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5年
從1956年9月獲得升職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整整十年間，鄧小平一直是眾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擔任的政治局常委和黨的總書記——隸屬於中央委員會——的職務，把他置於了這祥一個位置，這也是他的個性使然。他的一個最大特點是，總是精神炮滿地投入工作，發現問題，立即解決。他不是一個等待時機來臨的人周恩來有時是這樣；他也不像陳雲那樣，在自己的提議遭到批評或拒絕時就撤回。當他通過說服的方法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或斷定說服不能奏效時，他就會先斬後奏，甚至是斬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除了批評鄧小平的政治觀點之外中，也嚴厲批評了他這種辦事作風。
作為總書記，鄧是共產黨的行政長官同時通過黨管轄著其他一切國家機構（不過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主要是由毛澤東一個人來行使的）。鄧運作的機構是書記處。書記處的成員一開始就配備得很強。到1958年5月，它的實力就更強了，當時，除鄧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還有三位政治局委員加盟書記處。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又接管了黨內外其他一些機構的權力。在"大躍進期間，它從政府的最高機構國務院接管了制定和實施經濟計劃的主要職責，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組織動員群眾運動，而國務院卻不能；而且當國家需要採取應急行動以擺脫"大躍進"的不良影響時，它仍沿用了這一權限。後來，當毛越過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製定各種政策時，書記處作出了許多自己的決定。它接管了通常應該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做的許多工作，因為這些機構只能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佈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個人的認可之後才能發佈。在彭真強有力的支持下，鄧掌握了大部分權限與工作；毛後來批評說鄧小平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王國"，並非言過其實。(原文如此——譯注)
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政治一直籠罩在大混亂和"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之中，而毛澤東的意圖原本是想讓中國走上經濟迅速發展的道路。在毛髮動的歷次大的運動中，"大躍進"是獨一無二的。毛並沒有打算讓這場運動剝奪任何階層的社會財產或地位，也沒有打算通過這場運動來清黨或整黨。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帶來的災難卻比其他任何一場運動都要慘重。
"大躍進"是繼1957年12月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而開始的。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確實得到了順利的發展。中國的工業基礎得到了發展，工業產量的增長率大大提高（並超過了既定目標），每年平均增長近20％。全國鐵路網增加了幾千英里鐵路線。然而，其他方面的發展則令人失望。尤其是農業產量的增長率一直很低（並低於既定目標），只有4％。這影響了輕工業的發展，並使黨面臨著兩種選擇：或者控制農村人口的增長以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以保證農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結果是，兩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黨的領導人一致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在農輕重的順序和方法上應當與第一個五年計劃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中表明了這個意見。他提出，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要加重一點；要給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權力，讓他們來作投資和其他的經濟上的決定；要減少在遠離市場和原材料供應的偏遠地區建立新工廠。他說，事實證明蘇聯的發展模式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評了蘇聯在運用這一模式時出現的"缺點和錯誤"。但他並沒有說這個模式是錯誤的，或這個模式中的計劃體制存在著根本的錯誤。然而他在此後的十八個月內卻作出決定：中國應該徹底擯棄蘇聯模式，採用一種新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完全是以對人性的不同看法為依據制定的，並運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利用資源和制定目標。
這個變化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僅僅是毛的情緒發生了某些變化，還是他的性情變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後的行為方式讓人們感到，他這時已完全變了，他幾乎完全陷於急於求成和浮誇的衝動之中，完全不顧"客觀條件"的制約。但並沒有確切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既然如此，我們只能指出確實對他產生過影響的幾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提前幾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標和遠景規劃，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的國有化。在毛看來，這充分證明（而且是再一次證明），一切都能夠通過群眾運動和勇敢精神得以實現。這也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所束縛著的人民群眾的力量的設想打通了一條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規模和速度，應當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從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但它也產生了一些阻礙發展的因素，引發了通貨膨脹以及大規模的混亂和破壞。1956年4月，周恩來向毛提議，應當立即停止這場運動。毛同意了，但對此很不情願，也很不滿；此後，在周恩來的授意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社論，批評了這種急躁情緒，並把這種情緒說成是一種"冒進"。這也使毛更加堅定了要證明他比他周圍那些怯懦膽小的人更為正確的決心。
