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1973年
假如毛澤東在1966年前去世的話，那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發生。毛澤東部署、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導這場運動中擁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權力。
依照毛的觀點，文革是從1966年持續到1969年。它所帶來的變化被黨的"九大"所肯定，並被寫入了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現在的觀點，文化革命持續了整整十年，這是充滿政治鬥爭和社會動盪的十年，它最終以"四人幫"——毛的最激進的同事們——的被捕而告終。依後一種看法，它是一場反覆無常的運動，其性質不斷變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質＊：它是一場超級革命，旨在創造一種觀念和
＊照原文譯出——譯注行為模式，列寧曾把這種觀念與行為模式歸類於左派社會主義（他稱之為"幼稚病"）。它是一場反革命運動，目的是砸碎並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下建立起來的許多制度。它是一場為革命而革命的運動，毛認為這場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價值。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個目的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會，認識社會主義的價值，並設置一些與之相應的機構，這是從5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實施的。這些價值中，有四項是很突出的：平等、共產、樸素和鬥爭。對毛而言，鬥爭是主要的。因為他相信，沒有鬥爭，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價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穩定的狀態，而且是很不穩定的狀態，所以需要加以強化，否則就會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義者，主張一切平等，如機會均等。在他的理想社會的藍圖中，社會成員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標準都應彼此相近。有鑒於此，他對共產社會情有獨鍾。因為他深信，如經適當的激發和領導，人民群眾在任何事業中都能完成英雄業績。他對個人主義極其反感，把個人主義等同於自私自利。
毛對舊中國的知識階層極為妒忌，不喜歡他們的墨守成規和歧視百姓。相反，他讚美農民的樸素。他把他們的力量與不受腐敗影響聯繫起來；他想防止農民出身的士兵們"進城"後的腐敗，這些當年在曠野裡戰鬥和工作的士兵們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糧和微薄的薪餉。在60年代中期，他開始擔憂中國青年的道德狀況，因為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戰爭。他對幾位外國來訪者說，他特別擔心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將變得自私和嬌生慣養。
根據以上情況，毛喜歡無等級的制度。在工業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發揮作用，在決定目標和技術的利用方面有重要發言權。在農業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動均按集體主義來組織。在公共衛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過最好訓練的醫生到農村去工作，並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訓的"赤腳醫生"永遠扎根在農村。在教育方面，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領域，他希望取消入學考試，並設置大量有實用內容的課程。在文學和藝術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語言和符號，以明確反映社會主義價值。毛希望縮小城鄉之間的文化、物質差異，消除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
毛的第二個目的是重新奪回他認為從他手中喪失的政治權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當生氣，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權力機關在鄧小平控制下，在劉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名義的監督下，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的決策權。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稱鄧小平的書記處為"獨立王國"，毛的夫人江青則稱鄧小平本人是"獨立王國"。
毛的第三個目的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當60年代到來後，他逐漸關心起他身後的問題。1963年他已經七十歲。他同時也越來越擔心他的同事們缺乏革命熱情。他自己發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理論，但看到在他周圍沒有人對繼續革命抱有熱情，尤其是被人們認為總有一天將接毛澤東班成為黨的領袖的劉少奇。毛認為劉少奇對繼續革命最不熱衷。從50年代以後，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沒有與毛澤東發生過衝突。但是林彪的身體卻明顯虛弱，沒有神采，落落寡歡，缺乏非軍事事務的經驗。但是毛澤東認為與其他人（包括周恩來在內）相比，林彪是較佳的繼承人選。當周已成為政治局委員的時候，林彪僅僅是一名排長。但無論公開或私下，他都沒有反對過毛本人。
