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對福克納的婚姻的那些人們中菲爾·斯通是最明確而一貫持反對意見的一個。十一年前，他曾經認為福克納希望結婚是愚蠢的，因為結婚肯定會使財政問題成倍地增加並且引起注意力分散，這可能損害福克納的事業並減少他成名的機會。其中有幾年給菲爾的印象是發生了些變化，但沒有好轉。雖然愛斯蒂爾·弗蘭克林的兩個孩子維多利亞與馬爾科姆，在離婚解決辦法中得到了養育費，可是愛斯蒂爾並沒有得到什麼；她習慣於在衣服上花許多錢，超出了福克納聲稱的掙錢的可能性。除錢以外，愛斯蒂爾和孩子們需要時間和精力，而這樣的時間和精力用於寫作較好。在這些情況下，菲爾認為願意放棄結婚是獻身事業的征兆，其相反方面則是動搖和遭致失敗的征候。
結果，結婚迫使福克納的生活進行了大的調整，驟然間增加了個人的難處，要求他去掙錢並產生了其他各種困難，這倒是有點出乎意料。雖然他們相互了解已在二十五年以上，可是威廉和愛斯蒂爾·福克納有時似乎相互間很少了解。他們到帕斯卡哥拉的旅行結婚證明是太不可思議和苦惱，愛斯蒂爾簡直需要從一個熟人那裡得到支援以度過難關。蜜月過後，必須處理的關於家庭和錢的問題沒完沒了。有幾個奧爾德漢家族的人和福克納家族的人慢慢地對這個婚姻的態度緩和了；包括福克納的母親在內的少數幾個人在這個過程還沒完的時候，就不感興趣了。但是結婚並沒有使福克納的寫作放慢下來，也沒有使他的事業夭折。雖然它增加了一些調整，它還使幾項成名的事提前了。
在福克納與愛斯蒂爾向帕斯卡哥拉走去的時候，他們引起了許多回憶。已知該地使他勾起對海倫·自亞德的聯想，對福克納來說，他把愛斯蒂爾帶到帕斯卡哥拉去作旅行結婚，那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好地方。愛斯蒂爾對沙灘和拍岸濤聲的興趣不大，她寧願到那些更合乎禮儀的環境去，她對於帕斯卡哥拉沒有什麼聯想，不象福克納那樣對那兒浮想聯翩，雖然她可能對於那兒的幾個環境很討厭。福克納把幾部書稿和一些衣服打好包、准備旅行。那些衣服多是他穿上很舒服的海濱流浪漢的裝柬。另一方面，愛斯蒂爾有著她自己的回憶和關於他倆的使人引起回憶的東西。她的全部服裝寬大而豪華，其特點是進口的絲織品和緞子的長袍。她的衣服也符合於她所向往的生活，顯然喚起她和柯尼爾·弗蘭克林在檀香山和上海的令人陶醉的日子。她的長袍和她丈夫的繩子帶的對比是明顯的，就象她的衣著與他們住的搖搖欲墜的海濱房子的對比那麼明顯。雖然她的第一次結婚使她感到很不愉快，但是並沒感到缺錢和沒有交際性的聚會。象愛斯蒂爾·奧爾德漢的生活，象柯尼爾·弗蘭克林夫人的生活部助長她任意花錢。非但如此，它還加深她早先對社交性聚會和跳舞的愛好，這些使她聯想起狂歡和華麗的服裝。
有時，福克納也具有愛斯蒂爾的愛好。他可以溫文爾雅而且殷勤備至。間或他喜歡和其他人在一塊兒，甚至一次和幾個人在一起。但是他有時穿上又髒又舊的衣服，他常常臉也不修，鞋也不穿，就在路上徜徉。偶爾，在遠處一看，那些習慣似乎可能只是古怪的或者甚至是異乎尋常的。作為日常習慣並且生活在一塊兒，他們可能不愉快，如福克納的弟弟約翰說的，特別是象愛斯蒂爾這樣的人，經常都是“嬌小秀麗”，決不想“搞得亂糟糟的，或者弄髒了”。福克納作為一個青年，買了些衣服並且養成了紈褲子弟的習慣，其部分原因是為了給愛斯蒂爾以深刻印象；作為一個男人，他表明是相當不殷勤的。
但是比關於錢、海邊坍塌了的房子或福克納不修邊幅和不講衛生更加苦惱的是折磨愛斯蒂爾的煢獨，有一種被關在外頭的想法。有時福克納是熱情而輕松的。早晨，他和馬爾科姆一塊捕蟹、釣魚；下午，他和愛斯蒂爾到海濱遛彎兒，邊走邊談。晚上，他和愛斯蒂爾心情相同，他穿上衣服去吃晚飯，以便他們可以鄭重其事地飲酒和就餐。在那些日子裡，他們在海灘上的地方在她看來似乎是舒適的，盡管它並不講究。但是他的心境是不能預料的。他總是沉默、疏遠、專心致志，除了他正在寫的關於斯諾普斯和薩多裡斯的故事外，就啥也不關心。隨後，在七月初，《聲音與憤怒》的校樣到了，其上有著本·華生的一些修改。福克納發現並改正了這些改動時，他更加生氣和孤癖。他的朋友的插手與其說是沒起作用，不如說是重新喚起了他對康普森家族及其故事所保持的非常特殊的感情。雖然他很容易地就具有了他的人物中某些人的感情，可是康普森家的人們卻並不包括在內。將加地、昆丁和本基放在他面前，他的小說王國傾向於既變成了他的本來的真實，又變成了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
愛斯蒂爾由於她的妹妹杜洛賽來看她，使她得以度過《聲音與憤怒》的苦難經歷。幾天以後，福克納將他的幾部韋稿擱置一邊，帶著愛斯蒂爾到新奧爾良去了。愛斯蒂爾住在一家漂亮的老旅館蒙特利翁旅館裡，覺得生活更適合於她的愛好。她寧願看風景如畫的加麗妹妹大街，而不願看帕斯卡哥拉的海濱。因為福克納是有名人焉，他們受到有思想的快活的人們的款待。那些天裡，以時髦的早餐開始，以在服裝華麗的人們中宴會、談話和樂曲聲中結束。他們從在新奧爾良的插曲回來時，愛斯蒂爾顯然感覺到今人吃驚的明顯差異。象福克納一樣，她經常喝酒，象他一樣，她總是喝得太多，特別是孤寂感和失望充滿她心頭時，更其如此。他們回來後不久，一天晚上，她一個勁飲酒，幾個小時才完，企圖淹死自己。她穿上一件她挑選的外衣，一件絲長袍，走到海濱去，涉水進入拍岸海浪，尋找約莫六十到七十碼以外的一個地方，那兒暗礁到頭了，是航道的開始。福克納自己不能阻止她，他大聲呼救。一個名叫馬丁·謝菲爾德的鄰居聽見他的呼減，趕了來，跑過了淺水區，在離暗礁邊沿幾碼處，抓住了愛斯蒂爾。愛斯蒂爾拼命要進入附近的深水區，她掙脫很遠作最後的一次猛沖，可是謝菲爾德抓住並制服了她。
雖然具有很大的戲劇性，愛斯蒂爾企圖自殺看來是嚴重的。它所暗示著的情況得到其他事的證實。愛斯帝爾曾料到她第一次婚姻的失望，假若沒料到痛苦的話。舉行婚禮那天，她不大認真地考慮過逃跑的想法。她害怕父親的憤怒，斷定，逃跑已為時太晚，因此結了婚，這個婚姻不僅證明是維持不住的，而且使她成了福克納最早的和最痛苦的失望的一個中心人物。
他從那次失望的痛苦中慢慢地恢復過來。後來，他和海倫·白亞德又重復了這個情況。之後他仍然使自己安心於自己的職業，發現了一個王國，並且建立了一個生活，只要按照自己的條件，他允許其他人如有可能的話，也可以進入他的生活。他希望是獨立的，成為一個“有自尊心的自食其力的”，成為一個“自立的人，不需任何人的接濟，或者至少決不讓人家知道這一點。”他對女性溫情的包圍和墮入情網變得特別謹慎小心。另一方面，愛斯蒂爾從她自己的失望中擺脫了出來，她已開始認真考慮他們的長期拖延的、不平衡地追求的婚姻。結婚時，她不僅發現福克納把需要的大部分調整留給她，也發現對他來說，把她當他妻子的意義小，當作他初戀的情人的意義大。部分原因是，實際上他所發現的這個職業，這是他所發現的王國，他已建立了這種生活。但是實際上這也是在他的情況裡，這些事情的含意所在。在象加地·康普森這樣一個人物身上，他把他的許多愛都凝聚在她身上了。“為了給他自己塑造他的生活中沒有時機塑造的一個女郎”，他把“一個男人一生中不可能達到的內心欲望的整個份量部加到她那柔弱而又不屈服的雙肩之上”。終其一生，他將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繼續不斷地作一些這樣的事情。巴特裡夏在《蚊群》中說，沒有任何女人“會在滿足於一塊木頭之類的東西的男人身上浪費時間”。福克納所發現並使其成為自己的二重性意味著他決不完全滿足於在他想象的，因而創作的世界裡生活；但是它也意味著他決不真正屬於圍繞著他的真實世界或這個世界的人們。在她第一次結婚的幾年裡，愛斯蒂爾知道沒有福克納，她就不希望生活。在她第二次結婚的頭幾個月裡，她似乎已經知道，他總是比她所需要的不足一點。因為這不只是警告就可以為之作好准備的一個教訓，她對其進行抵抗的希望終於不如她忍受的能力明顯。