另一個因素是，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期間的行為表現。他們的行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並不這麼看，他斷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和他本人是懷有敵意的。這就加重了他（已經相當嚴重）對他們的偏見。他經過思索以後重又認為，任何一項重大事業的成功應具有三個因素：領導者的激勵，彼領導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識。他開始以一種蠻橫的、輕蔑的口氣來談論知識分子，並說，沒有知識分子，中國就不能取得經濟迅速發展的說法是毫無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當爭鳴時期剛剛結束時，他就宣稱：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資本主義那一套……工人階級……就要辭退你。１第三個因素是，蘇聯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天和發射了一枚遠程彈道導彈。這使毛認為，世界社會主義已經趕上了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大發展的時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蘇聯模式決裂的也是蘇聯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這一願望就已經十分強烈了。
"大躍進"的主要口號是"政治掛帥"和"兩條腿走路"。
"政治掛帥，表達了毛的一個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說非物質的刺激在經濟領域同樣能產生出在政治運動中那麼顯著的效果。經濟領域的事實證明，他錯了。但這個口號能夠用來反對那些過於追求物質繁榮的行為。簡單地說，如果運用非物質刺激的手段不能實現繁榮的話，那麼這種繁榮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再進一步講，繁榮的成就也許會削弱社會主義的價值，即使在實現繁榮的進程中人們一直呼籲要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不能認為物質繁榮就是絕對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這最終勢必導致認為：財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貧窮才是光榮的。
毛本人從沒有贊同過這種觀點。但到"文化大革命"後期，這種觀點卻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關係密切的激進分子所利用，也許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關這種觀點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點的社會主義火車，也比正點的資本主義火車好。這是鄧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種觀點。
"兩條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資本密集型的高技術工業部門和農村的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部門（包括工業和農業）共同發展。這並不是毫無道理的。在農村確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資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較簡單的工業技術，如果能夠合理地利用，一定會發揮這些地區的特長。然而後來的事實卻證明，對這些資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錯誤之一是，讓農民及其家庭成員在農忙的時候從事非農業性勞動。另一個錯誤是，創辦了一些農民的技術能力所不及的工業項目。兩者都令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大躍進"的章程是一個文件，這個文件由一整套信條和若干決議組成，是1958年1－2月間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舉行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共同商議作出的。該文件統稱《工作方法六十條》。它包括許多不同的問題，如毛關於革命性質的新理論、管理國民經濟的責任從政府轉到了黨、資源的分配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各省、採用新的計劃方法和先進的農業生產方法。有關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離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甚遠，他認為，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土地和資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進情緒，正如他所說的：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三大改造（農業、工業和商業）……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２關於經濟計劃的段落表明，它已徹底打破了過去的計劃。經濟發展計劃被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制訂的兩套主要產品生產指標的計劃所取代。中央在制訂計劃時有兩本帳，一本是必成的計劃，一本是期成的計劃。地方也有兩本帳。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這種方法，工廠、礦山和農業合作社最後要完成的生產指標要比中央為它們那個行業制訂的全國的生產指標增加了幾倍。新的計劃試行不久，便帶來了種種弊端。在最基層，它驅使當地的幹部向工人和農民提出過多的要求，致使他們變得日益疲倦和沮喪。在中層，它助長了浮誇風，幹部們所報的產量與實際的完成情況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領導層對國家的經濟狀況形成了完全錯誤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強"領導與群眾的聯繫"。然而，在實施的過程中，它卻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勞作在工廠和田間的工人和農民之間製造了幾個不學無術、膽小怕事的幹部階層。
"大躍進"在制度上的一個最大的創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農業生產合作社曾集中起來以便共同為大規模的修建運河、水壩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人民公社就起源於此。集中導致了合併；合併導致了新一級行政機構的產生；這一級機構的產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門之中的職責轉到了它的身上。這時，那些在兩年半前農業集體化運動期間的積極分子又立即開始行動——到1958年底，99％以上的農戶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這段時間內，它們發生了幾次實質性的變化。從公社最初的形式來看，其實只不過持續了不到三年，它們是毛喜歡的組織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與其說是因為他喜歡行政上地方分權，不如說他更喜歡這一級組織能夠動員基層最廣大的群眾。公社的職權範圍很廣，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活動。這也迎合了毛不喜歡專業化的思想。公社傾向於組織集體生活和集體勞作，鼓勵全體社員在公社食堂吃飯，鼓勵妻子們在外出到田間幹活時把孩子送進托兒所。公社通過各種活動和通過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平均分配社員收入。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滅熱心追逐個人利益行為的一個途徑，也因為他堅信，這祥做還為"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開闢了道路。