隨著毛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方面與延安老領導集團其他成員的疏遠，他轉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陳伯達徵求建議，尋求鼓勵和有效的支持，他與後兩個人相識已經三十多年，但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卓越的表現。
江青是毛澤東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楊開慧，毛與她有三個孩子，毛澤東深愛著他的夫人，並賦詩一首以表達懷念之情。楊開慧是1930年在長沙被國民黨殺害的。他的第二個妻子是賀子珍，毛也正是此時遇見她的。賀子珍又為毛生了六個小孩，除了一個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時送到農民家裡寄養成是在幼小的時候夭折。她在長征時生了一個小孩後不久便被彈片擊中受傷，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療——或許是精神上的治療。也是在這一年，女演員江青到達了延安，不久便成為毛的夫人。1939年，她與毛澤東結婚，不久便為他生下了兩個女孩。＊毛的同事們均反對這場婚姻，因
＊江青只為毛澤東生了一個女兒——譯注為江青明顯是一個陰謀家，她來延安是因為在男女關係上名聲不好和在政治上反覆無常。毛澤東只能靠許諾不讓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們的反對。
在50年代，毛還遵守這個承諾。而江育可能對毛的做法感到滿意，因為此時她的健康狀況不佳，她至少兩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藥物治療。她照看小孩，包括賀子珍的一個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虛榮心、有野心的人，對大部分共產黨領袖的夫人們將自己限制在婦女組織內工作感到不以為然。因此，她老想著有朝一日扮演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狀況有所好轉，而且孩子們也已不成為負擔。這時，情況就隨之起了變化，她對毛澤東的咨詢不時點頭表態，毛有時也會聽一聽她的政治見解。到1963年，她已成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開始清除她認為毛澤東將視為有害的所有有影響的戲劇。這把她捲入與黨的文化機構的接觸與衝突之中。她能夠使文化機構同意八部革命樣板戲和芭蕾舞劇上演，而這些都是在她的領導下創作的。但她無法使文化和藝術在革命的方向上進一步前進。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於山東的一個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過的。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和藝術界的外圍，康生認識了江青。當共產黨中央機關於1933年離開上海時。他去了莫斯科。在那裡，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訓練。儘管在1934－1956年期間，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員，但此時他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其緣由或許是由於他按蘇聯路線首先在黨內然後在全國建立一個警察機構，而這是不允許他拋頭露面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與他發生了衝突——他希望對受到批評的"教條主義者"和其他人進行肉體上的懲罰。在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後，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員的資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處有誤。1938年康生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和情
報部部長。1945年"七大"以後不久被撤職——
譯注為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的一名成員，而且還是毛喜歡與之談論馬克恩主義理論和哲學的小圈子裡的成員，他身材瘦小且善於察顏觀色，在文革期間有"冷酷無情"之稱。
肥胖、圓臉的陳伯達曾是一位大學講師。在延安時，他成了毛的政治秘書，並學會按毛的文風來寫作。他確實是毛澤東的人，除了幾個激進的新聞記者之外，他沒有政治上的擁護者。他曾在《紅旗》雜誌社工作，這是一份理論刊物，他任主編。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樣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因為，當他應當從一些跡象中知道林彪已經過了其生涯的巔峰期時，他仍把寶壓在林彪身上。
現在，官方均將文革的開始定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但這齣戲實際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開始了。其時，毛開始策劃反對中央書記處。