得到了鎮靜和幾天的休息使愛斯蒂爾得以恢復，因而使他們的結婚旅行結束。幾天裡，他們回到了奧克斯福，住在一幢大屋的一個房間裡。福克納繼續寫作了幾個星期，希望有人能接受他的一些短篇小說，或者他的幾部小說可以賣出去。十月初，《聲音與憤怒》出版了，正好這時，福克納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愛米莉的攻瑰花》遭到《作家》雜志拒絕。雖然阿爾弗雷德·達希爾的拒絕信提出了鼓勵，它表明對這個故事很少了解，也不知道它預示著短篇小說的傑作。由於沒有錢，又不願意去借，福克納決定去找個工作。
他所找到的是他的希望中不大可能的一個地方：密西西比大學的發電廠。雖然他從晚上六點鍾開始，一班工作十二小時，他還是有很多時間寫作。後來他描繪自己在一個鍋爐房鏟了幾小時的煤，然後在一輛獨輪小車做的桌子上寫作。實際上他的工作是管理工作。不管他是否覺得發電機隆隆的馬達聲在減輕，也如他所認為的，他顯然覺得他的新的日常工作是今人滿意的。假若他不是作為一個作家在謀生，至少在他寫作的同時，他在掙錢謀生。
在上午得到睡幾個小時，並零星地打打盹，福克納可以有他希望的那麼多時間休息，在白天，他仍然有空余時間。有時，他仔細檢查前一天晚上作過的工作；他經常只是散步或玩，以培養他所叫做的“賦閒無事的才華”。他經常在郵政所前停下來，關心對他的小說的評論與銷售情況，以及對在外間流傳的他寫的故事的反映。他每天都去看他的母親，這是好多年前就養成的一種習慣，並且一直延續到毛德夫人的在生之年（直到一九六○年），他從來絲毫不感到那是一種麻煩。他結婚後不久就恢復了這個習慣，獨自去看望母親。盡管愛斯蒂爾提出了意見，毛德夫人在她的兒媳在場時變為冷淡而緘默；她希望並設法使她的長予的大部分時間的一部分屬於她自己。
十月末，一個經濟上的大恐慌開始預示著美國經濟的長期暴落。這時，福克納開始安靜地寫作一部新小說。他准確地知道他在寫作的是什麼和他將向何處去。象《聖殿》一樣，他的這部新小說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是這一次他的意圖是要表現他對小說的精通：“在我開始寫作之前，我說，我將要寫一本書，假若我以後不再動筆的話，在緊要關頭，我可以靠這本書站得住腳或者摔倒下去。”他用的書名是他首先給關於弗萊姆·斯諾普斯的故事取的名，他把他的小說叫做《當我彌留之際》。他也用了他的最早的斯諾普斯的幾個故事裡的幾個人物，如象亨利·阿姆斯蒂德。但是他要講的這個故事所涉及的家庭是新的。
象斯諾普斯家的人們一樣，邦德任家的人們貧窮，並且象康普森家的人們一樣，他們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但是他們不為勃勃的野心所動，也不為地位和金錢的損失揪心。這個故事的中心點在於一個名叫愛地的母親的逝世而不是在一個名叫加地的妹妹的失敗，它追溯了他們為埋葬她的旅行。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瓦解的故事，一般地說是一個家庭瓦解的故事，這個家庭失掉了它的中心，並且特別是失掉這個家庭裡一個名叫達爾的兒子的故事，他在這部小說快結尾時成了瘋子。但是它也是一個重新編成的一個諷刺故事。在這部小說的最後那些頁中，這個家庭的人回頭向家走時，我們碰見一個新的邦德任夫人代替了舊的。而且那樣的二重性是與這部小說的混雜情況相符合的。因為它所細致描述的送葬是通過火與血的斗爭而到達傑斐遜的，這個情況不僅是荒謬的；它總是滑稽的、偶爾是英勇的並且往往是奇異的。一方面，它歌頌勇敢的不同模式——朱維爾的勇敢行為，卡西的英勇犧牲及達爾獨自一人努力將這個愚蠢的送葬本身進行到底；另一方面，它將各種意圖都描繪成混雜的，將各種勇敢描繪成有些可笑。
這部小說集中於一個家庭並回溯了連續不斷的情節，以愛地死前的黃昏開始和剛將她埋葬後結尾。整個這部小說裡，發生的事件是共同的，甚至是公眾的；朋友們和熟人們同這個家庭的成員們一道觀察和參加了這次送葬。然而這個行動的一切都通過個人的意識呈現在我們面前：這部小說包括十四個不同人物的內心獨白的五十九個片斷。雖然行動是共同的，對它的感覺和理解卻不相同。福克納通過他的各種人物描繪了知覺的每種可能活動的范例或滑稽的模仿，從直覺到理性到想象，從原始的到傳統的到希奇古怪的。我們從瓦爾達曼得到了一個孩子的混亂的隱喻；從科拉得到上教堂去做禮拜的中年信徒的偽善的虔信態度；從卡西得到一個手藝人的技術論文之類的東西；從達爾得到一個不穩固的安定的心靈的見識和惶惑；這種心靈的傾向立即成了富於哲理性的和有詩意的。
那種變化需要顯示語言技巧方面的藝術的熟練技巧，福克納認為是有這種熟練技巧的，將《當我彌留之際》稱為力作。似乎他已有意將《當我彌留之際》寫作成康拉德·愛肯所認為的一部小說家的小說，使之成為小說技巧的一部教科書。康拉德·愛肯認為《聲音與憤怒》已經成為那樣的作品。但是福克納的克制給人的印象格外深，我們注意到這部小說處理的情節與題目和他很相近，假若不是和他的家庭很相近的話。象《聲音與憤怒》一樣，《當我彌留之際》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故事；它是無能的父母和他們的受傷害的孩子們的故事。
父親安希·邦德任整個一生部盡量讓人家給他干事。他部分是憂郁症患者、部分是騙子、部分是寄生蟲、部分是貪得無厭者，巧妙地使用著語言和人們（孩子們、朋友們和陌生人同樣使用）以便為自己苦心經營一種閒散生活。愛地顯然比安希有生氣而且沒有他那麼壞，但是她無能得令人可笑。主要想到地所需要的和生活中給與她的之間的差距，她把她父親的格言作為己用，即：“生活的理由是准備等死。”因此使幻滅不僅成了解釋的工具而且成了解釋的根據。
安希和愛地所受到的不同創傷是很深的。象康普森的孩子們一樣，邦德任家的人們緊緊地被他們家庭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人們所約束。卡西和達爾都沒有作任何努力去建立家庭之外的關系。她懷孕以後，杜威·德爾讓達爾到“我和賴夫之間來”。他曾經作出犧牲為自己買了一匹馬。之後朱維爾把它賣了，以便這個家庭可以繼續旅行。當然，他是自願地這樣作的，但是他的犧牲象卡西的犧牲一樣，是為他母親的自私要求和他父親的自私需要效力的。在這部小說的結尾，他母親得到了她所選擇的墳墓，而他的父親則得到了新的妻子，完全被新愛所吸引。另一方面，孩子們從約束他們的家庭裡沒有得到足夠的撫養。在這個家庭的大圈子裡，每個孩子都形成了一個小圈子：他們中的每一個既是受約束者又是孤立的。因此我們在邦德任家庭中看見了一種不同類型的緊張，這是我們從這部小說的情節和形式中，觀察到的。這種情節強調了延續性，這部小說的形式則強調這個家庭的殘破。象由家庭組成的這個社會一樣，這個家庭限制著然而不再能養活它的成員。問題在於這個中心：父母有著無原則的秩序和沒有愛的能力，父母沒有能夠擴大秩序和增加對他們的愛。