"大躍進"是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發動起來的。同二十個月前召開的八大一次會議一樣，這次會議也是由劉少奇作主要報告。他較早的報告是相當謹慎的；而現在他的這個報告是急躁和不現實的。在八大一次會議上，毛本人只講了一次，而且十分簡短。而在這次會議上，毛髮言不少於五次，而且異常興奮，也使他的聽眾們興奮不已。他批評了斯大林對發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義的態度，並宣稱，全黨目前的任務是"揭蓋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難的可能性），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這次會議最後還通過了一條"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後，幾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堅信他們事業成敗的關鍵要看他們以多麼大的熱情和有效手段使這條總路線付諸實施。
在隨後的六個月中，全國七億人民都處於極度的狂熱之中。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緊接著就流傳開了這祥一句話：共產主義已近在咫尺。在這股"共產風"之中，許多公社實行了免費供給制——社員吃飯不要錢，敞開肚子吃。為了響應毛在1958年1月發出的在近幾年內農村要力爭做到工業產值同農業產值相當的號召，公社新建或擴建了數以千計的小工廠和小作坊，並以重新改裝或以自行設計的機器設備盡可能地來裝配它們。最後，當農村出現鋼鐵短缺，無法供給這些工廠足夠的鋼鐵時，公社便開始自己生產鋼鐵。(此處有誤。大煉鋼鐵是為了追求鋼鐵產量——譯注)
大煉鋼鐵運動是"大躍進"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國農村地區已建起了數十萬個小鐵爐和小高爐。有些公社多達數十個。據估計，大約有六千萬人參加了這場運動，他們或者到礦山開礦，或者去煤礦運煤，或者去操作小鐵爐和小高爐。迫於上級領導的巨大壓力，好多社員被迫拿出他們的水壺和鐵鍋，並拆下他們家裡其他一切金屬類的用具。然而，由於這場運動是在華北的秋收季節進行的，從而導致了農忙時節田間勞動力的短缺，結果，一些農作物沒有來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這祥做並沒有煉出有用的鋼鐵；因為要煉出經久耐用的鐵——至於鋼就更不必說了——所必需的技術在農村並不具備，所以耗費數百萬個小時生產出來的只不過是數百萬噸毫無利用價值的廢鐵。
儘管如此，1958年的糧食產量仍達到了兩億噸，是中國歷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們根據各省關於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的報告，斷定糧食產量還要更多。8月，黨的農村工作部部長譚震林在一次工作會議上說，糧食產量可能達到了三億多噸，12月，中央委員會宣佈，糧食產量已達三億七千五百萬噸，這個數字幾乎是1957年的兩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們已經覺察到了農村中存在著強烈的不滿情緒，他們也覺察到了"大躍進"使生產出來的許多商品不能運送到消費者手中，或者毫無用處，因而他們開始調整他們前些時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本人批評了農民收入過於平均、許多公社無償佔有別人勞動和國家銀行系統過早收回給公社的貸款等現象。他還請教了陳雲，陳雲早就想對發展戰略作重大的改變，並且也表明了他的這一信念，即組織動員的手段並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陳雲提出，1959年鋼產量的目標應當從三千萬噸降至一干三百萬噸，並主張應當把國民經濟看成"一盤棋"。他指出，鼓勵地方或省在各類產品上都做到自給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擴大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雖然如此，毛和其他人並沒有改變他們在1958年虛報豐收的情況下而採取的幾個決定。最主要的一個決定是，規定在1958年巨大的糧良總產量的基礎上，1959年國家的糧食總產量還應當提高；總的播種面積應該減少。而且在這些已經減少的播種面積中，種植穀物的土地面積的比例也應該相應地減少。正是這些決定使"大躍進"變成了一場災難。到1958年底，農民已連續勞動了兩個夏季和一個多冬季而沒有得到過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積的毀壞。而這時應當做的是，減輕農民的負擔，合理地利用土地，這兩項毛都贊成，但這些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從現已公佈的正式文獻上，看不出鄧在1958年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他的文選中沒有收入他在這一時期的任何一篇講話）。然而這些文獻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邊的，他也贊成"大躍進"的方法。
然而，鄧的調子並不完全與毛一樣。他不使用毛（或劉）誇張式的語言，也很少說政治掛帥或重振意識形態和社會影響一類的話，而毛把它視為這次躍進的一個重要目標。他也對農村小鐵爐和土高爐的效能表示懷疑。他在10月份視察農村期間曾經說，他們應當引進技術。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個討論勞動報酬和物質刺激問題的特別會議上，他明確表示反對免費供應。
1959年，鄧的作用發生了變化。他成為周恩來和陳雲的合作者，此時周和陳都致力於按照工農業的實際情況來制定鋼產量指標（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無法實現的高指標）。書記處舉行了一次會議，聽取有關公社的作用的報告之後，又召集了一次會議重新研究鋼產量的指標。第二次會議向中央財經小組發出了一個指示，財經小組是毛決定重新起用陳雲時成立的，它是由資深的黨員所組成的一個小型的特別委員會。由於它的一些成員比鄧資格老，所以看起來似乎書記處本身的職能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它成了中央財經小組中資歷最深的成員——周恩來非正式地管轄下的一個委員會。不管這個委員會的性質是什麼，當時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控制大躍進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而且鄧本人又開始同周和陳有了密切的工作關係。1959年這一年，黨的領導層重新團結起來，努力工作，阻止農村危機的日益擴大，以避免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不景氣。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但是，隨後毛和自1954年以來一直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之間的衝突，打破了黨內的統一和團結，並造成了一種誰提出忠告誰就會遭到迫害的氣氛。