毛是在經歷了一次政治挫折後開始精心策劃這件事的。在兩年的時間內，他鼓動文學藝術界的革命，以清除其傳統的主題和"封建"價值觀，並徹底改變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他還要求對一些戲劇和報刊文章進行譴責，因為他把這些戲劇和文章看作是對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擊。他特別反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一部關於明代地方行政長官海瑞的劇本。該劇（《海瑞罷官》）講述的是海瑞由於糾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為不滿，最後他被皇帝革職的事。毛認為劇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罷免彭德懷一事。在一系列的講話中，他對黨的文化和教育機構發難，這些機構以宣傳部和文化、教育部門為代表。1964年初，他宣稱：在文化界，特別是在戲劇領域，封建落後的東西佔了統治地位，而社會主義的東西則微乎其微，……如果坐視不管，那麼文化部就要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國死人部"。１
但是有關單位沒有採取太多的行動。吳晗的劇本是被禁演了，但吳晗本人及其劇本均未遭公開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藝術家被送到農村從事短期勞動，但對那些著書立說，認為不能用階級鬥爭來闡述中國歷史的歷史學家和那些把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問題歸因於"大躍進"的新聞記者並沒有採取行動。毛逐漸變得越來越煩躁，最終決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問題擺到政治局委員和地方黨委書記會議的日程上。
這次會議在1965年秋持續了近兩個月。關於會議的文獻甚少。但很顯然，作為吳晗的行政上級北京市市長和文革小組組長的彭真與毛髮生了衝突。這個文革小組在黨中央已經存在一年了。彭宣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錯誤也應受批評。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斷然反對徹底變革的要求。毛含蓄地問道：假如黨的領導人變修了怎麼辦？回答是應賦予各省機關採取行動反對修正主義的權力。會議沒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決定便被迫閉幕了。自從長征以來毛從未受到如此嚴重的挫折。
毛的反應是退居上海。在那裡，他和江青均有著良好的政治關係，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動使遠在北京的黨的領導人難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頭對準吳晗。
毛的方法是鼓動上海的主要報紙發表一篇對吳晗及其劇本進行猛烈攻擊的文章：把吳晗的劇本描述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語言）。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義發表的，姚是當地一名以刻毒而聞名的文學評論家，不過該文初稿經毛修改過幾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該文章迅速在《解放軍報》上轉載，從而使在京的黨中央面臨抉擇：要麼公然反對黨的主席，要麼向他屈服。由於鄧小平外出視察，處理這個問題的責任就落在了代理書記彭真的身上。他試圖妥協，在《人民日報》的學術版和《北京日報》上刊登了這篇文章，並加了按語，說明這篇文章只是對當前學術問題的討論。毛的反應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嚴厲地告訴彭，他認為在吳晗的劇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懷和他自己，他現在想對吳進行公開的批判。但是彭並沒有被嚇住。返京後，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組會議，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這份"提綱"反對公開的點名批評別人，並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澤東面前說過的原則，強調"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劉少奇召集的一次擴大會議上，這份"提綱"被通過，並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文件下發全黨。
這件事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至今仍是一個謎，在該"提綱"下發之前，鄧小平及有關人員曾當面向毛請示過。毛可能說過模稜兩可的話。因為他知道，假如沒有他的明確表態而把"提綱"下發出去，那麼他將淪為名義上的領導人，再也無法掌握實權了。或許是鄧和其他人想對他進行挑戰，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最後攤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數人將支持劉的決定。或許，雙方都在試探對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贏得了後來的勝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決定彭必須辭職，為此他派康生帶著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並把他置於攻擊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來（劉少奇在國外）用電話或電報告訴毛，他同意康生帶來的指示。幾天以後，彭發現他自己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處於受審的地位。會議由鄧小平主持，但周恩來、康主和陳伯達也出席了。第一回合勝利後，毛在杭州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決定罷免彭真。