邦德任家的孩子們知道沒有慈愛的牽制，他們或者象卡西、杜威·德爾和瓦爾達曼那樣傾向於矮小，或者象達爾和朱維爾那樣傾向於混亂。達爾感到對杜威·德爾的愛既令人陶醉又是亂倫的。他感到對朱維爾的恨就象朱維爾感到對他的恨一樣，終於都集中到一點上，他們中的一人將占有和處理他母親的屍體。朱維爾獲得勝利後，他由於心向達爾使他的勝利更漂亮。他埋葬母親後，陰謀將他的弟弟禁閉起來。在這些陰謀後面有著這樣的事實，每個邦德任家的孩子甚至在愛地逝世之前就是一種孤兒。非但如此，朱維爾是通奸而生的孩子，或者安希既是父親又是丈夫，一身而二任焉。無寧這樣說，對每個孩子來說，最基本的關系中的一個或兩個關系是不能肯定的。特別是達爾這個人物，我們知道，他是沒有一個合格母親所生。朱維爾則是一個沒有一個合格父親所生。“我不能愛我的母親，”達爾說，“因為我沒有母親。”隨後他說，“你的母親是巾幗英雄，可誰是你的父親呢，朱維爾？”達爾與朱維爾部體現著顯然是補償性的特點。沒有母親的思想經常縈繞達爾的心頭，他變成了內心裡感情豐富、直覺的並且富於想象力，外表則柔順而拐彎抹角，這是與福克納在其小說中關於女性的特點有聯系的。已經知道朱維爾不知其父親是誰，她變成了內心裡思想貧乏而具有理性，外表上非常坦率、嚴厲而又活躍，這是福克納的小說中與男性相聯系的特點。我們通過達爾看到了極大的危險；威脅著他的是擴散與崩潰導致的死亡。在朱維爾這個人身上，我們看見了嚴格定義的危險：由於被排除在外而導致的貧窮的威脅。
福克納寫完《當我彌留之際》後，“將它送給（哈爾）·斯密斯，並寫信給他說，靠這本書，我可以站住腳或者倒下去。”幾個月之後，他說，他曾經“在六個星期內將它寫完，沒有改動一個字。”這個斷言的兩部分，都使人迷惑，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其如此。但是兩部分都是指《當我彌留之際》裡的極重要的事實，將這些事實湊在一起，暗示著福克納對他的成就為什麼那麼感到信心十足。首先，他以驚人的速度寫完了它。他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開始寫作他的稿子並於十二月十一日寫完。於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他完成了一份修改了的打字稿。第二，他雖然對於少數幾節的順序進行了嘗試，雖然他改了幾個人名、許多行和更多的詞，他的修改比以前都少。這部稿子很整潔，即使它是樸素的和合乎傳統的，它也是卓越的作品。因為這部小說的稿子是實驗的和錯綜復雜的，它是令人驚訝的。大部分的修改是最初改的，許多頁只有一兩個小小的改動。在福克納剛寫完此稿後的幾年裡，他有時過分估價此稿，說它是他的最好的小說。後來，他把它叫作“慎重的書”和一部力作，他偶爾貶低它。但是它顯然夠得上樹立為他的主要成就之一的一部作品。雖然它不如《聲音與憤怒》那麼富於靈感，而且最後不那麼令人感動，可它表現著偉大才華的明顯抑制。
哈爾·斯密斯動作得快，於一九三○年十月六日出版了《當我彌留之際》，在福克納開始寫作該書後還不到一年光景。象《聲音與憤怒》一樣，它引起了很大注意，但銷路小，因而使福克納感到失望。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降低寫作《當我彌留之際》中推動他信心的提高，致使他重新獲得了發現斯諾普斯家族和薩多裡斯家族人們的熱情，甚至《聲音與憤怒》也沒有給他那麼大的幫助。似乎各方面又一次展現了希望；他的整個完整體系的思想又一次加強了。“我發現，”他說，“不僅每本書必須有一個計劃，而且一個藝術家的作品的整個數量或總和也必須有一個計劃。”從英國傳來消息，裡查德·休斯為擴大福克納的聲譽的運動。休斯主要以《牙買加的颶鳳》著稱於世，他成了一個有力的贊助者。休斯讀過幾本福克納的著作，他說服阿諾德·本涅特去評論《聲音與憤怒》，並且使查托與溫達斯去獲得福克納的著作在英國出版的權利。與以休斯為代表的運動相並行，福克納也開始了他自己的一個運動。
它集中在他的短篇小說上，包括他已經積累的許多小說和幾個他正在寫作的短篇。他郵寄出《當我彌留之際》之後不到兩周內，就進入了他的卡片紙上的藝術作品的第一個日期（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卡片紙上經常記錄他准備交付出版的他的短篇小說的意圖。從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間，這個仔細地組織的記錄關聯著一些雜志的名稱、故事的題目和將它們郵寄出的日期。在被拒絕的故事的題目下，他畫一條單線，在被接受的那些題目下，他畫一個漂亮的圈。我們可以作這個記錄得出三項結論。第一，福克納較為重視這幾個雜志：《星期六晚郵報》、《作家》、《美國信使》，雖然他也定期地寄些故事給其他雜志。第二，他比以前決心更大，信心更足。雖然其中的某些故事，例如《大亨》，直到他死時也沒有出版，他堅持將大多數故事寄了出去，不因一再被拒絕而受到阻止。第三，他開始將一些故事交付出版，其中有四十來個故事作了登記，在兩年間，記錄故事中有二十個故事被接受。
突破以《愛米莉的玫瑰花》為開端，該篇子一九三○年四月在《論壇》上發表，這是自《兩面人》上發表的一些作品以來，福克納在一個大期刊上首次發表的一篇作品。隨著《愛米莉的玫瑰花》的問世，《星期六晚郵報》接受了《節儉》，《美國信使》接受了《光榮》；隨後在五月間，《作家》接受了《大旱》。後來，福克納對他收到的無數張拒絕紙條開玩笑，認為學徒身份意味著收到幾百張拒絕紙條。他仍然定時收到拒絕紙條。但是和它們混在一起的也有接收的紙條，其中有幾個帶來很多報酬。最後他認為是賺錢性質的這個作品開始付酬。從一個象《節儉》這樣的故事，這是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的第一部作品，福克納掙得了七百五十美元，比他從他的任何小說裡掙的錢都多。
得到新聞的鼓舞，他不久將在英國出版作品，並且由於零星的故事取得成功，福克納決定買一個住宅。他和愛斯蒂爾需要自己有一個住宅。他們都需要一些富麗的東西。自然，問題是錢。貴族門第的住宅及其非常漂亮的外部裝璜傾向於昂貴，即使在蕭條期間也是如此。福克納想到的解決辦法很可能對他是唯一可行的一個。他向威爾·布裡揚先生和夫人接洽，他們有一幢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大住宅叫做雪戈格大宅第，已經陷入可憐的失修狀態：假若他們將這個宅院賣給他，他將修復它。布裡揚夫婦於一九二三年繼承了這幢住宅及其周圍的幾英畝地。但是他們自己則住在科菲維爾附近一個漂亮莊園裡。他們有時將雪戈格大宅第出租，偶爾又讓其空著，這樣就讓這個宅院越來越衰敗下去。他們不屈看見它朽壞下去，也不急需錢，他們同意將它及他們擁有的四英畝地賣掉，條件是福克納認為可以辦理就行。關於前面所說的分期付款的首次付款，他們給他一項長期的低利息的抵押契據，並且規定以後有權購買其附近的更多地畝，即白利樹林。