彭是一個豪爽、直率的人，在軍內和黨內他的同事中頗孚眾望。"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獄中所寫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個理論家，但他卻深深地關心著改善中國五億農民的生活狀況的問題。他很重視黨和軍隊的紀律，同時也認為，黨的高級幹部彼此間應當擔誠相處，對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礎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關係經常出問題。1959年，他與毛在高層政策即武裝部隊的性質問題上也發生了爭執。毛想加強核攻擊力量，並以小型的適合進行"人民戰爭"的地面武裝部隊作後盾；彭則想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武裝部隊，使它擁有先進的武器和裝備，既能夠進行常規戰爭，也能夠進行核戰爭。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間視察了中國的一部分農村地區，並堅持同農民和當地的幹部談心。他斷定，這場躍進正在導致經濟上的一場大災難；並斷定，地方幹部向黨的上級領導（或者像他這祥的來視察的國家領導人）報告情況時並沒有說真話。但他並沒有向其他的領導人或在黨的會議上過多地談到他的這個推斷。5月，他到東歐幾個國家出訪，並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進行了會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於江西的療養勝地——廬山，參加在那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4日，他就"大躍進"的問題給毛寫了一封長信。他當然希望毛會親自覆信；或把他叫去談話。然而事與願違，毛並沒有這麼做，而是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為正式標題將他的信印發給參加廬山會議的每一個人，並在隨後的一個篇幅很長並帶有譏諷口氣的講話中把這封信說成是向他本人和黨中央領導機關的一次無原則的進攻。他向他的聽眾們強凋，他們都參加過彭所批評的政策的制定過程；他本人也親自提出要對其中的大部分政策進行批評；但彭在春天召開的黨的會議上允許他發言的時候卻一言不發。他暗示，彭已同赫魯曉夫勾結起來了，並要求與會的全體成員都要考慮一下面對彭的"機會主義"進攻，自己應該站在哪一邊。
彭有幾個積極的支持者，他們在預備會上都作了發言另外還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誠的問題，那麼只有二、三個資格最老的黨員願意並能夠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們沒有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能夠隨心所欲地改弦易轍，向彭發起了總攻，並使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把彭和其他三個人（包括毛在江西時期的老對手洛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成員。除了二十五年來一直任軍事領袖的朱德之外，發言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為彭辯護。四個月前剛剛接替毛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以往曾熱心致力於阻止毛的"家長制"行為，但(鄧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中，用"家長制"一詞來說明毛對他的同事們的態度——原注)現在他對彭的攻擊尤為激烈。
在9月召開的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上結束了對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擊，他們說彭是"軍事俱樂部"頭頭，並解除了他國防部長的職務。雖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不久後便不讓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棟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給他。
林彪取代彭當上了國防部長，並很快開始了把軍隊變成他用來實現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瞭解到的能夠投毛所好的方針改組了軍隊，然後便開始著手把軍隊變成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個堡壘。196O年秋，他說服軍委並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單獨地）應成為軍隊進行政治教育的課程；1962年，他出版並普及了毛的講話和著作的語錄，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小紅書"。毛對此的反應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樣。1963年12月，他號召全國"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1964年，他指示，全軍政治部應按政府部門和黨的機構的建制組成。從而顛倒了黨和軍隊以黨指揮"槍"為基礎的傳統關係。軍隊開始插足黨（和政府）並遠離各級黨的監督。
在經濟上，廬山會議給了"大躍進"一次新生。這是因為毛堅持要開展一場全國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這場運動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清洗運動，清洗的對象是：所有對"躍進"一直持消極態度或帶頭響應毛自己早些時候發出的慎重、節制號召的黨的幹部。結果，造成所有的幹部不能再提應當停止無償佔有勞動，不能再提應當根據農民的工作數量和質量支付給他們報酬。1960年初，又發動了一場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運動。產量指標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並且明確宣佈，他支持政抬掛帥式的工業管理體制。
196O年，蘇聯決定停止對中國一切形式的援助，這才使毛澤東從大躍進的美夢中驚醒過來。同意實行一條新的總路線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並允許批判那些強行無償佔用農民勞動的地方幹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長期以來一直認為"躍進"導致了一場災難的中共領導人終於能夠從根本上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了，周恩來發出了十二條緊急指示，這個指示規定允許農民恢復"躍進"前的生活和勞動方式。
然而這時，農村卻遭受著嚴重的饑荒。1959年，農村人口還一直能夠保有一億二千二百萬噸糧食。到1960年，這個數字已減少到一億一干三百萬噸，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糧食。1960年國家城市人口遠遠少於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減少——實際上是1949年以來最少的年份。農村人口的死亡率從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時，出生率也明顯下降。196O年，全國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間，全國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兩倍半和三倍之多。這場饑荒一直持續到1961年。
這場饑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飢餓和疾病——比20世紀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發生的任何一次饑荒要嚴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數也遠遠超過了蘇聯農業合作化後的饑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數。60年代初，外部世界從難民的報告中瞭解到，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食物嚴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終公佈了有關這一時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糧食產量和收成的數字，讓外人瞭解了當時饑荒的真相。即使現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說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躍進"及這場饑荒。"文化大革命"產生了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大躍進"卻沒有類似作品。