接著，在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採取了行動。會議由出訪歸來的劉少奇主持。劉或是不願意阻止，或是無力阻止康生按照從毛那裡得到的另一套指示採取的行動２。5月16日，會議批准了一個黨內通知，其內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該通知對彭的報告進行了批判，也對彭進行了指責，並解散了他所領導的文革小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員會（不是書記處）之下成立的一個由十八人組成的文革小組，並威脅說要對"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這樣，毛控制了局勢。但是林彪在這次會議上製造了一起轟動事件。就在會議結束之前，他控告黨的宣傳部長陸定一和書記處成員楊尚昆陰謀策劃"反革命政變"，並要求對他們的行為進行一次徹底的調查。他宣稱，為了挫敗他們的陰謀，他已徵得毛的同意，把軍隊開進首都的各電台和"公安系統"。幾個月後，毛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說他對林彪所說的話吃了一驚。或許他真的大吃一驚，但這並沒有使陸、楊免遭幾乎是立即被捕的命運。
對彭真和書記處的鬥爭已取得了勝利，毛澤東在此時返京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但他決定仍呆在杭州，讓劉少奇和鄧小平去發動這場文革。對這件事他們兩個人都不願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給他們一個機會以彌補自己的過失，還是僅僅給他們一根繩子讓其自縛手腳，這是另一個謎。這個謎或許永遠也解不開。即使他們想彌補過失，但他們的做法也錯了。他們不是去努力取悅毛，相反，他們計劃實施一項政策，其做法幾乎是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起草的"後十條（修正案）"的翻版。他們派遣了數百個工作組到北京的中學和大學，要求他們建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並指導文化革命委員會調查、搜集學校教師和管理人員過去和目前有無修正主義的傾向，但並沒想把群眾捲進去。
但這項措施從一開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陳伯達的破壞。通過在民事機構政治部門中的軍代表和中學、大學裡宣傳隊的工作，這三個人陰謀把自上而下由黨委控制的清理工作變成自下而上的對領導和教師的揭發攻擊。他們鼓動學生示威來反對他們的師長，並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來批判，即使是黨內高幹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階級背景的學生（非資產階級的）組成的一隊隊紅衛兵遍佈北京的大街小巷，並開始與工作組發生衝突。在幕後，林彪和他的同夥也異常活躍，他們重新改組了北京市委，並派軍宣隊員控制了《人民日報》。
不久，劉和鄧意識到，他們面對的是由毛最親密的同事們所組織的造反。因此，他們去見仍在杭州的毛，並請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議他們不要過份依賴工作組或把它當成革命的工具，其餘的事讓他們自己想辦法。他們不能拒絕承擔進一步的責任，因為那樣做將意味著破壞他們自己賴以成長的黨的紀律。所以，唯一可能採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並對紅衛兵宣戰。他們下達了兩項命令，禁止教師和學生秘密集會，並宣佈所有的紅衛兵組織為非法組織。這項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組深受鼓舞，重新反擊，阻止紅衛兵上街遊行。但由於軍隊控制在別人手裡，劉和鄧則無力制止他們。
在這種情形下，毛最終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漢橫渡了長江。長江的這段江面約有一英里寬，從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過江而不是游過長江的。對一位七十二歲的老人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舉動。緊接著，大眾傳媒把他描述成了一個超人。經過陳伯達及其下屬宣傳人員多年來不懈的努力，人們對毛的崇拜達到了頂峰。他被認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藝術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圍的人都要高大，他成為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在北上的途中，毛對他決意實施，而現在又能很快實施的設想準確地作出了決斷。7月18日，在他到達北京後的一兩天裡，他告訴黨的領導人，當他們進入社會主義以後，他們還應使自己經受住嚴峻的考驗；同時他還對另一群人發出這樣嚴厲的警告：假如你們不革命，那麼革命將指向你們。他堅持解散劉和鄧的工作組，並特意給紅衛兵戰鬥隊寫了一封信：（你們的）兩張大字報（激進分子們最喜歡的一種表達方式——作者注）……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３