一九三○年六月，福克納家的人們從他們的舒適的公寓住宅搬進了他們的新住宅。這個住宅坐落在一條長長的、彎曲的、路旁有著成行雪松的汽車路的終點，坐北朝南，有一個雅致的回廊，由四根大的白色圓柱支撐著。它顯然使人想起是一幢豪華的住宅。但它是差可居住而已。地板下陷，屋頂漏；沒有供電設施，也沒有鋪設鉛管。福克納決心不僅要修復它，而且要使之現代化，他將寫作的事擱置起來。一九三○年的整個夏天，他對這個住宅作了不懈的努力，這種努力他以前只用於自己的寫作上。愛斯蒂爾、維多利亞和馬爾科姆在幾項設計方面協助他，例如油漆、糊紙、給住宅用屏、幕遮蔽及再使庭園美化。對於其他的設計，例如使基礎復原和更換屋頂，他必須雇人來幫助這種繁重工作。有幾種工作，如裝電線和鋪設鉛管，他必須雇用技工。但是他親自做許多工作，有些工作，他一人獨自干。雖然修復的過程持續了幾年，福克納在第一個夏天完成了大量工作。在工作進行中，帳革大量增加，支付這些帳單將是另一個長的過程。但是福克納寧願花錢就象他寧可花時間一樣，因為在他心目中，這比一個生活的住宅重要。這個住宅，特別是庭園，從一種意義上看，意味著他自己的往昔的恢復。在他青少年時，他曾經在住宅旁的樹林中嬉戲，戰後他回到了這個樹林，首先是和迪恩及他的朋友們回去，之後是和他的童子軍部隊一塊兒舊地重游。但是他所尋求的超過了他的童年時期，而是他家庭的歷史。在安頓全家人中，他給加利阿姨一個住房。後來，他把《去吧，摩西》題獻給了她，他回憶起她對他的家庭的一貫忠實，“無限的或者是不計報酬的忠實”，和她對他的“忠實和愛”。他將涅德·巴勒特大叔提升為全體僕人的頭。涅德大叔曾經服侍過老上校和小上校。涅德大叔仍然保持對福克納家庭的忠誠，珍視著他曾經知道的這個家庭的顯赫名聲，他依然穿著長禮眼軍裝，系上絲領帶，並且依然相信傳統所建立的秩序井然和禮儀隆重的生活。涅德大叔的到來甚至比加利阿姨的來到更加重要，更暗示著福克納之所追求。他和愛斯蒂爾不久將會有他們自己的孩子，一個應在三月份出生的嬰兒。他希望是個女孜，他准備以巴馬姑祖母的名字給她取名。巴馬姑祖母是老上校最憐愛的孩子。同時，他希望建立一個住宅，可以顯然引起對他的家庭歷史的回憶，使他成為他的家族中世所公認的中心。在他父親付款在大宅第附近修建一個小磚房時，福克納卻在重建一座舊大廈和恢復一個舊莊園。他為了給他的新住宅取一個適當的名字，決定給取名為羅萬·俄克１，此名系從山梨樹而來，弗萊徹在《金色的枝條》中，將它描繪成和平與安全的象征並且是在蘇格蘭土生土長的，福克納認為蘇格蘭是他的祖先的故鄉。
雖然在奧克斯福的大多數人都對福克納的小說感到痛惜，可是他們顯然嘉許他恢復羅萬·俄克的願望。從他回到奧克斯福開始，他的夫妻關系和家庭都大為完善了。《星期六晚郵報》於一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發表了《節儉》，似乎是證明他重新回到了奧克斯福的生活。《節儉》是一個真正的戰爭故事，它使福克納更受到本多本土的贊許，比他的《大理石牧神》及他的頭幾部小說合在一起的作用還大。一個男人寫作充滿美女與牧神的詩和關於墮落者與白癡的小說是一碼事；一個男人寫作你可以在漂亮的客廳和理發館裡閱讀的故事是另一碼事。此外，人們知道《星期六晚郵》雜志為那樣一個故事付了幾百美元。九月份消息傳來，這同一個雜志已接受了福克納的另外兩個故事。其中一個故事《紅葉》是關於約克納帕陶法的印地安人的一個精彩故事；另一個故事《傑姆希德庭院中的蜥蠍》是關於弗萊姆·斯諾普斯的故事。每個故事給福克納帶來七百五十美元，兩個故事都是奧克斯福的人們所喜歡的。
結果證明，福克納與奧克斯福人們的新的良好關系並不持久，比他以前知道的任何日，還要難受的時光還在前頭哩。但是福克納在陷入更大的矛盾之前，發現了表達他再回到奧克斯福的另一種方法。《大兵伊根》是一部鄉土文學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個愛爾蘭士兵的喜劇，劇名角色由菲爾·斯通的弟弟吉姆扮演，伊根的滑稽的猶太籍伙伴伊茲·哥爾斯泰因這個角色由威廉·福克納扮演。雖然福克納的幾個朋友參加了演出，可誰也沒有料他決定參加演員陣容。然而伊茲·哥爾斯泰因這個角色，同時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個人物，至少反映著福克納自己向往在奧克斯福的地位的思想，在奧克斯福，如他曾經講的，他感到無拘無束然而同時又感到不自在。
這時，哈爾·斯密斯作出了很快就會激怒奧克斯福的決定：他已經決定出版《聖殿》。先前他曾經說過，出版這部小說可能使作者和出版商都要坐牢；如今他認為，它不僅可以為福克納掙錢，而且也會使財政上處於困境的約納桑·開普與哈裡遜·斯密斯公司盈利。十一月，斯密斯郵寄去清樣，福克納看了，只是覺得自己受到了自己作品的傷害。福克納知道他寫作《聖殿》是出於憤怒和頹喪並且想掙錢。使他吃驚的是他的意圖極其明顯和他的作品的顯然的低劣：“我看過了，它寫得那麼糟，它是處理得粗劣的。促使我寫作這本書的真正動機是那麼明顯，從每個字裡都看得出來。於是我說，我不能讓這本書出版。”福克納寫信給哈爾·斯密斯，建議他們將這部小說作為廢物扔掉。但是因為斯密斯現在有錢並且希望在《聖殿》上投資，因為他需要賺錢而不願將它扔掉，他回信說，他希望能夠繼續這個計劃。福克納回信說，假若《聖殿》必須出版，他必須將其改寫，這是他堅持的一個條件。甚至當斯密斯通知他，他必須平均分擔重排鉛字的費用之後，他仍然堅持這個條件。
福克納明知他必須“為這項特殊處理付錢”，他開始改寫此書。雖然他付出了大的代價，進行廣泛的改動，他仍然絲毫不能減輕這部小說中更加可怕的和暴力的場景——鄧波爾被強奸和誘奸及波伯伊犯謀殺罪的場景。他還給這些場景加上了李·古德溫被殘忍的私刑處死的場景。他的刪去和修改集中在更加屬於個人而不影響全書的，特別是霍拉斯·本波這個角色的材料上，霍拉斯·本波是個失敗的詩人和以前的制瓶工被改成了律師。
在《墳墓中的旗幟》裡，霍拉斯·本波陷入了與他的妹妹納西莎的亂倫，這種復雜情況在《聖殿》裡繼續存在，盡管他已與貝莉·米契爾結了婚。“你和你的妹妹相愛”，他的妻子對他說。“這些書怎樣叫它？是那一種什麼變
態心理？”由於貝莉的性行為，由於她在性方面既積極又近在他身邊，這事惹怒了霍拉斯，他退而陷入胡思亂想，不僅對他的妹妹納西莎想入非非，而且對他妻子與其前夫所生的女兒小貝莉也邪念橫生。對他來說，亂倫的魅力依然存在，其秘密是，它將貞潔與暴力成婚調和了起來。在《旗幟》裡，霍拉斯與納西莎坐在床上，“用他的手瘋狂然而安靜地平放在她那膝蓋遮著的地方撫摸著。”霍拉斯象《入迷》中的主角一樣，滿足於這種瘋狂然而平靜的、親密然而忠於配偶的情節，正因為它提供了他所需要的這個只是經驗性的基礎，用以建立在幻想中的“勿容置疑的成婚”。在《旗幟》中，他也瞧見了貝莉的丈夫哈裡·米契爾愛撫著小貝莉，而她又凝視著霍拉斯，“她秋波灩灩而靦腆，令人魂銷”。霍拉斯象在《聲音與憤怒》中的昆丁·康普森一樣，懷著隱秘然而半抑制著的欲望，將金銀花的香氛與夜晚和不安聯系起來。然而對霍拉斯來說，這些欲望不僅涉及納西莎和小貝莉，而且也涉及他的母親，他認為她們的吸引力是那麼強烈，致使他的夢想比他的生命還重要。他常常神秘地夢想著一些事情，然而“又無可挽回地消逝了。”在其他時間，他夢見了將要發生的一些事情。但他總是從短暫的經驗走向想象的成婚。他回憶起他感到小貝莉的極大的吸引力的時刻，回想起“叫呸！的微弱的憤怒的騷嚷聲”，他將其與鄧波爾被強奸的報道相聯系。之後，他獨自坐著，現在不是拿著叫作納西莎的一個瓶子而是拿著小貝莉的一張照片。當他的繼女躺著“赤身裸體仰面被捆在一個平板運輸車上很快地從一個黑甕甕的地道推過時”，他瞧著她，為之心蕩神逸。
