的烘托的工具。」
在寫完《騎士的一著》和電影《入侵者之死》參加世界影展之間，福克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在奧克斯福繼續寫作他的那部巨著。他也繼續狩獵，泛舟和經營農場。在影展前幾天，他聲明說，他寧願不參加。幾年來，只有少數朋友，特別是麥克·裡德和菲爾·斯通仍對他忠實。雖然他歡迎弄清了情況，然而奧克斯福改變立場已為時太晚，他的家人感到苦惱，試圖改變他的想法，沒料到也不中。愛斯蒂爾終於使出了絕招，她打電話給巴馬姑祖母。姑祖母又打電話給福克納，說，她準備去看他泛舟，她希望他到時候穿得整整齊齊的。
一九五○年初，他對他的寓言的寫作又放慢了下來，福克納得到薩克斯·康敏斯的短箋說，蘭登書屋要搶先出版《小說全集》。一年前，在福克納將這個計劃擱置一旁以寫《騎士的一著》之前，已決定組織一個他所喜歡的結構。因為他仍然喜歡他當時確定的結構，他沒有什麼更多的事要做了。這卷書將包括四十二個故事，分為六個不等的部分：故鄉、村莊、曠野、荒地、中間地區及其他。他心中的想法是把他的寓言來一個轉變，變成完全不同的一個著作———出戲。要寫完這部著作比他所預料的時間要長得多，在他寫完之前，它將成為另一部奇怪的混合的作品·既不是戲劇，也不是小說。然而打一開始，它就伸展到了幾個有趣的方向。
作為對《聖殿》的人物的續篇，《修女安魂曲》將鄧波爾·德芮克與她的求婚者戈萬·斯蒂文斯的故事擴大了。《夕陽》的蘭西成為了《修女安魂曲》中的蘭西·曼尼葛。然而《修女安魂曲》在思想上和風格上都不同於早期的著作。它的一些主題必須處理種族、公正、公共機關和公眾的思想，是那麼直接地處理這些問題，以致使它似乎比《入侵者之死》更富於說教性。然而像《蚊群》與《野棕櫚》一樣，《修女安魂曲》也有著重要的外部關係，其中之一就涉及魯斯·福特。早先，魯斯·福特曾經要求福克納為她寫一個戲。後來，他聲稱，他已經寫的《修女安魂曲》是把她掛在心上的。然而除了這個擴大了的牽連之外，與一個年輕女人的關係就更深些。
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克納開始寫作《修女安魂曲》之前不久，約安·威廉斯從她在孟菲斯的家來此，希望有一個朋友把她帶到羅萬·俄克去。不久，她就要回到巴爾德學院去開始她的高年級的學習。她苗條、俊俏而又聰慧，想成為一個作家，希望能會見福克納。她發現他們的第一次會見是那麼匆匆而沒有結果，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似乎對福克納來說，「好像勾起年輕時候對某些事情的回憶。「因此這封信使他感到自己「又年輕了，勇敢、純潔而情深意長。」他同意回答她可能提出的關於「一個中年作家」的任何問題。她回信提出了一些對他來說似乎是「荒謬的問題」，問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平靜地躺在床上，快進入夢鄉的時候，可能向這個男人問什麼問題。他說，然而她不應該為「必須等待，甚至去問這些問題」而發愁，也不應該對這些問題沒有回答而發愁，甚至也不應當對回答的希望似乎是渺茫而發愁，因為這些問題就是上帝可能給這個年青人的最仁慈的禮物。