在春季，毛在書記處會議、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委員會議上均取得了勝利。＊現在他想在中央委員會（已經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會議——原注四年沒有開會了）上取得勝利。他實現了他的願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師生代表"參加會議，並指揮他們為他和林彪歡呼，嘲笑那些膽敢對他們質問或有牴觸的發言者。鄧小平發言時他們就發出噓聲。鄧堅持認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陰謀政變是毫無根據的。經過十二天緊張憤怒的辯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由於《十六條》對革命的作法規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後有機可趁，但《十六條》卻明確提出，革命的政治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４。從文化方面來說，它要求徹底清除"四舊"（即："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當時未宣佈的其他決定把政治局常委會鬧了個底朝天。林彪的地位從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劉少奇則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陳伯達和康生成為常委，地位比劉少奇、朱德和陳雲還高。鄧處在第六位，並保留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現在只剩下周恩來了。儘管周本人未受攻擊，但從這次會議看，周似乎不準備為劉、鄧在過去兩個月中處理事情的方式辯護。
8月5日，在會議期間，毛採取了一項令人吃驚的措施：他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為"炮打司令部"，這比他以前所說過的或所寫過的任何東西都更為明確地表示：他希望紅衛兵把下列人視為自己的敵人。他寫道：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又何其毒也！５
五天以後，他對在人民大會堂外的群眾發表講話，希望大家要關心"國家大事"。8月18日，他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紅衛兵大型集會，類似的集會共八次，這是第一次。
這次集會拉開了兩年混亂的序幕：在以後的兩年裡，幾乎所有的高級幹部或有聲望的人都難以逃脫紅衛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擊。關於被殺或受傷的人數，並沒有官方的統計，也沒有關於遭到破壞的公共紀念物和為公眾擁有的藝術品、文學作品的清單，更不用說私人財產了。僅在街頭暴力中死亡的人數就達幾萬人。許多人在相互敵對的紅衛兵團體之間的械鬥中喪生，更多的人死在軍隊手中。這些軍隊先是奉命支持紅衛兵，最終則奉命解除紅衛兵的武裝以維護社會秩序。大多數的暴力事件發生於1967－1968年，其時紅衛兵已奪取武器或發了武器。但是有組織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時，紅衛兵被煽動起來開展破四舊運動。他們經常隨意闖入私宅，粗暴地對待一些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並且撕毀或焚燒他們的圖書、圖片和器材。就在此時發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國最著名的劇作家之一老捨在遭到毒打之後自殺身亡。傅雷也自殺了，他是一位法國文學翻譯家，是著名的鋼琴家傅聰的父親。
8月18日，鄧小平陪著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他仍握有權力，他接著採取的行動表明，他當時的當務之急是防止紅衛兵分裂瓦解黨。他當時的處境不是無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兩個地方黨委書記明確反對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還可以爭辯說，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絲毫未涉及紅衛兵（該決定只談到文化革命委員會），並且允許那些政治上處於被審查之中的人為自己辯護。書記處已經改組，但只有一名新成員陶鑄，堅定地支持毛主義（但他很快脫離了這個陣營）。而他的政敵們只是忙於向在夏末從各省湧入北京的上百萬紅衛兵發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識到大多數省委黨員幹部對紅衛兵行動均不歡迎，而且拒絕與紅衛兵發生任何來往。一些地方官員甚至徵集武裝與紅衛兵對抗。毛憤怒異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書記會議。那時，他已慣於採取這種方法，並似乎認為他能很快鎮住與會者。但他發現他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這次會議持續了近一個月，最後他才打破這種僵局。
鄧小平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個關於文革發展進度的報告，這招來了陳伯達和其他幾個人更嚴厲的批評。陳抱怨說想與鄧進行平等的討論比"登天"還難，並認為他是"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急先鋒"６。他聲稱，劉和鄧的"思想作風"恰恰是反對毛的，而且劉和鄧不會承認錯誤，仍然"試圖反撲"，說在這兩個人中鄧更為頑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陰謀發動政變的說法，還暗示鄧可能是一名同謀。但代表們對劉和鄧的同情遠勝於對陳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兩天毛失去了對會議的控制。他的反應是要求劉、鄧作"自我檢討"。毫無疑問，他的估計是，一旦地方幹部們看到這兩個掌管中央書記處的人屈服了，他們就會放棄抵抗。不知是誰通過什麼途徑對這兩個人施加了壓力，但這種做法很見效。毛度過了危機。