在修改過的《聖殿》裡，霍拉斯仍然當主角。他也依然墮入情網，情緒亂糟糟的；他繼續實行取代和代替的幾種形式，並認為亂倫是愛的完美形式。但是福克納的修改把霍拉斯的故事大大地改動了，特別是改動了這樣一些部分：“這些部分使此書成了對??一個男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研究，這人是他那半隱秘的亂倫幻想的夠厲害的犧牲品，以致他沒有自己的意志、不能行動，也沒有勇氣。”在《聖殿》的初稿中，霍拉斯的故事與鄧波爾的故事不相上下，在第二稿中，霍拉斯的故事擴充了，而不是與鄧波爾的故事競爭。霍拉斯從一個情節到另一個情節的演變中，碰到波伯伊墮落與暴力的受害者們，試圖維護李·古德溫。他心地善良，然而懦弱，全然失敗了。最後，他認識到邪惡的占了上峰和他自己的無能與內疚。他甚至有點感覺到使他失去戰斗力的內部勢力和沖突，其中包括他自己對亂倫的幻想。但是在《聖殿》的修改稿中，他作這些事情沒有使得這部小說分裂。
福克納在修改霍拉斯的角色時，也修改了納西莎和小貝莉的這兩個角色，她們兩人在《聖殿》第二稿中起著兩個重要的作用：她們有助於說明霉拉斯的弱點；她們有助於闡明南方婦女的看法，這對於我們了解鄧波兒和她的故事是至關緊要的。小貝莉的哀求較挑釁少幾分，勇敢較愚蠢少幾分，但是和鄧波爾具有幾個共同的特點，其中包括對性行為的感覺。另一方面，納西莎卻體現著對尊嚴的熱狂崇拜。因為她認為性行為的一切表現都是唐突的、危險的，她一貫地為抑制性欲辯護。根據納西莎的觀點，盧比·拉馬爾對李·古德溫的忠誠是不值一談的，認為她在同居中的共謀犯罪是了不起的大事。我們在這個判斷中，不僅看到了納西莎對抑制性欲的獻身，而且也理解到她的最深刻的假定：社會依賴於抑制，特別是對性能力的抑制；決不能依靠男人們去實行適當的抑制；因此婦女必須承擔起文明的責任。
納西莎在這些意見中的每一項都是與她的社會一致的。她象她的社會一樣，是更加玩世不恭而不是天真無邪的！是更容易生氣而不是感到吃驚。她以為男人們是最壞的，最後可能壞到超過了她秘密的懷疑，這意味著既不是波伯伊的墮落，也不是她哥哥的想入非非，她哥哥曾一度鍾情於她，現在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使他心蕩神移的繼女上。她對於女人們要求很多，相信文明依賴於她們願意實行抑制或把抑制加諸她們自己。然而她作出她的要求，認為每個女人的操守是靠不住的，小貝莉的誘惑並不是新的，盧比·拉馬爾對於習俗的誇耀，這既是凶兆，又讓人惡心。鄧波爾的故事使她從好嬉戲調情和充滿熱切的好奇心的姑娘由於情欲與墮落而變成故意地要恢復成一本正經的人。這故事生動地描畫著納西莎和她的社會所看得出的可以選擇的唯一道路。
部分地因為她所看見的可選擇的道路是那麼險峻，部分地因為她對尊嚴的堅持是靠不住的，納西莎總是不相信女人就象她藐視男人一樣。然而因為我們瞧不起她，並且因為誰也不能把鄧波爾的苦難和墮落看成是過分的，我們可能認為，《聖殿》表明對男人比對女人更為同情。甚至波伯伊，這個小說裡的女人們的最明顯的害人精，最後出現為是他母親的受害者。作為一個規律，這部小說裡的女人們傾向於兩個極端之一；（對於這個規律，盧比·拉馬爾是唯一的意味深長的例外）假若他們不是抑制的鼓吹者和控制的強制推行者，他們就是對男人們的勾引者和放縱的支持者。這些極端加在一起就非常接近於排除《聖殿》中的可能性。一當鄧波爾開始嘗試其肉欲時，她就變成了具有勾引性和挑釁性的。一旦她開始表現欲望，她就不僅開始沉迷於淫猥而且嘲弄和屈辱男人們。一旦她回到她的社會所贊同的角色時，她就把她的父親和哥哥們當成保護者並且撒謊，以便讓他們去毀掉李·古德溫。
福克納關於《聖殿》的工作表明是“修改中的一個小奇跡”。許多讀者回憶起他把《聖殿》描述為立意低級的，就忘記了其他的斷言：他“為了改寫它的特權”而付了款，以便“證明它是不致玷辱《聲音與憤怒》及《當我彌留之際》的作品”，和他使它“成了一部說得過去的作品”。“我已經盡可能將它寫得最好”，他說，“你們不能看見的那部作品是低級而質量差的，我寧可總共付出的代價是我力所不及的，而不願讓它出版。你們所閱讀的這部作品是我盡了最大的可能使之??盡可能坦率和感人並且盡我的可能將它寫得盡量意味深長些。”福克納經過幾星期的艱苦寫作，於十二月的一天寫完了它的修改稿，並將這部新的《聖殿》寄給哈爾·斯密斯。
對《聖殿》的改正於一九三○年圓滿結束。福克納在《當我彌留之際》裡，給愛地寫的語言是進攻性的。她說，“在塵世中生活就要腳踏實地，”這時，她侃侃而談，講的話顯然迅速而無害地滔滔不絕；“罪惡、愛情和恐懼只是從來沒有罪惡、愛情和恐懼及不可能有這些的人們的聲音，直到他們忘記這些語言為止，他們決沒有犯過罪、沒有過愛情，也不害怕什麼。”後來，在《星期六晚郵》采用的故事中的一個故事裡，他給予索塞爾·魏德爾以贊美的語言：“我們的生活總的來說就是聲音並且使得生活有意義：勝利、失敗、和平與家庭。那就是我們必須竭力為聲音虛構其意義的原因所在。”愛地的話與魏德爾的話一樣，都反映著福克納對文學事業的適合性感到的自信。他知道他決不會僅僅滿足於語言，但是他也知道，他將來也決不會滿足的，而且現在他肯定，他決不能滿足於沒有語言。過去這一年，他重建了一座大廈，使家庭定居；不久他和愛斯蒂爾會有一個孩子。然而他繼續為聲音虛構意義，探索和擴大著他的想象的王國。他的作品的出版更擴大了，他不斷地掙著一些錢，並且不斷地得到一些聲譽。因為他的和愛斯蒂爾的需要在擴大，錢仍然是一個問題。但是他有另一部小說將要問世，他認為這部書最後會掙一大筆錢。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大約在哈爾·斯密斯出版《聖殿》之前一個月，福克納的第一個孩子，一個女兒，誕生了。母親懷這個孩子不容易，出生也不容易。愛斯蒂爾幾個月才能恢復健康。但是這個孩子雖然早產兩個月，非常小，似乎是漂亮的。福克納曾經希望他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部分原因是他想用他最喜愛的大姑祖母阿拉巴馬的名字給地取名。老上校的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巴馬姑祖母，曾經是老上校的掌上明珠，也為福克納所喜愛。巴馬姑祖母比其他任何人，甚至比霍蘭阿姨還好，地使福克納得以塑造珍妮·薩多裡斯·杜·樸裡姑母這個典型。阿拉巴馬可能是一個不常見的名字，但是愛斯蒂爾同意了這個名字。兩天後，他的女兒出生了，他拍電報給他的大姑祖母說：“阿拉巴馬於星期日誕生，母女部好。”
幾天後，福克納帶著他的妻子和女兒回家。雖然阿拉巴馬很小，可是醫生說，她不需要早產嬰兒保育箱；而且這個醫院也沒有這樣的保育箱。有一個護士照顧愛斯蒂爾，另一廂顧阿拉巴馬，醫生每天來看。母女倆都很好。然而在這個周末，阿拉巴馬開始變弱，福克納感到驚訝。他驅車到孟菲斯，買了一個早產嬰兒保育箱回來，不料發現他回來得太遲了。一月二十日星期二，阿拉巴馬·福克納死了。福克納和福克納家的人們以及奧爾德漢家的人們驅車到公墓，這時福克納將小骨灰盒拿在手上，然後挨著腿。他在那兒埋葬了他的女兒。他回到羅萬·俄克，要護士給愛斯蒂爾服鎮靜劑，他隨後去告訴她所發生的事情。據愛斯蒂爾後來回憶，這是她第一次看見他號啕大哭了。