鄧小平由於腿部受傷，＊沒有出席在廬山召開的政(鄧在1958年一次打檯球時折斷了右腿，從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見他的傷恢復得很慢——原注)治局會議和中央委員會會議。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後為彭德懷定罪的軍委會議（在軍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儘管他同彭從來沒有過特別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為彭的命運——以及毛的行為——而深深地擔憂。據公佈的一些材料記載，他對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傑出的領袖，但他並不是絕對不犯錯誤。這時，他又勇敢地準備再次重申這個觀點。1960年3月，他在天津對黨員的一次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黨員當中日益滋長的一種傾向，即把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運用了毛的思想。他說，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也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領袖，毛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這個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切不可把他同這個集體領導分開。至於廬山會議的後果，他後來認為是十分有害的："這場鬥爭（反對彭及其同夥）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３
作為總書記，鄧也一定發覺，要想避開毛所發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或第二次躍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並不是對這兩項運動發表主要講話的領導人之一，從他在天津的講話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度過的。很可能中蘇關係也佔用了他大量的時間，也許這也為他把大部分國內事務留給其他人提供了一個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幾次會議，討論應如何應付中蘇關係所發生的危機，鄧一定出席了這幾次會議。
50年代和60年代中蘇之間的大論戰，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響不斷擴大並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簽訂的兩國同盟條約變成了一紙空文，它摧毀了"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打破了當時的世界均勢。它促使毛澤東作出了斷絕同蘇聯社會一切來往的決定，這與他後來作出的使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有很大的關係。
這場論戰始於1958年，是在兩國兩黨關係度過了歷史上較好的一段時期後不久發生的，中國人從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的暴亂中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俄國人已經認識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險，對那些極力想擺脫莫斯科以獲得更加獨立地位的共產黨，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時又顯得十分的謹慎；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過分表示這種同情有可能助長"修正主義"，而通過修正主義可通向徹底的反革命，其後果與赫魯曉夫最初所持的有關斯大林問題和議會奪取政權的道路的論題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黨的領導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需要有個"頭"，而這兩個"頭"就是蘇聯和蘇聯黨。
毛還說，蘇聯成功地把兩顆地球衛星——蘇聯最早的人造地球衛星——送入軌道和成功地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表明"東風"已經壓倒了"西風"。他主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當以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蔣介石的戰爭中所運用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戰略戰術為榜樣，決不向敵人屈服。他還談到了核戰爭可能帶來的後果。他宣稱，人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死絕的，一個勇敢的、新的共產主義世界將會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崛起。但他並沒有預見到當中國面臨蘇聯不友好的政治或軍事態度時所應採取的行動。
俄國人一定感到毛有關核戰爭的觀點使人感到不安。但他們已經決定，他們要滿足中國人所提出的有關幫助他們建立製造和試驗核武器設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達莫斯科之前，兩國已在這裡簽署了一項秘密協定。這個協定按說一定會作出兩國之間是信任和合作的關係這祥的承諾。但事實並非如此，它標誌著兩國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到了頂點，隨後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響兩國兩黨關係的台灣問題、印度問題和"大躍進"便出現了。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十分鮮明的：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有權用任何手段收復台灣。蘇聯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裡都並沒有反駁中國的這一立場。但赫魯曉夫認為，假如存在著美國幫助國民黨保衛台灣這樣一個正式承諾，而對蘇聯來說，它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又是至關重要的，那麼中國至少應該事先告知俄國人他們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的意圖。而這正是中國人所不願意做的。他們並不想進一步擴大台灣問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因而當中國人在1958年8月底對離大陸僅有幾公里之遙的國民黨駐守的島嶼金門展開猛烈的炮擊，並進而攻擊國民黨的補給船隻時，便出現了中蘇關係以及中美關係的危機。不久，赫魯曉夫在寫給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信中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攻就是進攻蘇聯，蘇聯將"忠於職責"，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來保衛中國。