鄧在作報告一周後，作了一次自我檢查。他神情憂鬱地念他的檢討。
鄧（和劉）進行了自我檢查之後，毛作出了寬宏大量的姿態，他對代表們說，不能因為劉、鄧過去所犯的錯誤而把他們說得一無是處，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對他們，尤其是鄧，對待他個人的態度是何等的不滿：我故意下放（最高權力）。他們就建立獨立王國……從1959年到現在，鄧小平什麼事也不請示我……（1958年）我對武昌會議不滿意……所以我回北京開（另一個）會。雖然你們開了六天會，但你們仍不讓我開一天會。不讓我完成工作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反對你們像對待死去的祖宗那樣對待我。７
他還說應該給劉和鄧一個機會，以便察看他們是否真正改過。即使他真有這個意思，現在已經掌權的劉、鄧的死對頭也永遠不會為他們提供這個機會。
在11月和12月，劉和鄧在公開場合露了幾次面。但此後，他們便不再露面了。對劉來說是永遠地消失了。對鄧來說則是事隔六年多後才在公開場合露面。此時，外界實際上根本不知道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直到80年代後，才有可能重新瞭解他們當時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從理論上講劉和鄧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圍牆，他們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們也受到了騷擾。早在1966年12月初，劉和其夫人王光美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他們家裡開"批鬥會"，批判他們二人。在大街上，紅衛兵舉行反對他們的遊行示威。官方和紅衛兵的出版物還經常刊登誹謗性的文章。劉是主要的目標，被打成"中國的赫魯曉夫"和"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在紅衛兵的宣傳品中，鄧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但官方報紙沒有這樣說。
反對劉、鄧的運動是由江青、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操縱的。張春橋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們都一祥的陰險毒辣。張組織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反對劉、鄧的示威遊行，並號召遊行者"痛打落水狗"，"讓他們遺臭萬年"８。4月，江青在一次紅衛兵集會的演講中，羅列了鄧的"十大罪狀"。隨著權力鬥爭進程的變化，對劉、鄧的這場鬥爭時起時落，這場權力鬥爭在1967年初便爆發，使黨和軍隊在這一年裡經歷了重大磨難。每當激進派感覺到受威脅——正如他們在3月的處境那樣，在那之前，在由周恩來和其他一批副總理和老帥們唱主角的會議上，激進派受到了面對面的抨擊；或者能對他們的敵人隨心所欲地攻擊——正如他們7月份所做的，當時毛離京南下巡視——那麼這場鬥爭就更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確定。從春天開始，他當然贊成把劉的威信徹底搞垮，他認為劉是贏得黨和國家忠誠的另一個潛在的危險的中心。但他對鄧的態度則不那麼極端，因為鄧永遠不可能成為他的接班人，同時也因為他喜歡鄧的好鬥性格，哪怕是反對他本人的。數年之後，鄧本人也承認：假如沒有毛的保護，林彪和江青會加害於他的９。
事實上，江青所羅列的鄧小平的"罪狀"，歸結起來是四條：鄧對毛不尊敬；反對高教和文藝改革；試圖取消農業集體化；1966年夏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鄧的講話和言論，以支持其莫須有的指控。但這些引語挑選得並不高明。當江青的講話發表在紅衛兵的宣傳品上時，有些讀者肯定會感到，這些話用來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適不過了。有些人老愛批評別人來使自己出風頭，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們不注意別人的本質，而只是要找別人的缺點（亦即小辮子），而使自己達到成功的目的。十
到1967年夏，有組織地批鬥劉、鄧的運動達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首次被允許圍攻中南海，並且在劉、鄧和陶鑄的家裡召開"批鬥會"，批鬥他們和他們的夫人，還強迫他們的孩子旁觀。在一次批鬥會上，鄧被迫跪下，兩隻胳膊被反扭到背後。紅衛兵們稱這種姿式為"噴氣式"。此時，他擔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趕出中南海，在集會上受凌辱，可能還會被毒打一頓，然後被關進監獄，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罷黜的領導人在1966年一樣的命運。
但鄧躲過了厄運。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軟禁在一座小房子裡，一直與他一起生活的三個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鄧的繼母夏伯根被允許與他呆在一起。漸漸地，報刊上對他的攻擊消失了。