福克納拒絕飲酒，努力寫作，不料卻發現他的悲痛太深，感情上受的傷害太大。他決不喜歡或相信給愛斯蒂爾看病的醫生。現在他確信這個醫生玩忽了職守。後來他買了一個早產嬰兒保育箱，將其給予一個競爭的醫院，試圖使人們確信不會有其他兒童不必要地遭到夭折。但是他也希望報復。這種報復並不表現於他的行動，而是表現於他虛構的小說中。不久開始散布出謠言，這個醫生不能工作了或這個醫生害怕見人。據說，福克納曾經到醫生的診療室去，向他的肩頭開了一槍；另一種傳聞，福克納只是站在羅萬·俄克的門前向醫生開槍沒有命中。福克納曾經在奧克斯福附近散布那種謠言，後來他又在紐約在朋友們和熟人中散布。
不久，另一種丑名開始摻和到福克納的哀愁中。《聖殿》於二月九日問世，立即引起了注意。評論比以往都多，這些評論校長而且更令人激動。批評者們提到技巧，然後強調指出福克納專門愛寫暴行與墮落。這些批評者們說他們自己感到憤怒、惡心和害怕。在幾個星期裡，買《聖殿》的人比以前買《聲音與憤怒》及《當我彌留之際》的人加在一起還要多；到四月底，它已經賣出的冊數比福克納早先出的所有的書總共的冊數還要多。突然對他早先的幾部小說，甚至對《大理石牧神》也提出了購買的要求，因為人們買書回來時，希望在他早先的作品中找到他們在最近的這部書裡所發現的令人滿意的地方。
因為奧克斯福的人們不只是感到憤怒而且覺得受到了污辱，福克納曾經建立起來的友好關系一下子就被辱罵代替了。福克納的鄰居們不承認自己讀過這本書，就宣稱《壘殿》是凌辱。一月，福克納緘默的父親在阿拉巴馬墳前感情激動地祈禱；二月，他已從“市場上收回此書”，“努力禁止《聖殿》的發行。毛德夫人一聲不吭地讀了這部小說之後，努力為她的兒子辯護。“讓他獨自，??”她對她的丈夫說。“他寫了他所必須要寫的。”這句話在奧克斯福似乎很少的人能夠理解。他們感到受了侮辱，變得冷冷的，甚至變成了敵視。如他的一個弟弟所說的，直到他掙得大量的錢以後，福克納的成就才終於在奧克斯福得到了承認。甚至這種承認也攙和著拙劣地抑制著的僧恨，這憎恨產生於這麼一種感覺：他曾經多少侮辱過他的鄉親們。
福克納需要錢，然而又感到精力太分散不能開始一個長的計劃，他集中於竭力將一些故事交付出版。《哈珀》與《婦女家庭手冊》參加了偶然郵寄接受信的一些雜志的名單。《星期六晚郵》、《作家》和《美國信使》雜志仍然表示有興趣。但是他仍然對用於恢復羅萬·俄克的材料有付款的義務並且幾個月來醫療費也很大。關於《聖殿》的首次版稅應在九月到期。同時，他和哈爾·斯密斯都希望為這本書的巨大收益進行投資。五月，他為《愛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及其他故事》簽了一個合同。此書於九月出版，書名為《這十三個》。結果證明，這個策略使他得到了利益：這卷混合的故事，其中有四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開始的，有六個發生在約克納帕陶法，有三個發生在國外一些分散的地方。混合故事的這一卷書的發行量比除了《聖殿》以外的其他任何小說的發行量都大，雖然他對錢的需要仍然存在，他的前途是好的。四月間，查托與溫達斯增加了《聲音與憤怒》一書，同年稍後些時候《聖殿》增加到包括《士兵們的報酬》在內的一個書單裡。裡查德·休斯仍在寫作有所幫助的介紹文章支持福克納。現在毛裡斯·柯因德羅要進行翻譯，以便加斯吞·加利馬爾德可以用法文出版福克納的一些小說。
由於缺錢、遭受敵視和繼續存在著哀愁，福克納仍然苦惱。他已經將《這十三個》獻給“愛斯蒂爾與阿拉巴馬”，他開始尋求發行量較大的書。不久，他不斷地寫作他叫做《黑屋》的一部書稿。象它的書名一樣，他寫作和修改這部稿子時將予以改動。他又一次從寫作他所必須寫的東西裡有所收獲，他的勞動將又一次成為意見的一種發表。
他恢復了他熟悉的規律，覺得日子過得順利些。他醒得早，寫作幾小時，下午有時騎馬或遛彎兒，更多的情況是，他在屋裡、馬廄裡或花園中干活。他經常有些零活需要做，他在獨自勞動中感到恰然自得。晚上，夜幕降臨，晚飯之前，他和愛斯蒂爾坐在游廊裡飲酒。不久，他的這部書似乎不是一本關於“黑屋”的小說，而是關於薄暮的另一個故事，或者更確切他說，是一部關於“悲哀的八月結了，漆黑的夜就要到來”的故事。
因為這部小說《黑屋》集中描寫蓋爾·海陶維爾牧師，象《黎巴嫩的玫瑰花》裡的加文·布龍特博士一樣（這個故事於八月初遭到《作家》雜志的拒絕），蓋爾·海陶維爾由於他對其家史的偏見而失去了戰斗力。象薩多裡斯家的人一樣，他希望成為英雄；象《這十三個》裡的最後一個故事《卡爾卡松》裡的男主人公一樣，他希望“表現出某種勇敢、悲慘與嚴肅”。象《墳墓中的旗幟》一樣，這個光榮的夢是與其傑出的祖先們有聯系的；象在《卡爾卡松》裡一樣，它與一匹奔馳的馬有聯系，這馬嘶鳴著聲音高亢，終於在曠野裡光榮地湮沒了。在《八月之光》裡，這匹馬和光榮完全屬於曩昔。海陶維爾感到他的祖父既集中體現著又為其耗盡精力的英雄業跡，他希望“比自己害怕將來會成的樣子”要好一些和勇敢些。為了忠於他得到的這個典范，他到他祖父犧牲的現場傑斐遜去。他在那裡努力捕捉他恐怕自己決不親身經歷的朝思暮想的和幻想中的這個光榮。因為他得到的光榮是間接的和微不足道的，它決不能使他滿足；並且因為他決不會使他滿足，他覺得必須將其復述出來。每晚薄暮時分，他獨自坐在他的暗淡下來的房子裡，他再次繞行通過他祖父的騎兵部隊進入傑斐遜的大門，在那兒徘徊憑吊。因為他的存在此時此刻成了中心，因為他成了回憶中的一幕，他的生活之流停止了。他忘記了他的職業，他的農莊和他的妻子，所有一切都忘記了，以便可以遁入“他的家庭的某些成員非常勇敢可以與時俱進的曩昔”。
福克納在講蓋爾·海陶維爾的故事上作了一些努力之後，改變了題目，轉移了中心。在《黑屋》變成了《八月之光》時，李娜·格洛弗出現為中心人物。與海陶維爾適成對照，海陶維爾被痛苦的想象纏繞著，李娜則在忙忙碌碌中平靜地度過了她的一生。如福克納後來所說的，她從來沒有“一個時候，糊塗、害怕、驚恐”。窮困和被遺棄占去她經歷的大部分，然而她是富於機智的，她鄭重他說，她“甚至不知道她需要（或不需要）憐憫”。雖然她在保持舊傳統的社會裡，是個沒有結婚的母親，她不感到羞恥；因為她知道，“她命中注定會有一個丈夫和幾個孩子”，她找到了一個丈夫，正如她等著她的孩子出生一樣，不慌不忙，也不驚訝。
李娜在《八月之光》裡一開頭就給福克納留下難忘的印象。我們第一次瞧見她是“炎熱然而松鳳習習的恬靜的”八月的一個下午。她坐在一輛無名的騾車上走著，路上塵土飛揚，“車輪吱吱嘎嘎地響著，載著柔弱的下凡仙女”，她成了幾乎從亞拉巴馬州到傑斐遜的“一個遠方的女人”，懷著未出世的孩子，去找她那跑掉的丈夫。我們從她的周圍看見了南方農村遲緩的不慌不忙的社會，這個社會是那麼富於傳統，她只消“一瞥”，就可以對它作出“全面的、敏捷的、單純而深刻的”了解。福克納通過她有意識地喚起了對濟慈的《希臘古甕頌》裡的牧歌似的境界的逼想。在她所屬的這個社會裡，她是在塵土飛揚的路上旅行的一個農村婦女；但是在福克納為她創作的這個全文中，她“象永遠在動的某件東西，不能超越一個甕”。
李娜·格洛弗為福克納努力塑造出的典型提供了第二個組成部分，自她進入此書，這部小說就開始更加盲目的地演變了。結果弄清楚，她使福克納終止了與其開頭部分相稱的意圖。但是她並沒有提供他所需要那種復雜性。他把進入的這人物叫做喬伊·克裡斯馬斯。興許喬伊·克裡斯馬斯是福克納的所有主要人物中意見最為紛歧和注定要失敗的人物，他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或者他的命運如何，雖然他對兩者都感到驚恐。他被女人們輕侮，害怕後果，他帶著自己的妻子，“好象那是一籃雞蛋似的”。他沿著空無一人的通路跑到“無數荒僻寂寞的街道”，去尋求和平（他自言自語他說，“那是我所希望的一切”，）他從一個可怕暴行發展到另一個暴行。“我要遇到一些事情”，他說，“我要去做一些事情。”到頭來，他既受了害，又喪了命。