但他對毛的做法非常生氣，因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過一次長談，當時毛對他即將開始的這場炮擊隻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問題，是因為當中印兩國軍隊在靠近尼泊爾、錫金和不丹的東西段邊界上發生衝突時，蘇聯卻開始謀求加強同印度的密切聯繫。在東段邊界，衝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亂（和隨後不久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後，難民和游擊隊在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活動引起的。在西段邊界，發生衝突的原因是：中國在印度已宣佈為己有並不時有印度的巡邏隊出沒的領土上修建了一條公路。中國在公開的聲明中對蘇聯不(中印邊界衝突的實際情況是，1959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裝部隊向我邊防軍開火，挑起武裝衝突，並不斷升級。三年後，挑起全面衝突。中國政府對印度的無理要求和軍事侵犯，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1962年10月22日，中國軍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11月22日，主動停火、後撤。此後，中印在邊界問題上沒有再發生衝突，——譯注)站在中國一邊的行為提出了抗議，並指出，蘇聯宣佈中立事實上是為了取悅印度。赫魯曉夫在1959年10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訪問北京時，他和他的東道主中國人為這個問題發生了爭吵。四個月後，蘇聯黨（不是蘇聯政府）在給中國黨的一封信中說，中國的行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的表現。在這封信中，俄國人想讓中國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從於他們把自己視為監護人的國際利益。
這兩個問題是任何兩個主權國家都有可能提出的問題。而第三個問題——"大躍進"，則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識形態的兩個國家間才可能提出來。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政治上，俄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對"躍進"表示反感。因為它否定了蘇聯的發展模式，並進而聲稱，中國，這個只有三年社會主義建設史的國家要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並很可能比蘇聯更快地實現共產主義。實際上，它給負責向中國運送商品的蘇聯經銷商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並且給正在中國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帶來了幾乎難以忍受的工作條件。
同樣，俄國人，尤其是赫魯曉夫的行為也十分粗暴和過火。從1958年秋起，赫魯曉夫開始以輕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訪問的人、包括西方的來訪者談論"躍進"。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簽署的軍事技術協議，接著便開始公開批評"躍進"。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向中國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產國際那樣，赫魯曉夫要懲罰中國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赫魯曉夫第一次公開攻擊"躍進"幾乎與彭德懷在廬山寫給毛的那封有關公社的信發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斷定，赫魯曉夫和彭已串通起來，而且他已就中國的事務同資深的中國黨的成員達成了一致行動。實際上，並沒有這些陰謀串通的確切的證據，而且與一個外國人串通，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據彭的回憶，他最初並沒有想上廬山，他只是到廬山呆了一段時間以後才決定給毛寫信。然而，毛這位這方面的老手必然會看出其他的問題；不久，官方的決議稱，彭的干擾有力地支持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集團"。
這些問題一出現，便再次引發了一場有關赫著曉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講話中就已經提出的一些原則問題的爭論，中國人率先開始了爭論。1960年4月，他們在列寧誕辰的那一天同時在《人民日報》和中央委員會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四篇長篇評論文章，它們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列寧主義萬歲》中，這就是：他們比俄國人更信仰列寧主義。他們譴責俄國人提出的關於和平共處、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非共產黨國家的共產黨有可能通過和平道路奪取政權的新主張，認為俄國人已完全背棄了列寧主義。這使俄國人處於了守勢；他們不得不辯解說，自列寧的時代以來，世界已發生了變化，因而有必要對他的一些學說進行修正，但他們在精神上並沒有放棄列寧主義。所以，事實是，中國人已經展開了進攻；蘇聯人在開始反攻前要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
1960年夏，在北京召開的工會會議和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大會上，中國人和俄國人發生了衝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魯曉夫對毛本人進行攻擊，稱他為"極左分子"和"左傾修正主義分子"，並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義相提並論，從而引起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的反擊。這次交鋒在第三國的代表當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他們紛紛以各自黨的名義向雙方施加壓力，敦促他們達成一個一致的協議。這一做法果然奏效，並最終確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開三個會議：俄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雙邊會議，二十六國黨代表會議和八十一國黨的領導人的首腦會議。