劉少奇的命運則要慘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許下，成立了一個調查劉的"專案組"。很快，"專案組"便處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專案組在報告中把劉說成是"叛徒、內奸、工賊"。1968年10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這份報告，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被開除出黨。僅一年之後，由於得不到藥品和醫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監獄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於1968年被關進監獄，在獄中呆了八年。
就在這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鄧被撤銷了黨內和政府部門的一切職務，但允許他保留普通黨員的身份。毛肯定進行了干預，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擊已經是夠大的了，但接著又遭受了另一個更大的打擊。9月，他的大兒子鄧樸方從北京大學的一幢房頂上摔下來，傷得很重，其時鄧樸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學生。關於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種說法，但有兩點是一致的：鄧樸方正遭受一群紅衛兵的折磨；當救護人員最終把他從摔下來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醫院時，他被拒絕接收入院。最後，當矯正門診部提供給他一張床位時，一切都太晚了，已來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於癱瘓。出院後，他被送到首都郊區一家殘疾人福利院繼續生活。當他病倒在床上時，他還得用金屬絲編製籃子為生，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經過整整兩個年頭的軟禁，鄧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趕出中南海，並在軍隊的監護下，被發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這是林彪策劃的行動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許多被斗倒的老幹部和幾位老帥，一個個遣送到遠離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動與他的總參謀長黃永勝在1O月18日發出的一則命令密切相關。該命令宣佈國家已處於緊急狀態，並命令武裝部隊進入最高戒備狀態。黃當然依林的指示辦事，但林沒有徵詢毛的意見。當林於1O月19日打電話告訴毛這條命令時，毛認為這或許是"發昏"了。毛反對林擅自發號施令。無論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將於北京舉行周恩來與前蘇聯總理柯西金關於中蘇邊境緊張局勢談判之際有任何軍事事件發生（自從3月份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激烈衝突以來，雙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應使林大吃一驚，但這並沒有使林中止將鄧和其他一些老將軍以及政治家趕出首都的計劃⑾。
假如邊境事件真的發生的話，那麼周恩來首當其衝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蘇邊界衝突並未發生，周恩來才有可能留下來照顧被流放的鄧小平。否則，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處理，那麼鄧將會很慘。在黨內，由於周的地位低於林，因此他無權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電話給江西黨的領導，要求他們為鄧及兩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個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計劃中的山區。通過讓他們與那些不是林的親信的地方軍人一起相處，周能為鄧安排一個寬鬆的環境。鄧在飛赴南方時能帶去一小部分圖書，這當然要歸功於周⑿。
在江西，鄧、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樓的四個房間裡。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學校校長的居所。他們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應，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大多數飯是夏做的。鄧劈木柴，敲碎煤塊，以供火爐生火，這是唯一的供暖資源。鄧還做大量家務。卓琳剛來時身體不適，不能幫鄧做許多事，直到天氣轉暖，其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後，才接替鄧和夏做一些事情，並和鄧一起，開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種些蔬菜。與此同時，鄧和她都在距住處約一英里的一個拖拉機修理廠裡勞動半天。
對三個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艱苦的，但警衛人員並沒有干擾他們。對鄧而言，能夠看到書是極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傳記稱，在江西的三年裡，他閱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和其他許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從他重返北京後所發表的講話內容中可以看出，他從這段經歷中獲益匪淺，因為這些講話充滿了對中外歷史的精闢見解。這與他在文革前的講話有些不同。