喬伊·克裡斯馬斯幾乎一進入這部小說就開始左右這部作品，部分原因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而部分原因是他的故事需要一大批配角：亨內塞斯、麥克伊契恩斯、約翰納·貝爾登和柏奚·格林。除了蓋爾·海陶維爾一生的苦難和李娜·格洛弗的喜劇之外，喬伊·克裡斯馬斯又加上了一個男人的悲劇，他“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和他“我不到??人生可以行得通的道路”。福克納對於種族的關注以前就表面化了，如今又顯露了出來，不只是在《押沙龍，押沙龍！》和《去吧，摩西》裡，而且也在四十年代的信件中和五十年代的講話裡顯露了出來了。喬伊·克裡斯馬斯的關注既富於感情又具有藝
術性，這部分是由於隨著他進入這部小說，華麗的辭藻明顯地加強了。然而福克納的修辭的另一目的是為了將喬伊·克裡斯馬斯界說為一個英雄因而具有抽象性，他和他周圍的社會的關系總是緊張的。後來，福克納為了同樣目的，對於《押沙龍，押沙龍！》中的湯姆斯·薩特彭和《去吧，摩西》中的艾克·麥克卡斯林使用了高度講究修辭的散文。湯姆斯·薩特彭沒有適當的父母或可以接受的遺產，他抱有並追求著一個宏偉的計劃。艾克·麥克卡斯林自己專心致志於一套抽象原則，給他遺產，他覺得有責任不去接受。喬伊·克裡斯馬斯被剝奪了看得見的聯系，接受著抽象的命運。然而因為他比薩特彭或麥克卡斯林更加彷徨，喬伊·克裡斯馬斯對任何事情都保持著矛盾的感情。福克納以前從來沒有那麼清楚地意識到男人對女人們的態度與其對生活的處理之間的關系。他曾經處理昆了與佳森、波伯伊與霍拉斯的方法，也運用到對喬伊·克裡斯馬斯的處理上去。喬伊象蓋爾·海陶維爾一樣，尋求寧靜，那顯然是逃避現實。那是一種解除的寧靜，而不是喬伊所希望的鎮靜和完善比方案。福克納早就在這部小說裡將李娜與甕相聯系，甕的含意是動與靜、生活與藝術。他後來在這部小說裡將海陶維爾與“一個典雅而色彩鮮明的甕相聯系”，這個甕為“生活的風暴”提供一個躲避處。他將喬伊·克裡斯馬斯與甕相聯系時，使人想到的不是生活與藝術或煢煢獨立與隱退，而是墮落與死亡。
雖然男人們威脅和污蓖喬伊，女人們卻害怕和惹他主氣。麥克伊契恩夫人的“溫柔關懷”似乎對他是陰險的，因為他認為她想使他卷入漩渦：“她竭力使我喊叫。她認為他們會來打敗我。”另一方面，博比的明顯性感既吸引著他，也觸犯著他；在他情欲蠢動時，他追求她，在惡夢中，他和她“一塊幾陷進了無底的泥沼。”然而比被卷入漩渦更厲害，他將女人們與墮洛相聯系。聽說女人“注定要不可避免地定期成為時常發生的淫亂的犧牲品”，他說，“對的。就是那樣。但不是指我而說，不是指我的生活和我的愛情而言。”後來，他孑然一人在樹林中，“好象是在一個洞穴裡似的，他似乎看見了一排形狀嫻雅的甕在月光下不斷縮小、慘白慘白的。沒有一個甕是完美的。每個甕都是被打破了的，並且從每個裂縫裡都流淌出某種死人般蒼白的腐爛的液體。他摸到一棵樹，用雙手靠著樹，瞧著排成行的，在月光照耀下的這些甕。他嘔吐了。”喬伊最後殺死了一個女人而自己被一個男人殺死。他的謀殺者和毀傷者柏奚·格林則出現為一個較年輕的、更大大歪曲了的好戰的新教徒的形象，就象我們從海因斯和麥克伊契恩那裡看見的一樣。在他們全神貫注的事物中，我們看出了使喬伊·克裡斯馬斯墮落的一些勢力，就象這些勢力曾經使約翰納·貝爾登墮落一樣，也會使他墮落，甚至在它們消滅他之前，我們就看出來了。淫狠和可憎惡的行為提供著一些類型。根據這些類型，他們了解了包括女人和黑人在內的每個人的生活的大部分。喬伊部分地承受這些男人的影響和被他們所腐化，他反對他認為與黑人有聯系的黑人生育力和他認為與女人們有聯系的溫柔與性行為，他並且轉到他認為與男人們有聯系的妄自尊大的目空一切和暴力強迫的愛情。在此過程中，他反對使他的生活縱情肉欲的勢力並且轉到使他和克制與死亡相結合的勢力。
在喬伊·克裡斯馬斯的這個故事中，福克納強調喬伊與糾纏和毀傷他的那個社會有秘密聯系，來實際上抹煞受害者與行動者之間的區別。在這部小說的開頭，喬伊在“我要遇到某些事情”與“我要去作某些事情”這兩種感覺之間反復變來變去。後來在他殺害約翰納之前，他自言自語他說，“我必須去干，”已是用的過去時間；”我必須去干。她自言自語地郊麼說。”於是，在那之前不久，他就作了案，他把那當作命中注定的事予以接受，當約翰納試圖舉手槍開火時，（她剛才在手槍裡裝了兩匣子彈）他靜靜地等著。他觀察的不是這個場面本身，而是它“在牆上的”陰影，他差不多預料到了他將要遭遇的一切，不只是他要去犯殺人罪和毀傷罪，而且他自己也將被殺死和遭到毀傷。而且當死亡臨近時，那來到的不只是“希望和滿足”還是一種神聖的理想；他的死亡是出自另一個好戰的新教徒之手，縈繞於這個新教徒心間的兩件事情是性與賽馬。象多克·海因斯與麥克伊契恩先生一樣，柏奚·格林受著惡勢力、賤女人的行為及可憎的行為的威脅與激怒，甚至當這些事物只是作為他那被歪曲了的想象力的虛構而存在時，也是如此。光輝的時刻終於到來時，蓋爾·海陶維爾看見了進入他生活的所有的面龐，其中大多數多少保持著單純和獨特的溶和——這些面龐或屬於活人或屬於死者。另一方面，喬伊·克裡斯馬斯的面孔卻不相同，部分原因在於它奇怪地與柏奚·格林的面孔相象，部分原因在於它類似於一個混亂的、沒有定見的夭折的孩子的面孔，這個孩子只希望生，然而感到自己被緊拉著，注定要死亡。
在福克納能夠刻苦完成喬伊·克裡斯馬斯的故事或將其寫進蓋爾·海陶維爾與李娜·格洛弗的幾個故事裡之前，到弗吉尼亞和紐約的旅行打斷了他。這事開始於收到一個請柬，情他參加由弗吉尼亞大學發起的南方作家會議。福克納開初遲疑不決。他不喜歡文學的集會和文學的閒談。而愛斯蒂爾仍然患著貪血症，沒有條件作旅行。但是他感到不安。當哈爾·斯密斯提出資助這次旅行，然後在弗吉尼亞與他見面，並陪他去紐約時，福克納接受了這個邀請。他於十月二十二日動身去夏洛特斯維爾。
卡洛特斯維爾會議的主要成績是福克納在公眾中建立了飲者的聲譽。
“比爾·福克納到來後喝得醉醺醺的”，捨伍德·安德森回憶說，“每次他一出現又立刻喝醉了，然後離去。他不斷要求每個人給他酒喝。假若他們不給他酒，他就喝自己的。”參加會議的那些人大多數（包括愛倫·格拉斯哥，傑姆士·布蘭克·加貝爾，唐納德·達衛德遜，愛倫·泰特，捨伍德·安德森及三十來個較小的人物）都喜歡其他的文人。福克納不喜歡，部分原因在於文學上的談話使他感到是沒有學識的。他回憶起自己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詩人”，象普魯斯特是個青年藝術家一樣，他自個啥也沒有想，除了想到他“沒有資格子文學事業以外”。此外，文學談話使他想起自己“拙於辭匯”，黯於思維，因而威脅著他對自己的作品的價值的信心。結果，他在其他作家們中間時，關於他的生活和他的事業的舊的憂慮有暴露出來的傾向。如他所說的，他感到自己被暴露了，難於防守，受到威脅，他的反映好象一只鄉下的獵狗，當它的主人到百貨商店買東西時，就盡量躲在運貨馬車下。假若緊張不安的手勢、窺視和突如其來的反映都不能提供保護的話，他將要向他所叫做的“懇求的過程”讓步了。