在這三個會議上，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主要發言人。他的（許多）聲明和講話的原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但從一些引文和參考資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堅決支持紀念列寧週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觀點的。他對和平共處的看法是，這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間的武裝停戰而已；關於戰爭，他認為，發生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蘇聯擁有的核武器能夠阻止美國發動或引起世界戰爭），但局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路線，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和它們的殖民地必然要發生暴力革命。在實際策略上，他主張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武裝。他認為，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個別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才是正確的（和安全的），而鼓勵陣營以外的共產黨減少戰鬥力則是錯誤的。目前還不能以充分的書面材料證明，鄧曾經在關於全球性的核戰爭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問題上採用了毛的觀點——即核戰爭最壞的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的毀滅，而不是全人類的毀滅。從表面上來看，他很可能已經預感到，在為期八周的爭論期間，要想迴避這個問題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這個問題，他一定會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說法。在其他任何記錄中，也沒有看到過他曾在這個問題上支持過毛。看來，鄧對毛關於核戰爭的看法是持懷疑態度的。
第三個會議最終形成了一個涵蓋一切有爭議的問題並由所有參加者一致同意並簽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蘇衝突並深刻剖析了這場衝突的西方學者唐納德·贊格瑞爾教授的話來說，它實際上是俄國人的勝利４。它不但充滿了所謂蘇聯的基本立場和觀點，而且還是含糊不清和模稜兩可的。只是由於從北京監督著這些活動的毛接受了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少奇的建議，才使這篇宣(他和朝鮮的金日成是唯一兩個沒有出席會議的共產黨領袖——譯注)言得以順利發表。當時擺在中國代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妥協和破裂。然而，正如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劉在宣言上簽名絕沒有使毛改變他的以下觀點或判斷，即赫魯曉夫和蘇聯國內外的其他許多人已經變質為"現代修正主義分子"。
1963年7月，鄧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訪莫斯科。他率領一個小型的黨的代表團同以蘇斯洛夫——意識形態方面的專家——為首的蘇聯黨代表團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論問題再次舉行會談，而且自從1960年前後重新開始會談以來，在關於態度問題上，一方總是認為另一方的行為是十分惡劣的。中國人特別在兩個問題上對俄國人表示了不滿：後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間允許五萬多人從新疆逃亡到蘇聯境內，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前後，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態度公開進行批評。至於俄國人，他們對中國人公然把他們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行為先是說成"冒險主義"，後來又說成是投降主義的說法，也極為憤懣。在會談開始前，雙方各自發表長篇的文件和聲明，充分地和有針對性地陳述了各自的立場和觀點。這成為一個不祥的預兆。俄國人還明確表示，對於他們來說，同鄧的代表團的會談遠沒有同時在莫斯科同美國和英國進行的有關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重要（實際上，這個會議的主題本身就是向中國的挑釁）。雖然赫魯曉夫親自為鄧和他的代表團舉行了宴會，但那是在會談舉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之後。雙方沒有確定進一步會談的日期。這就發出了破裂的信號，而且正如其結果所表明的，這標誌著兩黨間長達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結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毛否決了鄧起草的這份中國人在會議前公佈的文件，也許其中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即使是有的話，也並不意味著毛已不再信任鄧了。毛經常對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滿，而且如果他對給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鄧的能力有什麼懷疑的話，他就不可能派鄧去同蘇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魯曉夫本人較量。無論如何，在這次事件後，他曾表示，對鄧的表現感到滿意。更為不尋常的是，他親自到機場迎接返回北京的鄧，隨後，他又指定鄧擔任一個寫作小組的組長。這個小組是為了準備寫作關於這場論戰的起因和經過的詳細的、公開的報告而成立的。這個報告在1963年和1964年間分九個部分〔簡稱"九評"〕發表，而且頗具說服力。
在國內，從1961年到1965年，鄧主要活躍在兩個領域：制定經濟恢復的計劃，組織一場旨在處理在"大躍進"之後普遍存在於黨內的腐敗、缺乏紀律性和道德敗壞等現象的運動。
恢復經濟計劃主要由四個人負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它的主要內容是調整"大躍進"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創新措施，以年度計劃代替五年計劃，把投資重點從重工業轉向輕工業和農業（從而實行毛澤東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條最重要的建議）。
鄧對其主要內容，尤其是在農業和工業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協調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項經濟和教育活動的政策文件，這些文件都由黨的一位資深的黨員監督起草；他還協調為檢查各項政策而成立的三個委員會的工作。
到1961年底，這些人和這三個委員會制定出了八個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幾套法規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會議來討論這些文件和草案，它們基本上都得到順利通過。有一種說法是，毛批評了鄧在視察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公社後起草的一套文件。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反對作為總書記的鄧為會議所作的"準備"。不管怎樣，反正(一種說法是，在毛還沒來得及討論它們之前，鄧便按照會議議程通過了一個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對此非常氣憤，且責問是哪個"皇帝"膽敢越過他的權力擅自作出這些安排的？然而，並沒有讓鄧靠邊站或讓他作自我批評；毛一定對鄧在短短幾個月內領導幾個特別機構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長期規劃所表現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個規劃幾乎廢除了"大躍進"的所有政策。在農村，雖然公社作為一級單位仍然存在，但它們的絕大部分權力卻被剝奪了。主要的經濟單位成為生產隊，約有三十個農戶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裡平均約有四千個農戶）。