負責看管他們的警衛人員與他們同住一樓，這些警衛當然知道他們是誰，拖拉機修理廠的廠長當然也知道。但那裡的工人開始時似乎是一無所知。但不久，他們肯定意識到那位老人（此時鄧是六十五歲）和中年婦女（卓琳為五十三歲）一定是黨的前任總書記及其妻子。他們每天早晨八點左右在警衛監護下前來上班，中午在警衛監護下離廠。
1971年夏天，鄧樸方被允許離京與其父母團驟。自從他傷殘之後，他們從來未見過他，他們肯定對他的狀況大為吃驚。從此之後，他們和夏伯根共同承擔起照看他的重擔。他若去洗漱、上廁所或上床睡覺，必須將他從輪椅上搬下來。在鄧樸方到他們身邊後不久，他們最小的女兒鄧榕（在家裡稱她為毛毛）和最小的兒子鄧質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個公社裡插隊）也來探望他們。鄧質方不久就離開了，而毛毛獲准與他們呆在一起。
與此同時，文革開始發生了變化。
1969年夏，即在黨的九大上林彪成為毛的指定接班人幾個月後，毛開始失去對林的耐心，因為他缺乏改造黨和政府的熱情，而這恰恰是毛現在非常重視的。林的野心是繼劉少奇之後出任國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該職位），他還想插手外交事務（此時毛和周正計劃打開與美國交往的通道，促進尼克松總統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決定削弱林的勢力。首先他發動了一個打倒陳伯達的運動，因為陳很輕率地使自己成為林獲得國家主席職務行動的幹將。毛採取名為"搬石頭"、"滲沙子"和"挖牆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軍隊黨羽們作自我檢查，因他們與陳關係密切。毛還在幾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委員會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並改組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
林對這些行動的反應是：要求他在空軍任參謀的兒子制訂一項暗殺毛的計劃。該行動計劃代號為"571工程"（因這個數字聽似"武裝起義"之諧音），由一批軍銜不是最高的高級軍官來實施，且他們大多數來自空軍。這項計劃並未付諸實施，但即使只是原則上決定實施這項計劃，經過毛、周與林彪及其家人的鬥爭，最終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兒子及上飛機的七個人。
在江西，當鄧小平聽說1971年10月1日國慶節北京不舉行遊行、毛和林均未公開露面時，他意識到國家正處於危機之中。11月5日，在一個政治情況通報會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剎那間，他大概清楚地認識到此事對他本人的意義。他的主要政敵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來的地位只會加強。毛仍是所有高層政治權力的中心，他現在不得不為將來制訂新的計劃。不久，鄧通過毛以前的警衛員、現任政治局委員和8341部隊（該部隊負有保衛黨的領導人的特殊任務）領導的汪東興，寫信給毛和中央委員會，要求准許他重返北京，並在北京安排工作。
鄧和他家庭的生活條件很快便得到了顯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許鄧樸方住進北京的有良好設備的軍隊醫院；陪同哥哥來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時候，被允許在南昌的一所醫學院註冊上學。但鄧仍未收到有關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寫信給毛和中央委員會，重申了工作的請求。他說文革揭露了林彪、陳伯達之流的真面目，他還講了在過去若干年裡自己與林、陳的關係，講了自己現在的心情。當然，這封信到了毛的手裡，他開始考慮"讓他繼續工作"之事⒁。從毛的角度看，這一著有幾個好處：能給那些嚴重缺乏管理經驗的人增加該方面的知識，毛正努力重新建設黨的事業，這在黨內是受歡迎的，這將給更加熱心重建黨的事業的周恩來提供一個有能力、忠誠的助手。周本人當然為鄧疏通關係，但鄧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澤東讓他復出的。鄧之所以堅持這種說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後，1973年2月，鄧離開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進了朋友替他們找到的一棟房子。這棟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離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復了工作。這一次他被任命為副總理，同他二十一年前從四川調進北京所擔任的職務一樣，他的頂頭上司也是同一個人——周恩來。
註釋：
１《劍橋史》第14卷，第462頁。
２施拉姆：《毛澤東秘聞》第26O頁。
３《劍橋史》第15卷，第14O頁。
４賴斯：《毛之路》第252頁。
５同上書，第264頁。
６齊欣（音譯）：《鄧小平》，第56－64頁。
７施拉姆：《毛澤東秘聞》，第266－267頁。
８《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嘗試》，第35頁。
９《華盛頓郵報》，198O年8月31日。
十科克：《鄧小平》，第23頁。
⑾聶榮臻：《紅星之下》第747頁。
⑿同上書。
⒀《鄧小平傳略》第5O頁。
⒁同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