但是他在夏洛特斯維爾感到的因文學談話而引起的懇求所加諸於他的威脅很大。他感到“整個內心亂糟糟”的時候比感到自己處於厄困時甚至更強烈地想喝酒。他有時將喝酒與輕松相聯系——與一個鄉下人穿著寬大的褲子，在路上踉踉蹌蹌地倘佯相聯系；有時，他將喝酒與逃避現實，與迷迷朦朦和避難所相聯系，在迷朦和避難所裡，塵世的聲音似乎不那麼刺耳，也不那麼具有威脅性。幾個月來，他艱苦地寫作一個關於平靜中誕生和可怕的死的故事，以努力細致地刻畫一個痛苦的回憶；在此期間，他竭力控制飲酒。他獨自一人離開家的時候，他的控制解體了。有幾次，他猛然對人們說，他絕少知道他那夭折的孩子；有幾次，他暗指他曾經報復過。以前他苦於失眠，如今失眠更厲害，他害怕黑暗到來。他喝酒越多，吃得越少，身體更弱了。他總是默不吱聲，偶爾態度粗暴。有一次他走進法明登農村俱樂部的圓形大廳，人們前來向他打招呼，不料他卻開始嘔吐起來。雖然典范人物的語言是舊的，福克納的境遇卻是新的。在場的幾個作家是大名鼎鼎的，但是誰也不能夠與福克納產生的影響媲美。那些強調《聖殿》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們，對於《聲音與憤怒》和《當我彌留之際》則感到敬畏。福克納悄悄離開一些會議或茶會時，他不在場引起人們注意；如一個記者所特別提及的，他參加了這些會議或茶會時，“毫無疑問，他就成了眾目睽睽的焦點”。結果弄清楚，在紐約呆得越久情況更其如此。福克納在早先的幾次訪問中，用大部分時間陪同密西西比州的象史塔克·楊與本·華生這類朋友們，或者陪同在新奧爾良時期的如比爾·斯普拉特林和萊爾·薩克遜這樣的朋友們。現在他被編輯們和出版家們款待並介紹給包括為《哈羅德·羅斯》及《紐約人》寫稿的那些時新的作家們。他會到的有些人只是出於新奇，有些人出於仰慕，但是有些人則希望和他簽定合同。在他逗留的七周期間，他在康涅狄克度了幾個周末，參加了在亞爾岡昆的時髦的“圓桌”妙語連珠會並出席了象阿爾弗雷德·克諾弗及本涅特·賽爾夫這樣人們舉行的社交集會。“我頗受感動”，他寫信給愛斯蒂爾說，“現在雜志的編輯們或那些想看我儀容的人們，每天舉行宴會，持續了一個星期，向我祝賀。此外還有些晚會。我驚訝地認識到，實際上我目前是美國文人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我高興我可以和他們平起平坐，這決不是自誇。但是我認為這沒有使我沖昏頭腦。”
在周圍那些比較敏感的人們看來，福克納似乎不是一個名人，倒象一個靦腆的柔弱的男子。“你們只是希望去保護他”，杜洛賽·帕克說。福克納被人們奉承和感到興趣，自己也覺得緊張，他竭力恢復他的新奧爾良人認真傾聽的習慣。他所會到的大多數人都健談，也是很好的聽眾，他至少有時覺得傾聽是令人感到舒服的一個任務。有時它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杜洛賽·帕克的一個朋友羅伯特·洛維特講了在戰爭中，英國青年志願兵們在海岸摩托艇裡英勇服役的故事。福克納很快開始寫了一個題為《轉向》的故事，以羅伯特·洛維特為原型塑造了博加特船長，其核心來自洛維特講的故事。沒有幾個月，《星期六晚郵》將它發表了。後來，它成為福克納的故事中第一個改編成電影的作品。在談話離開書籍時，福克納又講又聽，氣氛更其融洽。他喜歡在薩東旅館裡與納賽勒爾·維斯特交換狩獵的故事，他花幾小時與達希爾·漢麥特及李蓮·赫爾曼聊天。漢麥特在成為作家之前，幾乎已經作了很大努力。象福克納一樣，他喜歡講故事；象福克納一樣，他喜歡喝酒，有時他一次就喝它幾天。
但是沒有什麼能改變福克納感到的根本的不自在，甚至在他希望或需要去見的人們周圍也是如此。他和漢麥特具有同感之點是討厭文人談話的誇張；另一點是討厭時髦；他們認為阿爾弗雷德·克諾弗所集中體現的環境是虛假的。“我不喜歡文人，”他對一個記者說，“我決不與其他作家們交往。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只是不喜歡社交。我和‘文人團體’格格不入。”福克納感覺受到圍因和易受責難，就以酒澆愁，喝得很多，有時他走在路上也醉得迷迷糊糊。他在紐約重復了幾次弗吉尼亞的表演，自尋煩惱。在阿爾弗雷德·克諾弗舉行的社交集會上，漢麥特喝得爛醉如泥之後，福克納癱做一團，走不動了。在本涅特，賽爾夫舉行的社交集會上，他拒絕拿出隨意寫的手稿惹得賓客們生氣。
然而他在上午顯然仍在努力寫作。他在紐約帶著《八月之光》書稿並且偶然得到其他的寫作計劃。本涅特·賽爾夫要他為《聖殿》的現代文庫版寫篇“介紹的文章”，而其他幾個雜志的編輯們則要看一些故事。“自我到這兒以來，已經接受了大約三百美元，”他於十一月初寫信給愛斯蒂爾說，“我相信我一個月可以得到一千美元以上。”他在奧克斯福欠有債務並且他的房屋付款已經過期未付，他需要錢。在離開紐約之前，他可以支付在房屋上的應付款和結清在奧克斯福的幾張過期未付的帳單等一切應付款。
福克納感到從作家們和編輯們來的某些壓力和令人振奮的事情，其中有些是來自出版家們。本涅特·賽爾夫決定將《聖殿》增加到現代文庫書單裡去，這是讓福克納同蘭登書屋簽定的活動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他決定為《沙漠牧歌》發行一本發行量有限的簽定合同的版本，這本書是福克納曾經花了幾個月功夫一直在交付出版的一個故事。賽爾夫的計劃只是幾個計劃中最為協調的一個。阿爾弗雷德·克諾弗雖然不同意福克納的一些做法，他希望象魏肯出版社的哈羅德·昆斯伯格作的一樣，同福克納簽定一個合同。這樣的利害關系部分地反映了福克納的改變了的地位，它部分地反映了約納桑·開普與哈裡遜·斯密斯的失敗。由於福克納關於《聖殿》的版稅（他決不會收到款項了），這個公司在苦惱了幾個月之後，已經陷於破產。出版商們想在哈爾·斯密斯能夠賠償損失和組成新公司之前，就開始顯得“他們手裡拿著合同井讓預付稿酬和傭金留下空白”。賽爾夫和其他人談到特殊版本、與好萊塢的聯系和錢的龐大數目。“真好象我是個奇怪而貴重的野獸似的”，福克納寫信給愛斯蒂爾說。
最後，福克納與哈爾·斯密斯及其新合伙人羅伯特·哈斯簽定有著令人驚歎的版稅和含含糊糊的由判斷所確定的債務的一項決議書。哈爾·斯密斯在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曾經給予他支援，福克納說，哈爾·斯密斯仍然是“我在北方的一個朋友，我所喜歡的一個人。”同時，在談判中、記者訪問時和社交集會上，他仍然喝酒。到十一月中旬，本·華生與哈爾·斯密斯發起愁來。他們倆人都認為福克納不能繼續他自己所確定的進度，可他們又不能作任何事情去改變這個狀況。最後，華生打電報給愛斯蒂爾，要她作好安排盡快到來。幾天內，她就在紐約的亞爾岡昆與福克納作伴了，希望勸說他回奧克斯福去。他同意了，但是他想等到《沙漠牧歌》出版的時候，特別是因為本涅特·賽爾夫曾經同意出版日期從十二月十五日提前到十二月十日。同時，這種狂亂的步調繼續著。象阿爾弗雷德·達希爾這樣的編輯們，象羅怕特·洛維特這樣的新朋友們，象哈爾·斯密斯和本·華生這樣的老朋友們，象本涅特·賽爾夫這樣的出版商們，都舉行社交集會，祝賀愛斯蒂爾與威廉·福克納。但是福克納與愛斯蒂爾都覺得這樣的場合並不十分疲勞，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她對這些場合感到高興，而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們將回家過聖誕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