幾個月裡，福克納保持著距離，對才女約安進行輔導。他閱讀她寫的東西，寄給她一些書名：聖經、莎士比亞、豪斯曼、馬爾盧克斯和伯格森的作品，供她閱讀。不久後，他們會晤了，她送給一個題為《遲下的雨》的故事，這個作品已為《嬌娥》雜誌所接受。他很快發現不能再保持距離了。雖然過去幾年裡，他感觸甚多，他卻似乎很久以來都沒有感到啟己年輕而情意綿綿，他被這唯一的人勾住了，她能使他又回到當年。他說，他要繼續寫關於文學方面的信，但是他認為，她應當明白，他要寫的是愛情。興許假若他們能夠在他正在開始的這部劇中進行合作，那麼他就能夠把他的愛獻給她，並且塑造一個「她的愛產生的詩人。」
這個合作在一九五○年一月以通訊的方式開始，繼續到二月份，在紐約的幾次會晤。這時福克納已有了一個大綱，這將成為他的戲劇的第一幕的大綱。然而當他變得更加熱情、坦率和堅持的時候，約安卻感到不安，因為她猶豫不決，他感到不快。雖然合作的思想架了空，他卻繼續寫這個劇本，並將進展情況告訴紂安。他說，他將努力作到她要他作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不僅能夠想像任何事情和一切事情，而且甚至也能夠希望和相信它。」
暮春來臨，還看不到結果，他的憂愁加深了。經營農場、泛舟和騎馬都不能給他帶來歡樂，甚至當寫作進行好的時候，他也覺得寫作「並不真正令人滿意。」「他需在四月再去散步一天或一個小時。」和約安在一起，他感到年輕、純潔而又癡情；沒有了她，他感到到處都是凋零不堪，勾起他愁思如緒。不久，他似乎覺得甚至已經喪失了寫作能力。他告訴金·戴溫，他坐在他羅萬·俄克的書齋中時，老望著窗外，「過去有許多天，我坐著，望著這個窗外，知道我在寫作。『如今，我坐著，望著這個窗外，知道我沒有寫作。』」他寫了一封信給美國文學和藝術學會，告知收到了豪威爾斯獎金，其語調顯然是憂傷的。早先，他曾翻閱過他一生中寫作的一本一本的書，感到每一本都是不完善的，但是他覺得「總是有另一本書要寫。」「以後，有一天我是五十歲的時候，回頭再去看它，我斷定它非常好，於是霎那間，我認識到，這是最壞的，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現在差一點點就到了這樣的時刻、瞬間即：夜晚、黑暗和長眠：我將把一切永遠丟開，我的苦惱和辛苦已然過去，我也不再會有任何煩惱了。」
當約安猶猶豫豫，福克納悶悶不樂之際，愛斯蒂爾卻怒火中燒。如今她面臨著的甚至不如她曾經準備對梅塔·杜赫蒂作的非所情願的調整，約安只比吉爾大幾歲，孟菲斯離奧克斯福是太近了。愛斯蒂爾感到憂慮和憤怒，試圖寫信去阻止並與約安的父母接觸，她自己太苦惱了，以致不能使這兩個勾結者感到不便。福克納為了平息愛斯蒂爾，曾經講到放棄的問題。但在四月份，他又加以否認或者失掉了控制，他又要出去走走。他仍然盼望和相信「不是在花園而可能是在樹林中的」某些田園詩，並且依然寧願無端發愁，他繼續努力平息愛斯蒂爾的怒火並重新燃起約安的熱情。
夏去秋來，僵局繼續著。約安、愛斯蒂爾和福克納似乎都不能作出決定性的行動，於是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清晨，電話鈴響了，信號長時間中斷。這個電話來自紐約，它宣佈了一九四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受獎者，承認福克納「有影響的和獨創的藝術貢獻。」一些時候以來，福克納就已知道，他在美國的聲譽不如在歐洲的聲譽。「為了在法國土地上的青年們」濟安·保羅，薩特曾經告訴考萊說，「福克納不是一個神。」有幾次，謠言特別把他的名字與諾貝爾文學獎聯繫起來。