土地所有權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要負責其成員的管理工作，並負責付給他們報酬。以公社為基礎的不受人們歡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從此銷聲匿跡。個體農戶又可以擁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種已在全國的一部分地區十分普遍並以農業最終實現集體化道路為指南的政治體制之下，生產隊可以同其成員就執行非農業的任務簽訂合約。到1965年，全國的糧食收成達一億九干五百萬噸，恢復到了發動"大躍進"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業方面，放棄了毛在1960年所倡導的工業管理體制。薄一波起草了一個六十條的管理規劃，鄧把它變成了一個詳細的法規，重新採用責任制和專門化管理，並重新確定了工資間的差別。削減了工業的投資比例，關閉了許多虧損的工廠。結果，數以百萬的工人失業，他們離開城市到農村，或者是返回農村，大大減少政府供給城市的糧食的壓力。工業進入不景氣的狀態比農業晚，最不景氣的時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復卻迅速得多。到1965年，絕大多數工業產品的產量是1957年的兩倍多，並出現了一大批新的工業企業，由於石油產量的迅速提高，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業規模迅速擴大。
鄧本人有關發展的觀點在1958年和1962年間也發生了變化。最遲在1959年10月，他盛讚群眾運動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我們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切工作走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有領導地展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把群眾的智慧和意見集中起來，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看不見群眾的……積極性……總認為，群眾的覺悟不夠，群眾運動是靠不住的……認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眾運動，但是在建設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５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現在看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你不承認這個退？農業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復糧食，第二步恢復經濟作物，同時把農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復起來……過去我也講過，我們的運動大多，統統是運動，而且統統是全國性的，看來這是搞不通的。６
這個變化導致在他和毛之間產生了隔閡，毛一直認為，除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下，"生產力"不會獲得最好的發展。而且從1958年起他就主張，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超出國家和集體所有制的範圍，擴展到了管理體制即吸收工人和農民參加管理，和獎賞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質的刺激和平均分配報酬。在這兩個問題上，鄧同毛出現了分歧。
在重振黨的士氣問題上。鄧也同毛的意見相左。他們都一致認為，一定要消除"大躍進"帶來的消極影響和後果。但他們在關於產生這種消極影響的原因以及解決它的方法問題上卻出現了分歧。毛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許多黨員嚴重缺乏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鄧則認為，根源在於嚴重的政治和經濟所帶來的紀律渙散和士氣低落。毛想通過讓黨的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和接受農民的批評，來教育他們。鄧則認為，只有在地方幹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來的工作組的調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還要受到懲處之後，農民才能發揮這一作用。他還認為，鄉以上的幹部在成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強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農村發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是根據後來以《前十條》著稱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發動起來的，《前十條》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觀點。但很快就發現，地方黨的幹部並不願意組建農民的組織來監督他們自己。因而書記處在9月間又發出了一個文件（《後十條》），把運動的重點從自下的改造轉變為自上的改造。這時，毛似乎並沒有抱怨什麼。但他仍然把這場運動看成了進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必由之路，並熱切地期待著農民組織將成為其主要機構的那一天的到來。
正在這時，劉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個公社呆了五個月，劉本人也在河南的一個公社呆上了兩周，他們兩人都斷定，大部分地方幹部都已經腐化墮落，農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絕不能依靠農民來糾正地方幹部。劉因此便起草了第三個文件《後十條》修正草案，於1964年9月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對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教育可能產生的結果，文件持悲觀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從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隊，對地方幹部的惡習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從而導致了對許多農村地區公社幹部的詳細調查，結果造成了對成千上萬的幹部的清洗。
《後十條》修正案僅實施了四個月的時間。經過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一場激烈的辯論後，毛堅決主張它們應當由另外一個文件即《二十三條》來取代。這就又回到了《前十條》，增加了幾段措詞嚴厲的論述，即這場運動應當被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它的對象是"公社……甚至省級機關和中央部門中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毛也因此發出了一個信號：他已經開始覺察出在他的同事當中出了修正主義分子和階級敵人。
註釋：
１《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53頁。
２《劍橋史》第15卷，第38－39頁。
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４贊格瑞爾：《中蘇論戰》，第365頁。
５鮑威爾和費爾班克：《共產主義的中國，1955－1959》，第599頁。
６《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323－324頁。