一九四六年三月，他的瑞典文翻譯者之一索爾斯登·約翰遜曾經預言，他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四九年秋，沒有宣佈這個獎。可是謠言卻更多而且更明確。一九五○年這個時刻終於到來了，福克納曾對邀請他參加《入侵者之死》的影展作了答覆，如今又重複這個咎復；它是一個很好的榮譽，他很感激，但是他寧願呆在家裡。家庭、朋友們和國務院的使者們的要求都歸失敗了。這時，愛斯蒂爾又一次想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案。她求助於她那不熱心的女兒，吉爾又說服她的父親不僅要去，而且還帶她去。她正在一個高等學校上高年級，她從來沒有到過歐洲，她要求把這次旅行作為對她畢業的禮物。
福克納同意去了，但是在他安排的動身時間之前幾天，他不斷地飲酒，幾乎使這次旅行告吹。他終於上了路，他描述自己被告知要去盡自己隨義務時，「該死地病了而且感到疲憊。」但是這終歸是他最需要去盡的一項義務。「我要去，」他對美國駐瑞典大使說，「做這件正確的事。」他疲倦，恐懼和體弱，像他以往一樣，如今又遇到這個情況，需要家人、朋友們、甚至陌生者們的照顧。但是在尋求幫助方面，他往往是幸運的。現在又紅運高照——有幾次得到吉爾的照顧；在紐約得到哈斯夫婦和康敏斯夫婦的照顧，在瑞典，得到華爾騰·巴特爾渥爾斯大使、一個名叫喬弗萊·巴騰的英國人男僕及索爾斯登的遺孀愛爾斯·約翰遜的照顧。幾年前，在他個人和全球都處於一片黑暗中時，在他能夠「清晰地以國家的聲音講話時」，曾經寫信給一個正去參戰的青年。他說，他如今需要把給予他的這個時機當作頂峰１，他在這裡的講話可以被這個青年聽見。結果是，他是那麼害臊，匆忙和講得那麼溫和，致使人家都聽不清楚。「直到第二天清晨之前，我們不知道他講的是什麼。」愛爾斯·約翰遜說。但是像他以前一樣，他發現，終歸，某些寂靜的時候，是聽得清楚的。在他講話之前，好像他已經從一個頂峰上講過，講出了長期存在的憂慮和信念。那些憂慮（我們被恐懼所吞噬，而恐懼是一切情緒中最卑鄙的情緒）和那些信念（人類良心的衝突的問題本身就形成好的作品，沒有愛情與光榮、憐憫與自尊心、同情與犧牲寫成的故事只是曇花一現、注定要失敗）是較少地簡單地與他的偉大的小說有聯繫，而較多地與他有時採取的態度有關係。但是他對它們感覺很深，他在四十年代寫的一些信中就表現得很清楚，特別是他寫華倫·貝克和馬爾科姆·考萊談到他的小說的那些信及他寫給他妻子與繼子及他的侄兒談到戰爭的那些信更是如此。
許多藝術家仔細地避而不明確表示他們的比較簡單的信念。有的藝術家這樣作是為了害怕將他們的藝術簡單化；另一些藝術家則是害怕引起嘲笑——被人家叫做油頭的嘲弄家或老朽的笨蛋。但是福克納總是在選擇時機方面幹得好，而在實行謹慎方面則差一些。斯德哥爾摩講話用信號所示意的是準備去利用一種不同的機會。在這個典禮之後（他告訴記者們說，「這個典禮長得像密西西比的葬禮。」），他帶著吉爾去了巴黎，然後經由倫敦到紐約。聖誕節前夕，他們回到了家。幾年前，他感到自己陷入了被輕視的境地「我寫出了以賺錢為目的的電影腳本，得到報酬，以茲彌補，」他說，「在粗製濫造的偵探小說的競賽中得到了第二等獎。」現在他隨時都碰到記者們，《奧克斯福之鷹》報以整版廣告向他祝賀。在他周圍密切來往的朋友們對他講下面的話，其意義何在感到驚訝：他說，他願意花三萬美元作獎金，可以這麼說，這是「與這個獎金的來源的目的和意義相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